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存在感
❶ 司法解释的存在问题
中国现行的刑法实施者，也就是主体是法官，可是多数时候又会受到上级总站，或者其它部门，通过历史的解释，习惯于探求立法本意，对立法资料极其青睐。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法官尽量不自己解释刑法，遇到以前没有处理过的案件，许多法官都总是习惯性地感叹“对这个问题最高法院要是有司法解释就好了，我们也不会挖空心思去想了，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也不会承担任何风险，不会遭到别人的攻击，或者质疑。”如此我们法官的职业，他们对国家的法律是忠诚吗？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吗？
有些时候由于新生事物刚刚出现，而且确实又没有刑法条文，或者司法的解释，或者是受某一方面的需要，运用刑法惩罚犯过罪行的人，如果是出于某种需要，当然无可厚非，如果临时通过有关部门或者司法部门的协调，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重新立法，这样出台的刑法，是不是适应法律本身的功能，这就需要好好理解和推敲。
也就是遇到这些问题，即使没有刑法条文，迫不得已要对刑法做出解释，法官都并不首先去考虑刑法学理论上对类似问题是否有研究;如果有研究，存在哪些对立主张，这些对立的见解中哪些是合理的。法官在自己解释刑法时，对探讨立法者的原意情有独钟，对刑法规定背后存在立法者原意深信不疑，法官也会因为自己的职业道德，他们也会设身处地地考虑立法者的立场并人为地事实上重复立法者的行为，对刑法学者的理论阐释反而兴趣不大。
这样的结果是法官无法真正依据案情，或者刑法的本身功能，而对于犯罪者进行有效的公正的审判，而是大约，或者差不多就可以了，只要不超出原则怎么审判都是正常的。
但是，主观解释，探求立法者原意的解释方法的缺陷是人们早就认识到的。所以真正的司法解释，是源于人们对刑法的认可，而且确实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具有现实指导性，而且切实指导法官对棘手的法律条文做出科学的标准。也这远比自己没有标准胡乱猜测要好得多。我们也就期望中国刑法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且尤其在我们国家这种法制状况下，尤其需要法官站在一定的高度，才能杜绝减少刑法的滥用性。 表面上有司法解释，有一个完整的标准，而实际上无意中向一线法官灌输了判决无需说明理由的错误观念。法官总是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解决疑难案件。一旦有司法解释，法官直接根据司法解释做出判决，而无需进一步解释判决理由。试问这样的司法解释，究竟真正能够起到统一性，而且符合所谓的标准，不会导致刑法自由量刑的危害。
其实在几乎所有的法官看来，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就是理由，就是上方宝剑，就是法官的标杆，这样法官往往在审理案件时，即使错了，那是上级的标准，与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法官不会搞标新立异的事情。这样又减少了麻烦，而且还可以推卸责任，当然毫无必要再向被告人、辩护人详尽解释判决理由;而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释时，也是不需要公布其理由的，有的解释明显是武断的。
由此结局就是，对于疑难案件的处理，很多时候是在不需要说明理由的情境下进行的，也不管被告人不服，这就是铁案标准。事实上，除了最高法院，许多高级法院、中级法院甚至基层法院都在以“答复”、“会议纪要”、“指导意见”的名义制定实质上的司法解释——定罪量刑规范，法官只需要依葫芦画瓢就可以了，他们不需要独立思考，也不需要更新刑法理论知识，不需要说明判决理由。你说这是法官的法律知识的更新了，还是时代真的让法律完善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种司法解释，这种运作模式，由此培养了一些日益懒惰、缺乏风格、毫无理论底蕴的法官。在这些法官看来，既然判决不需要说明理由，刑法理论拿来干什么?你说这样刑法功能意义还很大吗？这样法官审判出来的案件能不能对社会具有危害性，我们不能想象的。
3、司法解释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司法解释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法律适用中的困惑。如同法律本身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一样，司法解释永远也无法解决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固有矛盾。在法律被遵守、被执行和被适用过程中，通过对法律文本的解释，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立法的不足与欠缺，使法律趋于完善。但是，与立法一样，司法解释作为人的认知基础上的法律再造，同样不能跳出立法本身所面临的窘境，在解决现有法律的漏洞和矛盾的同时，必然会形成新的漏洞、新的矛盾。
4、司法解释不是最佳手段
司法解释并不是实现正义的最佳手段。法律本身可能有漏洞，通过司法解释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立法上的漏洞，但是，司法解释在本质上是一种“事后法”，是在纠纷发生以后创制出来的新的法律规则。将纠纷发生以后创制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已经发生的案件，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的现代法治原则。 法院的基本职能是司法而不是立法。现代权力分工的目的在于合理配置国家权力，在充分发挥不同的国家权力在调控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并使不同的国家权力之间形成某种张力，以使它们能够相互制约、相互平衡，防止权力本身可能对社会成员合法权益的侵犯和损害。正是在这一理念下，才有了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分，并分别交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在任何时候，司法权以及作为司法权的行使者的法院，其最基本的职能在于通过适用法律以制裁违法，平息法律纠纷。创制法律规则是立法机关的事务而不是司法机关的事务，法院不能超越自身职能的范围越俎代庖地代替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即便是承认法院通过对法律文本的解释以完善、补充法律，这种完善和补充也只能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否则它也就不具有合法性。而一个合法性存在疑问的司法解释即便能够在短期内弥补法律的不足，填补法律漏洞，对一个法治社会这是无法容忍的。其对法治原则的背离，对法治所造成的危害都是无法估量的。
