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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法律化

发布时间: 2022-02-15 06:08:05

『壹』 法律高手进:宪法司法化指的是什么

是指将宪法引入司法过程,作为判断案件的根据,以及就宪法领域的纠纷进行诉讼解决。

『贰』 宪法司法化的重大意义

在我国,实现宪法司法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宪法司法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为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是对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根据,那么一旦在这些对国家至关重大的问题上产生争议,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这不仅不能保障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而且会丧失宪法的应有权威和尊严。依法治国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依宪治国,如果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落实,那么就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不可能真正进入法治社会。

第二,宪法司法化是强化宪法法律效力的需要。宪法作为其他法律规范的“母法”,其法律效力除部分通过其他法律规范而间接实施外,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体现出来,如果不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那么这些内容将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实现。我国自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然而,宪法中规定的一些内容仍然没有在普通法律法规中得以具体化,这使得普通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具有宪法本身所具有的涵盖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必然会弱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第三,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不断出现大量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作为纠纷的最终处理机构,应当对这些新型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决。但是,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如果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把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逐步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直接作为法
院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判文书中援引。由于我国没有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因此,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模式可以参考美国的普通法院模式,凡是有关宪法问题的纠纷都由我国普通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审理,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直接以宪法作为裁判的依据。宪法司法化的实现必将对我国法治建设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

『叁』 宪法司法化和宪法私法化有什么不同

关于宪法司法化,建议你上这个网址看看,很详细的。
http://ke..com/view/261093.htm
宪法私法化,应是值得批判的一个观点。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其主要的功能在于调整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关系,因此保证权利,限制权力就成为其主要任务。效力的最高性、条文的抽象性、调整范围的广泛性、内容的高度的概括性,注定宪法在法的体系中的统领地位。在有关法的划分标准上,我们通常以调整对象为标准把法划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是以调整与国家利益有关的法,私法则是以调整公民之间利益关系的法。所谓宪法私法化,是不同于前面提到的宪法司法化的另一个概念,其含义是作为公法的宪法在私法领域的直接适用。按照有关学者的解释就是宪法可用于调整公民之间的相互利益关系,其理论依据是:宪法是保护公民权利最高标准,其最高效力决定它既可以调整有国家利益也可以直接调整公民之间的利益。但宪法私法化会导致权利的滥用,造成法体系的混乱,玷污宪法的威严。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是一切具体法律的来源,其调整的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整体社会关系,倘若用其直接调整于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则有辱其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尊严,使其丧失最高法效力的威严。

『肆』 法制化和法治化有何区别

第一,在构成要件和价值取向上,法制注重法律的形式特征,即统一性、普遍性、强制性和可操作性等,与法律的内容和价值取向无必然联系,而法治不仅注重法律的形式特征,更加强调法律的实质内容和价值取向,要要求明确区分好法与劣法、善法与恶法,为此,推行法治要求遵循以下原则:法律至上、尊重及保障人权、以权利为本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权力相互制衡、司法独立;
第二,在社会基础上,任何社会均可推行法制,不管是健全的还是不健全的,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而真正的法治则必须要求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市民人本主义三位一体构成的社会结构为其基础;
第三,在实现条件上,法制仅仅体现为一系列的法律条文和保证其实施的制度实施,只要存在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即可,而法治所要求的实现条件则要高得多,如:民主公正的立法体制,灵活创新的法律实施机制,独立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高素质的法律职业队伍,广泛深入的守法护法意识,等等。
法制与法治固然有诸多区别,但二者并非是绝然分离的,有着密切联系,不能简单地将法制与法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法制作为法律制度的简称,相对于法治是较低层次的,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要解决的是有法可依的问题;法治则包括立法、执法、守法、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全过程,是一个相互配合全面治理的系统工程,相对法制处于较高层次,是一个由许多运动中的状态联系成的一个使法律从观念走向现实、从精神走向物质的过程,无非是对法律制度的运用和实施,要解决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因而,完全可以这样说,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规定得好坏,关系到法治能否真正实现,统治是否实现,也关系到法制是否可以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备。
综上所述,我们既要重视法制建设,更要努力推进法治进程,从法治的高度来完善我国的立法工作。

『伍』 谈谈吧:宪法的司法化!

