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信力现状

❶ 如何认识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

所谓司法公信力，依笔者的理解是指，广大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所给予的信赖程度。所谓司法权威，是指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在广大公众心目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及绝对执行的效力。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二者之间，司法公信力是前因，司法权威是后果，两者互相联系、相辅相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司法公信力若是很高，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则是社会秩序井然，广大公众普遍地崇尚法律、敬仰法律；一旦出现纠纷和争端，大家便想到的是依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而作为司法官员，在广大公众的心目中那就是公平和正义的象征，就是会说话的法律，其司法权威之高不言而喻。从目前我国的司法现状来看，司法公信力较低，司法权威较差。主要表现在：案件服判息诉的比例不高，往往形成“官了民不了、案了事不了”的局面，涉法信访、上访事件年年不断激增；在普通老百姓甚至于党委、政府领导的心目中，司法官员与行政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当事人哄闹法庭，威胁、殴打、辱骂司法工作人员，阻挠执行、抗拒执行的现象时常发生；新闻媒体及社会舆论对司法案件的办理过程及裁判结果随意地品头论足，评论是非，否定其效力；在各地方开展的评满意（或不满意）单位时，司法部门很难跻身于满意单位的行列之中……探究我国目前司法现状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与我们国家的民主法制进程有着重大的关系。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人治历史的国家，行政权力长期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现象比比皆是，故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敬重大官更甚于敬重法制。人们有了冤屈，习惯地寄希望于大官为自己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而不是诉诸于法律来解决。其次，司法公信力较低的这一现状还与我们国家的司法水平普遍偏低有着必然的联系。司法水平的高低情况又取决于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如何。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司法队伍整体素质不容乐观。在业务素质方面，虽然十多年来司法工作人员基本普及了大专、本科文凭，着力于提升其法律素质，但他们的实际司法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值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在职业道德素养方面，司法部门对队伍的管理和监督虽不断地在加强，但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不少的司法工作人员仍然存在着不注重职业道德，工作作风差，司法行为不廉洁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司法水平的正常发挥。再者，有关我国司法领域运行方式的一些改革举措脱离了现实的司法环境，单纯追求法律效果，无视社会效果，导致司法裁判结果与广大民众奉行的道德评判结果相去甚远，导致广大民众对司法裁判结果不认同、不满意，这也是当前司法公信力较低的原因之一。最后，司法管理体制亦决定着司法部门的公信力大小。当前，我国司法部门的人、财、物权均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这种管理体制决定了司法权不能独立、正常地行使，司法裁判往往要奉行地方党委、政府的旨意，地方保护主义客观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严重地影响到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在充分认识到上述影响司法公信力及司法权威的因素之后，对症下药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历史因素、管理体制等不是轻易随便就能改变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且必须做的是从力所能及的地方抓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做起。依笔者的浅见，要提高司法公信力、加强司法权威，必须从司法职能的定位、司法运行方式、司法审判效果、法官队伍建设和司法外部环境等五个方面入手，才能取得实效。一、正确认识和了解当前的司法工作职能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期，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凸现期。各种利益之争、矛盾纠纷层出不穷。这些矛盾纠纷能否及时化解，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问题。因此，客观社会现实对司法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司法工作的主要职能就是化解社会矛盾、平息纷争，充分运用法律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司法方面的努力。每位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将“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作为自己办理每一个案件的终极目标。也只有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司法，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推进法治，而不是成为涉诉信访的对象。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所言“人民法院只有在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解决社会矛盾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才能进一步树立起来。”二、结合我国的国情，注重司法运行的方式司法运行的方式是指司法部门的工作程序、工作方式及工作手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司法运行方式充分体现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司法理念（或者说指导方针），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国家在司法领域方面的国情。符合国情的司法运行方式，能充分发挥其司法职能，从而实现司法的最终目的。相反，违背国情的司法运行方式则会阻碍司法工作应有职能的发挥，难以建立起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其司法行为是不受广大公众欢迎和认同的。目前，我国的国情是，公民的维权意识逐渐在增强，大量的矛盾纠纷涌至司法机关寻求解决，而公民的法律知识普遍欠缺、对司法的运行程序知之甚少，诉讼技能普遍较差。因此，我们的司法运行方式必须结合这一国情，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从而建立起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树立起司法权威。“司法为民”就是我们应有的司法理念。这一司法理念是我们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宗旨，它必须贯穿于司法工作的始终。如何实践这一司法理念？笔者认为，一要保障民众的司法知情权。即司法活动的全过程要向社会全面公开，譬如：对当事人进行热心、负责地诉讼指导；有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要认真、悉数地告知；司法过程中要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语言；裁判文书要充分地论证说理；对民众广泛关注的案件信息适时对外公布等等。二要保障民众的司法参与权。即司法活动要尊重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落实人民陪审制度，同时要依靠工会、妇联、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来参与解决纠纷，不能独立特行、单打独斗。三要保障民众对司法的监督权。司法工作应广泛地收集社情民意，主动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司法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畅通当事人的信访申诉渠道。四要树立和谐司法的观念。在司法活动中和裁判结果上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司法救助体系，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施必要的司法救助措施；适时开展巡回审理，就地办案等便民司法工作方式；增强司法的亲和力，注重运用调解方式开展司法工作。总而言之，司法运行的方式必须贴近民众、服务民众，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民众对司法工作满意，才能谈得上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问题。三、努力实现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司法效果是单纯从法制角度来看的效果。一个案件的裁判既严格遵循了程序法的规定，又准确运用了实体法的条款，那就是最佳司法效果。而社会效果则是从司法裁判的结果是否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一致来看的效果。一个案件的处理达到了定纷止争、让党委、政府满意，得到民众认同的目的，那就算取得了最佳的社会效果。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单纯追求法制意义上的司法效果，不注重社会效果，则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司法，纯理想主义的司法，人民群众不会感到满意、不会认同其司法效果。因此，司法工作必须尊重民意、善待民意、吸收民意，准确把握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最佳结合点，才能实现司法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当然，要做到这个“统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法官不断增强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调解技能和裁判艺术，让案件的裁判结果更加贴近民众、贴近社会。四、提高法官业务素质，狠抓队伍建设不放松法官是司法工作的主导者，是联系民众的桥梁和纽带。因此，要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提高法官的素质是关键。一名法官，若是讲不清道理，释不明法律，写不出有质量的裁判文书，这样的法官在民众的心目中肯定是没有公信力的，亦谈不上司法权威。因此，加强培养法官的业务素质是第一要务。一名法官，若是对当事人的正当诉求采取“生冷横推”的态度，漠视甚至压制当事人应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样的法官同样是建立不起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因此，第二要树立法官的亲民、护民形象，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一名法官，若是与一方当事人亲、对另一方当事人疏，或者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吃请和财物，这样的法官同样在民众的心目中是没有公信力的，亦谈不上司法权威。因此，还要不断地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素养，努力维护法官的清廉形象。唯有如此，法官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党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提出的全方位的司法需求，进一步发挥好职能作用。五、努力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助长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一个地方，党委、政府及权力机关对司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程度如何，对建立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司法工作不能仅注重独立行使司法权，还应适当地延伸司法职能，做出卓有成效的服务保障工作，才能赢得党委、政府的高度认可，在建立司法公信力方面得到他们强有力地帮助。同时，还要适时开展对广大民众的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活动，让他们学法、懂法，进而相信司法，尊重司法和维护司法。此外，还必须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交流、沟通，正确把握住对司法工作的舆论导向，为建立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搭建有力的宣传平台。还要积极探索与律师之间交流、沟通的方式和机制，共同努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树立和维护良好的司法形象，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❷ 新形势下基层人民法院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

