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瑞锋刑法

⑴ 急急急！找个论 无罪推定的真实内涵

论 文 摘 要
“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熟是熟非？学界和司法界一直在争论不休。赞成观点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能在刑事诉讼中有效地保障人权，特别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和辩护权；反对观点者认为，无罪推定不仅不利于打击犯罪，放纵犯罪分子，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行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相违背。 其实，熟是熟非，那种观点最有意义，道理很简单。在刑事诉讼中出现了“疑罪”，如果实行“无罪推定”，也就是没有使犯罪分子受到惩罚，也即放纵了犯罪分子，但是却没有冤枉好人；如果实行“有罪推定”，则可能有两种情形：一是确实使犯罪分子受到了惩罚，二是没有使真正的犯罪分子受到惩罚，但却使没有犯罪的人受到了惩罚，冤枉了好人，这就既放纵了犯罪分子，又冤枉了好人；三是没有使犯罪分子受到惩罚，而是使没有犯罪的人受到了牵连但由于“罪”疑而不敢轻易重判，从而“从轻”了，或长期羁押了，这实际也冤枉了好人。那么实行“无罪推定”还是“有罪推定”，谁的社会影响和危害更大，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立法中被基本的得以体现，反映了我国法制进步的一个很大跨越，尽管现实中这一原则的贯彻尚需进一步的努力。法治的实现不仅在于立法完善，更主要在于其现实的运作，而法律的实效是检验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准。无罪推定原则的全面贯彻在立法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司法体制、司法制度也要予以必要的改革，而最重要的首先是公安、司法机关及其人员观念的提高。

