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查的范围

『壹』 不服从公安机关做出的刑事拘留案件属于司法审查范围吗

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根据侦查的证据，认为不构成犯罪，撤销案件，否则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检察院审查作出是否批准逮捕决定，检察院行使的是司法审查权。

『贰』 司法的范围

司法工作人员是参与司法工作的人员，司法人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获得相应的法律职业的从业资格才能被称为司法工作人员.并不是在法院，检察院工作的人员都是司法工作人员，因为法院有一部分人是从事的行政方面的工作，比如法院的书记员就是法院里的行政人员，所以必须以法理学的角度界定司法工作人员。 广义的司法工作人员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以及在法院，检察院工作的司法工作人员。狭义的司法工作仅指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官，检察官，律师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司法工作人员作为国家在司法活动中的化身，是国家司法权利的具体执行者，其在司法活动中所实施的行为无不与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统一实施密切相关。可以说,司法工作人员能否代表国家正确行使司法权，是我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真正依法治国的关键。因此， 司法工作人员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秉公执法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也是确保司法公正、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当前司法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渎职犯罪时有发生，不仅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而且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司法公正。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众人多将“公检法司安”统称司法工作

『叁』 司法审查特有原则

我国现行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 （一）我国现行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 我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15］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我国现行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七个：（1）证据是否确凿；（2）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3）是否符合法定程序；（4）是否超越职权；（5）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6）是否滥用职权；（7）是否显失公正。 对于上述标准，我国学术界又有不同的归类。一种观点认为，上述标准可归结为合法性标准与合理性标准两方面，其中合法性标准包括主要证据是否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合理性标准包括是否滥用职权、是否显示公正。［16］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只有合法性标准，没有合理性标准，滥用职权与显示公正都属于合法性标准的范畴。［17］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并认为第二种观点既不符合立法原意，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还容易造成《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关于“合法性”理解的严重冲突。 （二）我国现行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缺陷 从形式上看，上述我国司法审查的标准与国外司法审查的标准基本相似，如都审查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都采用程序标准和合理性标准。但仔细分析，我国司法审查的标准与国外相比则存在重大区别，进而表现出我国司法审查标准的缺陷。 1.既重视对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审查，也重视对行政行为的法律问题审查，采用了全面、严格的审查标准。这一点与大陆法系国家基本相同，但与英美等国家根据司法审查的强度来确定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不同。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事实问题的审查规定了非常全面、宽泛、严格的审查标准，即证据是否确凿。证据确凿是指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确实、充分，它包含着对证据质与量两个方面的要求。它要求法院不仅要对已有证据进行全面的审查判断，而且必要时可以主动收集证据或要求当事人补充证据；不仅要审查事实的合理性，而且要审查事实的正确性。这一全面、严格的审查标准是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追求客观真实与实事求是的诉讼理念以及行政程序制度不发达的产物。对于法律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严格的司法审查标准，如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行政行为法律适用的审查标准应归为严格标准，法院往往是用自己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选择来衡量行政机关对法律规范的适用，在此基础上作出合法与否的判断。”［18］ 应当说，“由于我国司法审查的历史不长，政府本位意识强烈而守法意识淡薄，加之缺乏完备的行政程序的约束，面对无孔不入而又常常出轨的行政权，在司法审查中实行严格的审查标准是必要的。”［19］但是，对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实施严格的、同等强度的司法审查，其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方面混淆了行政权与司法权本质区别，致使法院通常要以自己对事实的判断来衡量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判断，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发挥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各自优势，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调动行政机关的积极性。而实际情况是，由于行政事务的专业性、技术性等特点，决定了在很多时候法院对事实和法律的认辨能力可能并不比行政机关高明。因此，对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进行适当区分，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便显得尤为重要。 2.即重视对行政行为的实体性审查，也重视对行政行为的程序性审查。但是，与国外不同，我国行政行为的程序性审查仅仅局限于法定程序的审查。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样就把是否法定程序作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众所周知，我国具有长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行政诉讼法》把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准，第一次把程序提高到与实体并重的地位，体现了程序与实体并重的原则，是我国行政法历史上立法观念与立法技术的重大突破。［20］但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程序。［21］而行政程序除了法定程序外，还包括非法定程序。《行政诉讼法》把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准，表明对于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但是违反了非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法院不能判决或撤销。目前，我国法定程序不违法而非法定程序违法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行政程序立法极不完善，除了《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处罚行为应遵循的程序，其他大多数行政行为尚缺乏严格的程序性规定。实际上，即使将来我国制定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多样以及立法技术、立法者认知能力的局限等因素，行政程序立法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必然会有程序方面的漏洞。因此，如果仅以法定程序作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程序性标准，那么我国司法审查的程序标准将过于狭窄，不能给予相对人应有的司法救济。 3.重视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淡化或忽视合理性审查标准，这一点也与国外不同。 从《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来看，我国司法审查的标准既包括合法性标准，也包括合理性标准，适应了世界各国行政法发展的潮流。但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合理性标准的规定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发展自己的一套理论。这既有《行政诉讼法》立法缺陷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机关过于自抑的原因。（1）以合法性标准排斥合理性标准。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就确立了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标准。《行政诉讼法》的这种规定容易造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认为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只能进行合法性审查，不能进行合理性审查，这就造成《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了合理性标准经常处于虚置状态。（2）缺乏合理性审查的明确标准。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了“滥用职权”与“显示公正”这两大标准，但尚无缺乏明确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对于什么是“滥用职权”，什么是“显失公正”还缺乏明确的界定，这对于过于自抑或过分依赖规则的法院来讲，这两大标准就过于抽象与笼统，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经常处于被束之高阁的境地。譬如，从近年来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情况看，尚未有依据“滥用职权”作出判决的案例，依据“显失公正”作出的判决也很少见。（3）合理性标准适用范围狭窄， 并造成《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脱节。《行政诉讼法》规定，显失公正标准只能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但是，在行政执法领域，并不仅仅在行政处罚领域才存在合理性与否的问题。