从实务上看，司法解释在个别时候非但没有解决法律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在消除既有矛盾和困惑的基础上往往是又增添了新的矛盾，新的困惑。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司法解释的作用，合理界定其在国家法治进程中的地位，使司法解释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良性运行。
❷ 司法行政机关如何 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一）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众所周知，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是否得到提升，关键是看案件能否得到有效预防，看发生的案件能否得到及时破获。各类违法犯罪案件是影响群众安全感最直接的因素，如果一个地方发案率居高不下、发的案件破不了，群众就会感到不安全，就不会有安全感。作为肩负着打击犯罪职能的公安机关，提高群众的安全感最基本的就是要从提高打击效能着手，坚持以打开路，进一步明确打击重点，丰富打击手段，实现以打击增强防控效果。按照什么突出就打什么、什么案件高发就打什么的思路，准确把握案件三高，持续保持对八类重点案件、涉黑涉恶案件的打击力度，提升打击效果，体现高压震慑。在强化影响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案件的侦破力度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日常的多发性侵财案件，力争尽早破案，使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把人民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有效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二）加强重点地区和场所的清理整治，形成良好治安秩序。围绕市级挂账的重点地区，本着群众反映什么治安问题最突出，就集中整治什么治安问题，扎扎实实地把公安机关保平安、保稳定的职责落到实处，确保一方平安、维护一方稳定。依靠属地党委政府，充分发挥派出所职能，强化指导，逐点攻坚，定责任、定时限、定措施，分步骤、有计划的加强清整，全力净化辖区治安环境。整合刑侦、治安、内保、属地派出所等多警种力量，坚持综合分析、统一协调、整体联动，固化多警钟、多部门捆绑作战机制。积极会同工商、城管、交通等部门，进行全面梳理，找准重点部位和重点问题，有重点、有步骤、有计划开展整治行动，加大清理整治力度，有效净化秩序环境。以行业场所容易隐匿、滋生的涉黄、涉赌、涉黑等突出治安问题、违法犯罪活动为重点，特别是对洗浴、迪厅、美容美发场所，按照严查、严管、严打的工作思路，加大检查力度，开展针对性打击整治，实行重点时段常态管控机制，保持持续性严打严整态势，坚决防止形成领导重视、舆论关注、群众关心的治安焦点问题，集中打击隐匿期间的违法犯罪活动，达到抓获一批违法犯罪人员，取缔一批藏污纳垢场所，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
（三）提升社区安全防范能力，确保刑事发案大幅下降。以社区警务工作站为依托，不断增强社区民警组织宣传、指导防范的能力和水平，充分整合保安员、巡防队员、居委会干部、巡逻志愿者等社区人防力量，佩戴红袖标集中开展社区巡逻，治安防范等工作，增强人防的密度。在强调人防是基础、物防是保障、技防是发展的同时，针对不同的防范对象合理采取最具实效的防范措施。对新建的小区配备楼宇对讲、视频监控等技防设施，在老旧小区加紧物技防设施的改造，创造条件落实技防，在重点防范部位全部落实自动联网报警的技防措施，在单位院落、居民小区中积极推广智能化技防措施。通过不断推进社区封闭工作，把科技防范工作的重点放在案件多发区域、多发时段上，放在预防常见性、多发性犯罪上，构建内外结合、互联互防、整体联动的社区治安防控网络，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犯罪，提升社区安全的防范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四）加大矛盾纠纷化解，从源头上消除对群众安全感的影响。不安定因素和各类矛盾纠纷是引发各类刑事治安案件和突发性事件的主要诱因，公安机关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主责部门开展入户宣传，严格落实“化解矛盾”责任，抓早抓小，源头治理矛盾纠纷，实现“大事不出镇、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大力推进“民调进所”工作模式，协调乡镇、司法等基层力量，推行实施治安纠纷内外协调、联合调解机制，与治安调解相衔接，形成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对辖区内的发案情况、矛盾纠纷、不安定因素、重点稳控对象等情况要发现得了、掌握得住、汇报及时，杜绝不安定因素引发案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把不稳定因素和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减少各类案件的发生，减少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因素。
（五）加大巡逻警力的投入，切实提升街面见警率。为了使人民群众时刻感受到人民警察就在自己身边，震慑犯罪，公安机关要针对警情“三高”，合理调整巡逻警力部署，在重点地段、重要部位和人员聚集的复杂场所，最大限度的把警力摆在街面，实行步巡与车巡结合、便衣守候与武装巡逻结合、专业巡逻队与义务巡逻队结合，囤警于街面，开展联合武装巡逻，一旦有警情便于迅速做出反应，实现警令统一、快速反应、各部门和各警种的整体联动。发挥出巡逻民警全天候一线作战的优势，从看到的可疑人、听到的敏感事、预判到的倾向和苗头，形成的突发和紧急情况为重点，掌握街面发生的各种信息，能够做到及时发现、果断判明、迅速上报，与社区民警的信息形成整体信息网，直接为防范控制和打击破案服务，进一步提升巡控效能。做到白天见警车，晚上见警灯，提高群众见警率，加大巡逻频率和力度，震慑违法犯罪，有效预防和制止街头案件的发生，形成对现行违法犯罪的实时控制，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
