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司法范静

Ⅰ 徐静的人物介绍

徐静，广东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专利代理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珠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市知识产权研究会委员、深圳市知识产权局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法学会委员和北京知识产权鉴定中心的专家。此外，徐律师于1993年获得国家司法部和证监会颁发的从事证券业务的特许执照，并对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房地产业、资产重组等项法律服务颇有研究。
徐静律师具有二十年律师执业经验，主要从事知识产权、证券等相关领域内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曾办理过数百件专利申请、商标注册、软件登记，代理专利商标侵权诉讼、商业秘密、反不正当竞争等诸多案件，具有保护中外企业的知识产权的丰富经验。徐律师在深圳乃至全国的知识产权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拥有丰富的证券业法律服务经验，为包括为贵州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风险投资基金、陕西精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股票上市提供法律服务。除知识产权和证券业务外，徐律师承办过大量诉讼和仲裁、公司收购和合并、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等案件。徐律师并协助客户研究、草拟、审查、修改各类合同、协议章程等法律文件，代表客户进行商业谈判，出具法律意见书，协助解决争议。
长期担任泰科(TYCO)深圳及东莞公司、盈科数码深圳公司、长城计算机、华兴建设、日本理光公司、友利电公司、日本YKK、日本佐鸟电机等多家上市公司和高科技企业及跨国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及提供法律帮助。此外，徐律师还担任深圳外企协会的首席法律顾问，为协会近千家外企提供法律服务，业绩显著，尤其是在保护知识产权和金融证券方面十分突出。

Ⅱ 贵州有那些专科警校

综述：目前贵州省内的贵州警官职业学院、贵州省司法警官学校。

贵州警察学院（Guizhou Police College）位于贵州省贵阳市，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政法公安类普通本科高等院校。

学校创建于1950年，始称“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安干部学校”；1954年更名为贵州省行政干部学校。1975年更名为贵州省公安干部学校。

师资力量：

据2020年4月学校官网显示，学院教职工中，有专任教师300人，正高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23人，副高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109人，博士12人，硕士104人，有1名教师被评为公安部高等院校教学名师。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贵州警官职业学院

