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法制度

1. 唐代的司法机关体系

4、《武德律》--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共45篇，500条，在内2容上q大x多采用隋朝开i皇时期的法律。 1、《贞观律》--唐太l宗李世民命长8孙无f忌等人r在《武德律》基础上m修定而成，仍7为446篇、600条，以1隋开n皇律令为3蓝本作了g较大p改动，奠定了b唐律的基本风6貌。 3、《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间，以1《贞观律》为3基础编纂出《永徽律》，此后又s对000条律文6逐条逐句进行注释，并附在律文8之f后，称作疏议。律与k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d，合称《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后人c又u称之m为1《唐律疏议》。 3、《唐六1典》--唐玄宗开a元f年间制定，内3容涉及t国家机关职掌和活动的各个w方2面，是中6国封建时代最早的一j部综合性行政法典。 6、《大m中3刑律统类》--唐宣宗时张葵编定。即：将同一r性质的律、令、格、式混合编在一j起的法典形式。 三m、唐朝的法律形式 5、律--是刑事法规，相当于g近代的刑法典。 1、令--是关于n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 6、格--是国家机关各部门k在日1常工q作中3据以2办1事的行政法规。 5、式--是国家机关的公6文4程式。 四、唐律的刑法原则 划分7公4罪和私罪；自首减免刑罚；共犯区p分2首从0；二y罪以4上d俱发，以3重者论；累犯加重；同居相隐；比0况类推；老小j废疾减免刑罚；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同罪异罚；区a分4故意和过失。 五s、唐律十i二f篇的内5容 8、第一m篇名例：71条，是关于b刑罚种类及d其适用的一m般原则的规定，为3《唐律疏议》的总纲，相当于g现代刑法的总则。 五p刑--即笞、杖、徒、流、死。 十o恶--谋反7、谋叛、谋大n逆、恶逆、不x道、大d不f敬、不a孝、不i睦、不i义h、内8乱。 八p议、请、减、赎、官当、免--各级官僚的法律特权。 刑法原则--划分0公4罪和私罪；自首减免刑罚；共犯区a分5首从7；二m罪以7上o俱发，以0重者论；累犯加重；同居相隐；比0况类推；老小u废疾减免刑罚；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同罪异罚；区u分2故意和过失。 7、第二p篇卫b禁：55条，主要是警卫p宫廷和守卫m关津要塞方6面的规定。 7、第三i篇职制：51条，主要是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规定。 8、第四篇户3婚：25条，主要是户1籍、田宅、赋役和婚姻家庭方0面的规定。 严格保护封建国有土o地和私有土d地的所有权 严禁脱户3漏口y、逃避赋役 维护封建的婚姻家庭关系--离婚以8七u出、义c绝为2条件；财产继承采用诸子l平分3制，贵族身份的继承权只属于t嫡长4子i孙。 1、第五d篇厩库：37条，是关于h牲畜、库藏管理方1面的规定。 3、第六3篇擅兴：82条，主要是关于z兵士p征集、军队3调动及b兴造方5面的规定。 6、第七h篇贼盗：54条，是关于x保护封建政权、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及j生命、财产不h受侵犯的规定。 以5谋反3、谋大d逆、谋叛罪严惩危害封建政权及i皇帝特权的行为0。 严惩危害生命安全的犯罪。 对盗罪作了h明确规定--窃盗、强盗、监守盗 严禁买卖人x口n 2、第八n篇斗3讼：50条，是关于h斗3殴伤人z和控告、申诉等方2面的规定。 1、第九w篇诈伪：30条，是关于d欺诈和伪造方0面的规定。 50、第十p篇杂律：38条，不j便编入e其它各篇的犯罪，皆归入d此篇，包括买卖、借贷、市场管理以0及w奸情方2面的犯罪。 03、第十j一x篇捕亡q：03条，是关于x追捕逃犯、捕捉罪人i和逃丁a的规定。 37、第十r二k篇断狱：14条，是关于j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方2面的规定。 六6、唐律的主要特点与q历y史地位 2、唐律的主要特点 （4）规范详备、科条简要 （7）中2典治国、用刑持平 （6）诸法合体、以8刑为1主 （3）依礼制刑、礼法合一l 5、唐律的历z史地位 （5）唐律是一f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5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1，处于r承先启后的重要历c史地位。 （0）唐律对亚洲许多国家的封建立法也l有重要的示3范作用。 八k、唐律关于b物权和债权的规定 0、关于m物权--唐律严格保护所有人a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7之q权，严格禁止5他人f侵犯；规定物权取得的条件。 3、关于u债权--唐律规定了q买卖、借贷、赁庸、寄托等债的关系；规定债务担保制度。 九k、唐朝的司法制度 6、司法机关 （4）中4央司法机关--大o理寺、刑部、御史台。 （4）三u司推事--重大b案件，由大l理寺、刑部、御史台长3官共同审理的制度。 （0）地方0司法机关--行政长7官兼理司法。 6、诉讼制度 （8）管辖--根据犯罪发生区t域、罪行轻重、被告身份，划分7了c各级审判机关的管辖权。 （5）起诉--举劾、告发、告诉 （5）审判--以4原告诉状为0准；采取五i听的审判方3式，同时也x以2众证定罪；"罪从1供定"，但禁止5任意刑讯；规定回避制度；司法官判决须"具引8律、令、格、式"；"服辩"；司法官对于y应该"言上u"或"待报"的案件不p得擅自判决。 （4）执行--徒流刑应送配所，死刑的执行须奏报皇帝批准。 1、监察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国家各级官吏是否遵守法律。其下m设台院、殿院、察院。台院和殿院的御史主要纠察中6央及w京城的各级官吏；察院御史则巡察州县，纠察地方4官吏的违法失职行为6。 ●历s史人r物 [唐太d宗]（310-080）唐高祖李渊的次子a，李世民。祖籍陇西狄道（今3甘肃临洮县）人c。隋末2与g其父5亲李渊一e起发兵反6隋。唐建立后，被封为7秦王o，任尚书8令。武德九l年（413）发动"玄武门y之r变"，取得太x子c地位，次年继帝位，建元d贞观。在位期间推行一b系列政策和措施，造就了o"贞观之o治"。在法律思想方4面，推崇儒学，吸收法、道两家的思想，牢固地确立了s中3国古代儒法结合的思想路线。 具体表现为8：（4）以8德礼为0治，注重教化8。认6为8自古以8仁5义l治天e下k，国家则长7治久s安；而专q以7法治，救弊除害于j一e时，国家则会很快败亡t。（3）加强立法，力f求宽简。即位不f久m，便命大x臣修订7法典。武德七a年颁布《武德律》，贞观十e一q年颁行《贞观律》。修律过程中6，删繁就简，去重从3轻。（4）明正赏罚，不z殊贵贱。他认7为7赏罚之w得失，关系国家的安危，必须做到"一c断于k律"，赏不o遗亲远，罚不f阿亲贵。李世民特别注意克制自己r的感情，带头守法，避免用自己y的主观意志来取代法律。（7）加强复核，控制死刑。贞观元r年，实行中4央机关对死刑判决的合议，首创封建法律史上u"九s卿议刑"制度。 [长7孙无n忌]（？-585）唐初大d臣。河南洛阳人n。曾随李世民征讨，功绩卓著。公3元f468年，参与h谋划、发动"玄武门j之l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曾奉命与c房玄龄等修订4《唐律》，并对《唐律》进行逐条解释，著成《唐律疏议》，成为1我国流传至今8的一i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后因反7对武则天s为4皇后，被诬陷谋反4罪，流放黔州，迫令自缢身死。 在法律思想方8面，坚持封建正统儒家法律思想，是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5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之b大n成，构建以1儒家为6核心4兼采法、道封建法律理论体系的主要代表人s物之p一v。 主要观点有：（7）主张儒法合流。他以6儒家经典为6依据，以8儒家封建纲常思想为0指导，对唐律条文3进行疏议，完成了f封建法典的儒家化5过程。（7）主张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对唐律中1规定的特权保护制度进行解释。。（6）主张罚当其罪。主张官吏严格依法断案，做到罚当其罪。（7）主张整肃吏治。在法律疏议中8强调官吏要"导德齐礼，移风3易俗"。对一h切3贪赃枉法行为2都要追究刑事责任，论罪处罚；而对负有监督责任的官吏在职务内4犯罪，要加重处罚。 di≮i≮hzn〓唯ァe┲ㄠg≮g≮cХ

2. 唐朝的审判制度是怎么做的

唐朝的审判制度,主要规定于唐律《断狱》篇之中?

