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系失灵
㈠ 请帮忙出几个法律论文题目啊.
论 反垄断法中的企业合并规制
论沉默权 国际贸易中信用证的欺诈与防范
论审判行为 论BOT投资方式的风险
论在物权变动模式下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 论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自由的真义 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法律规制
初谈死刑之存废 论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论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
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之辨析 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考察
谈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和特殊防卫权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
论房产抵押中的法律问题 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基础
浅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原则的运用 论述婚姻法基本原则之自由原则
浅论先占制度 论民事诉讼法中的再审程序
浅谈公司治理可够制度 论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
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浅谈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下的辩论原则
对我国目前违反一夫一妻制现象的浅析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之我见
浅析夫妻侵权责任体系 小议行政分开制度
浅议电子合同生效制度的法律构建 论适应WIO的银行制度
论国际反倾销与中国之对策 反倾销与保障措施的对比研究
试论医药广告法律调整的完善 浅论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
未注册商标法律保护制度之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保护少数股东权益
浅析我国不安抗辩权制度 中外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比较与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的完善
论法定抵押权 试论我国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范围及其完善
论驰名商标的认定保护 浅析我国现阶段金融监管制度
电子商务中的法律问题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
浅析行政侵权损害赔偿问题 从两个案例谈董事的注意责任及完善措施
浅析刑讯逼供 消费纠纷中的举证责任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完善 试论医疗行为豁免权
关于法官根据民法基本原则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 法理研究 浅析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关于民事公诉制度可行性的探究 论加害给付
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论预期违约
论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 物权的自我救济
论正当防卫制度的修改及把握 论沉默权在我国的实现
英美法与大陆法侵权因果关系对我国借鉴意义 论无因管理之债
论宪法的基本原则 论夫妻侵权责任
论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论我国的家庭暴力
论民事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分担 浅析我国协议离婚制度
论精神损害赔偿 对人身伤害大额赔偿案件有关问题法律思考
浅析大学生结婚的问题 论财产继承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论基因专利 试论家庭暴力
浅析辩诉交易在中国的使用 试论离婚损害赔偿
我国合同法第八条之无权处分 试论配偶权的侵权及救济
浅论 商标权和对商标权的保护 试论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 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浅析正当防卫 论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研究 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
论职务犯罪的控制和预防 浅议配偶权
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思考 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制度之比较研究
对我国民事诉讼中审级制度的思考 论专利侵权行为的认定
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 浅析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问题
浅析债权人的代位权的理论与实践 浅析我国婚姻无效制定的基本问题
试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论表见代理之构成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 论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
我国夫妻财产制 试论我国夫妻财产制度
论合同违约责任 论电子商务合同
论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上的适用 论侵权责任构成中的因果关系
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 论我国婚姻法夫妻财产制的价值取向
浅谈我国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 浅论根本违约
浅析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度 浅谈涉外遗嘱继承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分标准 论 反垄断法中的企业合并规制
论沉默权 国际贸易中信用证的欺诈与防范
论审判行为 论BOT投资方式的风险
论在物权变动模式下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 论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自由的真义 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法律规制
初谈死刑之存废 论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论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
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之辨析 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考察
谈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和特殊防卫权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
论房产抵押中的法律问题 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基础
浅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原则的运用 论述婚姻法基本原则之自由原则
浅论先占制度 论民事诉讼法中的再审程序
浅谈公司治理可够制度 论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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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目前违反一夫一妻制现象的浅析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之我见
浅析夫妻侵权责任体系 小议行政分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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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反倾销与中国之对策 反倾销与保障措施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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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注册商标法律保护制度之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保护少数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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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定抵押权 试论我国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范围及其完善
论驰名商标的认定保护 浅析我国现阶段金融监管制度
电子商务中的法律问题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
浅析行政侵权损害赔偿问题 从两个案例谈董事的注意责任及完善措施
