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司法体制

『壹』 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都改了什么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司法体制的政治优势和重要特征，也是司法体制改革攻坚克难的重要保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第二，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意愿，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公平正义问题。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评判，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尺子，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贰』 我国的司法体系是怎样构成的

英国的法院体系 The English court system

最近看了一下英国的法律教材，对于英国的法院体系顺手作了点笔记与总结。但是对于English court system这个词，我拿不准是应翻译成英国法院体系还是英格兰法院体系，姑且先用前者。

1、治安官法庭 Magistrates' Court
Magistrates' Court是英国法院体系中的最低级别的法院，该法院可以审理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其中英格兰与威尔士绝大部分刑事案件由该法院审理。至于民事案件，该法庭主要审理家庭民事案件，像什么收养、监护之类。另外，该法院还承担一些行政管理职能，比如颁发酒类销售许可证等。在法庭上对该法院的法官的称呼是“Your Worship”。

2、郡法院 County Court
County Court也属于英国下级法院，负责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在审理案件时，如法官认为必要，可以召集8人组成的陪审团。郡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为诉争标的不大的民事纠纷，例如，违约和侵权的赔偿在5万英镑以下（人身伤害赔偿在2.5万英镑以下）。另外，3000英镑以下（人身伤害赔偿在1000英镑以下）的诉讼可以适用“小额程序”（small claims procere）。该法官主要由地区法官和巡回法官组成，在法庭上对该法院的法官的称呼是“Your Honor”。

『叁』 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要坚持什么原则不变

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必须坚持如下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第二、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n第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第四、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

第五、必须坚持遵循司法规律

第六、必须坚持依法有序

第七、必须坚持统筹协调

(3)我国的司法体制扩展阅读

司法改革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树立科学司法理念。理念是实践的先导，科学的司法理念是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和目标指向。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以科学司法理念为引领，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

当前，要切实践行无罪推定、证据裁判、控辩平等、疑罪从无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完善当事人、辩护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制度，全面提升人权司法保障水平。

二、改革完善审前程序。审前程序是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准备诉讼材料、提供诉讼证据。科学、完备的审前程序，有助于提高审判效率、促进审判公正、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审前程序。

改变“以侦查中心”的诉讼模式，强化对客观性证据的收集，弱化口供在案件侦查中的作用，规范取证程序，强化对侦查活动、案件证据的审查机制，进一步加强对审查起诉阶段的司法监督。

三、推进庭审实质化。作为审判权实现的重要场所，法庭是生产和输出正义的地方。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关键在于审判环节要过硬，这就要求推进庭审实质化。要依法合理确定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严格举证、质证、认证等程序，严格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依法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论辩护权，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事实证据查明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四、是改革完善宣判制度。宣判即宣示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经过审理后依法作出判决并予以宣告的制度。以往，当庭宣判率低，就让人觉得审判结果受法庭外各种因素的干扰，甚至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

当庭宣判体现司法透明，符合审判公开、不间断审理（集中审理）等原则，大大压缩了“暗箱操作”的空间，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增进司法公信力。要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率，进一步规范定期宣判制度，让庭审主导司法公正的逻辑运行。

『肆』 我国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有哪些举措

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内会主义事业的司法保障容。司法机关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机遇和挑战并存，司法工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更加凸显。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伍』 我国司法体系有哪些

法院系统和检察院系统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司法体系

『陆』 我国司法制度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问，司法工作的原则？那就是公平公正公开。每个国家的司法制度都是用来规范司法程序，保障司法程序正常运作，防止被其他人和组织干扰。目前我国司法最大的问题是司法权太弱，容易受官员干预。

『柒』 我国司法制度的核心是什么(行政法律知识)

http://..com/q?word=%CE%D2%B9%FA%CB%BE%B7%A8%D6%C6%B6%C8%B5%C4%BA%CB%D0%C4&lm=0&fr=search&ct=17&pn=0&tn=ikaslist&r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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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都改了什么求答案 谢谢

【回答】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司法体制的政治优势和重要特征，也是司法体制改革攻坚克难的重要保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第二，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意愿，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公平正义问题。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评判，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尺子，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是指以司法为职能目的而形成的组织体系与制度体系。或者说是司法机构组织体系和司法制度的统称。司法体制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体系、司法组织体系由各级司法机构（机关）构成，包括最高国家审判机关、最高国家检察机关和地方各级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也包括具有司法职能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公安（警察）机关、安全机关以及这些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它们一同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系。
司法体制改革是指国家司法机关（组织体系）和国家司法制度（法律制度），在宪法规定的司法体制基本框架内，实现自我创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司法体系和司法制度。司法体制改革的概念与内涵，涵盖了国家司法机关（组织体系）、国家司法制度（法律制度）、宪法规定的司法体制基本框架、司法体制的自我创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司法体系和司法制度等各项要素。