从大众角度而言，社会大众越信任或尊重，司法公信力越高，司法公信是司法的生命力，是人民法院立院之本。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是法院全面实现司法、执法为民宗旨的重要举措，法院加强对提升司法公信力对策的调查与研究，是法院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当前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不足的现状分析
导致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原因，既包括涉案因素也包括案外因素，现象不仅存在于涉诉当事人中，也存在于普通大众之中。但总体来说，大致呈如下态势：
（一）漠视法律，偏信私立。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要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当纠纷摆在面前，一些人并未选择法律途径，而是对私立救济情有独钟。如在我们基层乡镇地区，农民间出现纠纷，往往请当地有声望的人出面说理化解，这还是有些许合理之处，有些村民之间闹点小矛盾，一喊嗓子家族里少则上十多则几十个亲戚齐上阵互相叫板，实力弱、人丁少的一方也就服软息事了。更有甚者，部分群众面对纠纷，竟想到的是非法组织，找来些痞霸势力，由他们去讨所谓的说法公道，小则威逼恐吓，大则动粗施暴。为什么一些群众面对纠纷，面对侵害，没有想到来法院定纷止争，用法律维护正当权益呢？这表现出的是他们对司法的不信任，是司法公信力不足的体现。
（二）不打证据打关系。不少涉案当事人认为要打赢官司，最重要的因素是拥有社会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在诉讼过程中，不少当事人表示想过找关系影响法官判决，认为自己不找别人也会找，有些当事人甚至懊恼自己没能力，苦于自己找不到关系。这些当事人认为案子一旦进入诉讼阶段，就得想办法和办案法官拉近关系，否则证据再硬也可能会因对方当事人有关系而输了官司。所以他们不走正常诉讼流程、不走正常举证说理，而是想办法请客送礼、人情打点的私下接触法官，就连处于有利诉讼地位的一方当事人也免不了乘关系、忙人情，希望如此这样就能使自己胜算更大，这一情况可不仅仅只说明当事人法治理念缺乏和淡薄，更体现了如今的法院、法官在群众中的司法公信力的薄弱。
（三）裁判结果难买账。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案件宣判后，为什么会出现败诉方上诉甚至双方当事人均上诉的局面，而上诉法院却均支持一审法院原审判决呢？出现此现象的原因除了在于当事人法律水平不高外，关键还在于法官办案程序不合规范导致虽然实体公正但当事人仍感觉没受到合理对待，认为裁判不公。另外还有一些法官制作的裁判文书说理性不强，对当事人又没有进行详细的判后释明、答疑解惑，导致当事人难以信服，一审裁判的公信力不高。
（四）执行不力，判决如空门。毋庸置疑困扰法院日常工作和影响法院司法公信力的一大矛盾便是执行难。案件审判结果为胜诉但执行不到位，执行案件的执结率不高。执行难除了有法院自身内部因素以及被执行人确有特殊情况无法履行外，被执行人对裁判文书不信服、对裁判结果不认同也是拒绝配合执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执行法官普遍表示经常或偶尔受到当事人的人身攻击或人身安全威胁，不少法院统计工作一年内就遭受过几起暴力抗法事件，有的当事人暴打执行法官、损坏法院执行公务车辆、有的当事人拿砍刀威胁法官等等，这样的威胁甚至暴力抗拒执行，说明了生效的裁判结果存在着严重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
（五）信访不信法，非正常上访现象严重。涉法上访案件的日益增多，是影响司法环境的一大重要因素。很多法官认为人们群众无理上访、信访不信法，使法院面临着巨大的维稳压力。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大司法机关，为何上访案件数法院最多？为什么有些案件被四级法院驳回后，当事人仍旧选择上访？为什么还会有一个案件连续上访、多年上访不断的现象出现？无疑就是当事人对裁判不服、对司法不满的强烈体现。
（六）媒体炒作，司法形象一落千丈。以民谣的形式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评说，是古今以来老百姓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些年来，社会上遍地流传着嘲讽人民法院或法官的各种民谣，如老百姓不满法官办案效率低、裁判不公及服务意识差时说的“饿死莫做鬼，气死莫告状”，如老百姓不满打官司难、司法腐败及司法不公正时说的“官司一进门，两边都托人”、“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同时大众媒体不断报道一些法官办案执法违法行为的新闻和发布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的镜头画面使人民法院和法官的司法形象大打折扣。这些流传广泛的民谣和网络媒体鲜活的报道，其部分内容有时有夸大渲染的成分，或者说即便内容真实也不能说明这就是法院系统普遍存在的现象，但至少表明了社会大众及媒体对司法不信任的心态，极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建设。
二、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决定性因素
根据近年来司法工作的具体实践相分析，笔者认为目前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有很多，即有法院内部自身建设滞后的因素，也有法院外部司法环境弱化的因素，决定性因素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院内部自身建设滞后的因素
1.部分法官专业素质偏低。司法公信力高低与法官的总体素质密切相关。基层法院不仅法官数量与工作量相差甚远，而且自身素质也难适应当前审判工作的需要。大多基层人民法院，有编制人员少，而具有法官资格，能够独立审理案件的更少，除去领导和从事综合业务工作的之外，一线办案人员平均每年承办各类案件（包括执行案件）多达2000多件，人均100件左右，除去周末、法定节假日及其他请假休假等，平均2天就要审结1件案件，这样浩大的工作量，有瑕疵也是不可避免的。从法院队伍情况来看，基层人民法院的大学全日制本科法学专业不足十分之一，且多数为军转和招干，虽然经过多次的法官培训和多年法院工作经验，但不可否认的说存在专业基础薄弱、专业技能低下等法学理论和实践不强的问题，影响着司法公信力的建设。
2.司法腐败行为屡禁不止。全国各级法院年年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活动，成效是有的，但司法腐败之风依然存在。极个别的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金钱案，吃、拿、卡、要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导致枉法裁判、裁判不公，当事人对裁判结果难以信服。更有些法官不惜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存在于普通干警中，有些领导干部也难过“钱”关。虽说现象是个别的、情况是少数的，但不得不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成千上万普通群众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的腐败，腐败在老百姓心里落了根，老百姓心里有了疑，这样还如何让老百姓心悦诚服的说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更是从何谈起。
3.司法程序公正有待提高。在进行诉讼活动中，部分法官的注意力往往局限于实体上的公正，而对于程序法上的不公正现象则比较宽容，可实际上，程序公正是实现实质正义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保证老百姓的基本人权，更有助于形成老百姓对司法公信力的普遍认同和信任。而实践中，个别法官存在歧视当事人、不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审判活动中行为随意、偏袒失公；个别合议庭合而不议、议而不合，审判委员会案件评议形如虚设；个别法官缺乏时间观、质效观，案件不到审限坚决不办，甚至非正常超审限办案的现象也屡有发生；个别法官裁判后不对当事人答疑解惑，不进行判后释明等等。这样的程序不公是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一种剥夺，要知道没有程序上的公正，实体公正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即使结果公正，也体现不出来，也会受到质疑，也将会极大的损害司法公信力。
（二）法院外部司法环境弱化的因素
1.个别群众法治观念淡薄。可以说，我国有着几千年璀璨的历史文化，但法律文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普及，老观念“自古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无不影响着人们对司法的偏见。社会大众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普法教育断断续续未见深入，终究改变不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质疑司法的大局面。缺失的法律文化，导致群众往往以粗浅的、感性的认识来判断法律，对法律所遵循的强制性、规则化的程序感到十分排斥和不解。一旦出现败诉后果便怀疑是否司法腐败，便迁怒存在司法不公，轻者申诉上诉、重者恶意上访、甚至暴力抗法。不可否认，法治观念淡薄必然影响着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2.司法宣传普及工作滞后。近年来我国已经进入电子化、科技化、信息化高速发展时期，法院宣传工作明显加强，但仅仅局限于对法院文化的宣传、对案件报道的宣传、对干警形象的宣传，而对于司法改革的推进宣传、对于诉讼程序的规范宣传、对于具体法律法规的宣传明显滞后，公众对法院改革措施缺乏认识、对法官办案流程无法了解，都会影响法院、法官具体工作实践，都会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建设。比如我院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就出现因为当事人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进行举证，而导致自己在诉讼中败诉。后来我们对其进行案件回访时，当事人竟说根本不知道什么举证责任和举证期限，该司法解释更是看都没看过，觉得自己着了法律的道，被法律坑了。老百姓旧有思想就是觉得只要自己有理就该赢官司，这样的传统思想导致自己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却不会让他们理解法院、法官现有办案模式，不会让他们信任司法。因此加强司法宣传，尤其是法律规范的宣传极为必要。