浅析刑讯逼供 消费纠纷中的举证责任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完善 试论医疗行为豁免权
关于法官根据民法基本原则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 法理研究 浅析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关于民事公诉制度可行性的探究 论加害给付
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论预期违约
论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 物权的自我救济
论正当防卫制度的修改及把握 论沉默权在我国的实现
英美法与大陆法侵权因果关系对我国借鉴意义 论无因管理之债
论宪法的基本原则 论夫妻侵权责任
论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论我国的家庭暴力
论民事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分担 浅析我国协议离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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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学生结婚的问题 论财产继承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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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合同法第八条之无权处分 试论配偶权的侵权及救济
浅论 商标权和对商标权的保护 试论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 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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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研究 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
论职务犯罪的控制和预防 浅议配偶权
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思考 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制度之比较研究
对我国民事诉讼中审级制度的思考 论专利侵权行为的认定
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 浅析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问题
浅析债权人的代位权的理论与实践 浅析我国婚姻无效制定的基本问题
试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论表见代理之构成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 论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
我国夫妻财产制 试论我国夫妻财产制度
论合同违约责任 论电子商务合同
论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上的适用 论侵权责任构成中的因果关系
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 论我国婚姻法夫妻财产制的价值取向
浅谈我国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 浅论根本违约
浅析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度 浅谈涉外遗嘱继承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分标准
㈡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价值体现
1、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需要。
小股东所占公司股份较少并且比较分散，基于资本多数决原则，无法在公司股东会决议上占据优势。因此，当小股东期望通过公司决议来解散公司以实现自我权利救济时，其目的往往难以达到。此外，公司的由建筑于投资回报率与风险承担系数相一致的基础上，就使那些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中处于支配地位，在缺失限制的权力下，小股东的权益必定暴露在大股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恶性驱逐下。公司司法解散是通过立法或判例，给予小股东在无法实现其合理的期待的情况下的司法救济手段。
2、有利于对公司僵局问题的解决。
公司僵局是公司运行过程中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管理层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导致公司运行机制失灵，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各个机构无法正常运行、履行职责，公司处于瘫痪状态、无法形成有效的经营决策的一种描述。公司正常运营的对立面，主要表现有因股东间或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导致公司的有效运行机制失灵，股东会或董事会因对方的拒绝参会而无法有效召集，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对方接受和认可，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公司的一切事务处于一种瘫痪状态。
股东出资设立公司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公司这一形式来实现资本的增值，获取利润。因此在公司僵局的情况下，股东借助司法救济制度解散公司就成为股东退出公司、收回投资有效途径。
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由于每个股东都不可避免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还是依靠公司内部的协商解决方式不足以解决问题。一旦问题扩大化，既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紊乱，公司财产流失，公司信誉受损，甚至威胁到社会的稳定，长此以往，不但公司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是对社会整体资源的一种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处于闲臵状态，无法得到有效和合理的利用。因此，股东诉诸于外部司法救济手段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外部司法手段救济不仅维护公司本身和股东的利益，也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井井有条，健康发展。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呈现了司法性、强制性及终结性特征，司法解散制度，其实质是个人权利即解散请求权和社会权利即企业生存权的拉锯战。司法解散制度的初衷是是为了解散公司僵局，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一旦解散，将不可逆转的消失，其是一种彻底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对公司还是股东都是两败俱伤。要软化这项维护权利方法的激烈本性，法庭应有权选择在适当的时候提供另一舒缓措施。从各国公司法的情况看，可供替代公司司法解散的其他救济措施包括命令变更公司章程、撤销或变更公司决议或行为，派生诉讼和允许股东请求公司回购股份。
3、实现投资者的合理期待。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为小股东保护自己的权益提了法律依据，使小股东在请求公司解散时不仅只有内部解决机制更有外部司法途径来解决这类问题，使得原本的制度更完善。
㈢ 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为什么不能继续采用
这当然意味着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促进刑事司法公正。所谓从质的方面促进刑事司法公正，其含义是可以确定的，即刑事司法不仅要求实现实体公正，而且要求实现程序公正。而从量的方面提升刑事司法公正，则应是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对此应当怎样理解，需要深入研究。一方面，基于人间的司法不同于人们想象中的“神的审判”，难免会有差错，因此，人们很容易将这个要求视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应当预见到，一旦按照“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完善了我国的诉讼制度之后，刑事诉讼领域仍然会发生不公正的问题。就此而言，这项改革成功的标志，在司法公正“量”的提升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将是个疑问。对这个问题，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确实是个前所未有的高目标，但提出这个目标有其合理性以及必然性。就民众对司法领域的不公正现象的“零容忍”要求而言，党中央对司法公正所提出的这个目标有其合理性；而从司法的公平正义包含着不同内容来看，该目标又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如果说司法的公平正义所包括的刑事实体公正不枉不纵地解决刑事责任问题，其中的不放纵犯罪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充分具备，因而难以在每一个刑事案件中都实现，但至少不冤枉无辜以及“疑罪从无”这个最低限度的刑事实体公正，应当作为目标在刑事审判这最后一道防线中被坚守。另一方面，如果说司法的公平正义所包括的刑事程序公正难以在所有的刑事案件的全部诉讼阶段中都得到保障，那么，起码应该在刑事审判这最后一道防线中得到有效保障。