Ⅲ 民办高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民办高校被学生起诉，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正处在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莘莘学子们都在“认真地对待权利”并“为权利而斗争”，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我们高校在管理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严重的问题。
高校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招生方面
受教育权与平等权是我国宪法所明文确认的我国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及其他的种种原因，这两项基本权利在我国高校招生中往往并未得到完整的贯彻。就拿平等权来说，众所周知，每年高考我国各个省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并不一致。当然，要求分数线完全一致的那种绝对的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却是不平等、不公平的，因为由于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原因，我国各个省份的教育水平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故像江苏、山东等经济、文化发达的省份，高考录取分数线高于云南、贵州等边远省份应属正常，符合实质正义的标准。但是，对于作为我国的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就其教育发达程度和国家对其教育投入的经费来说，均遥遥领先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按照实质正义的要求来理解，北京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应该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但情况却正好相反。因此，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实质正义上来理解，对北京地区考生的高考低分录取的政策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考生来讲都是不公平、非正义的。现在，北京地区高考虽改成单独命题，因此无法与其他省份对比录取分数线的高低了，但这仅仅是回避了问题，并不是最终解决公平录取问题的办法。
另外，平等权还要求对所有考生自身来说在录取时要做到人人平等。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在招生时对考生的身高、视力、健康状况等往往都作了一些限制。当然，一些特殊的专业对考生作出一些特定的要求是正当的。例如播音、表演等专业对考生的形象、气质、音质等作出要求，染整专业要求考生非色盲等都应属于专业本身性质所要求的必要的限制，但如果对从性质上来讲对于那些根本无须进行任何特定限制的专业而对考生进行了限制，或仅仅因为考生患乙肝等疾病就不录取或录取后取消其入学资格，那么高校就会有对考生进行歧视和滥用职权侵犯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之嫌。
二、对学生管理、尤其是在处分学生方面
目前，在我国教育类法律、法规中，直接涉及到高校学生管理的主要有两部规章，即前国家教委分别于1989年与199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各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规定一般都是在以上两部规章的基础上自行制定的。如果有兴趣上各个高校的校园网页去浏览一下，就会发现各高校有关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但总的特征是抽象、笼统、粗糙。有的高校在一些处罚性条款——尤其是对学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的规定往往本身就不合法。例如，有高校学生守则规定，对于考试作弊的，一经发现，给予的处罚是：自动停学一年，回家参加劳动，到期后凭家庭所在地基层组织或父母单位出具的证明回校继续学习。这种变相的“劳教”或“劳改”的规定本身就是违法的，高校根本无权作出这类规定。再如，为了严肃考风考纪，有些学校规定，考试作弊一经发现即对作弊的考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我们这里姑且不论高考的过程对考生来说是如何的艰辛，上大学机会对学生来说是如何的来之不易，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对学生来说往往命运与前途毁于一旦，如此规定是否违反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的宗旨等等，就其规定本身来说，其实就是不合法的。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的规定：对于“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29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之中，并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第63条规定：“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可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前提应是高等学校的“学校纪律”规定的本身应该符合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不能在法律规定之外任意扩大，自我授权。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胜诉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北京科技大学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规定过严，对学生处理过重。
在高校对学生管理中最经常遇到的也最令管理者头疼和敏感的是对大学生偷食禁果的处理问题。虽然在对待是否准许大学生谈恋爱问题上，我国高校普遍经历了一个从严禁到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态度的转变，虽然前些年在一些高校的校园里堂而皇之地设置了安全套自动售货机，但在对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问题上，高校普遍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对待学生中偷食禁果者的处理问题上，高校的态度是十分坚决毫不含糊的，一经发现则对之予以勒令退学或者开除。高校对学生中偷食禁果者作出这样的处分，其依据的是《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有关规定。《准则》第8条规定，大学生应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男女交往，举止得体；第13条规定，学生宿舍不得留宿异性，而《规定》第63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有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是，对于发生性行为是否属于“品德极为恶劣”或“道德败坏”的问题，有关部门却并没有作出解释，实践中一直是这样做的，也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包括被处分的学生），但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余地。另外，对于“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中的“学校纪律”同样应作如上一段的理解。此外，高校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往往还涉及到对被处分学生隐私权保护的问题，稍一不慎，很可能会有侵犯被处分学生的隐私权而面临被推上被告席的危险。
三、学术管理问题
学术是高校的灵魂、生命和品牌，对于学术管理问题，任何高校都应从严要求，尤其是在当今一个虚假学术泛滥的时代更应如此。但是，实践中高校学术管理自主权与依法治校之间却经常会发生冲突。一般情况下，法律不宜直接干预学术，学术主要依靠高校的自律与学者的良心来维持，故对高校来说，建立保证学者良心自由的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出现了良心问题，法律无法解决，但如果高校学术管理的规定本身如果从实体上或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些由于这些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规定而自身合法权利被侵犯的当事人提出了法律救济的请求，那么司法则不应对之保持沉默。
例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想取得学位必须过两关：第一关是毕业论文须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第二关是毕业论文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后，还要必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通过。按照《学位条例》第10条第二款的规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审查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0条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由九至二十五人组成，任期二至三年，还规定了其下可设置若干分委员会。因此，从以上的规定来看，高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并没有专业的限制，实践中其一般也是由各个不同专业的专家所组成的。刘燕文诉北大案中，刘燕文的博士论文经答辩委员会通过后，但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时，因赞成票未过半数，故北大按学校的规定作出不授予其毕业证书及博士学位的决定。但事实上，北大以上规定的本身即与原国家教委于1995年发布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不相符合。该《规定》第33条规定了颁发学位的条件是“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可见，获得学位并不是颁发毕业证书的前提条件，故北大以上规定突破了法律的规定，依法应属无效。因此，海淀区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北大对刘燕文所作的决定，责令北大依法对刘燕文颁发毕业证书。但对于是否颁发刘燕文博士学位的问题，可能是主审法官认识到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外行审内行论文制度的荒谬，故在“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的问题上，采纳了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作了一个非常巧妙和智慧的解释，判决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刘的论文重新予以审查决定是否授予刘博士学位。事实上，对刘的论文，贺卫方教授也坦然承认连题目他也看不懂。因为博士生所研究的东西是非常精、深、钻的，对之真正有发言权的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专家。而校学术评定委员会虽然个个都是专家，但对于某一个特定专业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外行。但按《学位条例》的规定，这些外行却有权审查内行的论文并对之作出生死判决，其荒谬性显而易见。故贺卫教授主张，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应改实质审查为程序性审查，笔者认为其建议是符合实际的。
再如，前些年有高校规定，该校文科博士生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以上，理科博士生必须被sci转载论文三篇以上才有论文答辩资格。重压之下，博士生们必加倍的努力，于是该高校在国内、国际刊物上所发表和被转载的论文数在国内高校的排名中一下子遥遥领先，该校因此也声名大振。很多高校得其真传于是也纷纷效仿，甚至所作出的规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问题是，国内核心期刊就那么多，如果让博导们在三年内在同类的刊物上发表那么多文章，可能对相当数量的博导们来讲也不那么容易。更何况众所周知的是，国内核心刊物往往被一些名人、专家、“专业户”所“垄断”或“包揽”。由于越来越多的高校作出诸如此类的规定，而且扩招政策将使我国的博士数量越来越庞大，最后让这些博士们到哪里去发文章？博士们怎样才能完成这个硬性指标？我想，如果该规定必须被严格执行的话，最终的结果只能或者是使得学术越来越虚假、浮躁和腐败，并因此而制造出更多的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或者是博士们拿不到学位与学校发生矛盾而对簿公堂，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两种结果兼而有之（想起报载钟敬文老先生生前经常语重心长地劝弟子们要少写点东西多读点书的谆谆教诲，实令笔者感慨万千！朱老先生是属于上一代的著名学者，他可能不知道时代已变迁了，如果他的弟子们没有大量的“学术成果”和不能显示出强大的“科研能力”，可能毕业时找工作都成问题啊）。
还有更不理性简直是恐怖的规定！为了整肃校风学风和强化对学术的管理，某高校规定在学生中实行“末位淘汰制”！还有的高校硬性规定了该校的博士生在毕业前必须按入学人数淘汰15%！这些规定的荒谬与非理性显而易见。众所周知，高等学校的教育是所谓的合格教育，其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才。以上的规定，事实上与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格格不入，其所造成的恶果是不但使学生的行为失去了可预期性，将在学生中造成人人自危的后果，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极有可能发生那种，用刘大生先生的话来说，对于那些“特招”的明星们、有权有势的“在职攻读学位者”们、官宦子弟们、港澳台的学生及外国留学生们因种种“政策的”及其他的原因都不可能被淘汰，最终被淘汰的只能是像爱因斯坦、哥白尼、布鲁诺、梁漱溟、马寅初、顾准这类的“不听话”的学生！事实上，对比一下当今国内的一些高校纷纷忙于“办班”、变相出卖文凭以及各高校的系主任专心致力于搞“创收”的现状，及一些高校在对待“仕而优则学”的人如同娼妓拉客的媚态，所谓加强学术管理之说实属自欺欺人。