《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行政复议决定既包括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后的结论，又包括对不当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后而得出的结论。在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对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以外的不当行政复议决定，是否也可以起诉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很显然，在这一点上，《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之间，甚至《行政诉讼法》内部条文之间是脱节的。因此，在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膨胀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司法审查的合理性标准不利于其应有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维护。 三、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完善 针对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存在的上述问题，我国应在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适应WTO规则的基本要求，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予以完善。 1.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 我国的法律传统与诉讼理念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因此，司法审查的标准与大陆法系相近。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传统的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已逐步消解，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理念已初步确立，这要求我国的司法审查标准作出积极的回应，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 司法审查标准作为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关系的“调节阀”，既不能过于宽松，也不能过于严格，必须结合行政案件涉及问题的性质，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一般说来，对于一个问题，它既可能是事实问题，也可能是法律问题，还有可能既涉及法律问题，也涉及事实问题。因此，（1）对于事实问题，进行有限审查，采用合理性审查标准。“法院不能用自己的判断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法院只审查行政机关的判断是否合理和公平。即使对于同一证据事实，法院自己作出判断时得出的结论和行政机关不同，只要行政机关的判断合理，法院仍然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22］但是，法院也不能完全放弃对事实问题的审查。（2）对于法律问题，除涉及公共政策的选择、技术性法规的解释外，法院应进行完全审查，审查行政机关是否越权、是否违反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等问题。对于涉及公共政策的选择、技术性法规的解释等问题，法院只进行合理性审查，只要行政机关的判断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法院应给予相应的尊重，不得以司法权代替行政权随意否定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法院在许多情况下，尊重行政机关对法律问题的判断，并不表明法院放弃了对法律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它只意味着法院可以认可行政机关对法律问题的判断，最终决定权仍由法院掌握。［23］（3）对于既涉及法律、又涉及事实的问题，法院应当发挥其司法能动性：对于重要的社会公益性、专业性、技术性强的问题可以主要作为事实问题，进行有限审查；对于其他问题，可以主要作为法律问题进行审查。这样，根据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适当区分，来确定不同的司法审查强度与标准，既有利于法院与行政机关发挥各自的优势，调动行政机关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当然，法院对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审查强度并不是机械的，而是要根据行政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加以运用。 2.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以法定程序作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程序性标准，致使司法审查的程序标准将过于狭窄，不能给予相对人应有的司法救济。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司法审查程序性标准的经验，引入正当程序标准。一方面，我们应加快行政程序立法的步伐，融正当程序原则于行政程序立法之中；另一方面，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确立正当程序标准在我国司法审查中的应有地位。这样，就可以发挥正当程序标准在弥补法定程序不足时出现漏洞的作用。 在我国，确立正当程序的审查标准，不仅是弥补行政程序漏洞的需要，也是我国政府履行WTO承诺的基本要求。WTO规则主要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制定的，它必然受这些国家法律制度的影响，并反映这些国家的利益，表现在正当程序原则方面亦是如此。WTO在协定文本虽然并未直接使用正当程序这一概念，但在很多地方对行政行为程序的正当性有着原则性的规定。如GATT第10条第3款、TRIPS第41条第2款关于公平、公正、合理的总体要求；GATT第10、13、16、19条、GATS第3条关于透明度的要求；TRIPS第41条第2款、GATS第6条第3款关于程序经济、及时的要求；等等，都体现着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要求。WTO是以带有强制性规则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我国已经加入WTO，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应当履行WTO的基本规则。因此，确立正当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应成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方向。 3.确立司法审查的合理性审查标准。 实际上，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体现了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程度。从法的正义、理性的价值出发，我国应当扩大合理性审查标准的适用范围，加深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程度，使合理性也成为与合法性标准相并列的行政行为审查的基本标准，这既体现了世界各国行政行为审查标准发展的共同趋势，适应了现代行政法治已从传统的形式主义法治发展为实质主义法治的潮流，也是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的根本要求。 首先，这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根本要求。现代行政法治已从传统的形式主义法治发展为实质主义法治。这种转变要求行政权力的运作不仅在形式上要符合实在法的要求，即行政之合法性，而且要符合理性、公平、正义的要求，即行政合理性。其次，这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要求。合理性审查标准是因应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而出现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容易造成滥用，并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带来侵害。而合理性标准的确立，为司法机关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从而也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免受自由裁量权的侵害提供了依据。第三，这是保证《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相衔接的需要。如前所述，我国《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之间、《行政诉讼法》内部条文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解决问题的出路就在于《行政诉讼法》中确立司法审查的合理性标准，使合理性成为与合法性并列的标准，从而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性与权威性。最后，这也是应对WTO的必然要求。WTO协定中的许多规定对我国司法审查的现有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GATS规定，各成员方应确保对行政决定的审查程序在事实上会作出客观和公正的审议。GATT也规定了对各成员国的行政救济体制进行国际审查，如果受到要求，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应当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对这种程序是否符合GATT的规定要求作出判断和决定。符合要求的重要标准是这些业已存在的机制和程序是否能够做到事实上的客观和公正。这就说明，司法审查不仅要符合合法性标准，还要符合客观和公正的实质性标准，即合理性标准。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合理性标准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对自由裁量行为进行任意的、无限度的司法审查，而是存在程度的问题。一方面，对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的目的不是以司法权替代行政权，而是制约行政权。合理性审查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于保障个人权益的需要，而且是“由于司法审查的存在对行政人员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他们谨慎行使权力”，［24］尽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情。那种认为合理性审查就是要由司法机关寻求最合理、最完美行政决定的思想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对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的程度问题应当通过合理性标准的具体化来体现。也就是说，对自由裁量行为能够审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合理性审查的具体标准的确立。因此，确立合理性审查的具体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如德国的比例原则、英国的越权无效原则，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不合理”的表现，如目的不当、专断与反复无常、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和未考虑相关的因素、不作为和迟延等，从而使合理性审查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为了避免合理性审查标准的漏洞，增强合理性审查的灵活性，我国也应尽快建立司法审查判例法制度，以适应行政案件多样化、复杂化的要求。