第二，关于从质和量这两个方面促进司法公正，我们不仅应当看到上限被抬高到了“每一个案件”的司法公正，同时，也应当看到，关于司法不公正的底线也需要相应的上升，以此彰显司法在公平正义方面的发展。在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中，经济总量的增长固然重要，而生活贫困线的不断抬高以及贫困线以下人口数量的减少，同样是重要指标。也就是说，虽然人间的司法终究难免出错，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能够有效预防、避免和减少冤假错案。这正是通过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因为“以侦查为中心”的司法模式所产生的“制约失灵”而导致的冤假错案，通过这项改革，应能进一步得到预防、避免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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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不公平的代价：破解阶级对立的金权结构
作者：史迪格里兹 Joseph E. Stiglitz
译者：罗耀宗
豆瓣评分：7.4
出版社：天下杂志
出版年份：2013-1-4
页数：320
内容简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重建有感成长与社会正义的经典著作
国际媒体报导推荐：经济学人、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卫报、彭博商业周刊、美国公共广播
版权销售超过14种语文
工作机会消失，经济成长停滞，不是全球化必然的结果，是政府管理失能，政策失当！
民主成为一元一票的机制，1%的富人对社会洗脑、绑架政府决策，牺牲99%大众的生计！从北非、西班牙、到英国、华尔街，全球同时怒吼，是挺身而出，为自己争取个机会公平的未来的时候了！这是1%所有、1%所治、1%所享的社会！
我们的经济与政治体系承诺我们要做的事，与他们实际做的事情，两者天差地别到不容忽视的地步！－－史迪格里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是省思全球化与自由市场最清醒的声音。2008金融危机後，史迪格里兹受法国前总统萨科齐邀请，担任国际经济与社会进步评量委员会主席，打破GDP的迷思。
这次，史迪格里兹聚焦全球都面对的世纪难题－分配不均。薪资停滞、工作机会消失，大众的税愈来愈重，但是社会福利却一减再减。根本的原因，就是财团绑架政府、只求自己的财富如滚雪球般膨胀，而政府失能、完全无法矫正市场失灵。受害的不只是中产阶级与劳工，更已经伤害了民主政治与司法体系。
我们必须看清楚财团扭曲的逻辑，站出来改变！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史迪格里兹 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教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有《失控的未来》（Freefall）、《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世界的另一种可能》（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以及和比莫（Linda Bilmes）合著的《三兆美元的战争》（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等畅销书。
无论在美国或国际间，学、仕历练具足的史迪格里兹拥有高度影响力。美国《新闻周刊》称他是「对金融危机始终抱持正确主张的专家」，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暨资深副总裁史登（Nicholas Stern）称他是「当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英国卫报更指出，「我们需要更多像史迪格里兹这样的经济学家」。
译者简介：罗耀宗
台湾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班毕业。
曾任《经济日报》国外新闻组主任、寰宇出版公司总编辑。译作无数，曾获时报出版公司2002年「白金翻译家」奖；现为财金、商业、科技专业自由文字工作者、《哈佛商业评论》全球中文版特约译者。
㈤ 最近世界范围内内部控制失效的案例有哪些请给出一些知名上市公司的案例，最好是近几年的。
1.多元化投资
(1)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
从1992年开始，三九企业集团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通过收购兼并企业，形成医药、汽车、食品、酒业、饭店、农业，房产等几大产业并举的格局。但是，2004年4月14日，三九医药（000999）发出公告：因工商银行要求提前偿还3.74亿元的贷款，目前公司大股东三九药业及三九集团（三九药业是三九集团的全资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至此，整个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全面爆发。
截至危机爆发之前，三九企业集团约有400多家公司，实行五级公司管理体系，其三级以下的财务管理已严重失控；三九系深圳本地债权银行贷款已从98亿升至107亿，而遍布全国的三九系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贷款和贷款担保约在60亿至70亿之间，两者合计，整个三九系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为180亿元。
三九集团总裁赵新先曾在债务风波发生后对外表示，“你们（银行）都给我钱，使我头脑发热，我盲目上项目。”
案例简评：三九集团财务危机的爆发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原因：（1）集团财务管理失控；（2）多元化投资（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扩张的战略失误；（3）集团过度投资引起的过度负债。另外，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环境来看，中国金融体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盲目投资、快速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华源集团成立于1992年，在总裁周玉成的带领下华源集团13年间总资产猛增到567亿元，资产翻了404倍，旗下拥有8家上市公司；集团业务跳出纺织产业，拓展至农业机械、医药等全新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企大系”。进入21世纪以来，华源更以“大生命产业”示人，跃居为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
但是2005年9月中旬，上海银行对华源一笔1.8亿元贷款到期；此笔贷款是当年华源为收购上药集团而贷，因年初财政部检查事件，加之银行信贷整体收紧，作为华源最大贷款行之一的上海银行担心华源无力还贷，遂加紧催收贷款；从而引发了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国资委指定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源集团做清产核资工作，清理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9月20日，华源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净资产25亿元，银行负债高达251.14亿元（其中子公司为209.86亿元，母公司为41.28亿元）。另一方面，旗下8家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合计高达73.36亿元，即这些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几乎已被掏空。据财政部2005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报披露：中国华源集团财务管理混乱，内部控制薄弱，部分下属子公司为达到融资和完成考核指标等目的，大量采用虚计收入、少计费用、不良资产巨额挂账等手段蓄意进行会计造假，导致报表虚盈实亏，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案例简评：华源集团13年来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支撑，在其日益陌生的产业领域，不断 “并购－重组－上市－整合”，实则是有并购无重组、有上市无整合。华源集团长期以来以短贷长投支撑其快速扩张，最终引发整个集团资金链的断裂。
华源集团事件的核心原因： （1）过度投资引发过度负债，投资项目收益率低、负债率高，说明华源集团战略决策的失误；（2）并购无重组、上市无整合，说明华源集团的投资管理控制失效；（3）华源集团下属公司因融资和业绩压力而财务造假，应当是受到管理层的驱使。
（3）澳柯玛大股东资金占用
2006年4月14日，G澳柯玛（600336.SH）发布重大事项公告：公司接到青岛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青岛澳柯玛集团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处置事项的决定》，青岛市人民政府将采取措施化解澳柯玛集团面临的困难。至此，澳柯玛危机事件公开化。
澳柯玛危机的最直接导火索，就是母公司澳柯玛集团公司挪用上市公司19.47亿元资金。澳柯玛集团利用大股东优势，占用上市子公司的资金，用于非关联性多元化投资（包括家用电器、锂电池、电动自行车、海洋生物、房地产、金融投资等），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资金链断裂、巨额债务、高层变动、投资失误、多元化困局等众多因素，使得澳柯玛形势异常危急。
澳柯玛症结并非仅仅是多元化投资下资金问题，关键问题还有自身的管理模式，是鲁群生近17年的家长式管理模式。鲁群生在特定环境中创业成功，然而在扩张中缺乏应有的风险意识，澳柯玛近亲繁殖任用领导现象是企业对市场缺乏应有的敏感度。
案例简评：扩张几乎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而同在青岛的三家家电集团（都是上市公司）却有不同的选择：海尔的扩张基于品牌战略；海信的扩张基于技术突围；而澳柯玛的扩张却选择了不相关多元化道路。
“发散型的多元化扩张，不但没有让澳柯玛做大作强，发而使其一盘散沙”。澳柯玛集团大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其非相关多元化投资；然后频频发生的投资失败和管理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也把集团风险也转嫁给上市公司。应当说，造成澳柯玛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层投资决策失误、投资监管不到位、管理能力不足的综合因素造成的。