作为号称社会良心与社会先导的高校居然会出现以上种种可能只有在为神学所统制的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才会出现的荒谬的非理性的现象，对于当今社会上出现的种种荒谬、浮躁与非理性的现象也就丝毫不觉得难以理解了。写到这里，特别怀念母校吉林大学，当初在母校读书时，母校并没有这一类的规定，而且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几位导师对待弟子视同自己的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故在母校读研三年时光中一直沫浴着爱和温暖，充分享受了读书与自由思考的乐趣。不知道现在母校会不会也作出了这一类的规定，上帝保佑千万别有。但母校却终不能免除时下时髦的高校合并的恶俗，五所大学已合并为一所从外表上看去庞大无比的新的吉林大学了。
四、与教师的关系
高校与教师的关系中，容易发生冲突之处主要表现在职称评定、人事流动两个问题上。因为职称直接与工资、住房、福利挂勾（先评上职称对这些就有先占的优势。例如广为我们法律后进者们所景仰的朱苏力先生也曾坦言他过得很累，因为不得不忙于住房等俗务。对北大我不敢妄言，但如果苏力先生在其他的一些高校，因为他92年才入高校工作，因为他除了学术之外可能并没有什么行政职务及“关系”，他的住房极有可能不如学校中的一个可能根本不知学术为何物的专职处长，在一些地方性高校中，甚至还可能不如一个科长），而且还涉及到是否有资格带硕士、博士的问题。当然，成了教授、硕导、博导身价自然就不一样了，君不见有些热门专业的博导们虽然带了二、三十个甚至更多的硕士、博士，但弟子们一年内却难见导师尊容几次，导师正在国内飞来飞去忙于讲学、“顾问”，大把地挣银子呢。而且一旦成了教授或某某“导”就等于进了保险箱，还从未听说过哪位教授或导师因不合格或因水平下降或徘徊不前而被取消职称或资格。故发生那种人力资源管理的导师从未管理过人力资源及导师根本导不了弟子的情况一点也不奇怪，甚至还会发生南方某高校总务处长被评上博导的天下奇闻。既然职称如此重要，那么职称评定主要看什么呢？答案是主要看“学术成果”，也就是“学术论文”与著作的数量与质量（质量的标准就是所发表的刊物级别的高低），于是便造成了我国学术空前“繁荣”与腐败的局面。虽然没有统计数据来证实，虽然我国高等教育从“拨乱反正”至今才只有区区二十多年时间，但在中国教授、硕士、博士数量应属世界之最这一点上，可能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其数量之和绝对超过一些小国的人口数量。明年开始又要扩招研究生了，可能到时我们“高级人才”的数量又要创世界新高纪录了（中国的读书人身上本来就有着浓浓的“进士情结”，再加上现行体制对学历的要求，其结果就是读书人都在玩命似地忙于“考研”、“考博”，将大好时光都浪费在了考完就忘的外语上了，甚至还发生了博导考博的闹剧。但不考又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如果在当今，梁漱溟、陈寅恪是绝不可能进北大、清华教书的，鲁迅好像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学历”吧，想评教授？那绝对是在痴人说梦）。但可悲的是，据报道，就在世界范围内经常引用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来说，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只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十分之一，而另一则材料则指出我们大学的科研能力不及日本的三分之一！读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格非的《欲望的旗帜》、谢泳的《逝去的年代》等作品，看看当今学术界的现状，想想那个曾经在一个迷惘少年的心目中如此神圣的教授的形象已变得如此具体而庸俗，只能借用尼采的比喻，悲愤地呐喊一声“教授”死了。
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话题上来。因为职称如此重要，但评职称往往有“指标”限制（中国是“口号”与“指标”的大国，对所谓的“口号”大国的说法，诸位肯定都深有体会，上街去看看，满街都是“口号”。“指标”大国诸位可能不太熟悉，但我们是“指标”大国的地位却是实实在在和不可动摇的。我们往往做什么事都喜欢事先搞个“指标”出来，在这些事先搞的“指标”中，如钢铁产量，国民生产总值等预先确立“指标”是可以理解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嘛。但如果过了，也会造成大练钢铁、浮夸风盛行的恶果。但对于“反右”等运动中的对“右派分子”等预先确立指标则显得十分荒谬。现在有的地方规定执法也有“指标”，如规定执法人员每人每年必须完成的最低罚款数额等，于是便有了“处女嫖娼案”的发生），因为职称“指标”的限制，使得僧多粥少，因而职称评定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可能是出于为了避免矛盾或其他的考虑，因此职称评定的过程有如按祖传秘炮制灵丹妙药那样秘不示人，最终参评人为什么被评上或没有被评上，及评委为什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其赞成或反对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等均成了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再如人事流动。由于体制的原因，进了高校工作如同进了保险箱。对于庸才，不管其学术、工作责任心等情况如何，是极难清退的。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优秀人才想流动也极为困难，像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例如鲁迅先生先后执教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而不必担心“档案”、“户口”等问题，已永远地成了历史。一些高校，尤其是是一些地方性高校留住人才的办法不是对之提高待遇及不拘一格予以重用，而是将其“档案”死死扣住，如此一招，如同点住其死穴使其动弹不得。很多高校为了留住人，还作出限制考研尤其是限制考博的规定。原国家教委1982年发布的《关于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的第5条规定，“各单位要从大局出发，积极支持符合报考条件人员报考，努力为国家输送人才。凡是符合报考条件的在职人员报考博士生，所在单位应予支持（现役军人除外）。”但是，对于以上的规定，很多高校根本置之不理，甚至在对合同期满后提出报考博士申请的教师还予以种种刁难，其做法不仅违反了上述规定，更有侵犯报考者依据我国宪法所享有的受教育权之嫌。
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无非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从身份到契约”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对高校来说，在人才流动问题上，应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态度，因为只有人才流动学术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创新，长期静止困守一隅的后果只能造成视野局限、近亲繁殖与滞息的后果。事实上，在高校管理中，在对待人才流动的问题上，只要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来办理就足以解决问题了，对于违约者，依造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就可以了。契约应当被遵守在古罗马时代就被确立为一条基本原则，对此，作为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使命的高校不遵守契约是非常可笑和可悲的。
从以上高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结合近年来高校被诉的案件的情况，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高校管理中普遍存在两个问题。
1．由于计划经济年代行政管理的思维尚未改变，直到目前为止，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工作人员在对待学生管理的问题上往往将学生当成受教育的客体，根本不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人格。例如报载某位同学在毕业时学校拒不发给其毕业证与学位证，理由是他曾经考试作弊已被取消学籍。当这位同学四处申诉，在国家教委为此专门给该校发文，指出其对该生处分不当之处的情况下，该校的某位负责人却坚持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该生必须回去参加高考，只要考上，学校马上就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给他。我实在不知道这位负责人说这话的目的和法律依据是什么？但从语气与内容上来看，其完全不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从中完成可以看到计划经济年代某些行政官员的作风。
另外，高校在管理过程中中往往还缺乏程序观念，例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学校当初对田永的处分决定并未直接送到田永的手中，亦未告知其申辩、申诉的权利。再如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中，当初武汉大学因黄政审不合格作出不予录取让其跟读的决定时，亦并未告知黄申辩、申诉的权利和途径，也未告知其“跟读”的具体含义。而且，既然田永当初已被“取消”了学籍、黄渊虎并未“取得”学籍，那么学校就不应该让他们一直在学校读到毕业，因为可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毕业时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处分的程序，直接违反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于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的规定。而武汉大学对待黄渊虎问题上亦违反了“正当的法律程序”。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高校在诉讼中，往往缺乏证据意识，例如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北京科技大学在庭审中才提供了其自行调取的有关老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学生登记卡等证据，因违反了行政诉讼法中的被告不得在诉讼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取证的法律规定，故法院对之未予采纳。而在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中，武汉大学庭审中也没有提供对黄渊虎进行政审的记录、决议、及政审后的通报过程等证据。
2．高校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透明度，例如在学位评定、职称评定、研究生导师评定、处分学生、招生等普遍缺乏透明度。尤其是招生方面，透明度更低。现在高考录取招生，一般采用网上录取的方式，减少了腐败的机会。但对于研究生招生，按照《高等教育法》第19条的规定，硕士、博士、研究生取得入学资格所要求的是 “经考试合格”。这里其规定的是“合格标准”，但对于有数个上了分数线的“合格者”是否必须按名次录取的问题却没有规定。于是，便出现了在考研、尤其是考博时，同导师的“关系”极为重要的情况。甚至圈内人都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考博一是考外语；二是考“关系”。而且对考研、考博的考生来讲，因往往只能查到自己的成绩，根本不知道别人的成绩和自己考试成绩在其中的排名情况，权利被侵犯了往往自己还蒙在鼓里。由此带来一个思考是：硕导、博导招收弟子涉及到学术传承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讲当然希望招收那些在性情、品性甚至文风上与自己相投的弟子。但问题是，这毕竟不是自己私人开馆招生，研究生招生属国家教育体制序列，研究生培养占用的是国家的资源，因此，对所有的考生来讲，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应择优录取。怎样在导师的喜好与择优录取方面平衡值得进一步研究。其实对研究生招生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多的是由导师的良心来决定的。但不管怎样，录取的过程应该是透明的。
以上高校管理过程中常遇到的诸多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对高校管理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高校管理的体制不完善以及长期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惯性等原因所造成的。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发展，要求我们不能不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权利意识及社会文明开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大学普遍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的形势，这些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笔者认为，对高校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很多，如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管理体制等，但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确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的信念以及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的理念，努力革除陈弊与积习，使高校真正成为学术及社会良心的诞生地，真正成为知识分子（包括老师和同学）研究学问和保持良心的象牙塔。

