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司法体制改革

A. 现在的律师人数饱和了吗

随着法律的逐渐完善，我国对律师的需求人数在逐渐增多，律师的社会地位也在回不断增高，薪答资待遇也是非常可观，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从事律师行业。

1、律师人才紧缺

但律师从业人数较少，律师人才紧缺，截止2018年底，我国正式执业律师在42万人左右，相比其他行业律师行业的人数着实不多，司法部曾发布相关消息称预计在2022年执业律师总人数增至62万余人。

2、薪资待遇高

一般从事律师行业5年以上的律师，多会积累自己的人脉资源，薪资大多会在50万以上。

3、社会地位高

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以后不会用到律师，很多大企业的领导都会有自己的私人律师，大多数人都愿与律师交好，在解决法律纠纷时有一个好律师对自己会有很大的帮助。

4、圈子资源广

执业几年的律师，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都会有接触，一个优秀的律师都会把这些人变为自己的人脉资源。

B. 请问宋朝的地方政治制度是什么

北宋统一中原后，为改变“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除收军权于中央外，地方行政机构采取分路而治，成为路—府、州、军、监—县三级政区。路以水陆转运使为行政长官，又置安抚使、刑狱使、常平使，分掌兵、刑、市场平□与盐铁专卖，恢复秦汉以来地方分权而治的状况。府州机构沿袭唐代。军原为五代时的军区，后因兼理民政而成为行政区，仍保留军的旧名。监多半设于工矿地区，以加强矿产开发的管理。为进一步控制地方，北宋朝廷常派京师供职官员到州县执行中央政令，其职衔为知府、知州、知县等。同时在各府州置通判，规定一切政令须经通判副署，通判并可随时向朝廷奏报府州情况。于是各级官吏层层牵制，事事听命于朝廷,地方无主动性可言,并使机构臃肿,冗官充塞,行政费用猛增。县以下行政机构，隋唐为乡里制，北宋一度推行保甲制，但因新旧党争而时行时废。
在宋代，与宋王朝并存的辽、金、西夏、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地方政治制度均受中原文化影响，或仿唐，或学宋,同时保留其原有制度。如辽仿唐制置五京道,为道—府、州、军城—县三级政区。道属行政机构，又仿宋制，置都总管府、处置使司、转运使司相互牵制；契丹族原有的头下军州、斡鲁朵等机构也予保留。金早期仿辽制置五京道，入主中原后仿宋制分路而治，仍保留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度。
行省制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仿金制，设行尚书省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元世祖中统年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也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
补充：
宋代官制，承袭唐、五代制度，但从制止割据、集权中央的目的着眼，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唐代地方分州(府)、县两级，另设“道”为监察区域。宋朝改为路、州(府、军、监)、县制，但对州一级严密控制，权力集中在中央。
监司--宋初在各地用兵，设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主管军需粮谰等事。统一后，转运使成为总管各路财赋的官员，又命京官为转运判官。唐玄宗时，全国分十五道，各道设采访使。宋太宗至道三年(九九七年)，改道为路。全国分为十五路(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州路、峡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转运使、副使、转运判官成为朝廷特命的路一级的常设官员，主要管领所属州郡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其后权力扩大，有时也兼管刑法和民事。宋太宗并规定各地转运使要轮流到京师，把当地情况报告给朝廷。又设安抚使，由本路最重要的一州的知州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兼管民政和司法、财政。真宗时，为分割转运使的职权，又设提点刑狱公事、判官，主管一路的司法，兼荐举官员。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各设官衙，转运使司俗称漕司，安抚使司俗称帅司，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总称“监司”。监司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和兵权、司法权，号称“外台”，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寄”，权任颇重。