（六）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升队伍整体形象。对公安机关来讲，当前影响社会和谐、影响警民关系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执法不规范。公安机关掌握着大量的刑事、行政执法权，能否做到公平正义，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信任度。因此，公安机关必须要通过长期规范执法，建立起群众对公安机关、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通过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断坚定“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打牢全警公正廉洁执法的思想基础。通过公布投拆电话、召开群众座谈会、聘请执法监督员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对民警执法行为的监督，增加执法透明度。大力推进公安部执法细则和市局执法大纲专项学习培训活动，加强对民警执法语言、执法动作等实用性执法知识的培训，针对执法理念、执法方式、执法水平的各个方面，从案件的受理、立案、调查、采取强制措施等各办案环节统一进行规范，使每个执法环节都纳入程序化、规范化的轨道，形成固定模式，便于民警实际操作，切实做到言行文明、举止得当，有效提升规范执法的能力，打牢全警公正廉洁执法的能力基础。最大限度避免信访投诉的发生，提升队伍整体形象。
❸ 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是什么
一般是司法警察，比如监狱隶属于司法系统，监狱里的警察就是司法警察。
❹ 司法考试有多难
司考，全称是国家司法考试，目前叫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简称法考）。2018年下发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将原来的国家司法考试改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最直接的不同，就在于法考的范围加大了，原本只是司法人员参加的考试，扩大到不仅法官、检察官、公证员需要通过该考试，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顾问、法律类仲裁员也需要参加并通过考试。
从司法考试诞生至今，司法考试通过率最低的年份是2002年，这一年通过率仅为6.68%，而2005年至2008年的通过率逐渐升高，最高年份是2008年达到了25%，近些年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基本在10%左右，所以要说司法考试比较难，那仅指90%没有通过的人群，毕竟还有10%的人通过了法考。
❺ 我国的司法为什么不能脱离政治独立存在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不是司法左右甚至影响政治，而是政治左右甚至决定司法。这回种现象一直为法学界答人士所诟病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对司法活动特点的认识。首先，司法活动是在一定的程序规范下进行的，因此，科学、公正的程序能够为有效地解决纠纷提供底线的保证；其次，司法活动是法官们运用人为理性而进行活动，而人为理性是有章可循的、并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思维方式，因此，它符合人类正义与秩序的基本需要；第三，法官的人为理性在庭审活动中尤其是在判决书中需要得到展现，是向公众公开的，因此，法官的人为理性并不是失去控制的，从长期看，法官不可能完全漠视社会的需求，而不对之有所回应；加上司法部门既无权也无钱的客观制度现实，法官的人为理性即使发生偏差，导致的恶果也会比其他国家权力机关小得多。
一旦把握住了司法活动的这些特点，那么，对司法活动向政治领域的渗透其产生的影响也会有所认识。比如，司法活动的理性化将有助于抑制权力的恣意；司法活动较高程度的开放性与回应性有助于增强理性形成的回旋余地，从而通过促进理性的发展而降低政治决策的武断性。
❻ 政法委津贴1200，司法所工作人员有么
政法委，司法局津贴1200元是真的。
1、人社部《关于调整司法助理员岗位津贴标准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172号）下发后，全省大部分地区司法助理员津贴标准发放工作都已落实到位，较好地调动了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但也有个别县（区）由于当地财政部门对司法助理员称谓理解有歧义，导致津贴标准还未按要求发放。
2、给基层司法助理员发放岗位津贴是党和政府对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关心爱护的具体体现。司法助理员是一个历史概念，就现实而言，是指列入国家政法专项编制并在乡镇（街道）司法所工作的公务员。
3、现司法所在编在职的公务员都应当享受调整后的岗位津贴。各地级以上市司法局要认真检查落实本地区基层司法助理员岗位津贴发放情况，跟踪督办并给予具体指导。
4、仍没有按调整后的标准发放的，请及时协调当地财政部门，根据人社部发[2009]172号文的通知精神，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❼ 司法部门对个人征信不良会采取哪些措施
何谓征信?
征信一词由来已久，《左传》中云：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在现代化的征信管理体系出现之前，人们对于信用的把控来自相互间的了解程度与彼此的信任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活动的地域范围扩大，需要接触不同的陌生人，办理更多的公共事务。
如果仅凭传统方式来互相了解，将会非常费时费力，而征信便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免去了不少的琐碎，申请信用卡、办理贷款等少了它都不行。征信中心所提供的信用报告已经成为了人们的第二张身份证信用身份证。
征信记录会影响什么?
