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征文

1. 求:看“《依法治国》征文”650字左右，不准多也不准少，谢谢

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与广纳民意、深得民心的1954年宪法一脉相承，同「文革」色彩鲜明的1975年宪法、「左」的思想尚未彻底清除的1978年宪法进行了果断切割。现行宪法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使命和任务，全面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活动的根本准则，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保证。可以说，这是一部改革色彩鲜明的宪法，是一部开放思维贯穿的宪法，更是一部人的尊严彰显的宪法。30年来，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又於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现行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改，形成31条修正案，与时俱进地实现了宪法规范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衔接。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克服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缺陷，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既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又照顾到将来的发展前景，同时注意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是一部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宪法，也是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这个特殊时点，我们更要深思，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应当如何进一步发挥应有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遵守宪法、施行宪法、捍卫宪法的良好氛围和自觉意识，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发展、有效制约权力、充分保障人权。

凝聚社会共识

古往今来，不论中西，每一个国家要独立生存、向前发展，前提就是全体国民要形成最起码的社会共识，比如一国以什麼为最终目标和基本底线，内部的政治权力如何分配、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如何规范，等等。很难想象，一个缺乏基本社会共识或者只能用武力来获得暂时社会共识的国家，能够自主、和平、可持续地发展，而不陷入战争内耗、四分五裂的泥潭。因此，立宪承载著一项最基本的政治功能——凝聚社会共识。

产生於中世纪的宪法性文件——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是世界上第一部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虽然主要限於保护封建贵族的权力，但充分体现了当时英国绝大多数国民反对王权专横的意愿。此后的1628年《权利请愿书》、1689年《权利法案》以及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与大宪章的精神一脉相承，构成了限制包括王权在内的公权力，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的宪法性法律，为英国从封建传统社会和平过渡到现代法治国家、开启强国之路奠定了政治基础。

如果说英国宪法是国王与贵族、精英与平民「妥协」的产物，那麼美国宪法则是吵架「吵」出来的共识。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13个州先后各自制定了自己的宪法。1780年，各州代表又制定了《邦联条约》，建立了一个权力孱弱、缺乏权威的中央政府：它无力控制各州的立法权力，任凭各州议会干预司法程序；它无权向各州徵税，以致退伍军人一度因为得不到欠付军饷而威胁兵变；它无权调节州际贸易，无力阻止各州之间的保护主义和贸易战争；它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无力保卫美洲疆土和各州治安。这充分说明，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既不能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也不能体现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大州与小州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开拓者与后来者之间、农场主与实业家之间、推崇大政府者与偏好小政府者、浪漫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都存在著难以调和的立场分歧和利益冲突。怎麼办？既然不准备武力解决，那麼只能「打嘴仗

2. 读好法治书践行价值观征文一千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核心价值观。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了理想信念、民主法制、忠诚爱国、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谐文明、敬业奉献、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宽厚兼容、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十二个方面。

任何价值观都存在于社会之中，体现在社会之中。在古代的中国，国民以忠君爱民为本，历史上出现了家喻户晓的岳飞、包拯、文天祥等人物。他们忠诚爱国、公平正义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革命时期，为了新中国的成立，革命战士浴血奋战，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让我感动。“风暴海燕”徐特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为了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烈士。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连年的战争，百废待兴，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全国人民热血沸腾，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和大建设中。袁隆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李四光“打破中国贫油论”。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创新成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小岗村“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无意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因此创造了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的人口的奇迹。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大胆探索，大胆实践，使农民奔小康的热情空前高涨。经过了几十年的辛苦建设，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了文明、民主、独立，自强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社会的变革，我们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价值观。

在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中，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也出现了。理想信念模糊、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这些都反映了某些人的价值观取向，我们是新中国的阳光少年，我们要努力学习，确立远大的理想，树立正确的人观、价值观，我们应该不断探索，勇于发现，不辞劳苦，不畏艰险，团结协作，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学习，努力奋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反映了现阶段全国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理想追求集中表现为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典型特征，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是一个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的国家。这一价值理想鼓舞人心，满载我们对于祖国未来的美好期望。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改革，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党和政府不断重视人民的自由和平等，社会的公正和法治。近年来，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践行这一崇高理念，正是为了早日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使人民得到更加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其涵盖了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行为各个环节，贯穿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各方面，是每一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都应当树立的基本价值追求。只要每一位公民都能做到热爱祖国、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友爱善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社会一定更加和谐幸福，国家一定更加富强文明。
通过三个层次理念的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政治理想、社会导向、行为准则的统一，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目标上的统一，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价值愿望和追求。可以说，这一表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昭示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一贯主张，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汲取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又涵盖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性，既坚守国家社会的目标又张扬了人的主体性，既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符合历史、合乎实践，贴近民情、顺乎民意，能够发挥出广泛的感召力、强大的凝聚力和持久的引导力。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当下中国，经过历史沧桑巨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变革，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发展起来以后的中国，对精神信仰、伦理道德、社会风尚的关注更甚以往，对主流价值和共同信念的归属感尤为强烈。倒地老人“扶还是不扶”的热烈讨论，折射出人们对道德良知的珍视与焦灼；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司法公正一再成为舆论焦点，道出了人们对社会规则的态度和期望。人生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识引领，发展需要价值导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要求，正对应