『玖』 我国司法制度有哪些特点

第一，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本质上仍然具有阶级性，它是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农民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在具有阶级性这一点上，我国法律制度与其他历史类型的法律制度是一致的，然而，阶级性的内容及其与人民性的关系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他历史类型的法律制度的本质属性只是阶级性，在本质属性的意义上，人民性是受排斥的，充其量也只是在局部范围或形式上具有某些程度有限的人民性。我国法律制度则不同，它的阶级性和人民性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致关

系，它的阶级性正是通过对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加以确认而表现出来的。
第二，国家意志与客观规律的统一。任何历史类型的法律都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形式，但是，它能否始终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则不能一概而论。剥削阶级类型的法律制度只是在该阶级处于上升时期才能与客观规律在实质上相一致，此后，受少数人狭隘利益所局限，法律制度便日渐与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相背离。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反映的不是少数人狭隘的特殊利益，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的具体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在相应地发展变化，它与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规律是一致的。因此，国家意

志和客观规律就能够始终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保持一种实质的动态性统一。

『拾』 如何认识我国司法体制设置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关系

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都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前者是指通过宗教、道德、法律等等各种手段，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维护社会秩序，最终服务于人类利益的社会调控方式。后者是指社会各个不同的部分结合而成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和结果。如果说社会控制是对作为不同社会主体的人的行为的规约，那么社会整合就是这种规约所导致或追求的社会统一、协调的过程和结果。与道德、宗教等其他诸多社会控制与整合的途径相比，现代社会一般选择法律作为最主要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途径，而司法则是法律最直接的代表，法律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和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是同构并亲和在一起的，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发挥状况直接决定了法律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发挥状况。

当前阻碍我国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实现的因素复杂多样，既有司法体系外的，也有司法体系内的。司法体系外的因素主要有：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司法经费不足，法官低薪酬，社会法律至上的文化理念薄弱，法律和司法的权威不足，等等。司法体系内的因素主要有：法官总体素质和能力尚不理想，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不顺，审判方式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发展，程序不完善、不透明，裁判文书质量不高，等等。而且，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彼此交织，互为因果，严重阻碍了司法应有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有效施展。本文限于篇幅，仅对其中一项因素——地方保护主义及它的危害和对它的遏制途径作进一步阐述。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性质、危害及根源

地方保护主义在司法层面体现为以地方利益掩盖的司法权与各种其它社会资源作非法交易，它是急剧膨胀的地方利益或者地方上某些个人的利益作用于司法领域的结果，是在地方权威操控下的公开的集体行为，其在本质上属于制度性问题，很多司法问题表象的背后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在起作用。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本文不予赘述。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更是有目共睹，它阻挠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进而阻挠了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它片面地促成了人们的地方归属感，却瓦解着人们对法律(社会共同规则)的信念，瓦解着现代社会凝聚力的基本资源。所以地方保护主义被人们视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致命的危害之一。

对于地方保护主义损害司法独立、侵蚀司法能力之根源所在，当前的主要观点无外乎认为我国的地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资源供给上完全依赖于同级行政机关，而司法区域又与行政区域重叠，这种“块”的分割使得司法机关不得不听命于法律之外的地方权威。这一结论是正确并符合现实情况的。但我们还需进一步认识到地方社会环境对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生成的重要作用。国外学者曾指出：“人们很容易忽视中国社会具有的那种地道的分散性质……这些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起到过如此之有效作用的社会分散因素，现在被证明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一种障碍。”这里的“社会分散因素”是指经济上中国社会长期滞留在适宜于地方交换的居住模式之中，满足于地方的自给自足状态；社会行为上则是家庭、宗族的价值取向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归属感。这些因素均构成了司法结构所处环境的一部分，司法机关不可能独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之外。

二、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体制力量主要来自司法

地方利益膨胀和地方社会分散化的倾向并非中国独有，它实质上是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的区域性体现，而遏制地方社会过度分散化是现代国家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其关键在于通过制度性的制约来遏制这种分散化的倾向，这种制度性制约主要力量之一来自于司法体系。譬如，美国联邦立法和行政机构与各州立法和行政机构互不相干，各州不存在联邦立法或行政机关的“派驻”机构。但联邦法院的触角却深入50个州的94个联邦司法区，负责受理虽发生在当地但根据宪法应属联邦法院管辖的纠纷。而且，即便各州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仍可通过上诉或调卷令的形式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再审理。这样的制度安排在美国建国伊始就已存在，因为美国的建国者认为，只有这样一种安排才能抑制地方主义，保证联邦法律的实现进而保障国家的有效整合。汉密尔顿在回答“为什么非设立多等级的联邦法院，而利用州法院完成同样任务有何不可”的诘问时说：“纵有高瞻远瞩之人也难预料地方主义情绪能否发展到使地方法院失去审理国家案件资格的程度。”可见，纵然是联邦制的美国，也没有忘记通过一个统一的司法体系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实现社会的有效控制与整合。