『肆』 我国司法审查的排出范围有哪些

是指行政诉讼的排除范围吧！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
（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伍』 司法审查范围

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设立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司法机关应受到行政行为不法侵害或不利影响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请求，审查相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撤销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并对相对人因不法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补救的法律制度。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与起源于法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有许多共同特点，两者的实质和核心都是通过审判式程序来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并作出相应的裁决，以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行为。在我国，司法审查与行阶诉讼通常被视为同一制度，司法审查范围，是指哪些行政行为应当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司法审查机关对哪些行政行为拥有作出司法裁决的权力。司法审查范围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影响司法审查范围界定的相关因素

司法审查制度是与一国的民主政治和宪政体制关系极为密切的法律制度;作为司法审查制度重要方面的司法审查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公民、法人的关系。因此，司法审查范围绝对不是法学家或者立法者凭空想象的结果，司法审查范围的界定必然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主政治状况和宪政体制。民主政治是司法审查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司法审查制度首先在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最早的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足以证明这一事实。虽然在古罗马、古希腊已经出现近、现代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的历史胚胎，但是在奴隶制、封建制国家中，君主独揽国家大权，他既是立法者、执法者，又是法律监督者，君主之下的官吏只需对君主负责，而无须向“子民”有所交待。在这种政体下，不可能产生分权观念，更不可能建立权力制?约制度，当然也不可能建立作为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重要法律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范围也就根本不存在。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初期，司法审查的范围相当有限，随着‘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扩大。在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当中，由于各国的宪政体制不同，对待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态度不-样，界定司法审查的范围也有较大的差异。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典型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互相平衡、互相制约其司法审查的范围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是比较宽的。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宪政体制，根据宪法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