近年来，国内高校频繁地被学生起诉，在这些案件中，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及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两案较为典型，这两个案件亦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引起了法学界极大的兴趣，法学界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高校被学生提起行政诉讼，除了暴露出目前我国高校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外，还暴露了我国高等教育方面的法学理论的薄弱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透过这些具体的案例所暴露的法律问题，给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和探讨的余地。
一、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上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对高校的法律性质的定性问题。众所周知，公办高等院校属事业单位，但对于民办高校的法律性质，至今尚无权威统一的解释。目前，民办高等教育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但对民办高等教育方面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却基本上都付阙如。除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及民政部、教育部于2001年联合发布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教育部于200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工作的意见》两部从条文到所包含的内容上均十分有限的规范性文件外，民办高等教育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
按照《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的规定，民办高等院校被命名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产生的程序与公办高等院校完全不一样，而且其注册机构是作为社会团体登记主管部门的民政部门，因此，对民办高校的性质，定性为社会团体较为妥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公办学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有相应的大量的法律、法规来调整，那么民办高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应由什么法律来调整呢？其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劳动法》或《合同法》？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合同法》？
其次，在诸问题之中，最难以解决的是：民办高校既然属于教育机构就应负起教书育人的义务，就要对学生进行管理。但是，其制订对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还是参照对公办高等院校管理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民办高校有没有权处分学生？其处分学生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其有权对学生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是否必须返还学生所交纳的部分或全部学费？……
二、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与滞后
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最突出地表现在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例如在对学校处分学生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受处分的学生如何行