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省因陈晓琪冒名顶替齐玉苓上学引发的诉讼的法律适用问题做出回《批复》,有关法院在审答理这一案件时可以直接适用宪法的相关条款。此后,接二连三发生因侵犯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引起的宪法诉讼案件。这使得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又一次得到法学界和司法界的普遍关注。

『陆』 宪法的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就是把宪法用于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中。通俗的说,就是内把宪法从一只纸老虎容变成真老虎。
例如,某个案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去规范,但是又违反了宪法的内容。怎么办?宪法没有司法化的时候,就只能不管。宪法司法化了,就可以按照宪法的规定进行判决。
在国外,宪法司法化主要用于一些政治性案件的审理,例如弹劾、选举、行政行为不当。

『柒』 宪法司法化的意义

1,宪法的司法化使仅具有理论效力的宪法变成具有实践效力的宪法,宪法成为真正具有规范性和强制力的法律。是法律就必须由法院加以适用,这是一切法律所具有的本质要求。不能由法院适用的法律不是法律,宪法也如此。如果不能为法院适用,无论宪法自己规定具有什么样的最高效力,也无论它如何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宪法在实践中的效力将会大打折扣。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宪法只有通过法院的适用直接与具体的社会关系相连结,直接形成具体的法律关系,并最终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裁决的执行,才具有了真正的实践效力。②有人认为,宪法通过一般法加以具体化和补充,宪法的效力通过一般法的效力来体现,即宪法不具有直接的效力,仅具有间接的效力。[5](25页)笔者以为,“依据宪法制定……法”即宪法具体化为一般的法律,并不能说明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理由是:在实质上,一般法的遵守与适用都同宪法的效力没有直接关联。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宪法未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一般法是否真正完全严格“依据宪法制定”或者是否违宪未有定论,如果一般法违宪,其效力怎能说是宪法效力的体现?在缺乏一般法的“纠偏机制”(违宪审查)情况下,宪法不能保证一般法与自己保持一致,一般法的效力与宪法的效力没有严格的、逻辑的联系。所以,一般法的效力不是宪法效力的体现,也不能以一般法的效力说明宪法具有间接效力。说宪法具有间接效力,实际上意味着宪法本身法律效力的阙如。总之,必须由法院直接适用宪法才具有实效。
2,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与社会现实或具体的社会关系相连结的纽带,使宪法与社会现实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可以增强宪法的适应性。宪法的适应性,一层含义是指宪法的内容必须准确地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和现实需要脱节,二层含义是指宪法所具有的通过自身的应变方式使宪法的内容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变化以及宪法以其国家强制力使法律、行为合宪的能力。[1]由法院适用宪法解决争议,可以准确、及时地检验宪法规范与具体社会关系是否一致,与社会关系不一致的宪法规范被及时揭示出来,可使修宪机关及时作出修宪或宪法解释。一些内容即使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也可以通过法院的判例规则予以完善和补充。这些都使宪法更适应社会需要,而宪法本身也在其中获得了完善、发展。因此,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发展的动力和重要途径,是重要的宪法发展机制。
3,宪法司法化是保证宪法至上的关键环节。如前述,宪法至上是宪法司法化的逻辑基础,即宪法司法化是宪法至上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宪法至上也最终是靠宪法的司法化即宪法在法院获得尊重和适用来实现的。宪法在法院的直接适用,实质上就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宪法为标准对其他法律和特定国家机关行为是否合宪进行评判,对违宪的法律不予适用或宣布其违宪无效,撤销违宪行为,从而直接以宪法规范为依据进行裁决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宪法至上性在司法领域内实现的过程。宪法只有由法院直接适用,才能真正实现其至上性。 1,宪法的司法化是法治的起点。所有法律包括宪法都具有可诉性,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法的可诉性是指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6](167页)从法律的方面说,法的可诉性即法的适用性——法必须进入司法的领域。法治建设的第一步便是所有法律进入司法领域,首要的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但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并不意味着已经建成法治,因为法治还包含有人权保障、充分民主等价值要素以及权力分立与制衡、代议制等技术手段,宪法的司法化仅是法治的起点。
2,宪法的司法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是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关键。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适用的领域,我们无论怎样进行法治的建构,最终都是不完备的,而且最终可能使法治建设步入歧途。宪法司法化是法治建设不可逾越的“合理化”过程。
3、宪法司法化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志之一。自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迄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大约4000件关系宪法解释的案件进行了审查,宣告了由美国议会制定的80余件法律违宪,至于州法律被宣告违宪者更多。[7](3页)正是宪法的司法化,保证了美国宪法的长期稳定,同时又使美国宪法始终处于实践状态,成为“活着的宪法”。在设立宪法法院及通过最高法院行使宪法法院职能的国家,宪法审判制度成了首要的司法审判制度。[7](106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1991年苏联、中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以后,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都设立了宪法法院,并以此作为走向法治的标志。宪法的司法化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可以说,它已经成为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标尺。