2、历史文化背景和法律传统。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的思想条件，而思想条件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建立也必然借鉴以往的法律传统，或者受以往法律传统的限制和影响。综观世界各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司法审查范围的界定都不同程度受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的影响。英国和美国早期的司法审查范围均受“国王不能为非”的法律传统限制，随后由于“越权无效”原则和“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复审”原则的确立，而进一步扩大了司法审查的范围。“越权无效”原则则以盂德斯鸠的权力滥用和控制学说为理论基础。我国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已规定了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宪法依据，但由于长期深受封建的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影响，司法审查制度却迟迟未能建立，司法审查范围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直到199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才正式确立。我国：行政诉讼法在界定司法审查范围肘，由于受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影响，采取较为谨慎的做法，审查范围规定得比较窄，而且对侵害公民政治权利的司法审查范匿未作具体明‘确的规定。

3，诉讼价值观念和现实条件。影响司法审查的价值观念是指在一个国家的行政法学界中起主导地位的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价值观念。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形成各种各样的行政诉讼价值观念。例如，英国和美国。主流的价值观念是“控权”和“制衡”，法国的价值观念主要是保障行政权免受普通法院干扰;我国因受域外多种价值观念的直接影响，价值观念是多重的，反映在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的规定中有效率、人权保障、保权、控权四个方面。任何国家在界定其本国的司法审查范围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谆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影响，此外，一个国家的现实条件即基本国情也是决定其司法审查范围的重要因素。我国行政诉讼法在界定司法审查范围时很大程度上考虑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尚处于初建阶段、行政审判庭人员素质不高、我国是一个深受封建主义影响的大国等基本国情。

对我国司法审查范围界定的评价

前面已经提到，司法审查与行政诉讼在我国通常被视为同一制度。同样地，司法审查范围一般也被等同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严格意义上讲，司法审查与行政诉讼在具体使用上应当是有所区别的：司法审查的主体是法院，司法审查主要是作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权运行的一项法律制度;而行政诉讼的当事人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双打，行政诉讼多数情况下是作为项重要的行政救济制度。司法审查范围，严格地说也不完全等同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广义上的司法审查包括直接审查与间接审查两方面。直接审查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间接审查的对象是较低层次的抽象行政行为，或称微观抽象行政行为。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行政案件，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关键和实质在于较低层次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司法机关在确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之前首先要判断据以作出该行为的相关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这实质上是对抽象行政行为的间接审查，但司法机关对间接审查对象投有直接作出司法的判决的权力。

所以间接审查对象不属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就司法审查范围的广度与深度而言，司法审查范围应当包括审查的对象范围(广度)即通常所说的受案范围和审查的程度、强度(深度)即通常所说的审查标准两方面，但在一般情况下我国：学者所定义的审查范围仅指审查的对象范围，而且是直接审查的对象范围。在对有关概念作必要说明之后，笔者现就我国法律(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所界定的司法审查范匮作粗浅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上述两条规定一般被认为是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司法审查范围的“概括式”规定。这种认识也许符合立法的本意，但笔者认为从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看，第二条规定，理解为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概括式”规定是正确(因为起诉范围应当与受案范围一致)，而第五条规定，实际上应当是关于司法审查范围(准确地说是直接审查范围)的“概括式”规定，包括审查的对象范围和审查的程度。

虽然直接审查与间接审查的划分，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法律对此并无规定，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实际上赋予司法机关对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作出否定性评价的权力，所以应当说间接审查是有法律依据的。而且在审判实践中，对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即间接审查的对象)进行审查并作出司法评价，是解决相当一部分行政争议的关键。承认司法机关对这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而否认司法机关具有直接作出判决的权力，实际上是将审判权的两项密切关联的权能“审”与“判，”截然分开，这显然是一种拘泥于形式而不顾实质效果的做法。笔者认为，合理的行政诉讼制度所界定的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应当与司法审查(包括直接审查和间接审查)的范围一致，而且赋于法院对间接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判决的权力。有的学者认为，成熟的行政诉讼，不应该有受案范围的规定，什么行政行为都可以起诉，法院管不了的不审查就行了。这种观点对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法人的，起诉权，避免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行政行为作实质性审查，有其合理性，但可能导致相对人滥用诉权，或者造成相对人不必要的诉讼费厨负担，以及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并不可取。

我国现行司法审查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对具体行政行为未作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最高法院的上述定义，似乎仅指作为的行政行为，末将不作为的行政行为纳入其中。该定义将不属于行政主体“单方行为”的行政合同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虽然与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但本人对此持肯定态度。

因为行政合同是建立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具有民事合同最本质的特征;虽然行政合同的订立是行政机关出于执行公务的需要，但是既然行政机关选择了合同的方式，就应当接受民法的调整，我国是长期深受封建制度影响的大国，行政权空前强大，在公民、法人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中，公民、法人处于绝对的劣势，在处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争议中，面对“控权”、“保权”、“效率”和“人权保障”多种目的性价值，我们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在权衡、比较的基础上，采取“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不应当强调行政机关的单方面特权，而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采取的是“合法性”审查标准，而现行法律对行政合同没有具体规定，或者将行政合同作为一般民事合同予以规定，如果以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行政合同纠纷，必然造成审判缺乏依据，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通常被认为是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者司法审查范围)的“列举式”规定，而该条文的本身实际上又包括两个“概括式”规定，即第一款的第8项和第二款。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是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司法审查范围排除事项的规定。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规定相结合并加上排除事项规定的界定方式，已将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司法审查范围界定清楚，并且为以后进一步扩大审查范围留有余地，同时为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将一些法律未作明确规定的行政争议列入法院受案范围留有余地。但通过认真分析行政诉讼法第二、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二这四个条文之间的。

