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帅广刑法

① 我国现行刑法是

少杀慎杀仍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死刑政策，该政策包括三层含义：1、我国现阶段有必要保留死刑；2、我国当前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3、彻底废除死刑是我国刑法应当努力的方向。当前应切实贯彻这一死刑政策，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关键词」死刑，刑事政策，思考

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可以说，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律的灵魂和指针，而刑事法律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法定化。深入并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对于正确适用死刑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一、 少杀慎杀仍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死刑政策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执政党就提出了“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指导我国死刑适用的基本政策。长期以来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科学的，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反映了我国执政党对死刑的性质和作用的理性认识。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犯罪现象的日趋严重和“严打”斗争的进行，有学者对于“少杀慎杀”是否仍是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提出了异议。他们针对1983年“严打”开始以来，我国死刑立法不断扩展，死刑适用人数骤然增多的现状，指出我国的死刑政策已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即由“少杀慎杀、限制死刑”转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并将现阶段的死刑政策概括为“强化死刑”。 [1]

笔者对上述观点不敢苟同。尽管自1983年“严打”开始以来，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中确有扩大死刑适用的倾向，但据此反推我国的死刑政策有了根本变化并无充足理由。应当说，实践中一度出现的死刑过度扩张的倾向是不正常的，它是“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的结果，而并不意味着这一政策本身有了根本变化。“保留死刑、少杀慎杀”这一基本死刑政策不仅符合我国国情，而且同刑罚发展的国际趋向也是基本吻合的。1998年10月5日，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特别强调对公民生命权利的保护，倡导各国应将废除死刑作为最终目标，在一时不能废除死刑的国家，应将判处死刑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可以说，“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同上述《公约》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仍应当坚持这一政策，使之真正成为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基本理念和指导原则。

二、 我国现阶段死刑政策的内涵解读

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应当全面、系统地加以理解和把握。

（一）我国现阶段有必要保留死刑

从宏观的历史大视野看，死刑的废除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刑罚现象演进的必然结果。但死刑的废除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各国国情的不同决定了死刑的废除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表。就我国现状而言，废除死刑的诸多条件尚不成熟，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死刑的存在仍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原因和理由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废除死刑的物质条件尚不具备。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但总体而言，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比较落后，社会物质文明程度也比较低，而“在一个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社会，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人的生命价值相对低，因而缺乏死刑废除的必要物质条件。” [2]反观国外废除死刑的国家，大多属于经济发达国家，由此可见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死刑存废的决定作用。

2、严峻的治安形势不允许。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犯罪量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近年来，凶杀、伤害、抢劫、强奸、爆炸等恶性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安全感，在如此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下，彻底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

3、缺乏社会心理基础。我国历经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未曾接受过近代西方那样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的洗礼，因而权利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加之人口众多、经济相对落后，人的生命价值尚未被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报应观念极为浓厚，杀人偿命几千年来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事，这一思想至今在广大民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因而死刑的存在目前仍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全然不顾这一现实而强行废除死刑，不会得到广大国民的认同，也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我国当前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在我国现阶段有必要保留死刑这一问题上，人们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类似西方那样的死刑存废之争在我国并未出现。但在我国存在另外一场关于死刑问题的论争，即所谓的死刑限制与扩张之争。1979年刑法典颁行不久，我国即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大变革时代，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的犯罪日益严重，社会治安状况趋于恶化。在此背景之下，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主张扩大死刑适用的思潮，认为扩大死刑是同犯罪作斗争的形势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愿，只有通过严厉打击，才能遏制犯罪日益猖獗的势头，争取社会治安形势的根本好转。持死刑扩张论的学者尽管在刑法学界不占多数，但这种观点得到司法实务界及大多数民众的赞同和支持，因而对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一度产生重大影响。在立法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死刑罪名激增，从1981年到1995年的14年间，我国的死刑罪名增加了40余个，平均每年增加3个多，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各国刑法史上是罕见的。另外，立法者还通过修改有关法律使死刑核准权大范围下放，从而为扩展死刑的适用提供了程序上的便利。在司法方面，死刑的扩张主要体现在死刑适用标准的降低，甚至有个别司法机关提出“可杀可不杀的杀掉”；同时，死刑案件中不注重程序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有的司法人员把“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简单理解为“速判快杀”，死刑复核往往流于形式。

然而，死刑的急剧扩张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0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在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步增长的“两高”局面，严重刑事犯罪依然居高不下，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令人担忧。针对这种局面，我国刑法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急剧膨胀的死刑立法进行理性的反思，并指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3]正如死刑限制论者所指出的，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死刑的作用一旦被夸大、神话，死刑的威慑力度就必然会减弱，刑罚的公正性也会受到损害乃至丧失殆尽。作为立法者，对死刑的作用应有冷静、客观的认识，立法不应一味去迎合、满足普通民众出自本能、情绪性的报应要求，而应当站在理性的高度去正确引导人民群众。 [4]

近年来，限制死刑、减少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已成为刑法理论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立法者的重视。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中，尽管并没有大幅度地削减死刑，但在死刑的限制方面还是有所动作，如取消对未成年人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严格盗窃罪、故意伤害罪等的死刑适用条件，等等。可以预见，尽管死刑扩张论在一定时期内仍会有相当市场，但严格限制死刑必将成为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主流趋向。

（三）彻底废除死刑是我国刑法应当努力的方向

虽然在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废除死刑的条件尚不具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消极等待，而不能有任何作为。在当前刑法理论界，一些学者似乎非常忌讳谈死刑废除问题，这种态度应当改变。死刑的废除注定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需要从现在就开始努力，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从而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除了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外，观念因素是中国废除死刑进程的最大障碍，而学者们正可以在启迪民智、引导舆论方面有所作为，这也是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应当在积极倡导人权、法治观念的基础上，逐步淡化广大民众的报应思想，促成刑事立法及司法者树立理性的死刑观，破除对于死刑功能的盲目崇拜，以严加控制死刑的适用。在促使全社会死刑观念更新的前提下，应抓住时机，积极推动刑事立法的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削减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最终达到完全废除死刑这一宏伟目标。只要全社会为之作艰苦不懈的努力，相信这一目标尽管是长远的，但并非遥遥无期的。