3. 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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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 征文300字

法律是为了保来障社会的自安宁，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有句俗话说得好：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有这样一则真实故事：一位美国青年，酒后在新加坡闹事，按照新加坡法律，他不但要被处以高额罚款，还要当众鞭打五下，美国总统亲自求情，但也无济于事。
有人认为新加坡法律过于残忍，可正是这残忍的法律制度，给新加坡人民带来强大的震慑力。极大地压制了犯罪犯法活动和不文明现象。以至于现在的新加坡，不仅人民生活充实，而且资源丰富，环境优美，文明礼貌，治安有序令人惊叹。
中国也有自己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令人感到欣慰。但是中国法律的震慑力，还是不够高。就以商品都明码标价而言，虽然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和规定，但又有谁去遵守过，违者又有谁被重罚过？相比之下中国无论是司法还是立法，都远远不够严厉。
只有法律的严厉，才会有社会的文明和安定。

5. 有关法律的1000字左右的征文

读《英国普通法和衡平法形成》有感

我们都知道英国的法学发展对于整个世界的司法有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形成发展成为我们值得关注的话题。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同英国大封建主哈罗德为争夺英国王位而进行战争并成为新英王。他保留原来地方法院，继续适用地方习惯法，一方面要求地方法院根据国王令状并以国王名义进行审判，原告要向法院起诉，必须向国王的大法官申请令状。

法官们开始巡回审判，亨利二世进行司法改革，颁布诏令使得巡回审判定期化和制度化。习惯各地习惯法，形成统一法制普通法，各地法院也逐渐转化为普通法院。随着羊毛业和商业贸易兴旺，因形式僵化，内容陈旧落后，救济方法也有限，只能针对现实损害，很多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当事人的损失难以弥补。

因此，以大法官的良心和正义感为基础发展起“衡平法”，大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被称为大法官的脚。十分灵活，可大可小。15世纪时，正式组成大法官法院，即衡平法院。

衡平法发展成为独立于普通法的新的法律体系，两者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相互补充，相互发展。普通法基础，实施全方位，衡平法是一种补偿性制度，两者都遵循先例，都是判例法。

由于管辖范围从来不泾渭分明，两大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可避免。普通法院痛斥衡平法院干涉太多，衡平法院声称有理由根据强烈的道德心来纠正普通法院的错误。

国王詹姆斯一世认为衡平法应该具有优先地位，但必须尽可能遵循普通法的规则为前提。

1875年，英国根据新通过的《法院组织法》，把两个法院正式合并，所有法院都可以适用英国的全部规则。但衡平法仍然是创制新规则的重要手段。只是它已经不再有单独适用的法院了。

