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张曙光
① 对涉案财物认定为赃款赃物被执行不服时，应如何救济
案外人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提出异议且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权利
案外人对据以执行的刑事裁判有关涉案款物部分的认定和处理不服，且异议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权利。
一、北京二中院就马伯韬诈骗案，作出（2013）二中刑初字第1509号刑事判决，判决：有期徒刑12年，查封、冻结马伯韬位于朝阳区观音景园210楼2门302室房产（下称“案涉房产”）并将该房产变价款按比例发还被害人。北京高院作出（2014）高刑终字第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在执行刑事判决过程中，马文林等因主张对案涉房产享有所有权提出执行异议，请求中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北京二中院认为，执行过程中案外人依据对案涉财物享有所有权，主张裁判认定该财物为赃款赃物属于认定错误的，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据此，北京二中院作出（2016）京02执异91号执行裁定（下称“91号裁定”），驳回马文林等的异议请求。
三、马文林等向北京高院申请复议。北京高院作出（2016）京执复62号执行裁定（下称“62号裁定”），驳回马文林等的复议申请，维持91号裁定。
四、马文林等向最高法院申诉，请求：撤销北62号、91号裁定，将案涉房产返还马文林等。最高法院裁定：驳回马文林等的申诉请求。
关于案外人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物提出异议的救济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一方面，案外人的申诉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法院应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另一方面，案外人的申诉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本案中，马文林、周淑琴的申诉请求，涉及案涉房产的权属争议，而北京二中院（2013）二中刑初字第1509号刑事判决，明确指出案涉房产变价款按照比例发还被害人，申诉人马文林、周淑琴的主张，属于对原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有关赃物认定内容不服，无法通过裁定补正。北京二中院（2013）二中刑初字第1509号刑事判决、北京高院（2014）高刑终字第68号刑事裁定中，有关涉案款物的认定以及变价处理意见明确，所附扣押物品清单包括案涉房产，申诉人马文林、周淑琴如对据以执行的刑事裁判有关涉案款物认定和处理不服，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权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总结该案的实务要点如下，以供实务参考。同时也提请当事人在主张权利时首先应注意救济途径的选择，结合法院的裁定文书，在执行实务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一、生效刑事判决中涉及财产部分的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所以，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案涉财产被认定为赃款赃物存有异议，且异议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救济。
二、可能被定性为赃款赃物的财产包括：存款、投资收益、孳息、利用赃款所购买的房或车等财产，案外人或被害人对该部分财产在生效刑事判决中是否应认定为赃款赃物有异议的，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救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
第十三条 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
（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
（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
（三）其他民事债务；
（四）罚金；
（五）没收财产。
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
第十四条 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人民法院审查案外人异议、复议，应当公开听证。
第十五条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以下为该案在最高法院审理阶段关于该事项分析的“本院认为”部分关于案外人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物提出异议且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权利的详细论述和分析。
本院认为，“关于案外人对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提出执行异议的审查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通过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审查处理。因此，北京高院、北京二中院依法受理案外人马文林、周淑琴异议，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进行审查，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关于案外人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物提出异议的救济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一方面，案外人的申诉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法院应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另一方面，案外人的申诉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本案中，马文林、周淑琴的申诉请求，涉及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观音景园210号楼2单元302室房产的权属争议，而北京二中院（2013）二中刑初字第1509号刑事判决，明确指出案涉房产变价款按照比例发还被害人，申诉人马文林、周淑琴的主张，属于对原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有关赃物认定内容不服，无法通过裁定补正。北京二中院（2013）二中刑初字第1509号刑事判决、北京高院（2014）高刑终字第68号刑事裁定中，有关涉案款物的认定以及变价处理意见明确，所附扣押物品清单包括案涉房产，申诉人马文林、周淑琴如对据以执行的刑事裁判有关涉案款物认定和处理不服，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权利。”
案件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马文林、周淑琴与马伯韬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418号】
有关案外人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物提出异议且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权利的问题，以下是我们在写作中检索到与该问题相关的案例及裁判观点，以供读者参考。
1、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案例一：《罗×与张曙光执行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执复90号】