3.司法体制自身有待改革。司法体制弱化往往造就不了良好的司法环境，而目前司法体制自身弱化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司法模式行政化。据统计，全市有39%的法官认为法院管理行政化，上级对下级法院，院长、庭长等对法官干涉过多，有31%的法官认为监督多头，个案监督、事中监督、以监督名义干预司法现象严重。浓重的行政色彩，不仅使办案法官具体办案还要接受层层审批，无法自主办案，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现象突出，还使得下级法院就具体案件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发布指示、命令，无视审级制度，二审终审无法实现。二是司法权力地方化。据统计，全市有81%的法官认为人事、财权受制于党委政府，无法超脱地方利益最为影响司法环境。人员配置，经费拨款受制于党委政府，必然使司法依附于行政，导致司法也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着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三是司法活动功利化。司法活动功利化，经费得不到保障，导致上门揽案等现象的出现严重破坏了司法环境。可以说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经费不足严重制约了法院正常工作的发展，而凭借司法权从事创收活动是一些基层贫困法院缓解自身经费压力的普遍做法，受案不受案以有无利益可图为标准，想方设法去揽诉讼标的大的案件，可司法权运行一旦走上了以利益为驱动的轨道，哪还有司法公信力可言。
三、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目前，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尤其是各级法院、法官的高度重视，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更是作为人民法院的立院之本、法官的立身之根需要我们深思的发展问题。不可否认，司法公信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内部法院自身建设与外部司法环境建设相统一、相结合，共同完善以提升司法公信力。
（一）法院自身建设
1.提高专业技能，提升业务能力。大多数法院均面临着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的问题，但这不是法官办“瑕疵案”的借口，也不是仅仅依靠法官增编增量能有效缓解的，关键还在于提高法官专业技能，提升法官业务能力。成就专业化、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外部需要完善法官法、深化法官选任、培训、考核等方面的改革以及创新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模式，内部需要不断提高办案人员的法律理论素养与实践水平，法院要采取多种形式、丰富多样的方法对法官进行培训教育、组织统一的学习研讨会，及时学习、重点领会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定期开设达标考试，检验学习成果。法官自身要努力培养学习积极性、自觉性，将专研业务、提高技能做为日常工作生活的重心，使自己真正做到司法公平、司法正义。
2.多措并举，杜绝司法腐败。第一，狠抓廉政教育。廉政思想的培育本就是一个不间断的持之以恒的过程，要想确保司法队伍的纯洁性，就必须长期巩固对法官的廉政思想教育，使之树立牢固的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理念不动摇，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腐朽思想，同一切破坏司法公正的行为做斗争，维护司法公信力。第二，健全监督机制。杜绝司法腐败，就要把司法不正之风扼杀在摇篮之中。加强对法官，特别是重要业务部门法官及领导干部的监督，尤其是对上班八小时之外时间的监督尤为重要。接受社会监督，开设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让群众雪亮的眼睛为廉政司法保驾护航。不定期进行案件抽查、案件回访，使全院沉浸在廉政工作的氛围之中，给自律性差、控制力弱的法官打好预防针。第三，落实严肃查办。一旦发现法官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造成裁判不公、冤假错案的，依照相关规定，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予以追究，该辞退的予以辞退，该取消评先的予以取消，该扣发奖级的予以扣发，坚决做到严办理、肃风气。
3.落实程序公正，提高司法效益。程序公正是案件实质公正的基础，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法官一定要对案件、对案件当事人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保证案件从立案到执行均能经得起程序公正的检验。在立案阶段，笔者认为将案件的程序性事务如诉讼流程释明等工作交由立案庭行使，从而将审判实体与诉讼程序相分离，不给具体办案法官过早评判案件，出现裁判不公等类似情况出现的机会，同时也使老百姓详细了解诉讼模式及诉讼注意事项，便于老百姓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在诉讼阶段，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当事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诉讼手段，我国的诉讼法均规定了当事人享有的特定诉讼权利，而办案法官要做的就是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正确行使，对当事人提出的合法、合理诉求或意愿悉心倾听、耐心解答、化解纠纷。在裁判阶段，裁判文书要正确引用法律及法条，明之以法、寓教于判。文书要具备说理性，使老百姓能读懂、读通裁判结果，法官要积极履行判后释明权，针对老百姓的提问要耐心细致的解答，做好判后疏导工作。在执行阶段，执行法官要注重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注意执法的方式方法，在保护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同时积极化解双方矛盾，讲法律，重民情，加大调解力度，力争使当事人自觉主动配合执法。不可否认，当法官心系于民、司法为民时，法官与群众也就一家亲了，矛盾化解了、纠纷没有了、群众满意了、司法公信力也就提升了。
（二）司法环境建设
1.加强法律意识建设。法律宣传教育工作的滞后，极大地影响了全社会法治建设进程，同时也影响着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攻克法律意识淡薄的难关，需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加强普法教育。各地政法委应不定期组织公、检、法、司联合政府、人大、纪委等相关涉法单位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和司法清理活动，使老百姓作为主人翁地位参与司法活动，提升百姓对司法的信任感，培养百姓的法律意识，增加对法律的学习积极性，重树司法权威。其次，强化法律宣传。法律宣传深入人心，老百姓的诉讼意识与权力意识也将在潜移默化中被唤醒，当全民的法律意识提升了，司法利用率也就提高了，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也就提升了。如我院的具体做法大致有在诉讼活动的每一阶段，不失时机地向当事人宣传法律；积极邀请普通群众旁听案件审理过程、参观法官工作模式、观看法院、法官自身建设宣传片；普法册、普法宣传片、法务室、说理室、法官定点联众、联合大众媒体宣传法院、法官形象等做法使司法走近群众，让群众接受司法。最后，坚持不懈莫动摇。法院和法官要清醒的意识到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法律意识的增强都是一个长期的、打持久战的过程，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老百姓迷信权利、忽视权利、轻诉厌诉、误解司法的心态，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纠正的，尊重法律、树立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坚持不懈的开展全面法律意识建设活动才能得以实现。
2.落实司法改革，坚持司法独立。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独立是关键。落实司法体制改革，杜绝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功利化是关键。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立法权、行政权的干预，司法权的行使过程完全自主独立，不受外界因素、外部权利干扰才是司法公平正义的前提保证。严格按照十六大报告，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晰、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办案法官依法独立、公平公正的行使审判权。具体实践中，司法带有的行政化、地方化、功利化色彩将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相混淆，扼杀了司法原本的独立品格，也使法院、法官丧失了令当事人和社会大众信服的司法权威和正义之感。因此必须革除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功利化倾向，还原司法独立本色。在具体做法上，笔者认为除了高标准要求办案法官做到程序公正外，强化审判独立与改革司法体制才是王道。通过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想适应的司法制度，以司法体制独立制，司法财政单位单立制为原则，从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管理模式、财政体制等方面进行完善革新，保证法院客观、中立地位，保证法官独立、中立、公正行使司法权，改革现行法官制度，从法官录用、任职、调任、惩戒等方面进行制度改革，保证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高度纯洁性。
我国司法公信力建设起步较晚，对司法公信力的调查研究也相对粗浅落后，但提升司法公信力是一个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是需要全社会长期的、坚持不懈去奋斗的事业。相信通过所有法律人与社会公众的共同维护与努力探求，提升司法公信力这一难题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我们所攻破。（作者单位：江西省万安县人民法院）