州县官--唐未五代时，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兼领数州，称为“支郡”。宋朝统一过程中，逐步取消支郡，各州直属京师。九六三年，宋太祖平湖南，下令潭州、朗州等州直属朝廷，州官可直接向朝廷奏事。宋大宗时，右拾遗李渤建议，节度领支郡，多叫亲信掌管关市，不便于商贾流通货物；不使有所统辖，以分方面之权，是尊崇王室，强干弱枝的办法。太宗采李滋建议、九七七年沼令后周旧地分+阝(音宾bīn)、宁、径、原等三十九州，全部直属京师。从此不再有交郡，全国各州都直辖于朝廷。
宋朝仍保留节度使名号，但和唐、五代的节度使，全然不同。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初，节度使名号用来礼遇宗室外戚，功臣故老和宰相罢政，出守外地，加节度使的职衔，叫做“使相”。节度使成为“无职掌”的虚衔，地方军、政实权都归于本州。宋朝直接派出朝官管理州郡事，称“知(管)军州事”，简称知州(府称知府)。知州多用文人，并可经常调换。宋太袒间赵普：“唐室祸源，在诸侯难制，如何改革?”赵普回答说：“列郡用京官权知，三年一换，就没有什么可虑。”知州不用武将，又不使常任，难制的祸源，算是可以堵塞了。
宋太祖又在各州设通判官，来进一步堵塞祸源。通判由朝廷直接派遣，既不是知州的副职，又不是属官，但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并监督知州的行动，随时向朝廷奏报，因此通判又称监州。宋太祖平荆湖，灭后蜀，各国旧宫继续做知州，派通判同领州事。九六六年，沼令荆湖、西蜀州郡官，事无大小，都要与通判共同裁处。此后，通判制逐渐成为普遍全国的定制，各州行文，必须知州和通判联署。通判有朝廷特命，与知州住住不和。知州与通判互相牵制，都无法专权。
五代时，权在藩镇，地方县令多“龌龊无能”，只知道“诛求刻剥”，“秽迹万状”。宋太祖任命朝官知县事，朝廷直接控制县政权，从基层来削弱州镇。后周旧将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自周世宗时久镇大名府。宋初专横一方。九六三年，宋太祖任命朝宫大理正(司法机构大理寺官)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社-土+右知魏县，杨应蒙知永济县，于继徽知临清县。其后，又命右赞善大夫周渭知永济。符彦卿郊迎，周渭只在马上拱揖，不向彦卿屈服。县中有盗伤人，周渭捕获斩首，不再送府，符彦卿无可如何(九六九年，符彦卿移镇凤翔，又被罢免)。宋朝中央的权力一直控制到县一级，州镇不能专横了。
财政官--早自唐朝天宝以来，方镇拥兵割据，占有地方财赋，名日“留使”、“留州”，以上供名义上交朝廷者甚少。方镇又直接控制各地场院，厚敛取利。财政分在各镇，是方镇强大、朝廷衰弱的又一个原因。九64年，宋太祖下令各州，从今年起，每年所收的民租和管榷(专卖。榷音却què)收入，除地方支用外，钱帛之类都要全部运送京师。次年三月，重申各州除度支经费外，全送京师，不得占留。四月，又派朝官十八人分注各地，收受民间租税。宋太宗时派朝宫驻各州监督收税，称“监当使臣”，成为固定的制度。九八六年，正式规定监当使臣三年一换，仍委知州、通判提举(管领)。
司法官--五代时，各州拥兵的方镇任用军校作马步都虞候，兼管刑法断狱，称马步院。九七三年，来太祖改马步院为司寇院，从新及第的进士中，选派人员到各州作司寇参军，掌管各州的刑法。宋太宗时改称司理院、司理参军。地方的司法权也作出限制。太祖时下令，凡大辟(杀头)罪执行后都要录送朝廷刑部复审。朝廷也派出使臣到各地审理案件。
九五八年，周世宗制定《大周刑统》二十一卷颁行。宋朝建国后，有人上书，指出刑统条目不便处。宋太祖命判大理寺事窦仪等参酌轻重，修订为《重定刑统》三十卷，又重新编集有关敕书为《建隆编敕》四卷。九六三年七月，一并刊板印刷，颁行全国，作为统一的律令，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印行的法律汇编。九七八年，又将宋朝建国以来发布的有关诏敕，编纂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颁行全国。
宋太祖、太宗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不仅直接控制了地方官员的任免，而且把各州郡的行政权、财权、司法权全面地集中到中央。所谓“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语)。宋王朝从而全面地控制了地方政权，空前地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C. 梁平的学术成果