在现代社会中，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体制力量应当主要来自司法体系。在一个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催化社会潜能的迸发，并通过赋予地方较大自主权来激发地方发展之主观能动性的国家，地方立法和行政必然具有关注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司法的根本职能在于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使市场和社会在统一的规则下运行，因而司法更多地代表国家的司法，而不是地方的司法。所以只有司法才可能担负起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责任，这一“应然”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虽然现今中国的“实然”状况是不少地方司法功能反而被地方主义侵蚀。这也反映出，地方主义和国家的司法功能是相生相克，此消彼长的。

因此，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只有强化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在各地方的有效发挥，这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来实现。现在学者们提出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制度设计大致有以下几类“处方”：(1)仿照联邦制国家设置中央和地方两套法院系统；(2)地方法院均由全国人大产生，设置大司法区，与行政区域错开；(3)地方法院两级产生机制，即省以下地方法院由省级人大产生，省级法院由全国人大产生；(4)下级法院由上一级人大产生；(5)地方法院经费由中央或省级财政单独直接拨付，审判员均由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任命，等等。这些方案体现了一个共同原则，就是地方法院的产生及其人、财、物供给应与地方同级的其他权力系统脱钩，应该说这一基本思路是对的，但笔者认为这些方案的现实可行性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

三、探索建立党对司法的“错层”领导机制来强化司法功能是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有效措施之一

笔者认为，当前将司法从地方保护主义中“解救”出来，进而通过强化司法功能来抑制地方保护主义的途径，首先还是应当从现有宪法体制内去寻求。党的领导是各个国家机关权威资源的直接来源，对于如何通过强化司法功能来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路径选择，完全可以从改革和完善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机制层面去探索。

当前，地方各级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同级人大负责，这是地方法院和地方人大之间关系的宪法界定，而在法院接受党的领导的层面，则是地方各级法院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我国这种地方司法与地方其他权力之间关系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但对于一个向法治化发展的国家而言这种格局未必合理。如果我们仍然在现行宪法关于地方法院与同级人大之间关系的规定框架内探索司法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途径，那么我们不妨先从改革地方法院和地方党委之间的关系处入手。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尝试地方法院与地方党委的“错层”领导机制，也就是党对地方司法机关的领导机制与党对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领导机制相区别。如果说党对地方人大、政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同级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的横向领导关系来建立，那么党对地方司法的领导则应体现为“斜向”的逐级“错层”领导。可行的改革方案为：在省以下各级地方法院归上一级的地方党委领导，或者归上一级地方党委授权的上一级法院党组领导；而省级法院当前仍宜归属于省级党委领导。其实，前苏联晚期曾尝试类似的这种地方党委与地方法院之间关系的改革，可当时的苏联已“病入膏肓”，决非一项司法改革举措能挽救。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一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这种“错层”领导机制首先应当体现为上级党委拥有对下一级人大任命同级法院院长、副院长人选的提名权，或者将这一提名权交由上级党委的同级法院向下一级人大行使。地方法院的领导层还应当定期异地交流，避免在某一地区在位过长而可能产生被当地“同化”的情况。还应当看到，在当前法院内部管理行政化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还是上级人大任命往往徒具形式意义，而一个法院的领导层对于其所在法院整体司法能力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实现程度而言仍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党对法院的领导主要通过法院领导层的工作来实现，地方保护主义干涉法院独立审判也主要是通过对法院领导的牵制来逐级影响到具体案件的操作。所以在当前，法院领导层的产生机制远比审判员由谁任命来得更重要，更具现实意义。

对地方法院经费来源的改革可以与党对地方法院领导机制的改革相协调一致，即地方法院诉讼费直接交上一级地方财政，上一级地方财政设司法财政专库，直接拨付下一级地方法院经费，省级法院的经费当前仍由省级财政专项拨付。对于中西部地区法院的经费，中央财政再给予专项补贴，各省级财政也可对本省范围内相对困难地区的法院给予专项补贴，这种专项补贴也必须经由“直达通道”，避免被中途截留。

研究将党对地方司法机关的领导与党对地方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予以“错层”化，对于当前如何加强和改进的党的领导工作这项重大政治课题的探索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应当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在现行宪法框架内，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机制的合理安排与运用，来助推司法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并以此来遏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地方主义膨胀扩散化的倾向，进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一体和法制的统一，强化国家的凝聚力，促进社会的和谐，最终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领导体制得以完善，从而保证国家在现代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上健康行进。当然，由上级党委(或上级法院党组)向下级人大提名下级法院院长的人选，以及下级法院经费从上级财政获得，这只是党对司法的“错层”化领导的部分体现，这种“错层”化领导机制还应当有更丰富的内涵，有待理论工作者的深入研究和实务工作者的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