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刑法典

A. 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相关立法完善。本罪出台后，现行《刑法》对受贿行为的规制完善了许

一、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我国《刑法》第385 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388 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 条、第388 条对受贿罪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受贿犯罪的必要要件之一。然而“, 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否应当作为受贿犯罪的必要条件? 它对受贿犯罪的成立是否不可或缺? 对此,我国刑法学理论界有多种不同观点。
旧客观要件说认为,所谓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某种非法的或合法的利益,这是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的一个交换条件。[1 ]依这种观点来看,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经实现,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如果公务人员收受了财物,实际上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则不构成受贿罪。
新客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许诺,而不要求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和结果。[ 2 ]依这种观点,如果行为人收受了财物,且承诺将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受贿犯罪即成立,而不论是否真正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以及他人是否获得利益。
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只是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意图,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能由受贿行为本身实现,而有赖于将这一意图付诸实施。[ 3 ]
否定说认为,我国刑法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于法理有悖;容易造成理论和司法实务的混乱,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且与国际上关于受贿罪的主流规定不相一致。[ 4 ]
笔者认为,以上各家观点都有其独到之处,却未尽全面,略有偏颇。旧客观要件说,大大缩小了受贿罪的范围,会导致放纵犯罪。新客观要件说,不利于制定统一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主观要件说,带有明显的为处罚而处罚的功利主义色彩。而否定说忽略了行为的定性因素和定量因素。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是行为人职务所要求的,而行为人因此收受他人财物,就已经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已构成受贿罪,而当行为人做职务上规定不应当为的事项,且又收受了他人财物,行为人的行为中则包含了更多的不法内涵,量刑时应作为加重的情节。对我国《刑法》条文做深入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的法律漏洞。在一般受贿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无论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都构成受贿罪。根据《刑法》第388 条规定的居间受贿的情形,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受贿罪;而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却因罪刑法定原则,被排除在受贿犯罪的情形之外。显然,法律的这种规定为受贿人收受贿赂留出了缝隙,极易导致现实中大量规避法律的犯罪现象发生。因为,既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不构成受贿罪,而利用自己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却构成受贿罪,那样必然会出现大量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这种居间方式来受贿的现象。应该说,这与受贿罪的立法原意是相违背的,也使得法律的一般预防功能难以发挥应有的功效。
纵观世界各国刑法对受贿犯罪的规定,可以发现有两种立法体例: (1) 无论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职务的便利,或者利用职务地位促成,且收受了他人财物,就构成受贿罪(俄罗斯、新加坡、巴基斯坦、蒙古、印度等国家采用) 。(2)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或通过职务地位的影响,为他人或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的,作为定性的底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通过职务地位的影响,为他人或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德国、日本、韩国、奥地利、丹麦等国家采用) 。其中《德国刑法典》根据受贿罪是否实施违背职责的行为分为不违背职责的受贿罪和违背职责的受贿罪两个罪名。[ 5 ]国外的立法经验有值得借鉴之处。笔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应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任何从事公务的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都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任何权钱交易的行为,都是国家公务所禁止的。无论是索取他人财物当作履行职务行为的交换条件,还是收受财物后为请托人实施请托事项,或是履行了职务行为而事后收受他人给付的酬劳,本质上都是把职务或职权当作可买卖的商品,本质上都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害。从受贿罪的本质来看,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只要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或索取不正当利益,就已经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因此,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本身就足以构成受贿罪,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能成为影响受贿罪危害程度的一个因素,只影响量刑,不能改变受贿罪的本质。
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也产生问题。当行为人只实行了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而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时,它属于受贿罪的未遂形态,还是不构成犯罪? 依我国理论界及检察业务部门的观点,这种情况不构成犯罪。实际上,这种看法不仅与受贿罪的本质不符,而且实际上也产生放纵受贿犯罪的后果,给行为人规避法律大开方便之门。例如,某些国家工__作人员大量收受他人贿赂,既不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不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表示,甚至主观上根本没有打算为他人谋取利益,但他们的行为同样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和国家机关的声誉,损害了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又如,现实中存在的所谓“感情投资”就是典型。行贿人为了将来能得到某种利益,往往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长期进行拉拢腐蚀,行贿时并无明确的请托事项。送者决非没有企图,收者也未作出任何承诺,但双方心知肚明。而事情暴露后,受贿人会以“馈赠”为名蒙混过关,逃避法律的制裁。
我们认为,法律条款的设置,不仅要体现出一定的包容性,这是法律发挥保护、惩治功能的需要,又要体现出其实际的可操作性,这是司法实践的要求。若法律条文设置的内容不具操作性,那只能说是一种虚置。为使法律的规定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对它进行合理的重构是势在必然。而对受贿罪条文的重新设置,应该考虑以下几种情形:
1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职务要求的范围内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且事前或事后收受他人财物;
2、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根据职务要求不应为的事项,且事前或事后收受他人财物;
3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以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且事前或事后收受他人财物;
4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以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且事前或事后收受他人财物。
引起刑法学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之争的根源,在于《刑法》条文本身存在的缺陷所致。如果将受贿犯罪《刑法》条文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和“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内容予以删除,既能解决实践中那些脱逸于法律惩罚的现象,充分发挥刑法惩治受贿犯罪的功效,解决司法实务中进退维谷的困境,也符合世界各国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立法主流。
二、受贿罪中的“财物”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 条的规定,受贿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如何理解“财物”呢? 根据字面意义“, 财物”即金钱和有经济价值的物品。现实生活中,许多受贿行为确实是以国家工作人员出卖公共权力以索取或者非法收受金钱和有经济价值的物品的形式进行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不直接以金钱和有经济价值的物品为内容的贿赂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要求或者接受行贿人为其本人或者第三人设定的债权、股权、免除债务或利息、免费劳务、装修住房、出国留学、出境旅游、免费提供住房和交通通讯工具使用权、调动工作、招工转干、提拔职务、吃喝娱乐,甚至提供性服务等等。从严格意义上讲,上述利益不能直接等同于刑法意义的“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出卖公共权力谋取这些私利的行为,并不符合目前《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由于对“财物”的理解,缺乏相关法律条文及法律解释的权威性指导,致使实践中相当一部分以公权谋取私利的犯罪行为没有被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受贿罪刑事法律出现了漏洞。
根据这一状况,我国刑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不断有人提出,不能拘泥于“财物”二字的字面意义,不能把贿赂的含义固定化、绝对化,应当根据贿赂犯罪的新特点,适时地修改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将贿赂的范围从“财物”扩展至“财产性利益”,即指财物或者其他能够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更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还应当把诸如出国留学、调动工作、招工转干、提拔职务、吃喝娱乐,甚至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也纳入贿赂的范围。即贿赂包括一切能够满足受贿人需要或欲望的有形无形利益在内。[6 ]对于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应纳入贿赂的范围,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认为非财产性利益不属于财物。[ 7 ]将非财产性利益解释为受贿罪的对象,过于扩大受贿罪的处罚范围,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因而是不可取的。[ 8 ]
国外大多数的立法例和司法判例已经将贿赂的范围扩展至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有的国家将受贿的对象概括性地规定为“贿赂”(日本、韩国等国家采用) 、“利益”(德国、巴西等国家采用) 、“贿赂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我国台湾地区采用) 。这种概括式的立法例,将“贿赂”、“利益”或者“不正当利益”的具体内容交由法官在判例中加以具体解释。加拿大刑法将受贿罪的对象规定为“金钱、兑价物品、职位、处所或雇佣”,苏俄刑法规定为“任何方式的贿赂”。我国现行刑法典仍将“财物”规定为__受贿罪的对象,显然落后于当今世界反贪污贿赂的立法和司法进程,更不利于我们正在大力开展的反腐倡廉工作。
笔者认为,刑法应当扩大受贿犯罪中贿赂的范围,将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即一切不正当利益都纳入贿赂的范围,以便严厉打击贿赂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生活富足,已经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物质生活上的需要,逐渐注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的追求在人们的欲望结构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贿赂行为不再简单地遵循以财物为对象的简单交易形式,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以各种规避法律规定的形式进行公权与私利的肮脏交易,同样严重腐蚀了国家工作人员队伍,侵害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危害性决不亚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国家刑事立法应当及时适应这一客观变化,反映现实生活中打击新的贿赂形式的客观需要。
财产性利益或者非财产性利益是金钱财物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债权、股权、免除债务或利息、免费劳务、装修住房、出境旅游、免费提供住房和交通通讯工具使用权等财产性利益,都是以行贿人直接给付金钱财物为基础的,是行贿人的金钱财物通过某种载体表现出来的利益形式。而且财产性利益往往可以直接以金钱计算其价值。即便是出国留学、调动工作、招工转干、提拔职务、吃喝娱乐,甚至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有的也可以间接地以金钱衡量其价值。如果行贿人不给付金钱财物,非财产性利益也就无从产生。非财产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在本质上并无差别,都是金钱财物的不同表现形式,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相互转化。
受贿罪的实质在于受贿人以其职务行为与行贿人的贿赂进行非法交易,受贿人借出卖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行贿人以非法利益购买公共权力为其谋取利益。不论非法交易的对象是以财物的形式出现,还是以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形式出现,不影响对受贿实质的认定。凡能满足受贿人心理、生理、物质、精神及其他各方面需要的有形或无形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将国家工作人员出卖公共权力谋取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和犯罪形式。
当然,如果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的范围,就会随之产生一个问题,那如何认定的数额问题。由于非财产性利益特别是性交易不能直接以财物数额进行计量,会给司法操作带来难题。笔者认为,应该改变以往在处理受贿案件中片面强调受贿数额的做法,从受贿犯罪的犯罪本质出发,无论受贿的对象是财物、财产性利益,还是非财产性利益,综合考虑受贿人所得私利、受贿行为的手段、情节、社会影响、对公务行为廉洁性的侵害程度,进行定罪量刑。
综上所述,为了改变我国当前各种形式的公权与私利的非法交易蔓延泛滥的现状,必须及时改进受贿犯罪刑事立法,堵住受贿犯罪分子谋取个人私利而逃避刑事法律追究的法律漏洞。把贿赂的范围扩展至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在内的一切足以满足受贿人的物质或精神需要的利益,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B. 古时候的刑法

