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法与中国民法

⑴ 德国民法典开创了民商合一对吗

第一，民事和商事活动在主体及客体方面均存在一定区别。民事法律主要是调整公民之间关系的规范，因此所有公民都可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但商法则不然，它是调整作为商人的那一部分公民之间的规范，因此，并非所有公民都可成为商法关系的主体。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从主体角度，而是从客体角度，即把商法视为特别法或特别规范来加以认识，但两者主体的确不同是不能忽略的。具体说，商法所调整的对象显然与民法不同。前者调整的对象主要是象买卖这样的贸易活动，权利义务标的一般是商品；而后者则是所有涉及人身关系、财产关系、权利或其他利益的行为或活动。商法和民法在主体和客体方面的这些不同，决定了两者的合一不可能完全实现。

第二，商法没有国界，而民法则有国界。 虽然不同国家的商法是不同的，但一般来讲，商法是超乎于国家或地域的。由于商法是商人的法律，而商人的活动又没有国界限制，并且必然还要越来越走向世界。所以，商法从其一产生就具有普遍化或世界化的可能，而民法则不然，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受自身文化传统和国度的限制。至少，一个“公民”的法律地位永远都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而一个商人的法律地位则取决于他所处的具体交易地点和场合。正因如此，“商法首先不断地开辟使国内法和国际法趋向统一的道路。民商法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不可能完全步调一致，故其合一将会造成整体法律发展的不平衡，以至影响法律的操作与实施的效果。

第三，商法的调整范围复杂多样，不同国家、地域及时期的商法所包括的内容也往往不同，与此相反，不同国家、地域及时期的民法或民法典所调整的范围和包括的内容实质上大体一样。例如：《法国商法典》和1861年《德国普通商法典》所包括的内容就大不一样；另一方面，商法通常包括公司、票据、保险、破产、海商等特别的商事领域，各个领域都有其很强的特殊性和技术性，调整的手法和方式很不一样，而民法则基本是围绕着人身关系和一般的非人身财产关系来进行调整。在此情况下，若要进行民商合一，必然会使各种各样的商事规范归入民法典，从而使之变得臃肿繁杂，结构体系难以清晰明确。事实上，民商合一也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商事活动日益频繁复杂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第四，从现今中国法律制度的整体结构看，民商分立的格局已经确立。首先，清末民初法律改制后所选择的法律体系模式无论是在大陆或台湾，都没有改变，而且还有所发展。不仅如此，澳门的回归使中国法律体系内又多了一个民商分立的区域性私法体制。不久前，在经过了长期的法律本地化工作后，澳门终于同时颁布了《澳门民法典》、《澳门商法典》从而将民商分立的私法体系最后确定下来。这对中国大陆民法典编纂无疑是颇有借鉴意义的，客观上也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如果我们的民法典编纂还要坚持民商合一的体制，那无疑有过于主观和舍近求远之嫌。何况还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

⑵ 谈谈你对德国民法典的认识

（一）关于对民法自身的认识

如前所述，清末继受外国民法和国民政府制定民法典，其直接动因是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新中国成立后因意识形态和经济政治的原因而继受苏联民法，直到1978年后民法经济法论争中将民法理解为“商品经济法”[70]，及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统一合同法和物权法，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法学一直为某种政治功利目的所左右，是否因而长期遮蔽了中国民法学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例如，什么是民法的理念、民法的精神、民法的目标或者民法的本位？民法究竟是私法还是公法？为什么中国民法学已经存在了一百年，而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公法观念支配之下？为什么很少涉及私法、私权、私法观念、私权观念，而一旦涉及这些个概念时总是显得理不直、气不壮？

中国继受外国民法学，时值西方社会法学和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思潮高涨之时，所谓“社会本位”、“民法公法化”、“民法社会化”被视为民法学发展之必然趋势。中国民法学自诞生之始即深受影响，甚至一些民法学者将所谓“社会本位”误解为历史上“义务本位”之回归。此种所谓民法发展趋势和发展潮流，恰好与中国在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暗合，更促成民法和民法学的“异化”，因片面强调社会公益、否定私权、私益，而否定了民法自身。最终“社会公益”也异化了。“公益”、“公益”，多少违法、恶行假汝之名以行！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关系，恐怕是中国民法学必须面对的最大课题。

（二）关于民法的“本土化”