三、贯彻“少杀慎杀”方针，严格限制死刑适用

在我国现行死刑政策的贯彻上，最为关键的是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在一定时期内保留死刑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加严格限制而放任死刑的扩张，必然同世界刑罚文明的演进趋势相背离；同时，限制死刑也是朝着废除死刑的目标迈进的具体举措，正是在不断对死刑适用加以限制的基础上，死刑才有可能最终走向消亡。
对死刑适用的限制可分为两大方面，即立法限制和司法限制。

（一）立法限制

应当说，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典对死刑立法做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同时新刑法典颁布以来，在一系列的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至今没有再增加死刑条款，体现了立法者对死刑问题保持着较为审慎的态度。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中死刑条款过多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进一步裁减死刑罪名应是我国刑事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现行刑法中共有近70种死刑罪名，其数量之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即使像印度、蒙古这样社会经济状况与中国相当甚至不如中国的国家，其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也不超过10个，因此，以经济发展水平低为我国如此庞大的死刑立法辩解，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另一方面，我国对一些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妨害风尚犯罪等也规定了死刑，仅刑法分则第三章所规定的可以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达16个之多。这在当今各国刑事立法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的规定，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有关文件中，将这里的“最严重的罪行”解释为类似于谋杀这样的严重危及人身的犯罪。从各国立法看，对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妨害风尚犯罪不设死刑几乎成为通例。因此，我国立法上的死刑适用范围仍有相当大的缩减空间。笔者认为，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的死刑罪名，除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几个直接危害公众生命健康的犯罪之外，其余均不必保留死刑。此外，刑法分则第六章中的传授犯罪方法罪、组织卖淫罪等死刑条款，也有裁减的必要。尤其是组织卖淫罪，属于无直接受害人的“风化犯罪”，其性质有别于逼良为娼的强迫卖淫罪，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完全符合罪刑均衡原则，实无规定死刑之必要，而且从实践看，公众普遍对这种犯罪的死刑判决缺乏认同感。例如，1998年北京马玉兰因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死刑后，据媒体的调查，人们普遍认为量刑过重，许多人对刑法规定对该罪可判死刑表示不可理解。因此，应尽快启动立法程序，删减这些不是很有立法必要同时缺乏群众心理基础的死刑条款。

对于那些目前仍有必要保留的死刑罪名，应严格限定死刑裁量的具体标准，尽力杜绝在死刑条文中出现用语模糊笼统、可操作性差的局面。例如，刑法第125条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以“情节严重”作为适用死刑的法定情节，但何谓“情节严重”，立法上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潜藏着因执法的随意性而导致死刑滥用的危险。今后在修订立法过程中，应对这些概括性过强的死刑条款予以明晰化和具体化，将某些影响死刑适用的酌定情节予以法定化，以严格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

（二）司法限制

死刑案件的处理关系人的生死存亡，而人死不可复生，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否则便会铸成永远无法弥补的大错。一次错误的死刑裁判不仅会错杀一个或几个人，而且会动摇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和对司法机关的信赖，其危害较之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死刑适用的司法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必须严格依法裁量死刑，严禁法外用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死刑裁量中的要求和体现。死刑的裁量必须严格遵循刑法所设立的规格和标准，包括刑法总则规定的适用死刑的一般条件和刑法分则规定的适用死刑的具体情节，绝对不能逾越法定的界限滥施死刑。例如，刑法总则规定对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能适用死刑，对此决不能随意突破，哪怕犯罪时差一天就满18岁的人，也不能判死刑。

2、必须从严解释和把握死刑立法。由于现行死刑立法的一些条款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在实践中需要司法人员根据死刑政策和立法精神，结合具体案情予以把握。对于某些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疑难问题，最好由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统一而明确的解释，而对于涉及死刑适用的司法解释，一定要符合立法本意和刑事政策精神，贯彻从严解释的原则，不能借助于司法解释来扩张死刑的适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凡关系到死刑适用的，只能限制解释，不可随意地扩大解释。[5]

3、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特别注重程序公正问题。我国刑事立法对死刑案件的办理规定了比普通案件更为严格的程序，从而为防止错杀、滥杀提供了程序法上的保障。在办理死刑案件过程中，从侦查、批捕、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直到临刑监督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必须解决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消除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

4、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从严把握，罪行极其严重的事实必须清楚，证据必须确凿。对于基本犯罪事实虽然清楚，但某些影响到罪行轻重的事实情节仍存在疑点，不能有力佐证的，即使能定罪，也不能适用死刑。在司法实践中，当办案人员内部对于犯罪是否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是否属于可杀可不杀等重大问题存有疑问时，原则上不应判处死刑。