本院认为，“《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本案涉案房屋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39号院1号楼7层1-701室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北京二中院（2013）二中刑初字第1530号刑事判决特定物，列入‘予以变价所得款予以没收’的扣押款物处理清单，明确作为在案扣押款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超出犯罪所得部分作为被告人张曙光的个人财产，并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项执行。北京二中院依据生效刑事判决，对涉案房屋采取执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案外人罗×于执行程序中认为刑事裁判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提出异议，实质上是对执行依据本身的异议，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等程序解决。北京二中院认为罗×异议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驳回其异议，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2、案外人认为生效刑事判决认定被执行人支付的购房款及产生的权益为赃款属于认定错误，是对生效判决不服而提出的异议。
案例二：《广州市峻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执复165号】
本院认为，“本案执行依据即广州中院（2010）穗中法刑二重字第8号刑事判决及附表内容已经明确应向被执行人峻联公司追缴违法所得（包括峻联公司支付欣建公司的购房款872万元及产生的权益），所追缴款项用于发还被害人。广州中院根据上述生效的刑事判决作出（2012）穗中法执字第996-4号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申请复议人欣建公司对广州中院上述执行行为提出异议，实际上是认为上述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峻联公司支付的购房款872万元及产生的权益为赃款属于认定错误，是对生效判决不服而提出的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因此，欣建公司对此所提异议不属于执行异议审查范围，其认为生效判决有错误，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3、异议人提出刑事裁定书将存款认定为赃款错误等异议，系异议人对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提出的异议，不属于执行机构审查的事项，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
案例三：《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新支行刑事执行一案执行裁定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执复84号】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本案中，异议人提出刑事裁定书将3000万元存款认定为赃款错误等异议，系异议人对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提出的异议，不属于执行机构审查的事项，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焦作中院在异议审查中未将异议人的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直接裁定驳回异议人的异议申请，处理不当，应当予以纠正。且在本案复议审查中，平顶山市公安局认为已向焦作中院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情况进行了通报，焦作中院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一并进行审查处理。”
4、以涉案房屋系其合法财产为由提出案外人异议，实质上是针对生效刑事判决关于涉案房屋的认定为赃物提出的异议，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案例四：《马文林等与马伯韬执行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执复62号】
本院认为，“依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本案中，对于涉案房屋，（2013）二中刑初字第1509号刑事判决主文的第二项内容为‘在案冻结的钱款及扣押物品之变价款，按比例退赔各被害人，不足部分继续追缴退赔各被害人（详见清单）’。‘扣押物品清单’第二项的内容为‘查封、冻结马伯韬位于朝阳区观音景园210号楼2单元302室房产一处之变价款，按比例发还被害人’。马文林、周淑琴以涉案房屋系其合法财产为由提出案外人异议，实质上是针对生效刑事判决关于涉案房屋的认定提出的。二中院告知马文林、周淑琴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驳回其案外人异议并无不当。”
5、案外人对刑事判决认定被执行人支付的购房款及产生的权益属于赃款错误，并提出异议，该执行异议实质是对生效法律文书提出异议，应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处理。
案例五：《广东欣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峻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执行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执复字第90号】
本院认为，“关于案外人对生效刑事判决所确定的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处理程序问题。经查，本案执行依据（2010）穗中法刑二重字第8号刑事判决及附表内容已经明确应向被执行人峻联公司追缴违法所得（包括峻联公司支付欣建公司的购房款872万元及产生的权益），所追缴款项用于发还被害人。现申请复议人欣建公司认为（2010）穗中法刑二重字第8号刑事判决认定峻联公司支付的购房款872万元及产生的权益属于赃款错误，对上述认定提出异议。该执行异议实质是对生效法律文书提出异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对该异议的审查不属于执行程序审查的范围。案外人认为本案执行依据认定错误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因此，申请复议人欣建公司认为（2014）穗中法执行异议字第203号执行裁定确定生效刑事判决认定赃款是否有误不属于执行异议程序审查范围错误的复议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对峻联公司支付欣建公司的购房款872万元属于赃款有异议，对此异议的审查处理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应当由审判部门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而不能以补正裁定解决。申请复议人欣建公司认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审查处理上述执行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② 中铁电气化局刘志远判决书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二中刑初字第1530号。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人张曙光，男，1956年12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市，汉族，大学文化，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曾任原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装备部副主任，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人张曙光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2年4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3日被逮捕。
