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司法体制改革

㈠ 什么是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改革

司法体复制改革中，司法责任制、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等四项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

今年7月，中央政法委在上海召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进一步明确试点要求。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中央政法单位，及时出台关于司法责任制、法官检察官职务序列及配套工资制度、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编制管理等方面改革意见，明确改革方向和政策导向。

㈡ 上海市北新泾监狱的变迁历程

1937年9月，被侵华日军飞机炸毁。1949年11月，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1950年5月成立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北新泾劳改农场。1955年4月编为上海市第七劳动改造管教队。1958年7月改名为上海市劳动钢管厂。1983年8月升格为第七劳动改造支队。1995年6月改名为上海市北新泾监狱（对外名称仍沿用“上海市劳动钢管厂”）。2002年1月，根据司法部监狱体制改革要求，实施监企适度分离。2004年7月，实施监企分开运行，上海市北新泾监狱转为纯监狱体制。监狱下辖机关三处一室、六个监区、警卫大队、心理健康指导室、卫生所、纪委、工会和团委。

㈢ 当前全市两级院推进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有何意见，建议

并没对缓刑提出修改两会对深化司法改革情况：1.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深入推进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试点，认真落实人民法院65项改革举措，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难题，努力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一是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解决立案难问题。全国法院于去年5月1日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变审查立案为登记立案，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场登记立案率达到95%，基本解决立案难问题，为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敞开大门。加强立案监督，杜绝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年底不收案等现象，把方便带给群众、把困难留在法院。依法制裁违法滥诉、虚假诉讼，维护正常诉讼秩序。配合立案登记制改革，推进网上申诉信访和视频接访工作，实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诉信访案件，健全信访听证制度，进一步落实信访终结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群众来访人数同比下降12%。二是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建设，实现工作重心下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创新工作机制，立足深圳、沈阳，在巡回区开展巡回审判，妥善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就地化解矛盾，解决群众往来奔波、诉讼不便等问题。两个巡回法庭共审结案件件，被群众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发挥改革“试验田”、“排头兵”作用，实行主审法官、合议庭案责任制和扁平化管理模式，提高审判质效。三是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建设，解决诉讼“主客场”问题初见成效。为平等保护本地、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排除各种干扰，积极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两个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结案件2961件。北京四中院推进行政应诉工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率达到100%，推动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上海三中院建立庭前释明等制度，杜绝非法干预，案件审结后服判息诉率达到100%。四是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9872件，专业审判水平明显提升。创新机制，突出主审法官主体地位，探索审委会直接开庭审理案件。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帮助法官查明技术事实。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探索把专业机构关于技术问题的意见写进判决书，增强裁判公信力。五是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提升审判质量效率。针对审判中存在的行政化、层层审批、权责不清等问题，出台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意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探索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组成审判团队案件，提高案效能。严格落实对干预案件进行记录问责的“两个规定”。推行院庭长案常态化。坚持放权与监督相结合，院庭长不再签发未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法官在职责范围内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同时加强审判管理和监督。相关试点法院审判质效明显提升，上海法院法官人均结案187件，贵州试点法院法官人均结案数量同比增长2至4倍。六是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努力破解执行难问题。完善网络查控体系，连通2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并与有关部门联网，实现网络查控、远程指挥功能，在解决“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寻”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河北、浙江、广西等地法院积极开展审执分离改革试点，取得初步成效。湖南、内蒙古、辽宁、江西等16个省区市法院建立异地执行协作机制。加强信用惩戒，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3个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对失信被执行人从事民商事行为、担任重要职务等进行全面限制。扩大限制高消费范围，新增限制乘坐高铁和一等座以上动车席位等措施。截至今年2月，各级法院采取信用惩戒措施467万人次，将338.5万名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公开曝光，35.9万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各级法院受理执行案件467.3万件，执结381.6万件，分别上升37%和31.3%。坚决维护司法权威，敢于碰硬，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不论是什么人，坚决依法制裁，对1.4万人决定司法拘留，对1145人给予刑事处罚。七是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提高司法公信力。针对一些案件审理程序不规范、类案不同判等问题，健全审判监督指导机制，统一裁判标准。制定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司法解释24件，促进司法公正。深化量刑规范化改革，山西、辽宁、湖北、宁夏等地法院出台落实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具体规定，规范法官裁量权。加强案例指导工作，发布指导性案例12件，统一司法尺度。八是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进一步提升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扎实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发挥法官遴选委员会作用，指导试点法院严格执行员额比例，严格法官入额标准，上海、广东、海南、青海等18个试点省区市已完成10094名法官入额工作，提高了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充实了一线审判力量。参与制定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加强法官职业保障。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审判辅助