『捌』 如何实现罪行法定司法化

罪行法定的司法化

主讲人:陈兴良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我们应该在罪行法定的立法化的基础上关注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如果罪行法定的立法化不能在司法化的基础上得到贯彻,那也将成为一纸空文。当然,罪行法定的司法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与整个国家的司法建设密切相连的。

在这里我们将讲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司法体制问题,司法理念问题和司法的技术问题。



在罪行法定的司法化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到司法体制问题,如果没有司法体制,那么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将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我们现在的司法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相关的,主要用于惩治犯罪,而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则与计划经济的司法体制产生了冲突。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和司法独立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为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提供保障,因为罪行法定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认定、惩治犯罪。

要实现司法独立必须处理好三个问题。

首先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的关系。

司法机关是行使司法活动的主体,在此过程中能否独立行使司法权直接决定着罪行法定的司法化。但是目前的情况,审判独立和司法独立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它往往会受到行政部门和其他机关的干涉,尤其是重大案件和疑难案件,司法机关往往难以独立处理。法院和司法部门地方化,司法机关行使权力时受制于地方,形成了地方保护主义,因此应该将司法机关从地方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另外还涉及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人大的关系。在我们实行的是一府两院,人大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和监督是一定的,但是应该如何行使监督呢?当时提出了一个个案监督的问题,这对于避免司法腐败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司法的独立性,混淆了司法和立法的关系,使人大成为了法院之上的法院。司法独立行使权力应该受到尊重,如果无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那么在审理时不是依据法律,而是受制于党政部门。当然,司法独立是否就是不受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罪行法定要求严格按照法律作为量刑的标准,而法律是全国人民意志的体现,按法律行使权力就是对党的领导的支持。两者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完善其领导,比如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而不是通过个案来实现。

其次是司法和媒体的关系问题。

现在人们群众对一些案例越来越关注,因而媒体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而且媒体被喻为“现代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舆论监督。然而罪行法定不受任何力量的干预,也不应受到媒体的影响。案件判定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亲历性”,而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本身就具有局限性,不能像案件审理那样纯客观的反映,它必定会加入报道者的主观因素,他们并不是法律的专门人士,不能站在法律的角度去报道,因而会对群众产生一种误导,从来会对案件的审理产生压力。因而两者应该寻求一种协调。

第三是如何处理司法机关体系内部的问题。

要克服司法行政化的趋向,上下级法院本来并不是一种领导关系,对疑难案件存在请求现象,破坏了罪行法定原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延迟案件审理时间。这种请求现象是与错案追究制相关的,为避免重审和减少错案,就会向上级法院请求。其实每一级法院都是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如果不是恶意,不同法官作出不同判定是符合司法规定的。

另外司法机关内部也存在行政化趋向,院长、厅长审批案件完全是行政化现象,而审判委员会通过表决来决定怎么处理也是中国所独有。在缺乏亲历性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会使承办人受误导而作出错误判定,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使与罪行法定原则不符的。因而审判委员会需要改革,比如设立专业的审判队伍,同时做决定的方式也需要改。司法独立最终应该是法官独立,而这种集体负责制在发生错案时会难以追究。



罪行法定的司法化还跟司法理念有着重大的关系。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意味着司法理念要发生一场革命,这里要涉及三个司法理念。

首先是人权保障理念。

人权保障只有通过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才能实现。司法机关不得超越法律的界限,而公民在不触犯法律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人权自由,法律因而具有一种契约性。法制社会刑法同专制社会刑法有着明显的界限,两者不同不在其形式表面,而是在刑法的精神层次。在专制社会,国家是不受刑法制约的,最大的特点便是“使人不称其为人”,刑法是专制者制造恐怖的手段,对于公民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压迫的力量。而在法制社会,刑法不仅约束公民,而且对司法机关具有某种限制作用,也成为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武器,“是被告人的大宪章”。因而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取决于人权保障能否树立起来。

那么这时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冲突时该如何选择呢?一般我们会坚持“不枉不纵”的原则,但这毕竟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很多情况下只能选择其一。那么在罪行法定的原则下,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保障人权,即使以牺牲打击犯罪为代价,即“宁纵不枉”。我们的法律为什么要保护被告人?这似乎很难合乎逻辑。我们的法律保护被告人,实际上是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法律的完善并不是取决于保护人民,而是取决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告人,法律应该在不知道谁是被告人的时候保护每一个人。

刑法的确立并不是为了打击犯罪,而是对打击犯罪这种行为加以限制和规范,防止刑法被滥用。因为在罪行法定的原则下,法律是没有漏洞的,只要没有规定的,那就是无罪的。

其次是形式理性原则。

过去刑法建立在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的基础上,并且把实质理性放在第一位,看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而根据罪行法定的原则,如果刑法没有规定,那么即使危害性很大,也不能构成犯罪,这就可能要牺牲实质理性,这也是在罪行法定的司法化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