中国民法和民法学，是从外国民法继受而来，因此决定了中国民法学始终面对

“本土化”的命题。如果说，“法律移植（继受）是法律进步、发展的永恒的主题” ，则同样可以说，如何实现继受而来的法律的本土化，是中国民法学进步、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也是中国数代民法学者最终的目标。

在继受外国法的过程中，继受的外国法与本国国情不合甚至冲突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因而在学界内外引发争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日本的法典论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自清末继受外国民法之始即发生过类似的争论。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法立法也始终伴随着这样的争论。关键问题是如何判断所谓“国情”，及对那种“国情”应持何种态度。究竟什么是“淳风美俗”？中国历史上的“一夫多妻”，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风美俗”？女人缠足、男人蓄长辫、三跪九叩首，是不是“淳风美俗”？改革开放前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习惯做法是否“淳风美俗”？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轻视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的传统，加之新中国建立后曾长期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究竟有多少值得保存的“遗产”、“习惯”和“本土资源”？这些问题都必须首先澄清。

谢怀栻先生指出，不论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的。因而在继受外国法时，辨别自己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机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国的法律，当然不一定好；强调甚至借口自己的特点，而拒绝接受先进的外国法律，也是不对的。要敢于接受，善于研究，不断修改，这是继受外国法律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不仅继受外国法的制度、条文，还要继受制度和条文背后的民法理论。这就是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所谓“立法继受”与“学说继受”。鉴于德国民法（包括法律和理论两方面）在成文法国家的重要地位，加上中国民法和民法学主要是继受德国民法，德国民法的影响在近期会更加扩大，在将来也会长期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研究、探讨德国民法典，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以促进我国的立法工作和研究工作，仍不失为中国民法学者的重要任务。当然不限于德国民法。我们一定要密切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实际，广泛参考借鉴包括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民法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坚持参考借鉴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才能最终使中国民法和民法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

（三）关于中国民法典编纂

中国民法学的第一项使命，当然是制定中国民法典。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开始后，常要做两件大事，一是为前朝修史，二是为本朝修律。这两件事的意义都很重大，皇帝都派重臣主持，并亲自过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次起草民法典均未成功。1998年八届全国人大王汉斌副委员长决定恢复民法典起草，并委托九位学者专家成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民法典和物权法的起草。民法起草工作小组决定：第一步，制定合同法；第二步，制定物权法；第三步，编纂中国民法典。2002年1月，九届全国人大李鹏委员长指示加快民法典起草，同月即委托学者起草[76]，当年即完成一部民法典草案，并于同年12月经人大常委会审议一次。因此，鼓动了中国民法学界的激情和关于民法典编纂思路的论争。2004年6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变更立法计划，搁置民法典草案的审议修改工作，恢复物权法草案的修改、审议。现今物权法已经颁布，按照法制工作委员会透露的信息，还将依次制定侵权行为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民法总则，待民法总则颁布之后，再编纂民法典。

对于法典编纂而言，政治因素必定是重要的，当法典问世之时，也必定有适当的政治环境。中华民族这位老人，背着沉重的包袱，虽然有点步履蹒跚，却在向前奋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的正是如今。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伟大成就并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已经具备编纂民法典的政治经济条件，应当是没有异议的。问题在于，中国民法学为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而做的理论准备是否充分？

为什么一定要编纂民法典？不仅因为，相对于刑法典、诉讼法典甚至宪法法典而言，民法典更足以代表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而且唯有一部科学、进步、完善的中国民法典，才能表明中华民族已经攀上历史的高峰！

（四）造就一批研究外国民法的中国学者

中国民法学的百年史，是一部民法继受史。无论历史上继受大陆法系的德国民法，1949年后继受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民法，或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继受”即广泛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民法，都是围绕一个目的，就是学习外国经验。质言之，中国民法学和民法学者始终是扮演“学生”的角色。当然，将来即使制定了一部进步、科学、完善的民法典，中国民法学和民法学者也还要继续研究外国民法、继续汲取外国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亦即还要继续扮演“学生”的角色。

问题在于，何时中国民法学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法学术之林，与一切国家的民法学比肩而立？何时才有不以参考借鉴外国经验为目的的对外国民法的学术研究？何时才有一批研究外国民法的中国学者？这样一批研究外国民法的中国学者，将经常出席国际的和外国的学术会议，与外国民法学者平起平坐，共同研讨外国民法面临的重大课题，报告其研究外国民法的学术成果。这样的民法学者，将不同于现今及此前所有的中国民法学者。中国民法学，只有造就出这样一批专门研究外国民法的学者，才能终结中国民法学单纯扮演“学生”角色的历史，届时中国民法学既当“学生”也当“先生”，也就在世界民法学术之林，为中国民法学争得了“一席之地”！

