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改性别

⑴ 胎儿性别鉴定犯了哪些罪行

对胎儿进行抄性别鉴定的行为袭，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其实已被否定。2006年，基于《刑法》中没有相应条款对性别鉴定行为定罪处罚，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提出：“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后果，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认真审议，于当年6月，否决了这一提案。

⑵ 刑法关于妇女的定义

《刑法》对于妇女的定义是明确的，就是已满14周岁的女性。，在《刑法》中，妇女内与幼女、妇女与儿童是两容组不重合的范畴。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十六条规定，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妇女在入学、升学、毕业分配、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学校在录取学生时，除特殊专业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从上述法条可以看出，妇女可以在读书，也可以在工作。因此，是否读书或工作不是判断妇女的标准。

⑶ 刑法的最新法律传递：律师解读刑法修正案（九）

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它主要规定什么是犯罪和怎么处罚。我国现行刑法是1997年颁布的，后来通过一个决定和九个修正案，对它进行修改、补充。第九修正案于2015年8月31日通过，即将于1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有哪些特点呢？本律师认为成功的地方可圈可点，但也有个别地方值得商榷。
第一、本次修改反映出我国刑法的犯罪理论、刑罚理论基本成熟。
（一）一百多条的总则部分只修改了4处（刑八修改了19处之多），而且这4处的修改仅仅是枝头末节的增补和改动，并没有改变理论框架。具体是，刑罚理论部分改了3处，刑罚的具体运用部分增加1款，而犯罪理论部分一字未动。
刑罚理论的3处改动是：增加了一种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第三十七条之一的职业限制）；细化了罚金的执行措施规定（第五十三条）；修改了第五十条中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又故意犯罪的后果。
其实第五十条中的“故意犯罪”本来就不应该解释为所有的故意犯罪，否则就过于严苛和死板了。现在将“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改为“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经核准后执行死刑，其余的重新进行死刑缓期考验。
（二）分则绝大部分章节惜墨如金。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当中，修改的非常少，取消了三个罪的死刑，增加了一个罪的罚金刑，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修改1处，第六章第三节妨害国（边）境管理罪修改1处，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修改1处，第八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变动2处，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改动2处。而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第六章的第四节妨害文物管理罪，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第九节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第九章渎职罪，均一字未改。
重点修改的地方集中在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第二节妨害司法罪和第八章贪污贿赂罪。
第二、本次修改取消9个罪名的死刑，继续发力加强对生命权的保障。
我国宪法有保障和尊重人权的要求，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权是最重要的人权。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字最粗浅的意思就是把人当人，如果把人消灭，何谈仁心？
我国刑法继刑八取消13个罪名的死刑之后，本次修改减少了9个罪名的死刑刑罚，具体是：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和战时造谣惑众罪。
逐渐减少死刑刑罚，对于加强公民生命权的保障具有积极意义，也突出的体现出中央的治国理念。目前，新刑法仍有46个罪名存在死刑刑罚，距离彻底消灭死刑的道路还很长。
第三、本次修改增加了不少财产刑，对犯罪行为加大了经济处罚力度。
刑九不仅在第五十三条详细规定了罚金刑的执行措施，还在分则的具体犯罪规定当中增加了78处罚金的规定和8处没收财产的规定。这个现象说明，在杜绝肉刑、减少死刑的前提下，徒刑、拘役、管制及其他附加刑对于罪犯的惩戒力度有所不足，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一些特点。从经济实力上削弱犯罪分子，对于消灭今后再犯的可能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四，本次修改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扩大了犯罪打击面。
刑九增加了15个罪名的单位犯罪规定。
“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不能处罚单位。然而当今社会飞速发展，人们规避风险的意识越来越强，同时随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制度的宽松化，公司的数量会出现爆发式增长，社会上以“单位”为主体的犯罪将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增加单位犯罪的规定也是大势所趋。
第五，本次修改浓墨重彩反映社会重大问题，有力保障社会，保护民生。
（一）刑九横跨两章（第二章、第六章），涉及9个条文，详细规定了恐怖活动系列犯罪，着力有效打击了恐怖主义 和极端主义的犯罪。
（二）加大了对于高科技犯罪的规范力度。如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和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干扰无线电管理秩序罪，信息网络安全类犯罪等。特别是对于网络服务商增加约束，对于保障信息网络的安全意义重大，为此刑九特别 增加了3个条文，并对严厉打击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网络服务商和滥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做了进一步规定。
（三）推进依法治国方略，需要强调维护执法司法权威。刑九增加规定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和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情形，对恶意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进行打击，对泄露、披露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当公开信息的行为作出打击规定。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按照妨害公务罪的规定从重处罚。
（四）特别加强对贪腐案件的惩治力度，对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法条进行大胆的改革。具体规定几乎全部更改，原来的四挡幅度变更为三挡，取消了赃款具体数额幅度，变更为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交由法院自由裁量，这样增加了法条的柔性，对于避免一刀切有好处；给两个量刑幅度增加了罚金刑的规定，有利于赃款的追回；第二款规定了特殊减免政策，这个规定突破了总则关于自首、坦白的理论，对于当前党和国家反腐工作进入攻坚、深水区有着深重的现实意义；第三款特别规定了“终身监禁”的无期徒刑执行方法，这个规定也是突破了总则关于减刑、假释具体运用的规定，有探索性意义，为我国刑法将来的发展开辟了方向性道路。
另外，增加的第三百九十条之一，将向国家工作人员（含离职的）的近亲属或者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行为入刑，这也加大了对于行贿行为的处罚力度。
六、本次修改对其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也进行了规范。
（一）刑八增加的危险驾驶犯罪过于粗陋，这次根据司法实践进行了增补。
（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增加了他人作为受害对象，将男子和变性人或者性别不明的人纳入了保护，立法者的开明思想可见一斑。
（三）增加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取消了被社会诟病多年的嫖宿幼女罪，增加了虐待被监护人、被看护人罪。
（四）将违规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列为犯罪。
（五）加大了对居民身份证明证件的保护力度。
（六）增加了考试作弊类犯罪。
本次修改也有些许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下列几点：
一、总则中刑罚的具体运用部分在第六十九条增加如下内容，数罪并罚当中的有期徒刑吸收了拘役，而有期徒刑和拘役并不吸收管制。这一处看不出有什么积极意义。
二、将多次抢夺行为入刑。抢夺行为其实是比盗窃更为严重的危害行为，举轻以明重，多次盗窃是犯罪，多次抢夺当然也是犯罪。不说也罢。
三、在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中增加1款作为第三款：“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本条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或者不需要规定，却堂而皇之的写在刑法当中，难道是希望以刑法的权威来协调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不得而知。
四、增加了8处类似“有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注意规定，纯属画蛇添足，没有这样的规定也照样处理。如果认为要加，那么除了特别要求数罪并罚的，每个犯罪后面都可以加上这样一条。
总而言之，这次修改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次修改还有修正间隔时间最长、改动条款最多等特点。修改后的法律拟于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但是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旧法还没有被彻底的废止。之前发生的犯罪行为，除了一种情况以外，依然要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追究。这种情况就是，按照新规定处理有利于犯罪人的。 （郭向前律师）