Ⅳ 夏河和洛洛分手的原因

夏河说看到了洛洛在网上与别人“不堪入目”的画面，而洛洛说他的暧昧不过是为了报复夏河的暧昧、下面是夏河自己写的、

夏河 : 一个人对你做出了那么大的伤害，一丝歉意都没有。还跳墙的解释他如何出轨有理，反咬两口，瞬间删除几百条私密围脖和刚刚夜店的欢乐自拍，立刻扮冤枉模样企图维住他的仙女形象。足见，这个人从来没有爱过你，他爱的一直是他自己。我想我没有遗憾了。我兑现了我的承诺，孩子找到下家我放手。我问心无愧了

在我最艰难疲累奔忙的这个冬天，我迎来新年2011，我的新年礼物就是我太太毫不避忌的让我看见了他和别人不堪入目的画面，并从容自若的告诉我他对那人是一厢情愿的。这么意外的礼物我收下了，想想这些年付出了那么多，若这时进行伤害，连个好印象都没能留下...我对不起我的付出。所以我决定用最后的力量撑起我的尊严和度量给他最后一样东西，自由。然后转身离开，永不回望。

我不会去透露细节，更不会去羞辱对方。毕竟生活了很多年，谁也不是假的。分手后就去扒对方的皮是输不起的行为，我夏河自诩清高。我要用行动告慰自己：未来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撑住！人生总是有筹码的！这点小伤你还输的起！

谁都不要指责任何人，如果你把这个世界看透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不是你先离开，就是他先离开，世界没有同步的离开。也很正常......

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太伟大的事，我终于试着接近伟大一次了。发现伟大后的滋味...呵呵，也就还好。

不要再祝福我们了，显然再祝福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起码应该把我的名字换掉了。

老夏，你能做到这样。你又更加坚强了，不算丢人。

都不用费脑猜测了，事情就是这样，那就这样吧。

夏河 : 算了，我不参掐架了。仙女说什么就是什么好了，仙女不食人间烟火，仙女全对，我全错，仙女出轨也是向人间播撒爱的种子呢。仙女的文字你们慢慢欣赏，我是个粗人看不懂，也配不上。ps我这人的脾气，要是我爱上谁了我早不顾一切跟他在一起了，我干们要等到仙女都劈腿了我再带着绿帽子滚呢？仙女注意逻辑

下面都是洛洛删掉的微博：

我们于2011.1.1日分手。这份近三年的感情，使我知足。我和他之间感情的破裂，是经过许多时间、事情的造化弄成。如今我的心很平静。曾经，关于他暧昧的一起两起，我都是知道的。不过一切成为过去，埋怨无用，能做的只有怀念。请原谅我，无法再与他重新走到一起。因我没有再爱人的力气。祝你幸福。再见。

说明：1三年，我没有做任何出轨的事。2他所谓的“不堪入目”画面，不过是我在微博上向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说了几句暧昧的话。他截图下来，可以向他寻求证明。3他曾有过两段暧昧关系。这只是被我发现的。4你的暧昧我曾忍过，何况，我的暧昧，只是为了报复你的暧昧。5我想时间会证明你与我谁说的是事实。

三年了，你终于让我看到亲情间的相互伤害。记得昨天你醉酒，我们说了那么多真心话。我很动容。希望我们能履行各自最后的承诺，好聚好散。这段爱情，曾经美好，所以请不要让心里仅存的美好幻灭。我爱，但我知道这爱必须经过长时间消化，才能转为怀念。不要再亲手导演你曾经的分手戏码。给彼此留点余地----转自洛洛微博

Ⅳ 网络大V陈杰人涉嫌什么罪

湖南双-峰县青树坪镇，坐落着一座占地2200多平方米的私家宅院，名为“富德堂”，门联镌刻“龙虎气概，家国情怀”。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迅速升温发展，每一个个体都能成为传播主体，任何人都能以传播者的身份出现，这也使得自媒体极易成为虚假信息的温床。