5、要理性对待民愤。死刑的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社会正义感中，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集中体现着人民意志的死刑立法同人民群众朴素的正义感是基本一致的。应当承认，平息民愤是死刑适用时应当酌情考量的一个因素，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将民愤对于死刑适用的影响力夸大到不应有的程度，因为民愤毕竟带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而感情不能代替证据，义愤不能代替理智。民愤这一情节只有在经过法官独立判断之后，才能对死刑的裁量发生适度影响。在实践中，由于社会公众很难全面细致地了解全部案情，加之某些传媒为追求轰动效应而不顾事实进行炒作，有意渲染案情或认为地取舍案情，从而会形成错误的舆论和民愤。在此情况下，法官一定要保持清醒和冷静的头脑，要敢于顶住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依法秉公而断，决不能盲从或屈服于不正确的民愤，从而牺牲法律的公正性和司法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所办的死刑案件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才能杜绝冤杀无辜的悲剧发生，也才能真正体现人民法官对生命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6、要注意把握死刑裁量中的平衡原则。死刑裁量的平衡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纵向稳定，即从时间因素看，如果未发生战争、大规模动乱等突发性事件，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没有剧烈的变化，则死刑适用的标准和总量应大体保持稳定，不能忽高忽低，忽宽忽严。二是死刑裁量的横向协调。即从空间因素看，在同一时期内，死刑的裁量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法院之间，应大体上保持一致，不应出现死刑适用的标准相互间差异过大，对近似案件所判结果过于悬殊的情况。在死刑裁量的纵向稳定方面，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司法机关过分强调紧跟形势，导致对死刑适用标准的把握时紧时松，甚至将形势需要凌架于犯罪事实本身和预防犯罪的目标。例如，有些法院在“严打”期间，把一些论罪不该处死的犯罪人也判了死刑，这种片面强调形势而置法定标准和死刑政策于不顾的做法是极其有害的。在死刑裁量的横向协调方面，主要问题是不同法官、不同法院之间在死刑案件中量刑失衡的现象仍比较严重。法官的个人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判决的公正性。为此，应当选拔最优秀的法官来从事死刑案件的审判，确保这一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出差错。为了减少死刑案件中的量刑偏差的问题，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精神，将1983年以来下放的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尽快收回，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以促进死刑判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② 《洪武大案》中比凌迟处死还要残忍百倍的刑法，没有几个人知道吗

"凌迟"一词最早出于辽，萧规曹随地被宋朝采用至清朝，应该是广大老百姓知道最多的一种古代极刑了。其本意是缓慢爬至山坡顶——陵迟，被借来比喻一种死刑刑法，意味着这种死刑是让人一刀一剐缓慢肢解死亡，可知其残酷了。

清朝末年，法国人拍下中国人实施凌迟的现场照片，在欧洲印在明信片上被大肆传播。犯人被从前胸、双臂分别剔除掉肌肉，经过痛苦地几小时方才死去。这种画面冲击太大，不久清政府就废除了这项不人道的极刑。但历史上确实还有过比凌迟更残忍的刑法，因太残酷也几乎罕见于世罢了。

总结

这些酷刑都是出于统治需要，或者折磨敌人以获得变态的心理满足，在几千年以来的人类历史中也发展、演变，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被废除。其实在南宋，文学家陆游就写过一篇《陈情书》反对凌迟这类的极刑，因为极刑只能依靠恐怖来震慑民众，根本有违儒家"仁"的思想，即是是对恶贯满盈的人处以极刑，以恶惩恶也不是一个人道的做法，与其用酷刑来恐吓人，更应该完善一个完整的法律制度。