㈣ 司法体制四项改革是什么会议提出的

司法体制四项改革通过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并从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多个方面推动司法体制改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制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

一次次会议，一项项部署，努力把蓝图变成方案、把方案变成现实。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建立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执法司法公开全面推进……随着一系列带有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改革举措陆续推出，司法体制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向纵深推进。

司法体制改革意义：

1、司法体制改革要符合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模式，都需要对国家权力建立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以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自由、秩序和安宁。至于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具体形式，则与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政治体制和本国国情等紧密相联。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权力统一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但并不是所有的权力都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行使，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设立的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既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又是监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工作的监督机关。这是中国宪政制度在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色。

与西方宪政制度另一个不同的是，中国的检察机关是在人大之下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的国家机关，它和审判机关共同构成中国的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的任务是以履行国家的法律监督为专门职责，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正确实施。这是中国宪政制度在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方面的又一个重要特色。

2、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是适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2006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决定》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所肩负的重要使命，对发挥审判和检察职能作用、加强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中央专门就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做出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与深入贯彻好《决定》的精神和要求结合起来，推动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3、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社会转型中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大量地以诉讼形式进入司法领域，人民群众对通过司法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和保障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

司法环境出现的这种新变化，必然要对司法工作提出相应的新要求。司法体制改革就是要适应这种新变化、新要求，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司法改革的根本出发点，牢固树立“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观念，改革的措施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期望，从人民群众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强烈的问题入手，从制约司法公正的环节入手，使改革的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切实有效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4、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出的新论断、新概括，也是对新时期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肩负着重大责任。要把司法体制改革放在党和国家政治文明、和谐社会建设的大局中来考虑，突破制约司法工作发展的体制性、制度性、机制性障碍，以更好地履行司法职能，使司法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强后盾，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5、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对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的领导来实现的。当然，党不是政权本身，不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党对各级政权机关、组织和团体等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支持和保证它们依法履行职责方面。在司法领域，党对司法的领导重点是对司法工作实行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职责。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的举措要有利于加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有利于确保司法机关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人手中，有利于切实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㈤ 法官员额制是哪年开始的

现在搞司法改革，以前法院里面包括行政部门人员都有被任命法官等级，但是这些人实际不办案。现在改革之后，一个法院最多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可以进入员额，重新被任命法官等级，这些员额制法官才有办案资格，也必须亲自办案。其他没有进入员额的法院工作人员要么做法官助理，给员额制法官打杂，要么去行政部门做司法行政人员。我国实行的法官员额制的意思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书表示，建立法官员额制，就是要通过严格考核，选拔最优秀的法官进入员额，并为他们配备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确保法院85％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来，司法改革紧锣密鼓，攻坚克难，统筹兼顾，扎实推进。
中共中央确定将上海、广东、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贵州7个省市作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试点。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云南、宁夏开展推进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4项改革试点。这是继去年7个试点省市后的第二批试点。会议要求试点地方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试点实施方案，推动制度创新。
一、法官员额制：
【拓展资料】
所谓“法官员额制”是指法院、检察院在编制内根据办案数量、辖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的法院的法官、检察官的人员限额。员额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改变，没有缺额就不能递补。
由于该项制度涉及面较广，在社会各界引发不少争议，其中一个相对突出的争议点就是 “员额制”下法官人员减少，可能导致“案多人少”的状况。针对这一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院、检察院办案的数量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真正存在着案多人少的法院和检察院只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我们国家大部分法院和检察院中约有40%的法官、检察官在非业务部门工作，而真正在一线办案的人并不多，因而造成“法官人员数量减少后无法适应”的假象。如果通过员额制改革，把有效的、积极的办案力量吸引到一线去，办案效率相应就会提高，案多人少的相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谢鹏程说：“这就意味着员额制将使司法的生产力得到解放。”
二、没有进入员额的法官有何待遇：
1、法官员额制改革实施以来，法官队伍存在诸多困惑，一部分法官将无法入额是必须面对的现状。
海南省原有法官1540人，改革后，法官人数减至1100多人。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全院有法官资格的人员62人，现选任主审法官29名，未入额法官33名，占53.23%。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原有法官53人，第一批入额18人，未入额法官35人，占原有法官人数的66.03%。
2、员额有余地，转岗有安排：
①关于法官员额制改革，要严格执行中央确定的法官员额比例和相关政策，不仅不能突破，在第一轮遴选时还要留有余地，为优秀人才留下入额空间。
各地试点的实际操作中，也一直按此进行。海南省第一批遴选留有10%的余地。贵州省采取以案定员、一步到位原则，根据案件数量及特点、法官承办案件能力等综合因素，计算出各试点法院的法官员额，法官员额一次性控制在39%以内，并为未来留有足够空间。花溪、汇川、贵定、榕江四个试点法院法官员额，分别为29%、30.7%、24%和30.8%。
已完成试点的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目前78名具备审判职称的入额32名，尚有9个名额空缺。空缺的名额，设计是根据案件的增长来增补法官，同时也给年轻人留出一个奋斗的目标。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53名法官有18名入额，同时为今后青年法官入额选任预留了9个名额。
②除了留下入额的希望，转岗和分流也尽量做到妥善安排。
过渡期内未选任为法官的现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转任法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员，法官职务保留，现有待遇不变。过渡期内出现缺额，先从表现好的法官助理中选任。即使过渡期满了，只要有真本事，还可参加全省遴选，仍有做法官的机会。

