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朝民法

❶ 历史上著名的法典对当时社会和国家的影响

《汉穆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作为流传至今的楔形文字法中最为完整的一部法典，较为完整的继承了两河流域原有的法律精华，使其发展到完善地步。它公开确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严格保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并对各种法律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特别是有关债权、契约、侵权行为、家庭以及刑法等方面的规定所确立的一些原则：如关于盗窃他人财产必须受惩罚，损毁他人财产要进行赔偿的法律原则以及诬告和伪证反坐的刑罚原则，法官枉法重处的原则等，均对后世立法具有重大影响。《汉谟拉比法典》不仅被后起的古代西亚国家如赫梯、亚述、新巴比伦等国家继续适用，而且还通过希伯来法对西方法律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中世纪天主教教会法中的某些立法思想和原则便渊源于该法典。
《拿破伦法典》
法典的影响该法典在不少资产阶级国家里有颇大的影响。首先，在1804年原属法国因而自该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属于它的效力范围的一些国家中适用，比利时和卢森堡现在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法典。该法典在法国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现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该法典为基础，部分以《巴黎习惯法》为基础。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自1825年起采用了该法典，不过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其次，有些国家以该法典为蓝本制定本国的民法典。例如，1838年的《丹麦民法典》是依据该法典制定的，1940年的《希腊民法典》也是以该法典为范本的 。最后，还有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在编纂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该法典的影响，如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
《拿破仑法典》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第一部民法典，原则鲜明，编排合理，逻辑严谨，语言简洁，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诞生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制定的。而且这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原则也为后来许多欧洲国家借鉴和效仿。随着拿破仑在欧洲的军事扩张，《拿破仑法典》也被应用到法军所到之处。由于该法典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因而对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立法规范的作用，从而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意义，其内在的价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夺目。

写不下了！

❷ 请问晋代的京城民事管理官职的名称及行政机构的名称是什么

公府 中正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官吏选用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它继承东汉的传统，又因历史条件的变迁而有所改变，最后随着门阀制度的发展而为门阀士族所控制，成为他们操纵政权的一个工具，到东晋时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

一、九品中正制实行的原因与初期情况
九品中正制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在战乱时期人士流移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也是适应曹魏初期政治的特点而产生的。
东汉时孝廉察举是地方士人进入仕途的一条重要方式，其依据是乡里评议。汉代已有以九品之法区分人物优劣。如《史记·李将军传》，李广从弟李蔡，“为人在下中，出广下甚远”。司马贞注：“以九品而论，在下之中，当第八”。又《后汉书》卷九八《许劭传》：“少峻名节，好人伦，……故天下之拔士者，咸称许郭……初劭与靖（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檄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乡里评议掌握在清议名士手中，他们甚至干预政府用人，互相交结。这些名士又往往是地方大族或受大族支配的人，他们交结在一起，任意臧否政治（人物），形成一股浮华之风。
东汉末年，代表中央政权的曹操有不少压制豪族名门浮华风气的举动。曹操并非名门，其祖父是与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因此曹操必须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破坏朋党交游便是其一举措。如205年，曹操平袁绍之后发布了一道命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足，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三国志·魏志》卷1，又《意林》卷五引魏文帝《典论》）

但在战乱时期，曹氏政权还须依靠地方名士，因为他们在乡里有较高的声望，完全废除乡里评议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权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议纳入政权轨道，使名士与政权合作。这样以设立中正官专门执掌品第人物以备仕进参考的方式，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便对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议也便合法化，从而为其发展势力创造了条件。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便是黄巾起义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选举无法考查乡里的批评，故政府专设一官以司其职。这一点为当时人说法，在我看来，未必如此。因为中正官最初也是须以乡里评议为基础的。

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如《后汉书·刘表传》：“及曹操到襄阳，（刘）琮举州请降……乃释（韩）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而鲁肃的一段话更能佐证。《三国志·吴志·鲁肃传》：“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牍车，从吏卒，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现的。《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初之中正官，州为州都，郡国为中正。如《太平御览》卷265引《傅子》：“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又引应琚《新论》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足束如马齿，生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又引《吴志》：“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如果说上面关于郡中正的论述还有点空泛的话，那么下面便是魏初正始前王嘉、时苗任郡中正的记载。《三国志·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以吉茂、时苗等人为《清介传》，传曰：“……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又：“时苗字德胄，钜鹿人也。……还为太官令，领其郡中正，定九品，于叙人才不能宽，……为令数岁，不肃而治，迁典农中郎将。年七十余，以正始中病亡也。”

上面的材料同时也表明，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而且是现任官兼。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曹氏政权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党浮华之风的名士私家评议收归政府统管，由郡长官推选现任官兼任中正，职掌人物的品第。

中正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家世，一状，一品。《太平御览》卷214引《晋阳秋》：“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表明魏时已重家世，但还不是唯一标准。

曹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如《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汉代选举已参考状。状是一个人道德才能的具体叙述。中正所作的状往往止一二句，是为总的评语。

品是根据家世和行状综合作出的评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虚位，二品实已为最，初期二、三品仍属上品。这里的品是“中正品”，与官品是不同的。

魏初，中正定品尚重乡论。
曹魏初期中正以郡为基层，郡中正是真正发挥品第人物作用的，它们尚为地方士族所专控，而州都只不过总其议罢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门大族尚没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为其服务。但在曹芳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
二、九品中正制在曹芳以后的发展
九品中正制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州中正的设立。其设立是根据当时权重于朝的司马懿的提议。《太平御览》卷256引《晋宣帝集》有司马懿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案九品之状，诸中正即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又《通典》卷32有：“晋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而曹羲是不同意的。后来曹羲与兄曹爽皆为司马懿所杀。

《三国志·魏志·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曰：“太傅司马宣王问以时事，玄议以为：‘……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束，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下又载：“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与曹爽共兴骆谷之役，时人讥之”。当此之时为正始五年（244年）二月，故上引玄议之时至迟也在正始四年（243年）。可以认为，州中正的设立至迟不出公元243年。
自州中正的设立以至两晋，九品中正制逐渐完成门阀化的转变，而最终成为门阀士族的选举工具。