③ "腐刑"是什么样的刑法

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对男性施以阉割，割除破坏阴囊和睾丸。汉代宦官人俑皆去势而没有切除阴茎，隋代则废，故没资料显示宫刑需阉割所有外生殖器，亚洲一带有畜牧基础能力的民族皆有此能力，而切除阴茎因切断六条动脉，则需要外科手术技术，并没有资料显示清朝以前中国有此技术，“对男性施宫刑以后，因为伤口容易腐烂，所以通常在密不透风的“蚕室”中待百日，以保全性命。唐颜师古解释蚕室说：“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意思是人在受宫刑后，因伤口易感染中风致命，如要活命就要待在似蚕室般的密室内，在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蹲上百日以上，伤口才能不被感染而逐渐愈合。
女性的宫刑称为幽闭，具体方法上目前无一致说法。有说是监禁，也有说用木棍敲击女性腹部以造成子宫下垂，而消除女性生育能力的。
宫刑于何时出现已是远不可稽，一般相传在远古的夏禹以前已出现，最初是用来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尚书》中提到宫刑，为五刑中仅次于大辟（斩首）的刑罚。后来宫刑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至西周时已不限于风化案件。到了战国时，孟氏之子劝秦王以仁义治国，即被秦王处以宫刑。汉文帝时曾一度废除宫刑及其他肉刑，但至景帝时恢复，并规定某些死刑可以用宫刑代替。汉武帝时宫刑十分普遍，大臣往往因言得咎，而受此刑。自东汉开始，宫刑被用于处置谋反者的未成年家属，算是对他们的一种赦免。至隋文帝时，宫刑被废止于刑律之外，之后各代的刑律中亦再没有见到宫刑，直至明朝。
史料记载
先秦
阉割刀具中国最早的去势据考证发生在商朝，甲骨文中已出现“凸刀”字，其形状为用刀去势，《甲骨文合集》第一册第○○五二五片载：“庚辰卜，王，朕(凸刀)羌，不死。”便说明商王武丁时期就出现了被去势的阉人。到了周朝，受了宫刑的男子就被称之为“寺人”。
在《尚书》中有几处提到了五刑和宫刑，例如《尧典》中就有“五刑有服”语。今出土的周鼎金文字中有“仲宦父鼎”，文曰：“中宦父作宝鼎，子子孙孙永宝用。”《尚书·吕刑篇》中有“宫辟疑赥，吕刑篇罚六百锾，阅实其罪”语；又云：“爰始淫，为劓、刖，椓（即宫）、黥。”又云：“舜典五刑，宫。”《慎子》一书有：“虞五诛，以艾毕当宫。”《周礼》则云：“夏宫辟五百。”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氏三千”，又《魏书·刑罚志》：“大辟二百，膑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与夏，盖有损益。”从以上记载看来，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字为“士”与“寸”二字构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男子受宫刑，一般理解是将阴茎连根割去，但据古籍记载，也有破坏阴囊与睾丸者。如《韵会》一书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外肾是指阴囊和睾丸，破坏了它，人的性腺即不再发育，阴茎不能勃起，从而丧失了性能力。
秦汉
秦朝是由于残暴统治而迅速覆亡的，继之而起的汉王朝从本质上看也好不了多少。宫刑在汉朝更为普遍。汉景帝时，就曾规定某些死刑可由宫刑代替，汉武帝生性残酷，在他的统治时期，正史上有记载的大臣受宫刑的就有司马迁、张贺、李延年等人。司马迁因为汉武帝询问看法时说了真话，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了几句，“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这就是被处以宫刑；张贺因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张贺也受了宫刑。西汉昭帝也曾下诏：“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从法令上又扩大了宫刑的范围。大臣、官吏稍微违背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就要受此酷刑，平民百姓受这种酷刑蹂躏的人肯定更多了。
北魏
到了南北朝，宫刑仍在不断实施。特别是北魏对宫刑的施行更有明确规定，据《通志》卷十六载，北魏凡犯“大逆不道要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所以在北魏时宫刑一般多用于被认为是谋反大逆者的子孙。例如《魏书》卷九十四载平季被处宫刑，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与和尚一起企图谋反而被牵连的。受宫刑者的罪略次于死刑，即使对他们赦免也被作为奴隶送交官府，例如北齐后主曾发恩一次，把原来当受宫刑的人，普免作为官奴。
从以上历史看来，宫刑的施行范围虽然扩大了，虽然不仅仅是惩罚被认为是男女不正当的性关系而作为镇压反抗者的一种残酷手段，但仍与性有一定的联系，就是使受刑者丧失性能力，从而断子绝孙。这在十分重视子嗣和后世香火的封建社会，确实是十分严酷！宫刑还有摧残受刑者的身体与精神的目的，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死。司马迁是个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可是他每当想起自己受宫刑这一耻辱，都仍然要发汗沾背，想“引决自裁”，不想再活下去了。施用这种酷刑，不能不引起历史上一些正直人士的反对。著名的如东汉时的陈忠、孔融，三国时魏国的王朗等，他们都力主废除宫刑以及其它一些残酷的肉刑。但是，也有一些人秉承最高统治者的旨意，死抱住宫刑不放，如和孔融、王朗同时代的钟繇、陈群就是如此。到了隋朝开皇时虽然正式废除了宫刑，在以后历代的刑制上不见这一条了，但有些皇帝及一些豪贵仍凭自己的旨意任意施加，直到明、清。
唐朝
例如，唐朝的安禄山曾阉一个叫猪儿的人，血流数升，差点致死；后来，安禄山也被猪儿切腹而死。“初，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慧黠。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因为阉人，禄山颇宠之，最见信用。禄山壮大（肥重三百三十斤），每著衣带，三四人助之，两人抬起肚，猪儿以头戴之，始取裙裤带及系腰带。玄宗宠禄山，赐华清宫汤浴，皆许猪儿等入助解著衣服。然终见刳，猪也。”又如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大诰》中就规定了许多严刑峻法，其中就有阉割为奴的内容。在明洪武九年，南京皇宫营建勤身殿，只因有关官员把中等工匠误奏为上等工匠，朱元璋大怒，竟然要把这2000多个工匠全部阉割，幸亏有人竭力谏止，才使这些工匠免遭惨祸。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施用宫刑是多么任意、随便。在明朝，不仅朝廷用宫刑，某些高级将领也滥施淫威，据《万历野获记》记载，明英宗时，靖远伯王媪在征战某地时，竟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明英宗知道后并不干预，可见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被允许的。到了清朝，有所谓“闺刑”，即一些在刑制上没有明确列出条目的酷刑，其中也难免没有宫刑了。
阉割过程是相当残酷的，被阉割者会因失血过多或过于痛疼而长时间昏迷，止血消炎的措施也非常简单，只是“以灰火傅之”。 二是用利刃割开阴囊，剥出睾丸。用这一方法进行阉割显然并不需要完全割除生殖器官，但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洪迈所著《夷坚志》卷八对这一方法有所记载。另据记载，古代还有所谓的“绳系法”与“揉捏法”。前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用一根麻绳从生殖器的“睾丸”根部系死，虽不影响溺尿，却阻碍了生殖器的正常发育。久而久之，男童的生殖器便会失去功能。后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由深谙此道之人每天轻轻揉捏其睾丸，渐渐适应后，再加大手劲，直至将睾丸捏碎。然而，专将睾丸割去或捏碎，如果是业已发育之人，尽管能够完全避免授精，但其性欲及淫乱宫廷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会依然存在，甚至有的人反会因此而更加强劲耐久。所以，古代的宦官都是采用“尽去其势”之法，将生殖器全部割除。
明朝
在古代相对落后的医疗技术条件下，阉割手术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1565人，将他们统统阉割，准备悉数送呈朝廷。但由于手术太残酷及医疗技术条件太差，在阮让自阉割幼童到奏闻朝廷这短短的时间内，幼童疼死、病死者竟达329人。后来，阮让又重新买了一批幼童加以阉割，以补上死亡之数，送呈朝廷。阮让前后共计阉割幼童1894人，死亡率接近20%。如此集中而大量的死亡，显然同阉割手术失败或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关。
清朝
历代古籍对阉割手术的具体情形大致上都记载得很是简略。清朝末年，一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宫廷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阉割手术情形。但这些描述多为道听途说，远不及清末宫廷宦官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详细，其可信性也值得怀疑。据清末宦官回忆，北京城有两个赫赫有名的阉割世家，号称“厂子”：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家族世传，六品顶戴，称“刀子匠”。两家据说各有绝招，但技艺绝不外露，只是父子相传。

④ 给找段刑法中关于受贿罪这一项的具体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内人员利用容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七条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前款所列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⑤ 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及适用条件