辩护人王大明，北京桓标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杨希光，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京检二分刑诉[2013]015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曙光犯受贿罪，于2013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于同年7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检察员孙晴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曙光及其辩护人王大明、杨希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审判长宣读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张曙光分别利用担任原铁道部(以下简称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装备部副主任、运输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单位在解决蓝箭列车使用及列车配件销售、技术产品应用、工程项目中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杨建宇、戈建鸣、王建新等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7 181 315.35元。案发后，涉案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张曙光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
审判长宣读张曙光第一起受贿事实。2000年至2011年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装备部副主任、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广州中车铁路机车车辆销售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车机车公司)、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车轨道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建宇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上述两家公司分别解决蓝箭动车组租赁到期后继续使用及列车空调设备销售等问题提供帮助，为此先后在北京等地收受或者同意其情妇罗菲(另案处理)收受杨建宇送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102979.35元。
第二起受贿事实：2004年初，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副主任期间，在明知时任青岛四方新诚志卓客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诚志卓公司)董事的杨庆凯希望其帮助该公司获得更多普通客车车辆内饰产品等配件的订单业务，并进入动车组零配件供应商行列的情况下，在京都信苑饭店收受杨庆凯给予的人民币3万元。2006年11月，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在明知时任新诚志卓公司董事长的杨庆凯有上述请托事项的情况下，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杨庆凯给予的美元1万元，折合人民币78667元。
第三起受贿事实：2004年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副主任期间，接受青岛亚通达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达公司)总经理刘越胜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装备部研究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四方公司)报送推荐亚通达公司引进国外蓄电池技术和集便器技术生产CRH2型动车组配件的方案时，同意该方案。2005年春节前后，张曙光在刘越胜对其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其帮助亚通达公司参与300公里动车组业务之后，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刘越胜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第四起受贿事实：2005年至2006年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副主任、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中技国际招标公司(以下简称中技公司)总经理王康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该公司在铁道部中标“时速200公里及以上动车组技术引进国产化”项目、获取较高代理费率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此先后7次在办公室等地共计收受王康给予的人民币7万元、美元4万元和欧元1万元，以上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479538元。
第五起受贿事实：2005年、2007年及2009年春节期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副主任、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苏城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城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洪发请求帮助该公司参与动车组车窗业务的请托，先后3次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徐洪发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30万元。
第六起受贿事实：2005年至2009年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在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今创集团)总裁戈建鸣表示愿意给其财物，并请其给予今创集团支持之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今创集团成为动车组辅助电源等配件的配套生产商及压低外方谈判条件等事项提供帮助，为此分别以需要用钱、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需要用钱为由，向戈建鸣提出需要用钱的具体数额，先后3次在京都信苑饭店收受戈建鸣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800万元。该款部分被张曙光交给妹夫王勇保存，部分被用于为罗菲买房，其余被张曙光和罗菲挥霍。
第七起受贿事实：2007年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在武汉正远铁路电气有限公司(下称正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新多次向其提出请托，请求帮助将该公司研发的交直交1600KW牵引变流技术和列车计算机网络控制系统转化为产品应用于高铁之后，指示该公司不要停止研究工作，为将来应用做准备，同时表示合适时让该公司先进入地铁检验，以后再进入高铁领域。为此，张曙光于2007年至2009年间，以购买房屋、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为由，先后3次在北京收受王建新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850万元。该款部分被张曙光用于购房，部分被张曙光交给王勇保存，其余被张曙光和罗菲挥霍。
第八起受贿事实：2007年前后，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无锡市万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无锡万里公司)法定代表人谈国良的请托，答应帮助该公司获得300公里动车组的集便器业务。次年，张曙光接受谈国良的请托，利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给时任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李丕庆打电话，帮助无锡万里公司催要集便器货款，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后即付清无锡万里公司的集便器货款。为此，张曙光于2007年间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谈国良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于2010年春节前在家中收受谈国良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第九起受贿事实：2009年3月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北京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博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丙玉请求帮助该公司获得时速380公里动车组列车车门项目的请托，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陈丙玉给予的人民币500万元。该款部分被张曙光交予王勇保存，其余被张曙光、罗菲挥霍。