司法官在审讯中,首先必须弄清案情,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词?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必须实事求是,既不许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把有罪判为无罪,重罪判为轻罪?

司法官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断罪,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而致断罪有出入者,事属故意,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事属过失,以过失出入人罪论?

为了防止司法官专横,滥用“拷讯”,对此规定了若干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违法拷讯而致人死者,有关官吏徒两年?对有疮?有病的人犯进行拷讯者,处笞?杖刑,因而致死者,徒一年半?

此外,依法应议?请?减者,以及老小疾病者,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100日再拷,违者分别处杖?徒刑?

唐律还严格规定了上诉复审及死刑复奏程序?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级别在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是否服罪及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违者,司法官笞50?

对死刑的执行规定了非常慎重的程序,死刑判决必须奏报皇帝,经皇帝核准后等候执行死刑的犯人称死罪囚?对死罪囚执行死刑,还要3次奏报,得皇帝许可,才可执行?

唐朝监狱的设置和管理,较前都更趋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设有京兆府狱和河南狱,关押京师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

3. 唐朝法治史

中国法制史：唐朝的法制-司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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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

一、《唐律疏议》——礼法统一的法典

1.《唐律》的修订过程——从《武德律》到《永徽律疏》

(1)《武德律》。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于武德四年命裴寂等以《开皇律》为准，撰定律令，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为《武德律》，这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条。

(2)《贞观律》。唐太宗即位以后，鉴于《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当时的需要，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参照隋《开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称为《贞观律》。《贞观律》仍为12篇500条。

注意：《贞观律》的修订长达11年时间，对《武德律》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如增设加役流，缩小连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原则与制度。《贞观律》的修订，基本上确定了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后来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响。

2.《永徽律疏》的颁行

(1)制定：《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最终，奏上新律12卷，是为《永徽律》。

(2)疏议：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惰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曰”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

(3)历史地位：

第一，《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

第二，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三，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

二、十恶

1．从“重罪十条”到“十恶”

(1)定义：所谓“十恶”，是隋唐以后历代法律中规定的严重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

(2)渊源：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唐律承袭此制，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疏议即云：“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2.唐律中十恶的具体内容

(1)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

(2)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

(3)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

(4)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

(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为；

(6)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

(8)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缌麻)以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

(9)不义：指杀本管上司、受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

(10)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

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一为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唐律将这些犯罪集中规定在名例律之首，并在分则各篇中对这些犯罪相应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而且，唐律规定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语所谓“十恶不赦”的渊源。这些特别规定充分体现了唐律的本质和重点在于维护皇权、特权、传统的伦理纲常及伦理关系。

三、六杀、六赃与保辜

1．六杀

(1)分类：《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等。

“谋杀”指预谋杀人；

“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

“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

“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

“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

“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

(2)处罚：基于上述区别，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

谋杀人，一般减杀人罪数等处罚，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则处以死刑，体现了对传统礼教原则的维护。

故意杀人，一般处斩刑。

误杀则减杀人罪一等处罚。

斗杀也同样减杀人罪一等处罚。

戏杀则减斗杀罪二等处罚。

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以铜赎罪“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2.六赃

(1)定义：六赃指《唐律》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或贪赃枉法的行为。在量刑上对于官吏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均规定了较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

(2)分类：六赃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一是“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凡官吏受财枉法，赃满15匹处绞。

二是“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未枉法裁判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即使不枉法，赃满30匹也处仅次于死刑的加役流。

三是“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处接受礼物，主动索取或强要财物的，加重处罚。监临主守官盗取自己所监临财物或被监临人财物的，比窃盗加二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甚至规定，不得向被监临人借用财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属人员或利用职权经商牟利；否则依情节分别处以笞杖或徒刑。唐律还规定，官吏应约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减等治罪。如监守自盗的比一般盗罪加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

四是“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唐律》贼盗篇规定强盔罪处罚更严，虽不得财也要处徒刑2年。持凶器得财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

五是“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唐律》贼盗篇对一般窃盗罪也严格规定，不得财者笞五十，得财者至五十匹处加役流刑。

六是“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唐律》杂律篇规定，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财物的即构成“坐赃，同时禁止监临主守官在辖区内役使百姓，借贷财物，违者以坐赃论处。

(3)影响：六赃的分类与按赃值定罪的原则为后世所继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赃图》的配附。

3.保辜

(1)定义：指对伤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

(2)具体规定：唐律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责；限外死去或者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

(3)评价：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较之以往却是一个进步。

四、五刑与刑罚原则

(一)唐律中的五刑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为五刑中最轻一级刑罚，分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3)徒刑，分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为等差；

(4)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

(5)死刑，分斩、绞二等。

(二)唐律中的刑罚原则

1.区分公、私罪的原则

(1)定义：所谓公罪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即在执行公务中，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如“擅赋敛”而无私人获利者，处罚从轻。

所谓私罪包括两种：一种是指“不缘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与公事无关，如盗窃、强奸等。另一种是指“虽缘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职权，循私枉法，如受人嘱托，枉法裁判等，虽因公事，也以私罪论处。

(2)处罚：唐律规定公罪从轻，私罪从重。适用官当时，也要区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当1年徒刑。

(3)缘由：唐律之所以要区分公罪与私罪，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的积极性，以便提高国家的统治效能；同时，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保证法制的统一。

2.自首原则

唐代继承了历代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但较前有比较明显的发展。

一是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与自首性质不同。唐代对自新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

二是规定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凡“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即对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处理。因为这些犯罪的后果已不能挽回。

三是规定自首者虽可免罪，但赃物必须如数退赔，不使犯法者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以防止罪犯利用自首非法获财。

四是自首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待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尽”。《名例律》规定：“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至于如实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

此外，唐律规定，轻罪已发，能首重罪免其轻罪；审问它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余罪。出于分化打击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统地发展了传统刑法的自首原则；这些内容影响到后世。

3.类推原则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即对律文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轻案。凡应加重处罚的罪案，则列举轻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重案。如疏议举律文说，谋杀尊亲处斩，但无已伤已杀重罪的条文，在处理已杀已伤尊亲的案件时，通过类推就可以知道更应处以斩刑。又举例说，夜半闯入人家，主人出于防卫，登时杀死闯入者，不论罪。律文没有致伤的条文，但比照规定，杀死已不论罪，致伤更不论罪。唐代类推原则的完善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
4.化外人原则

化外人即指外国人。《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同国籍外国侨民在中国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属本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这在当时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同时也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因大量外国侨民前来所引起的各种法律纠纷问题。

五、唐律的特点与中华法系

1.“礼法合一”的特点

唐朝承袭和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使得法律统治“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如同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政权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维护了唐朝统治。