2．金融工具投机
（1）中航油的金融衍生工具投机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是中国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公司；是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企业。中航油于2004年由于石油衍生品交易导致5.54亿美元的亏损；被迫于2004年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债务重组。而之前，中航油曾被评为2004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中航油成立有风险委员会，还曾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了公司的《风险管理手册》和《财务管理手册》；风险管理手册明确规定，损失超过500万美元，必须报告董事会。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但总裁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陈久霖一直独立于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班子的领导之外，集团公司派出的财务经理两次被换，集团公司却没有约束办法。
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但是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中航油从事石油期权交易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致使中航油在清算时造成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
2005年6月3日，普华永道发布了有关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以下因素单独或共同的造成了公司在期权投机交易上受到损失：（1)后来被证明从2003年3季度开始的对油价走势错误的判断；（2)不想在2004年披露损失；（3）没有按照行业标准对期权仓位进行估值；（4）没有正确的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记录期权组合的价值；（5）缺乏针对期权交易的适当的及严格的风险管理规定；（6）公司管理层有意违反本应该遵守的风险管理规定；（7）整个董事会，尤其是审计委员会，就公司投机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未能完全履行各自的职责。
案例简评： 中航油从事场外石油期权投机是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国务院1998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01年10月，证监会发布《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对从事金融衍生业务操作来看，中航油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还只是个新手；直接与国际大型基金进行对垒，无疑“以卵击石”。
中航油事件最突出表现在“管理层凌驾”，导致监控机制的失效；直接抵触了内部控制的经营合规性目标和报告可靠性目标。其违规之处有三点：一是做了国家明令禁止不许做的事；二是场外交易；三是超过了现货交易总量。 其报告不可靠表现在：从事期权场外交易没有在财务报告上披露，也没有直接向母公司汇报。
（2）南方航空的委托理财
南方航空集团公司2004年7月间曝出的巨额委托理财投资损失；随后，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对南方航空实施了专项审计；广东证监局也在2005年10月对南方航空股份公司进行了检查。2004年绩效考核的179家中央企业中，南航集团由于重大财务违纪事件，从B级降至了C级。2006年4月底，在香港、纽约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2005财年巨亏17.94亿元人民币；公司将其归结为航空燃油价格持续暴涨，以及近年收购北方航空、新疆航空两家公司导致的费用攀升；但这显然难以说服市场。
南方航空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具备良好的信誉凭证，不用任何抵押即可以从每个商业银行获得10至20亿元的贷款。用银行的钱来进行投资理财，确实是赚钱的商机。南航集团从2001年就开始进行委托理财业务；与南航集团有过委托理财业务的有汉唐证券、中关村证券、世纪证券。南航集团调集巨额资金乃至账外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其中仅流向深圳世纪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即达12亿元。
南航给世纪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基本上被世纪证券用于重仓持有南航集团旗下的南方航空(600029.SH)。南方航空2003年7月25日上市，当时因“非典”的影响，南方航空上市首日收于3.88元，是四大上市航空公司中股价最低的。世纪证券在此低位入货，3个月不到，南方航空从4.2元上涨到6.8元，升幅超过60％，世纪证券也获得了丰厚的账面利润。但随后，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压力下，航空股开始萎靡不振，世纪证券因此损失惨重。从世纪证券账面上看，南航委托理财的12亿资产已经无法偿还。也正是由于对南航所形成的巨大债务压力，世纪证券被迫走上重组之路。世纪证券无力归还南航集团12亿元委托理财中的7.15亿元，南航集团无奈只得将其实行债转股。
2005年8月，南航集团副总裁兼上市公司董事彭安发、南航集团财务部部长的陈利明因涉嫌违法，先后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2006年3月二人被广东省反贪局移交广州市检察院起诉。2006年10月16日，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原财务部部长陈利民因涉嫌挪用、贪污、受贿等罪，接受广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庭审。据检察机关侦查证实，2001年8月至2005年5月，陈利民利用经办委托理财的职务便利，采用先办事，后请示或不请示；只笼统汇报理财收益，不汇报合作对象或隐瞒不报等方式，大肆超范围地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已侵吞集团部分理财收益，收受回扣；超权限地从银行贷款供个人、朋友注册公司、经营所用；收受汉唐证券、世纪证券、姚壮文贿赂近5400万元，挪用公款近12亿元，贪污公款1200多万元。
案例简评：南航集团的委托理财业务，实际上是南航集团用自己的钱，借助于证券公司进行操作自己的股票。从法律法规方面来说，不论是国有资金入股市炒股，还是利用自有资金操作自己股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说，南航集团几十亿的委托理财业务集中于公司2-3个人的运作，企业决策层、党委、内部审计监管没有跟上，虽然不能肯定存在管理层纵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是对重大投资监控不到位；个人收受贿赂、挪用和贪污公款，反映了关键人员的道德败坏和企业基本内部控制的缺失或管理层凌驾等问题。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便利。
（3）国储局的铜期货投机
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市场上通过伦敦金属交易所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0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12月21日。但自9月中旬以来，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这些空单无疑已经造成巨额亏损，而该交易员刘其兵则神秘失踪。国储局的交易对手包括斯迈尔金属公司、瑞福期货、伦敦标准银行、巴克莱银行、曼氏集团、AMT、萨顿公司、以及一家总部在法国里昂的基金公司。
国储局选择了部分交割，即向伦敦交易所交付5万吨现货铜，其余15万吨的空单展期到远期。市场人士指出，国储目前以3.7亿元左右的亏损，换得了短期的风平浪静；但是与国际基金的对决还将继续，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出现，不排除基金再度逼仓的局面出现。
在国储铜事件上，同样是普通的调节中心的交易员，一边为中心做交易，一边为自己建立了多达20万吨的头寸，严重被套且长时间没人发现；另外，交易行为由原来的两个岗位变成由刘其兵一个人操控。
案例简评：国家物资储备是国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力量，是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当国储局从负责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调节向投机赚钱的方向转变时，它就已经开始背离其固有的职责。
同中航油期权投机案一样，同样是小角色、新手的国储局，与国际基金大谔对垒，显然不是其的对手。
吴其兵进行投机性铜期货操作，显然有悖于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限于套期保值业务。对于重大的期货业务交易由一个人操控，严重违反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不相容职务分离）；另外，一起跟进的与公司业务相当的“老鼠仓”，说明关键交易员存在严重的道德败坏。
㈥ 结合拜登与特朗普这次大选分析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如何“失灵”
现在说失灵还有些太早了吧
根据它们的相关规定，参选人对选举结果有异议的话可以通过司法渠道来解决，由异议人先是向其认为有异议的州法院提告，州法院有权选择是否受理并作出裁决。提告人对裁决不服的话可以向联邦法院提起上诉，联邦法院是终审法院，它可以对这个争议做出最终裁决。
现在还只是进行时，什么是失灵？就是做出终审判结后一方（异议人或者州政府）依旧不服，造成族群间出现动荡撕裂甚至是使国家陷入内乱内战，这才叫失灵因为所有的相关机制都失效了。