6. 求一篇800字的法制教育的议论文

大学生对法政治教育的看法
法制教育是培育大学生良好的法律品质、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的有效途径，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和学法、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任何法律的制定、遵守、执行都离不开一定社会的法律意识的指导和支配。高校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后备干部和各级管理人才的重任。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学法、知法，使他们形成较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进而做到守法、用法、护法，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然而，我国高校目前普遍存在法律素质教育得不到认真、全面、深入的实施的不争事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法律素质教育远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近年来频频涌现的大学生犯罪现象和日益攀升的大学生犯罪数据足以说明：现行的高校“法制教育”课，既没有让学生真正懂法，更没有达到对学生予以“观念改造”的效果。也警醒我们：“高校法制教育的教育性发挥，需要构建一个属于法制教育本身的体系完整且地位独立的法制教育安排。”面对当代大学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应该反思原有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
其一、法制教育观念陈旧，定位不准。把学校“法制教育”视同为“观念教育”的认识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以思想道德教育的套路来开展法制教育课，不仅难以达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还将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没。
其二、法制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单一。法制教育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综合教育。目前，在高校法制教育中，教育形式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偏重于法律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有针对性的以案说法的内容，忽视了实践教学环节，
其三、法制教学考核方式不合理。目前，各高校评价法制教育效果好坏的惟一办法是阅卷考试，考核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法律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知识，惟一的标准是考试成绩，学生追求的仅仅是该课程的分数，考完后就将法律知识放在一边了，并未真正的培养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其四，从大学生自我法制意识方面看，普遍存在法制观念淡薄，权利意识不强等现象，认为只要不违法、不犯罪，法律跟自己就没关系。接触法制教育活动少、渠道单一，很多学生在权利与义务、纪律与自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仍是模模糊糊，虽然学法、知法，但守法、用法意识差的现象普遍存在，大学生年龄普遍较低，心理和生理都很不成熟，对复杂的社会环境缺乏深刻的认识，极易受到不良思潮的影响而偏离正确的思想轨道。甚至有些大学生会因为物理环境、人际环境、文化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强大的心理和情绪冲击导致知法犯法、违法犯罪的发生。
对大学生法制教育应当时时处处进行，注意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等结合起来，全方位、全过程地对大学生进行教育。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高校法制教育进行改革完善：
第一、加强课程的实效性，真正发挥法制课堂作用
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加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才能满足大学生守法的需要，实现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根本目的。学校应加强对法制教育课的检查和评估工作。在选择法律教学案例时，应选择那些既有利于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又具有思想教育意义的案例。其次，要注重法制教育内容的相关性，围绕怎样预防大学生犯罪，结合大学生的专业特点进行相关教学，深入了解大学生关注的法律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法制教育，既要考虑到全国的统一要求，又要照顾到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具体情况。如针对经济类专业学生，可开设预防经济犯罪专题讲座。再次，改革法制教育方式和方法，
第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教育氛围
高校是人才最集中、思想最活跃的地方，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努力创造高品位的校园文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法治氛围，引导学生认识到法律必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首先，必须顺应法治社会的要求，依法治校，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让学生明白自己该做什么和该怎么做。其次，要严明校风校纪，有法必依，令行禁止，让学生明确若不遵守纪律，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再次，积极开展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法制教育和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鼓舞学生志气，激励学生向上精神，为学生的身心健康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三、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法制教育实践活动。
法制教育实践能够锻炼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法制意识。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不能局限于校园，而应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他们走向社会，去了解法律的社会影响力，了解法制建设，从而强化学生的感性认识。如，走出校园，旁听庭审、参观监狱和劳教所、等，从而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第四、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巩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成效
现在，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和思想伦理观念急剧变化。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学习环境、学习方式、人际交往、自我评价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此，高校要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帮助其消除不良的心理状况，最大程度上预防和避免因心理问题引发的违法行为，从而 巩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成效。
总之，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是一个艰巨复杂的系统教育工程，是一个非常重要而迫切的现实课题，需要引起大学教育工作者、管理者和社会上的司法行政部门与法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更需要各方的相互协作，共同努力，使大学生对法律有科学的认识、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掌握，使得他们不仅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更能理解法的精神、法的作用，增强自身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7. 关于法律的作文

一，用思考，良心和勇气去追求正义

前段时间，最能反映我们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消息莫过于下面这一则：

一场审判中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方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受审者周澄最终获刑5年。在周澄刑满出狱之后，完全出于偶然，他得到了一套与案件 审判有关的案卷副本。这套案卷副本显示：当年决定他命运的那场审判竟是“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12月7日《中国青年报》)

这则消息一出来，评论如潮，人们纷纷对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反思。是的，法官除了法律无上司，但今天我们的法院却是人、财、物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而司法改革讨论了多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问题是，即使在这样的司法体制下，法官就有权作出违背法律的判决吗？法官能用这样一条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责任吗？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人虽然是一个个社会组织的成员，但仍然没有摆脱我们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应当具有良心和道德、正义感的人这一事实本身。同样，作为一个政府公务员、司法者，首先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然后才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份子。作为公务员、司法者，是否仅仅按照指令行事，还是通过独立的思考作出符合法律意志的结论，并拒绝执行公然违背法律意志的命令，这深刻地考验着每个公务员与司法者的思考能力、良心与勇气。