⑷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罪是不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

不是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五条 严禁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⑸ 论变性手术涉及的几个刑法问题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使得易性癖患者成功进行变性手术成为现实，但对实施变性手术过程中医师移除易性癖患者健康的生殖器官这一行为，法律将如何评价？是否构成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他人身体健康权的侵害？又是否存在阻却犯罪事由的被害人承诺行为和医疗行为？在探讨变性手术本身涉及的一系列刑法问题时，还应关注作为变性手术的对象——易性癖患者在进行变性手术后犯罪的问题，即变性人犯罪问题。如变性人性别如何认定、变性人是否可以作为强奸罪的主体或对象等。这几个刑法问题看似与变性手术本身无关，但涉及的犯罪构成中主体、对象、客体等均是基于变性手术而发生的刑事领域的新挑战，易性癖患者和通常所说的变性人是同一人在变性手术前和变性手术后不同阶段的称谓，本文把变性人犯罪问题作为基于变性手术而发生的一个连贯整体予以探讨。 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引言，这部分对我国变性手术的发展历程和变性手术对我国传统刑法带来的挑战做了初步介绍；其次是正文，第一章，简单介绍了有关变性手术的概念、易性癖形成的原因。再通过对比国外变性手术的刑事立法现状突显出我国变性手术存在的问题，以便在下文中有针对性地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第二章，首先提出了变性手术的实施主体涉嫌故意伤害罪的学界争议，进而引出争议焦点涉及的阻