（五）“全方位”的外国民法研究

现今中国民法学界已经有了一些研究外国法的学者，虽不是专门研究外国法，虽其研究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学习外国经验，产生了一批研究外国法的学术著作。但其研究的对象，仍局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这是由前面提到的“指导思想”决定的。现在看来，中国民法学不应继续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已经旧貌换新颜，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要求中国民法学放眼世界，不仅密切关注和研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民法，而且密切关注和研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民法。凡有中国商品、中国旅游者、中国投资者和中国企业到达的国家，就有必要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该国民法。遗憾的是，中国民法学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且不说研究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亚国家民法，就是对周边邻国包括对俄罗斯的民法，也缺乏关注和研究。中国民法学和民法学者，要本着一贯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的精神，跟上国家、民族复兴的步伐，勇于承担国家、民族、人民和历史赋予的使命，敞开胸怀，放开眼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实施“全方位”的外国民法研究！

结语

中国民法学，这条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已经流淌了一百年的河流，虽然历经曲折、艰险、转向、停滞，终究没有改变前进的方向。因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机遇，中国民法学以其长足的进步、优异的成就和卓越的贡献，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尊重，已成为一门“显学”。一位研究中国民法学史的学者说过，当“民法学这条大河沸腾起来的同时，也是从容思考的空间突然失去的时候”。愿中国民法学能够从容面对各种诱惑，排除各种干扰，朝着既定方向，奋勇前进！

⑶ 德国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的主要区别

特点 内容
概说 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欧洲一些国家或者为了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或者为统一国家的法律，法典编纂运动随之兴起。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民法典的一个典型。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是19世纪民法典的另一个典型。
《法国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是在拿破仑亲自领导下完成的，他对于纯粹的法律论争极少参与，而是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生活的现实而不是法律的技术上。他坚持法典的风格对于即使如他那样的非法律家也应当透明易懂。 《法国民法典》的体系参考的《法学阶梯》的体例，但把诉讼法分离出去，开创了实体法和程序法分别立法的先河。该法典共2283条，分为三编：第一编人，第二编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变更，第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1804年生效。《法国民法典》确认了人人平等的法律地位，贯彻了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大原则。
《德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从1873年开始起草，经过了23年，到1896年颁布，1900年1月1日施行。早在17世纪末期德国各邦就开始编纂法典，在法典编纂过程中民法理论水平逐步提高，至19世纪后半期最终形成了潘德克顿法学派。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是19世纪民法典的另一个典型。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各邦早已有了各自的法律或法典，制定民法典主要是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通过民法典统一各邦的法制，以加强帝国在政治上的统一。德国统治者不要求迅速完成民法典的制定，而要求起草者尽量细致地进行工作。
《德国民法典》是为法律家制定的，结构严谨，概念精确，逻辑清晰，被法制史学者称为19世纪德国法律科学的集成，对20世纪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国民法典》对契约自由原则作出了一些限制，规定了一些一般条款，如“诚实信用”、“善良风俗”，法官可以根据一般条款处理法律上没有具体规定的问题。但是，《德国民法典》没有体现时代特色，文字艰深晦涩是其缺陷。 《德国民法典》的编纂深受罗马法《学说汇纂》的影响。编纂技术比《法国民法典》有显著提高。从学理上来看，《德国民法典》是潘德克顿法学的产物，该法典共2385条，分为五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债务关系法，第三编物权法，第四编亲属法，第五编继承法。
【备注】潘德克顿：
法学上所说的潘德克顿，大体有3中不同的含义。
其一，是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编纂《民法大全》的所以部分，即《学说汇纂》，是当时著名法学家的言论集，可以作为有效的法律渊源，但是本身不是立法的产物。一般将其称为潘德克顿。
第二，是14世纪以后，德国法学界在继受罗马法后在改造“学说汇纂”的基础上形成的德国普通法，约形成于16世纪，以当时《当代法典汇编》为达标。它在未统一的德国发挥着普通法的作用，一直到《德国民法典》颁布才逐渐式微。称之为“潘德克顿体系”。
第三，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在德国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已经是大势所趋，围绕民法典的制定，出现了潘德克顿法学派（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后来潘德克顿法学派按照罗马法的《学说汇纂》阐发的民法“五编制”体例，为德国民法典所最终采用。
“备注”资料来源：
http://ke..com/view/2637551.htm
关于“历史法学派”，详细内容参阅：“历史法学派概念”
本框架内资料来源“高教红皮书”（P4—P5）

