历代刑法志

㈠ 刑法志的概述

近代人丘汉平为了汇集刑法志资料,曾编著《历代刑法志》一书,于1938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除收入上列各刑法志及其注释全文外，并从各没有编修刑法志的断代史《纪》、《传》中收集有关材料，汇成《后汉刑法志》、《魏刑法志》和南北朝各朝刑法志编入，另收入清代汪士铎撰《南北朝刑法志》和明代宋濂撰《元刑法志》，作为附录。

㈡ 不直和纵囚有什么区别

中国古代社会实行行政与司法合一的政治体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审判机构和职业意义上的法官群体。但是，出十维护社会秩序，宣扬主流伦理价值观念的需要，履行司法审判职能的群体还是存在的。司法审判机构作为官僚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法官一直是古代官僚的重要职责和基本职能。为了达到司法的相对公正，使各方的利益在社会结构容许的范围内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实现“无讼”的理想状态，对司法官员的责任进行制度化的规范，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的必然选择。司法官责任制度是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发展完善是中国法制史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法文化的体现。以古鉴今，考察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完善，会为现代法官责任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帮助。 拓展资料】本文所研究的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是以二十四史中历朝历代的刑法志、极具代表性的古代法典、以及相关的考古发现资料为主要依据的。此外，对十现代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及观点，本文也适当地加以借鉴。治，所以韩非在《韩非子·饰邪》中道：“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又在《韩非子·五蠹》中主张：“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秦统治阶层设置了严密的法网来统治国家、规范会。在行政管理上，秦朝以是否通晓法令作为区分良吏和恶吏的标准。秦简《语书》载：“凡良吏明法令而恶吏不明法令，不知事，不廉洁??”秦朝对于法官责任制度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次根据司法官员的主观心理状态来裁断司法责任。秦律从故意和过失两个方面来界定司法官员的主观心理状态，并以此确定罪名：一是以故意为构成要件的“不直”罪和“纵囚”罪。所犯罪重而法官故意轻判或所犯罪轻而法官故意重判称之为“不直”。《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记载：“甲有罪，吏智(知)而端重若轻之，论可(何)殴(也)？为不直。”对于司法官员犯“不直”罪的处罚，秦律一般规定罚作劳役或流放。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司法官员对应当论罪的罪犯故意不论罪或隐瞒案情、故意使罪犯不够判罪标准而无罪的行为称之为“纵囚”。二是以过失为构成要件的“失刑”罪。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记载：“士五(伍)甲盗，以得时直(值)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吏弗直(值)，其狱鞫乃直臧，臧直百一十，以论耐，问甲及吏可(何)论？甲当黥为城旦，吏为失刑罪。”在这一案例中，司法官员因过失而错误计算了赃物的价值，属于“失刑”罪。秦朝依据司法官员的主观心理状态裁定司法责任的做法，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法官责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体现。汉代对司法官员的责任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在刑法上，汉承秦制，根据司法官员的主观心理状态来裁断司法责任，如将秦时的“纵囚”罪改为“故纵”，将“不直”改为“故不直”，“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 此外，汉律还规定，司法官员明知犯罪却不敢论处即称之为“不廉”。汉朝初年，鉴于秦代法网过苛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统治阶层奉行黄老思想，实行约法省刑的政策。及至武帝时，由于阶级矛盾激化，统治层一改往日的清静无为，改为强势的司法镇压。汉律确立了“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的原则，对司法官员故意出人罪者较之故意入人罪者处以更为严厉的刑罚。据《汉书·昭帝纪》载：“廷尉李种，故纵死罪，弃市。”而汉宣帝时，商利侯王山寿，坐为代郡太守，故劾十人罪不直，3供或隐瞒案情；三是“惟内”，即办案人员与案犯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四是“惟货”，即在办案过程中索贿受贿、徇私枉法；五是“惟来”，即办案人员与案犯有相互勾结或往来关系。按照当时的规定，司法人员犯有这五种行为的，与案犯同等处罚。这一制度规定了西周时期司法官员的五种违法行为及与其相对应的责任。西周在司法官员违法的处罚上提出了“其罪惟均”的原则，将司法官员应该承担的责任与被告因司法官员违法裁断所受的刑罚相联系，使司法官员应承担的的责任因案件性质的轻重而不同。这一规定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的报应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反坐的惩罚是合理有效的，为后世发展的的法官渎职反坐原则确立了依据。此外，《尚书·吕刑》亦记载：“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这说明西周统治者认为，司法官员接受贿赂、徇私枉法会败坏王朝统治，触犯上天，激起民愤。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对于司法官员的责任规定得愈加严厉。司法官员断案失当而错杀无辜，或者上级司法官员由于监督不力而使得下级官员裁断案件出现错误等等，诸如此类，司法官员均要承担刑事责任。《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晋文公时，晋国法官李离因过听下吏的错案而错杀无辜，自拘当死。晋文公为之开脱道：“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说：“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付其罪下吏，非所闻也。”