从十八世纪人权运动兴起以来，人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人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人权的保护。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保护人权的一项基本原则，已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采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但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渊源
从历史渊源上看，无罪推定原则起源于古罗马诉讼中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的原则，古罗马是典型的奴隶制国家，而奴隶制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文明。在当时弹劾式诉讼模式下实行无责任推定原则，使被告人从一开始就享受到无责任推定的利益，免除了证明的责任。无责任推定原则的效力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证明是主张权利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不是否定人的责任”，二是“如果原告不能证明，就应该解除被告的责任”，进入封建社会实行的是纠问式诉讼模式。为了适应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纠问式诉讼模式将惩罚和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唯一目的。在纠问式诉讼模式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处境艰难，其权利遭到极度压抑，基本上处于无权地位，仅仅被视为一个任凭纠问官处置的“程序对象”、“工作客体”，其个人权利得不到任何保护。作为一项诉讼法原则，有罪推定构筑起封建刑事诉讼制度的脊梁，许多诉讼制度的确立与此相关，例如无供不定案的法定证据制度和刑讯逼供就是有罪推定的直接产物。
19世纪中叶，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名著《犯罪与刑罚》中首先提出了“无罪推定”的口号，他号召：“在没有做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正式将这一原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其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1950年签署的《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规定：“任何受指控犯罪的人，在未依法确定其有罪之前，推定其无罪。”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确认：“凡是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之前，有权被视为无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第2项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相关法律文件中称无罪推定原则是“人权保障的基石”。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判决为有罪之前，都应被推定为无罪之人。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合法权益，保障其在诉讼构造中的诉讼主体地位，使其能运用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各项诉讼权利与拥有强大追诉能力的国家追诉机关相抗衡，并借以自我保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公民在法律上都被推定为是无罪的，这一状态延续到诉讼中，在法院判决之前，不能仅仅根据公民涉嫌、涉诉这一事实就简单地推定公民有罪，而是否有罪应有国家公诉机关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由审判机关最终加以认定，被告人本身并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如果公诉机关不能证实被告人所犯罪的真实性，那么就应回复被告人无罪公民的基本生活状态。
二、 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
无罪推定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推定。所谓推定，是指由前提事实推认结论事实的一种证明方法。推定分为“事实上的推定”和“法律上的推定”两种。前者是根据经验法则对事实进行合理的推断，它实际上就是指合理的事实认定；后者则分为“可以推翻的推断推定”和“不可推翻的推定”。“不可推翻的推定”是一种拟定的推定，当事人不能通过反证的方法加以否定。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证据法则，而是一种实体法规则 ,而“可以推翻的推定”则是一种纯粹的证据法规则，由于法律允许当事人通过举出反证加以推翻，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明责任的分配机制，它将法定的反证负担加在另一方当事人身上，而享有推定利益的当事人则可以免除举证的责任。无罪推定就属于法律推定中的“可以推翻的推定”，它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加于控诉方身上，而使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免证的特权。在民事案件中，就推定被告人不负有责任；在刑事案件中，就应推定被告是无罪的。
根据证明责任的双重涵义，我认为无罪推定原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属于行为责任的分配
在诉讼中，原则上应当由控诉方提供证据来证明其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被告人在诉讼中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既然如此，被告人也就没有义务在针对其进行的查找证据的活动中予以合作，他可以在诉讼过程中保持沉默，也可以明确表示拒绝陈述，即被告人在诉讼中享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或者说沉默权，不能强迫被告人陈述与案情有关的事实，不能因为被告人保持沉默或拒绝就认定有罪或得出对其不利的结论。如果被告人基于某种考虑，在诉讼过程中放弃了沉默，提出了某种主张，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他就必须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或者说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二）疑问有利于被告人属于结果责任的分配
被告人在诉讼中的无罪地位是一种法律拟定，它是可以通过控诉方的反证活动来加以推翻的。疑问有利于被告人，是控诉方承担结果责任的直接体现。根据“疑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当法官对于被告人是否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出现疑问时，就应当直接宣告被告人无罪，此即“疑罪从无”。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一般评论》中曾指出无罪推定原则具体包括两项内容：第一，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第二，当控诉方不能证实被告人有罪，审判者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罪行轻重尚存怀疑、难以确证时，被告人有权获得对其有利的判决。
1966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这次法律修改以人权保障为指导思想，对我国原来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了根本改造。修改后的新刑诉法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容。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尽管学术界对该条文是否就是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观点各异，但是从刑诉法的相关规定来看，随着控方举证和“疑罪从无”的原则的确立，可以说，作为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无罪推定原则已经在我国初步确立。但是，从改革后的总体效果来看，新的控辩式诉讼模式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超职权主义”因素，这些“超职权主义”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新的控辩式诉讼模式仍然贯穿着强烈的惩罚犯罪、打击犯罪观念色彩。这突出表现在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但其内容严重弱化。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仍然必须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无权保持沉默。《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就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或者拒绝陈述的权利，这显然是违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技能。
三、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诉法中的体现及现状
（一）体现了疑罪从无规则
控诉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时，应当作无罪处理。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派生标准，即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认定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如果达不到证明有罪的标准，就会形成疑案，无罪推定原则对疑案的处理是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即在判决的结果上宣告无罪。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吸收了“疑罪从无”这一科学的、公正的做法。在第162条第3项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在实际的刑事审判中，如果有的案件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按照国家实行的关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矛盾排除不掉，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这一规定同国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反映出了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
（二）明确了举证责任在控方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公安机关应当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侦察、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和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明确了公安机关应当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后仍然证据不足的，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些说明刑事诉讼法确实规定了应当由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这些规定符合无罪推定原则。但是刑诉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必然导致其自我归罪或自证其罪。这显然有被悖于无罪推定原则。不仅如此，刑事诉讼法第93条还进一步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察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把回答侦察人员的提问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其一是必须回答问题，不得保持沉默；其二是不得隐瞒事实，不得作虚假陈述。犯罪嫌疑人如果违反这一义务，就要因“认罪态度不好”而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在第46条规定了“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处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定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处刑罚。”但是这并不能改变重口供、轻证据的传统。人们习惯于从口供中找证据，有口供心里才踏实、才定案，“证据之王”的阴魂不散。口供是证据的重要来源之一。不放弃对口供的收集，这本无可厚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与司法机关合作，对案件事实作出有罪供述与无罪辩解，有利于查清事实真相，争取有利于被告的诉讼结果。这应当是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而不是诉讼义务。尤其是不回答提问，或在作虚假陈述，还要作为从重量刑的情节、令其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
（三） 赋予公民沉默权
所谓沉默权，指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决定是否进行陈述或保持沉默，而控诉机关不得以国家强制权迫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就自己是否犯罪进行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来的重要规则之一，也是保证无罪推定的基础性条件。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显然，这与沉默权的规则是背道而驰的。从举证责任上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而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规定实际上要求犯罪嫌疑人证明自己有罪，变相地让犯罪嫌疑人承担了举证的责任。 对于沉默权，在实践中也不应机械地应用，既要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也可以告知有放弃沉默的权利，告知我国刑法中有从轻、减轻的情节，积极鼓励其放弃沉默，如实陈述。
（四）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现状分析
无罪推定原则是否是一项诉讼原则已被规定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在国内存在很大争议。1996年3月17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大家对此规定认识不统一：最高法院认为是“罪从判定”原则，最高检察院认为是“无罪推定原则”，一些学者认为，它体现的是一种没有全部到位的无罪推定原则。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第十二条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而且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显然是认为犯罪嫌疑人有义务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违反义务必然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就可能导致惩罚，而刑法学界许多学者认为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应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刑事诉讼法这一规定与无罪推定要求是不一致的，也显然违背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但总体上说现行立法贯穿了无罪推定的精神，因而应当认为第十二条为无罪推定原则，尽管很不完善，还不到位，产生这种状况的多种原因中，无罪推定原则观念意识的淡薄是其主要原因。只有个人违反了人们共同的生活规则，才能受到公权力的惩罚，而这一违反必须是一定程度上的违反。法律“是以对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为基础的”，否则它就会行不通。尽管某一法律制度对人权的体现会随时代和人的要求不同，但没有对人权加以体现的法律制度是很少见的，现代文明对人权的表现已是淋漓尽致，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各国立法确认和保护。我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束缚人权的，因而人权观念发展比较缓慢，这就要求执法者和司法者人权观念的提高，依照法律去对公民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不是相反，“程序正义”应被人们所充分认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3．樊崇义:《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
4．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版
5．张国安等：《新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陈林林 ：《无罪推定原则思考 》，法律科学1995年版
7．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金瑞锋：《试论无罪推定原则的立法完善》，山东法学，1999版
9．樊崇义：《证据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加]阿兰.w.麦威特 《宪法保障—外国刑事诉讼制度探微》，杨诚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⑵ 什么叫正当防卫