第十起受贿事实：2009年初，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铁电气化局)总经理刘志远请求帮助该公司获得电气化工程项目的请托，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刘志远给予的人民币30万元，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该公司于2009年6月中标哈大线电气化工程项目。2010年3月初，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刘志远请求帮助该公司获得电气化工程项目的请托，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收受刘志远给予的欧元3万元，折合人民币272 625元。后张曙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该公司于2010年8月至9月间中标南广线和合蚌线等标段的电气化工程项目。
第十一起受贿事实：2009年至2010年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铁建电气化局)董事长薛之桂和总经理郑斌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该公司工程项目中标等事项提供帮助，先后5次在办公室共计收受薛之桂、郑斌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欧元4万元和美元2万元，以上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572556元。
第十二起受贿事实：2010年夏，时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张曙光在吉林省长春市开会期间，在吉林省金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金豆集团)法定代表人金明南请求帮助该公司参与动车组座椅生产业务之后，在长春香格里拉饭店收受金明南给予的附有载明持卡人姓名及银行卡密码纸条的银行卡3张，该3张银行卡内共计存款人民币200万元。
第十三起受贿事实：2009年年底至2011年1月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在中车机车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建宇的介绍下，接受双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双双集团)法定代表人陈晓美请求帮助该公司参与有关列车电机项目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该公司与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合作提供帮助，为此于2010年6月、2011年1月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先后收受陈晓美给予的港币100万元和50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29.495万元。
审判长宣读法院对被告人张曙光辩解及辩护人辩护意见的核查及综合评判的内容。对于被告人张曙光提出的辩解及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核查并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张曙光所提其是在戈建鸣事先表示了要用钱就找他的情况下，才提出需要具体数额的钱款，其没有索贿的辩解，以及辩护人所提戈建鸣事先向张曙光明确表示过如果需要用钱可以予以解决，不让张曙光再找别人，张曙光收受戈送予的钱款不属于索贿的辩护意见，经查，在张曙光向戈建鸣提出需要用钱之前，戈建鸣确向张曙光作出“要用钱就找他”等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视为事先主动提出愿意给张曙光财物的概括表示，张曙光在此情况下向戈建鸣提出需要用钱及具体用钱数额，不属于索贿，故该部分辩解及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2、关于被告人张曙光所提在本案中其未做损害国家利益之事的辩解，以及辩护人所提张曙光在收受他人财物的过程中没有为请托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其在为请托人办理请托事项时，能够坚持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底线，严把安全关和技术、质量关，按各项规章和程序办事，没有打招呼干涉企业正常招标的辩护意见，经查，该部分辩解及辩护意见基本属实，但其中提到的张曙光的行为均为其职责所系，不足以成为对其从宽处罚的理由，故本院对该部分辩解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3、关于被告人张曙光所提有的受贿没有刻意为他人谋利；为部分企业与外方谈判是为国家整体利益和减少国家高铁建设成本，其行为不同于直接为他人谋利的辩解，以及辩护人所提张曙光作为高铁技术引进的负责人，在中外企业的合作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使中方相关企业也获得了利益，张曙光的此行为与其直接为中方企业谋利有本质区别，张曙光收受款物数额绝大部分具有人际人情交往的属性，在量刑上有可宽宥之处的辩护意见，经查，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据此规定，故意为他人谋利与刻意为他人谋利，直接为他人谋利与间接为他人谋利，对于认定受贿罪均无本质区别；鉴于被告人张曙光受贿情节特别严重，其未刻意为他人谋利和未直接为他人谋利均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本案中张曙光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属于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权钱交易，并不具有人际人情交往的属性。故本院对该部分辩解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4、关于辩护人所提指控张曙光的部分受贿犯罪还停留在承诺、许诺所请托事项的阶段，张曙光尚未办理请托事项的辩护意见，经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即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故张曙光的部分受贿犯罪虽停留在承诺、许诺所请托事项的阶段，亦已构成受贿罪的既遂，该情节不足以成为对张曙光从宽处罚的理由，本院对该部分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5、关于辩护人所提张曙光没有为杨庆凯、徐洪发提供帮助，拒绝了陈丙玉、金明南的请托的辩护意见，经查，张曙光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证人杨庆凯、徐洪发、陈丙玉和金明南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张曙光明知该四人送予财物的目的和请托内容，虽然张曙光曾拒绝陈丙玉和金明南的请托，但此后其在明知该二人具有具体请托事项时仍收受该二人送予的财物，应认定其承诺为杨庆凯、徐洪发、陈丙玉和金明南所在单位谋取利益，其收受该四人送予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的既遂，故本院对该部分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6、关于辩护人所提张曙光认为多次出国收受王康送予的外币属于王康所在公司为引进项目而支出的各种费用中的一种，张曙光主观上存在认识错误的辩护意见，经查，张曙光在侦查阶段已供述自己清楚王康多次送其外币的目的，一是保持项目做下去，二是在每个项目中在代理费的确定上其能帮助说好话。