不过美国建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它们历史上打官司很常见，但最终都会尊重联邦法院的判决。美国人其实有个逻辑或者说是政治规则就是输了无所谓，但要输得起，死缠烂打胡搅蛮缠才是耻辱会被所有人蔑视，那你的政治生涯基本就算结束了以后没人会搭理你，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不认账的情况。
㈦ 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境或阻碍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
▶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还要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现实表明，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举，是法治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并从对矛盾的分析入手，厘清法治社会建设的进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其权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为武器，另一方面却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这些矛盾导致维权与违法往往交织难辨。
二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机关的服从、配合与支持日益淡化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决的习惯，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其诉求愈加多元复杂。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低。这种下降状态又反过来削弱公权力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能力和资源。
三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则的抽象认同与人情、关系、私利、政绩大于“国法”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厉行法治早已是共识，宪法法律至上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观念认同。但在具体的行动中，特别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务上，人情、关系、私利、政绩等不正当考虑迅速成为行动者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处于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五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六是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七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应对方式的简单化、低效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事务日新月异，纷繁复杂，情况和形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社会矛盾进入漩涡期，治理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然而社会管理模式仍然滞后，不少应对方式过于简单、低效，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应对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统治理。
第一、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第二、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第三、制度改进，使规范体系管用。高度重视法律规范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系统性以及可实施性的问题。积极完善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推动构建和完善社会自治规则，合理配置实施资源，努力创造实施条件，保证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相互配合协调发挥作用。
第四、秩序建构，有效控制不当社会行为。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要强化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外部行为的规范和内部治理的引导。要切实解决专业中介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场规则的问题，要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诚信和公信，透过秩序的建设和维护持续规范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王利明
▶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决议里，已经把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确立下来了。从管理模式上来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负面清单管理给予市场主体广泛的行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场主体的潜在活力。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所无法预见的，立法者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从而无法相应的强制性要求别人去做。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大量的是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法律的沉默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地带，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单管理这样的模式下，它实际上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对这样一个法律沉默的空间，并不允许市场主体就可以直接地进入，能否进入，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还是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市场主体的行为的空间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限制。但是负面清单管理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市场主体才无法进入，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因此，与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凡是法无禁止的，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间”，政府机关也不得设置额外的审批程序，实际上就给了市场主体非常大的行为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就是经济活力的保证。
第二，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模式？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限制和规范公权，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审批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权力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决定了针对谁，能够干什么，其实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政府依然还是在管理，政府实际上通过规章等各种规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着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许多规章其实都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宣布这个事归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报批，三是不报批我就要处罚。
那么一旦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以后，凡是负面清单之外的，凡是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禁止的，所有这些部门领域，不得再进行审批。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所以它体现了法制的一个基本的精髓，这就是规范公权。
第三，这种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开的、透明的、可预期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可以说在很大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下，负面清单的内容本身是公开的，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也是公开的，除负面清单明确列举的事项之外，市场主体原则上都可以自由进入，例如，在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一个企业要进行投资，应当首先去找一名律师咨询，看看现在要进入的投资领域，是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限制禁止的领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限制之列，那么其就可以放心地进入。这样对于行为的结果，企业也能够产生一种合理的预期，所以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公开预期的效果。