2.科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的特点

唐朝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以往秦汉法律，向以繁杂著称。西汉武帝以后，因一事立一法，导致律令杂乱。西晋修律对汉律令作了大幅度的缩减，北齐律定为12篇，949条，较前又有所进步。唐朝沿袭隋制，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2条，并为后世所继承。仅以太宗修《贞观律》为例，“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足见唐律的上述特点。

3.立法技术完善的特点

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平。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原则的确定都有充分表现。为防止官吏滥用比附，用精确的语言规定在法无明文规定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理办法。并在承袭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公、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如《斗讼律》解释“过失杀”说：“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共举重物为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类，皆是。”唐律结构严谨，为举世所公认。

4.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

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朝承袭秦汉立法成果，吸收汉晋律学成就，使唐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律的典型性，故对宋元明清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高丽律》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六、唐代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唐代沿袭隋制，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执行各自司法职能。

1.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审理中央百官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凡属流徒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同时大理寺对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权。

2.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

唐代刑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门等四司。刑部除掌司法政令外，并复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及州、县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在复审中，如发现疑案、错案，凡徒刑、流刑以下的案件，驳回原审州、县重审或复判，死刑则转送大理寺重审。刑部还有权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并有权受理在押犯申诉案件。

3.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下设台、殿、察三院。作为中央监察机构，专门负责代表皇帝自上而下地监督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是否遵守国家法律和各项制度，是否忠实履行职贵，位高权重，可称得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司”。御史台有权监督大理寺、刑部的审判工作，同时参与疑难案件的审判，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御史台中分设台院、殿院、察院，统辖下属的诸御史。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设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的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由于侍御史在诸御史中的地位最高，职权最重，因此一般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或由宰相与御史大夫商定，由吏部选任。

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违反朝仪的失礼行为，并巡视京城及其他朝会、郊祀等以维护皇帝的神圣尊严为其主要职责。

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察州县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唐代时以“道”为监察区，全国共分为十道(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一名监察御史，称为巡按使，品级虽低，但权力极大，是皇帝设在地方上的耳目。

4.唐代的“三司推事”

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有时地方发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则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此外，唐代还设立都堂集议制，每逢发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

5.地方司法机关

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州县长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均设佐史协助处理。州一级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一级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纠举责任，对轻微犯罪与民事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

(二)诉讼制度

1．刑讯制度

(1)刑讯的条件与证据。唐律规定，审判时“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拷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也就是要求在拷讯之前，必须先审核口供的真实性，然后反复查验证据。证据确凿，仍狡辩否认的，经过主审官与公审官共同决定，可以使用刑讯；未依法定程序拷讯的，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同时规定，对那些人赃俱获，经拷讯仍拒不认罪的，也可据状断之”，即根据证据定罪。

(2)刑讯方法。首先，刑讯必须使用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审官要负刑事贵任。其次，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应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200，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若拷讯数满仍不招供者，必须取保释放。凡有违犯，承审官须负刑事贵任。其三，拷讯数满，被拷者仍不承认的，应当反拷告状之人，以查明有无诬告等情形，同时规定了反拷的限制。

(3)规定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来定罪。一类是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二是老幼废疾之人，指年70以上15以下、一肢废、腰脊折、痴哑、侏儒等。对上述两种人，唐律规定“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即必须有三人以上证实其犯罪事实才能定罪。
2.仇赚回避原则

唐代回避制度称作“换推”，指在审讯过程中，凡审判官与当事人有亲属或师生或仇嫌关系，均须调换回避。司法机关在接受诉状后，就开始进入审讯程序。为了防止司法官在审讯过程中因亲故仇嫌关系而妨碍公正审判，唐朝在《唐六典》中第一次规定了回避制度，即“凡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也就是说，若承审官与当事人有某种利害关系，准许更换承审官。这一规定对于保证司法公正有一定作用。

3.死刑三复奏

死刑复奏制度是指死罪判决的执行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待皇帝批准下达三日后方可行刑。这项制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已正式确立，至隋朝确定为死刑须经“三复奏”方准执行。唐律对此作了更加详细而严格的规定：除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及部曲、奴婢杀主等死刑判决只经一次复奏即可执行外，凡各地方的死刑判决作出后，必须三次奏报皇帝批准，待批准下达三日后方可执行。违反上述规定，“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要判处流刑，3日期限末满或过限行刑者处以杖刑至徒刑。对京师判决的死刑案件要求更加严格，须经过“五复奏”。这项制度表明唐代对死刑的审慎态度及皇帝对死刑权的牢固控制。

4. 唐律的基本制度和法律原则

二十二、《唐律疏议》的体例结构及各篇主要内容

唐朝刑事立法的成就，集中反映在《唐律疏议》上，狭义上的唐律，便指《唐律疏义》这部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共十二篇，500条，其篇目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篇目的排列有内在的规律，体现了立法者对各项内容及其关系的认识。
《唐律疏议》中，名例律例于全律之首，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总则，是统率其他各篇的大纲、贯彻全律始终的核心，在十篇中居于首要地位。它集中规定了唐律的立法宗旨和五刑、十恶、八议等各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刑罚制度及适用于各分则的刑法原则等，是唐律基本精神、原则和特点的集中体现。其后九篇为分则，规定了各种具体的犯罪及其相应的刑罚。最后两篇规定有关追捕逃犯和审判、执行方面的内容，在现代法律中多属于程序法的范围。《唐律疏议》中所确定的这种总则在前、分则在后、实体在前、程序在后的体例结构，与中国早期的法律和封建社会初期的法律相比，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大大加强，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技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十二篇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 名例律57条"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规定了唐朝的刑法和刑罚原则，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部分，集中体现了唐律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具体包括：五刑、十恶、八议、请章、减章、赎章、官当、划分公罪与私罪、犯罪自首的要件、对老幼废疾者犯罪的减免等等。
第二篇 卫禁律33条是有关警卫宫殿和关津要塞的规定。宫殿是皇帝居住与朝臣议政的场所，边防关卡及城镇墙垣，事关国家主权和城镇的安全，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是法律重点保护的对象。该篇设有阑入宫殿太庙、向宫殿射箭、冲撞皇帝车驾、私渡关津、走私禁物等罪名。
第三篇 职制律59条是关于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法律。唐朝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行政法律制度，从机构设置、官吏职责，到行政程序、公文递送，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违反行政法律制度的官吏，轻者予以行政上的处罚、重者则以刑罚制裁。该篇列有置官过限、贡举非其人、上书奏事误等罪名。同时，对于行政官吏的非职务性犯罪，职制律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第四篇 户婚律46条"户口、婚姻"。唐朝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及徭役摊派，均以户籍为依据。户婚律规定了对违反户籍、土地、赋税及婚姻家庭制度行为的处罚，包括脱漏户口、逃避赋役、盗耕种公私田、违律为婚、立嫡违法等。
第五篇 厩库律28条是有关公私牧畜饲养、管理和官府仓库管理方面的规定。在农业社会中，马牛等牧畜既是生产工具，又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因此，故杀官私马牛、乘官损伤或载私物以及损败仓库物品，都要受到刑罚处罚。
第六篇 擅兴律24条，擅为擅发兵，兴为兴造。擅兴律是对违法兴造工程、差遣丁夫等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定。军队的控制与指挥，事关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的安定，兴造工程，关系到整个社会人力物力的消耗。擅自调兵遣将，差遣丁夫，造成兵马粮草和军事装备供应不足等，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第七篇 贼盗律54条是关于惩治侵犯封建政权和人身、财产等方面犯罪的法律规定。盗与曲是历朝法律的重点打击对象，唐代也不例外。贼盗律明确规定了对谋反、谋大逆、谋叛、造妖书妖言等政治性犯罪的处罚。同时，还规定了对谋杀、杀害、强盗、窃盗等重大刑事犯罪的处罚。
第八篇 斗讼律60条，是关于殴斗伤人和控告申诉方面的法律。斗殴类包括斗殴伤、半殴致死、不同身份者相斗殴致伤害及几种杀伤罪；告诉讼类包括一般性起诉程序及对于特定犯罪、特定身份人的起诉禁令。
第九篇 诈伪篇27条，伪即伪造，诈即诈骗，是关于惩治伪造和诈骗的法律。前者限于对皇权或政权产生直接危害的行为，包括：伪造皇帝玉玺及各级官印，伪造宫殿门符和发兵符等。后者涉及某些特定的欺骗行为，包括身份性欺骗和行为性欺骗。
第十篇 杂律62条杂律所包含的内容，涉及面较宽。主要包括涉及市场管理、债权债务、犯奸失火的以及其他一些轻微危害杜会秩序和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
第十一篇 捕亡律18条是有关捕捉逃亡罪犯和其他逃亡者的规定。其他逃亡者包括：出征在营的兵士、服役的丁夫杂匠、入籍的官户奴婢，甚至也包括无故私逃的现任各级行政官员。
第十二篇 断狱律34条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狱政方面的法律。包括审判原则、法官责任、拷讯囚犯、刑罚执行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的确定。
综上所述，《唐律疏议》以保护君主专制、等级制度的宗法制度为核心，全面地维护封建剥削阶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及人身安全；其刑罚适用的基本原则之严整、概括，其犯罪种类以及其他各种法律关系规定之详尽、细密，在封建法典中是无与伦比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行政、司法、婚姻家庭等方方面面，堪称封建制法典的代表，充分显示了唐代立法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古代立法的里程碑。