⑹ 刑法修正案九对强制猥亵罪是如何规定的

一、猥亵罪
猥亵罪是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拟修改的一个罪名，通过后，猥亵罪的对象将不再有性别限制。过去我国刑法中对于猥亵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妇女和不满14岁的儿童。
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刑法第237条强制猥亵妇女、儿童罪的条款，将猥亵妇女改为猥亵他人，“他人”当然既包括妇女，也包括男性。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后，性骚扰男性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构成犯罪。本词条按照修改后的罪名介绍。所谓猥亵，是指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实施的淫秽行为。猥亵罪只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违背男性 女性或者儿童的意志，强制猥亵或侮辱男性 女性或者儿童，并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二、刑法修正案九对强制猥亵罪是如何规定的
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主要修改了两点：
1、将猥亵罪中的“妇女”修改为“他人”，被猥亵的对象将不仅限于女性，男性也可能成为该罪中的被害人勒。
2、第二款的情节加重犯的范围扩大了，增加了“其他情节恶劣”。
将猥亵的对象扩大到男性，这是性权利保护平等化的必然要求，早在2011年笔者就撰文建议建议：将刑法第237条第一款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参见《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间：猥亵型犯罪的立法完善》发表于《人民检察》2011年第14期)，修九实质上采纳了这样的建议。
我国刑法当时将男性排除在犯罪对象之外，其原因无非是考虑到妇女和儿童在生理、身心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有必要予以特殊保护,以体现我国一贯重视保护妇女和儿童合法权益的政策。但是时至今日,已经与社会现实不符，急需修改。一方面，性权利应该受到平等保护，性权作为基本、普世人权，对性权利的男女平等保护已经得到国际公约的认可。
世界上多数国家刑法均没有将强制猥亵罪(包括强奸罪)的对象限定为妇女。另一方面，时至今日，男性的性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件已经发生。需要顺便指出的是，强奸罪的对象同样不应该限于女性，近年来男性被强奸的案件不断见诸于媒体，这也是平等保护男性性权利的应有之义，猥亵男性的行为尚需犯罪化，举轻以明重，强奸男性的行为更应该犯罪化，也建议将刑法第236条的“强奸妇女”修改为“强奸他人”。

⑺ 刑法第六修正案 的 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

（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一、将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修改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将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修改为：“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五条之一：“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修改为：“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六、在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二：“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七、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八、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九、在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九条之一：“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下列行为之一，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

“（二）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

“（三）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

“（四）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的；

“（五）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的；

“（六）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犯前款罪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是单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十、在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十一、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帐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十二、在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一：“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等公众资金管理机构，以及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违反国家规定运用资金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十三、将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十四、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吸收客户资金不入帐，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十五、将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六、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一）提供资金帐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十七、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一：“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八、将刑法第三百零三条修改为：“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九、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修改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十、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九十九条之一：“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十一、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罪刑不相适应。刑法第六修正案草案第一次规定了欺诈骗贷罪，在立法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采取了相对较轻的刑罚，与现行刑法第193条的贷款欺诈罪的刑罚相同，对于犯罪人的刑罚是“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一是处罚过轻，与犯罪行为的危害结果不相适应，也与其违法收益不相适应。由于最高刑罚只是7年徒刑和最高10万罚金，不能对犯罪人造成更大的威慑。相比较而言，对于银行或银行工作人员的处罚却是高达5年以上徒刑和最高20万罚金，令人匪夷所思。与目前社会信用混乱、骗贷行为高发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二是该项罪行须以“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为结果要件，我觉得这种规定，将可能给许多骗贷而未造成结果要件的违法行为有可乘之机，给骗贷人以一定的道德风险，骗贷人可能觉得只要骗贷成功，到时只要不造成重大损失，也不会受到惩罚，因此，也可能抱着侥幸心理进行骗贷，即使造成重大损失，也不会有很严重的制裁，与其骗贷收益上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收益相比，成本较低。因此可能难以起到很好的立法效果。这种规定也与立法目标不相适应。因此，建议：（1）将“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形成银行贷款风险”构成犯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和“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分别作为两种不同的加重处罚情节。（2）加大处罚力度，建议最高10年徒刑和最高100万的罚金。

拜读刑法第六次修正案所感
2006年6月29日，诞生不到十个年头的中国刑法典又出台了第六次修正案，近几年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都在其中有所反映。在无比尊敬的拜读之余，我想简单的评论几句。

一、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将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增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随着近年来反腐力度的加大，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官仓鼠”落入法网。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而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尚不健全的现状下，他们利用手中的公权谋取了大量的私利，而这种由市场经济雄厚的物质基础以及他们的贪欲决定的他们非法收益的数额要远远高于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们，甚至也不亚于早已被列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等等。他们往往会利用金钱和职权，将非法收益通过金融机构加以“清洗”，或将资金汇往境外。这种情况，多数金融机构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为其提供资金账户的个人肯定心里更清楚，只是他们各出于自己的利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这样很不利于追回国家的财产，也不利于搜集证据。现在新增了

这项上游犯罪，肯定会相对有效的从出口阻止贪污贿赂犯罪。另外，添了三项上游犯罪，国家财政的罚没收入也会添上一大笔了。“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金”，好多呢。