你好。根据我国《刑法》第32条、第33条、第34条之规定，我国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种。主刑的种类有： 1.管制； 2.拘役； 3.有期徒刑； 4.无期徒刑； 5.死刑。 附加刑的种类有： 1.罚金； 2.剥夺政治权利； 3.没收财产。 附加刑也可以独立适用。
刑法的适用范围，即刑法的效力范围，是指刑法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和在什么时间内具有效力。刑法的适用范围，分为刑法的空间效力与刑法的时间效力。
一、刑法的空间效力
刑法的空间效力所解决的是一国刑法在什么地域、对什么人适用的问题。从各国刑法及国际条约的规定来看，一国刑法不仅能适用于本国领域内，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能适用于本国领域外；但刑法在国外的适用受到国际法的制约，制约刑法空间上的适用范围的国际法原则，就是国家自己保护与国际协同。
（一）对国内犯的适用原则
刑法对国内犯的基本适用原则是属地管辖原则，即一个国家对发生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人，不管行为人是谁，都适用本国刑法。刑法第6条第1款是对属地管辖原则的规定，即“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法律有特别规定”包括以下几类情况：
（1）不适用中国刑法（广义刑法）的情况。即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适用我国刑法。
（2）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及其他具有普遍效力的刑事法律的情况。即香港、澳门与适用其本地刑法，而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及其他具有普遍效力的刑事法律；
（3）不适用刑法典的情况。即刑法典颁布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特别刑法，出现法条竞合的情况时，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不适用刑法典，而适用特别刑法。
（4）不适用刑法典的部分条文的情况。即民族自治地区不能全部适用刑法典，而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了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时，行为符合该变通或者补充规定的，适用该变通或补充规定，而不适用刑法典条文。作为属地管辖原则的补充原则是旗国主义，即挂有本国国旗的船舶或者航空器，不管其航行或停放在何处，对在船舶与航空器内的犯罪，都适用旗国的刑法。因此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中国刑法（刑法第6条第2款）
（二）对国外犯的适用原则
国外犯有三种情况：一是中国公民在国外实施的犯罪；二是外国人在国外实施的危害中国国家或者中国公民权益的犯罪；三是外国人在国外实施的危害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
1、属人管辖原则。这里的属人管辖原则，是指积极的属人管辖原则，即本国公民在国外犯罪的，也适用本国刑法。
2、保护管辖原则。保护管辖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其在国外的犯罪行为，只要侵犯了本国国家利益或者本国公民的权益，就适用本国刑法。
3、普遍管辖原则。普遍管辖原则以保护各国的共同利益为标准，认为凡是国际公约或者条约所规定的侵犯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不管犯罪人的国籍与犯罪地的属性，缔约国或参加国发现犯罪人在其领域之内时便行使刑事管辖权。
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受到一定限制：
（1）适用该原则的犯罪必须是危害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犯罪；
（2）管辖国应是有关公约的缔约国或参加国；
（3）管辖国的国内刑法也规定该行为是犯罪；
（4）犯罪人出现在管辖国的领域内。
（三）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
我国刑法第10条采取了消极承认的做法，即外国确定的刑事判决不制约本国刑罚权的实现。具体而言，不管外国确定的是有罪判决还是无罪判决，对同一行为本国可行使审判权，但对外国判决及刑罚执行的事实给予考虑。换言之，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国刑法进行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二、刑法的时间效力
刑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以及对刑法生效前所发生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
（一）刑法的生效时间 刑法的生效时间有两种方式：一是从公布之日起生效。二是公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再施行。我国现行刑法是1997年3月14日公布，于同年10月1日开始施行。
（二）刑法的失效时间
法律的失效时间，即法律终止效力的时间，通常要由立法机关作出决定。从世界范围看，法律失效的方式有很多种，诸如新法公布实施后旧法自然失效，立法机关明确宣布废止某一法律，某一法律在制定时即规定了有效期限等。我国刑法的失效基本上包括两种方式：
一是由立法机关明确宣布某些法律失效。
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后代替了同类内容的旧法，或者由于原来特殊的立法条件已经消失，旧法自行废止。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即刑法生效以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就是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就是没有溯及力。
刑法第1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本条第2款规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根据这一规定，对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简称97刑法）施行前这段时间内发生的行为，应按以下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第一，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97刑法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即刑法没有溯及力。
第二，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但97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只要这种行为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就应当适用97刑法，即97刑法具有溯及力。
第三，当时的法律和97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按照97刑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原则上按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即97刑法不具有溯及力。这就是从旧兼从轻原则所指的从旧。但是，如果当时的法律处刑比97刑法重，则应适用97刑法，97刑法具有溯及力。这便是从轻原则的体现。
第四，如果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了生效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按修订后的刑法的规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或处刑较当时的法律要轻，也不例外。希望能帮助到你望采纳

⑥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

《刑法》

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犯前款罪：是指犯了“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款”是一条法律条文的构成单位，有的法条中，一条法律只有一款组成，有的法条，一条法律由若干款组成，在由若干“款”组成的一条法条中，“前款”即指本款的上一款，而“犯前款罪”，是指触犯了本款的上一款所规定之罪。