[1] 本科生专业必修课《商法》、《经济法概论》；
[2] 本科生专业选修课《知识产权法》、《合同法》；
[3] 硕士研究生必修课《公司法专题研究》、《司法制度改革专题研究》。 [1] 主持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重大司法改革研究课题：“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项目问卷调查研究报告”；
[2]主持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研究课题：“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法院实施效果研究”；
[3]主持2009年欧盟—联合国开发署国际合作课题：“公开审判制度研究”；
[4]主持2008年中国法学会部级招标课题“知识产权滥用机制的法律研究”；
[5]主持2009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谐河北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构建——现实需求与制度建构的互恰”；
[6]主持2007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构建我省科技创新体系、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研究”；
[7]主持2006年河北省劳动厅研究课题：“劳动合同制度研究”；
[8]主持2006河北省法学会年度研究课题：“股东代表诉讼的程序性问题研究”；
[9]主持2006年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保定市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研究”等。 [1] 2009年12月获第六届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2] 2007年河北省劳动保障研究厅级课题优秀成果三等奖；
[3]2009年11月获保定市年第九届优秀社会成果一等奖；
[4]2007年获得保定市社会科学一等奖；
[5] 2004年获得保定市社会科学二等奖；
[6] 2010年4月获华北电力大学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
[7]2009年5月获华北电力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8]2009学年度获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先进个人奖；
[9]2008学年度获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先进个人奖。 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发表50余篇、CSSCI收录20余篇；主编全国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规划教材《经济法》（43万字）；主编《经济法律教程》（50万字）；参与其它各类书籍的撰写8部。

D. 当前全市两级院推进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有何意见，建议

并没对缓刑提出修改两会对深化司法改革情况：1.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深入推进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试点，认真落实人民法院65项改革举措，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难题，努力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一是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解决立案难问题。全国法院于去年5月1日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变审查立案为登记立案，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场登记立案率达到95%，基本解决立案难问题，为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敞开大门。加强立案监督，杜绝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年底不收案等现象，把方便带给群众、把困难留在法院。依法制裁违法滥诉、虚假诉讼，维护正常诉讼秩序。配合立案登记制改革，推进网上申诉信访和视频接访工作，实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诉信访案件，健全信访听证制度，进一步落实信访终结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群众来访人数同比下降12%。二是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建设，实现工作重心下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创新工作机制，立足深圳、沈阳，在巡回区开展巡回审判，妥善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就地化解矛盾，解决群众往来奔波、诉讼不便等问题。两个巡回法庭共审结案件件，被群众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发挥改革“试验田”、“排头兵”作用，实行主审法官、合议庭案责任制和扁平化管理模式，提高审判质效。三是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建设，解决诉讼“主客场”问题初见成效。为平等保护本地、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排除各种干扰，积极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两个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结案件2961件。北京四中院推进行政应诉工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率达到100%，推动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上海三中院建立庭前释明等制度，杜绝非法干预，案件审结后服判息诉率达到100%。四是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9872件，专业审判水平明显提升。创新机制，突出主审法官主体地位，探索审委会直接开庭审理案件。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帮助法官查明技术事实。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探索把专业机构关于技术问题的意见写进判决书，增强裁判公信力。五是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提升审判质量效率。针对审判中存在的行政化、层层审批、权责不清等问题，出台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意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探索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组成审判团队案件，提高案效能。严格落实对干预案件进行记录问责的“两个规定”。推行院庭长案常态化。坚持放权与监督相结合，院庭长不再签发未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法官在职责范围内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同时加强审判管理和监督。相关试点法院审判质效明显提升，上海法院法官人均结案187件，贵州试点法院法官人均结案数量同比增长2至4倍。六是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努力破解执行难问题。完善网络查控体系，连通2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并与有关部门联网，实现网络查控、远程指挥功能，在解决“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寻”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河北、浙江、广西等地法院积极开展审执分离改革试点，取得初步成效。湖南、内蒙古、辽宁、江西等16个省区市法院建立异地执行协作机制。加强信用惩戒，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3个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对失信被执行人从事民商事行为、担任重要职务等进行全面限制。扩大限制高消费范围，新增限制乘坐高铁和一等座以上动车席位等措施。截至今年2月，各级法院采取信用惩戒措施467万人次，将338.5万名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公开曝光，35.9万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各级法院受理执行案件467.3万件，执结381.6万件，分别上升37%和31.3%。坚决维护司法权威，敢于碰硬，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不论是什么人，坚决依法制裁，对1.4万人决定司法拘留，对1145人给予刑事处罚。七是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提高司法公信力。针对一些案件审理程序不规范、类案不同判等问题，健全审判监督指导机制，统一裁判标准。制定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司法解释24件，促进司法公正。深化量刑规范化改革，山西、辽宁、湖北、宁夏等地法院出台落实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具体规定，规范法官裁量权。加强案例指导工作，发布指导性案例12件，统一司法尺度。八是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进一步提升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扎实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发挥法官遴选委员会作用，指导试点法院严格执行员额比例，严格法官入额标准，上海、广东、海南、青海等18个试点省区市已完成10094名法官入额工作，提高了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充实了一线审判力量。参与制定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加强法官职业保障。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审判辅助