古代刑罚是作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发展与变化，实质上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发专展与进步的浓缩。刑罚属体系的发展与变化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代不同的当权者亦有不同的举措。 是总的发展趋势是以原始的野蛮、落后、残暴向着文明、慎刑方向发展。

C. 蒙古国废除死刑成全球第105个废死国家，你怎么看待死刑

我知道死刑很严厉很残酷，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应该废除死刑，死刑就应该永永远远地存在于中国。

有些人觉得死刑应该被废除，因为他们觉得以暴制暴就应该两败俱伤，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只有暴力才可以压得下暴力，我知道死刑很残酷，所以他可以威慑和教育那种有犯罪企图的人，再说了，死刑针对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对社会和其他人的安全造成非常严重危害的犯罪分子，也就是说死刑针对的只是那极端分子，极少的极端分子，所以应该被保留，再加上这么多年国家对于死刑的使用已经逐渐减少，尽量都是用无期徒刑或者是有期的长期的徒刑来代替，那么死刑更应该被保存，作为一种威慑而存在。

再加上现在中国发展的虽然很好，但它还是很复杂，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而且他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还大，教育的水平参差不齐，阶级矛盾也是比较突出，从整体上来说，国民的素质普遍都不高，所以会有很多的犯罪，而且国家并没有能力能完美的解决或者说减少这么多的犯罪，所以死邢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从中国的文化方面来看，好多人依旧坚守着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对正义的传统定义，比如说一句很常见的话，杀人偿命，你害了别人的命，所以你就要被剥夺生命，这个观念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你敢说你不是这样想的吗？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的身边的人被伤害了，你不想让那个杀人犯偿命吗？