逻辑关系，我们会发现这种界定方式有欠陷。首先，正如前面提到的，作为“列举式”规定的第十一条本身又包括“概括式”规定，给人一种界定混乱的感觉。其次，如果第二条规定中的‘“依照本法”包括本法的第十一条的话，第二条规定显然毫无意义;如果第二条规定中的“依照本法”不受本法第十一条的限制，则第十一条规定就是多余的。在审判实践中，多数情况下是按第一种情形理解第二条与第十一条的关系，即实际上执行第十一条的规定而不考虑第二条的规定对审查范围一般都作限制性解释，以致一些明显属于司法审查范围的行政争议(如对劳动教养、收容审查不服引起的争议)，也必须由最高法院再以司法解释作出规定，才敢受理。此外，第十二条关于司法审查排除事项的规定，实际上并不是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全部事项，很容易造成理解错误。笔者认为，只要将排除事项规定完整，再加上“概括式”的规定，即可将司法审查的范围界定清楚，再以“列举式”的规定加以界定，显然是画蛇添足。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我国司法审查的程度(深度)原则上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适当性、合理性不作审查，但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除外。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合法性标准，不限于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不超越职权，还包括主要证据确凿、不滥用权力。后面两个标准，作为合理性标准似乎更为恰当。行政处罚显失公平，属于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这种情形可以进行合理性审查，为何其他明显属于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不能进行合理性审查?恐怕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明显不合理本身就是违背法律的公正、公平精神。在我国行政机关滥用职权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允许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必须将合理性审查限定在一定范围和幅度内。

『陆』 什么是司法审查

就是一种国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即法院通过诉讼程序专审查并纠正不法行政行属为，以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免受国家行政机关侵害并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在我国，最主要的司法审查制度就是1989年4月4日通过的《行政诉讼法》1。它调处的是两种基本关系，即司法权与行政权，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它的创制过程实际就是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的过程，它的实施和进一步完善也是为了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它既包括程序规范，也包括实体规范，并且，实体规范占据着核心地位。很多具体规定虽然在程序法中，但就其实质而言并非程序规范，而是特殊的实体规范。同时，该法还含有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侵权赔偿的原则规定。因此，《行政诉讼法》身兼二职，它既是一个解决行政争议的专门程序立法，也是关于行政违法及其法律责任的一个专门立法，且后者是居于核心地位。