个人信用报告中的征信记录应用越来越普遍，几乎渗透到个人每一项重大的经济活动中，包括银行贷款、申请信用卡、买保险、租房、找工作、享受政府福利等。如果没有个人信用报告，几乎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个人信用报告的应用日益广泛，它的作用也越来越像我们的居民身份证，所以它也有另一个名字是经济身份证。
有了征信中心所提供的信用报告，不但节省办理信用卡、保险或贷款等信息申报与审核的时间，良好的信用记录还可以成为个人的信誉财富，获得更好的信贷机会。征信也可以避免工作人员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受主观感受、个人情绪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信用评判的过程更为公平、可观。
个人信用报告里面有什么?
除了包含个人的姓名、证件号码、婚姻状况等个人信息外，个人信用报告主要包含三个部分的信息，分别是信贷记录、公共记录和查询记录。
信贷记录主要显示个人的信用卡与准贷记卡账户总数，各自有效期、信用额度及截至上月底的已使用额度、逾期信息、卡片注销等记录，贷款的账户信息和逾期的记录。
公共记录主要包括最近5年内是否有欠税记录、行政处罚记录及电信欠费记录、民事判决及强制执行的记录。
查询记录里面显示的则是最近2年内不同金融机构通过央行征信平台查询该信用报告的时间及查询原因，一般来说，过于频繁的查询信用记录会让金融机构认为贷款或信用卡过于频繁，可能存在未成功办理贷款或信用卡的情况。
如果征信不良了怎么办?
个人信用记录已经成为个人信用情况好坏的名片，但有时难免因为一时的疏忽而给这张信用名片带来污点。由于目前主要的信用记录来自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因此若是产生了一些不良信用记录，可以分在普通银行内部消除和在央行个人征信系统内消除两种状况。
1、负面记录尚未报送央行
如果信用记录尚未报送央行，则客户需要积极主动联系银行，说明欠款的具体原因并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银行会根据情况判断是否能够消除不良的信用记录。
2、负面记录已经送至央行
若是负面记录已经在央行的征信系统中记录在案，则洗掉污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新代旧，即根据信用记录的刷新覆盖的制度来消除负面记录及其影响。由于个人信用报告中显示的是个人最近24个月的记录，如果在产生不良信用记录后，只是归还欠款而不再进行任何的信用消费，那么这个不良记录就会以静止状态保留在信用报告中。
因此，如果产生了不良记录，则更应该持续保持良好的用卡或是信用消费习惯，不断刷新个人的信用记录，之后，新的、良好的记录会逐渐刷新、替代旧的、负面的记录。
再次，根据《征信管理条例》的规定：征信机构对采集的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为5年，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计算;超过5年的，征信机构应予删除。这项规定将为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人提供了一个信用修复的机会，之后应该重视信用记录，保持良好的信用消费习惯，及时还款，积累良好信用，维护好自己的信用身份证。
❽ 司法权在何种意义上不存在
内容提要: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言：“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孟氏所言之司法权，实质上是刚刚从立法及行政中脱胎而出的原生形态的司法权——市民性司法权。政治与权力去中心化的市民性司法权，不具有组成国家政制部分的本质属性，成为政治上的不存在。司法审查的确立使司法权进化为一种政治存在。这是司法参与制衡、保障****的需要，是对民主不信任的结果。关键词：孟德斯鸠/司法权/民主/不信任/市民性司法权 法儒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通过其鸿篇巨着《论法的精神》，把权力分立学说提到了“新的和普遍性的宪法原则的高度”[1].在此传世经典的第十一章“规定政治自由的法律和政制的关系”第六节“英格兰政制”里，孟德斯鸠对国家的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行了最为知名的分析，思想史上完整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学说由此诞生。但在这十二页篇幅的“英格兰政制”中间，孟德斯鸠几近突然地笔锋陡转，写下了这样一句结语：“在上述三权中，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但这里的“某种意义”具体指何种意义，他在是书中竟未着一字，俨然是要留待后人去探索求解。 “英格兰政制”乃《论法的精神》之菁华所在，自1748年问世至今，人们对它是引用不止、诠释不断。颇堪玩味的是，两百余年来，孟德斯鸠的这句结语却一直被尘封在“英格兰政制”之深闺几无人识，排除个别学者附带性地涉及于此，就基本上未见后来人直面此“结语”之存在，而遑论有多少专家学者曾致力于深究其悠悠意涵。就笔者所知，汉语法学里至今尚无专题研究孟德斯鸠这一“结语”之篇章。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作此文。意在对“某种意义”提出自己的管见与思考，以就正于方家。 一、孟德斯鸠笔下的司法权 孟德斯鸠对“司法权”的论述，最主要地集中在“英格兰政制”一节里。从文本上看，在写下这句交给后人来解码的结语之前，孟德斯鸠对司法权的存在毫无疑问地持肯定态度。不宁唯是，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理论谱系中的名分与地位最早还是因他在“英格兰政制”中的系统阐述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及重视。