E. 如何实现罪行法定司法化

罪行法定的司法化

主讲人：陈兴良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我们应该在罪行法定的立法化的基础上关注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如果罪行法定的立法化不能在司法化的基础上得到贯彻，那也将成为一纸空文。当然，罪行法定的司法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与整个国家的司法建设密切相连的。

在这里我们将讲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司法体制问题，司法理念问题和司法的技术问题。

一

在罪行法定的司法化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到司法体制问题，如果没有司法体制，那么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将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我们现在的司法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相关的，主要用于惩治犯罪，而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则与计划经济的司法体制产生了冲突。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和司法独立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为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提供保障，因为罪行法定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认定、惩治犯罪。

要实现司法独立必须处理好三个问题。

首先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的关系。

司法机关是行使司法活动的主体，在此过程中能否独立行使司法权直接决定着罪行法定的司法化。但是目前的情况，审判独立和司法独立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它往往会受到行政部门和其他机关的干涉，尤其是重大案件和疑难案件，司法机关往往难以独立处理。法院和司法部门地方化，司法机关行使权力时受制于地方，形成了地方保护主义，因此应该将司法机关从地方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另外还涉及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人大的关系。在我们实行的是一府两院，人大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和监督是一定的，但是应该如何行使监督呢？当时提出了一个个案监督的问题，这对于避免司法腐败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司法的独立性，混淆了司法和立法的关系，使人大成为了法院之上的法院。司法独立行使权力应该受到尊重，如果无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那么在审理时不是依据法律，而是受制于党政部门。当然，司法独立是否就是不受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罪行法定要求严格按照法律作为量刑的标准，而法律是全国人民意志的体现，按法律行使权力就是对党的领导的支持。两者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完善其领导，比如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而不是通过个案来实现。

其次是司法和媒体的关系问题。

现在人们群众对一些案例越来越关注，因而媒体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而且媒体被喻为“现代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舆论监督。然而罪行法定不受任何力量的干预，也不应受到媒体的影响。案件判定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亲历性”，而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本身就具有局限性，不能像案件审理那样纯客观的反映，它必定会加入报道者的主观因素，他们并不是法律的专门人士，不能站在法律的角度去报道，因而会对群众产生一种误导，从来会对案件的审理产生压力。因而两者应该寻求一种协调。

第三是如何处理司法机关体系内部的问题。

要克服司法行政化的趋向，上下级法院本来并不是一种领导关系，对疑难案件存在请求现象，破坏了罪行法定原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延迟案件审理时间。这种请求现象是与错案追究制相关的，为避免重审和减少错案，就会向上级法院请求。其实每一级法院都是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如果不是恶意，不同法官作出不同判定是符合司法规定的。

另外司法机关内部也存在行政化趋向，院长、厅长审批案件完全是行政化现象，而审判委员会通过表决来决定怎么处理也是中国所独有。在缺乏亲历性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会使承办人受误导而作出错误判定，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使与罪行法定原则不符的。因而审判委员会需要改革，比如设立专业的审判队伍，同时做决定的方式也需要改。司法独立最终应该是法官独立，而这种集体负责制在发生错案时会难以追究。

二

罪行法定的司法化还跟司法理念有着重大的关系。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意味着司法理念要发生一场革命，这里要涉及三个司法理念。

首先是人权保障理念。

人权保障只有通过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才能实现。司法机关不得超越法律的界限，而公民在不触犯法律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人权自由，法律因而具有一种契约性。法制社会刑法同专制社会刑法有着明显的界限，两者不同不在其形式表面，而是在刑法的精神层次。在专制社会，国家是不受刑法制约的，最大的特点便是“使人不称其为人”，刑法是专制者制造恐怖的手段，对于公民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压迫的力量。而在法制社会，刑法不仅约束公民，而且对司法机关具有某种限制作用，也成为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武器，“是被告人的大宪章”。因而罪行法定的司法化取决于人权保障能否树立起来。