『柒』 公务员依法行政 行政诉讼全面审查的范围包括哪些

您好！本文所指的审查范围是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来加以界定的，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哪些独立的行为进行审查，这实际上涉及审查对象问题。〔2〕行政诉讼虽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审理重心， 但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常常需要对与受审具体行政行为交织在一起的其他行为进行处理。第二，人民法院审理个案时，究竟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哪些方面进行审查，是进行外在意义的合法性审查还是既包含外在意义也包含内在意义的合法性审查，是全面审查还是仅限于法律审。第三，人民法院审理个案时，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结论、法律解释及适用等各部分审查的程度，是全面深入的审查还是比较肤浅的审查，这里需要确定一定的标准，即审理标准。行政诉讼审查范围涉及的内容很多，本文只就几个具体问题作些探讨。
一、关于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问题
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和确定合法性审查的内涵，明确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的关系。关于合法性审查，有学者认为是指法院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方式、内容、程序及权限进行。〔3 〕也有的学者认为合法性审查主要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对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和幅度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一般不予审查。〔4 〕上述观点反映了学术界以及司法界对合法性审查的普通认识。笔者认为这一认识存在重大缺陷，即对合法性的理解过于狭窄，只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简单地等同于形式合法，而不包含实质合法，这一认识是有待于修正的。
首先，从观念上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丰富的内涵，包括两层涵义：第一，行政行为应当符合法律的外在规定，即符合主体、权限、内容和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也就是形式合法;第二，行政行为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在精神和要求，即符合法律的目的，考虑相关因素，符合公正法则等，也就是实质合法。
其次，从国外的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制度来看，无不是从外在合法和内在合法两个方面来界定合法性的。 例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206节第2款认为专横、任性、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是不合法性， 审查法院应予撤销。这里的专横、任性、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就是一种内在违法。再如在英国，行政机关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或者作出决定时进行了不相关的考虑，或者行政机关作出了不合理〔5 〕的决定都是越权行为，越权行为无效，应予撤销。
再次，从行政法治的目的来看，仅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形式合法是明显不够的。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普遍存在，为确保其合理运用，要求其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必须实质合法。
我国普遍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作狭义解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薄弱。在行政法理论中，与行政行为合法性界定相关的有两部分，一是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括，二是有关行政行为的分类。关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绝大部分教科书都将其归纳为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并认为这两个原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适用范围不同，这样就人为地将两个原则割裂开了，而从其大多数教科书表述的内容来看，行政合法性原则主要涉及形式合法部分，即外在合法，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涉及实质合法部分，即内在合法。因而在严格意义上，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行政法基本原则理论的简单化使人们误以为行政合法性审查与行政合理性审查可以完全分开，并使人们普遍从狭义上理解合法性审查。
行政法理论上的另一个误点是将行政行为分为羁束的行政行为与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这种分类常使人们误解为在羁束的行政行为中不存在任何自由裁量，因而不存在合理性问题，其合法只是从狭义加以理解。实际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任何一个具体行政行为都可分为事实结论、对法律的解释及适用结果三部分，在这里除了适用结果有羁束和自由裁量之分外，对事实结论的作出及法律的具体适用上的解释都存在着自由裁量，因而，在行政机关的活动中，自由裁量权是普遍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普遍存在，并应成为合法性审查的一部分。
第二，我国的行政法治程度不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重视法治建设，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不可能一步到位，讲法治，只追求外在的形式合法，而很少触及更高层次的内在的法律精神，即满足公平、公正等要求。因此，从狭义上理解合法性审查很容易取得共识，即：符合法律的外在规定就是合法，不符合就是违法。
第三，行政诉讼制度自身的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历史不长，对行政机关行为的监督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另一方面，我国不承认判例的效力，而行政机关行为内在的合法标准不借助于判例是很难形成的，在具体的审理中更是难以操作，这也是对合法性审查采狭义解释的原因之一。
如上所述，行政合法性审查既包括形式合法的审理(或叫外在合法的审查)，又包括实质合法的审查(或叫内在合法的审查)。按照这一思路，那种认为“行政诉讼原则上只审查合法性问题，不审查合理性问题的观点也需要修正。合理性审查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是否有失公正，或者在正常理智的人看来都不合理，这里实际上已涉及合法性，从这一角度看，合法性审查并不排除对合理性问题的审查;另一个层次是对行为是否明智、妥当的判断，两个理智正常的人对同一个事件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这里，法院不能以自己的判断去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因而与合法性审查无关。由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合法性审查并不完全排除合理性问题，但涉及明智、妥当性的判断除外。
值得指出的是，合法性审查中虽隐含有合理性问题，但人民法院并没有普遍的变更权，只有在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时才能直接予以变更。
二、关于行政诉讼是否为法律审问题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进行全面审查(既包括法律审又包括事实审)还是仅限于法律审?普遍的观点是行政诉讼实行的是全面审查原则，还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从法律上肯定了行政审判既是事实审，也是法律审。〔6〕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 行政诉讼应当是一种法律审，这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
