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司法制度

㈠ 19世纪英国法律

一、工业化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开始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专制统治,从而使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逐步清除英国封建制度中的封建残余,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英国建立。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机器大工业代替了传统的工场和家庭手工业,工厂制度确立了在工业生产中的统治地位,促进了英国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并使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现代工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农业革命,到19世纪30年代,大农场经济在农业经济中取得主导地位,现代农业资本主义体系在英国建立起来。随着工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新兴工业城市不断涌现,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并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以中小城市为依托的新兴城市体系。工业革命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英国进入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英国现代各种关系的基石, 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1]。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工业化社会的出现,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和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与传统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结构的变迁意味着利益在社会结构性分布上的变化,利益的驱动使得人们在政治结构中都尽可能地谋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和扩大,而权力是利益实现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当人们在制度安排中使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代表时,自我利益的实现才有可能。”[2]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由于代表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成为对立的阶级。虽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特别是在议会中缺少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甚至连选区都没有,致使议会被土地贵族控制。经济困难很快引起了议会改革的要求[3] ,因为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认识到,经济困难的根源在于他们在议会中没有足够的议员与代表土地贵族的议员相抗衡,进而在议会中不能通过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法案,因此他们认定议会改革是走向社会改革和经济平等的第一步[4]。于是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强烈要求进行议会改革。

工业化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过去的利益关联体逐渐演变为对立的阶级。工业革命中,机械大工业逐渐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工人却由生产的主体沦为机器的附属品。资本家为谋取最大利润,总是千方百计增加工时,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资,甚至雇佣妇女儿童而且给予较低的工资。但是,资本家却不能给予工人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劳动环境恶劣,工伤事故不断,严重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调查煤矿工业的皇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使得整个英国感到震惊。报告揭露出煤矿里种种野蛮景象:雇佣妇女和儿童,工时之长达到残酷的程度,没有安全设施,卫生条件和道德状况普遍很差,令人恶心。关于这个报告的讨论以及其他工业揭露出来的类似状况,几乎立即在英国文学里反映出来,它们分别从道德和美学的观点出发,不断地掀起批评工业主义的浪潮。”[5]工业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必然要激化劳资矛盾,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此,政府本应通过劳动立法进行干预。但是,在工业时代之初的英国,自由放任主义大兴其道,认为劳资双方的契约关系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法律不应干涉的关系,在履行契约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也应该自负其责。因此,在当时的英国,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政府的劳动立法进展迟缓,这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极大不满。觉醒了的英国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争取民主的工人运动即宪章运动,是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市场竞争的加剧,还造成了大批穷人,社会出现了不平等和贫穷现象。到19世纪晚期,英国国内有近百万人失业,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济。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资产阶级藐视人权,不把失业工人和穷人当做人来看待,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懒惰”所致,因而应由“个人负责”[6]。以这样的思想观念为指导, 183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济贫法》。这部法律规定,在各地建立济贫院,凡无生活来源、需要社会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但是被救济者在济贫院内被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里面的生活条件又极为恶劣。“如果接受救济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样好,那么这种救济制度就会从根本上使所有人丧失勤奋努力、刻苦自励的精神,如果真的实施这种制度,那么作为其补充,就需要一种有组织的强迫劳动制度,来迫使那些没有自立动机的人像牛马那样干活儿。”[7]可见,这部济贫法实际上把“救济穷人”变成了一种“惩治穷人”的手段[8] ,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济贫税负担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大量工人失业和贫困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构成了强大压力。这一事实迫使政府开始认识到,贫困问题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政府理应承担起救济贫困的责任。

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在经济领域里出现了无序、恶性竞争,生产与资本高度集中垄断及其他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这在当时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他们认为,个体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切经济事务由市场主体去自我管理和调节;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义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总体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利于政府宏观目标的实现。工业社会中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迫使政府改变统治策略,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实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否则将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统治。正如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英国其国际地位因为拿破仑的战败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是国内却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期。工商业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拥入城市的工人不断增加,但议会两院仍由极其保守的世袭贵族、主教和土地贵族把持着。这时,由于拿破仑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欧洲大陆对英国工业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场十分有限,因而英国的失业人口猛增,工资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却实行谷物的关税制,以抑制粮食的廉价进口,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苦难。饥饿、罢工使英国的进步力量开始认识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的改革。”[9]整个19世纪英国的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二、自由主义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回应