在周澄挪用公款案中，原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起诉科科长滕俭秋对此案提起了公诉，今天周澄案的申诉状也出自她的手。她解释道：“不是说我不在位了，我就说周澄无罪，即便是当时，我也明白无误地持无罪的观点。但是上面定了调子，说只要证据搞好就行，我们也只好尽量往有罪上*。”同样，在审判中，据知情人士讲，上面非要判，而司法机关则认为无罪，但顶不住上面的压力。知情人士讲，这些讨论已全部记录在案。所以，因为上面要定周的罪，滕俭秋就往有罪上*提起了公诉，而法院从院长到审判员也就以有罪进行判决，尽管他们都认为周无罪。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有鉴于公务员服从法律而不是上司命令的重要性，《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特别作出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显然，仅仅《公务员法》这一条规定并不能保证公务员、司法者在执行公务与司法活动中可以免除职务变动与失去职位之忧，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谆谆告诫我们“为权利而斗争”!权利不是一天能得到的，每个人的正义行动会将涓涓细流汇成奔腾的大江，因此，每个人必须牢记，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不值得过，司法者、公务员必须用思考、良心与勇气来追求正义！

二，一个我很喜欢的小文章：

悼 兄

生命原来竟如此的脆弱，生命原来竟不允许反悔。

是的，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重新开始的机会呢？哥没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法律的严肃剥夺了你生存的机会。只是这一次机会的剥夺，你的归宿就局限在了一只狭小的盒子。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出，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里，你是如何的蜷缩，怎样的伸展。

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一个鲜活的生命在顷刻间灰飞烟灭，物质实现了转换。虽只改变了存在的状态，但这么一个转变过程却得到法律的襄助。平凡的人可以有权利选择死，但没有权利选择死的时间，没有权利选择死的方式。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法学家为废除极刑而疲于奔命。的确，我们痛恨的是残忍的犯罪事实，恶心的犯罪行为，可耻的犯罪动机。我们痛心的是犯罪者，你曾经善良过，曾经有过梦想，你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去承受自己能够预知死亡结果而且要真切的感受那份痛苦。我宁愿你是白痴，你不明白死亡的痛苦，就没有了畏惧，在不经意中失去了生命。那样对于关心他的人也可以把这一切归于天命，而不用在此深深自责。但现实的法律却是相反，白痴不用去死，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你，必须承受分离，选择死亡。

32岁的你，人生的历程就此提前结束。写下这个文章不为纪念你，真的，你的的确确错了。只为一种亲情，一种近似溺爱的惋惜。如果，如果，如果我可以把你影响，我想你做和我一样的循规蹈矩的凡人。但是，我没有办法影响你，我心虚地把这归咎与我们道不同，我无法为你谋划人生。我为自己的不开心感到些许释然，感觉那样我也为你做了什么，哪怕除了难过，我几乎从没有为你付出过什么。

哥，我想你是不会记怪我吧，象我这样的人宁愿在你去了之后每年的年饭摆上你的一副筷，却不愿在你错误之前和你相处一天，哪怕只是一天。我们将关心停留在心里。在某个良心发现后的反省自责和深深懊悔中，我们执着地坚持中国人情感的含蓄习惯，在你的错误中保持缄默。或是抽身转去，把自身置于安全地带。是中国人的意识让我没有了选择，除了选择难过。

对于你，哥，你应该高兴，你成了我们全家关注的焦点，这是你最大的愿望和以往从未得到过的。我们都为你难过，我们都为你担心。当我们拿出了决心，真诚地想为你做点什么的时候，你去了哪里？你为什么沉默？

看着你居住的小盒子，我哭着告诉别人，关心家人吧！我家已经受到了惩罚！

三，武侠流行之法律分析（我拟的一个题目，这个文章很有意思，视角非常独特）

分析武侠，“武”只是其中一面。社会既有冲突，又必须有合作。坚持正统的梁羽生甚至说，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侠”究竟为何物？嫉恶如仇、情深义重，乃至捐躯赴国难等等，都属“侠”的范畴。但概括而言，则是“信”与“义”，即行为在形式上守信，于内容上守义。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指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10]轻生死、重然诺，言必信，行必果是侠的一个基本特征。守信是侠客于江湖的立身之本。无论在哪本武侠小说中，守信都是江湖中的基本规范，不讲信义最为人不齿。这是因为社会是因人的行为活动而得以延续的，社会中人的行为是互动的，只有对他人的行为具有可期待性和可预测性，人们才能够理性地决定自己该如何作为，社会也才能延续下去。要使人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一是由社会定一套行为规范，并监管其实施，二是由个人对自己的承诺进行担保。前者如法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行为。”[11]后者就是信誉。武侠世界选择了信誉。经济学家，如张维迎，认为“与法律相比，信誉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机制”。他举了个在家楼前小卖部买饮料的例子，如果付了钱拿了饮料要出门时，店主说你还没付钱呢，这样的问题法律无法解决，因为法官没办法判断谁说的是真话，如果给小卖部装上监视器，成本又太高。但实际上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发生，因为如果邻居们都知道这件事后，也都不敢去了，店就得关门。店主由于害怕失去未来的生意，才不敢耍赖，这就是信誉机制。[12] 信誉的机制运行实际依赖于未来的惩罚。