(6)段帅广刑法扩展阅读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各阶级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且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 ，并给予犯罪嫌疑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广义刑法、狭义刑法相联系的，刑法还可区分为普通刑法和特别刑法。普通刑法指具有普遍使用效力的刑法，实际上即指刑法典。特别刑法指仅使用于特定的人、时、地、事（犯罪）的刑法。在我国，也叫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⑦ 论述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亲，如果要啊写全，估计能出一本书了。
共同犯罪分为一般共犯和特殊共犯即犯罪集团两种。一般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在此之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加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共同犯罪人主要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
犯罪构成方面：
1、客观方面：
一是各共同犯罪人所实施的行为都必须是犯罪行为，必须
共同犯罪
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即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标彼此联系、互相配合，结成一个有机的犯罪行为整体。
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由一个共同的犯罪目标将他们的单个行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犯罪活动整体。
三是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与发生的犯罪结果有因果关系。
共同犯罪行为和单独犯罪行为相比，具有显著的特点。单独犯罪行为，都是由我国刑法分则加以明文规定的。因此，对于单独犯罪，只要直接依照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对犯罪分子定罪就可以了。而共同犯罪行为，除实行犯的行为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以外，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例如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都是由刑法总则规定的。只有把这些行为与实行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解决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现将各种共同犯罪行为分述如下：
（一）实行行为
实行行为，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行为，是指直接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如果共同犯罪中只有一个实行犯，那么该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无异于单独犯罪。而在具有两个以上的实行犯的场合，并不一定要求其中每一个人的行为都独立地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要件，只要其行为结合在一起而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即可。
例如，二人犯杀人罪，各对被害人砍三刀。如果孤立起来看，砍三刀未必就能致人死亡。但二人的杀人行为结合起来，砍六刀就足以致人死亡。由此可见，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于单独犯罪，具有其特殊性。对此，我们在认定共同犯罪的时候必须加以注意。
（二）组织行为
组织行为，是指组织犯所实施的指挥、策划、领导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而是由刑法总则加以规定的。当然，刑法分则中有的条文把某些组织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例如刑法第120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在这一犯罪中，包含组织恐怖活动的行为。这一组织行为就属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
而在其他犯罪中，例如抢劫集团，其中首要分子有的只在幕后起组织作用，本人不直接实施抢劫行为，其组织行为就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对这种实施组织行为的首要分子定罪的时候，必须把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与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的规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认定。
（三）教唆行为
教唆行为，是指能够引起他人实行犯罪的意图的行为。教唆行为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因此，只有把教唆行为和实行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解决教唆犯的定罪问题。
教唆行为的形式是各式各样的，例如劝说、请求、挑拨、刺激、利诱、威胁等。教唆既可以用口头表达，也可以用书面表达，还可以用打手势、使眼神等人体动作表达。
（四）帮助行为
帮助行为，是指为其他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帮助行为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因此，只有把帮助行为和实行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解决帮助犯的定罪问题。在共同犯罪中，帮助行为可能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
从帮助行为的性质来分，可以分为狭义帮助和隐匿帮助。前者指通过提供犯罪工具、指示犯罪目标或清除犯罪障碍等方法帮助他人实施犯罪。后者指事前通谋，事后隐匿罪犯、罪证或湮灭罪迹等帮助行为。
从帮助行为的形式来分，可以分为物质性帮助和精神性的帮助。前者指物质上体力上的帮助，例如提供犯罪工具、窥测被害人行踪、排除犯罪障碍等，在刑法理论上又称为有形帮助。后者指精神上、心理上的支持，例如帮助实行犯出主意、想办法、撑腰打气、坚定其决心等，在刑法理论上又称为无形帮助。
从帮助的时间来分，可以分为事前帮助、事中帮助和事后帮助。事前帮助主要指事前为实行犯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的行为。例如，仓库看守与盗窃犯合谋，首先打开仓库的大门，为盗窃创造有利条件，就是事前帮助行为。事后帮助主要是指事后的隐匿行为，但它以事前通谋为前提，否则不构成共同犯罪。事中帮助是指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进行帮助。例如某甲把少女乙骗到家中，欲行强奸，其妻丙发现后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当场帮助按住少女乙的身体，使某甲强奸得以顺利进行。丙应视为帮助犯，是事中帮助。
2、主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首先，有共同犯罪的认识因素：（1）各个共同犯罪人不仅认识到自己在实施某种犯罪，而且共同犯罪还认识到有其他共同犯罪人与自己一道在共同实施该种犯罪；（2）各个共同犯罪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共同犯罪行为结合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有共同犯罪的意志因素：（1）各共同犯罪人是经过自己的自由选择，决意与他人共同协力实施犯罪；（2）各共同犯罪人对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都抱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
共犯的分类：
任意共犯与必要共犯
这是根据公共犯罪构成所需人数作的划分。
（一）任意共犯
所谓任意共犯，是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人能够单独实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从《刑法》来看，大部分的犯罪在主体数量上都没有限制，所以通常发生共同犯罪的都是任意的共犯，如抢劫、强奸、杀人、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绑架、诈骗、盗窃、抢夺等罪的共同犯罪均属于任意的共犯。所谓“任意”，是指法律对犯罪主体的数量没有特别限制。也就是说从法律规定来看，实行这样的犯罪，其犯罪主体是单个的还是2人以上的，没有特别的限制，是随便的或任意的。
（二）必要共犯
所谓必要共犯，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只能以二人以上的共同行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即该种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两人以上，主要是包括聚众性犯罪（如《刑法》第290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法》第317条聚众劫狱罪等）、集团性犯罪（如《刑法》第294条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罪）。
换言之，法律规定以采取数人共同犯罪为必要形式的犯罪，是必要共犯。而这种规定只有在分则会有，所以必要的共犯主要是分则问题，也就是分则条文对犯罪主体数量有特别要求的情况。或者说，以犯罪主体为“复数”，作为构成要件的情况。
必要共同犯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这种共同犯罪有以下三种：
（1）对向性共同犯罪，指基于二人以上的互相对向行为构成的犯罪。在这种犯罪中，缺少另一方的行为，该种犯罪就不能成立。这种共同犯罪的特点是：①触犯的罪名可能不同（如行贿罪、受贿罪等），也可能相同（如重婚罪）。②各自实施自己的犯罪行为，如行贿罪和受贿罪中就是一个送，一个收。③双方的对向行为互相依存而成立，如受贿行为以存在行贿行为条件始能发生。④一方构成犯罪，一方可能不构成犯罪。如甲、乙、丙每人向丁行贿3000元，丁共受贿9000元。甲、乙、丙均不构成行贿罪，但丁构成受贿罪。这种情况虽然仍称为必要的共同犯罪，但用语确实值得研究。
（2）聚合性共同犯罪，指以向着同一目标的多数人的共同行为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如武装叛乱、暴乱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属之。这种共同犯罪的特点是：第一，人数较多；第二，参与犯罪者的行为方向相同；第三，参与的程度和形态可能不同，有的参与组织、策划或指挥，有的只是参与实施犯罪活动。
（3）集团性共同犯罪，指以组织、领导或参加某种犯罪集团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例如，我国刑法第120条第1款规定的“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第294条第1款规定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等属之。对必要的共同犯罪，根据刑法分则规定的有关犯罪的条文处理，不必适用刑法总则规定的共同犯罪的条款。[2]
事先共犯与事中共犯（承继共犯）
这是根据通谋的时间，即共同犯罪故意形成的时间作的划分。这里的“事先”，是指着手实行犯罪之前。在着手实行之前就预谋共同犯罪或形成共犯故意的，属于事先共犯；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后才形成共犯故意的，是事中共犯（承继共犯）。
如果先行为人已实施一部分实行行为后，后行为人以共同犯罪的意思参与实行或者提供帮助，则叫承继共同犯罪。后行为人就其参与后的行为与先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但对其加入前的基本犯罪行为也要承担责任，但对加入以前的加重行为不负责任。如张三抢劫B的财物而对其实施暴力，并且造成了B的重伤，此时李四到了现场，并且明知张三要抢劫B的财物，李四与张三一起共同劫取了B的财物。李四虽然与张三构成抢劫罪的共同犯罪，但李四不对B的重伤承担刑事责任，只有张三对B的重伤承担刑事责任。