晋文公又劝言：“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答：“吏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吏。今过听杀，罪当死。” 李离不肯受晋文公的赦免，伏剑而死。可见，当时法官责任制度具有相当程度的神圣性。第二节 确立阶段——秦汉时期 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法家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朝代，因而主张以法律和刑罚作为基本的治国手段。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称：“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既强调君臣上下的区别，又主张不分亲疏贵贱，一律以法为准则，因而，确立法律的权威是法家治国主张的首要任务。法家强调法治，反对人2第一章 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历史演变 根据二十四史中历代刑法志的记载，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始创于先秦时期，确立于秦汉时期，定型于隋唐时期，发展于宋元时期，完备于明清时期。第一节 始创阶段——先秦时期随着国家与法的产生，法官责任在夏朝的法律中已有规定，虽然不够明确具体，但已经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左传》记载，《夏书》中规定：“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夏《政典》中则规定：“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这些刑罚原则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基调，即违法办案应受到追究。此外，在夏朝，司法官责任的内容主要是指定罪错误以及不遵守规定期限办案。《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其中，“墨”即指“贪以败官”，这里包括了司法官贪赃而枉法裁判的行为。商代沿袭并发展了夏朝关于司法官责任制度的有关规定。《尚书·伊训》载：“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诲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为乱风。惟兹三风十愆，邻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强调官员，尤其是司法官员的品格操守、道德气节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由此可见，商代对于司法官员的责任制度进一步发展。西周时期的法律对于司法官责任制度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系统的规定。《尚书·吕刑》记载：“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又载：“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作为司法官员，要慎重地施用刑罚，才能够体现出执法者的德行。西周法律对于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五过之疵”，“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所谓“五过之疵”，就是司法人员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五种行为：一是“惟官”，即办案人员与案犯曾有同僚关系；二是“惟反”，即办员鼓动或允许案犯随意翻免。由此可见，对于司法官员故意出人罪与故意入人罪的处失衡，十分明显。东汉法律对此原则加以修正，对故意入人罪，坐杀无辜者，也予以严惩。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大司徒戴涉坐故入罪，下狱死。”汉律对违背办案程序进行案件裁断的司法官员也予以相应的责任追究。例如，司法官员裁断案件应先请示上级而未预先请示的，或未按诏书及时办案的，均要受到惩处。此外，汉代法律对于司法官员中的贪赃枉法者均予以严惩。汉文帝时，吏多赇求枉法，法轻不足以止，故设重刑，将吏坐受赇枉法(接受贿赂枉法裁判者)之刑，由笞刑改为弃市；对于以武力相恐吓，以恶言相威胁，曲法索受罪人的财物，即恐_收赇的，亦处死刑。《汉书·王子侯表》载：“嗣葛魁侯戚，坐缚家吏，恐_受赇，弃市。”第三节 定型阶段——隋唐时期魏晋至隋，在继承前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有所损益，这些规定在《断狱律》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两晋时期，晋律设有对司法官员出入人罪予以追究的专条。《晋书·王宏传》曰：“擅纵五岁刑以下二十一人，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绩，以赎罪论。”此外，晋律规定，司法官员如果失赎罪囚，则罚金四两。南北朝时期，北魏显宗曾诏令：“诸监临之官，所监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及至隋朝，统治阶层将前代法律所规定的一系列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损益修正，使之更加系统完善。《唐律疏议》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里程碑，集历代立法司法经验之大成。唐律所确立的封建司法系统有序而规范，成熟而严谨，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其中，关于司法官员责任制度的规定十分系统完备，是自夏商以来历朝历代不断发展完善的法官责任制度定型化的标志。而在唐之后的各个朝代，对于司法官员的责任制度的规定只是在唐律的基础上有所增损，并未进行过重大改动。所以，可以说，唐代的法官责任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典型代表。其主要内容如下：1、出入人罪责任。唐代规定法官“出入人罪”，根据其主观的故意与过失，承担刑事责任。故意者罪重，采取反坐原则；过失者，减故意者三至五等处罚。《唐律》规定：“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福！

㈢ 我国古代六艺课程，体现出课程概念的含义是什么

礼乐承担着政治宗法及伦理道德规范教育，为六艺之首，射御为射箭和驾驭马拉战车的技术训练，属军事教育范畴，也含身体锻炼成分。书数为识字和计数教育，属基本常识范畴。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课程的专门化设置产生与夏、商和西周，作为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之主体的《五经》也是殷周以来的文化遗产。