但以此来审视一下武侠世界，却会发现把信誉看得比性命还重的侠士们的条件与此并不相符。侠客们并不是因为“害怕失去未来的生意”才行侠仗义。作生意是为了得利，而行侠则是付出。侠客遵守诺言，此次舍身相助，是为了今后还能无数次舍身相助，这样的逻辑即使不是荒谬，也是于情不符的，特别是在遵守诺言即意味着死亡的情况下（这在追求戏剧效果的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即一次性博弈时，仍信守诺言，就更与“理”不通了。

在高度流动的市场经济中，另一维护信誉机制的方式是建立企业，企业是将一次性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的机制，是信誉的载体，即所谓以“庙”的声誉来约束和尚的行为。[13]对于武林人士来说，门派就是他们的“庙”，即企业，门派使侠客个体的行为转换为了群体行为，这样门派就有积极性去监督其门徒的行为，在小说中也确实有不少的叙述，如《天龙八部》里，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年轻时与叶二娘偷情，最终被揭露出来，在武林群雄面前，为了少林寺的清誉，玄慈自己下令按门规受杖责而死。但从总体来看，这种作用并不占主要地位，而且其中更多体现地是个人的道德行为。在武侠世界里，真正的侠客往往是无门无派的，特别在古龙的小说往往更是如此，对他们来说，几乎看不到“企业”的作用。

经济学家的理论与武侠世界的“现实”是矛盾的。当然人们最为常见的反应是武侠小说根本就是虚幻的，不是现实。但武侠小说的武功描写虽被很多人视为荒唐，而其对人性的刻画却很少被人指责。人们在读武侠时，对这种“现实”是接受的。其矛盾何在呢？

“经济人”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而侠客的行动逻辑与经济理论的分歧原因似乎也在此，因为侠客的行为是利他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歧原因并不成立。因为侠客的行为同样是利己：信守诺言，获得一种守诺的心理满足。守诺实际是江湖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信守诺言，可以获得社会的道德认同，并使内心的信念得到践行。对于道德君子来说，道德行为是一种能给自身带来效用满足的自利行为。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道德如果是个人的行为，那可以理解，但它成为社会的规范时，成为一种内化于人心的意识形态时，它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条件，经济学家们分析的正是这些社会条件，如害怕未来的惩罚和“庙”的约束作用。那武侠世界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呢？目前还没有一本武侠小说讲述武侠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而都是直接端给了我们一个武侠世界。武侠本非现实，江湖是人造的江湖，江湖世界的意识形态实际是作者和读者共同为它预置的。武侠看似是江湖世界的人物，其实他们所遵从的的意识形态是作者和读者以自己的观念强加的，实际他们活在人们的观念世界中。武侠守信是作者和读者的要求，而不是其自身的现实行动逻辑。[14]如果守信仅仅是为了满足内心信念，而这种信念又是没来由的，不守信仅仅是遭到人们的白眼，并无其他惩罚，那么按现实逻辑，这种“守信”就是不可信的。武侠世界里侠客们作为道德君子的守信行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已，不可能实现。如果经济学家的理论没错的话，但人们又并不觉得武侠的“现实”有什么不对，那么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武侠世界与人们观念中的应然社会相符，所以人们相信；而与经济学家眼中的实然社会不同，所以它与理论矛盾。从本文下面的第四部分可以看到，这种观念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分歧将是分析的一个重要楔子。

无论能否实现，守信是侠的行为在形式上的要求，而重义则是实质上的要求。在武侠世界里，“义”的内容极其广泛，几乎集中了人类所有的美德：嫉恶如仇、锄强扶弱，如《飞狐外传》中的胡斐；情深意重、视友情高于一切，如《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李寻欢；挺身而出、抗击外侮、救民族于危亡，如“侠之大者”郭靖；以苍生为己念，为免生灵遭兵戈涂炭而不惜殒命，如号称“天下第一英雄”的萧峰，……。武侠世界是一个侠“义”的世界，是一个正义永远压倒邪恶的世界，是一个让人感动也让人神往的世界。想想被称为经典一段的《雪山飞狐》里胡一刀与苗人凤比武那一场，生死决斗中，英雄间的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简直让君子国的人也会汗颜。