比如说法国有一个案例。当时法律的规定是将翻墙、挖洞和蒙混越狱的行为视为犯罪,而案例中被告人却是通过同伴驾驶直升飞机将其接走的。最后根据法律,判被告人无罪。这样就是完全根据字面意思,而不考虑实质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形式理性在很多司法人员面前即行不通,同时它还面临群众认可的问题。

第三,刑法谦意的原则。

刑法谦意就是用最少的刑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效果。民众对刑法尤其是死刑很迷信,当社会违法事件增多,民众安全感降低时首先会想到刑法,希望能够用刑法严加惩戒。而刑法却应该尽量减少的介入社会生活,要自我克制。如果总是想着刑法如何扩张,就会导致法外用刑。



罪行法定的司法化也跟司法技术密切相关。司法活动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活动,“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是通过一种演绎的方法来实现的,法律法规是大前提,案件事实是小前提”。

第一个环节就是对法律规定论证解释,即“找法”。法律本身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的,法律规定有两种:显性规定和隐性规定,显性规定可以通过字面来判断有罪无罪。

目前争议最大的是法律解释,即是否对法律作出了正确的解释,因为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是通过一个个的案件来实现的。我们应该说对法律的解释并不是对立法原因的探求,而是通过解释使法律适应社会的发展。法律只受文字容纳的限制,不受立法者是否想到的限制。

任何文字均以感念出现,跟客观事物有着对立性,但词和物并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当出现新的事物的时候,并不是发明新词,而是将其容纳。

以前将罪行法定当作政治问题和态度问题,这是不恰当的,罪行法定是技术问题、语言问题和逻辑学问题。

提问:

问:罪行法定和“未审先定”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未审先定”涉及司法权的行使主体是法院,审判委员会还是法官,“未审先定”没有亲自审理就作出判定,是在司法程序之外的,违反了诉讼法,也违背了罪行法定的原则,是与法制精神相违的。

问:罪行法定与电脑量刑的关系是什么呢?

答:“电脑量刑是试验中的一种探讨,借助电脑建立量刑的专家库,按照非人格因素使案件得到统一处理,这样就减少了认为因素。但电脑能否代替人脑是有疑问的,尤其是对法律的解释电脑无法替代人脑。真正量刑应该是司法人员经过亲历性判断,而且判定需要一个理由,电脑量刑是没有理由的。

问:“南方都市报”事件可以说是媒体与司法的较量,那么这对罪行法定有什么影响?对这个案件的判决是否符合罪行法定原则?

答:这种争议和罪行法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对法律的不同的解释,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理解符合罪行法定的原则。如果都不是恶意破坏罪行法定原则,那么法官作出不同的裁定是符合法律要求的,关键是提高司法技术使案件得到正确判断。

问:在罪行法定的原则下,如何做法律解释和扩张解释?

答:有利于被告的扩张解释都是允许的,而不利于被告的扩张解释一般是不允许的。

问:若为保障司法独立而采取了一些做法,比如限制案件的报道登,这样做是否限制了新闻的自由性?

答:有一些具体的规则,经过审结以后是可以报道的,但是在审结之前,很多材料都未经法院庭审确立,那么这时如果媒体报道则会干涉法院的判定。因为我们应该做到至少使有权作出判决的人不受媒体的影响,同时媒体要尽量专业的报道,比如可以聘请法律专业人士了来解释。

问:如何学习法律这门专业呢?

答:要采用各种方法对法律进行研究,如采取语言学的一般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因为法律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因此要用历史学的一些方法,又因为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要将其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

学习法律知识,必须有一个广阔的知识面,“功夫在法外”,不要只知道法律知识,还要用各种方法去学习,关键是掌握法律思维方法。比如学习经济法,就要懂得经济面的一些知识,学习刑法,就要对社会对哲学有很好的理解。

注:本文发表已征得主办方同意;由于时间等原因,本文未经过主讲人审核。

『玖』 如何看待“政治司法化”

您好,政复治司法化的内涵很广。制“法治”绝不是某个人以法律为工具来治理国家。因为那样的话,就是某个人在统治法律,因而依然是人治而非法治。
法律的统治,法律作为主体统治所有人。在法治、宪政国家,法律就是主权者,法律高于一切人。考虑到掌握强制性权力的人和机构滥用权力的本能倾向,法治的基本特征就是:由法律统治权力,控制权力。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拾』 什么是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主要是指宪法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的法律依据。而法院直接以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又有两种清形:一种是将宪法直接适用于公民权利侵害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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