二十三、唐代的主要司法制度(1)

（一）司法机关
在唐代，中央一级设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个主要司法机关，称为"三法司"，分别负责行使审判、复核和监察等项司法职能。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与京师徒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发现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机关重审，或进行复判；死刑案，则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
上述三大司法机关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同时又互相监督，彼此制约，有利于司法效能的充分发挥和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一旦遇到全国性的重大疑难案件，则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和御史台御史共同审理。这种由三法司主要长官会审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称作"三司推事"。地方若有重大疑难案件不能审断，但又不便移送中央的，由中央派"三司使"即三法司的官员前往当地审理，称为"小三司推事"。
在地方，司法审级与地方行政区划一致，分为州、县两级，司法事务的管理仍沿袭旧制，由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州有刺史，县有县令，京都长安设置京兆府，分别负责审理本辖区的刑、民案件。
（二）诉讼制度
在唐代，诉讼的提起主要有告诉、告发和举劾三种方式。
1．举劾和告发
由封建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称为举劾。唐朝设有专门的监察官举劾渎职的官吏；各级长官对属下犯罪也负有举劾之责，知所部犯法而不举劾者，治罪。此外，在唐代对一些重大犯罪，有强制告发的义务。如对反、逆、叛等罪，人人有告发之责，家属也不例外；对强盗、杀人等罪，亲属与同伍也要告发；放火、失火，知情者须要告发。告发的方式为纠举、密告，知而不举者，或杖一百，或徒一年。
2．告诉
告诉分自诉、越诉、直诉和亲属代诉。唐朝对平民的告诉设有许多限制。如，除反、叛、大逆等罪，卑幼不得控告尊长，贫贱不的控告尊贵；在押犯人与年80 岁以上、10岁以下以及笃疾者，一般无控告权。一般诉讼须自县、州逐级陈告，禁止越诉，违者笞四十。有重大冤屈，可"击登闻鼓"或"邀车驾"申诉，主管官吏应该受理，不受理者治罪；但申诉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诉讼须要有"讼牒"，写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发生的年月"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
（三）审判制度
1．回避制度
为了防止司法官在审讯过程中因亲故仇嫌关系而抱私舞弊，妨碍司法公正，唐律确定了审判回避制度，当时称为"换推"。凡主审官与当事人系五服内的亲属或姻亲，系师生关系，曾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者以及此前有仇嫌关系者，均应换推。另一种是同职连署连判的官员之间，如果是大功以上的亲属，也应回避。
2．证据与拷讯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审讯采取"纠问式"，定案主要依据口供。而口供的获取则主要依靠刑讯逼供。唐朝虽然在审讯中仍沿用拷讯制度，但在"宽仁""慎刑"思想的指导下，总结和继承了以往有关证据与刑讯方面的经验，审判中重视证据的使用，并对刑讯作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
唐律规定在一般情况下，要求在拷讯之前，必须先通过"五听"的方法审核口供的真实性，然后反复查验证据证据是否确凿，仍狡辩否认的，经过主审官与参审官共同决定可以使用刑讯；未依法定程序拷讯的，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
唐律关于刑讯的规定还有刑讯必须使用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应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若拷讯数满仍不招供者，必须取保释放。凡有违犯，承审官须负刑事责任。
唐律还规定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来定罪。一类是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二是老幼废疾之人，指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一肢废、腰脊折、痴哑、侏儒等。
3．判决及法官责任制度
唐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即要求司法官在判决时，必须全面、正确地引用法律条文。若司法官不依律断罪，适用法律错误，以致造成"出入人罪"的，要依律追究司法官的刑事责任。其中，"出罪"是指把有罪判为无罪或重罪判为轻罪，所谓"入罪"是指把无罪判为有罪或轻罪判为重罪。
4．上诉制度
徒刑以上的案件审结后，唐律要求必须向当事人及其家属宣读判决。如不服判决的，可以提出要求，由原审机关重审。若仍不能改判的，可以逐级上诉，唐代受理上诉的机关有州司、尚书省、三司和皇帝四级。向皇帝申诉的方式有上表、击登闻鼓等。但上诉一般不得越级。
5．审判管辖制度
唐律根据犯罪发生的区域、罪行的轻重、被告的身份划分了各级审判机关的管辖权。审判管辖采取基层初审、逐级判决的制度。所有的刑事、民事案件，都必须先到最基层的州县衙门立案、审理。"凡有犯罪者，皆从所发州县推而断之"。对一般民事案件和笞、杖等轻微的刑事案件，县一级就有权作出生效判决；对于徒以上犯罪案件，审理后提出判决意见，上报州府复审后，州府即可对徒罪案件作出有效判决，但该判决以及对流罪案件的判决意见还应送到尚书省刑部复核。经尚书省刑部复核无误的徒刑案件，即可以执行，而流刑案件还要送中书门下详复；死刑案件奏请皇帝裁定。如有冤假错案，徒流案件驳回重审重判，死刑案件转送大理寺重审。

二十三、唐代的主要司法制度(2)