在孟德斯鸠的思想学说中，司法权是“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他们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讼争”.经研究，他认为此种司法权必须同立法权、行政权分立，否则自由就不存在。因为司法权一旦同立法权不是分立而是合一，那法官即是立法者，拥有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而司法权倘若同行政权结合在一起，法官就掌握了压迫者的力量。总之，司法权对保障公民及国家自由至为重要，它必须从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离出来。以上孟德斯鸠对“司法（权）独立”的论证，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堪称是最早而又最系统深刻。 但如果说孟德斯鸠对司法权必须从国家立法权及行政权中分离出来的思想论证经典有余的话，那么，他对司法权的实质构成及存在形态等问题就显得重视不足。孟德斯鸠认为，司法权应由选自人民阶层中的人员在每年一定的时间内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由他们组成一个法院，它的存续期间要看需要而定”。“这样，人人畏惧的司法权，既不为某一特定阶级或某一特定职业所专有，就仿佛看不见、不存在了。法官不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所畏惧的是官职，而不是官吏了。” 司法权的行使人员（法官）出自人民固乃理所应当，但其重要组织机构（法院）之存续时间要视需要而定——法院成了非常设机构——就委实让人置疑不已：什么时候不需要司法权；谁作来这种不需要的决断；在司法权非长期存在的政制下，一旦出现需要司法权的情形，临时罗织它其利弊又该如何权衡控制等等。而司法权“仿佛”“不存在了”的论断，其理由是司法权既不应由某一特定阶级专有又不应掌握在某一特定职业者手中。这相当于说，法官乃非特定职业，它是一种暂时性的官职；法官之存在并非长期，而是短期的、临时的；而且在需要的时候，法官这种官职可以授予任何人——国家的法官“不过是一些呆板的人物”.不宁唯是，依孟德斯鸠对司法权的理解，在控告重罪的场合，还“应允许罪犯（按：现代刑事诉讼语境下的犯罪嫌疑人）依据法律选择法官”来审理其案.有鉴于孟德斯鸠上述有关司法权的论述，英国学者维尔（M. J. C. Vile）在分析孟氏司法权理论时认为，孟德斯鸠对司法部门在国家机构组织中的地位的看法很含糊。“只是在讨论君主制政府时，孟德斯鸠才把司法部门视为一个由职业法官组成的常任机构。在写到英国宪制时，他想到的是一种共和政权，没有常任的司法部门，而只有特别任命的陪审团。”诚哉斯言。 从旧的“执行权”中分离出一种新的独立的裁判权——司法权，乃孟德斯鸠最了不起的思想理论贡献。但从以上孟德斯鸠对法官及法院组织之存在形态的阐述来考量，这种贡献并不完整，更不彻底。如今，无论在有关司法权的理论学说上抑或在国家司法权的组织实践中，司法权的人员构成及其组织形态均与孟德斯鸠对其的论述大异其趣。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法院已公认是一个最能扞卫法律的、诚实、能干、博学的机构，而法官更不是由什么呆板人物充任，他已是一副“具有超人技艺、学识、耐性和智慧的法学家”形象[10].同时，法官因自己独特的职业技能及伦理，使其对国家危害如此之小以至于一朝任命就常常终身在职。 从上述孟德斯鸠有关司法权的思想学说瑕瑜互见的视角来检讨，他总结说“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似乎并非空穴来风。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权力要与它种权力分离开来，前提当然是这种权力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及意义。孟德斯鸠既然几近完美地论证了司法权何以要和立法权、行政权分离开来，那他的司法权不存在之说到底是在何种意义上而言的呢？ 不管是无意识还是潜意识，在其不朽的篇章“英格兰政制”中，孟德斯鸠在留传他思想遗产的同时遗留了一个有待后人解码的结语——费解的、被普遍忽略的断言。“凡是本文的意义不能直接被理解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进行解释。凡是我们不想信任某个直接表现的东西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进行解释。”[11]毋庸置疑，在意义的理解与表现方面，孟德斯鸠的这句结语符合诠释学家加达默尔这两个“凡是”标准，因而，解释它，对我们来说就像义务一样必须。下面我们就以权力分立与制衡之政制发展史为宏观背景、以司法权的存在形态及功能之进化变迁为透视对象，对孟德斯鸠这句结语的历史意蕴与思想价值进行一番深度探讨。 二、司法权的传统形态：市民性司法权 司法权（the powers of the judiciary）是可分的（divisible），即能分为政治的（POLITICAL）司法权和纯粹民事的（purely CIVIL）司法权。这是美国法官吉布森（C.J.Gibson）——美国早期司法界最富有创造性的法官之一——在1825年发表的伊金诉罗布案（Eakin v. Raub）判决“异议”中提出来的[12].吉布森法官的这份异议，第一次对司法权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划分。不无奇怪的是，他的这种开创性的二分法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至少在汉语法学世界是如此，尽管它因被认为是反对司法审查权的可能最好的理由而闻名于世。 吉布森法官认为，市民性司法权（its civil）是法院通常而适当的（ordinary and appropriate）权力，是司法权的本质部分，它无需依赖任何在宪法中假定的授权而存在。在普通法上，司法机构的市民性司法权被定义成与所有政府部门的权力一样。其权力必要地起因于它的直接事务，司法权仅仅就是实施国内法（municipal law）,换言之，就是执行分配正义，因而，这种权力不能顾及政治领域，宣布按照宪法规定的形式所制订的法律无效，乃是司法的篡权。