所以说死刑是必须要存在的。

D. 古代有几种刑罚

最经典的是“五刑”：鞭、笞、徒、流、死，具体到各个时代会有不同。

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的舜禹统治的时期确认不少有关处罚的习惯。《尚书·舜典》载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 钦哉！惟刑之恤哉。”当时的处罚习惯，将贪赃（墨）行为与劫掠（昏）杀人行为并列，一并处罚，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已经注重对行政人员的整治和管理，严厉制裁渎职、贪污行为。
《尚书·吕刑》对原始社会末期的处罚方式作了这样的说明：“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淮作王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诼、黥”。又据《后汉书·刑法志》说：“（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
逐步确立了墨、劓、剕、宫、大辟的五刑制度。
商代
刑法严酷。盘庚规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死刑除去斩刑外，还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杀手段。
西周
古代刑罚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制度作为五刑的补充，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的成熟阶段。
春秋战国
时期仍然以五刑为主，残酷性并没有改变、商鞅被处死时，即用车裂之刑，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向封建制刑罚过渡的阶段。
秦
古代刑罚刑罚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经济、株连八大类。其中前五类相当于现代的主刑，后三类相当于现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有明显的过渡的特征。
汉代
古代刑罚对刑罚进行了改革，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具体有：凡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这样就改变了原“五刑”制度。但是也出现问题：第一，斩右趾，改为弃市，扩大了死刑范围；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斩左趾，结果受刑者“率多死”。后，汉景帝又两次下诏减少笞数，第一次是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第二次是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一百。改革之后，除死刑以外，还有笞刑，而宫刑未改。到东汉初，明帝诏中又提到斩右趾，说明又以此刑代替弃市，把文帝时由轻入重的一项又回来，至此，两汉肉刑有宫和斩右趾。
关于徒刑，汉初沿用秦制。但是汉代已经有了明确的刑期。如髡钳城旦舂，五岁刑；完城旦舂，四岁刑；鬼薪白粲，三岁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岁刑，男罚作和女复作，皆一岁到三月刑。此外，汉代另有“顾山”，是只用于女犯的刑罚，因此也称为“女徒顾山”。
此外，两汉还沿用秦代及以前的罚金、徙边等刑罚。另外有禁锢刑，是汉为禁止官史结党，对有朋党行为的官吏及其亲属，实行终身禁为官的政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刑罚体系较前朝有了很大的变化，刑罚的总的变化的特点是逐渐宽缓。“割裂肌肤，残害肢体”的刑罚手段逐渐减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过渡。主要体现在：
1、废除宫刑制度。北朝西魏在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下诏禁止宫刑：“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在天统五年（公元569年）也诏令废止宫刑：“应宫刑者普免为官口”。
2、规定了鞭刑与杖刑。这一刑罚缘于北魏，并为北齐北周沿用。
3、规定流刑为减死之刑。南北朝时期，把流行作为死刑的一种宽待措施。如北周时规定流刑为五等，每等以五百里为差，以据都城二千五百里为第一等，至四千五百里为限，同时附加鞭刑。
4、缘坐范围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妇女缘坐的变化上，总的趋势是缩小范围，但司法实践中却多有扩大。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缘坐的范围也有反复。《梁律》创从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
隋
《开皇律》删除不少苛酷的刑罚内容。废除不少残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为绞、斩两种。对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确说明：“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所有“枭首轘身”与“残剥肤体”的鞭刑都废除不用，确立了封建制五刑。
唐
刑罚比以前各代均为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唐律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社会“得古今之平”的刑罚中的典范。
宋
创设了一些新的刑罚制度。
1、刺配刑。宋太祖为宽贷杂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刺面、配流且杖脊，是对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种代用刑。但后来则成了常用刑种之一。
2、凌迟刑。宋时将五代的法外刑凌迟作为法定刑种，初时适用于荆湖之地所谓以妖术杀人祭鬼的犯罪。但后来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3、折杖法。宋太祖创立折杖法，作为重刑的代用刑。但因存在不足，即“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所以，在徽宗时又对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数重作调整，减少对轻刑犯的危害。
元
元法初为习惯法，成吉思汗时有斩决、流放、责打条子等刑罚，后逐渐向汉代的五刑体制过渡，并最终实行。但其死刑中无绞刑，凌迟为法定死刑。
元朝仍保留许多习惯法，包括不少肉刑。一般人犯盗窃罪，除断本罪外，“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即须刺项”，只有蒙古人可不受此刑。为了维护僧侣的特权，元律规定“殴西番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
元有警迹人制度。强窃盗犯在服刑完毕后，支付原籍“充警迹人”。在其家门首立红泥粉壁，上开具姓名，犯事情由，由邻居监督其行止，且每半年同见官府接受督察。五年不犯者除籍，再犯者终身拘籍。
明清
刑罚有新的发展变化，其特点是刑罚更加残酷化，并大量复活了肉刑。明清时的刑罚变化有：
1、死刑。明、清两朝在法律上恢复了枭首示众之刑，并且范围逐步扩大。此外，明清时期的死刑执行方面还有一些更加残酷的方式，如“剥皮实草”、“灭十族”、戮尸等。 清朝针对死刑还有一个独特的制度，即斩立决和监候制度。
2、充军刑。“充军”创制于明代，但是不以充军为本罪。清朝的充军则作为流罪的加重刑，并以充军为本罪。而且充军的条目也较明代增加。
3、发遣刑，这是一种比充军重的刑罚。明代时只限军官和军人，永不得回原籍。清时则包括犯徒罪以上的文武官员，还可以有机会放还。
4、枷号，是明朝首创的耻辱刑。在明代还变成一种致命的酷刑。清时对一些伦理性和风化犯罪，用此法。
明代还有庭杖制度。指在殿庭前对违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罚。