“过去15年，我因为盗窃坐了5次牢。后来有一次帮我哥做事，发现这个能赚大钱，我也开始玩自媒体。”陈伟人说。

2016年，陈伟人创建了“伟华思考”“湘中闲话”微信公众号，做起了“舆论监督”的生意。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搞了六七个月才明白怎么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章”。

“秦火火”、周禄宝、傅学胜、董如彬、格祺伟……近些年，一个个依靠发负面消息来敲诈勒索的“维-权斗士”和炮制公共舆论事件以诽谤泄愤的“知名爆料人”，在公-安机关对网络暴力的持续打击下纷纷现出原形。

纵观这些网络大V的非法活动，不难发现一些屡试不爽的套路：充分利用新媒体工具，将互联网平台作为搅乱舆论的主要场所；找寻对手的薄弱环节和软肋，放大舆论效应，让不同个人、群体之间的矛盾成为自己的“财源”；利用民众痛恨腐-败、追求公平正义的心理，打着为当事人追求公平正义的幌子，营造假象，敲诈勒索，大肆牟利……

彻底治理网络乱象，非一朝一夕之事。

有关人士指出，网络自媒体的发展应合法有序，不能任其野蛮生长，必须铲除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牟取利益的土壤，不能任其坐大成势甚至发展成组织分工明确的网上“黑恶势力”，要不断健全完善自媒体行业准入、内容审查、责任追究等机制。

作为普通公民，有言论自-由，有检举、揭发的权利，但是公民行使批评、检举、揭发的权利，只能采取合法的途径，通过正当的渠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网络发文和删帖胁迫他人的行为过程中，即便文章没有造谣，写手通过要挟获取了利益，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都属于敲诈勒索犯罪。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应提升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以法治思维化解矛盾，通过加强社会治理和信息公开力度，形成社会合力，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互联网环境。