那么这时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冲突时该如何选择呢？一般我们会坚持“不枉不纵”的原则，但这毕竟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很多情况下只能选择其一。那么在罪行法定的原则下，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保障人权，即使以牺牲打击犯罪为代价，即“宁纵不枉”。我们的法律为什么要保护被告人？这似乎很难合乎逻辑。我们的法律保护被告人，实际上是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法律的完善并不是取决于保护人民，而是取决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告人，法律应该在不知道谁是被告人的时候保护每一个人。

刑法的确立并不是为了打击犯罪，而是对打击犯罪这种行为加以限制和规范，防止刑法被滥用。因为在罪行法定的原则下，法律是没有漏洞的，只要没有规定的，那就是无罪的。

其次是形式理性原则。

过去刑法建立在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的基础上，并且把实质理性放在第一位，看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而根据罪行法定的原则，如果刑法没有规定，那么即使危害性很大，也不能构成犯罪，这就可能要牺牲实质理性，这也是在罪行法定的司法化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

比如说法国有一个案例。当时法律的规定是将翻墙、挖洞和蒙混越狱的行为视为犯罪，而案例中被告人却是通过同伴驾驶直升飞机将其接走的。最后根据法律，判被告人无罪。这样就是完全根据字面意思，而不考虑实质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形式理性在很多司法人员面前即行不通，同时它还面临群众认可的问题。

第三，刑法谦意的原则。

刑法谦意就是用最少的刑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效果。民众对刑法尤其是死刑很迷信，当社会违法事件增多，民众安全感降低时首先会想到刑法，希望能够用刑法严加惩戒。而刑法却应该尽量减少的介入社会生活，要自我克制。如果总是想着刑法如何扩张，就会导致法外用刑。

三

罪行法定的司法化也跟司法技术密切相关。司法活动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活动，“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是通过一种演绎的方法来实现的，法律法规是大前提，案件事实是小前提”。

第一个环节就是对法律规定论证解释，即“找法”。法律本身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的，法律规定有两种：显性规定和隐性规定，显性规定可以通过字面来判断有罪无罪。

目前争议最大的是法律解释，即是否对法律作出了正确的解释，因为罪行法定的司法化是通过一个个的案件来实现的。我们应该说对法律的解释并不是对立法原因的探求，而是通过解释使法律适应社会的发展。法律只受文字容纳的限制，不受立法者是否想到的限制。

任何文字均以感念出现，跟客观事物有着对立性，但词和物并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当出现新的事物的时候，并不是发明新词，而是将其容纳。

以前将罪行法定当作政治问题和态度问题，这是不恰当的，罪行法定是技术问题、语言问题和逻辑学问题。

提问：

问：罪行法定和“未审先定”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未审先定”涉及司法权的行使主体是法院，审判委员会还是法官，“未审先定”没有亲自审理就作出判定，是在司法程序之外的，违反了诉讼法，也违背了罪行法定的原则，是与法制精神相违的。

问：罪行法定与电脑量刑的关系是什么呢？

答：“电脑量刑是试验中的一种探讨，借助电脑建立量刑的专家库，按照非人格因素使案件得到统一处理，这样就减少了认为因素。但电脑能否代替人脑是有疑问的，尤其是对法律的解释电脑无法替代人脑。真正量刑应该是司法人员经过亲历性判断，而且判定需要一个理由，电脑量刑是没有理由的。

问：“南方都市报”事件可以说是媒体与司法的较量，那么这对罪行法定有什么影响？对这个案件的判决是否符合罪行法定原则？

答：这种争议和罪行法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对法律的不同的解释，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理解符合罪行法定的原则。如果都不是恶意破坏罪行法定原则，那么法官作出不同的裁定是符合法律要求的，关键是提高司法技术使案件得到正确判断。

问：在罪行法定的原则下，如何做法律解释和扩张解释？

答：有利于被告的扩张解释都是允许的，而不利于被告的扩张解释一般是不允许的。

问：若为保障司法独立而采取了一些做法，比如限制案件的报道登，这样做是否限制了新闻的自由性？

答：有一些具体的规则，经过审结以后是可以报道的，但是在审结之前，很多材料都未经法院庭审确立，那么这时如果媒体报道则会干涉法院的判定。因为我们应该做到至少使有权作出判决的人不受媒体的影响，同时媒体要尽量专业的报道，比如可以聘请法律专业人士了来解释。

问：如何学习法律这门专业呢？

答：要采用各种方法对法律进行研究，如采取语言学的一般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因为法律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因此要用历史学的一些方法，又因为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要将其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