E. 第一种是刑法总则规范防卫过当为过失犯罪。例如巴西刑法典第21条附款规定：“行为

巴西刑法典第21条附款规定：“行为人过失地超越合法防卫的限度，如果实施专的行为应受过失罪处罚的属，应当负刑事责任。”意大利刑法第55条也把防卫过当规定为过失犯罪。
蒙古刑法第72条规定：“过失杀人和超过正当防卫限度杀人的，处五年以下剥夺自由”。蒙古刑法第74条将过失重伤及超过正当防卫限度的重伤罪，并列规定在一起，规定了相同的法定刑。
阿尔巴尼亚刑法典第113条规定“因超过正当防卫的范围，而故意重伤，他人身体的，判处三年以下监禁。
仅供参考

F. 元朝政权真的对汉人很残暴吗

元朝的统治真的是非常的残酷，把汉朝放在最下等的地位，而且也做了这样的规定，北方汉人的地位比南方的汉人地位更加高一点。简直都和奴隶差不多了，根本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实在是太可恶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元朝甚至都想要把中国所有的人都不要杀死，把那个耕地全部变成草原。但是当时的大臣反对，就没有把这个制定下来，否则的话中国很多人都会死去。而且当时元朝只是占领了中国，根本没有想把中国治理好，不断的增加农民的赋税，只是为了能够供其他人能够享乐而已。正是那些蒙古族人杀了一个汉族人的话，都没什么事情，顶多是处罚一下，绝对不会判死刑的。

这个就是真正的历史。在当时的生活里，简直就是民不聊生，而且经常发生天灾，老百姓里面都生存不下去了，永远受苦受难的都是百姓，他们是最悲苦的人。

G. 凌迟处死是怎么个死法

把人拖到刑场，把人的肉慢慢的用小刀逐块割下来。所谓千刀万剐便是这么来的，。而且，行刑很有讲究，刽子手会慢慢的把尼折磨到死，如果受刑者立刻死亡，那么就是这个刽子手无能，行刑失败。一般受刑者要忍受数小时的痛楚才会气绝身亡，这主要看行刑刽子手的功力如何，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一部分一部分的切，反正就是要受刑者尝尽千万般痛楚，而且死后还要枭首，即把头割下来示众尸首戮尸喂畜，乃是古代最最残酷的酷刑。

---------------来自网络世界历史团队。

H. 临时处死凌迟处死什么意思啊

“凌迟”一词见于《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本义是指逐渐缓慢升高的山坡，把“凌迟”一词借用来作一种刑罚的名称，是“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故亦取渐次之义。”（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凌迟刑在史籍中有支解、磔等多种名称，虽然说法不同，但施刑的手段差不多。这一刑法始于五代。“凌迟”是死刑的一种。这种刑罚被正式列入刑法法典始见于《辽史·刑法志》：“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沈家本先生说“凌迟之刑始见於此，古无有也。”（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辽代以后，宋、元、明、清的史书中均有关于凌迟刑的记载。《宋史·刑法志》介绍：“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大明律》、《大清律》中都有明文规定：“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绞斩以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市井骂人“小挨刀的”“干刀万剐”的说法是有所据的。官修的史书不便把这种酷刑的手段说得太详细。明人王明德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寸磔，就是一寸一寸地割。“相传有八刀之说，先头面，次手足，次胸腹，次枭首。皆刽子手师徒口授，他人不知也，京师与保定亦微有不同，似此重法，而国家未明定制度，未详其故。”（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八刀凌迟不能算作寸磔，凌迟究竟割多少刀，正如沈家本先生所说法无明文，全凭刽子手具体操作。据记载明正德五年(1510)大太监刘瑾伏诛，以凌迟处死，“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先十刀一歇一喝。头一日该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开刀……凌迟三天刑毕。”