与先前由地方官推选郡中正不同，晋代的郡中正由州中正荐举。如《晋书·傅玄附子咸传》：“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俊固据正。”大小中正也已由司徒选任。如《晋书·李含传》：“司徒选含领始平中正。”这类记载颇多。而兼任中正官的必须是中央官。甚至司徒和吏部尚书都有兼任中正的。如《晋书·魏舒传》：“及山涛薨，以舒领司徒，有顷即真……以年老，每称疾逊位，中复暂起，署兖州中正，寻又称疾……后以灾异逊位，帝不听。”《通典》卷32注引《晋起居注》：“仆射诸葛恢启称：‘州都大中正为吏部尚书，及郎司徒左长史掾属皆为中正，臣今领吏部，请解大中正。’以为都中正职局司理不宜兼也。”中正品第也用黄纸写定，藏于司徒府。

这种情况似乎是国家政权进一步把选举中的品第人物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打击地方士族。此在一方面乃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却便利了掌权的中央豪门士族扩展其势力，他们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选官制度，而那些官居卑位或不居官的地方世家大族却日趋衰落。与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有所威胁的，此时不是那些魏初的地方清议名士，而是新兴的盘踞朝廷的世家官僚——门阀士族。

三、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士族

魏晋之际，品第偏重门第已成事实。《晋书·郑袤传子默附传》曰：“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以后批评选举专重家世之弊者不断。如《晋书·段灼传》：“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论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筚门蓬户之后，安得有不陆沉者哉。”又赵翼《廿二史札记》：“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

高门士族子弟往往弱冠便由吏部直接从家里铨选入仕，而不必经过察举。在此之前，均凭借门第而得中正高品。如傅畅，“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谢琰，“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拜著作郎”。王洽，“（王）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羡俱有美称。弱冠，历散骑、中书郎”。

可考的西晋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东晋则更有发展，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从此则材料可看出门阀士族控制仕途发展之一斑。这些直接入仕者当然都是高门士族的子弟。吏部铨选只是高门士族直接入仕之一种方式，更具前程者是公府（含位从公）辟召。如庾亮，“年十六，东海王越辟为掾，不就。……元帝为镇东时，闻其名，辟西曹掾”。王戎“袭父爵，辟相国掾”。殷浩，“弱冠有美名，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将军辟为掾”，等等。这种情况是因八王之乱时，皇权摇摇欲坠，参战诸王都督各自为政，自辟佐吏之风盛行。这些高门士族子弟甚至多有选择的自由，可谓“民主”矣。

而州辟佐吏和举秀才则主要是中级士族与吴蜀士族的主要仕途。他们便是地位稍次的所谓地方“名族”、“乡豪”的子弟。而郡辟佐吏和察孝廉这个在东汉和魏初颇受重视的入仕道路却降为低级士族与寒庶人士的仕途了。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时已变为高门大族的工具，只重门第而轻德才。当然这种变化是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事实上，门阀制度的确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装饰品。中正品第唯以血统为准，门第高即获高品，此时只须分别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者也。（《晋书·刘毅传》、《晋书·王沉传》）

我们纵观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选举制度的变化，其中显然是贯串着皇权由盛而衰再盛的发展趋势，而世家大族势力则相反，其趋势是在东汉末世家大族衰落，同时新出门户开始兴盛，魏晋成为士族，到东晋时成为门阀士族而达顶峰，南朝也转衰而至隋唐。而选举制度也由东汉的重乡里评议、重孝廉才德到魏晋重家世门第、轻孝廉才德，而隋唐则又重才德——科举制。中间有曹氏政权初期短暂的抑门第之举。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望族在地方上形成相对独立的势力是难免的。中国古代一直是宗族制的社会。东汉乃为世家大族，魏晋为（门阀）士族。魏晋士族从一个个宗族来说，唯少数出于东汉世家大族，多数是魏和西晋的新出门户。汉末魏初所抑的即是渐趋没落的世家大族，他们兴朋党和清议浮华之风，为曹氏政权所不容。而新出门户却依靠政权先夺取地方选举中的品第人物之权，又逐步将之收归中央。他们靠的便是九品中正制。结果，东汉时的世家大族进一步没落了，而新出门户的势力却飞速发展，重新成为统一中央政权的威胁。到东晋，终于出现了皇权的式微，而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也就兴盛起来。这种现象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早期形态，特征是地方割据。不过在中国，这个形态存在的时间却太短，它很快就成熟，两宋即向封建社会的晚期形态过渡。这也是日本有些学者将之与欧洲中世时代相比拟的原因。

可以说，由于文化上的原因，即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尽管在这一时期玄学兴盛——在中国，豪门大族十分重视威望，家学世代相袭，在地方上注重破私财，赈恤贫民，调解民间纠纷，领导农业生产，协助其它宗族与乡党得以独立生存。这种情况与欧洲的封建庄园里庄园主与农奴的情形颇不相同。在那里，族与族之间是离心的。而在中国，即使在动乱年月，宗族之间，各地望族之间都有一种文化上的联系，总是有一些强宗想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当中央政权稳固，所有宗族都支持它，当其式微则力图扶助，当其瓦解，则竞相角逐，其目的也仍是建立一个中央政权。正因为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即同为封建社会之早期形态，中国与欧洲却有如此之区别也。

❸ 为什么叫魏晋南北朝

楼上回答的篇幅都很大，不知道楼主找到答案了没有，我也简单说说：

1、魏晋南北朝，又叫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时期，通常以魏朝（曹魏）为正统，晋朝是继承魏朝的，分西晋和东晋，所以又叫两晋。西晋曾实现全国统一（280年），灭亡后，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即五胡乱华时期），皇室成员在南方重建晋朝，这就是偏安的东晋。东晋在420年被篡后，先后出现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统称南朝；北方被鲜卑拓拔氏建立的魏国（史称北魏）所统一（439年），北魏后来分裂为西魏和东魏，且分别被北周和北齐取代，它们统称北朝。
以上就是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的大分裂时期。最后，是北周的外戚杨坚581年建立的隋朝，在589年灭亡南方的陈朝，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

2、汉朝是刘邦在公元前202年建立的，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公元8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西汉灭亡；但公元25年刘邦的后裔刘秀（已经不是皇室成员），取得政权，重建了汉朝，因定都（在西安以东的）洛阳，被称为东汉。

3、比如“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也即是“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西元就是公元，是台湾那边的叫法，是基督纪年，其历法就是我们今天用的公历。公元（西元）元年是耶稣基督诞生之年，此前则为公元前某年。说西元是因为那是西方国家的历法，说公元是因为它是世界通用的历法。