二：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增加了“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因而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看到这个，我马上想到了密云踩踏事故。其实，触犯这项法律的人应该都挺委屈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和出发点都是好的，举办群众性活动就是为了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绝对不是追求而是竭力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这项犯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或者疏忽大意了，或者是因为过于自信，组织工作中出现了疏漏，以致于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而且，事实上活动的举办人也是在尽力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我认为，群众性活动中发生事故，很大一部分在于人们平时的灾难意识不够强，应对训练不够多，组织性和纪律性尚有欠缺，不然，一场本来没有任何外来灾难的密云赏灯活动中会发生在一所小桥上踩死15人的悲剧？去年我们县有个乡举行了元宵节焰火晚会，四周的村民们都赶来观看，岂料一位村民骑摩托车赶来时，不小心跌到路边沟里摔死了。为了怕再出事故，今年的焰火晚会就取消了。本来就小心翼翼的活动举办者，在这项法律出台后，更会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啊。我知道这项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增强活动主办者的责任心，减少事故的发生，或在事故发生后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立法者也要想到是否会产生“因噎废食”的情形。

三、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增加了“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情形。这些年的安全事故发生的太多了，2005年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一连串的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从南到北，不隔半月便有发生。“负有报告职责”的人一般就是主管人员，很长时间以来，夸大吹嘘好的成绩，竭力隐瞒坏的消息已经成了许多单位报告制度的惯例。他们很少能主动有效的承担责任，对上遮遮掩掩，对下百般推托，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过去了。现在，将看似不起眼的报告制度将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中剥离出来，用意很明显，影响也将会很深远。

四、刑法第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四条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中的主体，增加了“其他单位”。这下，就将受贿罪和原来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中间地带完整的填补了起来。长久以来，某些不法行为中的主体，既非国家工作人员，又非专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企业人员，得以通过这个漏洞逃避刑法的制裁。最典型的当属医生收取回扣行为了。医生通过开处方的职务便利，照顾某个医药生产厂家，并从中收取回扣。这种行为侵犯了医院的医药管理秩序和患者的健康，是需要惩治的行为。但具体说来，医生尤其是好多私立医院的医生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医院却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企业，所以很难定性。有的专家主张，按医院的性质定罪，即公立医院的医生定受贿罪，私立医院的医生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听似明了，却也有不合理之处。无论公立私立，医生这种看病开药方的行为都没有什么差别，凭什么主体不同，定罪量刑就有差别？而且，从本质上说来，医生开药方不属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医院购买药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务行为，所以，这种行为还是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稍微靠拢一些。现在，将这个“其他单位”增列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堵住了一个漏洞，对其他类似性质的犯罪也会在法律适用上更为明确。

五，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中加入了“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情形。乞讨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职业和生活方式。每个城市的天桥上、立交桥下，地铁口都有许许多多乞讨的人员，他们接受这烈日的暴晒，风雨的侵袭，衣衫褴褛，也过的很辛苦。现在政府也开明了很多，不再硬性的“驱逐、清理”他们，而是对他们加以劝说，资助。有着物质基础和人们同情心的支撑，乞讨的收入也不算太差。许多人瞅准了这个“商机”，就组织了许多残疾人和儿童为他们乞讨。残疾人反抗能力不强，儿童呢，善恶辨别能力又太差，本来不想乞讨的，也被迫乞讨了。这其实也是对他们人身自由的侵犯。更可怕的是，他们会从自尊自强的人堕落到甘于这种生活，对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所以，这条法规还是十分重要的，不过要明确打击对象不是乞讨人员，而是逼迫别人乞讨的人。

六，修正案草案中在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中增加了：“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后果，情节严重”的情形。这个是为了遏制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现象。现在许多农村的十岁左右的孩子中，女孩数量还不及男孩的一半，如此下去，将会严重的影响社会的稳定性以及和谐良好的发展，对胎儿性别选择问题的国家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法理学上的角度来分析，我认为这项条款进入刑法是不适当的。首先，它是对人权的一种干涉。人作为自由的个体，有着最基本的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这其中也包括生育权。人们也有权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得知胎儿的发育状况以及其基本信息，性别也不例外。这在国际上都是被允许的。而我国对这种行为的禁止只是由目前这个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的，这种禁止并不具有长期的合理性。其次，社会发展进步中涌现出的问题丰富多彩，而法律是激变的社会进程中相对稳定的基石。每出台一条法律都应该慎重考虑它的现实性、必要性和恒久性。自建国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变化多端。毛泽东时代号召“人多力量大”，结果造就了庞大的人口基数；改革开放以来，又大刀阔斧的实行计划生育，许多农村家庭为了要个男孩而被罚的倾家荡产；现在，年轻的独生子女一代生育动力不足，社会老龄化的趋势日倾严重，政策说不定哪天又有变动。像这种政策是不太适合入法的。要解决人口问题，关键还是需要社会各界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再次，它在现实中也难以操作。到底什么算是“情节严重的”？难道是一个胎儿的引产吗？我们国家并没有规定流产是违法的。

在正式颁行的修正案中，我没有发现这条规定。看来它没有被通过。社会中的很多很多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就不必时不时麻烦尊敬的法律伤筋动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