(3)历代刑法志扩展阅读：

人文是社会的人伦序列或规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教育，出于对人伦失序，天下无道的局面的忧患，对四时变化的自然界并未进行充分的探索。

“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当时，庶民子弟只给予“小艺”的教育，唯贵族子弟始能受到“六艺”的完整教育，完成自“小艺”至“大艺”的系统过程。

㈣ 为何廷杖制度令明朝官员爱恨交加

紫禁城自1420年在明成祖的要求下建造完成后就成为明清两代的宫城，用来作为国家的政治权利中心。紫禁城的正门午门更是皇权的象征，是皇家的脸面，而且，午门不是一般人能走的，午门中的正门只有皇帝可以走，即便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也只有在大婚当日的时候，凤辇才被允许自午门正门进入；而科举考试举行殿试的时候，由皇帝钦点一甲前三名则可以由午门正门离开皇宫，这算是无上的光荣，此一进一出，就算是紫禁城在他们身份认证书上盖了章。

由此可见午门的贵重，很多重大的礼仪活动都会在午门主持，比如大型战争后的“献俘礼”。但是，作为现代人来说，午门之所以被人熟知则来源于影视剧的“午门斩首”，实际上这只是影视剧中的一句戏言，历史上并不存在“午门处斩”。午门是皇家宣誓威严的地方，绝不可能作为犯人的处罚地。但“午门处斩”也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明朝时期确实有一项惩罚是在午门进行的，这就是令明朝官员爱恨交加的“廷杖”。

不过，朝廷的其他官员却认为这是违背祖制的，是不可取的，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吴中行等人上疏直谏反对张居正的起复，无一例外的被处以廷杖。其中，元标写完奏疏去呈的时候遇到了吴中行等人在接受廷杖，元标骗过了中官，但还是被张居正发现，也是廷杖八十。这件事一直扩大到廷杖了百余人，才再没有人阻止这件事，最终张居正如愿夺情起复。

以上只是举了几个大型廷杖现场，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廷杖案列，皇帝意志被阻的时候往往就会使用廷杖，在一次次廷杖被执行的时候，它开始让明朝的官员爱恨交加，官员们对于廷杖逐渐发展成三类态度：

其一就是忠君爱国，不怕廷杖敢于直谏；

其二就是害怕遭受屈辱般的廷杖，也怕丢了性命，于是学会了闭嘴；

其三就是有些官员想要以“冒死直谏”的忠勇事迹名垂青史，因此故意“拼死”直谏，换来廷杖，这类人往往真死的可能性非常小。

无论如何，后两类都算是廷杖的畸形病态发展，不该沉默的沉默，该沉默的不沉默，必然导致了言路受阻。而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官员对于廷杖的害怕，由此，后世才弄出了一个“午门斩首”，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廷杖比斩首更可怕，影响更深远，皇帝以为自己的意志得到了自由，实际上却阻碍了官员说真话。

参考文献：《明史》；

朱国桢《涌湩小品》；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沈家本《历代刑法志》；

马腾《浅议明朝廷杖》等。

㈤ 中国古代法制史的成因

自汉以来正史中大多列有刑法志专章。《汉书》刑法志阐述的中国法律起源论，尽管不够科学，但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成书于唐代盛世的《晋书》刑法志，不仅记载了针对汉末律例杂乱无章所进行的带有总结性的立法工作，并且阐述了律学的成就，及其对立法、司法的重要指导作用。尤其是在论证“画一之法”与君主“临事以制”二者的关系上着墨颇多，反映了汉魏以来“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之”的理念。历代刑法志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含法制通史与断代法制史；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于一体的法律史学专著。由于中国古代“刑”与“法”通，所谓“刑，法也”，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又重刑轻民、重公权轻私权，因此无论是上溯法律的沿革，还是叙述本朝的立法过程，都以刑法为中心。这种将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的叙史方式，无疑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