⑷ 德国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的异同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的区别：
一、立法背景：
法国民法典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启蒙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希望通过成文法来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法律上奠定基础。它的制定处于个人主义民法阶段，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需要。
德国民法典成文于20世纪初期，是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的产物，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融合的产物，它处于自由主义向垄断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在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的。德国民法典中社会利益地位得到提高，绝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被削弱。
二.体例安排：
法国民法典以《法学阶梯》为蓝本编撰，分为卷、编、章、节、条、款，项，体例方面则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分为人、财产以及所有权的各种变更、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等三卷共2283条。
德国民法典以《学说汇纂》为基础，分为编、章、节、条、款、项，体例方面则为总则、债的关系法、物权、亲属法和继承法等五编共2385条。
三.内容：
1.总则：
法国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总则，而以序编为总论部分。其内容主要为法律的颁布、效力与适用问题，共分6条。
德国民法典则首创民法总则编，并分七章227条，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第三编债法总论，第四编合同，第五编侵权行为，第六编亲属，第七编继承。
2.物权：
法国民法典没有对物权、债权加以区分，没有独立的物权制度。它对债权、物权的规定是混杂在一起的。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以个人为本位，确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第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物权体系。法国物权法不仅确认了所有权，也确认了他物权。
德国民法典以体系的科学和概念的准确为特征，将体例分为总则和分则，在分则中将物权单独作为一编，明显与债权区分开来。其对物权的规定呈现以下的特点：第一，物权的社会化趋向增强。即物权法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移，对所有权与他物权予以一定的限制，以及赋予所有权以负担。第二，以物的所有为中心向以物的利用为中心转移。第三，物权制度与债权制度相互交融。
3.债权：
法国民法典将债法与继承法等一起规定在第三卷“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中，规定债的发生原因有契约、法律之强制力、负担义务、债务人本人的行为（由准契约、侵权行为或准侵权行为而发生的债务）。
德国民法典则将债法规定在第二编，严格区别了债权和物权。德国民法典规定债的发生原因有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等。
四、对象：
法国民法典的对象是全体法国人民，仅存在自然人概念。由于当时资本主义不够发达，以个人经营为主，公司公司还不发达。
德国民法典中出现法人制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团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势力也越来越强，大公司、大企业日益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工具。为顺应这一时代潮流，德国民法典开始尊重团体的地位，承认它们的人格。法典正式确立了营利社团法人的法律地位，承认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五、具体制度：
1.法国民法典中绝对保护私人所有权，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仅有的限制是不许可法律所禁止的使用；德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则对所有权作了多方面的限制，增强社会化趋势和社会利益的重要性。
2. 法国民法典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把私人之间的契约上升为法律；德国民法典则规定，契约必须服从法律。
3. 法国民法典规定，只要当事人主观上没有侵害他人的意思，即使在客观上使别人遭受了损害也无须承担责任；德国民法典中有过失责任和无过失责任并存。
4.法国民法典中除了少数条文有”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规定外，很少有弹性条款，司法机关执行法典时裁量权余地；德国民法典中弹性条款和参照条款大量运用，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对案件作出灵活的裁判，以维护垄断资产的利益和需要。
六。、语言方面：
法国民法典言语通俗易懂，形成言简意赅的法律文风；德国民法典编排上具有结构严谨、逻辑清晰、首尾一致、避免重复的优点。由于过分追求结构形式上的科学性，往往忽视规范在实际生活中的相互联系，结构是某些相关问题的规则被规定在法典不同部分，在用语上力求抽象化、概念化和专门术语进行表述。

⑸ 中国民法受哪个国家的影响较大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法律肯定是借鉴社会主义国家得了，但是又不会太多，因为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⑹ 中国民法典制定借鉴了德国民法典的哪个方面

