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盖然标准

Ⅰ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什么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Ⅱ 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一、问题的提出

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第1款确立“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之后，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逐渐摆脱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束缚，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体系。2015年2月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则对这一标准作了更准确的表述，即“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该条第3款又规定：“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109条则专门针对某些案件规定了更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之证明标准，即“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显然，《民诉法解释》试图在民事诉讼中确立层次化的不同证明标准。

关于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的层次化问题，域外法学界已经进行了较多探讨，并且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了适用。比如两大法系均在坚持原则性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待证事实的类型和特点设计了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英国有所谓的“灵活性的证明标准”；美国则存在“清晰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大陆法系的瑞典根据待证事实的性质不同，设计了不同等级的证明标准；德国民法上也存在高于或者低于原则性标准的法条或者事项，体现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弹性和适应性。①但应当注意的是，域外民事诉讼中所探讨或适用的层次化证明标准，实质上均是强调不同情况下待证事实之证明及法官形成心证的盖然性程度的差异，决非适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然而，我国《民诉法解释》第109条却试图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构建之中直接引入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这一做法既忽视了域外国家证明标准层次化存在的环境以及正确的适用规则，也与我国实际情况不符，且不利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科学发展。

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混淆了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区别

证明标准的层次化在英美法系中发展得较为成熟与完善，特别是在英国的判例中，曾出现过民事案件中某些事实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情况；在美国规定适用特殊证明标准的待证事项中，亦包含了欺诈、口头遗嘱等事项。表面上看，这似乎为我国《民诉法解释》第109条确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提供了参考依据，但该条款之规定实则误解了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理论及实务操作，模糊了英美法系适用上述规则的语言环境及司法背景，亦没有区分上述待证事项与我国规定的待证事项的区别。在涉及证明标准的比较法研究中，各种证明标准模式赖以依存的制度背景和法律思维方式大多被忽略了。

Ⅲ 侵犯第三方权力必须要具备恶意串通这个条件吗

侵犯第三方权力必须要具备恶意串通这个条件。

恶意串通是指在买卖活动中，双方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具体表现为：串通掩盖事实真相，在应价过程中串通一气，有意压价，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恶意串通行为本是大陆法系的特有概念，但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中对其也有所涉及。包括《合同法》在内，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并未对“恶意串通”作出明确界定。

那么，如何认定“恶意串通”？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是否“恶意串通”系个人心理活动，对其认定应采取推定方式，在综合分析相关证据的基础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九条之规定，依照日常经验、行为习惯等，根据盖然性原则予以判断和认定。当事人主观心态如何，是认定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关键，而主观心态属个人内心活动范畴，除当事人自行承认外，难以直接予以证实或查实，若仅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分配举证责任，要求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其基于客观原因而导致举证不能，进而败诉的可能性较大，不具备可操作性。对于类似情况，采取推定方式完成举证、认证则较为合理，即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或已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照日常习惯经验，推理、判断未知事实是否存在，并允许相关当事人进行反证、辩驳，只要存在高度盖然的可能性，则可择优判定某种事实，从而在最大限度内反映案件真实情况。《证据规则》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因此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推定方式认定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规定。需注意的是，推定方式仅限于难以用证据直接证实的情况，推定事实仍需以可知事实为基础或以有效证据佐证，并且不因采取推定方式而免除当事人需承担的其他举证责任。在认定是否“恶意串通”时，推定方式仅适用于认定当事人在实施某行为时是否故意而为之的心理状态，对于当事人基于该行为是否牟取了利益，主张权利的对方当事人仍需举证。

实施恶意串通行为并不一定产生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结果，只要行为人有这种使他人利益受到损害的故意并实施恶意串通行为即可。

《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规定：“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或者返还第三人。《合同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从以上两个法条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只要行为人之间实施了恶意串通行为，该行为应归于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归于无效，是绝对无效，应当将财产收归国家、集体，国家、集体利益是公共利益，因此应该受到绝对保护，不能体现意思自治。但是我认为法条规定的绝对化，针对侵害的不同主体应有不同的法律后果。三人利益争议时是否一律归于无效存在争议。本人认为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时，是否宣告行为无效应取决于第三人的意思。民法中要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种意思自治正是当事人选择权的体现，法律不应剥夺第三人这种选择权，即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时应规定为相对无效合同，当事人享有撤销权。