（四）刑罚执行制度
唐律中刑罚执行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死刑复奏制度和秋冬行刑等。至于笞刑、杖刑，县级司法机关判决后即可执行。 死刑的执行，必须经过三复奏程序，即在对死囚行死刑之前，三次奏请皇帝审慎考虑是否立即执行。唐太宗就曾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为由，将京城死刑改为五复奏，但各州的死刑案件仍三复奏。如果"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死刑执行的时间限制在每年秋分以后、立春以前，这段时间每月的朔、望日、上下弦、二十四节气等，均不得奏决死刑。但谋反、谋大逆与谋叛等重大犯罪不拘此限。
（五）监狱管理制度
唐代在京师、州、县普遍设置监狱。京师、州、县监狱设典狱官，大理狱设狱丞、狱吏。唐代统治者很重视狱政，刑部每年正月要遣使巡覆。唐代的监狱可分为三种：在中央设有大理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设有京兆府狱和河南狱，关押京城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设有自己的监狱，关押当地的囚犯。监狱的管理有一整套严格详密的制度，如依男女、贵贱不同分别关押，何种囚徒应戴何种械具，囚犯的衣食、医药要依律予以保障，若因狱官的失职或管理不善造成囚徒死伤的，狱官要负相应的刑事责任等等。体现出唐朝监狱管理制度的完备。
（六）监察制度
在唐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日益加强，监察制度也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日趋系统和完备，监察官员的职责更加明确，机构进一步扩大，作用也愈加重要。唐代的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最高长官，御史中丞二人为辅佐，其下并设台院、殿院、察院。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设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案件。
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若干人，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的违法失礼之事，并巡视京城、郊祀、朝会等，以维护皇帝的尊严为主要职责。
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人，执掌监察州县地方官吏。唐分全国为十道（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监察御史一人，称巡按史，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国家各级官吏是否遵守法律。侍御史和殿中御史的主要职责是纠察中央的各级官吏，监察御史则巡察州县，纠察地方官吏中的违法失职行为。虽然监察机关也参与刑事案件的审判，但和大理寺、刑部不同，它不是司法机关，而是法律监督机关。它参与审判活动的目的，在于纠正官吏的审判中的违法行为。所以，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不同，其主要对象是整顿吏治，以保证吏治清明。
由上可知，唐代为巩固中央集权制度、整顿吏治、提高国家机构统治效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察制度。

5. 唐朝的司法机关有哪些

（一）中央司法机关

唐朝的司法机关，在中央设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来行使封建国家专的审判权属。

1．大理寺

大理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对徒刑、流刑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判决后直接报请皇帝批准后才能生效。此外，大理寺对刑部移来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设卿、少卿为最高司法长官。

2．刑部

刑部，中央司法行政机关，除主管司法行政事务以外，还负责大理寺流刑以下案件及地方判决徒刑以上案件的复核。在复核中发现疑点时，流徒以下的案件可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或自行复判，死刑案件则移交大理寺重审，上报皇帝批准。

3．御史台

御史台，中央监察机关，主要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难案件，也可以参与审判，并可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

上述三个执法机关，如遇有特别重大的案件，则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做“三司推事”。此外，皇帝还经常根据案件的情况，命令非司法机关参加审判。

自秦汉以来，中央司法机关由一而分为三，并使它们互相配合，又互相监督，这说明封建司法制度更加严密和完备，而中央司法机关审判权分散，也反映了皇帝对司法大权控制的加强。

6. 有谁能给出自唐朝到清朝的司法机构，以及处理各种案件的机制

到了唐朝，发展成为三大司法机关，即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1）大理寺是唐朝的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
（2）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
（3）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逢大案，常有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叫作“三司推事”。 6.宋初除按唐制，在中央设刑部及大理寺分掌司法以外，又于建隆年间在宫中设置审刑院。规定：凡大理寺审判的案件，经刑部复核后，须送审刑院详议，再奏请皇帝批准。可见，审刑院就是为了加强皇帝对司法权的直接控制而建立的。
7.明朝的司法机关，中央仍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但就其职责而言，与唐、宋有所不同：大理寺不主管审判，而专掌复核，凡是刑部、都察院审判的案件，均由大理寺复核，有权驳令更审，或请旨发落；刑部主管审判，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和重案，也审理中央百官的案件；都察院为监察机关，监督刑部、大理寺的司法活动；也握有一定的审判权。
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由御史、大理寺官员和刑部官员共同审理的，谓“小三法司会审”；由都御史、大理寺卿和刑部尚书共同审理的，谓“大三法司会审”；审判后送皇帝裁决。如遇特别重大案件，则由三法司会同吏、户、礼、兵、工各部尚书及通政使共同审理，清代叫“九卿会审”，是中央的最高审级，但判决仍须奏请皇帝核准。明朝在司法制度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厂卫干预司法。统治者为了强化封建君主专制，在常设的普通司法机关之外，又设立了厂卫特务审判机构。卫指锦衣卫，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合称厂卫，是明朝特有的特务司法审判机构。锦衣卫是由保卫皇帝人身安全的侍卫亲军组成的，是皇帝贴身的禁卫军。东厂、西厂、内行厂，是由专门服侍皇帝及其后妃的宦官成员组成的另一特务司法审判机构。
8.从1906年开始，在中央，清政府把原来掌管审判的刑部改为法部，专门负责司法行政；把原来掌管案件复核的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判，同时负责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设立总检察厅，作为最高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取消都察院。
9.南京临时政府为贯彻三权分立，实现司法独立的资产阶级法治原则，中央设“临时中央审判所”（亦称“裁判所”），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
10.北京政府司法机关体系庞杂，法院有普通法院、建立司法法院、特别法庭、平政院之分。11.南京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是司法院。司法院之下设立各级法院。法院有普通法院、特别法庭之分。普通法院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级，行三级三审制。特别法庭是据特别法规而设置的，行法西斯审判制度。

7. 唐朝的立法与行政是怎样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在古代社会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发展的关键。隋唐封建社会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气象”的形成。就与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妥善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法制建设，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中华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称为“中华法系”的代表。这一时期，无论是立法形式、法律内容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鉴后世的东西。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立法工作。并注意总结借鉴前代的立法经验与技术，使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有过不少大的立法活动，并前后继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脉相承，为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可资借鉴的良好基础。

隋唐的统治者，对立法工作比较重视。其中以修律为主的大的立法活动，进行过多次。如隋朝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一即位，就命大臣高颎等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修定新律，强调要“取适于时”，贯彻宽简原则，删除前代残酷的刑罚。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审阅刑部的奏报时，发现律文还是太严密，又命苏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这就是垂范后世的《开皇律》。《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到了炀帝即位时，由于在实际贯彻中已经出现法制混乱、刑罚滥酷的情况，为了标榜宽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于大业三年（607年）颁行，即为《大业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复旧，在立法技术上逊于《开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袭隋朝的《开皇律》。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动，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后期的立法活动，以编敕（皇帝下达的诏敕）和刑律统类（类似法律汇编）为主。