㈥ 陈景良的教学、成就

本科生：《中国法制史》、《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硕士研究生：《唐宋法律研究》、《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史文献史料学》；
博士研究生：《唐宋法律研究》、《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近五年(2002-2007)承担的主要研究课题：《讼师与律师：中西司法传统比较》，教育部人文社会重点项目，2001-2004年，主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6-2008年，第二主持；《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课题，2001-2004年，子项目主持；《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河南大学社科基金项目，2000-2002年，主持。
近五年(2002-2007)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1．《宋代司法传统的现代解读》，《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
2．《试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律观念》，《法史精粹》（法学研究）2003年卷
3．《讼师与律师：中西司法传统的差异及其意义》，《法史精粹》（中国法学）2004年
4．《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现代意义》，《诺维撒德大学学报（英文版）》2005年第6期
5．《宋代“法官”、“司法”与“法理”考略》，《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6．《反思法律史研究的类型学方法》，《法商研究》2004年第1期
7．《宋代司法传统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河南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8．《从人生智慧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法文化的价值》，人大复印资料（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
主编、参编的部分中国法律史教材：
1．《中国法制史》，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
2．《中国法制史》，参编（张晋藩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3．《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参编（李光灿，张国华总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4．《当中国法律思想史》，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5．《中国法制通史·宋卷》，副主编（张晋藩总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
6．《中国法律史》，参编（张晋藩主编），法律出版社，1995年。
近五年(2002-2007)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或奖励：
1、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
2、 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1998年
3、 校511工程学科带头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4年。
4、 省人文社科成果奖。《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主编），河南省政府2000年。
5、 省新闻出版局优秀图书二等奖，《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主编），2000年。
6、 国家优秀图书奖（全国最高图书奖）。《中国法制通史·宋卷》（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2000年。 书目者，为学求知之第一要务也，士之读书者不可不知。梁启超先生有言：“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之职务也。”大学者，旨在引导学生求其博，此乃古今为学之通义。圣人曰：“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研究生者能不求其博乎？此目录乃为师者在教学及读书中偶获之孔见，以备志于学者参考焉。书目分初学、登堂、潜研之三阶段，以应为学循序渐进之规律。
一、初学
1．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此书为原国家教委推荐教材，语言生动简练，深入浅出是此书最大之优点，尤其适合于大学生。
2．[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下两卷，胡万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9月出版。
3．[日]福泽渝吉著：《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
4．冯天瑜、何晓明等著：《中华文化史》，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
5．威尔·杜兰特著：《哲学的故事》，金发燊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11月出版。
6．房龙著：《漫话圣经》，施旅、于一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7次印刷本。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2月第3次印刷本，共4册。
8．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次影印本。
9．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10．钱穆著：《国家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新版本。
11．吴国盛著：《科学的历程》，上下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1月版。
12[美]约翰·麦·赞恩著，刘昕等译：《法律的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二、登堂
余英时曾说，学术不可有门户，但学问却不可无宗师。宗师者，学问之流派师传也。为学拜师谓之登堂；于某一学问境界中略能抒发己见者，谓之入室。古之拜师，礼仪甚严，及至近代遗风尚存。民国时，狂傲奇才如黄侃者尚执贽而北面，尊仅年长自己两岁且同为北京大学教授之刘申叔（即刘师培）为师，非礼尊过制也，乃重道也。入室之途岂有它哉，惟师朱子为学之精神，遵白鹿洞书院之铭训也。一曰居敬体察；二曰用心专一。晦翁云：“学者读书要敛身正坐，缓视傲吟，虑心涵泳，切己体察”，恰如春雨之润苗，未见其增，日有所长。为吾徒者当知，为学如同人生。“人生之世，犹舟之航于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须顺风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此乃梁任公对清华学子之训诫也。古语所谓：“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登堂之途最忌讳用心不专。此为入室之序言，亦吾所寄厚望于二三子者矣。
第一小单元（5种）
1．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发达史》（上下二册），载《民国丛书》选印，上海书店1990年重印本。
2．杨鸿烈著：《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下二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1998年4月影印重印本。
3．陈顾远著：《中国法律史》，中国书店1988年4月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影印。
4．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校勘版。
5．李钟声著：《中华法系》（上下二册），台北华欣事业文化中心1985年7月版。
第二小单元（共10种）
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单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载《蓬莱阁丛书》。
7．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单行本，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载《民国学术经典》11册。
8．胡适：《先秦名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小史》，载《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8月新一版。
1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版。
11．杨东莼著：《中国学术史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载《民国学术经典》3册。
12．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8月版。
13．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12月版。
1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5．《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上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
第三小单元（西方、日本汉学家及部分外籍华裔学者论著，计15种）
16．[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技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版。
17．[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
18．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
19．[英]莱芒·道森著：《中华帝国的文明》，金星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0．[美]郝大维等著：《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施忠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21．[美]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
22．[美]黄仁宇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年2月版。
23．[美]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版。
24．[法]谢和耐著：《中国和基督教》，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3月版。
25．《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刘俊文主编，共十册，其中第八册为中国古代法律专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26．《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刘俊文主编，共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其中第122——144页为中国部分专论，上海书店1999年9月版。
28．[德]夏瑞春著：《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受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