该供述与王康的证言等证据可相互印证，辩护人所提张曙光主观上存在认识错误的意见无证据支持，不能成立，故本院对该部分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7、关于辩护人所提王建新是希望张曙光在技术上给予帮助，并为其自主研发的两项技术有朝一日用于铁路机车上提供支持，张曙光未因收受王建新的钱物而为其谋取不当利益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王建新的证言及被告人张曙光的供述均证明王建新并非希望张曙光在技术上提供帮助，而是希望张曙光利用职务便利为王建新公司的两项技术应用于动车组提供帮助，供证一致，足以认定；张曙光明知王建新的请托事项而收受王建新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张曙光是否为王建新谋取不当利益不影响张曙光受贿罪名的成立，故本院对该部分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8、关于辩护人所提张曙光始终如实供述收受贿赂的有关犯罪事实，构成坦白；主动交代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多项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张曙光确有坦白情节；其主动交代办案机关不掌握的犯罪事实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犯罪事实属于同种犯罪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规定，张曙光主动交代行为不构成自首。故本院对该部分辩护意见中构成坦白的意见予以采纳，对其余构成自首的意见不予采纳。
9、关于辩护人所提张曙光在接受调查之初检举了他人的犯罪线索，为我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辩护意见，经查，现无证据证明张曙光检举他人犯罪线索对他人犯罪案件的侦破起到实际作用；其为我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并非到案后实施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不构成立功，故本院对该部分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10、关于辩护人所提张曙光没有前科，案发后认罪悔罪，积极联系家人退赔赃款赃物，涉案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或退回的辩护意见，经查，该部分辩护意见属实，本院酌予采纳，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曙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7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张曙光所犯受贿罪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因涉嫌受贿被调查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张曙光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唯在张曙光向戈建鸣提出需要用钱及具体用钱数额前，戈建鸣已向张曙光作出了愿意给予其财物的概括表示，指控该起事实为索贿不当；张曙光同意杨建宇为罗菲购买的两块手表均为罗菲选定后由杨建宇代为支付货款，应以杨建宇实际支付的货款认定张曙光的受贿数额，将上述两块手表的鉴定价格指控为张曙光的受贿数额不当，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被告人张曙光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曙光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期间，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在案扣押款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超出犯罪所得部分作为被告人张曙光的个人财产，并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项执行(清单附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③ 法学硕士要怎么报名 是全国联考 还是 其他方法
法学硕士是全国有资格招收法学硕士研究生的高校各自单独命题(除公共课外)，全国重点大学和一部分一般本科院校一般都有招收法学硕士的资格。
人大法学院各专业硕士入学考试建议参考书目：
人大21世纪系列教材
《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制史》
《刑法》
《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法理学专业课
《法理学》（新版），孙国华、朱景文主编，人大出版社
《西方法律思想史》，谷春德、史彤彪主编，人大出版社
《法理求索》，孙国华，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本
《法社会学》，朱景文，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
《比较法总论》，朱景文，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本
朱力宇 张曙光：《立法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
宪法行政法专业课
《宪法》，许崇德主编，人大出版社21世纪系列教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人大出版社21世纪系列教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主编，北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宪法问题研究》，胡锦光主编，新华出版社
《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徐秀义、韩大元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中国宪法》，胡锦光、韩大元著，法律出版社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行政法
民商法专业课：
《民法总论》 梁彗星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9.00元
《民法》王利明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9.00元
《知识产权法》刘春田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3.00元
《知识产权法学》吴汉东 刘剑文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32.00元
《债法总论》张广兴 法律出版社 1997年 18.00元
《合同法》王利明 王轶 房绍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2.00元
《合同法新论.总则》王利明 崔建远（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修订版 39.00元
《违约责任论》王利明（专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9.00元（2000年修订版）（备选）
《物权法论》王利明（专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 44.00元
《物权法研究》王利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8.00元 2002年版
《侵权行为法》王利明、杨立新 法律出版社 18.00元
《人格权法》王利明、杨立新、姚辉 法律出版社 12.00元
《继承法》郭明瑞、房绍坤 法律出版社 13.00元
《亲属法》杨大文 法律出版社 20.00元（2000年修订）
《婚姻家庭法》杨大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5.00元（备选）
《商法总论》赵中孚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2.00元
商事单行法教材(人大21世纪系列教材)：(可选95规划民商系列 法律出版社)
《企业和公司法》38.00元
《票据法》19.00元
《证券法》24.00元
《海商法》26.00元
《保险法》27.00元 覃有土 法律出版社 2002年出版
《破产法》30.00元
《中国公司法》（修订版）叶林；审计出版社
或者：王保树《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54.00元(2000年修订)
范健《商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39.60元 (21世纪系列)
可参考：《知识产权法》 郑成思 法律出版社 21.00元