以上，希望能解楼主之惑。

❹ 法律硕士(法学)

1）基础知识部分：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分析》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大串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练习题部分

《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练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模拟题部分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模拟试卷及解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法律硕士联考五年真题归类详解及知识清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法硕的准官方教材是人大出版社出的《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简称“指南”。这本书在几年前一度处于法硕“圣经”的地位。但随着教育部考试中心（考题从这儿出的）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分析》（简称“分析”）的出版，指南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结合前两年的考经，最佳搭配是指南的专业课部分（也就是刑法和民法）加上分析的综合课部分。而“大串讲”则是最后冲刺阶段用以巩固提高，这本书在主要知识点的归纳方面做得很好。

“配套练习”和“指南”“分析”同步使用，相当于平时上课时的练习题。不过题量比较大，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尽量做完为佳。

模拟题和真题用在最后冲刺阶段。先熟悉真题，“考试分析“最后附有上年的真题以及官方详解，最好滚瓜烂熟。而人大出的这套”模拟试卷“质量相当不错，难度比真题稍大，练习和检验效果都很好。尤为称道的是今年的好几道大题和里面的一些题重合度惊人的高。

2、 时间安排：

如果是零基础开始复习，建议开始的越早越好。

比较理想的时间安排如下：

5月至8月，阅读指南的专业课部分和分析的综合课部分，做配套练习选择题部分。

9月至10月，精读指南的专业课部分和分析的综合课部分，复习配套练习选择题并完成剩下部分。

11月，熟悉近五年真题。

12月，完成模拟试卷。

最后约半月时间，最好再过几遍考试分析，尤其是综合课。

3、备考方法和历年法律硕士联考命题基本规律

一、法理学

分值：平均40-60分左右。

考试趋势：已从单纯的死记硬背发展到知识点的稍加理解和运用。

法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是法的一般知识和普遍原理，属于法律的共性的、规律性的知识。考试时考查的重点是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以及通过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问题。因此，应在理解的基础上强化记忆，重在理解。范围基本囿于教材之内。

在复习教材时应采取有重点的识记方法，即在通读一遍的基础上，做历年真题以检查记忆程度，然后把遗漏的部分标识在教材相应位置，再结合考点内容开始第二轮的看教材，这种针对性由于找准了方向既节约了看书时间，又提高了看书效率，无形中就把教材变薄了。

二、宪法学

分值：一般占到50分左右。

考试内容：基本是宪法的一般理论、现行宪法的基本规定。

重点考查：宪法的基本常识和对有关宪法的法律现象的理解和认识。

重复考查：重要知识点在考试中的重复率极高。

易考点：

1、宪法的基本特征和其根本法地位；

2、早期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法等国家宪法产生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在世界宪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宪法性文件；

3、我国建国以来的4部宪法，以及1988年、1993年、1999、2004年对现行宪法所进行的四次修正的主要内容；其中，2004年修正13项内容是必考点；

4、宪法解释、修改及宪法实施保障；

5、国体、政体、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国家结构形式，其中要注意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6、重要国家机构的性质、地位、组成、任期及职权等。

考查趋势：

1、宪法热点问题和法理结合；

2、应重视对宪法基本问题时政变化的关注。

极少考查：涉及很深的理论问题。

复习关键：熟悉和掌握宪法条文及相应的知识点。

三、法制史

分值：大概40分。

考查目的：掌握中国法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古鉴今。

基本题型：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和分析题。

客观题重点：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主观题重点：

1、《唐律疏议》是重中之重；

2、重要的法典：《法经》、《九章律》、《曹魏律》、《北魏律》、《北齐律》、《永徽律疏》（《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清律例》；

3、重要制度：五听、五刑、六礼、七出三不去、上请、八议、官当、十恶、六赃、保辜；

4、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的演进。

引起注意：近代以来的清末、民国以及革命根据地的法律制度被忽视，实际上是年年必考的。

复习和备考中国法制史，是一个极为痛苦和复杂的过程。对于绝大多数考生来说，也是复习的一个难点，尤其对于理工类的考生来说，更是比较困难的。不过，中国法制史这门课并不是考生想象的那样难学，只要认真研读，找出适合自己复习的方法，学好它并在考试重取得好成绩是不成问题的。

四、民法

分值：75分。

考查题型：涵盖所有题型（单选20题/20分, 多选5题/10分, 简答2题/12分，辨析1题/8分，法条分析1题/10分，以及案例分析1题/15分）。

考查目的：测试考生运用民法基本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能力和法律语言表达能力。

传统重点：合同、担保、继承、代理、监护、民事责任。

考试趋势：重视案例分析。

复习技巧：研读历年真题把握全局同时加强对重要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特别关注：每年新增的知识点及新出的司法解释极易出题。

法条分析答题规律：

1、针对的对象往往是民法重要制度；

2、重要制度：宣告失踪死亡、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善意取得、代理、代位权和撤销权、债的几种消灭原因、合同履行中三种抗辩权、格式条款、几种担保物权、以及婚姻继承和人身权；

3、要求考生准确把握这些重点法条所规定的法律制度的概念、特征、效力及其立法意义。

案例分析答题规律：

1、都会有相应的法条规定，而且大都是重点法条；

2、一般集中在“合同”、“侵权（尤其是特殊侵权）”、“继承”；

3、不会有很复杂的结果。

五、刑法

分值：75分。

考查题型：同民法。

考试趋势：单纯的死记硬背刑法理论和法条，发展到把理论和法条结合起来考察。

重要考点：

总则：犯罪构成、犯罪未遂和中止、一罪和数罪、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以及累犯、数罪并罚等量刑制度和减刑、假释等刑罚执行制度；

分则：散见于分则的若干章节中，要求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各章的若干重点罪名；考生应该对刑法分则所有的罪名有一个全面整体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有重点地掌握常见的、多发犯罪的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规定，对于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等尤其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特别关注：每年新增的知识点及新出的司法解释，如今年新出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给以特别关注

❺ 唐律和法国民法典的本质区别

摘要 《唐律》最后的定型时间于公元654年，根据中国与西方时间的对比，《唐律》与《民法大全》这两部法典的最后成文时间，可以推断出，《民法大全》较《唐律》最后的完成时间早一百年，但是如果从两部法典的原始版本开始计算就有不同。