Ⅳ 如何在民事证据认定中正确运用高度盖然性原则

民法上所说的预期利益，是指权利人（也即财产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人）以其所有的或者由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为前提和基础，通过一定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生产经营行为）预期实现和取得的财产增值利益。预期利益对权利人来说是一种实际的而不是假设的或者虚无飘渺的财产利益。对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他人预期利益的损失原则上应当赔偿，并不意味对预期利益损失的赔偿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或者对任何预期利益损失都不加区别，一概予以赔偿。确定预期利益损失是否存在，应当把握一个前提，即受害人的未来利益是否具有实现的基础和条件。预期利益应当是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在正常情况下必然能够实现的未来利益。如果未来利益仅是一种设想或可能，而尚未具备实现的充分条件，则不宜以预期利益损失要求对方赔偿。

Ⅳ 民事证据和刑事证据的要求有何不同

民事证据和刑事证据二者的本质上就有很大的不同。民事证据总内体上讲要求没有刑容事证据要求严格，民事证据证明的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原始事实。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 年12月6 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 条第1 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该定义概念含义有：（1）证据是事实；（2）是证明案件情况的事实；（3）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4）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该定义虽然反映了证据应具有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力。

Ⅵ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异同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异同：
1、民事诉讼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在内涵上是有所不同的。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材料。而新刑诉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进行了完善,将其概念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相比而言,民事诉讼证据较注重客观真实,而刑事诉讼证据不仅注重客观真实,更加注重法律真实,实现了证据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更具有科学性。从外延上看,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
2、民事诉讼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证明力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根据该条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且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情况下,一方当事人的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这一证据作出判决。相比较而言,刑事案件有着比民事案件更为严格的证据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第195条规定“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第48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上述两条规定,就是确定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其证明标准的实质内涵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
刑事案件中刑事诉讼证据须具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说明客观真实性是刑事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是可予采信的重要标准。只有“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刑事诉讼中,无论是提供、收集、调取证据,还是审查证据,每个环节都应贯彻真实性的原则。真实性主要体现在证据的来源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证据的采信过程必须主观服从客观,防止主观偏见,证据的审查过程必须经过复核及各单个证据之间能相互交叉印证等。与民事审判比较,在刑事审判中,尚未从立法上确立优势证据规则。对于证据指向的待证事实,可能出现其它合理情况的证据,或者是可能产生其它合理的怀疑,该证据就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因此,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法官只能追求客观真实,这也是“宁纵不枉、疑罪从低从无”刑事审判理念的必然要求。