啪啪打脸。

消息来自网易新闻。

Ⅵ 遵义怎么样

遵义怎么样？你这个问题说大可大，说小可小，只好把遵义全面的介绍一下：
遵义，简称“遵”，古称播州，是贵州省地级市，截至2019年底，全市下辖3个区、7个县、2个民族自治县、2个代管市和1个新区。即：红花岗区、汇川区、播州区、桐梓县、绥阳县、正安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凤冈县、湄潭县、余庆县、习水县、仁怀市、赤水市、新蒲新区。全市下辖253个乡镇（街道）、2073个城乡社区，其中城市社区1454个、农村社区619个 [1] 。总面积30762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120平方千米，常住人口627.07万人，城镇人口312.42万人，城镇化率49%。
遵义地处中国西南地区、贵州北部，南临贵阳、北倚重庆、西接四川，处于成渝—黔中经济区走廊的核心区和主廊道，黔渝合作的桥头堡、主阵地和先行区，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终年温凉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日照充足。
遵义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世界自然遗产赤水丹霞，享有中国长寿之乡、中国厚朴之乡、中国金银花之乡、中国高品质绿茶产区、中国名茶之乡、中国吉他制造之乡等称号，曾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双拥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多项殊荣，同时也是中国三大名酒 [4] “茅五剑”之一的茅台酒的故乡。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成为了党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被称为“转折之城，会议之都”。
远古时期，遵义一带即有人类栖息繁衍。在桐梓县岩灰洞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经科学测定，为距今20.6～24万年。桐梓县马鞍山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中，也发掘出大量石器骨器，还有丰富的用火遗迹，年代距今为1.8万年。在赤水河流域的赤水市和习水县境内，也先后发现许多石斧、石锛、石网坠等古人类工具。
公元前8至5世纪前后的春秋时期，遵义市所辖地域，先后或分别属于牂柯、巴、蜀、鳖、鳛等邦国。战国时期，今遵义一带属于“大夜郎国”范围。
西汉元光五年（前130年），置犍为郡，郡治鳖县，即在今遵义市中心城区附近。元鼎六年（前111年），于夜郎地置牂柯郡，作为邦国存在了250多年的“夜郎国”之名从此消失。
夜郎县之名到五代时期废除，北宋时期复置，宣和二年（1120年）又废，计先后存废达480年。此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夜郎”郡县之名。作为二级政区的州、郡名称，历代屡有变更。
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将隋代的郎州改名为播州，领辖今黔北的大片地域。播州之名，历经五代、宋、元到明朝末叶，存在了962年。所以人们常习惯用“播州”来代称古代的遵义。
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将播州所领的罗蒙县改名遵义县。这是“遵义”名称最早的出现。遵义之名沿用现今已有1364年。除县名外，历史上曾有过遵义砦、遵义军、遵义军民府、遵义府、遵义专区、遵义行政公署、遵义市等建制名称。播州从唐末到明末的725年间，为杨氏土司所世袭统治。
北宋末期，播州土著杨文贵等献地归附。1239年南宋时期，属川峡四路之一的夔州路。
元为播州宣慰司。洪武五年(1372年)属四川行省，十五年(1382年)改属贵州都司，二十七年(1394年)复改属四川承宣布政使司。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之役”后，取消土司制度，实行“改土归流”，于次年分播州为遵义、平越两个“军民府”，分别隶属四川、贵州两省。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置遵义军民府，并徙治宣慰司西白田坝。
清康熙年间取消“军民”二字，直称遵义府。今遵义市大部分地域属于这两府，还有部分地域属于石阡府、思南府。清雍正五年（1727年），遵义府由四川省划归贵州省管辖。
民国初年，废除“府”的建制。民国24年（1935年），贵州省设11个行政督察区，黔北十余县为第五行政督察区。
1949年11月，遵义解放，“第五行政督察区”改为遵义专区，后称遵义地区，为省政府派出机构，并以原遵义县城区为基础新建遵义市。
行政区划
区划沿革
1951年-1961年，遵义市和遵义县多次分治和整合。
1955年，贵州省桐梓县17个乡划归重庆市。1956年，重庆市綦江县2个村划归贵州省鳛水县。1979年，重庆市綦江县5个乡生产队划归贵州省习水县，贵州省习水县3个生产队划归重庆市綦江县。
至1989年，遵义地区共辖一市十三县，即遵义市（县级，地区行政中心）、遵义县、习水县、赤水县、仁怀县、桐梓县、湄潭县、凤冈县、余庆县、绥阳县、道真县、正安县、务川县。
1990年，国务院批准，撤消赤水县，设县级赤水市，仍属遵义地区管辖。
1994年，国务院批准，撤消仁怀县，设县级仁怀市，仍属遵义地区管辖。
1997年，国务院批准，撤消遵义地区，设地级遵义市。撤消县级遵义市，设红花岗区。赤水市、仁怀市改为省辖市。地级遵义市共辖一区十县，市政府驻红花岗区。
1998年，贵州省政府决定将赤水市、仁怀市交由遵义市代管。
2004年，国务院批准，由红花岗区上海路以北城区和遵义县北区部分乡镇，组成汇川区。至此，遵义市共辖两区两市十县。
2009年5月4日，由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镇和遵义县新舟镇组成的新蒲新区正式挂牌成立。
2013年7月1日，仁怀市开始进行省直管县试点，但行政区划建制、机构规格和司法、人大、政协管理体制维持不变，经济社会发展数据的统计、考核纳入遵义市。
2016年3月，国务院同意撤销遵义市遵义县，设遵义市播州区。以原遵义县（不含山盆镇、芝麻镇、沙湾镇、毛石镇、松林镇、新舟镇、虾子镇、三渡镇、永乐镇、喇叭镇）的行政区域为播州区的行政区域。并同意将原遵义县的山盆镇、芝麻镇、沙湾镇、毛石镇、松林镇划归遵义市汇川区管辖。同意将原遵义县的新舟镇、虾子镇、三渡镇、永乐镇、喇叭镇和遵义市汇川区的北京路街道划归遵义市红花岗区管辖。
截至2016年3月底，遵义市共辖三区九县，代管赤水市，代管仁怀市部分权利。
2016年1月4日，遵义市成立南部新区，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与播州区交界处。
2019年7月1日起，仁怀市由省直管调整为由遵义市管理。 [10]
区划详情
遵义市辖3个市辖区（红花岗区、汇川区、播州区）、7个县（桐梓县、绥阳县、正安县、凤冈县、湄潭县、余庆县、习水县）、2个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代管2个县级市（赤水市、仁怀市）。市人民政府驻地在新蒲新区府前路建投大厦。 [6]
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末，遵义市共有镇181个，乡21个（其中民族乡8个），街道办事处50个 。
地理环境
位置境域
遵义市位于贵州省的北部。地处国家规划长江中上游综合开发和黔中经济区综合开发重要区域，处于成渝—黔中经济区走廊的核心区和主廊道，黔渝合作的桥头堡、主阵地和先行区，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介于东经106°17′22″—107°26′25″，北纬27°13′15″—28°04′09″之。市域东西绵延247.5千米，南北相距232.5千米。遵义市东与铜仁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州省）相邻，南与贵阳市（贵州省）、毕节市（贵州省）接壤，西与泸州市（四川省）相连，北与重庆市临界。中心城区南到省会贵阳市144千米、北达重庆市239千米。遵义市幅员面积30780.73k㎡，占比贵州省幅员面积17.46%。
地貌
遵义市处于云贵高原向湖南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形起伏大，地貌类型复杂。海拔高度一般在800～1300米，在全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上。遵义市平坝及河谷盆地面积占6.57%，丘陵占28.35%，山地占65.08%。大娄山山脉自西南向东北横亘其间，成为天然屏障，是市内南北水系的分水岭，在地貌上明显地把遵义市划分为两大片：山南是贵州高原的主体之一，以低中山丘陵和宽谷盆地为主，一般耕地比较集中连片，土地利用率较高，是粮食、油料作物的主要产地。
从乌江谷缘到大娄山脉，明显可见三级台地：最低一级海拔高度1000～1200米，中间一级1300～1350米，最高一级1500～1600米。山北以中山峡谷为主，山高谷深，山地垂直差异明显，耕地比较分散。南片占遵义市总面积的37.6%，北片占62.4%。遵义市地貌类型，根据成因，可分成三大类：熔蚀地貌区、熔蚀构造地貌区和侵蚀地貌区。其中以溶蚀和熔蚀构造地貌（岩溶地貌）分布最广，约占遵义市土地面积的75%。遵义市海拔最低处在赤水市境内与四川省合江县交界的习水河与赤水河汇合口，海拔221米；最高处在桐梓县的柏枝坝箐坝自然保护区牛角寨，海拔2227米，是大娄山山脉的最高峰。
大娄山山脉构成市内地形的主要骨架。此山脉西起毕节市，东北延伸至四川省境，既是乌江水系与赤水河的分水岭，又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横亘本市中部的一段，呈现向南东突出的弧状，海拔在1500～2000米之间，相对高差多在500米以上。著名的娄山关，处于大娄山主脉的脊梁上，东西两侧为小尖山耸峙，气势磅礴，古人称此关为“万峰插天，中通一线”，十分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隘口海拔1226米，南北高差为400米的峡谷，川黔国道蜿蜒穿过关口，川黔铁路和崇遵高速公路则从娄山腹内穿隧道而过。
水文
遵义市河流以大娄山山脉为分水岭，把遵义市河流分为乌江、赤水河和綦江三大水系，均属长江流域。遵义市有水流的河长共9148.5千米，河网密度0.3千米/ 平方千米，河长大于10千米或集雨面积大于20平方千米的河流有416条。其中干流2条（乌江、赤水河），均有航行之利，内河航程441千米，直通长江。一级支流60条，二级支流168条，三级支流149条，四级支流33条，五级支流4条。地表（河川）径流量178.80亿立方米，约为贵州全省的17%，每平方千米产水58万立方米，为全国平均值的2倍左右。
遵义市长10千米以上的河流共463条，均属长江流域，以大娄山山脉为分水岭，南北分属乌江区和长江上游干流区两大水系，长江上游干流区包括赤水河干流及主要支流如牛渡水、桐梓河、习水河等，乌江区包括偏岩河、湘江河、余庆河、芙蓉江等，遵义市年平均河川径流量为178.80亿立方米，地下水径流量为42.25亿立方米，可开发水能资源年发电量205亿千瓦时，人均占有量为全国的1.85倍。
气候
海龙水库
遵义市受季风影响特别显著。冬春季节多受北半球移来的寒潮或冷空气影响，冬季风一般多为东北风或偏东风。遵义受偏东北季风影响时，云层浓密低厚，一到夜间云顶辐射冷却，常常产生夜雨。如果这时再遇上偏南气流北上在川黔间与偏北气流汇合，往往在3300米高空形成一长江切变线，或在近地层形成一云贵准静止锋，阴雨绵绵的天气就更长。4月中旬西南季风北上，阴云密布天气减少，晴间多云日数增多，温度显著上升。由于遵义所处纬度低，日光照射强烈，连晴三天温度就可能升至30℃以上。
由于夏季风（西南气流）北上，从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席卷而来的水汽大量增加，4月16日前后遵义进入雨季，中到大雨天气常常出现。当夏季风5～6月移到长江流域与偏北气流相会时，便形成长江流域的梅雨天气。遵义市地处长江上游，也同样会产生降雨量大、降雨次数多的梅雨天气。夏季风继续增强，西南气流继续北推，遵义市处于纯粹的西南季风控制下，梅雨天气便开始结束，进入连晴高温少雨的干旱天气。9月中旬夏季风逐渐减弱南退，冬季风逐渐增强南下，持续的秋雨天气便开始在遵义出现。以后冬季风基本控制遵义时，又转入云低阴沉的多小雨天气。
遵义市地处低纬，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冷空气到达遵义已大大减弱变性，所以在冬季1月最冷时期极端最低气温只有-7.1℃（1977年1月30日），比同一纬度的芷江高0.2度。而在夏季又常受西南季风影响，历年最热时期极端最高气温也只有38.7℃ （1953年8月18日），比邻近的重庆市40.4℃低1.7℃。遵义市年平均气温15.1℃，比昆明市高0.6℃。因此遵义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丰沛，气候宜人。
春季（3～5月）：春暖风和而时有倒春寒；季平均气温15.3℃左右，总降水量接近300mm。春季气温回暖较早，晴天日数增多，一般在4月初稳定通过≥10℃初日，但气候极不稳定，3月下旬到4月上旬常常有倒春寒出现。由于冷暖空气交汇频繁，4、5月份时有冰雹发生，个别年份还会带来较重灾害。雨季开始期一般在4月中、下旬。
夏季（6～8月）：初夏多雨，盛夏多旱，但热而不酷；季平均气温24.1℃左右，总降水量400～500mm。极端最高气温出现7月下旬，达37.4℃，但每年≥35℃的高温天气仅1～5天。夏季是全年降水量最多的季节，特别是初夏6月为一年中雨量最多的月份，多强降水天气过程发生，某些年份有较重洪涝灾害发生。盛夏7～8月常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常有伏旱出现。
秋季（9～11月）：秋温陡降，时有秋风、绵雨；季平均气温16.1℃左右，总降水量240～280mm。秋季由于夏季风急剧南退，冬季风南下，降雨量明显减少，气温显著下降，阴雨天数逐渐增多。9月上旬时有秋风出现，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有一半以上的年份有绵雨天气出现，绵雨较重年份还影响“三秋”生产。雨季结束期一般在10月中、下旬。
冬季（12～2月）：冬无严寒，阴雨寡照且时有凝冻。季平均温度5.5℃左右，总降水量60～70mm。极端最低气温出现1月下旬，达-7.1℃。冬季由于冷空气活动频繁，常形成滇黔静止锋，造成我市多阴雨寡照，是全年各季中辐射最少的季节。最冷时段往往出现隆冬1月，并常伴有凝冻发生。
自然资源
水资源
桫椤王国
遵义市地下径流量为43.89亿立方米，占地表（河川）径流量的24.4%，人均占有水量约700立方米。据水文地质计算资料，遵义市天然水资源共有1054万吨/日，约合38亿吨/年。
遵义市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325.06万千瓦，可开发的水能资源为606.82万千瓦，已开发的水电装机容量143.66万千瓦。遵义市每平方千米水能储藏量达103千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9%。在乌江干流的遵义段，建成的乌江渡电站和正在建设的构皮滩电站，水电装机容量425万千瓦（其中乌江渡电站125万千瓦，构皮滩电站300万千瓦）；遵义市正在形成大中小为一体的水电群，赤水河、芙蓉江、洪渡河、桐梓河以及湘江、綦江水系，都在进行中小水电开发。
矿产资源
市内已探明的矿产有60多种。煤、铝土矿、钛、锰、镁、钼、钡、烧碱等在国内省内占有重要地位，已形成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钛、锰、烧碱、高性能钢丝绳等原材料生产基地。其中煤炭资源总储存量在全省仅次于六盘水市和毕节市。遵义市在1500米深度以上的煤炭资源总储存量在260亿吨以上，已探明储量50.4亿吨。
生物资源
市内有野生和常见的高等植物2009种，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典型，具有植物区系南北过渡性和起源古老性的特点。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占全省稀有动植物资源总数的93.3%。其中银杉、桫椤、珙桐、金花茶、黑叶猴、白冠长尾雉、大灵猫等83种被列为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动植物。
截至2012年，市内有森林面积807906公顷，森林覆盖率37.8%。有畜牧用地面积1100万亩，约占土地面积的24%。其中，成片草山草坡占41.1%，万亩及万亩以上草地有96片，主要分布于道真、务川两自治县和正安、习水等县。
遵义市已建成自然保护区23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风景名胜区5个，其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4个。建成森林公园5个，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2个。遵义市森林面积已达149.37万公顷，森林总蓄积量5598.15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了48.56% 。
人口
截至2019年末，遵义市常住人口630.2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13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4.14万人，比上年增长4.7%，其中，失业人口再就业2.21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29万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12.8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2.96%。 [12]
遵义有汉族、土家族、彝族、白族、傣族、壮族、苗族、回族、仡佬族、僳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藏族、景颇族、布朗族、布依族、阿昌族、哈尼族、锡伯族、普米族、蒙古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水族、满族、独龙族等民族分布。