❻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是什么

《法国民法典》

法律是现代社会维系文明的重要制度基础，其中，民法专既是每一个现代人不可须臾离属开的生活准则，又是关系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秩序有效建构的关键。

谈到民法的历史，必然要提到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直译为《全体法国人的民法典》，也称《拿破仑法典》）。作为世界第一部成文民法典，它自签署颁布后，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着持续的影响。

(6)魏朝民法扩展阅读：

《法国民法典》分为序言和三编。序言有6个条文，规定了法律及其适用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一编为“人”法，主要涉及民事主体权利，包括关于个人和亲属法的规定；第二编是物法，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编是债法，是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即民事权利客体转移的方法。

在这些内容之外，这部法典还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商品经济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即所有公民民事权利一律平等原则、财产所有权神圣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民事、商事法律的基础。

❼ 再婚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法律规范的因袭前朝和社会舆论的由宽渐严
三国时期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袁绍被曹氏打败后，归于曹丕，后来失宠，据说是与曹植有染，后人还从中附会出了著名的洛神传说。
西晋统一全国后，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五胡乱华使社会生产倒退、人口锐减，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内，文化亦停滞不前。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家庭法领域，妇女的地位略有提高。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刘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 但是，南方到了梁代以后，儒家礼教开始重新兴盛，统治者对于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梁书·顾宪之传》：“有贞妇......少孀居，无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夺而嫁之，誓死不许，宪之赐以束帛，表其节义。”这样的例子在梁、陈两代渐多，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风气和舆论导向。 同样，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长期战乱时期，宣传妇女节义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北周政府正式下达诏令，宣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这也是效仿历史上汉、晋这些汉族政权的措施的一种举动。 四、隋唐时期 – 盛世之下对妇女的束缚再次放松
隋唐时代经济发展水平、思想文化观念都走在世界的前列。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 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间更是家常便饭，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遗忘，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不以改嫁为非。《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守节”说不定才是不正常的。 与此相对应，男子，甚至是贵族男子娶再婚妇女，也不以为耻。众所周知武则天原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嫔妃，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子寿王妃，却改嫁玄宗。这些在后人看来属于乱伦的行为，却在唐代皇室中公开地存在。至于朝廷大员、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妇更是司空见惯。 五、宋代 – 法律条文的固定少动和礼教思想渐趋严酷下社会风气的改变
宋初，仍乘唐代遗风，社会上妇女再嫁之风流行。皇室内部经过五代时的多年变乱，甚至连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规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后改适高怀德。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大后才归宗。宋仁宗时颁布了类似唐宣宗当年的规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间改嫁之风终北宋年间，未见式微。周敦颐、程颐等所宣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在北宋当时影响并不很大，程颐的侄子亡故，媳妇也未能守节。但是，南宋以后，礼教之风渐趋严厉，在这以后，绝无皇室公主和亲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记载，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状况也逐渐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宋史》、《元史》列女传中的节妇、烈女的记载与前代相比，大为增强。 六、明代
《大明律》首次将前代法典中关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条规定“居丧嫁娶”与“妇女守节而强嫁”浓缩到一条之中，不过处罚力度变轻。在唐宋“徒三年”的“居丧嫁娶”，改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妇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仅“杖八十”。明朝法律的规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宽松。 七、清代
《大清律》对于强迫守志孀妇改嫁的问题，作了破天荒的新规定：“其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在当时，宗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实际上起着主要的调整功能。因此，妇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的阻碍。
清末起过渡作用的《大清现行刑律》仍是诸法合体的体例，其中基本沿用了《大清律》中对妇女再婚问题的规定：“凡男女居父母丧及妻妾居夫丧，而自嫁娶者，处罚。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不同的只是去掉了过去身体刑的规定。制定《大清民律草案》之时，守旧派对于草案中的婚姻家庭部分，极力主张沿用传统的宗族、家长、服制等规定。对于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也主张作出不平等的规定。最后结果虽然在其“亲属编”引入了不少先进的西方理念和制度，但也保留了诸如宗祧继承、嫡庶之别等中国传统的陈旧规定。 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国民国民法典》，仍然保留了很多封建宗法制的残余，如夫妻间地位不完全平等、实质上承认纳妾的合法化、保留亲属会议制度等。但在妇女再婚问题上，终于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废止了关于妻子再婚必须服完夫丧的规定，命妇不得再婚的荒谬制度也随着封建等级制的废除而不复存在。这部民法在987条规定：“女子自婚姻关系结束，六个月内不得再行结婚。”这是仿照西方国家的待婚期制度而设定的。

❽ 民法典是第几部以法典命名

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战国时期的《法经》、曹魏时期的《新律》、西晋时期的《秦始律》和北朝时期的《齐律》等四部法典。

❾ 晋魏两代发生过什么战争

中国各种类型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 它包括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法律的制度史；也包括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特别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所创建的法律制度的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法制从 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经过四千多年没有中断的发 展，以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内容丰富、资料充实著称 于世。中国法制史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个宝库。作为一 门学科，中国法制史的任务是研究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 的实质、内容、特点和它的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为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奴隶制法律制度 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 篮发展起来的。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便进入了阶级 社会，形成了国家和法律，揭开了奴隶制法制史的篇章。 近年发掘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证实了夏代文化的 存在，并且表明夏代生产力已经达到制造简单金属工具 的水平，而规模相当宏伟的宫殿遗址，也显示出夏国家 的发展程度。

夏代法律，古文献称作“禹刑”。禹刑的具体内容 已无从考证，从《左传》所引《夏书》的片断，如“昏、 墨、贼、杀，皋陶之刑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可以约略看到夏的一些罪名、刑名和刑罚适用原则。夏 作为第一个阶级王朝，习惯法仍占重要地位。