29．胡伟希：《传统与人文》，中华书局1992年9月版。
30．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共十册，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
31．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1995年重印。
第四小单元
31．高潮、刘斌著：《中国法制古籍目录学》，1993年11月版。
32．张伯元：《法律文献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
33．洪丕谟：《中国古代法律名著提要》，1999年10月版。
* 34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法律出版社1999年元月版。其中先秦、战国秦汉、宋、明、清卷用力尤著，多有新说，识者不可不读。
* 35梁治平著：《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
* 36 《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 37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中、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此书虽谓“政治思想史”，实则与古代法律密切相关，尤其于法家用力甚工，读者当识焉。
38．张国华、饶鑫贤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
39．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本。
* 40 马小红著：《礼与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4月版。
* 4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版。
42．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43．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44．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 45[日]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王亚新、范愉、陈少峰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 46 黄宗智著：《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
47．史彤彪：《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
* 48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作者为民国时期才子。
49．[美]D·布迪、C·莫里斯著：《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50．《梁启超法学文集》，范忠信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51．郑秦著：《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52．韩延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通史》，上、下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53．《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陈景良、张中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
54．谢振民：《中国民国立法史》，上、下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55 梁治平著：《法意与人情》，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56．[日]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8月版。
57．程树德著：《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5月版。
58．[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59．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建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
60．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0月版。
61．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
62．[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63．[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等译，1988年3月版。
64．[日]谷口平安：《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
65．江平主编、贺卫方等人策划：《外国法律文库》，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分期出版（法史专业学生者不能全部阅读，可择其法史部分阅读）。
66．季卫东主编、张志铭、贺卫方副主编：《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现出9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分期出版。
67．梁治平、贺卫方主编：《宪政译丛》，三联书店分期出版，共10本。
68．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
69．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70．刘美春、毕玉谦、郑旭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
71．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
72．陈景良等著：《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3．范忠信等著：《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4．梁治平著：《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5．范忠信著：《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6．范忠信著：《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三，潜研
潜者，用心著力之专也；研者，究其原委、探赜索隐也。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谓：“聪明者，多独断之学；潜研者，尚考索之功。”此二途径因人天赋、兴趣、学术背景有异而各有侧重，然二者均须以史料为根基。否则，为学乃游谈无根，向为古人所诟病。治史者当于原始资料处用力，学生若不记此，则毕业之际所获无多，识者鉴之。
1．《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1988年8月版。
2．《中国历代刑法志注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3．《尚书》。此书较为难读，初学者须借助工具书，或找一有注译的版本来读。如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其中有江灏、钱崇开译注的《今古文尚书全译》，可备一读。“吕刑”部分尤为重要。
4．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本书为民国时期大学文史专业必备书目，《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之一种。另外还包括《诸子与理学》、《诗》等，皆由上海书店1997年依旧版重新印出。
5．《礼记》。此书为三礼之一种，现有各种版本问世，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礼记》影印本。该影印本依据清武英殿本印出。初学者易读注释本，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五经全译》，其中即有《礼经》，又称《小戴礼记》。
7．钱玄著：《三礼通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8．《诸子集成》，现通告的有中华书局版和上海书店影印本两种。读者可择其一。另外，中国大陆专门负责古籍整理的中华书局有诸子的各种点校本面世，较权威者如杨伯俊《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
9．《晋书·刑法志注释》，陆心国注译，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
10．《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云梦秦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
11．[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版，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共5本，其中的《官制》、《食货》、《礼》、《刑制》尤为重要。
12．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影印本，上、下两册。此书只有影印本，阅读颇为不易，重点阅读其中的《经籍志》与《刑法志》。读时须备有工具书，如《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修订出版；张旭光撰著：《文史工具书评介》，齐鲁书社1986年版。
13．郑樵：《通志》，中华书局影印本。
14．《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15．[宋]窦仪：《宋刑统》，吴翊如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16．薛梅卿：《宋刑统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7．[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仅有残卷影印本。
18．[清]薛允升著，怀效峰等点校：《唐明律合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9．《元典章》，线装书共4函，北京中国书店依沈刻本印出。
20．《通制条格》，黄时鉴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1．黄时鉴辑点：《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3．怀效峰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24．《中华律令集成·清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明]雷梦麟：《读律琐言》，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6．[清]沈之奇著，怀效峰点校：《大清律例集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7．《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4版。
28．《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据邓广铭所藏影印本出版，共5册。重点有《法令》、《慎刑》两部分。
29．陈智超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30．《大清法规大全》。
近代及专题研究之书目须单独开列，其它史籍资料未一一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