隋唐时期的法律形式，以律为主，同时还有令、格、式等。对于律、令、格、式的解释，史籍所载还不完全一致，综合各种解释，可以作一个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规，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从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及唐律的规定来看，律在4种法律形式中最为稳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几乎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赋役制等，都由令规定。③格。格是皇帝对国家机关分别颁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随时发布的敕，经过整理汇编的法规，故又称敕格。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删定武德年间以来的敕格，定留700条，以尚书省诸司为篇名，其中有关诸司日常公务、留在司内施行的称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间特颁发州县实施的称“散颁格”。④式。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为繁多。国家的一切公务，都须依据令、格、式的规定进行。违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为，一律按“律”的规定断罪量刑。因此，这4种法律形式构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体，以此处理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是封建法制协调发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断狱》篇规定，“制敕”断罪，是“临时处分”，必须经汇编后确定为格的，才能引为断罪的正常依据，否则要负刑责。但是，制敕既能临时处分断罪问题，便是这一原则的例外。事实上，制敕对一切问题都可随时专断，这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制敕虽未被定为一种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却高于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还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还有一部《唐六典》。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六条：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为指导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礼》的原名，大概是后人编撰的周朝的官制，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别主管治（唐玄宗写成“理”是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教、礼、政、刑、事六个方面的政务。由于这种分类法相当繁杂与困难，所以承担此任务的大臣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于唐玄宗早已手书六条，故称《六典》。《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规定唐朝官制的政书，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以及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俸禄、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有人考证后认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颁行，却又曾行用。说它不曾颁行，是指它制定后的200年问从未明诏颁行；说它又曾行用，是因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多见诸于中唐以前的史实，它是这一时期简化了的综合性的“史录”，在开元、天宝以后的长时期内，被唐人奉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别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表明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经验的成熟。因此，唐律不仅对后世，就是对当时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内容，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维护封建统治，巩固统治基础，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①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这是唐律的首要内容。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法律条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严厉镇压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危及封建政权的犯罪；确保皇帝个人的绝对安全和尊严；确保皇帝独揽一切军国大权。②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如规定官员、贵族依法享有种种特权；严格划分良、贱，在婚姻、诉讼等方面加以严格区别等。③维护封建家庭的纲纪伦常。如确保尊长的权威；在婚姻关系中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严惩亲属相奸等。④维护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如明确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严惩脱户、漏口、相冒合户、私人道等行为，以保证国家控制充足的劳动力与纳税者。⑤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要求官吏必须坚守岗位，依法办事，忠于职守；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要求监临主司或监临主守这些握有实权的官吏，必须恪守礼法，办事必须实事求是，严禁悖礼、诈欺以及弄虚作假；严惩对军政事务的擅权、渎职行为。⑥保卫封建国家安全，惩治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行为。如强调封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的治安秩序，严惩强盗、窃盗，惩治斗殴、伤、杀，严惩放火、决堤，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还对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为，作了概括性规定，使违礼入律的所有行为，都无一能逃法网。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唐律的具体内容，就可发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一准乎礼”。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为邦本”；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德礼与刑罚相比较，前者是本，应为主；后者是用，应为辅。但德必须以礼为理论指导，并付诸实践。而以礼为准，赋予法的形式，或者说以礼入法，礼法结合，这个过程在汉朝便已开始，魏晋南北朝不断加以发展，日趋完善。唐律则是这种发展与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总的精神就在于贯彻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论是《名例》篇还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十恶大罪，惩罚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纲”的行为。再如，唐律律条中，不少本来就是礼的内容，直接以礼入律。“八议”（议亲、故、贤、能、勋、贵、勤、宾）、“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宽容）、“同居相为隐”（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这些原则本来就是封建礼教的内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规定。依据礼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随处可见。又如，唐律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而《疏议》具有与律条同等的效力，使礼教广泛渗透并指导律条的运用。正因为礼与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两汉以来，历久不衰的引经决狱成为多余，从而宣告终结。这也说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宽简、划一、持平。宽是宽大，简是简约。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基本要求是尽量轻刑，尽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后得到较轻处理；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简明，尽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也使司法官便于掌握。划一，是要求法律条文精神要前后一致，该重则重，该轻则轻，不能法令不一，前后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钻。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规定不偏颇，比较适中，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对稳定。唐玄宗曾说：“法令不能经常变，经常变就烦琐，官吏记不住，又前后矛盾，执法之吏就会钻空子，营私舞弊。”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贯彻。唐初由房玄龄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终唐太宗在位之世，都无变更。当然，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对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修改，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严格的程序进行，否则，要算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处。尚书省审议修改法律，须召集七品以上京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奏报皇帝裁定。

还有，是立法技术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制定的。它充分运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经验，吸取过去的律学研究成果，以名例篇为纲，其余11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人们各个方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种种行为，甚至是设想可能的行为，尽量纳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议所说，唐律做到了“章程靡（无）失，鸿（大）纤（小）备举”，而律文只有502条，的确“简约”。《名例》篇与其他各篇之间的律条相互呼应，纲举目张，在同一篇中的各条之间，以及同一条中的各项之间，彼此关照。全部律条紧密相扣，可说是“滴水不漏”。至于律条的文字简要，概念明确，用语确切，逻辑严谨，疏议的理论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国古代法典中，无疑是空前的。后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进，有些则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为唐律是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点，故对于后世的封建法制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及于东亚邻国。

唐之后的五代时期，受唐律影响比较显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数与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统》，几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议》，只是将每篇律条分为若干门，在律条后附有关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请条”，对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引用唐律作为依据。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与唐律一样，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为30门，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为第一。《清律》采取明律的体例，但内容及原则基本因袭唐律。

唐律对东亚邻国的法律也深有影响。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宝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与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内容也多相似。在朝鲜，当时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诸国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寻出与唐律的源流关系。所以，如果说《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是西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典，那么，唐律至少在东亚邻国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然，唐律对于东亚邻国封建法典的深远影响，是唐朝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具体方面和必然的结果。

在司法方面，对司法机构、诉讼制度、审判制度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较明确、严格的规定。隋唐比较开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审慎用刑，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同时，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至滥用刑罚的情况。这些，从正、反两方面对当时社会发生着影响。

司法制度与执法的实际情况，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隋唐司法制度总的说来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则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时候。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构，中央以大理寺、刑部为司法机关，御史台也参与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死罪的判决须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大理寺及州、县必须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审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只是中央监察机关，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也参与审判或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唐时，对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下二省集议，以示慎重。较次的案件，或各地发生的不便解送京师的大案，则派三司中的副职及其下属前去审理，称“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县行政机关兼理，但属吏较前增多。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受理刑事案件；设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县设司法佐、史等，协助县令处理民、刑案件。县以下乡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对有关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调解或裁判权，不服者可上诉至县重审，刑事案件则直接由县审判。

诉讼制度比较严格。唐律规定，告诉必须由下而上，从县、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诉，一般不许越级上诉，否则，要处罚。司法机关应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处罚。有严重冤案被压抑不能正常申诉者，可以向皇帝直诉，但有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为了防止滥诉和严惩诬告，规定告诉必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能称疑（即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实有其事），与事实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诬告者则要反坐。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任何人都必须揭举告发。对有些犯罪，则根据情况，有一些限制，有时告了反而获罪，主要是为了贯彻“亲亲得相为隐”、“卑为尊隐”、“奴为主隐”等礼教纲常。

审判制度比较严密。唐律规定，司法官在审讯时，必须首先弄清案件，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辞、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如果事实仍然不够明确，不能判断，而必须拷讯者，应立案，与有关人员共同拷讯，否则，要受惩处。罪状、证据已经明确，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事实进行判决。在定罪量刑时，既不许“人人罪”，即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无罪，重罪判为轻罪。否则，也有相应的惩罚。司法官断罪时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错，也要负相应的责任。为了防止司法官因亲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规定了相应的回避制度。对于司法中的“拷讯”，也有严格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依法应享有议、请、减者，均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百日再拷，违者分别处徒、杖刑罚。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服辩”，即申诉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对死刑罪犯，更为慎重，其判决必须奏报皇帝，定罪执行死刑前，还要3次或5次奏报，得到皇帝的许可，才可执行。妇女犯死罪而怀孕者，须待其产后百日方能执行。

监狱的设置和管理，也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有京兆府和河南狱，关押京都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有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同时，对在押人犯应如何监禁，应上何种刑具，均有详细的规定。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看，隋唐时期比较开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办事，维护法律的统一、公正，赏罚分明，不徇私亲。如隋文帝开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则更是以此作为治国安天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尤其强调执法要审慎，不肯轻易给人下结论，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就是由他提出并订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亲录囚徒，一旦发现冤滥，即刻昭雪。对于亲贵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惩处，不肯以私情坏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则的带动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受到赞誉的循吏、良吏，如高颎、狄仁杰等，都能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执法不阿权贵，同时注意防止严刑滥罚，平反冤假错案。这些都对当时的法制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封建盛世在这一时期出现，与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一时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时候，又因各种因素所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赏罚不公，甚至随意变更法律，实行酷吏统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炀帝时期，往往将法律撇在一边。任意定罪论刑，滥加赏罚，以致“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使当时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唐朝的有些时期也有严重破坏司法制度的行为，如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滥刑滥杀，造成无数冤假错案，严重威胁到统治集团的安危，也给百姓带来灾难。到了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任情刑杀，中央根本无力过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诬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开杀戒，也成为常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着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许多可以垂鉴于后世的东西，如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等，都不乏现实意义。