继夏而起的商是奴隶制的大国，“商有乱政，而作 汤刑”（《左传·昭公六年》）。有关汤刑的内容和墨、 劓、□、宫、大辟的五刑制度,古文献中已有较多的记载， 并得到了地下甲骨卜辞的证实。商代的刑制以其完备著 称于古代。周初政治家周公旦在教导诸弟如何统治商族 遗民时，强调要“用其义刑义杀”（《尚书·康诰》）。 直到战国，荀况在谈到刑法的发展沿革时，仍说“刑名 从商”（《荀子·正名》），充分肯定了商代刑制的历 史地位。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法制发展的最高峰。周时除文献 所载《九刑》、《吕刑》外，周王颁发的誓、诰、命也 是重要的法律形式。周初在“明德慎罚”的思想指导下， 形成了一套断罪量刑的原则,如区分故意与过失,一贯与 偶发;罪疑从赦;上下比罪以及罚赎等等。当时调整民事 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有所发展，铜器《矢人盘铭》、《□ 鼎铭》和《□攸从鼎铭》记载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租 赁和债务关系等法律行为。1976年出土的《□□铭》记 载的一篇判决书,表明周时审判也是确有制度可循的(见 彩图□□铭文拓片,内容为一篇惩处诬告的判决)。周 代确定的“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和嫡长子继承制度， 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奴隶制的法律制度具有以下特点：①体现了王 权与族权的统一。从夏王朝形成时起，奴隶主贵族便极 力保留氏族公社的残余，借家族血缘关系掩盖贵族与平 民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加强其统治。西周通过宗法制度 将亲与贵、王权与族权进一步联结起来，以致法律也带 有国法与宗法的双重性质。例如“立嫡以长不以贤，立 子以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元年》），是宗法也 是国法，王位继承和各宗支继承都要遵守。奴隶制的法 律，不仅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而且是维护这种统 一的重要手段。

② 渗透了神权思想。奴隶主贵族利用宗教迷信对 人们的精神束缚，假借神意和天罚来贯彻他们的阶级意 图。商汤伐桀,周武王伐纣,都打出“天命殛之”的旗号。 对罪人施用五刑，也诡称天的意志，“天讨有罪，五刑 五用哉”（《尚书·皋陶谟》），借以增加司法镇压的 威慑力量。

③ 礼刑并用。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祭祀仪式，奴 隶主贵族把它改造成阶级统治的手段，用它来确认奴隶 制的典章制度和宗法等级名分，调整政治、经济、军事、 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在礼和 刑的关系上，礼借刑的强制来维系，刑以礼的原则为指 导，两者形式不同，本质一样，相为表里，共同维护奴 隶主贵族的统治。

④ 保持法律的秘密状态。中国奴隶制时代，至少 在它的后期，已经有了成文法，但被奴隶主贵族所垄断， 他们为了使“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左传·昭公 六年》孔颖达疏），竭力保持法律的秘密状态，不向全 社会公开，以便“临事议罪”,随心所欲地断罪施刑,迫 害广大奴隶和平民。

中国封建制法律制度 自公元前 770年周王朝东迁 洛邑，至公元前475年战国开始，史称春秋时期,也是奴 隶制法制解体和向封建制法制转变的时期。春秋时期经 济基础的变动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推动法律制度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奴隶制法制逐渐为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 心的封建法制所代替。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迫 于斗争形势，“铸刑书于鼎”，将法律公布于众，“以 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公元前 513年,晋国也“铸刑鼎,载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公布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封 建生产关系的要求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却触犯了奴 隶主贵族的传统特权，因而遭到了激烈反对。郑国铸刑 书后，晋国叔向致书子产：“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 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 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也。”（《左 传·昭公六年》）晋铸刑鼎以后,孔丘也发出攻讦:“晋 其亡乎，失其度矣。……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 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 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然而公布成文法是时代的要求,自郑、晋开其端以后,各 诸侯国群起仿效，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到了战国时期，法律进一步法典化和规范化也成了 时代的需要。魏国的李悝“集诸国刑典”，著《法经》 六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体系的法典形式的著作。 其后商鞅在秦国变法，奉行《法经》，改法为律，称为 “秦津”。汉“九章律”是在《法经》六篇之末加上户、 兴、厩三篇而成。自此以后，历代律典几乎都是以前代 律典为基础，加以损益而成，因此可以认为，整个封建 社会反映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律，都是从《法经》六篇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秦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于秦津六篇之 外还颁布了大量法令，其范围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1975年12月出土的睡虎地秦简，载有《秦律二十九种》、 《法律答问》和《封诊式》等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 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 以及什伍组织等各个方面，证实了秦“莫不皆有法式” 的说法。

秦王朝统一六国后,把秦国的法律推行于全中国,第 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此时的封建法制还带 有刚刚从奴隶社会脱胎出来的印记，它既支持奴隶解放， 限制奴隶制度，同时又保留了奴隶制的某些残余，如承 认“罪隶”的存在。

汉代适应新的形势，由萧何摭取秦律制定“九章律”。 其后叔孙通等又制定“傍章律”、“越宫律”、“朝律”， 合计六十章，此外又颁布科、令，以补律之不足，建立 起一个完整的汉律体系。

西汉初文帝废肉刑，革除了从奴隶制时代沿袭下来 的毁伤肢体的黥、劓、刖等刑。继之景帝定□令，规定 了刑具的尺寸规格，限制了笞刑的滥用。这些措施表现 了中国古代刑制的进步。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德主刑辅、明 刑弼教”学说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自秦以来， 法家学说对法制的支配地位，至此遂为儒家思想所代替， 历两千年而不变。

汉律经过400年的实施，到了汉魏之际,已处于积弊 甚重、非改不可的状态。曹魏对汉律进行了一次大整理， 制定了魏律十八篇。史称魏律从篇目来说，比汉代的正 律九章律是增多了，但同傍章科令相比，则是大大简化 了。此外，魏律还作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如改具律 为刑名,列于律首；规定五刑,使刑罚进一步规范化；规 定八议，加强了对官僚、贵族特权的保护；以及限制连 坐的范围，限制私人复仇等等。这些规定对后世封建法 制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继魏之后，晋统治者又进一 步对汉律作了改革，将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 十三万余字的汉律令及说解，精简为二千九百二十六条、 十二万六千三百字的晋律令。魏、晋两代改革秦、汉以 来的传统旧律，是中国法律编纂史上一项突出的成就。