❸ 司法公开度不够是司法公信力低下的重要原因是什么

司法公开度不够是司法公信力低下的重要原因是：
司法公开制度有利于实现公 民的司法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使其认识到司法的真实情况,体验到司法公正的客观实际,从而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
中国的司法公开制度建立于清末法制改 革以后,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制度继续被使用,改革开放以后它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推进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主要途径是,要进一 步更新理念、借鉴世界法制文明的成果、创新制度设计和采取新措施、缩小各法院之间的差距。
可以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中国能在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方面走出 更为坚实的一步,也会因此而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

❹ 司法公信力是怎样生成的

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 ——菲力普斯（美）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英国法谚 论文提要：援引法律条文所作判决，在法律人眼中是公正的，但不一定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往往不能使公正被民众感知，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却往往被民众认为是公平、公正。司法作为社会矛盾的调节器，妥善化解争议和纠纷，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尊重，是生成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司法公信力的生成过程，实质上也是司法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过程。司法机关一般不直接使用强制手段迫使民众服从，而是以公平、公正使人们自愿信任和服从。司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纠纷的解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司法人员树立公平、公正、执法为民、服务大局等现代司法理念，努力摒除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的习惯做法和制度，使司法行为符合司法客观规律，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中心环节。法官的判决不能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 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问题，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正义与和谐的结合点。 关键词：司法公信 内涵 民间法 生成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化的进程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问题和纠纷层出不穷，在坚守正义和维护和谐的两难处境中，人们常把目光投向司法机关，寻求司法机关的权威说法。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司法机关能否维护公平正义仍持怀疑，司法公信力在人们“欲说还休”的法律意识下，依然面临着挑战。一、依照法律所作出的裁判因何并不都能得不到普通民众的认可——揭开司法公信力的面纱 （一）发生湘西南地区的两习俗案折射出机械的规则之治并不能生成司法公信 由于法律并没有广泛地被信仰，法律人和普通人对法律的认识与看法存有巨大的差距，在平常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就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则条文所作出的裁判,也并不都能得不到普通民众的认可，法律人认为的公平正义，在普通人的眼里有时就蜕变为司法不公。法院在适用法律时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法与情、情与理等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困惑。以下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湘西南的某县，谢某家的耕牛走进了肖某家的礼堂，按当地的习俗，牛进礼堂会给堂屋的主人带来晦气，肖某为除晦气多次请求谢某“谢地扫堂”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谢某赔礼道歉并承担“谢地扫堂”的费用。法院认为牛进礼堂并没有给肖某造成实际上的损害，请道士作法“谢地扫堂”是封建迷信，法院不宜支持，故驳回了肖某的诉讼请求。肖某认为牛进礼堂会带来一生的晦气，“谢地扫堂”是天经地义的，法院是黑暗的，靠不住的。当地村民也认为法院没有公正处理，支持肖某私力救济，于是肖某就与本村几个村民去向谢某讨还公道，在理论的过程中发生打斗，致谢某轻伤，法院依法追究了肖某的刑事责任，判处肖某有期徒刑六个月。肖某认为自己比窦娥还冤，出狱后不断找法院寻事、不断地上访，此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很多村民对法院的判决感到困惑。因为在乡亲们看来的, “谢地扫堂”是天经地义的。另一个案例是发生在湘西南的某瑶族乡，刘某的女儿英年早逝，出殡时，好事的尹某“烧烟包火”，按当地的习俗，“烧烟包火”会使亡灵找不到回家的路，是对死者的不尊重，刘某找到尹某，要求尹某向他赔礼道歉，并赔偿他一定的精神损失，两人协商不成，在许多村民的陪同下来到法院，要求法官处理。因两当事人都没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官只对次纠纷进行调解，法官认为“烧烟包火”是一种习俗，因当地人都信仰，“烧烟包火”会给死者的亲属造成精神上的伤害，尹某明知“烧烟包火”习俗因好事还故意烧，是对死者的亲属的侵权，故尹某应向刘某赔礼道歉，至于精神损失，刘某与尹某都是本村人，适当表示下就行。跟随刘某、尹某来的许多村民都拍手叫好，认为法官这样处理公道。尹某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刘某赔礼道歉，两人重归于好。 上述两个案例都涉及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所不同的是,案例一中法官严格依据国家法的规定,从国家制定法层面来看,无疑是一个公正的判决;然而,很多村民对法院的判决却难以接受,认为“谢地扫堂”是天经地义的。显而易见,该判决并未获得公众的认可,并不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判决。反观案例二 ，法官从“习俗被信仰，违背习俗会给当事人造成一定伤害”逻辑出发,认为尹某违反习俗会给刘某造成精神上伤害，建议尹某向刘某赔礼道歉，该司法行为村民都认为公道，具有公信力。为什么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判决,却没有公信力,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而没有国家法律规定，依从民间法逻辑作出的司法行为,反而具有有公信力?司法公信力究竟为何物，直教法官如何相许？ （二）司法公信力之内涵在于信仰 什么是司法公信力？国家出现后，司法作为定纷止争、除暴安良的手段，也是人们在对追求的东西依个体行为能力难以实现时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司法公信力来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司法权面对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责任、民主、人道、效率、公平、正义的信任力。（1）是指司法人员以司法执法活动为媒介向人们提供正义、公平的司法行为，在人们心中自发形成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力。 传统理论从司法权力和司法机关的角度研究，认为司法公信力是能够引起普遍服从和尊重的一种公共性力量，是司法权力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誉与相互评价，表现为司法权应具有的获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能力。（2）也有学者认知论的视角出发，主张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行为的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尽管理论界对司法公信力的界定众说纷纭，但都认为司法公信力是一种信仰。司法公信力的内涵是信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信仰。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态度，指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处理某些社会纠纷的制度设计和结果的态度。它主要表现为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享有处置某些社会纠纷的权力正当性的是否认可，与对司法机关处断某些社会纠纷的结果的是否尊重与服从。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们都主张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的信任和尊重，是社会公众实现理性社会认知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社会公众对处理个案的司法机关或裁判人员的怀疑比较普遍，但社会公众对司法权本身还是信任、尊重和期待。第二、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尊重。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态度体现在对司法机关处断社会矛盾、平息社会纠纷的职能以及司法权力实现过程或结果的是否尊重与信任。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尊重，是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促动力，是社会公众对法律裁决的普遍服从。第三、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态度是对法官运用法律知识定分止争得专业素养以及维护公正廉洁的道德水准的评价。（3）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在于社会公众经法院调解或裁判的案件，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化解矛盾。司法公信力是法律的灵魂所在，“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正如卢梭所形容的，“最重要的法律，不是铭刻在大理石或是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众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4）二、民间法能否远离纠纷解决的场域——对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反思 （一）法律的局限性致使国家法不能独领江湖 如何处理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如何处理循法与变法的问题一直是东西方法学中一个永恒的课题。