承继的共犯成立的时间：必须是在着手后既遂前。既遂后加入不构成继承的共犯，属于窝藏、包庇类的犯罪。但是，多环节犯罪以及继续犯例外。
简单共犯与复杂共犯
这是根据共同犯罪人之间有无特定的分工所作的分类。简单共犯亦称共同正犯、共同实行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直接实行某一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共犯人都是实行犯，不存在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问题。而复杂共犯是指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着犯罪分工的共同犯罪，不仅存在直接着手实施共犯行为的实行犯，还有组织犯或教唆犯或帮助犯的分工。[3]
一般共犯与特殊共犯
这是根据有无组织形式所作的划分。一般共犯是指没有特殊组织形式的共同犯罪，共犯人是为实施某种犯罪而临时结合，一旦犯罪完成，这种结合便不复存在。特殊共犯亦称有组织的共同犯罪、集团性共犯，通称犯罪集团，是《刑法》第26条第2款规定的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
犯罪集团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1.人数较多。即三人以上，二人不足以成为集团。
2.较为固定。表现为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固定或者基本固定;集团成员以首要分子为核心结合得比较紧密;实施一次或数次犯罪后，其组织形式往往继续存在。
3.目的明确。犯罪集团的形成是为了反复多次实施一种或者数种犯罪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共犯的分类形式是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的，某一共同犯罪，完全可能属于多种形式的共犯形式。例如，甲乙密谋深夜盗窃，一人入室行窃，一人在门口望风。就共犯形式而言，甲乙共同盗窃，属于任意共犯、事前共犯、复杂共犯、一般共犯。
刑事责任编辑
主犯及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26条第1款的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主犯包括两类：一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即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二是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除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外的在共同犯罪中对共同犯罪的形成、实施与完成起决定或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是否起主要作用，应从主客观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对主犯的认定，应以共犯人的主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刑法第26条的规定为准绳，不能任意扩大或者缩小主犯的范围。
对于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即除了对自己直接实施的具体犯罪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对集团成员按该集团犯罪计划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但首要分子对于集团成员超出集团犯罪计划（集团犯罪故意）所实施的罪行，不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应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对于组织、指挥共同犯罪的人，应当按照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于没有从事组织、指挥活动但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从犯包括两种人：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对共同犯罪的形成与共同犯罪行为的实施、完成起次于主犯作用的犯罪分子；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即为共同犯罪提供有利条件的犯罪分子，通常是指帮助犯。
从犯是相对于主犯而言的。主犯是共同犯罪中的核心人物，没有主犯就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只有主犯（须二人以上）没有从犯的现象是存在的，而只有从犯没有主犯的现象则不可能存在。
从犯也应对自己参与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但根据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胁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28条的规定，胁从犯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即在他人威胁下不完全自愿地参加共同犯罪，并且在共同犯罪中起较小作用的人。如果行为人起先是因为被胁迫而参加共同犯罪，但后来发生变化，积极主动实施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则不宜认定为胁从犯。由于胁从犯是共犯人的一种，具有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故行为人身体完全受强制、完全丧失意志自由时实施的某种行为，以及符合紧急避险条件的行为，不成立胁从犯。
对于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教唆犯及其刑事责任
教唆犯的条件
教唆犯是指以授意、怂恿、劝说、利诱或者其他方法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人。成立教唆犯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教唆犯所教唆的对象（即被教唆的人）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否则不成立教唆犯，而成立间接正犯。例如，乙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且精神正常，如果甲教唆乙杀人，甲便是教唆犯；如果甲教唆乙盗窃，甲则是间接正犯（刑法第17条第2款）。
2．必须有教唆行为。教唆行为的实质是引起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教唆行为引起了被教唆人的犯罪故意，被教唆人进而实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为，则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如果教唆犯实施了教唆行为，但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则教唆犯与被教唆的人不成立共犯，但教唆犯仍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教唆行为的形式没有限制，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还可以是示意性的动作（手势、眼神等）。教唆行为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劝告、嘱托、哀求、指示、利诱、怂恿、命令、威胁、强迫，等等。但如果威胁、强迫达到了使被教唆人丧失意志自由的程度，则成立间接正犯。教唆行为必须是唆使他人实施较为特定的犯罪的行为，让他人实施完全不特定的犯罪的，难以认定为教唆行为。但是，只要所教唆的是较为特定的犯罪，即使该犯罪的对象还不存在，而是以出现对象为条件的，也不失为教唆行为。例如，教唆怀孕的妇女在分娩后杀死婴儿的，也成立教唆行为。教唆行为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就具体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等作出指示。
3．必须有教唆故意。教唆犯只能由故意构成，过失不可能成立教唆犯。一般来说，教唆犯认识到自己的教唆行为会使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故意进而实施犯罪，认识到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希望或者放任被教唆人实施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的发生。
教唆犯的认定
1．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所教唆的罪定罪，而不能笼统地定为教唆罪，如教唆他人犯抢劫罪的，定抢劫罪；教唆他人犯放火罪的，定放火罪。如果被教唆的人将被教唆的罪理解错了，实施了其他犯罪，或者在犯罪时超出了被教唆之罪的范围，教唆犯只对自己所教唆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2．对于间接教唆的也应按教唆犯处罚。间接教唆是指教唆教唆者的情况。例如，甲教唆乙，（让）乙教唆丙实施抢劫罪，甲的行为便是间接教唆。对于间接教唆，也应按教唆犯处罚，即按照所教唆的罪定罪。因为“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教唆行为本身也是犯罪行为，故教唆他人实施教唆犯罪的，仍然是教唆犯。
3．当刑法分则条文将教唆他人实施特定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犯罪时，对教唆者不能依所教唆的罪定罪，而应直接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定罪，不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参见刑法第104条第2款）。
教唆犯的处罚
根据刑法第29条的规定，处罚教唆犯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1．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即在教唆犯与被教唆的人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以及被教唆的人虽然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但在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教唆他人犯罪因而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主次作用来处罚。如果起主要作用，就按主犯处罚；如果起次要作用，则按从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这是因为选择不满18周岁的人作为教唆对象，既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严重，又说明教唆行为本身的腐蚀性大，社会危害性严重，理应从重处罚。此外．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也是上述规定的政策理由。所应注意的是，对“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这一规定，应根据教唆犯的成立条件以及刑法第17条的规定进行理解。
3．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称为教唆未遂。“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通常包括以下情况：被教唆的人拒绝教唆犯的教唆；被教唆的人虽然接受教唆，但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被教唆的人实施犯罪并不是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所致；被教唆的人虽然实施了犯罪，但所犯之罪的性质与教唆犯所教唆之罪的性质完全不同。在上述情况下，教唆行为并没有造成危害结果，故对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⑧ 长得帅的进监狱会怎样