第一，行政诉讼的任务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其中包含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作的事实结论的审查、对法律的解释及适用的审查以及对处理结果的审查等。这里对事实结论的审查与对事实问题重新作出结论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而后者就是事实审。严格地说，事实审就是对事实的客观性、真实性作出认定，并在此基础上对事实的性质作出判定;而对事实结论的审查是看事实结论有无主要的证据支持，事实结论的作出是否合乎理性。由此可见事实审与对事实结论的审查是相区别的，事实审不是行政诉讼的组成部分。
第二，具体行政行为虽然是行政机关根据一定的事实适用法律所作的决定，但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不完全取决于客观事实，客观事实对相对人不利，并不意味着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例如一公民违法经营，理应给予行政处罚，但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中由于缺乏主要证据，因而这一行政处罚决定也是违法的。法院在审查中应着眼行政机关认定该公民违法经营是否有主要证据，是否合乎理性，而不审查该公民是否确实存在违法经营的行为。由此可见，在行政诉讼中对引发具体行政行为的客观事实重新进行认定判断，即事实审不具实质意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事实审还将淡化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第三，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或者说从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司法权应当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司法权又应当尊重行政权，不能代替行政权。具体在事实问题的判定上，应由行政机关裁量，法院只审查行政机关的事实裁定是否合理，自己不进行判断。在事实问题上，行政机关更有发言权，因为行政人员具有管理方面的专长和经验，法院的判断不比行政人员具有优势，此外，法院如果对每个事实都重新作出决定，会妨碍行政效率。
第四，我国行政诉讼法虽然规定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但并不必然推导出行政诉讼既是事实审又是法律审。在行政诉讼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具有特定的涵义，这里的事实不能理解成引发具体行政行为的客观事实，而是指证明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存在的证据事实。进一步说，在以法律审为核心的行政诉讼中，以事实为根据的诉讼原则有无存在的必要是值得探讨的。
第五，从国外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的情况来看，一般只限于法律审。例如在英国，法院不审理决定中的纯粹事实问题，主要审查受审决定中的法律问题。〔7〕再如在美国，对于事实裁定， 法院一般尊重行政机关的意见，自己不作决定，重新审理属于例外。〔8 〕在国外行政诉讼之所以采用法律审而不全面审查，主要也是考虑行政机关与法院权力的分工以及行政诉讼的性质。
关于法律审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其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否具有法定职权。其二，具体行政行为所作的事实结论是否有主要证据支持。其三，行政机关对其所适用的法律的解释是否正确。行政机关对法律适用的解释有一般解释和个案解释。一般解释不针对某一特定事件，具有抽象的意义，一般由法定的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作出，对这类解释，法院无权审查;但对规章及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解释，法院有鉴别权，认为不适当的不予采用。个案解释也就是法律在适用中针对特定的事实所作的解释，是一个具体的解释。对这类解释，法院有权审查。其四，具体行政行为所作的处理结果是否合法，是否符合法律理性。其五，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行政诉讼是法律审这一结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行政诉讼的审查重心，在以往的一些开庭审判中，之所以容易形成法院和被告共同审原告的情况，〔9 〕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把握住行政诉讼是法律审这一特点，对事实问题的全面重新审查必然导致对相对人行为的审查，这与行政诉讼的宗旨是不相吻合的，影响到行政诉讼的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行政诉讼是法律审，并不排除在个别情况下进行事实审。如法院审理抚恤金案件时，在作出履行判决前，必须对原告人是否属于抚恤对象等事实问题作出判定。
三、关于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问题
审查标准一词，常用作评判或衡量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与判决的条件相当。本文所说的审查标准是指另外一种意义，是就行政诉讼审查的程度而言的，为确定行政诉讼审查的深纵程度需要设定审查标准。行政诉讼法第5 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虽然在宏观上对审查标准的设定具有指导意义，但就行政诉讼法的整个规定来看并没有明确审查标准，例如对事实结论的审查究竟审查到什么程度?对法律的解释及适用能否审查，审查到哪一层次?这些问题不仅在理论上需要澄清，在实践中尤其需要明确，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法院的审理权限。如前所述，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包括五个部分，对每部分审查的程度不尽相同，从而决定了应采用不同的审查标准，以下分别予以讨论。
1.对行政机关权限的审查标准
行政机关的权限包括管辖权和职权的大小两部分。管辖权是指对某些事物的主管权，例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11条的规定，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更新，实行管理和监督。职权的大小是指行政机关在其主管范围内可以做出什么决定和应当做出什么决定。例如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含县级)可以对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者处15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在我国，按照宪法第69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的主管权由国务院决定，因而，法院在审查管辖权问题时无权自由裁定。当法律对管辖权的规定不明确，或者行政机关之间对管辖权发生争议时，法院须就管辖权问题送请国务院裁定。但对行政机关职权的大小以及职权的空间与时间范围，法院有权依法独立作出判断，因为行政机关职权的大小是由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不能最后自己决定，应由法院依法判定。
2.对具体行政行为事实结论的审查标准
如前所述，行政诉讼主要是一种法律审，对事实问题不进行全面审查，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审查。在具体行政行为中，事实结论是适用法律的基础，事实结论的武断、专横将改变法律的意义和效果。例如不问证据如何，对不履行行政机关决定的一律强制执行，这就会有违设定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初衷。关于事实结论的审查，行政诉讼法第54条有两处提到，一是作为维持判决的条件之一，事实结论必须证据确凿;二是只要主要证据不足，法院就可以作出撤销判决。严格地说，证据确凿和具有主要证据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意义都是不相同的，证据确凿是指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确实、可靠;〔10〕具有主要证据是指行政机关占有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所作的事实结论，当然这些证据必须是确实的。
行政诉讼法对事实结论审查的两种不一致的规定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具体行政行为在事实结论方面违法与否只能适用同一标准，符合标准的合法，不符合标准的违法。如果合法与违法采用不同的标准，那么在这两种标准之间的行为的性质就难以确定了。