《物权法》梁彗星 陈华彬 法律出版社 21.00元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法
刑法专业课
王作富主编：《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刑法典、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及相关司法解释。
人大复以报刊资料刑法学
国际法专业课
《国际法》，程晓霞，人大21世纪系列教材
《国际私法》，章尚锦，人大21世纪系列教材
《国际法》，王铁崖，法律出版社
《国际贸易法》，王传丽，法律出版社
《国际投资法》，余劲松，法律出版社
《国际经济法》，陈安，北京大学出版社
《国际私法》，韩德培，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贸易组织》，曹建明，法律出版社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法学
民事诉讼法专业课
《民事诉讼法》，江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事诉讼法学原理》，江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肖建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章武生、张卫平等，法律出版社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④ 关于张曙光案件的疑问
你好
对于你的问题分析如下：
1、我国目前没有将性贿赂入罪，算行贿，但不属于犯罪；
2、此可以作为赃款，由公检法机关追回；
3、以单位行贿罪论处，对单位罚金，且对相关责任人处刑罚；
4、情人如果没有帮助其犯罪，如帮其受行贿款等，不构成犯罪，如果有，则以共犯论处；
5、不算，那里只是党内的双规，根据刑法，只有被公检法机关关押的期间或被指定监视居住的才可以在刑罚中减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九条【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行贿罪】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⑤ 十大和法律打擦边球的行业分析
这些报道中包括了作者的看法与意见。人们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肯定会对法律进行充分的研究，以规避因为法律风险带来的不良后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许多法律人士的工作。 近几年时有发生的“富人安全”问题，使“私人保镖”这一神秘职业逐渐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富人们选择了高薪聘请武艺高强之人，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而这些保镖往往以秘书、助手、助理或司机的身份出现，其担负的责任主要是保护雇请者的安全，并协助处理部分私人的相关事务。
如今的西方国家，私人保镖已成为一种像律师或医生一样的普通职业，而在中国，因为尚未获得法律承认，所以在很多时候，私人保镖几乎是在与法律“打擦边球”当中生存。如何对待“私人保镖”这一“新生事物”，已引起社会及法律界的广泛关注。
针对富人阶层的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
今年1月22日，山西民营企业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人枪杀于办公室，凶手也当场自杀。2月22日，在北京经营市场、身价数千万的浙江温州乐清富商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人刺杀，身中14刀。
随着暴力与反暴力的斗争日益尖锐，有关富人及其家属遇到抢劫、绑架、勒索的消息也屡屡见诸报端。
山西大同云岗实业总公司董事长刘建日从2002年2月开始受到黑社会的威胁，被勒索金额高达1亿元。当年7月13日上午，刘建日携家人在为父亲扫墓返回途中，从树林中窜出30多个人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刘建日在随行的亲朋好友及保镖的保护下，在旷野中奔跑了5个小时后才得以逃脱。
杭州高新区浦沿镇某集团公司董事长章某今年1月9日晚走进当地公安局，手里拿着一封夹了子弹的勒索40万元的信。
在广东，近年来，一些犯罪嫌疑人利用放置爆炸装置、寄信（有的信中附有子弹、毒物等物品）、打电话、发手机短信等方式要挟、对企事业单位及其负责人大肆进行敲诈的犯罪案件也呈上升之势。
“富人被害”催生“私人保镖”
据了解，在我国有的省份，“侵财”案占了刑事案件的近90％。针对富人阶层的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暴力事件占刑事案件的比例正逐渐加大，针对富人阶层的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也越来越高。
有资料统计，当下中国有亿万富翁1000人，百万富翁300万人。另外，越来越庞大的体育明星、娱乐明星群体由于其公众人物的特殊性，往往也需要有专职的保卫人员协助他们工作。从事保镖工作的夏先生告诉记者，按照他的结交范围判断，广州的私人保镖不少于5000人。而聘请保镖者多是文艺界名人、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其中尤以外资、独资和三资企业的老板居多。由于广州酒店业和房地产业的发达，私人保镖在这两个行业当中也占了很大比例。
记者在与一些企业老板交谈中得知，多数老板聘请保镖除了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外，不少时候也是一种摆威风或讲排场的需要。有的老板请保镖甚至是为了应酬，如在交际场上不愿多饮酒，有了保镖就可以让他们代劳。
而在国外，私人保镖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美国司法部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美国现有私家保安队员约160万人，其人数是正规警察的3倍。美国保安业营业额到2000年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
“私人保镖”跨在法律红线上
由于私人保镖目前尚未获得我国法律承认，在很多时候，私人保镖几乎是在与法律“打擦边球”当中生存。因此，有人将私人保镖称为“跨在法律界碑上的人”。从事私人保镖工作的夏先生和郑先生都谈道，“老板第一，法律第二”还是“法律第一，老板第二”往往会成“私人保镖”间争论的话题。有的保镖因不能完成老板提出的“非分要求”，被老板解雇；有的保镖被老板认为“不够忠心”，频频失业；而更多的保镖则因为时刻“以老板的安全为中心”而屡屡与法律发生摩擦。
“私人保镖”郑先生说，许多保镖都有过被拘留的经历，因为面对老板的命令，首先想到的是服从，然后才是法律。但是他们也会尽量在老板的命令与法律之间寻求平衡，“如果是杀人放火，当然不干，不可能真的为了那几千块钱的报酬把命都搭进去。但是，如果后果不严重，还是会按老板的去做，大不了进一趟派出所。”
郑先生说，若社会能对这一行业制定规范，他相信90％的保镖都会按规定来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保镖”。
但同样是从事保镖工作的夏先生对“遵纪守法的保镖”这一说法却表示了质疑。他说，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聘请保镖的人当中，从事“不正当行业”的占了很大比例。按照夏先生的说法，“做正当生意的一般不需要保镖，只有走私、诈骗、开赌场的老板才特别需要保镖”。这些保镖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充当着“帮凶”与“打手”的角色。若对保镖行业立法，夏先生担心这部分人依然很难做到遵纪守法。
“私人保镖”是“平衡木上的弱势群体”？
在“违法”与“犯罪”之间走平衡木的感觉毕竟不是一种享受。夏先生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私人保镖在我国还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可以保护其权益的法规，时刻都面临着被老板“炒鱿鱼”或被警察拉去“训话”的风险。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在法律上得到确认的身份，对外只能称自己是“司机”或“做保安的”。
实际上，有不少年轻人是以做保镖为“跳板”谋得了更好的发展。夏先生便是通过做保镖成了老板的职员。他对这一结果比较满意。他说自己刚从部队退役时，没有其他技能，也做过保安等工作，但报酬太低，觉得埋没了自己的好身体与好功夫。后来做了保镖，一个月的工资在3000元以上，且比较受老板重视。