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真正使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到机场去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每次进入安检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明确列举法律法规要禁止携带的物品，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正面清单管理方法，即明确列举哪些物品是可以携带的，则机场可能需要将所有可以携带的物品列出来，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个安检人员每天要检一个人，都要检几个小时。这必将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会给安检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其也更有效率。规则和空白地带，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这就会非常有效率。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看，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职权法定原则相结合，这两项原则正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下一阶段法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吴志攀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必须开大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
▶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国，首先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同步的。离开了法治，市场就会混乱，经济就不可能起飞，更不可能平稳、高速地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条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今天，当改革开放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新的时期，就不得不更加强调法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已经有一代人的实践（中国的传统，三十年为一代），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在下一个阶段，我认为要通过加强法治来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从海南岛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也要好几个小时，这么大一个国家，维护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照顾好各个地方的不同特点，调动各地的积极性，这是执政兴国的一个基础。分税制改革之前，我们的中央财政略显单薄，而一些地方财大气粗。那时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在“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实际上重新划分了财权，中央财政大大充实了，同时，城镇的房屋市场化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些改革，影响深远。但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只有好处，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极面。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卖地，房地产成为主要支柱产业，但泡沫大了，有问题，老百姓也受不了，国务院三令五申平抑房价，先后出台《国十条》和《国五条》，但收效都不明显。还有地方债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复杂。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要算经济账，还要有法治。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强调依法治国，治国首先就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然是宪法，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体制所确定下来了的，但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各个部门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轮的法治建设与改革，要在这方面下力气。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市场行为的“裁判员”，企业是市场的“运动员”，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两者不能混同。还有，运动员也应该分分类，有的是跑长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里有便宜可占就到哪里去比赛。例如，很多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央企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实力雄厚，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业，拼命往房地产市场里钻，到处拿地，而且把地价抬得很高。政府办企业，当然要实现保值增值，但办企业的目的不止是为盈利，还有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央企，应该多花一些精力去发展那些中长期的、战略性的、风险大一些、利润可能不那么高的大项目，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长远发展。而不是房地产这样的，利润高，见效快的竞争性项目。地方政府当然特别欢迎央企去拿地，怎么拿他们都高兴，一切可以开绿灯，但这样一来，市场就可能有点乱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这样算法治吗？不好说了。未来着力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领域，加强法治建设。
其三，要更加强调，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中国社会对公平的敏感，超过了西方。对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应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维护公平不容易。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尽量多考虑弱势群体，不能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现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全民覆盖的医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等，都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些方面还要加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经济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但进入了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大船，要开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这样船才稳当，才能乘风破浪。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不断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李 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
▶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顶层设计的立法模式转变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立法不当问题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虚设。为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我国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立法观念和立法模式。立法应当充分代表民意、体现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权力滋生的腐败，从制度和规范的源头上维护人民利益。一是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观，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立法观；从片面追求立法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和实效的立法观，转变为立法质量和实效第一的立法观；从重立法效率、轻立法民主的立法观，转变为民主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观；从只管法律制定不顾法律实施的立法观，转变为兼顾立法与法律实施并以法律实施为导向的立法观。二是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强领导、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