Ⅶ 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采取怎样的判断标准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的相关学说
（一）条件说
条件说又称等值说，该说认为所以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都是损害结果的原因，因而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行为都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条件说的优势在于它使用起来比较容易，按照该学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较容易发现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学者们对条件说的批判也很多，认为其缺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它把所有的条件都同等看待，没有区分不同条件之间的不同作用，这样在共同侵权的案件中便不能确定各侵权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和范围。
第二，该学说认为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因素皆为损害发生的原因，这就将许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牵扯进来从而扩大了责任主体的范围，造成真正有责任行为人的难以确定。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很多学者认为条件说在认定因果关系上缺乏灵活性，在稍微复杂的因果关系认定中往往出现不合理的认定结果。因此，现在仅在一些简单的案件中适用，已被排除在主流学说之外。
（二）原因说
原因说认为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众多条件中并非所有的条件都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只有那些对损害结果在时间、空间上距离最近，或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起有效作用的原因才是损害发生的真正原因，才能使行为人承担责任。
该说在理论上把对损害结果作用不同的条件区分开来，单从理论上来看有其进步性。但是该说也产生了两个新的问题：
第一，原因说只提出要把条件跟原因区分开，但是其并没有明确说明该如何将两者区分开，只是给了一个主观、相当宽泛的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损害发生的条件往往错综复杂，对损害结果的作用难分轻重，所以原因说在审判实务中适用的难度会很大。
第二，原因说把众多条件中所谓的“原因”认定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唯一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而排除其他条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在事实上可能造成当不能认定“原因”时，所有条件都与损害的结果没有因果关系，从而受害者无法获得赔偿的不合理情况发生。
（三）法规目的说
法规目的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以法规的目的来决定。行为人就其行为所引发的损害是否应承担责任，基本上是法律问题，依照法律规定来确定，是理所当然的事。
虽然法规目的说在解决一些与立法目的相牵连的案件的时候，能够发挥比其他学说更为明显的优势。但是法规目的说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权利都被法规目的所包括，也并不是所有的侵权行为都有法律来规制。依照法规目的说，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发生的时候，权利的保护就毫无希望可言。并且以法规目的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事实上会造成法律漏洞，使得侵权人在法规目的的掩盖下逃避法律责任。例如，如果侵权人知道某一法条是为保护某一权益而设的，那么他就可能将受害人的其它权益置于该法条规定的情形之下，从而使得该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第二，从实践中看，法规目的说对因果关系解决也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法规的目的在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直接的规定，而法规目的说却舍弃了因果关系认定的标准，直接以法规的内容与目的来衡量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缺乏明确的标准，最终仍然由法官来判断法规的目的，使法官成为了法律的解释者，有“法官造法”的嫌疑。[6]
（四）盖然因果关系说
盖然因果关系说发源于日本，是因果关系证明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理论。盖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对受害者所要求的因果关系证明．应该只要就因果关系的存在表示出相当程度的盖然性程度即为充分，所以，应当将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从受害人转换到加害人身上。有学者将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的理论要点归结为：第一，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为原告承担；第二，证明责任在实质上进行转换，即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该被肯定；第三，“盖然性证明”是指“超越了大致明确的领域。但尚未到达证明的程度的举证。”从价值方面分析，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减轻了被害人的证明负担，有利于社会弱者利益的保护。[7]
（五）相当因果关系说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说，系以行为人之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存在事实为观察的基础，并就此客观存在事实依知识经验判断，通常均有发生同样损害结果之可能者，该行为人之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即有因果关系。冯·克里斯认为，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原因和结果之间才有因果关系：(1)它必须是损害的必要条件；(2)它必须在相当量方面增加损害的客观可能性。由此可知，并非引起某个事件的每个条件都是原因，只有使这一事件在一般的情况下会导致某种结果发生的条件才是该结果的原因，才会承担责任；如果该条件在一极其特殊的，或者极可能小的情况下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并且该条件是一种事物在一般进程中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则该条件不属于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以行为时存在而可为条件的通常情事或特别情事中，于行为时依吾人知识经验一般可得，而且其情事对于其结果，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一般的有发生同种结果的可能，其条件与结果为有相当因果关系”。换言之，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该行为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该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关系。
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德国，是大陆法系在侵权法因果关系认定中适用最广泛的理论。作为大陆法系的通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因为有其存在合理性和研究价值，所以在其产生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将“条件判断”和“相当性判断”有机结合了起来。合理的确定了责任的范围。相当因果关系的构造可分为“条件关系”和“相当性”两个组成部分。其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首先确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条件，而后再借助一般社会经验对这些条件进行判断，进而断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原因，确定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从而避免了单纯采取条件说所造成的因果循环，牵连范围过宽，一概而论使每一个有牵连的加害人均承担责任的责任范围过宽现象的发生。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可能性”纳入判断因果关系中，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为“可能性”判断一般取决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验与见识，所以在依据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某侵害行为是否为某损害后果的原因时，并不要求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达到精确和绝对的地步，只需证明该侵权行为依一般社会经验极大的增加了损害的可能性即可。如此则极大地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突出表现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在该类案件中一般采用“盖然性”的方法确定原因和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例如，某化工厂污染了某居民区的水源。该居民区大部分居民喝了该水之后均呈现出不同轻重的中毒情况，则该居民区居民只需证明该化工厂侵权的“极大盖然性”即可，而无须亲自证明该盖然性已经达到了确定性的程度。
虽然相当因果关系说已逐渐被大陆法系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相当因果关系说亦有其固有的理论缺陷：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易造成使用的差异性。由于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行为人对极大增加损害结果的可能性理论并不能提出精确的认定标准，因此即使是在同一国家或同一地区，同样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其判决也有可能截然不同。另外，法官在裁案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会出现法官因同情被害人而认定因果关系之存在，造成裁判不公现象的出现。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缺少必要的法律价值取向。美国著名的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会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价值判断在法律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们被整合进了作为判断客观渊源的宪法规定、法规以及其他种类的规范中。”由此可见，价值无论在司法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借助数学及社会统计学理论对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是科学的。可是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毕竟是法律问题，而法律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注意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对此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其三，相当因果关系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并不能对社会中发生的所有的侵权案件判断其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有些案件并不适宜采纳相当因果关系说，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侵权案件。
其四，相当因果关系说对所谓的因果关系“相当性”的判断在理论上有混淆“过错”判断的嫌疑。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所谓的相当性表现在，“凡是一般人所能预见到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不论行为人是否能预见，都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凡是为一般人所不能预见但是行为人能预见的，也认为存在因果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对当事人的“过错”的判断。一般人所能预见，而行为人却没有预见，此为行为人之“过失”；一般人不能预见，行为人预见了仍然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而为之，此为行为人之“故意”，只不过这种故意隐藏得更深，若无有力证据很难证明而已。相当因果关系说把本应当在过错中进行的法律判断搬到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并称之为“相当性”的判断，这种做法在理论上忽视了过错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的地位。支持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学者们在讨论因果关系的问题时，往往高估了因果关系认定在侵权责任认定中的作用，给人一种“相当因果关系的成立即等于侵权责任成立”的感觉，把过错放在一边，这种做法，诚不可取。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认定问题的实质与解决
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无论其如何科学、如何合理，均无法解决所有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某一理论学说在此类侵权案件中具有应用价值，而在另一类型的侵权案件中则可能无法适用。所以，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主要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不是一个立法问题。因此，如何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侵权因果关系认定规则，乃是摆在所有民法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在构建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认定规则时，应当坚持司法主义的逻辑进路。不宜在侵权责任法中将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复杂化。而是应当将主要问题留待司法实践中去解决．赋予法官在判断因果关系时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