学习法律知识，必须有一个广阔的知识面，“功夫在法外”，不要只知道法律知识，还要用各种方法去学习，关键是掌握法律思维方法。比如学习经济法，就要懂得经济面的一些知识，学习刑法，就要对社会对哲学有很好的理解。

注：本文发表已征得主办方同意；由于时间等原因，本文未经过主讲人审核。

F. 聂树斌案的始末

2005年，王书金在一次治安排查中被警方带走。他交代自己犯了2起强奸案、4起强奸杀人案。其中一桩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这桩奸杀案发生于1994年，20岁的聂树斌被怀疑是嫌疑人，1995年就被执行了死刑。

郑成月押着王书金回到石家庄的那片玉米地指认现场，有人说，凶手不是10年前就枪毙了，怎么又来一个？


王书金

据红星新闻报道，王书金并不认识聂树斌。他第一次从代理律师朱爱民口中得知，是这个小伙被执行死刑的时候，特别惊讶："既然是我干的事，为什么有人替我死了呢？"

后来朱爱民和王书金多次谈起西郊奸杀案，王书金讲述的细节大多都能和当年案件的笔录、证词吻合。他每次见到朱爱民，都在询问这起案件的进展，聂树斌什么时候能平反。

有人觉得王书金急着揽罪，是为了能多活两年。王书金反驳称自己多活是在多受罪。

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改判聂树斌无罪，王书金如释重负，但也时常觉得对不起聂家：要是他没做这个事，聂树斌也不会死了。

为了孩子，没有早点自首

王书金是农村孩子，家里6个孩子，他是老四。哥哥对他的管教就是打骂，生活里也没有什么关爱，小学二年级都没念完。

15岁的时候，王书金强奸了一个小女孩，获刑3年，从此成了村子里的"异类"。通过姐姐换亲的方式，他娶了媳妇，但婚姻并不和谐。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王书金开始将单身行走的女性视为自己的目标。因为害怕被告发，他杀害了自己强奸的对象们