重视法制建设，是国家安定、富强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人，往往以为在古代社会，包括封建社会，是根本没有什么法制的，全凭帝王一人独断，兴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贤明与否。其实不然，只要翻开几千年中国史，稍作仔细一点的研究，就不难得出结论，帝王的贤明与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设状况，也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秦的发家，靠的是商鞅变法，以及改法为律，健全法制，商鞅个人虽死，但秦法未败。汉代的兴盛时期也是与法制建设的良好时期相一致的。与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个时期的衰弱，又都是与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有关，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又必然引起或加剧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和开明的统治者，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作为封建帝王，他们当然迷信个人在历史上的扭转乾坤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厉害，意识到协调规范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目的，自然有利于统治阶级；作为国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权威力量。正因为如此，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统治者，较此前历史上其他王朝的统治者，更为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这在这一时期重大的立法活动，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备，以及法律内容、原则的丰富与贴近实际需要之中，都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而这一时期社会的空前繁荣发展，自然与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的保障作用分不开。

注意宽猛相济，是中国古代的一条基本治国方法，也是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所谓宽，就是指政平刑轻；所谓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宽猛相济，是指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该轻时用轻刑，该重时用重刑，交替使用，互为补充。当年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济宽。因为在他之前的蜀国，是刑网疏阔，政令废弛，人们不知道害怕刑罚，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终于使蜀国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国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网严酷、民不聊生的政权底子，所以应该以宽济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内容都是禁网疏阔，刑罚轻减，果然收到显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坏，其严酷程度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后，一切废除，只是约法12条。建唐以后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网疏阔的《开皇律》为蓝本，直到《贞观律》、《永徽律》以至《开元律》，基本贯彻了这一宗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趋于适中，以更好地适应治国安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文化的需要。到唐后期分裂割据，地方割据势力滥用刑罚，必然又激起民变，加深了社会动乱的程度。

妥善处理礼与法的关系，是隋唐法制建设中最有特色的一条经验。礼与法的关系，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时非常重视，又一直难以处理好的一个问题。这与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国主张的影响也有关系。西汉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张以法为主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占上风，这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惨痛的教训，秦朝的兴与亡，同时证明了这两条，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在治国方略中渐占上风，与之相应，以“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定罪量刑）为方式的礼、法结合的实践也开始进行。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礼与法都在不断地摩擦、碰撞之中渐趋统一。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则基本完成了这一结合的过程，故出现了“一准乎礼”的唐律。所谓“一准乎礼”，不是说全部礼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条文，而是说法律条文中渗透了礼教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样的结合与统一，当然对统治阶级治国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当然有时也有害。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唐律到底是宽还是严？有人说宽，因为它的确比前代的刑罚有明显的轻减；有人说严，因为它把本来只是违礼的言行，变成了违法的言行，把本来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变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这两说，当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综合起来看，唐律的确是宽严适中，当然这里有个立场问题，评价的标准问题。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问题。唐律的实践效应，也证明了它在那个时代，是宽严适中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然的话，它不会对后世及东亚邻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君臣带头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指的君臣，并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对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会，君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兴废，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们常讲封建社会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好像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实仔细品味一下，这里没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时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在这种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质如何，他对待法律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的成败。隋唐时期法制建设卓有成效，首先与皇帝注意带头守法执法有直接关系。这里面有许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记载。法制破坏严重之时，与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关系，这同样也有许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众多臣子，对待法律的态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执法队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有时，还可阻遏帝王的一些违法行为。开皇时期、贞观时期、开元时期，就是因为皇帝本人注意带头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办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国家复兴、兴盛和中兴。否则，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会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来。这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对关系中，起始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人，不是法。因为法由人定，法由人来执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觉守法成为习惯之时，才可以做到法治优于人治或决定人治。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不能只截下一段来加以论证。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隋唐法制过程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其中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个道理很明白简单，法不统一，人心不服；法不稳定，人难适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开明的君臣也好，都经常强调这一条。当然强调统一与稳定，不是不要调整与变革，只要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加以变通或变革时，就应该变通或变革，但这同样要依法定程序进行，否则，就会引起混乱。随意变更，朝三暮四，是历代包括当代法制建设的大忌，切不可等闲视之。

8. 唐朝的法律是什么

唐代法律的总称。主要是《永徽律》，还包括《武德律》、《贞观律》等法典。
《武德律》是唐高祖时以《开皇律》为蓝本所制订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条，内容与《开皇律》基本相同，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
《贞观律》是唐太宗命房玄龄、裴弘献等人根据《武德律》编撰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条，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行。
《永徽律》是唐高祖命长孙无忌等人根据《武德律》和《贞观律》编撰的法典，共二十篇，五百零二条，篇名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等，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永徽律》以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加强皇帝的权力，统治和镇压农民为主要内容，是中国现存最完备的一部封建法典，全文保存在《唐律疏议》中。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
（1）武德时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贞观时期的《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
（3）庸徽时期的《庸徽律》、《庸徽律疏》。
（4）开元时期的《开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
在封建社会，法律是维护封建秩序、维持封建礼教和对人民进行镇压的工具。根据这种原则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谋反、某大逆、谋叛等定为“十恶”罪，犯者不得赦、减或赎免。其次，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严禁妄认、盗卖、盗耕公私田。再次，竭力维护各种封建性的等级特权，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则比“凡人”加等论罪。《唐律》还起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保证统治机构正常运行的作用。
《唐律》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对亚洲许多国家产生过显著影响。

9. 唐代有哪些特权制度，唐代的司法机关体系

1、《武德律》--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共12篇，500条，在内容上大多采用隋朝开皇时期的法律。

2、《贞观律》--唐太宗李世民命长孙无忌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修定而成，仍为12篇、500条，以隋开皇律令为蓝本作了较大改动，奠定了唐律的基本风貌。

3、《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间，以《贞观律》为基础编纂出《永徽律》，此后又对500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释，并附在律文之后，称作疏议。律与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称《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后人又称之为《唐律疏议》。

4、《唐六典》--唐玄宗开元年间制定，内容涉及国家机关职掌和活动的各个方面，是中国封建时代最早的一部综合性行政法典。

5、《大中刑律统类》--唐宣宗时张葵编定。即：将同一性质的律、令、格、式混合编在一起的法典形式。

三、唐朝的法律形式

1、律--是刑事法规，相当于近代的刑法典。

2、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

3、格--是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据以办事的行政法规。

4、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

四、唐律的刑法原则

划分公罪和私罪；自首减免刑罚；共犯区分首从；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累犯加重；同居相隐；比况类推；老小废疾减免刑罚；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同罪异罚；区分故意和过失。

五、唐律十二篇的内容

1、第一篇名例：57条，是关于刑罚种类及其适用的一般原则的规定，为《唐律疏议》的总纲，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

五刑--即笞、杖、徒、流、死。

十恶--谋反、谋叛、谋大逆、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八议、请、减、赎、官当、免--各级官僚的法律特权。

刑法原则--划分公罪和私罪；自首减免刑罚；共犯区分首从；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累犯加重；同居相隐；比况类推；老小废疾减免刑罚；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同罪异罚；区分故意和过失。