南北朝是封建割据、列国对峙的动乱时代。南朝在 腐朽的士族统治下，轻视名法，崇尚清谈,墨守成规,无 所进取,对封建法制的发展没有作出多少贡献。相反,以 鲜卑拓跋氏贵族为主建立的北朝政权，为了统治广大中 原地区的需要，却十分重视法律的统治手段。北朝修律， 以汉律为宗，并吸取魏晋以来的立法经验,综合比较,择 善而从，遂使北朝法律优越于南朝。北朝律中的《北齐 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尤为史家所称道。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代，隋、唐的法制也 达到了中国中古法制的最高水平。隋统治者十分重视法 制，其所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律典中占有重要地位。 隋代统治迅速崩溃的原因，不在于它的法制不良，而在 于隋统治者后来破坏了自己制定的法制。

唐统治者鉴于隋末法重刑繁，招致覆亡的教训，以 中典治国，强调持平用法，依律断罪。以隋《开皇律》 为蓝本而制定的唐律，体系严整，内容详备，其中荟萃 了历代律典的精华，是中国封建时期一部空前成熟的法 典。永徽三年(652),在朝廷的主持下，集中律学人才编 纂的“律疏”,对律文作了精辟的阐述和重要的补充,更 使唐律增加了光采。除了唐律，开元年间还制定了一部 以行政法为主要内容的《唐六典》。此书的编纂，表现 了封建法制的进一步制度化。唐代法制,尤其是唐律,起 到了全国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调整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作用，充分适应地主阶级 统治的需要，因而成为后世封建法律的范本，并且为朝 鲜、日本、琉球、安南等东亚国家所取法。

从宋朝起，封建的租佃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土地的转 移加快并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互 相交错，日趋尖锐。因此统治者的基本国策是全面强化 专制主义集权。在法制上也体现出此种集权的趋势。皇 帝颁发的□令成了最常用的法律形式，编□成了最经常、 最重要的立法活动。此外，“依例断狱”也获得了广泛 的适用，这些都是宋朝加强皇权在法律上的重要表现。

与宋对峙的辽国法律，由契丹族奴隶制的习惯法和 唐律两部分构成。在适用上辽人用辽法,汉人用汉法,至 辽圣宗统治时期，契丹族基本上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 制的转化，原来的习惯法已不适应新的形势，遂根据唐 律更定法令，辽、汉人犯法，“一等科之”。作为辽国 基本法典的《重熙条例》，就是唐律与契丹固有法令相 结合的产物。继辽而起的金国,最初也是同辽国一样,对 本部族实行传统的习惯法，对新征服地区实行辽、宋法。 金熙宗首先根据女真旧制，兼采隋、唐之制，辽宋之法， 编成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制》。金章宗时又制定 《泰和律义》十二篇，篇目一遵唐律；还有律令、新定 □条、格式等，使金国法制在完备程度上超过了辽国。

元初，循用蒙古部落的习惯法和金律“断理狱讼”。 世祖统一后颁布《至元新格》。英宗时制定《大元通制》。 元代沿用宋朝的“行□”制度，但改□为条格。因此元 代法规多是条格汇编,律令判例混为一体，内容庞杂,结 构松散，并且表现出民族压迫的特点。明太祖朱元璋曾 经指出：“元时条格繁冗，所以其害不胜”（《续文献 通考·刑考二》）。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著名王朝。明、 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例、诰、令、条例、则例、会 典等。明律改唐律十二篇为名例、吏律、户律、礼律、 兵律、刑律、工律七篇，其条目简于唐律，而精神严于 宋律，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有新的发展，并为清律所沿袭。 由于明、清律被尊为祖宗成法，不得擅自更改，后代遂 以例补充律的不足，于是因律起例，例又生例，以至条 例纷繁，便于□吏玩法行私，大为时人所诟病。

明、清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明、清律调整 经济关系的内容大为增加。盐法、茶法、钱法、税法、 钞法、市廛、钱债等或列专章,或为条款。不仅如此,随 着超经济剥削的削弱，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松弛。清律 中雇工人的法律地位发生了某些变化，名列贱籍的贱民 也得到开豁。但是明、清律所肯定的重农抑商的传统政 策，以及限制民间自由开矿与海外贸易，又成了资本主 义萌芽的严重桎梏。

中华法系 中国的封建法律由战国至清经过二千多 年的发展，形成了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被 世界推崇为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它具备以下基 本特点：

① 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 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纲 常名教成了立法与司法的指导原则，维护“三纲”“五 常”成了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由汉至隋盛行的引经断 狱，以突出的形式表现了儒家思想对于封建法制的强烈 影响。反映儒法结合的“礼（德）主刑辅”和“出礼入 刑”，是封建统治者一贯遵循的法制原则。礼还作为一 种特殊形式的法，调整着亲属、婚姻、继承各方面的民 事法律关系。中国封建民事立法不发展，缺乏独立的系 统的民事法规，是和礼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实际调整分不 开的。

中国封建法律与西方不同，西方中世纪法律体系中 涂有神灵色彩的宗教法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起过维护 封建统治的特殊作用。但在中国，早在奴隶制末期神权 法思想已经发生动摇。在中国封建法律体系中，虽然渗 透儒家“天人感应”的观念，但却不存在中世纪西方国 家那种宗教法规，儒家的纲常名教代替了以神为偶象的 宗教。

② 维护封建伦理，确认家族法规。中国封建社会 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因此,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入并 影响着整个社会。儒家从维护家族内部秩序的立场出发， 提出以父权、夫权为基点的伦理学说，竭力论证家国相 通，忠孝互用，事君与事父的统一性，借以强化专制主 义制度。封建法律则以法律的强制力，确认父权、夫权， 维护尊卑伦常关系。封建法律中关于“不孝”、“恶逆”、 “不睦”、“内乱”等罪，都以违背伦常而加重其刑。