作为武侠世界的两个支柱，如果说“武”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那么“侠”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武”是武侠世界的权力资源，是社会中的支配手段，而“侠”则是武侠世界的道德资源，是社会的联系纽带，“侠义精神是一种以正义感为基础的社会粘结剂。”[15] 前者解决冲突，后者实现整合。当然，这是个看上去有点简单化的分析。因为侠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支配人的资源，比如相识、不相识的英雄好汉们看见宋江便会喊声“哥哥”，纳头便拜，就因为宋江人称“呼保义”、“及时雨”。但这种“支配”与“武”的支配毕竟还有所不同，它是对象的主动拜服，而非强制性的支配。如果说“武”让甲能支配乙，“侠”则让乙拜服甲，正是两者的互动共同使武侠世界的童话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侠肝义胆，长剑独行，杏花春雨江南，白马秋风塞上，这是一个何等简单而浪漫的世界！以至于说起“人在江湖”，让人更多地感到的不是无奈，而是神往。

四、“他者”：法律为何缺失

行文至此，可能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篇关于法律的文章，从前面的分析中并没有看出什么法理学意义来。然而，只要让我们稍稍把眼睛从武侠世界移开，对比一下同样反映西方人英雄崇拜情结的美国西部片，问题顿时就凸现出来。蛮荒的西部，是美国人的武侠世界。荒漠、小镇、牛仔、快枪手，谁的枪拔得快，谁的枪法更准，谁就是强者。冲突往往展开在强盗与小镇执法官之间——小镇的居民受强盗骚扰，于是大家凑钱请来快枪侠担任执法官维护小镇安宁，或者出赏金请枪手破案，经过精彩而激烈的枪战，最后强盗被歼灭，这是大多数美国西部片的情节。大家注意，虽然最后也是靠武力解决问题，但枪手是为社区的居民执法，其行为的性质是行使公共权力，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侠义之举——虽然有个人侠义的成分。

在中国人的江湖世界里，则看不到法律。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甚至没有国家（很多武侠小说无国家背景，只是一个纯粹的江湖）的社会。按照西方人的观念，法律是一种公共契约，小镇执法官可以看作是美国国家形成过程中司法机构的雏形。按现实生活的逻辑，有人群的地方，就应该会有公共权力和规则的存在，但在武侠世界里，却看不到公共权力和法律——法律是由公共权力来制定和执行的公共行为规则，虽然江湖世界里也有行为规则，如“义”，但它只是由个人来自觉遵守，违反者也只是受到侠义之士的个别惩处，而不是由公共权力按程序来规范化地普遍执行，因而不是法律——即是在个别情况下有，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被极力批判的对象，如《笑傲江湖》里五岳剑派盟主左冷禅对未守“规矩”的刘正风的“执法”就被描述得极其丑恶而血腥。而江湖上最常见的杀人，就几乎未看到按法律程序受到惩处或者按法定程序进行。江湖中公共权力的代表，武林盟主，虽然被无数人争夺，但大多数情况是到故事说完也没谁能如愿以偿当上。所谓武林盟主，总是为智者高人所不屑，只有那些武功虽高（因而有资格去争），但未臻化境（所以才想去争）的野心家们去你争我夺，引来江湖血雨腥风，最后不得不由虽无意盟主之位却被卷入漩涡的主人公，或单枪匹马或偕久已退隐江湖的“民间”高手收拾残局，而那个好不容易拼杀出来的“盟主”，作为邪恶的化身，椅子还没坐热，就被剪除。末了，在感叹一番世人痴愚之后，主人公拭净血迹，缓缓收剑入鞘，长叹一声，归隐田园。没有了盟主，没有了权威，于是一切复归平静。争夺盟主，成为江湖永久的笑柄。

武侠世界是一个反权威的世界。

没有公共权力，没有法律，也没有本文前述信誉机制的作用，却人人称信守义，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可它却为大家所接受，甚至沉迷其中。这正是本文第三部分所指出的“观念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分歧”。