（5）的确，如果法律朝令夕改，即使法律再公正，条文再细密完全，机构再健全，执法人员素质再高，也无法实现法律应有的治理社会的效果；法律经常变化，人们往往无所适从。但社会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法律的稳定性又难以应对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法官进行裁判的依据是法律，裁判的过程与质量与法律自身的质量休戚相关。在成文法国度，法官没有权力依据判例修正和弥补法的缺陷，不得不援引现有的法律规范是通过演绎推理得出裁判结论，作为演绎推理的三段论的大前提的法律规范，其具体内容是由法律预先确定的，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问题必然将通过裁判结果表现出来。国家制定法的滞后性、不灵活性等固有弊端会导致依据古板的或者不适时的法律规定作出的裁判难以说服民众，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法律规定的不具体或者缺失，不同法律规定之间不相和谐、相冲突，法律的变动过于频繁，都会导致司法过程中无法可依或有法不敢依。法官对法律的选择不同而使得同样的案件在同一法院的判决结果迥异，法律规定与社会普遍伦理相冲突的问题，依法裁判的结果辜负了民众以人之常情与普遍的伦理对司法所寄的厚望，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影响司法公信力。如何处理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如何处理循法与变法的问题，就要求在纠纷解决的场域，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成文法。“在中国社会转型时的法制建设中，从总体上看，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必须尽力沟通、理解，在此基础上相互妥协、合作，这样可以避免更大的伤害，获得更大的收益；而不能按照一种思辨的理想型法制模式（无论是强调国家制定法还是强调民间法的模式）来构建当代中国的法制。”（6）法律的本身也存在需要民众认知的问题，国家制定的法律在与民众认同的习俗发生冲突时，结果往往会是两败俱伤：民众认同的习俗在强势的法律面前落败，但是国家成文法的暂时的胜利却往往需要付出司法的公信力为代价，国家法的本身局限性与缺陷也是造成司法公信力力缺失的重要客观原因。（二）民间法还不能远离纠纷解决的场域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国家法的期望值还不能一下子拔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国家法来解决纠纷场域的所有问题。民间法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价值和生存的时间、空间基础，在法律还不健全、不完善的初级阶段，允许代表或满足了一定区域、一定人员的法律需求的民间法与国家法一起发挥作用是应当的。习惯、民俗是人们以往经验的总结、是乡土社会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获得、乡土社会认为是符合公平正义观念的规则系统。适用被乡土民众公认的有效的民间法处理发生在乡土社会的纠纷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的、应当的。其实，代表普遍民众意志的国家法与代表部分民众意志的以习惯、民俗为表现形式的民间法并非是格格不入，“国家法与民间法，实乃互动之存在。互动者，国家法借民间法而落其根、坐其实；民间法藉国家法而显其华、壮其声。不仅如此，两者作为各自自治的事物，自表面看，分理社会秩序之某一方面；但深究其实质，则共筑人间安全之坚固堤坝。即两者之共同旨趣，在构织人类交往行动之秩序。自古迄今，国家法虽为江山社稷安全之必备，然民间法亦为人类交往秩序所必须。故人间秩序者，国家法与民间法相须而成也。”（7）国家法虽然是国家法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却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法律，“无论其作用多么重要，它们只能是整个法律秩序的一个部分，在国家法之外、之下，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法律，它们不但填补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当然，也正因为其非官方性，这部分法律往往与国家法不尽一致，乃至互相牴牾，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一个社会法律秩序真实和重要的一部分。”（8）适用民间法处理乡土社会的纠纷也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在我国一些落后的乡土农村普遍沿袭、保存、使用着大量的以习惯、习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间法。乡土民众对国家法不甚了解，而对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人人信守的习惯、村规民约却奉为经典，习惯、习俗等民间法已扎根在乡土民众的心中，乡土民众对民间法的信仰大大超过了对国家法的呼唤，事实上，在乡土社会纠纷解决的场域，国家法往往还处于边缘化地位，人们接受、应用法律的能力、频率都比民间法低。因而发生在湘西南地区的牛如堂屋案，法官依国家法公正地判决并不能生成公信力，也并不能妥善地解决两当事人的纠纷，可见，国家法推进和宣传还不能完全消除和抛弃人们心目中认可的习惯，民间法仍有自己存在的土壤和根基，我们还不能以法律人的眼光去指责和讥讽“扫堂去晦”的荒唐。对民间法，厮守还是放弃，我们法律人并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乡土民众，在乡土民众还未能作出正确择决之时，在国家法还未能吹绿乡土社会之际，民间法不能远离纠纷解决的场域，重视公认的民间做法，允许乡土社会认可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双管齐下是很正常和应当的。 三、司法公信力如何生成——追问司法方式的转换 司法作为社会矛盾的调节器，妥善化解争议和纠纷，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尊重，是生成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司法公信力的生成过程，实质上也是司法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过程。司法机关一般不直接使用强制手段迫使民众服从，而是以公平、公正使人们自愿信任和服从。司法人员树立公平、公正、执法为民、服务大局等现代司法理念，努力摒除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的习惯做法和制度，使司法行为符合司法客观规律，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中心环节。 (一)探求法的精神，司法应由“按图索骥”向“背水列阵”转换。 “牛入堂屋”案是司法遭遇民众质疑，法官的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与其说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还不如说是法官司法能力欠缺所导致。随着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脚步加快，法官的学历层次、文化知识有所提高，但是法官对社情民意的把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断章取义地理解司法中立、程序正义、独立审判等司法理念，机械司法、消极执法、就案办案，“按图索骥”司法方式致使司法常遭遇尴尬，法官机械地照搬法律条文，片面追求审判的程式和技巧，忽视纠纷的实质解决，难以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难以在司法的过程中生成公信力。司法人员要全面地审视法律、要探求法的精神、要洞悉法律之中隐藏的民意，勿断章取义，勿教条地、，勿古板地适用法律。法律适用犹如兵法适用，蜀之马谡僵化地适用“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兵法规定而痛失街亭，楚汉之争中，韩信不顾“背水列阵”的禁忌，灵活地适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要义而取得了背水一战的全胜。法官学会探求法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提高正确地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正确地处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的能力，提高正确地处理“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矛盾的能力。探求法的精神，司法由“按图索骥”向“背水列阵”转换，能避免法律固有的局限性在司法过程的体现，能使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能促进司法公信力的生成。 （二）力求纠纷化解，司法应由“规则主义”向“利益衡量”转换 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纠纷的解决，案结事了人和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条件。 “牛入堂屋”案，忽视纠纷的实质解决，法官机械地照搬法律条文，致使案结事不了，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烧烟包火”案，从纠纷解决出发，疏导当事人进行利益衡量，取得好的社会效果，有利于公信力的生成。利益衡量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源起于利益法学派的兴起，是20世纪60年代对概念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是对规则主义的修正，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法学方法。该理论主张民事法律审判应当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作比较与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些方面的利益应当受保护的判断，然后再从法律规定中寻找依据，以便使结论正当化或合理化。（9）在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中，立足于利益衡量，坚持双方利益最大化原则，恰如其分地进行诉讼调解，可最大限度的化解了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力求纠纷化解，司法由“规则主义”向“利益衡量”转换，能避免依规则机械司法诱发新的纠纷发生，能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对司法公信力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 （三）细探案件真相，司法应由“以鞋找脚”向“以脚试鞋”转换 查明案件的真相，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如当事人亲身经历的事实不相矛盾，是生成司法公信力的基本条件。如果认定的事实如当事人亲身经历的事实相矛盾，要当事人从内心尊重和服从法院的判决那是不可能的事。法官审理案件首先是对证据进行分析、据以发现案件的基本情况，然后再进行法律分析，给事实定性，找到相对应得法律规范，据此得出结论。