第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转变被动立法局面，使立法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一是推进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年轻化、专职化、专业化，让人大常委会委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履行职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制度，适当延长每年的会期，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时间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听制度，让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参与和监督立法过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弥补人大常委人数少、时间少、专业知识不足等欠缺。五是进一步扩大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比重，增强立法的全局性，从源头上预防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推进民主立法。扩大不同利益群体公开主张、表达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博弈实现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广泛的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立法事项，原则上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和反馈制度。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对影响重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确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全面参与立法、有效开展立法博弈，保证人民群众立法诉求的充分表达和宣泄。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进立法公开，建立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法旁听制度，旁听代表有权发言，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㈧ 中国农地保护制度改革: 思维和视野的突围
(一)国内不同地方农地制度改革的尝试
1.安徽等省份的农村宅基地抵押试验
2008年4月9日，来自安徽省的消息称，安徽省将建立并实施农民住房产权登记制度，农户获得建设部门发放的房屋所有权证后，可以以农村住房作抵押获银行贷款。4月15日，在抵押担保问题上，浙江省表示计划根据农民住房特点和银行抵押贷款的条件，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地区试点农房抵押贷款。5月19日，山东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要拓宽农户小额信贷和联保贷款覆盖面，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抵(质)押标准，创业人员的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均可作为抵(质)押品”。
但是，按照目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相关法律，农村宅基地只能在村集体内部流转，尚不允许城市居民或外村人购买，也就是说，农民的宅基地和土地不能进入市场交易，也没有获得抵押贷款的资质。同时，相应的房屋权属登记系统也极为滞后，缺乏进入市场的技术支撑。
2.枣庄市的土地资本化试验
2008年9月14日，我国第一家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所———山亭区徐庄镇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所揭牌成立。枣庄市市长陈伟亲自把土地使用产权证颁发给了徐庄土地合作社的280户农民。领到土地使用产权证的徐庄土地合作社理事长张凯华，兴奋不已。不久后，张凯华便以部分土地使用产权证作抵押，得到了山亭农村信用联社两笔共45万元的贷款，用于采购急需的化肥和从事水利设施建设。这标志着国内各地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案例中，增加了一种新的模式。
3.嘉兴市的“两分两换”改革试验
按照规划，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4800多户农户将全部搬迁到集镇居住，这是嘉兴新一轮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带来的新现象之一。
2008年4月，嘉兴被列为浙江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针对优化土地使用制度这个核心，按照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即“两分两换”)的总体思路，嘉兴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开展节约集约用地试点加快农村新社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率先在浙江省开展探索与实践。
土地置换后，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和土地用途。土地流转后，农民凡是非农就业的，3年内必须实现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对已经进入老龄阶段的农民，逐步提高养老保险的待遇。嘉兴确定了首批9个试点镇(街道)，试点区域总面积达265km2，农户近4万户，人口近15万人。目前，嘉兴的试点改革已进入实质动作阶段，农民集聚新社区建设启动，签约换房(或搬迁)农户达2100多户;共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3万多亩，约占全市流转总数的近8%，其中5700多亩实现了二次流转，已签约农业投资项目6个，签约投资额6600万元。
4.成渝地区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
(1)成都市温江区的“双放弃一退出”
所谓“双放弃一退出”，就是通过建立居住、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激励机制，鼓励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产业的农民自愿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集体经济组织，进入城镇自主购房或按政府规划要求进入集中居住区居住。退出的宅基地收政府组织复垦，腾出的集体建设用地按规划集中使用，对“双放弃”的农户进行合理补偿。
(2)成都市锦江区的“统一流转”
具体做法是政府主导，统一规划，统一流转。全区成立了土地储备拍卖交易中心，建立起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平台，集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在土地交易中心公开挂牌交易。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入和土地整理后新增农用地的流转收入，在扣除土地整理成本和配套成本后，预留50%的收益用于保障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社保，另外40%的收益用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再发展，其余部分作为红利分配给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3)重庆市九龙坡区的“九龙—云阳”跨区域统筹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统一部署，根据总量不变、占补平衡的要求，合理调剂区域间建设用地指标，保证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通过互建设园、财税分成等方式，建设九龙—云阳工业园，实现主城区支持库区、主城与库区联动发展。
(二)农地制度改革思维和视野的突围
按照马林诺斯基的观点，任何仅从法律的观点研究土地产权制度的企图，必然导致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对于当地人的经济生活不具备完备的知识，就不能对土地的产权制度进行定义和描述。而且，你必须首先知道当地人怎样使用他的土地;怎样使得民间传说、信仰和神秘的价值围绕着土地问题起伏变化;怎样为土地而斗争，并保卫它;懂得了这一切之后，你才能领悟那规定人与土地关系的法律权利和习惯权利体系。
正如有人看到一个醉汉在黑夜里的路灯下似乎在寻找什么，便过去问询。醉汉说:他的钥匙丢了，他在寻找他的钥匙。路人说:为什么你总在路灯底下寻找?醉汉说:因为只有路灯下才看得见。在面临解决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这样的复杂问题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视野不能类同于这个醉汉，只愿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和领域内寻找答案，总是受制于自己的个人基本价值观，即使这个答案并不在所能见到的范围内。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并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但是，必须充分重视“高估成功率是普遍现象”、“人们更倾向于信任‘小数规律’”以及“与其承认错误不如更多的损失”等行为经济学现象，在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不断降低管理和交易成本，全面提高改革绩效。