不仅如此，在封建法律中，有些行为因违反伦理而构成 了犯罪要件；有些刑罚因伦理而为加减，所谓尊卑同罪 异罚；有些规定，如同居相隐、存留养亲、允许复仇等， 都以服从伦理而破法。法律还赋予家长支配家内财产权 和对卑幼的惩罚权。但家长对国家也承担较大的义务,有 些犯罪，如占租不实,居丧嫁娶,只罪家长。由于社会以 家族为本位，遂有缘坐族诛之刑。从宋朝起阶级矛盾不 断激化，统治者更加需要通过家长约束家内成员不得犯 上作乱，因而支持当时流行于社会上的“家训”、“宗 规”，推广一些大族用棍棒维持家内纪律的经验。由宋 迄清，形形色色的家内成文法是对国法的重要补充，在 封建法律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③ 皇帝始终是立法与司法的枢纽。公元前2世纪秦 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封建王朝以后，皇帝便居于国家首 脑地位。皇帝受命于天，是最高的立法者，皇帝发布的 诏、令、□、谕是最权威的法律形式，皇帝可以一言立 法,一言废法，西汉杜周说：“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 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史 记·酷吏列传》）。历代封建法律的主要锋芒都是“治” 民，而为了发挥官僚机器的职能，达到最终“治民”的 目的，也兼有“治吏”的任务，却从没有治君之法。相 反，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 之上。皇帝又是最大的审判官,他或者亲自主持庭审,或 者以“诏狱”的形式，□令大臣代为审判，一切重案会 审的裁决与死刑的复核均须上奏皇帝，他可以法外施恩， 也可以法外加刑。对于犯法的贵族官僚，如不经奏请径 行逮捕审断，则按律治罪，借以保证皇帝对司法权的控 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经过两千多年螺旋式 的发展，更加极端化，立法权和司法权也相应地更加集 中化。因此，皇帝始终是封建立法与司法的枢纽，而西 方国家中世纪在相当长时间里，各级封建领主都享有独 立的立法权和司法权。

④ 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良、贱同罪异罚。中 国封建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 特权。从曹魏时起，便仿《周礼》八辟形成“八议”制 度。至隋、唐已确立了“议”、“请”、“减”、“赎”、 “官当”等一系列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名列八 议的人,非奉旨推问,一律不得拘提审理。封建法律还沿 袭周礼关于“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传统，明确规定 官吏如涉及民事纠纷,听令子孙或奴仆告官处理,不许公 文行移,违者治罪。另一方面,又从法律上划分良贱，名 列贱籍者在法律上受到种种歧视,同样的犯罪,以“良” 犯“贱”,处刑较常人相犯为轻；以“贱”犯“良”,处 罚较常人为重。中国的封建法律，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 封建法律一样，是以公开的不平等为标志的。中国封建 官僚贵族的特权与良贱异罚都是很早就法律化、制度化 了。

⑤ 诸法合体，行政机关兼理司法。中国从战国李 悝著《法经》起，直到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 都以刑法为主，兼有民事、行政和诉讼等方面的内容。 这种诸法合体的混合编纂形式，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直 到20世纪初清末修律才得以改变，这是和中国特有的国 情分不开的。而以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也表现 了封建专制制度下司法镇压的严酷性。但是诸法合体的 形式，并不排除实际上的民事、行政和诉讼法规范的存 在和发展。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央虽设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 它的活动或为皇帝所左右，或受宰相及其他行政机关所 牵制，很少有可能独立地行使职权。至于地方则由行政 机关兼理司法事务，二者直接合一。宋、明、清的路省 一级虽专设司法官，实际仍是上一级行政机关的附庸。 在整个封建时代，中央司法机关的权限不断分散，地方 司法权限不断缩小，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的结果。

封建法律体系的解体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律制度的 形成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固有的封建旧法已经不适应急遽变动 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迫使清廷不得不变法修律，寻 找出路。20世纪初,在修律大臣沈家本的主持下,相继制 定了刑律、民律和诉讼法草案。这些法律以西方国家和 日本的资产阶级法律为蓝本，打破了传统的封建法律的 体例,但是又力图维护作为封建法制基础的纲常名教,体 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制的特点。清末制定的法律，虽 然没有来得及实行清朝便已覆亡，但它是半殖民地半封 建法制史的开端。

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既沿用清末未及颁行的法 律，也制定了保护封建买办经济关系和镇压革命运动的 民法典、刑法典和单行法规。而以大总统命令发布的特 别法，具有高于普通法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北洋政府 的独裁性质。此外，经大理院批准适用的判例和解释例， 也是北洋政府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又为国民党政府所继承。国民 党政府的法律体系，由成文法和判例、解释例两部分组 成。成文法中包括宪法、民法(包括商事法)、刑法、民 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即所谓“六法”。六 法和有关的单行法规汇编在一起，统称《六法全书》。 至于判例、解释例，是在援用北洋政府大理院判例、解 释例的基础上，作了大量补充而成。它是一种灵活的法 律形式和成文法的重要补充。国民党政府的法制标榜资 产阶级的民主与法制，并搬用其某些法制形式，但它与 清末的法制和北洋政府法制相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产物，从历史类型说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法 制，不同的是增加了反共的法西斯单行法规、特种刑事 法庭和秘密审判制度，成为维护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 反动统治，保障帝国主义特权利益的工具和镇压广大人 民群众的武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律制度具有以下的特点：①不 仅反映了地主、官僚、买办的意志，也反映了帝国主义 的利益和要求，是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实 行地主买办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②通过译书、讲学和 派员出国考察，广泛输入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并在大陆 法系影响下，采取六法的形式，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法律体系。③保留了封建法律的某些内容，如民法物 权编的永佃权和典权，亲属编的家长主婚权和对未成年 子女的惩戒权，继承编的宗祧继承，刑法的和□罪以及 诉讼法的亲属间阻却伪证责任等。因此完整的封建法律 体系虽不复存在，但它的烙印却深深刻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法制之上。

鸦片战争后历次革命运动所创造的法律制度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十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 民革命的高峰，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太平天 国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为了维护革命 秩序，保障战争的胜利,在直接依靠武装斗争的同时,也 进行了必要的立法。虽然太平天国的法律囿于农民阶级 的局限性，具有严重的封建毒素和宗教迷信色彩，但在 当时的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提供了值得总结的 经验教训，是中国近代法制史上的重要篇章。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运动所诞生的南京临时政 府，力图用资产阶级的法制来巩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 国,因此尽管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却颁布了《中华民国 临时约法》及一系列有关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保 障民权、实行社会改革的重要法律，揭开了中国近代法 制史上新的一页。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反映民族 资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法律也如昙花一现随即消失。

191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建立了人民民主法制。它是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和法律观为指导思想，用革命的暴 力局部打碎反动国家机器的产物；是工农大众意志和利 益的直接体现和伟大创造；是镇压一切革命的敌人的重 要工具。根据地的法制建设以服务于革命战争需要为中 心任务。由于根据地的分散性，因此各个根据地立法的 指导思想和政策根据是统一的，立法的内容却具有因地 制宜的相对独立性。又由于根据地开辟在农村，因此土 地立法具有突出的地位，对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起了极大 的作用。人民民主法制经历了由不成熟、不完整到比较 成熟、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身和 渊源，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值得充分珍视。