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是先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案由，由案由再去寻找法律规范，找到法律规范，再分析要适用该规范要具备哪些要件事实，然后根据证据去核实要件事实是否成立，这种以“以鞋找脚”的方法看起来能提高审判效率，但往往是管中视豹，未能准确地掌握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未能全面地掌握案件的真相。“牛入堂屋”案，法官先从“封建迷信法律不予支持”的大前提入手，然后再证实“扫堂去晦”是封建迷信，最后水到渠成得出“不予支持”的结论。这种“以鞋找脚”忽视了对“牛入堂屋”是否造成了损害的事实查明，也忽视了对牛主人疏于看管给他人造成精神上的损害是否要赔礼道歉的思考，故而遭民众质疑。“烧烟包火”案先从查明案件事实入手，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认定“烧烟包火”是对死者家属侵权法律事实，然后再找相对应得法律规范进行处理，得出“应赔礼道歉”结论。这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以脚试鞋”司法方式使公信力得以生成。 （四）服务于民，司法应由“消极应对”向“积极服务”转换 由于对“居中裁判”、“不告不理”的片面理解，许多法官认为法院的司法活动就是“消极应对”，对向当事人提供司法服务望而止步。“牛入堂屋”案，法官没有积极向当事人提供司法服务，没有像“烧烟包火”案的法官那样对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进行法律分析，也没有积极履行调解的服务去促使当事人和解，结果未能使公信力生成。现代司法服务是指以亲民、便民为手段公正、高效为准则，以法律适用效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在纠纷的解决的过程中，主要以当事人为对象，所实施的公开、便捷的服务活动。司法服务应当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地利用本地本土司法资源，为社会提供多途径、全方位服务活动。我国司法正处于由传统的礼治社会向现代的法治社会的转型时期。因此，社会对司法服务的需求观念不断增强，多层次、多样化的司法服务社会对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如何利用本土司法资源，建立符合一般公众需要的审判制度和全方位、灵活的司法服务机制，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其所需求的司法服务，是司法为民的关键所在，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条件。法院是社会的特殊服务场所，是集中展示司法文明，体现法治精神的开放性、服务性场域。虽然司法公正要求法官保持与当事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对方合理性怀疑，但决不意味着法官不要与当事人合理的接触，法官不能定位于不晓人情事理的裁判机器。相反，法官更应当亲近民众，体贴民情，洞悉社会的需要。司法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解决纠纷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唯服务于民、取信于民、知民情、体民意才能使司法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更好的保障，因此现代司法应当强化法院的社会服务功能。服务于民，司法由“消极应对”向“积极服务”转换，取信于民、施惠于民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条件。 四、公正应以何种形式被感知——寻求正义与和谐的结合点 司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纠纷的解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公平、公正地司法，体现人民对正义的基本需求的司法才能生成司法公信力，但公平、公正如何被人们感知,简单地援引法律条文判决，在法律人眼中是公正的，但不一定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往往不能使公正被民众感知，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却往往被民众认为是公平、公正。法官的判决不能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 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问题，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正义与和谐的结合点。 （一）尊重“意思自治”，完善法院调解机制，在协商中感知正义 法院调解是让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过程中自主协商，讨价还价，达成协议，法官仅作为中立的协调人，其职能是主持协调程序、进行合法性判断和审查，督促当事人执行和解和调解协议。通过调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来保障对利益冲突作出合理的判断和衡平，也是公平、正义让民众充分感知的重要方式。但近年来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如何构法院机制仍存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建立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分离机制。这种观点认为，采取调审结合模式容易影响结果的公正性。而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程序，采取调审分离制度，主要是鉴于我国法官队伍人数众多，素质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对法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将庭审法官与庭前法官分而设立，可让有限的高素质法官专门从事庭审程序中的审判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解脱出来，以真正实现民事案件利益衡量中的“精英裁判”。（10）另一观点认为，要建立法官主导和当事人协商相融合的调解机制。在坚持依法公正、居中、及时、自愿原则的前提下，要建立庭前、庭审、庭后调解衡平机制。也就是法官在案件立案后，案件庭审调查后至宣判前，庭审结束后的三个阶段，都应注重调解。这样既可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又可达到胜败皆服、案结事了的目的。（11）笔者认为 在基层法院的调解工作中，要坚持“三阶段，三原则”。 “三阶段”一是指送达阶段，充分了解当事人的诉求，伺机调解；二是庭前准备阶段，着力化解矛盾，促进当事人和解；三是指法庭辩论终结后，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以谋求当事人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与当事人共商调解方案，确保息诉解纷，案结事了。“三原则”一是指在明晰相关法律关系及诉讼风险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坚持调解自愿的原则；二是指立足于利益衡量，坚持双方利益最大化原则，站在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三是指注重明法析理，在宣扬国家法律的同时，注意引风俗习惯、传统道德、健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规劝教化，坚持说理依据多元化原则。（12）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对诉讼的风险向当事人耐心地向当事人释明，引导当事人进行利益判断与取舍，适时进行调解，有利于解开当事人之间的积怨，有利于化解矛盾与纠纷，有利于司法公信力的生成。 （二）建立合理化法律分析制度，在统筹兼顾中彰显正义 在美国司法审判中，法官经常从政策、目的及原则等实质性的角度来论证判决的合理性，维护法律制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这就是昂格尔所说的合理化法律分析。（13）中国传统司法主张 “法本原情”、 “衡情度理”，常根据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进行合理化法律分析。滋贺秀三所谓“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实际上不是一种感觉，而是指一个人在依据情理评估假想对手们之可能有的反证时所进行的思考，法官处理案件时，他会预先设想自己的每个判断对于各方情绪、心理的影响，必要时他会据此作出策略上的调整。（14）中国传统司法特别强调“法不阿贵”、“为民申冤”，并且把这样的价值理念作为一种法官品格的衡量标准；在对待贫民与富人的诉讼中，传统法官常进行合理化法律分析，坚持“与其屈贫民，宁可屈富民”。（15）在当前中国审判实践的过程中，要以“拿来主义”眼光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建立合理化法律分析制度，要结合反映当地普遍民意的乡风良俗、要结合反映人民的普遍意愿的政策和党的纲领，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论证裁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司法过程中良俗、政策方针、法律要三位一体，要以法律来彰显良俗、政策方针的合法性，要以良俗、政策方针来彰显法律的合理性。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 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问题，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从政策、目的及原则等实质性的角度来寻求正义与和谐的结合点。 （三）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用普通人的眼光捕捉正义 美国的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陪审团成员就代表着一般人的看法。美国的陪审团审理案件的特色是“什么都考虑在内”， 陪审团会考虑正义与非正义、法律之内的与法律之外的、控辩双方的状况甚至是“自然法”的因素。陪审团能够使法律规则保持机动灵活，它有权力可以修改、替换甚至避而不用规则，将“超国家的”或者说“非国家的”意识导入司法，以维护情理和公意、实现个案正义。（16）我国可借鉴美国陪审团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使在司法过程中能将社会公众的普遍价值观融入法官的考虑范围内，真正起到法律人与普通人思维互补的作用，使审判结果既考虑法理、法律又合乎情理、民意。这样以普通人的目光捕捉正义就容易让正义被普通人感知，这样就能够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信任度和接受度，这样就能促使司法公信力的生成。 五、结论 司法公信力来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司法权面对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责任、民主、人道、效率、公平、正义的信任力。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纠纷的解决，案结事了人和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条件。司法公信力的生成过程，实质上也是司法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过程。司法机关一般不直接使用强制手段迫使民众服从，而是以公平、公正使人们自愿信任和服从。司法人员树立公平、公正、执法为民、服务大局等现代司法理念，努力摒