笔者认为对事实结论的审查宜采用合理性标准，即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裁定要有合理的证据支持。这一标准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首先，法院不代替行政机关对全部事实问题重新作出结论，这是法律审所要求的;其次，法院不审查行政机关所作的事实结论是否正确、妥当;最后，法院要审查的是事实结论有无合理的证据支持，事实结论的推断是否合理，即能否为一般的具有理智的人所能接受。采用合理性审查标准是由行政诉讼的目的所决定的，当然也为法院与行政机关各自的分工所要求。事实问题由行政机关决定更为合理，但法院又不能完全不予审查，所以要采用合理性标准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在国外，行政诉讼对事实结论的审查也是非常有限的，在审查标准上美国采用的是实质性证据标准，按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实质性证据是关于这样的证据，即一个合理的人可能接受作为一个结论的正当的支持。〔11〕究其实质，实质性证据标准也就是合理性审查标准。
合理性审查标准与证据确凿、具有主要证据不同，后者更着重于判决的条件，没有揭示法院审查的深度。相比之下，合理性审查标准与具有主要证据稍微接近一点，但有根本区别，因为对主要证据也有全面审查和一定程度的审查之别，合理性审查只是一定程度的审查。
3.对法律解释的审查标准
行政机关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常常涉及到法律的解释问题，对法律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法律的一般解释，具有普遍意义，通常是由法定机关来完成的;二是对法律在具体适用过程中的解释，这通常是由执法的具体工作人员来完成的。对这两种解释的审查，法院的审查标准不同。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审查一般解释的标准。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并参照规章。这一规定意味着法院对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没有审查权。同样，与法律、法规效力相同的解释，法院没有审查权，除非这些解释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至于对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解释，法院有权审查，〔12〕审查标准法律没有规定。笔者认为也应当采用合理性标准，既尊重行政机关的意见，又不完全任其自行其事。
关于在具体适用过程中的法律解释，即具体解释，例如某一法律的规定是否适用于某一特定的相对人，在这方面，法院应当采用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法律的意义最终由法院决定，当然，这里不排除法院在做决定前听取行政机关的意见。我们可以把这种审查标准叫作完全审查标准。采用这一标准是考虑到我国行政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应加强监督，另外，法律问题的处理本是法官的长处，宜发挥这种长处。
4.对处理结果的审查标准
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作的处理结果的审查也分两种情况，一是对一般行为处理结果的审查;另一是对行政处罚行为结果的审查。按照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对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审查采用合理性标准，具体包含两层内容：第一，处理结果是否超出行政机关的权限，是否符合法律的外在规定;第二，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权限内作出的决定是否符合法律的内在要求。采用合理性标准时，法院不能用自己的判断，自己认为合理的决定来代替行政机关的决定，即使认为行政机关的决定不适当，但只要有合理的理由就不能认为违法。
对行政处罚的结果，法院采用完全审查标准，法院可以完全不顾行政机关的意见，用自己的判断来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5.对具体行政行为制作程序的审查标准
在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中，程序审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的行为，有时还与相对人的程序行为相关。因此对程序的审查要分解成各个独立的要素，分别适用前面所讨论的审查标准。总的来说，它主要采用完全审查标准，但对法律的一般解释例外。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查标准有三种：第一种是尊重行政机关判断的标准，主要适用行政机关管辖权和对法律的一般解释，法院适用这一标准时，审查权非常有限;第二种为合理性审查标准，适用于对事实裁定的审查和对一般处理结果的审查，采用这一审查标准，法院将对有关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第三种为完全审查标准，适用于对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大小的审查和对法律适用的解释以及对程序问题的审查，采用这一审查标准时法院的审查权限较大。
总之，在行政诉讼的理论和实践中，审查范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首先，它直接决定了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查权的大小;其次，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落实离不开对审查范围的研究;第三，审查范围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工与制约;第四，审查范围还将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标准及判决的条件产生深刻影响;最后，在很大程度上，审查范围将决定行政诉讼的质量以及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笔者相信，随着对这一问题的逐步认识及讨论的深入，会促进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谢谢阅读！

『捌』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司法审查的排出范围有哪些

行政诉讼法和具体的司法解释都有相关的司法审查的排除范围。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排除了下列行为的行政诉讼可诉性:(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解释》则除《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外进一步明确下列行为行政诉讼不可诉:(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二)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三)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五)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玖』 违宪审查的范围

各国宪法监督机关的职权范围大小不一。职权范围较大的如法国宪法委员会，它除了有权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外，还有权确保共和国总统选举的合法性，审查申诉意见并宣布投票结果；有权就议员选举的合法性的争议作出裁决；有权确保公民投票的合法性，并宣布其结果。职权范围较小的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检察院，它只能对最高人民会议及其常设会议、共和国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和政务院以外的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审查其决议和指示的合宪性。
宪法监督机关的首要任务是审查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具体审查范围各国有不同的规定。有的国家可以对一切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规进行审查，有的国家可以对法令和行政法规进行审查，并加以变更，有的国家可以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并加以变更。中国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