法律改制后的中国民法编纂最终采取了德国网络全书派模式，即采用了《德国民法典》的总则（含人法）、债法、物法、家庭、继承五编制

⑺ 受德国民法影响的国家有哪些

受德国民法影响的复国家有中国。中制国正式制定民法典在本世纪20年代末。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设立立法院。立法院成立后即着手制定民法。起草民法时，自始即决定采用五编制。五编制的采用可以说不仅仿照德国民法典，也是效法日本等国的。

以后五编的内容则多来自德国民法典。民法学家梅仲协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取一二。”所以说旧中国的民法，是继受德国民法典而来，实不为过。

(7)德国民法与中国民法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没有制定民法。50年代初曾草拟民法草案，分总则、所有权、债、继承4编，如加上另已公布的婚姻法，实际上仍为5编制。以后各次民法草案未采五编制。

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则》，由于其本身不是完整的民法典，当然不可能采用5编制。在民法教学中因此也不再依5编制讲学，但是到80年代后半期，德国民法的影响又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特别在某些教科书中。

而且这种影响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德国民法理论也在民法学界一直存在，先是潜在的，以后则成为明显的。这可以从近十余年来民法书刊中看到。

⑻ 中国民法典的德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的时代产物。其因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贯彻资产阶级民法基本原则方面有所变化。如：绝对所有权有所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含义与法国民法典的“一经有效成立就不能随意变动必须履行”不同，其分离了契约的成立与契约履行，契约有效并不等于或必然履行等。但其依然肯定了公民私有财产权不受限制、契约自由、以及过失责任等这些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
德国民法典在立法模式、文字语言、结构方面各有其特殊性。
《法国民法典》文字语言既简洁明晰，又通俗易懂，让一般人理解起来毫无困难。体现了立法者的法律平民化的理念。在法典的总体结构上，是以国法大全之《法学阶梯》人、物、诉讼三编制为基础，构建了人、财产以及所有权的各种变更、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三编制的体例。
《德国民法典》在语言上力求用抽象化、概念化的专门术语进行表述。对事实构成的表述采取了抽象的——概括式的表达方式。其构成体现了逻辑推理和体系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德意志民族哲理思辨的特点。
《德国民法典》在结构上采取了五编制体系，与法国民法典最大的不同就是：为了避免重复和促进体系化，其采用将适用于多个领域的共同性规定放在特殊规定之前的逻辑结构，从而形成各级法律规范的“总则篇”。

⑼ 比较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异同

《法国民法典》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其开创了近代民法历史，为资本主义社会开辟了道路。《德国民法典》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国家编纂的规模最大，对现代资产阶级民事立法影响最广泛的一部民法典。本文以两部民法典之异同为主题对二者进行对比，以期在此对比研究下加深我们对整个资产阶级民法的本质及其发展历史的了解，从而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的民法理论及民法典的制定有所启迪。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是两部世界著名的资产阶级法典，在民法发展史上的地位十分显赫。法国民法典奠定了大陆法系的基础，而德国民法典则丰富和发展了大陆法系。我们在对比研究法、德民法典的过程中，有助于我们充分借鉴和吸收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立法技术。

一、从立法的时代背景上分析

《法国民法典》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产生重要经历了以下历史阶段：在法国大革命前，民事法律规范在法国出现北方习惯法和南方成文法的划分。在这种混乱的法律环境下，法国逐渐承认罗马法的合法性，从而使法国的民事法律规范逐渐形成了习惯法体系。尽管当时的现行法律已朝着法典化迈出了一大步，但成文的习惯法汇编已不能满足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创造统一的、合乎理性的法典。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中间法律”。这些“中间法律”以废除封建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为目的，但其作为一种过渡性法律，法律不统一现象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当时各方利益集团都希望新的民法典反映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民法典编纂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1799年拿破仑执政以后，组建法律起草委员会并亲自主持开始起草民法典。从1802年2月5日到1804年3月15日，民法典分为36章陆续通过。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将法典颁布实施。

《德国民法典》制定时，资本主义已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当时社会强调社会公共利益、强调对个人做出必要的限制、强调国家的干预等。19世纪的德国也存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法律的胡乱现象，为了追求法律的同一性，1873年德国国会的宪法修正案将帝国的立法权限扩展到整个民法领域，使民法典的制定获得了权力基础。19世纪初中期关于民法典的编撰形成了法典编撰派和历史法学派，他们的争论为民法典的编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世纪后期，德国法学家在重视罗马法的同时吸收了一部分日耳曼法的内容，使得民法的体系具有了合理性。1874年7月，德国联邦组建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民法草案。草案经过起草委员会两次审核和修改，最后形成了“帝国国会法律议案”。1896年7月1日，帝国国会通过了议案。经过帝国皇帝1896年8月18日的签署，帝国法律公报的公布，《德国民法典》于1900年1月1日生效。