徐昕按：【刺死辱母者被判无期血案】母亲欠债遭11人凌辱，儿子目睹后刺死1人被判无期。

催款人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情急之下的儿子摸出一把水果刀乱捅，催债人员杜志浩被捅死。女企业家苏银霞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

此案引起极大的争议，仅网易跟帖一天就近150万，无辜者计划群也密切关注此案，有律师表示愿意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你怎么看此案？阅读全文后，请假设自己是陪审员，顺手投票：你认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刺死辱母者

记者王瑞锋

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

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办公楼（右），于欢及其母亲曾在这里被催款团伙控制、侮辱，最后酿出了血案。

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被告人欲离开但被阻止，摸出了一把刀……

法院认为，虽然当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侮辱，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况下，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

匆匆赶来的民警未能阻止这场羞辱。情急之中，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血案发生于2016年4月14日，因暴力催债引起。女企业家苏银霞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

近4个月后，吴学占因涉黑被聊城警方控制。杜志浩是吴学占涉黑组织成员之一，被刺前涉嫌曾驾车撞死一名14岁女学生并逃逸。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还不清的高利贷

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大工贸”）职工刘晓兰看到三辆没有车牌的轿车进入工厂，是在2016年4月14日下午4时许。她预感不妙。

他们一行约十人，拉来了烧烤架、木炭、肉串、零食和啤酒，将烧烤架支在公司办公楼门口，若无其事地烤串饮酒。

堵门，是这伙人催债的方式之一。此前，他们曾拉来砖头、木柴和大锅，在公司内垒砌炉灶烧水喝。“在当地只有出殡才这样烧水。”刘晓兰说。

位于冠县工业园内的源大工贸，2009年由苏银霞创办，主要生产汽车刹车片。因公司资金困难，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苏银霞两次分别向吴学占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

苏银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还剩最后17万欠款，公司实在还不起了。”于欢的姑姑于秀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于欢的上诉代理人、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殷清利表示，10%的月息已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吴学占从苏银霞手里获取的绝大部分本息，属于严重的非法所得。

工商资料显示，2012年吴学占成立冠县泰和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网上流传的一封举报信显示，吴学占以房地产公司名义高息揽储，招揽社会闲杂人员从事高利贷和讨债业务。

在山东冠县，不少企业热衷于向吴学占借款。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为了资金周转，部分企业宁愿铤而走险，互相担保向吴学占借高利贷。

一旦企业无法还清高额本息，将面临暴力催债。“工业园有几家企业还不上钱，被卡车堵门，我也被恐吓过。”园区内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案发后不久，冠县工业园区22家企业联合凑钱，给源大工贸送来十多万捐款，帮助苏银霞打官司。“捐钱是因为同情她的遭遇。”上述企业负责人说。

2016年4月13日，苏银霞到已抵押的房子里拿东西。据她提供的情况说明，在房间里，吴学占让手下拉屎，并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钱。

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通话记录显示，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随后，她将自己的恐惧和绝望，哭着告诉了职工刘晓兰。