G. 占善刚的发表论文

1.《强制执行竞合刍议》，载《安徽法学》1995年第3期。
2.《论协议管辖及我国立法之完善》，载《学术界》1996第1期。
3.《试析起诉的消极条件》，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
4.《试论仲裁协议若干法律问题》，载《律师世界》1996年第5期。
5.《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及其发展》，载《社科信息》1996年第7期。
6.《“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作为民事再审事由之我见》，载《江西法学》1997年第1期。
7.《诉讼成本控制论》，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1期。
8.赵钢、占善刚：《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民应有的诉讼观念》，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
9.《代位执行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1期。
10.《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法院审判行为约束软化的若干表现及其矫正》，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2期。
11.《论代位财产保全》，载《律师世界》1998年第4期。
12.《也论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关系》，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13.《公证文书的证据效力不应轻易否定》，载《律师世界》1998年第9期。
14.《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新论》，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
15.《美国民事没收法与正当程序的冲突与衡平》，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16.《试论民事诉讼特别地域管辖之立法缺失及其完善》，载《法学》1999年第8期。
17.《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之关系探析——从法院裁判之生成角度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5期。
18.《关于二审程度中反诉问题的一点思考》，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6期。
19.《完善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之构想》，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1期。
20.《对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初步检讨》，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
21.《略论民事诉讼中的管辖恒定原则》，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6期。
22.《略论专属地域管辖适用之特质》，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5期。
23.《关于撤诉的几个问题》，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24.《再论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及其适用——以〈民事诉讼法〉之修订为背景》，载《诉讼法论丛》2004年版。
25.《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中免证事实之应有范围及其适用》，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4期。
26.《略论民事强执行中不动产查封之方法》，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7.占善刚：《当事人陈述探微》，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8.占善刚、刘显鹏：《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载《仲裁研究》2006年第1期。
29.占善刚：《略论诉之追加》，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3期。
30.占善刚：《关于民事诉讼期间的几个问题》，载《珞珈法学论坛》（第5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1.占善刚、熊洋：《关于二审程序中诉之追加问题的思考》，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32.占善刚、刘丹：《试论行政诉讼中之自认》，载《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33.占善刚：《论民事诉讼中之自由证明》，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4期。
34.占善刚、阮志勇：《漏判及其救济刍议》，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5.占善刚：《证明妨碍之比较研究》，载《珞珈法学论坛》（第6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6.占善刚：《论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之文书提出义务》，载《求索》2008年第3期。
37.占善刚：《第三人之文书提出义务初探》，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8.占善刚：《证据协力义务之比较法分析》，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
39.占善刚：《当事人讯问之比较研究》，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6期。
40.占善刚：《我国民事判决脱漏应然救济途径之探究》，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3期。
41.占善刚、朱建敏：《证据保全若干问题探析》，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期。
42.占善刚：《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免证事实之应有范围及其适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0期。
43.占善刚、熊洋：《论第三人之文书提出义务及对我国立法的借鉴》，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44.赵钢、占善刚：《浅议10年司法改革之得失》，载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5.占善刚：《证据法定与法定证据——兼对我国<民诉法>第63条之检讨》，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46.占善刚：《主张的具体化化研究》，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
47.占善刚：《论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主义的例外》，载《法学评论》20010年第3期。
48.占善刚：《证明妨害论——以德国法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49.占善刚：《民事诉讼中的抗辩论析》，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50.占善刚：《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费用请求权简论》，载《求索》2010年第6期。
51. 占善刚、王登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正当性基础与制度构建》，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
52.占善刚：《对我国民事申请执行期间制度的初步检讨——以《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修改为对象的分析》，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53.占善刚：《民事诉讼中的不变期间探微》，载《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期。
54.占善刚：《民事诉讼“期间”的法律规制思考》，载《理论探索》2012年第4期。
55.占善刚：《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研究——德国、日本的判例、学说之考察及其启示》，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2期。
56.占善刚：《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之定性分析》，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3期。
57.占善刚：《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共通原则研究》，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5期。
58.占善刚、王登辉：《案外人申请再审研究》，载《珞珈法学论坛》第1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9.占善刚：《附理由的否认及其义务化研究》，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60.占善刚：《试论民事诉讼中的勘验及我国立法完善》，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61.谢绍静、占善刚：《比例原则视角下我国民事诉讼罚款制度的立法完善——以《〈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增加罚款数额为切入》，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3期。
62.占善刚、刘丹：《民事诉讼保全的类型化分析》，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63.占善刚、刘丹：《民事诉讼中的勘验协力义务论析》，载《证据科学》2013年第5期。
64.占善刚：《民事诉讼中罚款之检讨》，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
65.占善刚：《论民事证据调查的应有法律规则——以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作证为视角》，载《学习与实践》2014年第2期。
66.占善刚、刘芳：《论舍弃上诉权》，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67.占善刚：《论我国民事诉讼中鉴定人不出庭作证之应有后果——〈民事诉讼法〉第78条评析》，载《法学家》2014年第2期。
68.占善刚：《德国、日本民事诉讼中不知的陈述规制之比较及其启示》，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
69.占善刚：《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的性质及其给付路径》，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70.占善刚、刘丹：《论我国行政诉讼中自认制度的构建》，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71.占善刚、刘芳：《程序违法与发回重审——〈民事诉讼法〉第170条之检讨》，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72、占善刚、宋庭辉：《论民诉法“涉外诉讼程序”一编的废除》，载《天津法学》2015年第2期。
73、占善刚：《当事人申请证据调查的法律规制问题》，载《理论探索》2015年第4期。
74、占善刚、杨瑜娴：《论民事诉讼鉴定费用的性质及制度矫正》，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75、占善刚：《民事诉讼鉴定费用的定性分析》，载《法学》2015年第8期。
76、占善刚、严然：《“省统管”背景下地方人大监督同级司法机关问题研究》，载《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10期。
77、占善刚：《证据保全程序参照适用保全程序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1条第三款检讨》，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6期。
78、占善刚：《民事诉讼发回重审的理由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6期。

H. 2016年河北省公务员什么时候报名

您好，中公教育为您服务。

2015年河北省公务员考试公告预计将会在3月初发布，3月份报名，4月份笔试。

1、笔试科目。笔试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科。《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时限90分钟，满分为100分;《申论》考试时限为120分钟，满分为100分。笔试总成绩为以上两科考试成绩之和，满分为200分。

2、笔试时间和地点。笔试时间为4月13日上午，8：00—9：30进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10：00一12：00进行《申论》考试。报考省直机关(含省直属系统)和定州、辛集市各级机关的考生在石家庄市市区进行笔试;报考各设区市及以下各级机关的考生在报考单位所在地的设区市的市区进行笔试。具体考点、考场详见《笔试准考证》。