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在整个国家的平衡和稳定中，国家与农民是中轴。因而，在我国发展和建设的逻辑中，土地政策是平衡农民、国家政权和现代化的一种重要工具，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寻找多方可以接受而且满意的平衡点。这种改革，不能只从法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还必须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更需要在实际工作的基础上，从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立场和属性进行考察和探究。
(三)土地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
1.土地市场体系
现有的土地市场体系因在农地非农化的成本和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在对农地非农化外部性控制上的困难性等问题，而一直受到批评。对于市场体系中能够体现的经济价值的分配，中国正在进行相应的改革，随着“招拍挂”比例的增加、“收支两条线”的实行等，对规范现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收益分配、提高农地非农化制度的置信度、稳定农民和其他利益主体的情绪及提高合作意愿都有好处。然而，由于现有土地市场体系的割裂局面，市场本身的价格机制和供需机制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加上产权本身的弱点，降低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果，造成了土地市场的失灵。进一步的是，现有的市场体系仍然无法解决忽视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问题。所以总体上看，这些制度环境层次的问题都不利于土地市场降低农地非农化的交易费用，也直接影响了治理结构层次的选择。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上，打破现有的市场割裂局面，是土地市场体系改革的方向。然而，为了实现对农地非农化外部性的控制，以及满足现阶段经济增长对农业生产剩余索取的要求，现有割裂的市场体系又十分必要。从这点看来，打破市场的割裂局面，其本身的交易费用会非常高。另外，对于控制农地非农化外部性的问题，或者如何在现有的市场体系中纳入农地的非市场价值，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评估方法只能是一种工具，关键的还是需要通过产权等制度安排和相应的治理结构的设计来实现。而涉及产权的改革，自然需要面对更大的交易费用。比如，理论上如果将农地的非市场价值写入制度，赋予相关的利益所有者，农地的非市场价值自然会“内化”到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体系。这时，就不需要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实现交易费用的降低。但是，这个论断的前提是必须考虑了产权制度的设定和改变的成本。所以在现实中，从建立有利于治理结构改变的制度环境入手，才是更符合效率的改进措施。已经有一些可以借鉴的例子来说明如何通过建立有利于治理结构改变的制度环境来实现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比如，通过建立有机蔬菜的认证体系，引致有机蔬菜比普通蔬菜价格高，就是一种生态价值的“内化”。所以，考虑如何通过与土地资产产业链的其他环节的产品价值相结合，建立一种利于信息流通的价格机制，将有利于提高现有土地市场体系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的能力。比如，房地产开发位于湿地保护区附近，则该房地产的价值必然比具有相似其他条件但不具有湿地景观的房地产价值高，而如果赋予了农地所有者相关必要的信息，则该地区的生态价值将可以“内化”进非农化后建造的房地产中。
2.土地规划体系
现有的土地规划体系还是一种指标的规划体系，而不是西方国家成功的“空间规划”的概念。指标规划体系带来的一个潜在问题就是“层级制”中信息流通的矛盾，导致了农地非农化在指标上具有“低排他性”和“高竞争性”的“公共池塘资源”的特征。土地利用规划缺少公众参与、信息不对称，无法促进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意愿，同时造成执行和监督上的困难，这些都会导致对农地非农化这种“公共池塘资源”的过度利用，必然也导致了土地规划体系在农地非农化的外部性控制上功能的减弱。
将土地规划体系从“指标规划”的特征转变为“空间规划”的特征，同时优化规划体系的信息流通机制，比如增加规划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这一方面是规划制度本身设计的问题，另一方面与产权制度也有很大联系。如果土地的产权能够充分引起公众的兴趣，公众参与将不再是被动地由政府来推动。总体来看，规划制度在信息不对称和无法促进长期合作上，其改进产生的交易费用不会比产权制度改变所产生的交易费用高，因此从这个方面看，土地规划制度的改进可以实现制度环境的改进，从而为资源配置和治理结构层次服务。
3.土地行政体系
从上面对现有农地非农化制度缺陷的扫描可知，土地行政体系在两个方面存在改进的需求。一方面是土地行政的宏观层面，一方面是土地行政的微观层面。宏观层面是指对农地非农化行政体系中的监督体系的改进需求，以及“从下到上”地改进治理结构的试验机制。微观层面是指农地非农化从业人员层次的行政管理体系改进需求。
对于宏观的监督体系，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现有中央政府负责为特征的监督体系不能够满足监督的需要，造成了大量的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其次，在政府通过土地规划来垄断土地征用市场和土地一级市场的过程中，垄断的行为理论上是可行的，可以起到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但政府垄断行为的本身需要监督;再次，无论是监督体系如何改进，谁来监督“监督者”?这是理论上和实践中始终面对的难题。因此，针对这三个监督体系的改进，是未来可行的改进方向。这可以通过改进土地规划体系、改变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提高农地非农化信息的透明度和增加农民及普通市民的监督权力来实现。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加强监督，不是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和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作用不能被抹杀，这在现有经济社会体制下尤为重要。
对于宏观的“从下到上”地改进治理结构的试验机制，是实现制度自发向效率“进化”的有效机制。这种“从下到上”的机制，有利于根据当地实际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设计和安排相应合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地股份合作制”都是经典的“由下到上”的证据。现阶段对这种地方的“试验”模式还缺少规范的制度环境的支持，所以这方面是未来制度环境改革的重要方向。
对于微观的行政体系，随着政府机构的调整也一直在不断改革。现阶段的岗位设置和绩效考核体系，已经能够起到激励、监督、惩罚相应农地非农化从业人员的目的。然而，也不能排除少数从业者无视法律法规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增强职位安全感上，现阶段已经做得很好，因为已经是“公务员”的岗位设置。当然，在增强上下级信任、忠诚、政令畅通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果针对不同具体职位，根据不同的待遇、不同的绩效考核机制、不同的奖惩机制来提高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忠诚度，是土地行政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的。这个方面改进的成本(新增加的交易费用)似乎更小，而收益(减少其他交易费用)似乎很大，因此，是值得现阶段的制度改进考虑的。
4.土地法律保障体系
目前一直缺少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土地的产权和解决土地的纠纷。
缺少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指，缺少到达自然村和农户层面的土地登记体系，缺少系统的土地利用违规、违法行为的惩罚机制，缺少解决土地利用冲突的正式的法律条例和条文。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土地法律保障体系就不可能运行良好。
缺少独立的司法体系是指，现有的体制一直受到政府行政部门的影响，这对产权、法律、市场、规划等方面的公信力和效果都产生很大影响。虽然，中国的法院系统和行政系统是独立的系统，但是对于土地冲突和纠纷，比如农地征用的纠纷，法律还是规定由批准项目的政府来裁定。这无疑增加了土地法律保障体系的复杂程度。
建立和完善土地法律体系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固然受到政治上的限制，但基于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和独立的法院体系，对这个方面的改进，其交易费用似乎也并不是很高，同时，其收益又是明显的，所以对土地法律保障体系的进一步改进，将对治理结构层次的选择产生积极的影响。
㈨ 怎么让“鸿茅药酒案”成为一个法治标本
4月17日，针对“谭秦东损害鸿茅药酒商品声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回应：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指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听取了凉城县人民检察院案件承办人的汇报，查阅了案卷材料。经研究认为，目前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令凉城县人民检察院：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变更强制措施。公安部亦表态，已责成内蒙古公安依法开展核查工作，加强执法监督，确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理。
所以，舆论既要看到当地公安机关办案引起的巨大争议，也应该看到，当地检方亦有坚守法律底线的作为。同样是在当地，大家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喝着同样的水，当地检察院此前就主动做出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这也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