Ⅶ 谢氏族谱和辈分

谢家最早见于记载的家谱，是南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引用的《谢氏谱》，其中又分为《陈郡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前一种家谱在书中共引用七处，后一种引用一处。从全部引文综合分析，这两种家谱的基本内容，

包括东晋时两族谢氏人员的名讳、字号、承属关系、官爵、姻娅、子女、子女婚配等等。当时的社会特别重视谱牒，不仅朝廷选官要查寻家谱，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以家谱为据。

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成立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所以谢氏最早的家谱，有可能是根据谢氏提供的资料由官府修成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东晋建国以后。

历史记载

《家乘》

家乘是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字。春秋时晋国史书名《乘》，后因称史籍为史乘。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撰有日记体《宜州家乘》，后人撰修家谱，袭用“家乘”之名，意为家族之史。谱牒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有专记帝王诸侯世系的，也有记载一姓一族世系及重要人物事迹的，

后者又称“族谱”“宗谱”“家谱”或“家乘”。魏晋南北朝时特重门第，官方选用人才必须考察谱牒，因此，撰修族谱之风盛行，隋代以后虽然施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取仕，但直至明清时期，许多家族仍编修族谱。

族谱主要内容有姓氏起源、播迁、分支始祖、世代相传的统系、辈字、祠堂、祖茔、族规等，正文前有序和凡例。

《谢氏谱》

《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大概出自当时的官谱。至于《隋书·经籍志》中收录的《谢氏谱》十卷，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家谱，即可能出自谢氏族人之手。但遗憾的是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

目前所见谢氏最早的一部完整家谱，是宋朝人汪藻根据《世说新语》和魏晋南北朝及隋朝史书编辑的《世说·陈郡阳夏谢氏谱》。全谱包括世系表、正文、别族、人名考补四个部分，收录三国至隋陈郡谢氏94人，附录会稽谢氏4人。

这部家谱的现存最早刊本，藏于日本，与宋本《世说新语》汪藻《叙录》放在一起，近年曾以珂锣版影印的形式与《世说新语》联合刊布发表。

(7)贵州司法范静扩展阅读

历史传说

岳飞为南宋谢氏族谱作《岳武穆赠序》

予仰观天象，北辰为中天之枢，而三垣、九曜旋绕归向，譬犹群之尊，而不敢不拱焉；俯察地理，昆仑为华夏之镇，而五嵌、八表通峰接巘，譬犹祖之亲，而无敢不本焉。此君亲一体，忠孝一道。忘之者谓之逆，遗之者谓之弃，慢之者谓之亵。无将之戒，莫大于不忠；五刑之属，莫大于不孝。

为人臣，所当鞠躬尽瘁；为人后，所当慎终追远，而不可一毫或忽者也！今阅谢氏谱牒，上溯姓原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祖也，系所生以尚嫡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像赞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者而能之乎？噫！世之去祖未远，问其自而懵然者，有愧于谢氏多矣！

Ⅷ 贵州师范大学怎么样

看到大家的回答我也来说几句，我觉得不能在贵州读大学，是不是很吓人，有人说腐败和经济发展有关系，那么教育和经济发展有没有关系呢，不知道，至少我遇到的很多大学的教授都把教育的所有问题推到经济上了，那要这样推，那么就不应该在贵州读大学了，因为贵州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向好，但是总量的确比不上东中部了。
以上调侃了，不过看到这个问题时间还算不是很晚，再加上这哈无聊，就作为一个过来人跟你说说，发现一个问题的确要比解决问题容易，但是有些时候问题也不容易发现。听说中国有很多好大学，可是跟我们贵州的小朋友只有5%的关系，大部分是考不上的。
实话告诉你，这间学校不怎么样，如果你读的还不错，可能也就那几个专业吧，再差的学校不也有它存在的道理不是？好了，废话不说了，以我的感受来说，这间学校给人的印象是管理模式的落后。比如：同样的住宿费用，财经大学的住宿条件和这间大学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精装修和赶工装修、暖气和什么都没有、热水自动化和一层一个暖水机房等等，男士无所谓了，去机房提桶水洗澡很轻松，女生就惨了。老师的行政楼暖气充足，冬天都热得不行，差点热休克了，学生就惨了，全部都是刚建好的宿舍楼，地板冷得让人发抖。特别是寒冷的冬天，花溪的冷空气让学习和生活都很难受；吃饭的问题，曾经我们多少次看着老师们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只能是围着号称能同时容纳万人就餐的食堂吃胡嘴的黄油、恶心的蔬菜、四年的菜系；也贵，并不便宜，主要是原料不好浪费较多，但是学校要道德批判，他们要光盘行动。说实话不公平在这里体现得有点充分哦，这就是管理的落后吧。
最主要和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质量的问题，可能这个是全中国大学普遍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说一说这里的特殊情况。第一、大班教学，可能你在中学都没有读过这样的班级，大部分课是八、九十人上课，如果是公共课之类的可能三百人一起上，好点的专业可能稍微好点，但是据我了解，大部分是大班的。第二、老师上课第一件事是点名，你说八九十个人点个名就得十分钟，还上什么课，最过分的是一些大课的点名。老师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心实意上课，你说她不认真吧，人少的可怜她也讲，可是讲课质量不敢恭维，可能也是知道没有多少学生认真听，随便讲讲，已经恶性循环了。第三、上课就是演讲，学生代表讲，学生小组讲，以锻炼学生口才的名义甩甩手了。像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课就是念书，没有她自己的东西，感觉就是学生和老师有很大的隔膜，你在台上念经，学生在下边默然注视着，学习风气不好。一节课出来如释重负形容这学校上课一点都不夸张，心理折磨太严重了。
这里值得指出的一个现象是大学的心理辅导，很多时候校园里边大肆宣扬心理辅导我就奇怪这是为什么，难道真的是书读得越多就越容易心理出问题需要看心理医生？其实心理问题不如说是对校园现实的不满，传统价值观在这里的产生了混乱：校园对错颠倒、虚假之风盛行、学习形式化，校园生活娱乐化，所以每当提到心理两个字时大家都是嗤之以鼻。大学的课其实挺多的，学生都不想上课，我的大学就喜欢上了一个老师的课，高等数学。有一种理论是大学靠自学，以此推卸教师的责任，这种观点你认同吗？我不认同，大学是和过去不一样，更多强调自主性思考，那难道就不要课堂和老师了吗，那我们还上课干嘛呢。不知怎么了，大家就是不听课，我也不听，讲着讲着有些教授就跑题了，她好像不愿意多讲，多讲容易出更大的纰漏。你又知道教学是引导性的，可是你说的都是条款啊，你引导什么了。有的更过分，照书念，你们是都去评职称了吗，是不是没有心思上课了。
人是一方面，课堂也是一个方面，大学有着许多课堂模式：实行有奖问答，不管对与不对，我们主要在乎学生的积极性，当然不能奖金钱，我们奖的都是和学习成绩相关的，比如奖平时学分，期末成绩加分等。有人说这样很好啊，提高了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也是一种公平，谁叫你不积极回答问题，学生回答完了，老师拿出一个本子，问回答问题的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哦，加两分。
中场休息，来，我们点下名，你妈，老师和学生捉迷藏，你以为我上课马上点，我点死你，学期三次没有平时成绩，五次期末不要想过。你们跟这几个同学说声，以后我的课不要来了，有些点名有规律，有些是没得的，有些会提前告诉你。大课没什么意思，就不讲了，你想一下，你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和老师周旋上，那还有什么精力去认真学习哦，以我的经验，在大学就是和老师周旋，和体制周旋。以上都是一些细节描写，没有多少理论东西。当然水平有限，没有说到重点，更多精彩有待知友发言。前段时间的回答被折叠了，修改后不知能不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