㈥ 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的省份是哪些

第二法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省、市、自治区为：云南、山西、内版蒙古、黑龙江、权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项改革举措，对于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批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第二批试点省市自治区于今年上半年陆续进入了司法体制改革，包括云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㈦ 谁有《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的全文

推进细化和统一自治区司法鉴定准入条件、统一登记管理和公告、统一执业规则、统一鉴定标准、统一监管措施，促进自治区司法鉴定行业健康发展。

明确各相关单位的责任和分工，推进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相衔接，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相关单位积极配合的司法鉴定管理工作运行机制。

统一司法鉴定执业规则和司法鉴定标准；健全鉴定人负责制，规定鉴定人对鉴定意见终身负责制，制定司法鉴定违法违规责任追究办法，建立干涉鉴定活动记录、报告和责任追究制；落实鉴定人出庭制度；建立科学的司法鉴定淘汰退出机制。

健全各单位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加强政府支持力度，整合资源建设高资质高水平鉴定机构和实验室，重点加强科技和队伍建设。

(7)上海司法体制改革扩展阅读：

司法鉴定制度可以解决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帮助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司法保障制度。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工作机制，严格执业责任，强化监督管理，加强司法鉴定与办案工作的衔接，不断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促进司法公正。

个“小众”的司法鉴定行业改革方案，以中央深改组来审议和推进。表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已上升为国家最高层的意志。统一的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司法鉴定相关工作推进力度、措施落实力度将会加大。

㈧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㈨ 人社部财政部最高法最高检(2020)78号文件关于员额法官检察官退休工资待遇

㈩ 法院检察院改革中事业编制人员怎么处理

首先，法检两院比较特殊，是不允许出现事业编制的，但是由于政法编制空缺，所以地方政府会特批一些事业编制供法检两院招录辅助人员，不能提拔，不能做法官检察官，甚至编制都只能挂靠在其他单位。

司法改革恐怕很难波及到这部分人，改革的表面标志是先实现人财物省统管，但事业编制属于地方编制，所以这部分人肯定不在改革之内。

1、现在法院的事业编制的岗位都是辅助岗位（司机，内勤，书记员，出纳，后勤，法警等），因为法院的事业编制是不能任审判职称的。

2、待遇一开始差的不大，到了以后，按工龄啊等等啊，会有差距。

3、一般是全额拨款。（事业编制也有好多种，要看具体情况）

4、在法院没有审判职称，就没什么前途了。

科学划分事业单位类别：

1、清理规范现有事业单位。对未按规定设立或原承担特定任务已完成的，予以撤销。对布局结构不合理、设置过于分散、工作任务严重不足或职责相同相近的，予以整合。

2、划分现有事业单位类别。在清理规范基础上，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

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今后，不再批准设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3、细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细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

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具体由各地结合实际研究确定。

(10)上海司法体制改革扩展阅读

所有警察，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均属于国家公务员，属于行政编制，从法律上说，无事业编制警察。警察编制是法定的，不能随意增加或者减少。

有的地方，行政编制已满，在行政编制之外，通过地方人事部门，招收事业编制人员充实警察队伍，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部分所谓“警察”，不能算做公务员，只能按照事业单位人员管理。严格说来，也不能完全履行警察职务。

《警察法》第二条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

《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十六条 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