2、第二篇卫禁：33条，主要是警卫宫廷和守卫关津要塞方面的规定。

3、第三篇职制：59条，主要是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规定。

4、第四篇户婚：46条，主要是户籍、田宅、赋役和婚姻家庭方面的规定。

严格保护封建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所有权

严禁脱户漏口、逃避赋役

维护封建的婚姻家庭关系--离婚以七出、义绝为条件；财产继承采用诸子平分制，贵族身份的继承权只属于嫡长子孙。

5、第五篇厩库：28条，是关于牲畜、库藏管理方面的规定。

6、第六篇擅兴：24条，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及兴造方面的规定。

7、第七篇贼盗：54条，是关于保护封建政权、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及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

以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严惩危害封建政权及皇帝特权的行为。

严惩危害生命安全的犯罪。

对盗罪作了明确规定--窃盗、强盗、监守盗

严禁买卖人口

8、第八篇斗讼：60条，是关于斗殴伤人和控告、申诉等方面的规定。

9、第九篇诈伪：27条，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规定。

10、第十篇杂律：62条，不便编入其它各篇的犯罪，皆归入此篇，包括买卖、借贷、市场管理以及奸情方面的犯罪。

11、第十一篇捕亡：18条，是关于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规定。

12、第十二篇断狱：34条，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方面的规定。

六、唐律的主要特点与历史地位

1、唐律的主要特点

（1）规范详备、科条简要

（2）中典治国、用刑持平

（3）诸法合体、以刑为主

（4）依礼制刑、礼法合一

2、唐律的历史地位

（1）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2）唐律对亚洲许多国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八、唐律关于物权和债权的规定

1、关于物权--唐律严格保护所有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之权，严格禁止他人侵犯；规定物权取得的条件。

2、关于债权--唐律规定了买卖、借贷、赁庸、寄托等债的关系；规定债务担保制度。

九、唐朝的司法制度

1、司法机关

（1）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御史台。

（2）三司推事--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长官共同审理的制度。

（3）地方司法机关--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2、诉讼制度

（1）管辖--根据犯罪发生区域、罪行轻重、被告身份，划分了各级审判机关的管辖权。

（2）起诉--举劾、告发、告诉

（3）审判--以原告诉状为准；采取五听的审判方式，同时也以众证定罪；"罪从供定"，但禁止任意刑讯；规定回避制度；司法官判决须"具引律、令、格、式"；"服辩"；司法官对于应该"言上"或"待报"的案件不得擅自判决。

（4）执行--徒流刑应送配所，死刑的执行须奏报皇帝批准。

3、监察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国家各级官吏是否遵守法律。其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台院和殿院的御史主要纠察中央及京城的各级官吏；察院御史则巡察州县，纠察地方官吏的违法失职行为。

●历史人物

[唐太宗]（599-649）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隋末与其父亲李渊一起发兵反隋。唐建立后，被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取得太子地位，次年继帝位，建元贞观。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造就了"贞观之治"。在法律思想方面，推崇儒学，吸收法、道两家的思想，牢固地确立了中国古代儒法结合的思想路线。

具体表现为：（1）以德礼为治，注重教化。认为自古以仁义治天下，国家则长治久安；而专以法治，救弊除害于一时，国家则会很快败亡。（2）加强立法，力求宽简。即位不久，便命大臣修订法典。武德七年颁布《武德律》，贞观十一年颁行《贞观律》。修律过程中，删繁就简，去重从轻。（3）明正赏罚，不殊贵贱。他认为赏罚之得失，关系国家的安危，必须做到"一断于律"，赏不遗亲远，罚不阿亲贵。李世民特别注意克制自己的感情，带头守法，避免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取代法律。（4）加强复核，控制死刑。贞观元年，实行中央机关对死刑判决的合议，首创封建法律史上"九卿议刑"制度。

[长孙无忌]（？-659）唐初大臣。河南洛阳人。曾随李世民征讨，功绩卓著。公元626年，参与谋划、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曾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订《唐律》，并对《唐律》进行逐条解释，著成《唐律疏议》，成为我国流传至今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后因反对武则天为皇后，被诬陷谋反罪，流放黔州，迫令自缢身死。

在法律思想方面，坚持封建正统儒家法律思想，是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之大成，构建以儒家为核心兼采法、道封建法律理论体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观点有：（1）主张儒法合流。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以儒家封建纲常思想为指导，对唐律条文进行疏议，完成了封建法典的儒家化过程。（2）主张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对唐律中规定的特权保护制度进行解释。。（3）主张罚当其罪。主张官吏严格依法断案，做到罚当其罪。（4）主张整肃吏治。在法律疏议中强调官吏要"导德齐礼，移风易俗"。对一切贪赃枉法行为都要追究刑事责任，论罪处罚；而对负有监督责任的官吏在职务内犯罪，要加重处罚。

10. 唐朝的诉讼和审判制度有哪些

（一）控诉

1．限制控诉

唐律对诉讼，采用严格限制自诉的原则。除谋反叛逆以外，子孙不得控告祖父母、父母及期亲尊长；部曲、奴婢不得告主及主之亲属；在狱的囚犯除狱官虐待等事外不得告举他事。禁止以卑告尊。

2．严禁越诉

唐律禁止邀车驾告不实和越过地方机关而向上级机关诉讼的行为。“凡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

（二）审判

唐朝司法机关在进行审判时，口供是判决的基础。为了取得被告的口供，法律准许采用刑讯手段，并将拷讯制度化。如，法律规定，法官拷国不得超过三度，总数不得超过二百。在此限度内拷四至死，不论；如超此限而拷四至死者，法官徒二年。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限制，在实际审判中很少具有约束力。

（三）复审与死刑复核制度

1．复审

罪犯对判决不服，可以上诉。在一般情况下，不准越级上诉。凡不服县判决的，可上诉至州；不服州判决的，可上诉至尚书省，由“左右丞为详之”，再不服可以向“三司陈诉”。接受上诉的司法机关必须认真详细进行复审，违者，答五十，如系死罪则杖一百。

2．死刑复核制度

死刑复核是唐朝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断狱律》规定：“诸死罪囚，不得覆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及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疏义》中规定，凡是执行死刑的罪犯，须复奏皇帝三次，经批准后方能执行。唐太宗以后，又确定五复奏，即决前一日、二日复奏，决日又三复奏。

唐朝的死刑复核制度对于避免冤狱泛滥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不失为封建统治阶级一宽刑慎罚”的一项具体措施。但是法律规定，对那些直接侵犯封建政权的最危险的犯罪，一复奏即予执行，则充分说明了唐律司法镇压的重点。

（四）执行与录囚制度

1．执行

对判决的执行，笞杖刑的判决在县执行。如系怀孕妇女，须待产后一百日方可执行。徒罪以上的判决，要向罪犯及其家属宣告，并由犯人亲自写服辩书，以免反复。徒刑的执行，在京师则男犯送将作监，女犯送少府监服劳役。在州县，则送当地官府服劳役。判处流刑的罪犯应立即押送配所，否则稽留一日答三十，三日加一等。对于死刑的执行，报皇帝批准。死刑执行的时间，沿汉制应在所谓天有肃杀之气的秋分以后，如在立春至秋分万物孕育生长期间执行死刑者，徒三年。

2．录囚制度

始于汉代，唐朝自高祖时，成为定制。录四制度，是由皇帝亲录囚徒，凡被录之囚徒，多数被宽宥，或降刑，或免刑，兼有近代减刑、缓刑或假释的意义。

在唐代，除皇帝直接录囚以外，作为定制的还有大理寺“折狱详刑”，非定制的，由监察御史巡行各州县，以录囚徒，平反冤狱。

（五）司法官的法律责任

根据唐律的规定，司法官吏在判决案件时必须依法定罪和判决，否则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断狱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答三十……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人者，以故失论。”这是唐朝审判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的封建法制原则，反映了唐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对防止司法官吏滥用权力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