长得帅的进监狱与普通人的规章制度一样。

对于犯人而言，是不分丑俊的。广义的监狱指关押一切犯人的场所，包括监狱、看守所、拘留所等。狭义的监狱指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监狱内执行刑罚。

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因此一般情况而言，一视同仁不分丑俊。

产生历史

监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阶级的出现、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原始社会时期，没有阶级，也就没有监狱。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人类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人民依靠狩猎为生，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氏族的首领掌管财产的分配。

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的生存很难得以保障。由于不存在国家组织形式，人民之间的冲突以习惯、血腥复仇的方式得以解决。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开始结成群体，使用磨制或者打制好的石器进行狩猎，产品有了剩余。

氏族首领无偿地占有了剩余产品，于是社会出现了私有制，人类社会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人类社会也就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开始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

⑨ 这是一段锦衣卫刑法的古文，求翻译

镇抚司用的刑具有5种。一种叫械。坚硬木头作成，长一尺5寸，厚四寸，中间凿两孔，着在人胳膊上，即使受其他刑时也不松脱，入狱就可以不戴。要杀害人，只有械手最便利。所以周先生被谋害时，郭贼就诱骗他上堂，上堂理应戴械手。一种叫镣，铁作的。就是所说的锒铛。长5，6尺，盘在左脚上，因为右脚另外要受刑，戴右脚不便，所以戴左脚。一种叫棍，削杨树，榆树条作成。长5尺，弯曲如匕首，握手的地方大如人小指，着肉处直径大约八九分。每当用棍抽打人时，用绳子捆紧犯人腰，用2人分踩住绳子两端，使得犯人挨打时不能翻转反侧，又用绳子绑在两脚上，一个人背着绳子拉直，使人无法伸缩。一种叫拶，杨木做的。长一尺左右。直径4，5分，每用拶刑时，两人扶着犯人跪着，用绳子绑紧拶木的两端，再用棍子左右敲打夹着人手指的拶棍，让棍子上下移动，加重痛苦。一种叫夹棍，杨木做的，2根长3尺多，离地5寸，用铁条贯穿，每根夹棍间装拶棍3副。凡是要夹人时，一棍横，一棍竖，一人扶着夹棍，把犯人脚放夹棍上，用绳子捆紧，还用一根棍子支住人左脚，使人不能移动。再用大杠子一根，长六七尺，粗四寸，从右侧猛力压足胫骨

⑩ "腐刑"是什么样的刑法

腐刑又称蚕室、宫刑、阴刑和椓刑，指对男子或女子的阴处施刑。称为腐刑是因为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另一种说法是，宫刑的人像腐朽的木头不能开花一样。

宫刑对男女都有，对男是阉割，当时的阉割术可能是将阴茎与睾丸一并割除的，秦汉时期的阉割技术已较为完备，并已经注意到阉割手术后的防风、保暖、静养等护理措施。宫刑对女性实施是确定的，至少至明代仍然对女性施行。但实施方法，则众说纷纭，较复杂。

宫刑在汉朝更为普遍。汉景帝时，就曾规定某些死刑可由宫刑代替，汉武帝生性残酷，在他的统治时期，正史上有记载的大臣受宫刑的就有司马迁、张贺、李延年等人。

(10)段帅广刑法扩展阅读

司马迁曾遭受过的刑罚是宫刑。

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之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便说：“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可以说，宫刑是比死还要难受的最耻辱的惩罚。

宫刑是残酷性仅次于大辟的一种肉刑，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生殖器的价值仅次于头颅。这种认识，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

宫刑的最初作用，只限于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这在人类的婚姻制度刚刚跨入文明门槛的当时是现实的。但是，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残暴的统治下，宫刑的施刑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与初意完全不相干的地步，成为镇压平民和思想异己者的一种严酷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