中国法制史提供的若干历史经验 中国法制以悠久 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提供了极为重要的“鉴古观今” 的历史经验：

① 政治开明，法制发展。法制的发展演变是社会 关系变动的结果和反映，法制的兴废是衡量国家治乱的 重要尺度。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文景之治”、“贞观 之治”等盛世，都是和封建法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贯彻 分不开的。反之，政治专制则是法制发展的阻力。中国 法制的起源虽然很早，但发展进程缓慢，充满了保守性， 表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束缚。

② 法律对经济的调整，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经济基础 的决定和制约，同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秦起，封建 法律便对社会经济进行统一的调整。但是历史证明法律 只能加速或延缓经济的发展，却不能违反客观的经济规 律，更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改变经济发展的必然 性。例如西汉末王莽改制，推行以恢复井田制为主要内 容的复古主义。它的失败说明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进程的 法律措施是不能长久的。

③ 因时修律，世轻世重。历代统治者都根据形势 的变化和统治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修订法律。法律 的世轻、世重，都受形势所左

❿ 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刑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1)正式废除了宫刑。

(2)形成了五个刑种：死、流、耐、鞭、杖。

(3)规定了刑等
2004年司法考试中外法制史授课提纲

一、古代立法

1．法制指导思想

2．西周的礼

（1）礼的抽象的精神原则:“亲亲”、“尊尊”；

“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2）“礼”、“刑”关系：出礼入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3．春秋战国立法

（1）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郑国的“铸刑书”、邓析的“竹刑”、晋国的“铸刑鼎”。

（2）《法经》

（3）商鞅变法

4．汉律儒家化

（1）汉律的儒家化：1）上请原则（开始于汉高祖）；2）恤刑原则（开始于汉景帝）；3）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开始于汉宣帝）

（2）春秋决狱：论心定罪

5．魏晋南北朝

（1）《曹魏律》：18篇；具律——刑名；“八议”

（2）《晋律》与张、杜注律：20篇；泰始律；刑名＋法例；“准五服以制罪”

（3）北魏律：20篇；官当

（4）《北齐律》：12篇；名例；“重罪十条”；立法成就最高

（5）魏晋南北朝时法的儒家化：“八议”、“官当”、“准五服以制罪”和“重罪十条”

6．《唐律疏议》及唐律特点、《唐六典》

7．《宋刑统》与编敕

8．《大明律》和《明大诰》

9．《大清律例》和例

10．明清会典

二、古代民事制度

（一）婚姻

1．西周时期的结婚：三大原则；“六礼”

2．宋朝结婚制度

3．“七出”与“三不去”的离婚制度

4．宋朝离婚制度

（二）继承

1．传统的继承原则

2．宋代的继承制度

（三）契约

1．西周的契约形式：“质剂”与“傅别”

2．宋时的契约立法

（1）债的发生；（2）买卖契约；（3）租赁契约：“租”、“赁”、“借”；“庸”、“雇”；

（4）租佃契约；（5）典卖契约；（6）借贷契约：“借”“贷”“负债”“出举”。

三、古代刑法制度

（一）刑罚适用原则

1．唐律：区分公罪与私罪

2．唐律：自首

3．唐律：对化外人法律适用

4．唐律：断罪无正条情形下法律适用

5．大明律的刑罚适用原则：从新从重；重其所重，轻其所轻

（二）各朝代重要罪名

1．西周的“五过”

2．秦朝的重要罪名：盗、贼：不直、纵囚、失刑：见知不举：逋事、乏徭

3．“重罪十条”与十恶

4．六杀

5．六赃

6．明“奸党”罪

（三）刑罚制度

1．奴隶制五刑

2．秦朝的刑罚制度

3．汉初的刑制改革

4．魏晋南北朝时期刑制改革

5．封建制五刑

7．折杖法

8．刺配刑

9．凌迟刑

10．充军刑

四、古代司法制度

（一）中央司法审判机关

1．西周：大司寇

2．秦汉：廷尉

3．北齐：大理寺

4．唐大理寺（审判）、刑部（复核）

5．宋时刑部、大理寺与审刑院

6．清刑部（审判）与大理寺（复核）

（二）监察机关

1．秦：御史大夫

2．汉：御史大夫（西汉）；御史中丞（东汉）；司隶校尉、刺史。

3．魏晋南北朝监察机关：御史台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

4．唐御史台：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巡按使。

5．明清都察院：左右都御使

（三）地方司法审判机关

1．宋提点刑狱司

2．明地方司法机关：省、府、县（州）

3．清地方司法机关：州县、府、省按察司、督抚

（四）诉讼程序

1．“狱”与“讼”

2．“五听”

3．“三刺”

4．秦律之“公室告”、“非公室告”

5．汉秋冬行刑制

6．南北朝时的死刑复奏制

7．唐“保辜”

8．唐刑讯

9．宋“翻异别勘”

10．明管辖

11．明“廷杖”

12．明“厂”、“卫”机构

（五）会审制度

1．唐代会审制度

2．明会审制度

（1）“九卿圆审”

（2）朝审

（3）大审

3．清九卿会审

4．清秋审、朝审

5．清热审

五、清末、民国时期的法律

（一）清末

1．清末变法修律的主要特点与主要影响

2．《钦定宪法大纲》

3．咨议局与资政院

4．《十九信条》

5．《大清现行刑律》

6．《大清新刑律》

7．关于司法机构的改革

8．领事裁判权

9．观审制度

10．会审公廨

（二）民国

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天坛宪草”

3．“袁记约法”

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宪法文件

5．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特点

六、外国法制史提纲

（一）罗马法

1．《十二表法》

2．法学家活动

3．《国法大全》

4．罗马法的渊源

5．罗马法的分类

6．罗马法的特色制度

7．罗马法的复兴

（二）英国法

1．普通法、衡平法与制定法

2．英国司法制度

（三）美国法

1．美国法的特点

2．美国的特色制度

（四）法国法

1．六法体系

2．人权宣言

3．法国宪法

（五）德国法

1．《萨克森法典》

2．《加洛林法典》

3．《德国民法典》

（六）日本法

1．日本法的特点

2．明治宪法

3．和平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