在分析这个矛盾之前，先说一个有趣的心理测验。被测者须在几个选择项中选择自己愿意变成的动物，有人选择变成鸟，测试答案说这反映了想摆脱繁琐俗事纷扰的心理。同样，对缺失公共权力和法律的虚幻的武侠世界的迷恋，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潜意识里对公共权力与法律的渴望“摆脱”。武侠世界是中国人观念世界的反映，而非对客观现实的忠实描摹。观念世界是自我意识的反映，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缺失了公共权力和法律，说明它们并没有成为中国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它们是外在的，强制的，而不是如西方人那样，是内在的，自发的。

从法律的起源看，中国的法律起源于氏族部落间的征战，即所谓“刑起于兵”。氏族内部以血缘为纽带时，还可以习惯来调整，但对被征服的部落，血缘亲情是不存在的，只有靠严酷的法来维系。“在我国原始社会，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是部落和氏族间的关系，个人则主要由氏族原有的习惯所约束。”[16]随着征服疆域的扩大，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为维系统治，血缘纽带逐步加强，原来的氏族成员成为统治国家的一小部分贵族，而越来越多的被征服者成了受法统治的子民。上层政治社会与下层世俗社会因异质和利益冲突而对立。对基层社会来说，法律是强加的，外在的。以前对中国“法”字的解释，多认为“水”旁是公平的象征，而这显然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法观念有所不符，苏力教授则认为“水”旁指称的是法像水一样自上而下地颁布，[17]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佐证。而看西方法律，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起源于贵族与平民斗争的民主政治，是贵族与平民意志和利益的共同产物，法律自始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是市民社会的内在物，对市民而言，公共权力和法律是“我的”，而不是“他者”。但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公共权力和法律则是不折不扣的他者，是一种压迫物。这种他者意识，决定了普通中国人内心中对公共权力和法律的厌弃，公共权力和法律从未内化为中国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创造者不愿再看见自己，——于是他创造了世界。”[18]中国人便有了这样一个武侠世界。中国人的选择是回归自然，以武功一较高下，只有武功才是自我的，而其他则是外在的，是社会性的。

福柯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权力分析的图式，一种是“契约——压迫图式”，是法律的图式，另一种是“战争——镇压图式”，或称“统治——镇压图式”，前者是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对立，而后者是斗争和屈服的对立。[19]显而易见，法律的图式可适用于西方，而“统治——镇压图式”与中国则是吻合的。由于公共权力和法律是外在物，非契约产生，具镇压性，因而中国人对这种外在束缚物有着一种天然的离心倾向，遁世便成了中国人一个永恒的主题，甚至在本已是虚幻的武侠世界里也是如此。小说终篇，袁承志、令狐冲、杨过、张无忌们年纪轻轻就纷纷退隐江湖，去享受田园生活，这似乎也是作者和读者所能想到的最好结局，而没有退出江湖的郭靖、黄蓉，只好战死襄阳。美国西部片的结局虽也是枪手骑马远去，但他却是去往另一个小镇，继续下一个赏金、美女与枪战之旅。

这里就有个中、西方文化中的悖论，也就是在本文第二部分开始时提出的集体主义与英雄情结的矛盾问题。我们总是认为西方文化是张扬的、个人主义的、彼岸的，而中国文化是内敛的、集体主义的、此岸的。从很多表象上看，确实如此，但从另一些表象看，比如从侠文化看，西方却又是制度化的、约束的、现实的，而中国文化是任性的、放纵的、出世的。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的本性都是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都有着侠文化，都有着英雄情结，但西方人找到了平衡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联结物与减震器——法律，而在中国，法律不能担当起这样的角色，个人与社会间是冲突的、对立的，所以中国人总是在治世与乱世、入世与出世间徘徊。

中国人虽然把英文中的“law”翻译成了中国自古就有的“法律”，但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两者虽然不能说在本质上不同，但至少在某些“质”上，是不同的。语词在人为上的对应，掩盖了这种不同。“正是在词中，我们所想象的东西变成了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反过来，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变成了我们每天表象给自身的东西。”[20]

我们在自己创造的语言里迷了路。

但幸好人类在理性之外还有感性，在学术中迷失的方向，也许在文学中可以找回。文学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直接描摹。武侠文学以成人的童话给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真实的心灵世界。

这种形而下的感性层面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是相通的。中国的传统思想主要受着儒、释、道思想的浸染。“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家和佛家，既强调个体，又强调普遍性和超越性，个体的人同时又是超越的人。”[21]中国人通过思想达到个人具体性与社会普遍性的沟通，而非通过行为的制度化。从对“类崇拜”和“个体英雄意识”的满足看，武侠就是这样一个达到个体性与超越性统一的范例。“至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则强调社会群体性，其主体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伦理型思维，就个人而言，则是道德实践型思维，其意向之所在，主要是道德实践。主体内在的道德意志，就是世界的根本意义，因而也是人生的根本意义。”[22]重侠守义，快意恩仇，重道德而非尚法律，个体的道德自律成为社会群体性的基石，武侠世界才是中国人的理想社会。