[13] 以上吉布森法官所分析的市民性司法权，乃司法权最原生亦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定无疑问。适用国家法律、裁判民事争诉是市民性司法权最基本的职责与功能。在司法权未从国家立法权及行政权中分离独立出来以前，市民性司法权其实已在实然上存在着——由君主、立法机构或行政部门而非独立的法院行使。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市民性司法权的此等职责功能依然如故，未因纷繁的政治革命而变性，亦未因推陈的理论创新而变质，尽管司法权顺应制衡权力、保障权利的立宪时代要求而变得复杂：政治司法权——司法审查权已获得了普遍的拥护，而最初反对司法部门这种政治权力的吉布森法官后来亦改变了他的立场。[14] 市民性司法权，乃司法部门最古老、最基本的职责权能。关于此类司法权的特征，理论研究上已有成熟得几乎不曾遭遇挑战的概括，它主要体现在司法权的独立性、被动性、程序性、判断性及终结性上[15].在此用不着重复劳动地一一阐述如许特征之内涵及构成要件。不过，列举一些概论司法权这般特征之经典言说未必是多此一举。 作为原生形态的司法权——市民性司法权，最早是在英国完成了与立法权及行政权的分离与独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Adam Smith）在研究“君主或国家的费用”时，对“司法经费”的来源及用途作了细致的分析。最后，他得出了“司法必须独立”的结论：“司法权如不脱离行政权而独立，要想公道不为世俗所谓政治势力所牺牲，那就千难万难了。”[16]思想史上，这是与《论法的精神》同时代的论述司法独立性的早期文献。对于司法的被动性、判断性，为美国联邦宪法的制订及批准贡献卓着的汉密尔顿早已有传布甚广的阐述，在此就不赘述[17].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联邦宪法》第三条即规定司法权仅涉及（shall extend to）案件或争议（cases or controversies）[18]，没有被诉诸法院的案件或争议司法权就不可能启动。因此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指出：“从性质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想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19]戴雪（Albert Venn Dicey）在旷世经典《英宪精义》中说：“法院的职务只是听讼；必俟讼案发生，法院对于公司的规则乃有机缘问及。……判决虽是审判员的意见，然仍有客观的标准在。”[20]新康德主义法哲学的代表人物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评论道：“在法官座椅上的法官只不过是归纳器械、判决机器、法律自动装置，或者是人们按照新的完美法官模式所描述的无评价能力因此也无个性的理性化身”[21].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创始人哈特（H.L.A.Hart）通过研究规则得出了以下认知：“法院把法律规则并非作为预测，而是作为判决中必须遵循的标准，法律规则虽有空缺结构，但其明确得足够限制（虽不排除）法院的自由裁量。”[22]而将法院视为法律帝国之首都，法官乃帝国之王侯的德沃金（Ronald Dworkin）以为：“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对某一特殊罪行的惩罚，必须由立法机构事先规定，法官不能在判决之后对该罪行另加处罚。”[23] 从斯密到德沃金，两百多年过去了，但市民性司法权的上述特质依然未变，它始终是“两耳不闻‘政治‘事，一心只认‘规范‘书”。其以上性格特征在历史的进程中与其说经历了嬗变，毋宁说获得了强化：此等特征已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政治实践中受到愈来愈普遍的人民认可及制度保障。在那些政治生态由革命型、魅力型向现代法治型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司法权的上述特征是否完全长成并获得绝对保障已成为它们“转型快慢、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 法官适用既定法律裁判案件，这是市民性司法权最清晰的外在化。对于国家政治、社会秩序及公民生活来说，市民性司法权，与其说是一种权力，毋宁说是一种需要。既无意志又无强制的法官仅根据法律和良心对案件作出客观化、法律化的判断，这是法官裁判异于立法政治与行政裁量的关键所在。法官在裁判案件时绝无关乎一己私利之情形，其裁判权之行使不过是国家实现法律下的公正的需要。如下文所示，黑格尔还曾把满足这种需要视为公共权力保障国家社会时刻处于法律秩序状态的义务。司法权威不仅仅源于人人遵守的宪法与法律规范，它更有法官裁判客观公正、值得信赖这样的心理信念基础。如果说权威与权力之间不可能犹如井水与河水一样毫不相干，那司法权威中的权力也仅仅体现在唯有掌握司法权的法官享有裁判权——一种最终的判断权。 将判断权交给司法，是人类政治经验与理性构建相结合的产物。在司法裁判中，除了法律所彰显、保护的权利与利益外，没有任何别的权力及意志。因而，司法裁判能在两造之间最大限度地实现正义、公平，这已是几百年来无人质疑的公共信念。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司法权的主要存在形态——市民性司法权是一种与政治及权力之本质不兼容、自身既无意志又无权力的非政治性存在。 三、市民性司法权之不存在：政治与权力去中心化 “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施米特在解读孟德斯鸠这句结语时认为，司法权本身不具有自身的政治存在，它把全部心思都投到规范上去了，“司法不是一种‘权力‘，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其他权力”[24].对政治法学有着精湛研究的施米特，从政治、权力的视角来诠释孟德斯鸠这句结语，其解释思路堪称是蹊径独辟、令人哲服。