Ⅷ 什么是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

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证据的高度概率和举证责任分回配的规则作裁决的做法答。
高度盖然性，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认识手段。
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一般视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描述,就是：“对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裁决.”

Ⅸ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区别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指做为一个理性人，在根据有关犯罪是由被告人实施的证据进行推理时，如此确信以致于不可能作出其他合理的结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并不排除轻微可能的或想像的怀疑，而是排除每一个合理的假设。辛普森案中，辛普森之所以被宣告无罪，就是因为陪审团对控方的证据无法排除辛普森被栽赃的可能的合理怀疑。
四、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在民事诉讼中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采用“盖然性居上或占优势”的证明标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优势证据证明”。民事诉讼作为平等当事人的对抗只要求“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即一方当事人所主张事实的证据，和另一方当事人否认该事实的证据相比较而言居有优势，事实真实的可能性大于不真实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还体现了法官的自由心证，法官经过内心的自由论证，达到让一方当事人信服的程度，同时也体现一种经验规则，即依据日常经验可能达到的程度，疑问即告排除，产生近似确然性的可能。
五、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差异
通过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个简要叙述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刑事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显然要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在刑事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显然要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在刑事案件重要判决一个人有罪就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罪，而且在合理的范围内没有其它的怀疑，也即是在已经掌握的证据，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能够而且只能够推导出嫌疑人有罪而推导不出其它的可能存在的合理的情况。需要陪审员全部认为其有罪。在民事案件中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一般为“盖然性”占优势的标准。当一事实主张被陪审团确信为在证据上占优势的“盖然性”，即存在的可能性要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那么此项事实主张就被认定为真实。只需要陪审员中占多数的人认为一方的证据占优势即可。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符合两种诉讼的不同目的和价值取向。

Ⅹ 民事诉讼法的目的

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要求的诉讼证明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应当达到的程度，应当符合与定案证据有关联，与定案的证据有采纳性，犯罪构成的事实均有证据证明，证据基本倾向于证明案件事实，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不同，刑事诉讼必须100%证据确凿。

一、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

是指法律要求的诉讼证明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从近代诉讼史开始，就有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种不同的证明标准。英美证据法传统上有两种证明标准：一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的证据，适用于刑事案件;一是盖然性超过他方的证据，适用于民事案件。在证明责任由被告人承担的少数刑事案件中，也适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二、具体是指符合以下要求：

1. 据以定案的证据具有关联性;

2. 据以定案的证据具有可采性;

3. 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

4. 所有证据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即证据只要能够基本倾向于证明案件事实即可，并不像刑事诉讼中那样，必须达到百分百的绝对真实确定的证明标准。

三、具体来说，可以落实到证据规定的第72、73条。

1.证据规定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

2.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第73条可以被概括为“明显优势证据规则”。

四、高度盖然性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根据此条规定，在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且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情况下，一方当事人的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这一证据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对作出此规定原因的解释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实践中，在证明某一事实的证据无法达到确凿程度情况下如何处理，经常使很多审判人员感到困惑。根据审判实践经验，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有差异的，不同案件证据证明所能达到的程度往往也是有差别的，由于法官是不能拒绝裁判的，所以在民事诉讼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所证明的事实不能达到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

综上所述，证明标准，证据规定，一方上当事人提出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相反证据，当事人不认可反驳，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一方提出证据，另一方提出反驳证据，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可以认定反驳证据的证明有效，但是双方在同一时件，提出相反证据，一方证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