二、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体系结构及内容之比较

《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主要以罗马法、习惯法和国王的赦令为法律渊源。由于此法典产生于自由资本时代，所以其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教分离、人身自由、合法自由等为基本原则。在法典的总体结构上，是以国法大全之《法学阶梯》为基础，除总则外，分人法、物法和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三编。由于拿破仑在主持法典制定时很少让纯粹的法律争论参与，力求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现实生活而不是法律技术上，所以《法国民法典》即简洁明晰，又通俗易懂。《法国民法典》之所以能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主要在于它的内容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需要。

《德国民法典》主要继承罗马法的传统，结合日耳曼法的一些习惯，并且根据19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而制定。《德国民法典》虽然仍保留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法的基本原则，但又在一定程度使它们在适应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需要，其主要基本原则有所有权有限原则、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等。德国民法典以罗马法的《学说汇纂》为蓝本分为总则、债的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五篇。与《法国民法典》不同的是《德国民法典》注重立法技术的应用，其语言比较抽象和概括，体现了逻辑推理和体系化的思想。《德国民法典》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部重要的民法典，是适应帝国主义时代要求的，所以从其之后，《法国民法典》对各国民事立法的影响大大减少。

三、两部法典对中国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民法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体系完整、内容充实、科学实用的民法典也显得越来越迫切。通过借鉴，我们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法典的关系。中国在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必须注重引进的西方先进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民法精神深入人心，树立正确的民法观念。二是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必须自足国情，体现社会化的要求。法国民法典是大革命的产物，而德国民法典是立足于自由市民的、罗马个人主义法律思想的土壤之上产生的，所以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必须坚持基本国情，在促使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和保障人权，才能适应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三是确立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立法原则。我国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坚持理性主义就是注重立法的超前性。只有在坚持理性主义的情况下制定的民法典才具有指导意义。此外，我们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必须注重言语的实用性，这样的法典才能被人们充分理解和应用。

四、总结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两大民法典时隔百年，前者是代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法典，后者是代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法典。法、德两国民法典分别代表了大陆法系的两面旗帜，是资产阶级民法发展的两个里程碑。对后世世界各国民法典的制定具有重大影响。

⑽ 近代民法的代表是德国民法典还是法国民法典

1 应该是德国民法典
2 《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民法典）公布之后，立即风靡于当时的欧洲的大部分。欧洲许多国家都接受它的影响，或者直接采用它作为自己的民法典，或者以它为模式制定自己的民法典。在几乎一百年的长时间里，欧洲竟没有出现一部足以与《法国民法典》匹敌的民法典。这种情况，直到《德国民法典》的出现才得到改变。
当然在历史地位与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以及思想精神方面，德国民法典是无法与法国民法典比拟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革命性的法典，开创了一个时代，是公认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初期的法典，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的胜利成果。而德国民法典则是一部保守的、甚至守旧的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产生正在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可是它并没有表现出这个时代的特色（这些问题，本文将在下面详论）。对于德国本国说，德国民法典只完成了一个任务——统一德意志帝国的私法，并未能把德国社会向前推进。不过德国民法典较法国民法典迟出一百年，它在一百年来法典编纂与法学（特别民法学）学术发展所积累的经验与成就的基础上，在法典编纂技术与民法学发展两方面，较法国民法典有显著的进步。这是我们研究两部法典时应该注意的。这两部法典各从不同方面对法学作出贡献，并得到本国人民的爱戴和各国法学家的称赞。因此两个法典都成为寿命很长的法学杰作。
但是从我们中国人来说，德国民法典与我们的关系，远较法国民法典为密切。从民国初年直到现在，中国（包括现在的台湾）的民法一直受德国民法典的影响。中国的民法学者，从德国民法吸收的营养，也远较从法国民法得到的多。在中国，对德国民法典的研究，也胜过对法国民法典的研究（这从中国法学刊物上的论文和译文可以看出）。当然，我们绝对不应该对法国民法典有丝毫的忽视，特别对它所建立的自由解放的精神应该加深认识，不过就发展中国民法学的研究、建立中国的民法体系说，我们必须着重去研究德国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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