但施米特的诠释之言只给人豁然开朗一闪念，疑问依然存在：政治是什么，权力是什么，司法权与政治、权力之间关系如何等等，全需要去进一步的诠释，否则，难以真正在理性的逻辑思维世界里理解施米特对孟德斯鸠此句结语的诠释。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以上之存疑。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脍炙人口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曾如许明确地界定政治：“政治追求权力（Macht）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不论是在国家之间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25]而“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26]，“自古以来，权力这个词意味着对人的支配”。[27] “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28]从事政治的人就是追求权力的人。“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最主要的，是可以让人获得权力感。”[29]因而，韦伯指出，志业政治家人格上首要的条件是热情，用热情去追求权力这项“踏实的理想”。[30] 韦伯当年演讲听众之一的施米特，是有名的政治法学家，亦算得上是以政治之学术为志业。然而，即便在其代表性的政治论着《政治的概念》里，施米特在界定政治时亦煞不爽快，通篇没有一个决断——借用施米特政治法学论着中的一个关键词——性的政治定义。但在其政治概念里，“敌对性”被认作是政治最主要的特征，所谓“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一切政治的概念、观念和术语的含义都包含敌对性；它们具有特定的对立面，与特定局面联系在一起”。[31] 无论是从韦伯的政治概念来判别，还是以施米特的政治标准来权衡，以孟德斯鸠之阐述为典型代表的传统形态的司法权——市民性司法权与政治、权力都有些格格不入。从政治与权力的特质上判断，传统形态的司法权确如孟德斯鸠所言“是不存在的”。 毫无疑问，这涉及到对司法权在国家政制架构中的地位及性质的定位与判断。不过，从司法权萌芽、发育到传统司法权——市民性司法权形成以来，人们始终未停止对此问题的探寻。众多经典作家常常以比较——将司法权与立法及行政这两种原生的国家政治权力进行比较——的方法来探讨、揭示这一问题。分析、认识以下康德（Kant）、黑格尔（Hegel）和古德诺（Frank J. Goodnow）的比较研究，有关司法权不存在的孟德斯鸠之迷就显山露水、拔云见日了。 康德在论述国家立法、行政及司法这三种权力时，曾以三段论中的三个命题作类比，司法权在康德的公共权力（公法）学说中，就是三段论里的结论，它表现为判决书及在具体案例中正在考虑的权利的判决。[32]众所周知，在三段论的逻辑中，决定性的不是结论而是大小前提，因为结论直接决定于它们。康德这个着名的三段论类比说明，与“规定意志的普遍法则”的立法权及“提出可以应用到一次行为的命令”的行政权相比[33]，作为结论的司法权在国家政治权力话语中位居失语席位，委实犹如天命无可商量。 司法权与国家政治、权力不相关，并非康德一人之见解。继他之后的黑格尔亦分享着他的这种司法权理念，尽管论证方式并不相同。 在讲授《法哲学原理》时，黑格尔既不赞同封·哈勒先生的司法观——司法是政府方面所做的一件单纯善意和仁慈的事，又对将司法看做一种不适当的暴力行为、对自由的压迫和****制度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司法应该视为既是公共权力的义务，又是它的权利，因此，它不是以个人授权与某一权力机关那种任性为其根据的。”[34] 黑格尔的法哲学里，“司法以一切个人的特有利益为其客体”[35]，其执行主体——法院不可能自己的特定利益涉足其中。当它自身变质为“营利和统治的工具”时[36]，它是不足以承担起公共权力公正裁判之义务。因此，司法不但不具有政治权力，它自身还须服从公共权力，所谓“对民主地颁布的法律而言，法官是（有思考地）顺从的奴仆，而不是主人”。[37] 鉴于司法部门游离于国家政治运作之外的实然状况，古德诺（Frank J. Goodnow）在研究政府体制的经典着作《政治与行政》中干脆地化三为二，将司法部门重新放到了“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名下，这样，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就只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前者就是“政治”，后者则为“行政”。“政治与指导和影响政府的政策相关，而行政则与这一政策的执行相关”。[38]关于司法，古德诺认为，“为了方便和妥当起见，人们认为国家意志应该由某种多少独立于立法的机关来解释。这种非立法的机关的活动通常就叫作司法行政，而被委托行使这一行政分支功能的机构通常就被称作司法机构。”而“司法功能是一种与政治功能不相关的功能”。[39] 康德、黑格尔和古德诺三位经典作家，在司法权的研究上其方法与视角均不雷同，但他们殊途同归，共同论证了司法权——传统意义上的司法权既与政治隔离、又与权力绝缘的本质属性。 政治是获取及分配公职权力的艺术，权力则是政治主体实现其个人或其一部分人意志及偏好的工具。但传统的以民事司法裁判为职责的司法部门——法院既不闻“获取”与“分配”，又不问“意志”与“偏好”，法官在裁判时唯法是从，“对于法官来说，他的职责就是将法律的有效性意志变成有效性，并且为了权威的法律命令将自己的法律观牺牲掉，从而只是关注什么是合乎法律的，而绝不关心它是否是正义的”。[40]而法治国家保障司法独立，将法官从所有国家权力影响中解脱出来，其目的亦无非是为了使法官绝地服从法律。裁判是司法部门的唯一天职。但此天职什么时候行使、如何行使，司法部门无缘问及。“没有依法提出诉讼的案件，司法权便没有用武之地”。[41]至于具体到司法如何去裁判每一个案件即司法过程如何进行，《宪法》、《法院组织法》以及各类《诉讼法》已有明文之规定，法院只要且只能照章行事、按规定程序审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官的方法是客观的，遵守着他的法律观念”。[42]概言之，无论在国家的政治行政事务中，还是在公民个人的社会生活过程里，司法的身影从来不会积极主动地显现出来，所谓“在社会服务的行政工作中、经济规章的执行过程中，人们接触到的更多的是行政人员而不是法官”[43].为了在将可能提交到法院由他们来裁判的纷争前保持利益无涉、不偏不倚之中立并实现其裁判行为的绝对独立，法官必须与国家之政治、行政权力保持足够的距离。这种距离既是司法事实上与国家当下政治行政之运作几不相干的明证，亦是司法权先天无“权力本能”、后天无权力意志的外在表现。一言以蔽之，对于传统司法权——市民性司法权，政治与权力已“去中心化”了。