但是，郑先生和夏先生都谈道，他们对外不会说自己是“私人保镖”，一方面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对“保镖”二字怀着偏见甚至敌意，动辄把这一行业与“打手”、“黑保安”相提并论。时刻行走在法律边缘，他们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他们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的职员一样，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私人保镖将走向何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何家弘教授堪称我国“研究私人保镖第一人”，早在1991年，他就在其著作《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当中指出：“私人保安业产生于私人侦探业，是私人侦探业的成熟表现形式。”何教授肯定了私人保镖业的存在，认为私人保镖业填补了社会治安管理机制中的空白，弥补了官方警察力量的不足。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私人保镖的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历史的一种倒退，因为私人保镖在维护老板利益时可能会侵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这是现代民主国家所必须禁止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曙光教授在谈到私人保镖问题时说，按照法律，私人保镖所能做的只是被动的防御，而不可能是主动的进攻。他们的任何暴力行为都应该控制在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卫范畴内，否则就会触犯刑法。
记者从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了解到，去年底，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了商标分类注册的范围，其中新增的或在原来基础上更为细化的允许注册类别包括提供私人保镖、侦探公司、寻人调查等的“安全服务”。但是，商标注册成功后并不等于可以从事商标涵盖的经营活动，目前企业登记还没有涉及到私人保镖的范畴。
广州市工商注册主管部门的有关人员告诉记者，在为公众服务的保安公司大行其道的今天，广州仍然没有一家可以明确提出为个人提供保镖服务的“保镖公司”。但他同时表示，不可否认，广州仍有一些地下“保镖公司”存在。
何教授认为，“私人保镖”行业内部应定期互相联系和沟通，制定出一个自律机制，形成统一的准入制度和行业标准，对整个行业进行规范。他说，一旦这一规范得到有效的实施，对整个社会的治安、经济的发展都能够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私人保镖毕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鲜事物，国家目前还没有承认其合法性，是因为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条件具备时会出现相应条例来规范这个行业。
⑥ 河南问题
您好
河南问题
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史,先从河大说起
1902年河南大学堂在省会开封诞生，但这个大学并没有发展起来。十年后的1912年，一批河南志士仿效清华留学欧 美预备学校，建立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种学校在全国少见，还有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在积贫积弱的内陆中原，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眼界高远、气魄 宏大、教学先进，培养出了赵九章（中国卫星之父）、杨廷宝（建筑大师）、阎振兴（水利泰斗）、张伯声（地学巨子）等人，送走了很多学子去欧美深造，这批人后来大都成为栋梁。暗淡的近代河南闪现了一道亮色。
接下来大学兴起，清华也成立大学部。河南需要大学，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改为中州大学，时间是1923年。洋博冯友兰任文科主任，海归曹理卿任理科主 任。但同为洋博士的前校长李敬斋一直以来主张将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改为工业学校，并以辞任以明志。两条道路泾渭分明，哲学家冯友兰着眼于长远，倾向通识教育 以提高国民素质，而李敬斋是权变的思路，当时的阶段应发展工科以促进工业化。孰是孰非？难以判断。但如果按李敬斋的想法实施学校主攻工科，那么在1952 年院系调整中，河南大学就会像浙大、湖大一样改成工学院，而不是和山西大学一起变为了师范学院。
在省主冯玉祥的支持下，中州大学合并农业学校、法政学校，成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也许这个第五中山与第二中山武大、第三中山南大、第四中山浙大还有差距，但它也并非平庸之辈。
中州大学后来改名为河南大学，因为老的河南大学堂变成了中等学校。1928年，河南大学成立了医学院，与已有的文、理、法、农并为五院。河南大学开始深 耕，学校的建筑至今还昭示着当时的气魄和档次。这些建筑是比肩于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校园）、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校园）的，位居国内前列。规模宏大的大 礼堂耗资二十万大洋，从德国进口屋架，可容纳三千人，而当时河大仅有五百师生。这些建筑中西合壁，科学美观，至今仍是河大的骄傲。当时校园东边是明城墙， 西边是河，北边是铁塔，南边是大湖，一派宁静优雅的气氛。遗憾如今已变化很多。解放前河大有2000多亩校区，号称华北第一大校（当时清华还没有东扩）， 分散于开封城的多个地方。解放后随着农、工、医学院独立，只剩下八百亩校园。
三十年代的河南大学就已经很有实力，人才济济，但直到1942年才得到机会升格为国立。1944年，在教育部高校评估中，河大获得全国国立大学第六名，这 个地位在今天很令人怀疑，可能吗？又有人说，河南大学跻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册的几所中国高校之列是由于科学史家李约瑟抗战时曾到访过河大。2003年， 央视"世界著名大学"中国内地十所高校中选择了河南大学，引起了全国的嘲笑。河南大学官方并没有公开很多过去的资料，我觉得河大至少可以进入民国大学二十强。它的农学院、医学院办得很好，医学院曾是全国五强之一，在解放后首批获得博士点。文学院更是名家云集，有范文澜、郭绍虞、姜亮夫、董作宾、萧一山、蒙文通、楚图南、高亨等。当时的河大还培养出了一批研究生。
河大很强的又一个证据是，在三四十年代河大拥有几十位海归博士，这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仍是会很有竞争力的。生物学博士王鸣岐解放后做了复旦生物系主任，水利 系的严恺做了河海大学校长，化学博士李俊甫与英国人李约瑟的交流激发了后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河大的很多任校长如田培林、邓萃英、刘季洪、姚 从吾、许心武、黄际遇等都是洋博士，这些经受过欧风美雨现代文明滋养的学者使河大境界很高。
河大得以雄起，一是靠延揽人才，像张仲鲁、刘季洪、张静吾等都是到处请人。另一是善于经营，河大从教育部和省里争到了很多政策和经费。工学院院长阎振兴后 来做了教育部长，校长田培林做了教育部常务次长，邓萃英也做了教育部次长，刘季洪做了考试院院长，姚从吾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 再一是不拘一格，26岁的人能当教授，没有学历的人也能当教授，河大有很多歪才怪才偏才。
解放前开封的运河还通畅，河大有很多来自省外的师生。在这个不安定的时代，河大的科研、教学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培养出了很多的人才。历史系师生一直是殷 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的主要力量，医学院投入到台儿庄抗战医护当中，文学院出现了作家群。很多后来的名人如邓拓、马可、袁宝华、白寿彝、侯镜如、王实味、姚 雪垠等都曾在河大就读。
河大平静的校园生活总是暗潮涌动，派系之争屡屡交锋，抗日抗暴轰轰烈烈，地下党活动频 繁，很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诸如王国权、赵毅敏、罗章龙、王雨田、邓拓、彭云等。1948年，河南大学左翼数百师生在范文澜、嵇文甫、王毅斋的领导下，投 奔中原解放区，陈毅以其为基础成立了中原大学，范文澜任校长。中原大学1949年随中共中原局迁往武汉，后发展为中南财经大学等校。河南大学本部受国民党 的指令往台湾南迁，先到了苏州停留，很多人拒绝去台。这次迁校造成大量人才沿途流失。由于河大的欧美色彩，不少师生最终还是去了台湾。剩余部分于解放后重 回开封。