明末崇祯年间郑鄤被凌迟处死，时人记下了当时的场面“黎明脔割之旨乃下。行刑之役具提一筐，筐内均藏铁钩利刃，时出刃钩颖以沙石磨利之。埊阳(即郑曼)坐于南牌楼下，科头跷足，对一童子嘱咐家事絮絮不已。鼎沸之中忽闻宣读圣旨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百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皆股栗。炮声响后，人拥挤之极，原无所见，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见有丫之木指大绳勒其中，一人高距其后伸手取肝肺两事置之丫颠。忽又将绳引下，聚而割之如娟。须臾小红旗向东驰报，风云电走，云以刀数据报大内。”

而最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桢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卖国，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鱼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

那种心理的痛恐怕远高于生理的痛。

清嘉庆八年(1803)亦有一人因“大逆”遭凌迟处死。是年二月二十日清仁宗颙琰从圆明园回宫进神武门。此时一人从神武门西侧俗称“黑老呱殿”之后冲出欲刺嘉庆。此人被捕后审不出所以然来，只知名叫成德是一杂役。因其罪恶滔天，定凌迟处死，同时被杀的有他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成德凌迟处死应在菜市口，据云成德被凌迟过程中到后来“血尽但流黄水而已”，“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剐到一半成德对刽子手说：“快些”，刽子手回答他“上让你多受些罪”，“遂闭目不复言”。凌迟后还要枭首陈尸示众，以警效尤。菜市口西鹤年堂一带就是刑杀之地，沿途冥衣铺、棺材铺独多，为此地是杀人场也。凌迟从辽代开始定为正式刑罚，一直沿袭到清末。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沈家本奏请，颁布《大清现行律例》后才下令将凌迟、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具改斩决”。凌迟等酷刑被废除，死刑仍分绞、斩两种，而且各种名目的酷刑并没有禁绝。酷刑是随着封建统治的倒台而废除，随着封建意识的消亡才会绝种的。

清光绪年间的1905年3月25日，此人因杀害某蒙古亲王，本来被判处火刑，但皇帝认为火刑太过残忍，乃要求改以凌迟之刑以表慈悲，据说为了防止受刑人在刑罚途中休克死去，在处刑前都被 灌以大量鸦片，因此照片中受刑者的恍惚表情可能与鸦片有关。
参考资料：http://www.bsxxg.com/files/2005_7_1/20057114033335203601.asp

I. 历史上的刑法有那些

炮烙（把人绑抄到烧红的铜柱子袭上），腰斩（你懂得），凌迟（你懂得，三百六十刀到三千六百，估计不准），斩首（砍头），车裂（俗称五马分尸），剥皮实草（用水银把皮剥出来在人皮里填上草，朱元璋的最爱），棍刑（不是大人多少多少棍，是拿根棍子直接从人的嘴或肛门里插进去，整根没入，穿破胃肠），宫刑（一秒钟变公公），刖刑（割掉左脚、右脚或双脚，通常指割去膝盖骨，大名人孙膑），插针（往指甲里插针，电视剧里很多啊），活埋（不用解释吧），鸩毒（毒死的），烹人（煮活人），剖腹（挖除内脏），射杀（非战时用弓箭射活人），沉河（绑上石头推下河），绞刑或者缢（上吊），黥面（一般是在脸上刺字，宋朝常往士兵脸上刻），截舌（这个忘了是谁了），虿盆（传说中妲己发明的，把人推进满是毒蛇恶心虫子的大坑里），金瓜击顶（拿锤子打碎脑袋），坐木马（木马上有个棍子，然后让女人骑上去，你懂得），剩下的把人割掉四肢做成人棍放到坛子里，割鼻子、耳朵，挖眼睛，鞭打，夹手指，打断手脚，拿凿子凿人脑袋什么的，怎么能说得完呢。哪一个不灭绝人性？

J. 中国历史上元朝的法令是不是欺压其他各民族，据说元朝的法令中竟然有这样的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

一蒙二色三北四男，把人分成四个等级，和古印度种姓有一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