❾ 中国对司法行政作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有什么内容
对于司法鉴定中存在的乱收费、“天价鉴定费”等现象，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回应称，去年，全国31个省（区、市）全部出台了收费标准，规范统一收费，且严格执行。整个执法执业办案标准规范也在抓紧推进。
监狱不只“不跑人”还有治本安全观
一个罪犯走出了监狱大门，是否真的改造好了？对于这一问题，熊选国表示，2017年，监狱工作把过去“不跑人”的底线安全观深化为向社会输出守法公民的治本安全观。“中国的监狱安全在世界上是最好的，基本上每年都可以‘不跑人’。”熊选国说。
熊选国解释说，治本安全观的核心要义是坚持以改造罪犯为中心，看好、管好和改造好罪犯。落实治本安全观，着重搞好管理、教育、劳动三大改造。此外，提高监狱经费财政保障水平，确保监狱工作全部精力集中到教育改造上来。
13个省份有了村居法律顾问
《意见》用超过50项的改革举措着力建设完备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层次、多领域、个性化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
熊选国介绍说，目前，中国已构建了“12348”中国法网，百姓可以上网提问咨询。还探索建立了法律顾问微信群，现在全国已有13个省份实现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法律服务热线“12348”电话热线平台也已覆盖到20多个省份。
熊选国表示，中国还大力推进四级平台建设，重点在县和乡镇两级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立窗口化的服务平台，包括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法治宣传、人民调解等职能。今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把法律援助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作为基本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点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熊选国指出，针对以往刑事案件辩护率不太高的问题，目前正在试点所有刑事案件通过值班律师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这是对人权的一个重要保障。
关于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熊选国指出，除西藏因律师人员缺乏外，各省（区、市）均已实现人民法院、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全覆盖。在看守所的值班律师主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在法院的值班律师主要为没有羁押的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潘旭涛 侯颗）
我国植被生态质量呈改善趋势
由国家气象中心等单位编制的《2017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发布。结果显示：从2000年到2017年，三江源地区、北京密云水库、雄安新区、呼伦湖区域、额济纳绿洲、贵州和广西石漠化区、柴达木盆地、扎龙湿地等都出现了植被恢复、水体面积扩大等生态质量改善趋势，生态保护建设成效显著。
怎么避免“每逢佳节胖三斤”？6家专业机构给建议
春节临近，家家户户开始购置年货，餐桌消费是绕不开的话题，但如何避免“每逢佳节胖三斤”？近日，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等6家专业机构联合发布“慧选营养，健康过节——2018春节食品消费建议”。
为人民服务！
❿ 同级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哪个权利更
首先每个机构所管辖的职权不一样的；
公安局主管治安，维稳是属于国家的行政机关中的暴力机构；
检察院是属于法律监督机构主要监管法律的实施情况和公诉案件的起诉以及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管；
法院是审判机关，他只负责审理案及定罪量刑；
司法局也是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的一个下辖机构，主要管理辖区类的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组织机构及个人，也组织相关的法律资格考试；
最后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几个部门是不存在谁的权力大谁的权利小，因为管理的东西不一样的；当然在我们国家国情来看暴力机构的权力相对感觉要大一些因为他什么人都可以管什么企业也可以给只要你违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