❺ 如何认识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

司法公信力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树立司法公信力是为了增强人们对司法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对构建社会法律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权威是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规范的司法行为向当事人和全社会展示的一种威望、一种公信力。司法权威作为国家权威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公正高效的生成基础。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的必由之路。确保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事业发展的生命和灵魂。司法效率是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满意与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司法权威不是凭空而来的，甚至也不是外部力量给与的，最终还是要依靠公正、高效的司法活动来实现，靠廉洁、清正的法官队伍来保证。法律只有被公正、高效地适用，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自觉拥护和一体遵从，才能真正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厌讼、“青天情结”等非理性的社会心理客观存在，导致一方面人们对司法不信任，法院的社会公信力下降，民众失去司法信仰，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对司法不尊重，把精力和注意力转移到通过非司法程序解决冲突的途径上，甚至于把纯粹的法律问题也通过非司法途径来解决，司法权存在的必要性成了疑问，上访、闹事成了必然。一些案件刚起诉到法院，一方或双方诉讼当事人就开始信访，要求人大或者党政机关监督法院公正司法。公民中存在一些错误的观念亦损害了司法权威。打官司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在当前一些人的言谈举止中，存在着很多的错误观念：把本应自己承担的诉讼风险责任，推卸给司法机关；不懂得诉讼权利是一种“过时不候”的时效性权利；不懂得司法审判权是一种终局性权力；不懂得司法权力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权力。一些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其中个别代表和委员本身是案件当事人，在“两会”上反映具体案件，并要求法院的接待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也有个别身份是律师的代表和委员，将本人在代理诉讼中败诉的案件带到会上反映，公开批评法院办案不公。甚至一些人大代表更是把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提前介入以及所谓的“媒体审判”更是影响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判断。媒体对司法机关开展新闻批评，对司法机关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和工作缺陷提出批评，予以揭露，进而形成对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的名誉、人格进行攻击，甚至是恶意的或攻击性的对司法机关中违法违纪人员进行曝光，对庭审报道片面追求新闻效果，过分地介入并不加分析地详细报道案情，易误导社会舆论和公众看法出现偏差。
建设和谐诚信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对违背诚信行为进行及时和适当的制裁，使违背诚信所付出的代价要大于守信的成本，而建立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司法信用体系——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是建立和谐诚信社会的首要前提。当前，行政权干预司法、司法腐败、执行难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原本脆弱的司法诚信体系造成一次次严重的冲击，司法公信力已成为制约构建和谐社会的瓶颈，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已成为亟待解决之问题。
增强司法权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仅仅依靠党的领导，建立权威的司法体制。所谓权威的司法体制是指司法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虽然不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却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所提倡的司法独立，与西方有很大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司法从属于立法。但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越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从事的时间越长，对法律越感失望。这是在太多权力干扰和世俗压迫下而产生的恶性循环。当前，主要有两种错误的倾向比较突出。一是司法权力行政化倾向；二是司法权力地方化、行业化倾向。两者严重干扰着司法独立和司法统一，是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的诱因之一，对公众的司法信仰造成严重的打击。因此，司法体制中立、统一、公正，司法机关依法独立统一行使司法权，其它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司法机关的权威地位提供制度性的尊重和维护，营造独立的司法环境，建立权威的司法体制至关重要。
第二，努力提高司法者自身的司法能力。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其操作的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法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司法者的司法能力必须不断提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司法能力则是司法者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完成运用法律处理案件，体现司法职能的专门活动的本领。1、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此法官必须具备形式逻辑知识，明晰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规律，注重培养自己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2、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法官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律知识功底，才能准确掌握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基本规定，才能全面了解每个具体条文的立法愿意和立法背景，才能熟知每个条文或具体制度在该法律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准确运用法律，去正确裁判每一起案件。3、娴熟的审判技术运用能力。审判技术运用能力包括听讼能力、驾驭庭审能力、归纳争议焦点能力、认证能力、适用法律能力、调解能力、应变能力等。法官只有具备较强的审判技术运用能力，才能明辨是非。4、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法官所有的裁判活动必须通过有声语言和书面文字来完成。这种语言和文字载体必须传达法律原则和精神、表达法律意志、明确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因此，这种语言和文字必须具有鲜明的职业特点，即法言法语。法言法语具有逻辑性、功能性和权威性，它不仅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交流的工具，而且能将模糊的社会问题转化成明确的法律问题，同时排除了非法律的思考，保证法官思维的理性化。规范、准确、简洁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必备素质之一。5、自觉的创新发展能力。法官应当具备自觉的创新发展能力，即由单纯的适用法律的机器向总结司法经验和审判规律的层面发展。法官必须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丰富理论，从而实现从适用型法官向创新型法官的转变，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积极、适度地拓展裁判的功能，，实现对社会的责在立法不能触及的领域通过裁判充分发挥对社会的调控和整合作用任。
第三，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公正与效率相辅相成，共同体现着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价值追求，没有公正的效率就失去了司法的根本，而没有效率的公正也不是完全的公正。我们既不能以牺牲实体公正来求得效率，盲目追求审限内结案率；也不能无视法律的明确规定，无视当事人缩短周期、减少讼累的期盼，造成诉讼迟延，久拖不决。因此，要牢固树立司法公正的意识和办案质量第一的观念，用最大的人力投入、最有力的措施、最优良的条件，确保程序合法，最大限度杜绝错判案件的发生。同时，要牢固树立司法效率的意识，确保在法定期限内审结案件，这也是严肃执法的体现。
第四，强化法官对法律的忠诚和自律意识。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律的忠诚，对公正、高效和权威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法官最大的耻辱就是枉法裁判。一个对法律不忠的人、一个法律的背叛者，是没有资格担当法官重任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一定时间内，法律是一成不变的，而法律关系则千变万化。法官不应该满足于充当法律条文的复印机。法官不仅要模范地遵守法律，而且要善于运用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创造性地执行法律；法官不仅要服从现有的法律，更要服从法律的基本价值——正义和良知。法官必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其次要戒贪，贪有多种形式，有贪财的，有贪利的，有贪名的，有贪色的。
第五，建立支持司法权威的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与现代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现代法律精神及国际社会公认的司法原则相一致，其核心是公正。现代司法理念是司法权威的观念支持，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司法人员的理念，他们是司法活动的主体；二是领导者的理念，他们掌有领导权、立法权、监督权和管理权，引导控制着司法活动的方向；三是社会公众的理念，他们是司法活动的参与者。首先领导干部要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执政能力护宪法的自觉性。其次要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建立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社会诚信体系。
第六，要加强司法宣传。社会公众对法院和法官的评价，往往并不是来源于对审判工作的全面了解，而是来源于对个案处理结果的观察和感受。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事人对个案不公都有一种本能的“放大”效应。但是，把少数法官的腐败行为渲染扩大为整个司法队伍的腐败行为，把少数案件的处理不当渲染扩大为全部司法活动的不公，也是有失偏颇的。

❻ 浅谈基层法院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的客观需要，是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得到民众充分信赖、尊重与认同的高度反映，体现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充分信任与尊重，包括对司法主体的充分信任与尊重，对司法过程的充分信赖与认同，对司法裁判的自觉服从与执行。对法院而言，人们关注的司法公信力主要是针对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集中表现在通过裁判向社会公开。基层人民法院同人民群众接触最多，联系最紧密，是人民法院服务广大基层人民群众的窗口，是落实司法为民的主渠道。基层人民法院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司法活动中 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的形象和司法公信度。那么，面对群众诉求，基层人民法院该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呢？笔者认为： 一、加强法官思想政治素质建设 打铁还需自身硬，人民法院要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清正廉洁的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前提。笔者认为素质过硬的法官队伍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自觉地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思想、指导实践；二是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原则并付诸实践；三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持改革创新，司法为民，能动司法；四是要加强人民法院的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体系，促进法官的队伍建设。五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真正做到“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切实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 基层法院的法官学历水平普遍不高，其中第一学历为本科的很少，大部分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法律专业教育，这种情况下，要想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笔者认为，首先要抓学历教育。要落实措施，积极鼓励干警在职参加学历教育，提高队伍学历层次和司法考试通过率，从而为建设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奠定良好基础。二是积极组织干警参加上级法院举办的各类培训。这类培训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带有较强的指导性。三是以文化树院，积极创建学习型法院。把文化建设融入法院各项工作之中，通过精神文化的引领、行为文化的规范、制度文化的约束和物质文化的展现，使法院文化建设与法院各项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以健康向上的法院文化引导人、凝聚人、激励人、塑造人，陶冶法官情操，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与业务素质。 三、依法履行审判职责， 始终抓好审判第一要务。 审判工作是法院工作的重点，是第一要务，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必须忠实履行完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依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化解矛盾纷争，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公正与效率是审判工作永恒的主题，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是审判工作的生命和灵魂，也是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社会公众对法院工作的希冀与期盼，同时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关键所在。因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提高办案质量，确保司法公正与高效，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法院应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正与效率，让社会公众相信法院是值得信赖的。 四、解决执行难问题，努力维护司法权威。 执行既是落实裁判文书的法律效果，也是实现裁判文书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裁判文书是否被有效执行，直接影响到司法公信力的大小。目前，基层人民法院 “执行难”的问题较为突出，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增强执行能力，兑现裁判文书确定的利益，落实司法为民，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笔者认为，解决执行难的关键一是要继续完善相关的执行法律保障机制，从立法上规范和保障执行工作；二是要加强执行队伍，加强执行装备，改善执行条件，增强执行能力。三是要完善执行流程管理，规范执行行为，加大执行力度，确保高效执行。四是执行工作中，要有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五、做好判后答疑及案件定期回访工作，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判后答疑是人民法院为帮助当事人正确理解判决、裁定内容以及从法律上正确把握和对待裁判结果，针对当事人就认定证据、适用法律等方面提出的疑问，采取由原承办法官进行答疑的一种司法便民措施。从字面上看，答疑的时间应是在判决后，但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实现能动司法，将法律效果最大化，承办法官要以“第一时间”答疑为原则，在宣判后或当事人产生疑问时第一时间对当事人进行释疑解惑，详细说明裁判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使当事人理解裁判内容，做好服判息诉工作。该项工作，能够促进当事人息诉服判，从源头上化解涉诉信访。案件定期回访，是指将所有案件的当事人都纳入定期回访的范围，及时了解案件的履行情况及当事人的新思想、新诉求。笔者所在的庭室，坚持实行上述两项措施，多年来无上访案件发生，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形象系于公正，法威存乎民心。”，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威存在的基础，也是司法生命延续的保障，提高司法公信力，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更好地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然而，提升司法公信力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基层法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法律定会为人民谋福祉！ 鹤岗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刘亚莹