民警过来了解完情况，准备离开时，苏银霞试图跟着警察一起离开，被吴学占拦住。多名源大工贸员工证实，工厂多次被卡车堵门，不让员工进出。

“只有死路一条”

第二天，2016年4月14日，催债手段升级。

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被限制在公司财务室，由四五人看守，不允许出门。“在他娘俩面前，他们用手机播放黄色录像，把声音开到最大，说的话都没法听。”于秀荣说。

当晚8点多，催债人员杜志浩驾驶一辆迈腾车进入源大工贸，将苏银霞母子带到公司接待室。接待室内有两张黑色单人沙发和一张双人沙发，苏氏母子分别坐在单人沙发上，职工刘晓兰坐在苏银霞对面。11名催债人员把三人围住。

刘晓兰说，杜志浩一直用各种难听的脏话辱骂苏银霞，“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学着唤狗的样子喊小孩，让孩子喊他爹。”

其间，杜志浩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刘晓兰看到母子两人瑟瑟发抖，于欢试图反抗，被杜志浩抽了一耳光。杜志浩还故意将烟灰弹在苏银霞的胸口。

让刘晓兰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刘晓兰看到，被按在旁边的于欢咬牙切齿，几近崩溃。

接待室的侧面是一面透明玻璃墙，在外面的一名工人看到这一幕，赶紧找于秀荣让她报警。当晚，于秀荣老伴的电话一直拨不出去，他走出去几百米，才打通了110。

22时13分（监控显示），一辆警车抵达源大工贸，民警下车进入办公楼。

于秀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名催债人员拦住她，“他问是你报的警不，接着抢走了我的手机，翻通话记录没查到报警记录，就把我的手机摔了，然后把我踹倒在地。”

判决书显示，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4分钟后，22时17分许（监控显示），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于秀荣回忆说。

而警方的说法是，他们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

这期间，接待室内发生骚动。刘晓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四人被捅伤。

又过了4分钟，22时21分许（监控显示），于秀荣看到有人从接待室跑出来。她和民警一起返回办公楼。

“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紧接着，第二辆警车赶到源大工贸，警察让于欢交出刀子，并把他带到派出所。于秀荣说，那是一把水果刀，加刀把十几厘米长，平时放在接待室的桌子上用来切水果。

在办公楼门口，于秀荣迎面看到，杜志浩捂着肚子走出来，“他还说了句，这小子玩真的来。我的迈腾呢？”其他人也陆续走出办公楼，开车离开。

杜志浩等人受伤后，自己开车去了冠县人民医院。于秀荣的老伴说，事发后他曾去医院打听，杜志浩因琐事还在医院门口跟人发生争执。

尸检报告显示，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外有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2016年12月15日，聊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一案。庭审中的争议点在于，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以及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杜志浩的家属提出，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索赔830余万元。于欢的辩护律师则提出，于欢有正当防卫情节，系防卫过当，要求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目前，于欢已提出上诉。他的上诉代理人殷清利仍继续主张，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防卫过当。他还认为，于欢听从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归案、在讯问中如实供述等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他要坐监狱也就不会死了”

在冠县工业园内，与源大工贸邻近的一家企业老板说，事发不久，他曾被警方喊去了解情况，“第二天吴学占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公安局说了啥”。

警方对吴学占涉黑团伙介入调查。苏银霞则另因一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也被警察带走。

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张贴在源大工贸门口的布告显示，受聊城市公安局指派，2016年8月3日，东昌府分局将冠县“吴学占黑恶势力团伙”摧毁，首犯吴学占已被抓获，迅速查清了吴学占等人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公安机关鼓励群众举报，并呼吁在逃人员主动投案。

聊城警方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源大工贸一案是吴学占涉黑案件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三名伤者中，严建军、程学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这两个被害人在于欢一审受审时已被“羁押于山东省聊城市看守所”。

死者杜志浩出生于冠县斜店乡南史村，因在家中排行老三，被人称为“杜三”。

南史村一名村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杜三常年不在家，一直住在县城或东古城镇，给村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因琐事“揍他舅舅”。

杜志浩曾因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冠县东古城镇人所熟知。2015年9月30日，东古城镇一名14岁女学生被撞身亡，身首异处，肇事司机逃逸。

这名女学生的母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肇事当天杜的父母来给她送过东西。她后来收到了中间人给的28.5万元赔款，但自始至终没见过肇事者一面。“交警说抓不到人。我一个农民能怎么办呢？不然他得坐监狱，他要坐监狱也就不会死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晓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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