如有疑问，欢迎向中公教育企业知道提问。

I. 三个规定出台背景

法律分析：背景：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2015年3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公正司法事关人民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司法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坚持符合国情和遵循司法规律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攻坚克难，坚定信心，凝聚共识，锐意进取，破解难题，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公正司法。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司法不能受权力干扰，不能受金钱、人情、关系干扰，防范这些干扰要有制度保障。

法律依据：《河北省沧州是检察院“三个规定”相关内容》 第一条 “三个规定”指的是：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2015年3月，中央政法委下发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

审核通过

J. 2021内蒙古检察院书记员限制专业吗

书记员保障规范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一方面将编制外书记员管理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实行聘用制使用方式，由用人法院、检察院与聘用制书记员签订劳动合同，同时采取省级统一招聘、实行等级管理、加强考核监督、建立退出机制等措施，切实提高聘用制书记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将聘用制书记员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保障，落实经费来源渠道，为聘用制书记员提供必要和稳定的工资待遇，以及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有关保险等福利待遇，切实提高聘用制书记员职业保障水平。

同时，根据《方案》内容，各地区结合当地的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如《安徽省检察机关司法雇员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实施方案》等。

这些都是在政策层面对书记员岗位提供了保障，让大家更有信心地从事书记员工作，打消了大家的后顾之忧。

书记员需求扩大化

全国法院每年受理案件数量数千万件，案多人少的矛盾进一步凸显，特别是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的缺口较大，无法很好地满足审判执行工作需要。

在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书记员考试近两年异军突起，多个省份开始大规模招考。主要有湖南、内蒙古、陕西、贵州、河北、天津、青海、江西等地。如2019年陕西省检察机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书记员972人、安徽省检察机关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880人、内蒙古法院系统录用聘用制书记员1291人、湖南省检察机关招聘聘用制书记员2636人等。

各地招聘需求扩大，就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参与到书记员的考试中。

书记员报考宽松化

聘用制书记员大多要求具备高等学校专科以上学历，有些法院、检察院也有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但若符合特殊条件或经批准，对于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这在学历要求上为了很多考生打开了一扇窗，让更多人员能够报考该岗位。

同时，报考书记员岗位在专业上没有较多的限制，又为更多人开启了一道门，让本身非法学专业又热爱法律工作，有志于竞争书记员工作的考生能够有机会进入到法院、检察院工作。

书记员考试正规化

各高级法院要在省级人社部门的指导下，统一组织开展聘用制书记员招聘工作。招聘工作要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进行。

考试基本上分为笔试、岗位技能测试、面试。其中笔试可能测查公共基础知识、法律基础知识等，但不限于此。岗位技能测试主要为计算机文字速录能力考试，面试主要测查报考人员的综合分析能力、应变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等。

书记员工作职业化

聘用制书记员需要掌握打字、速记等岗位必需的业务技能。同时，在书记员入职后，一般会有职业培训，书记员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确保能够较好地履行书记员工作职责。

当下，各地区法院、检察院纷纷畅通上升渠道，建立和完善定级管理机制，根据书记员技能及业绩，明确相应等级、等次，并与职业待遇挂钩，让其上升有盼头、干事有劲头。除此之外，各地的法院、检察院的工作环境相对较好，书记员能够在较为舒适的环境中工作。并且，书记员学历的多元化恰好可与法院法学专业为主的人才体系形成互补。

书记员学习便利化

书记员可以在工作中学习法官们的审判技巧，领悟他们的审判艺术，平时多思考、勤总结，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书记员要把眼光放远，虚心向审判员学习，既要当法官的得力帮手，又要努力提升自己。

书记员薪酬体系化

聘用制书记员所需经费列入所在部门年度预算予以统筹保障，其薪酬标准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如陕西省检察院聘用人员的职位实行分级管理，工资待遇包括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和绩效工资，同时在聘用期内依法享有“五险一金”和合同约定的福利待遇。安徽省聘用制书记员按四级十六档的单独序列管理，建立薪酬标准动态调整和正常增长机制，依法缴纳“五险一金”，享有带薪休假、健康体检、工会福利等权利。内蒙古聘用制书记员的薪酬实行结构工资模式，分为基础工资、绩效工资、工龄工资三部分，同时参加职工社会保险，享受住房公积金、带薪年休假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