❼ 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提高人民群众获得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至少三次提到了法律的权威问题，其中第二次更把司法权威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目标和特征。年初以来在在开创我省法院工作新局面的活动中，张文显院长曾多次指出，“要密切关注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为目标的司法改革的进程，坚持‘公正与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题，以公正和效率赢得权威，以权威保障公正和效率”深刻阐述了司法权威与法院工作的关系。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某些语言环境当中两者的含义基本相同。针对现阶段的法院工作而言，树立司法权威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提高法院司法公信力来实现的。结合目前法院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们所面临的实现任务是如何在短时期内切实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从而为真正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夯实基础、创造条件。 司法公信力这一概念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信用的维度，即司法机关获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另一个是信任的维度，即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程度”，而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主要是在“公众信任程度”这一语义下使用司法公信力一词的，即“公司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司法主体、司法程序、司法运作过程和司法裁判的尊重和认同，是司法在公众心目中所建立的信服状态”。是我们法院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我们需要面对客观现实，透视司法现状与公众需求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从而找出快速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具体方案。 一、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实状况 事实上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载体中获得关于司法公信力的信息，最初都源自各种评价主体同法院打交道的经历，从当事人而言他们是程序和实体的亲历者，从相关利益方而言他们是公平与否的感知者，从社会舆论方的角度他们是公信力评判的参与者，总之他们都是对于自己同法律、法院、法官的接触交往中形成公信力判断的。也就是说，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高低是于法院的日常工作分不开的，我们需要从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来重新审视公信力问题。目前我们法院的整体司法公信力不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法官的职业形象受到质疑。以四川省为例，四川高院曾就法院公信力问题展开过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当事人受访者对法官的职业形象评价一般，其中作出负面评价的接近两成，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个别法官违法违纪对法官整体形象的影响最为恶劣。这个调查结果对于法院整体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应当看到，目前我们法官队伍在整体结构上仍然是经验型多于知识型，这同我们建立知识型与经验型结合的法院队伍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法官这一职业社会地位还不高，法官自身的职业荣耀感还不强

❽ 基层法院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

说到司法公信力，人们自然会想到司法不公，二者虽有联系但不等同。司法不公一定损害司法公信力，而司法公信力的高低则有更多的因素。基层法院处于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前沿， 80%的案件在基层，但却是公信力建设最薄弱的环节。因此，提高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事关全局。 一、地位特殊 （一）最基础的位置 基层法院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其司法公信力建设在四级人民法院中的地位和作用。基层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最广泛，无论社会、媒体还是当事人都与基层法院打交道最多，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不可否认，社会对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认同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法院。 （二）最直接的窗口 基层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最直接的特性，使其成了反应四级法院公信力建设的“晴雨表”，哪儿出了问题，哪儿发生变化，群众看得最清楚，体会最深刻。在整个司法公信力建设中基层法院被摆到了最前端和最突出的位置。 （三）最薄弱的环节 基层法院无论硬环境还是软环境，在四级法院中都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基层法院基础条件差，习惯于“听令行事”，按部就班，自我创新精神不足，内部司法改革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差距大。因而，应该首先解决公信力问题的基层法院恰又成为司法公信力建设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 二、问题具体从当前基层法院开展的各项工作情况看，群众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结合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基层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制约。 （一）内因（执法水平、司法作风）1、执法水平。职业要求法官应该是一个精英群体，而法官整体素质偏低是基层法院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并未按职业化、精英化的要求选人用人，许多人不愿到基层法院尤其是边远贫困的西部基层法院工作，人员青黄不接，素质参差不齐。在审判工作中，裁判文书的制作水平不高，说理性不强，法律关系适用不准确，甚至出现许多错误的裁判。法律工作要求严谨，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都会使公众对法官的能力水平产生怀疑，增加不信任感。2、司法作风。“庸、懒、散、慢、玩、浮”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个别司法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地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在现实中，一些品行不端的法官吃拿卡要，枉法裁判，办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有些法官违法违纪受到了追究，这是明显对公信力的损害。有些没有被发现处理，但事实上仍然是存在的，这隐性对公信力的损害。（二）外因（管理体制、理解差异）1、管理体制。基层法院由于财政、人事等方面受限，对地方政府的依附性较强。在参与地方政府的一些具体工作时，无形中被当成政府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这种认同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削弱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影响了司法独立，降低了信任感。2、理解差异。群众评判法院工作，往往依据社会公理。农村、山区的大部分民众仍遵循着旧的道德认识，传统思维使他们无法对司法裁判作出客观地评价。既然对现代司法制度不理解，又何来司法信服。 三、措施给力 提高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核心是民意。将“为民做主”转化为“为民所托”，修正自身缺失，从人民不满意之处改起，从人民要求之处做起。 （一）理顺管理体制 改革现有的人事、财政管理制度，最大限度降低基层法院对地方政府的依赖。依法独立审判，维护司法权威，体现民情民意，提高满意度。（二）增强法官素质 法官素质的高低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础，提高法官素质关键是走职业化道路。1、建立科学的遴选机制。基层法院人才极度缺乏，相当一部分法院已经“断层”。因此，在进人门槛的把握上，要不拘一格，灵活遴选方式。可以采取面试、庭审模拟比试，重点突出实战能力，适当放宽书面考试，真正把符合法官职业化标准的人才吸引到法院来。2、探索有效的培训机制。充分发挥现有的培训机构的作用，定期培训，确保法官专业知识的更新。探索法院之间经验交流、法院自身平时培训、“两评查”交叉点评等方式，扩展法官专业知识学习渠道。 （三）切实转变作风 切实转变“庸、懒、散、慢、玩、浮”的工作作风，惩治司法腐败，树立法院良好形象。1、强化管理。统筹法院各项工作，在立案、审判、执行以及司法行政队伍管理等方面建立一套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能够凝结成固定标准式的规范化管理制度，最大限度的减少工作中的失误，避免工作中的错误。2、严肃查处。对于司法腐败，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把问题查透查清，该是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决不姑息。3、警示教育。不藏着掖着，把出现的问题作为典型案例来警示教育身边的干警，提高抵御诱惑的能力。加强司法良知教育，促使法官坚守职业道德，不出问题，少出问题。 （四）解决热点问题 针对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找准突破口，切实解决好、处理好，以期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提高司法公信力。1、增强审判工作透明度。基层法院普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现象，审判过程不透明。群众没有参与进来，不知道案子怎么判，不知道司法程序怎么运作，就可能道听途说，认为法院在暗箱操作操作。一般案件，应邀请公民代表参与旁听。复杂疑难案件，应邀请有威望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旁听。涉及专业知识的案件，应邀请专业资质人员参与旁听。这些代表参与进来，既是对法官进行监督，也避免了由于对办案程序误解而产生司法不公的问题。2、处理好涉诉信访问题。涉法涉诉信访，一直是倍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多出自基层。对此，法院不应该捂着盖着或者任之而为，而要通过召开听证会或其他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士参加的公开处理形式，把问题摆出来，公开作出承诺，真抓实改，挽回不良司法行为造成的影响。3、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难是全国法院的普遍问题，基层法院由于受执行力量、装备的限制更为突出。要将清理积案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充实执行力量，穷尽执行方法，摆脱执行困境，使群众逐步看到法院判决能够兑现，能够实现。 除上述措施外，还应着实提高法官的职级待遇。基层法院案件多，条件艰苦，但是待遇较低，法官被家庭琐事困扰有很多后顾之忧。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出现权钱交易，滋生腐败。一方面要解决法院办公环境，工作条件，使法官有一种优越感，有威严，有震慑力。一方面要提高法官待遇，使之能够秉公执法，不再为两斗米折腰，不再因几顿饭，几块钱使司法公正打折扣。（作者单位：云南省永平县人民法院）

❾ 司法公信力的客观表现

法律文化指的是一定的国家、地区或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相当稳定性的对法律意识、法律制度、法律实施等法律活动所持的立场和方法。它对人们的法律活动起着潜在的指引作用。由于经济及社会结构或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也由于历史传统的差异，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法律文化往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属性。 法律文化与司法公信力休戚相关。一国司法公信力的状况往往要受该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先进的法律文化无疑会极大地促进司法公信力的增强。中国目前司法公信力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诸多消极因素的影响。首先，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就其具体的法律制度而言充满着无数闪光之处。例如，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指导思想的儒家思想，其代表人物孟轲在强调道德教化作用时提出了“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著名论断，意思是说即使是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人去遵守，需要人去贯彻实施。否则“，虽有良法，不得人而用之，亦属无效。”这些经典论述，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其次，不容否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也包含了很多消极的因素。如以皇权专制和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根深蒂固的人治主义传统，淡薄的权利意识，法即是刑的片面观念，极端化的“无讼”思想，等等。所有这些对中国法治的发展和司法公信力的增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如果我们决心走向法治的话，如果我们决心要提高中国司法的公信力的话，就必须同时正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并努力改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