无疑，近代以来，河南是落后中国中的落后省份，河南人是落后国人中的落后族群。比如，中国的科教落后于美国，河南的科教落后于全国。比如，湖南、江浙、广东、四川、安徽名人辈出，而河南就人均稀少。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中国有很多著名法学家出自河南。像法理学领军人张文显，刑法学领军人马克昌、赵秉志，民事诉讼法领军人江伟，刑事诉 讼法领军人樊崇义，法律史权威刘海年，民商法权威杨振山，环境资源法权威马骧聪，比较法权威王晨光...... 据学界人士讲,在北京,三个法学博士就有一个是河南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都快成河南人的天下了。
相比较而言，河南人好象不大适合搞经济学。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中，河南人只有北大的刘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梦奎等少数几位。河南全省仅河大有三个经 济学博士点。但河大也比较惭愧，八十年代时，西北大学、兰州大学还挂靠河大培养经济学硕士，而现在人家西北大学早就是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了，并培养出魏 杰、张曙光、张维迎、刘世锦、邹东涛、冯仑等经济界名家。河大学子好象只有一个蔡继明能叫得响，还不是河南人。
不过，经济学者詹小洪说，很快经济学这个"社会科学的皇后"得把霸主地位让给法学。有人已经喊出，改革开放要迎来"法学家时代"了。的确，市场经济终究是法制经济，跟制度文明最相关的法学自然要大显身手了。
江总书记曾讲过，为什么那么多的外国领导人都是学法律出身？是的，我们放眼望去，无论是林肯、克林顿，还是普京、米洛舍维奇，在西方，法学背景的领导人是最多的。
河南人，你准备好了吗？
二
河南本土的法学教育过去其实很不错。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的法学硕士点在全国获批的比较早。河南大学有知名学者吴祖谋、陈景良等。郑州大学法学院更是曾跻身 全国十强,是改革开放后恢复的第一批法律院系，是全国有77级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四个院校之一。在司法部的大力支持下，八十年代郑大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 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等高校调入刘国任、肖乾刚、叶高峰、金凯、潘永隆、霍震、沈绍芳、魏敏、李志敏、杨敦先、张玉镶、甘继华、蒋碧昆、朱继良、曾 绍汝、卓之干、常怡等著名专家，长期任课，谱写了郑大法学院的辉煌。
河南还有个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始建于1948年。并在1984年与中央第二政法干部学校合并，也曾是一个好学校。现拥有正副教授一百余人，居全国同类院校之首。
但是，事情很富戏剧性。2005年，获硕士点不久的湖南师范大学拿下了国际法博士点，湖南大学拿下了经济法博士点，重庆大学拿下了环境法博士点，南京师范 大学则拿下了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就连黑龙江大学、安徽大学都得到了民商法博士点，而河南全省目前仅有郑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一个博士点。河南政法管理干部 学院现在还在培养专科生，而湖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早在几年前就与湖南师范大学合并了，现在已经开始培养博士了。
与此相关的是，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张绍谦移师上海交通大学，河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章武生移师复旦大学，院长韩长印移师上海交通大学，副院长陈金钊移师山东大学......
南阳人与河南(管锥河南之三)
河南才俊数南阳，近现代以来，南阳人是河南的顶梁柱。从彭雪枫、袁宝华、赵东宛、许永跃、张保庆等政界闻人到姚雪垠、李季、张一弓、二月河、柳建伟等文坛 名家，从哲学家冯友兰、地学家冯景兰、文学家冯沅君兄妹到革命家杨鹤亭、建筑大师杨廷宝、科学家杨士莪祖孙，从张文显、赵秉志、杨振山、樊崇义、刘海年等 法学豫将到董作宾、徐旭生、丁声树、任访秋等文史骄子，从占全国飞行员的七分之一到占河南籍院士的三分之一，从"南阳学者信阳将"的俗语到"南阳出才子、 信阳出美女"的民谣...... 缺少了南阳人，河南会大为逊色。
在走向省外的河南儿女中，南阳娃是最重要的代表者。在建设家乡的中原将士中，南阳系是最主要的领导群。
这其实是个反常的现象，河南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而南阳则是长江流域、楚文化，南阳怎么竟主导起河南来了？我想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原文化的精华已随几 次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南下了。河南现在并没有很多中原文化的精神留存，以致于要打武术和佛教这两个不是中原文化主体的东西做形象。第二，作为近现代以来战 争和灾害的主战场、重灾区，河南的主体被折腾的饥寒交迫，已不具备孕育人才的良好物质文化条件。而南阳却是偏居一隅的安稳富足之地，几千年来文化沉积少遭 冲击，因此得以产生很多人才。自然就在竞争中战胜了别的地区，主导了河南，笑傲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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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罗菲的人物事件
罗菲原是中国铁路文工团歌舞团歌唱演员，是一名女高音歌手，曾代表铁路文工团参加2010年的第十四届青歌赛。
2011年6月13日，在张曙光被抓4个月后，罗菲因涉嫌受贿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监视居住，同年6月2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刑事拘留。1月，罗菲被东城检察院取保候审。1月，罗菲取保候审期限届满，已被解除取保候审。
2011年8月，东城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终结，以罗菲涉嫌受贿罪，将此案报送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
市检二分院经过审查，在起诉时将罗菲的罪名由受贿罪变更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该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
检方指控，罗菲于2007年至2011年1月间，明知广州中车铁路机车车辆销售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建宇给予的款物，系其情夫张曙光的受贿犯罪所得，仍予以掩饰、隐瞒，上述款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98万余元。罗菲于2011年6月10日被查获，涉案款物已追缴。
检方认为，罗菲明知是犯罪所得仍予以掩饰、隐瞒，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罗菲的刑事责任。检方起诉并未将罗菲的涉罪行为定性为“情节严重”，如果检方起诉获得法院认可，罗菲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如果以受贿罪起诉，则起步就是重刑。
2014年12月2日，罗菲被北京市二中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宣判后罗菲即由取保候审转为收监。
宣判后，罗菲不服判决，向北京高院提起上诉。
二审时，北京高院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此案。罗菲的上诉理由是，其与张曙光之间不存在利用张曙光的职务便利为杨建宇牟利的通谋，请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罗菲的辩护人认为，杨建宇向张曙光请托事项以及张曙光利用职务便利为杨建宇提供帮助的事项，均与罗菲没有任何关联，罗菲既不知晓亦未参与其中。根据刑法共同犯罪的规定，罗菲不应与张曙光一起构成受贿罪。经审理，北京高院认为，罗菲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张曙光的特定关系人，明知张曙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仍非法收受请托人的财物共计157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罗菲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且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到案，依法对其予以减轻处罚。
2015年4月20日，北京高院终审宣判，维持了一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