五、意识，抑或无意识：武侠文化的精神分析

武侠文化的流行折射出国人对法律的厌弃心理，但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一个普遍的看法却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法的需求会促使人们法观念的形成。而且事实也似乎映证了这一点，表现之一是官司越来越多。这让法治论者颇为鼓舞，因为据说这象征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云云。

目前诉讼案大幅上升，是否就是因为对公共权力和法律的信任？这是很可怀疑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所造成的纠纷本身数量的增加可能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度，随着司法腐败的滋生蔓延，是在降低而不是在增加。官司打输了，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在法院“没人”，打赢了，则是由于关系“硬”。一个并非是严格实证性的判断是，真正相信司法机关会严格依法判案、“只服从法律”的老百姓并不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秩序一定大乱。按照一般的、实际也就是西方的话语解释，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在一个以法律维系的现代社会里，对法律信仰的丧失，昭示着社会秩序的崩溃，然而这在中国起码现在并未出现。中国人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对法律“公正”的不信任，而并非对法律制裁力的不信任。当人们纷纷寻求法律讨个“说法”时，只不过是要借助法律的力量制裁侵害自己的人而已，人们诉求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法律的力量。所以人们打官司，各种手段往往无所不用其极，造成被动受腐败之害与主动推动腐败的恶性循环。法律的被实施，同时也就是法律的被破坏。法治论者所无法认同的事实是，法律的推行，实际是在不断强化它在民众中的异己性。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在民众中的这种异己性并非无源之水，也绝不仅仅是当代的所谓“司法腐败”所能承当全部责任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腐败是“果”而非“因”，是因为异己而腐败，而不是因为腐败而异己。这种异己性可以追溯到法律形成之初，它经过历史的不断强化，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心理，并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与阅读中显露无遗。

看看被读者们誉为天下第一英雄萧峰（即乔峰）的举止：乔峰其时身在京西路汝州，这日来到梁县，身边银两已尽，当晚潜入县衙，在公库盗了几百两银子。一路上大吃大喝，鸡鸭鱼肉、高梁美酒，都是大宋官家给他付钱。

——金庸:《天龙八部》第20回。

很少有读者读到此处时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反而是赞赏甚至羡慕。这样一种与“官家”的疏离与对立情绪，已深入心理中的无意识层面，以至难以察觉。除了在新中国成立后，它被政治话语强迫地“弱化”了一段时间外，一直，并且至今，是中国普通民众的一种主流心理。公家的东西，当官的，上头规定，等等这些语汇的心理内涵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不难体会的。

这种心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在香港这样可称得上厉行法治的社会里，武侠文学却仍是大行其道，甚至香港电影里，黑社会的血腥火并、肆无忌惮的街头枪战与砍杀，让人怀疑是否该实行军管才行，而这与香港社会实际上的法度谨严形成强烈反差。这是否是在法治约束下，中国人心理中不合法潜意识的一种合法形式的纾放？[23]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这种社会存在就绝不仅仅是当下的社会现实，——香港当下的社会现实是法治的，但其文化产品所折射的民众潜意识却很不“法治”——过去的社会意识的累积，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为什么武侠文学仅流行于华人圈，并非主要因为语言障碍，而是文化心理的壁垒使然；为什么武侠文学能流行于华人圈，哪怕他们散居各地，生活环境各异，包括居于法治之邦的法治之民，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理中总有一部分是共通的。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缘何发生错位？荣格的心理学思想提供了答案。荣格对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集体无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它与个人无意识截然不同，因为它的存在不像后者那样可以归结为个人的经验，因此不能为个人所获得。”[24]它是种族的共同的心灵的遗留物，具有超个体的“集体”的性质，不是个体在后天经验中获得的，而是本能遗传的。荣格同时引入“原型（archetype）”的概念。原型是可以通过生活遗传来生成的深层心理模式，这种心理模式并非来自“个人记忆中的残迹”，而是来自“遗传的大脑结构本身”。原型与个人记忆无关，而是一种由生理遗传得来的大脑记忆。“从科学的、因果的角度看，原始意象可以设想为一种记忆埋藏（bury），一种印记或者记忆痕迹，它源自同类体验的无数过程的凝聚（condense）。在这方面它是某些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