边沁、密尔、格林的功利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思想为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进行了理论论证,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关系进行了探讨,解放了人们思想,影响了改革实践。

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n, 1748～1832年)是著名的自由资产阶级法学家、伦理学家、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政治法律思想的伦理基础是功利主义。所谓功利,意思即是指“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解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对利益攸关之当事者的祸患、痛苦、恶或不幸。假如这里的当事人泛指整个社会,那么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假如是具体指某一个人,那么幸福就是那个人的幸福”[10]。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它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因而它能够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南,目标是追求最大快乐及将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它又是人们衡量和评价一切行为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和尺度。人们对外界事物或某种行为赞成与否、实行与否,是根据它能否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快乐、能否给个人和社会增添福利来决定的。人们判断一件事对自己有利就应该去做,反之,则不应该去做。这就是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总之,在边沁看来,趋乐避苦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宗旨,是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终极标准。边沁把他的功利主义运用于立法理论中。他提出,增加个人和社会的幸福的手段应该从立法开始,政府的任务或立法者的任务就是遵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通过立法用赏罚的方法,特别是用惩罚破坏幸福的行为的方法来增进社会幸福。这就是说法律、制度应以功利为原则。同时他还提出,判断国家法律、制度的优劣也应该以功利为根本标准。如果某个法律或某项制度对于人们来说乐多于苦,那么它就是优良的,有益于人们的。反之,如果苦多于乐,那么它就是低劣的,无益于人们的。边沁的理论为政治和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密尔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总体上主张个人自由和自由放任,坚持“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则”[11]。鉴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弊端和问题,密尔提出了新的功利主义,为其具有新内容的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伦理基础。他认为,功利主义所谓的幸福和快乐并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全体的幸福和快乐,人们在追求幸福和快乐时要平等地顾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彼此平等的成员组成的社会[12]。以此为出发点,密尔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预理论,认为“国家一方面应当尊重每人在特关自己的事情上的个人自由,同时另一方面也有义务对它所允许每人施用于他人的权力保持一种注意的控制”[13]。密尔认为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界限是: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的特殊情况下,那些真正关系到全体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愿意做或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做,就应该而且也必须由政府来做;有利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事情,即利他行为,如果由私人去做,因其从中得不到相应利益而不愿做,这时就应该由政府去做。政府应干预的具体事务主要有: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是公共事业,主要是用来提高人类素质的东西,它的价值是决不能用市场上的需求来检验的,因此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自由放任这个一般原则,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但要使父母承担这种责任,则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人们能够免费或以极低的费用接受初等教

育”[14]。第二,保护儿童、青少年和妇女的权利。密尔主张,政府应保护少年儿童的权利和利益,“只要国家照看得到,就应保护少年儿童,禁止雇佣他们做过于繁重的工作。之所以应禁止少年儿童劳动的时间过长或劳动强度过大,是因为如果不加禁止的话,他们就总是被强制这样去做。就儿童来说,签约自由无异于强制自由”[15]。密尔主张,政府应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她们开辟更广的就业门路,使她们享有同男人平等、公正的社会地位。第三,政府应干预公共事业的垄断行为,维护公众利益。密尔认为,许多行业如煤气、自来水供应、运河、铁路等虽然应让私人经营,但是实际上这些行业毫无竞争,他们比政府更加不负责任,更加不闻不问人们的抱怨,所以国家应从社会公共利益着想,不能完全放任私人公司的经营,对于这类公共事业应保留将来收回的权利,或保留并自由行使规定最高收费的权利和经常变动最高收费的权利[16]。第四,缩短工人劳动时间。普遍把工厂的劳动时间从10小时缩减为9小时,并且使工人劳动9小时得到的工资和劳动10小时一样多或基本一样多,这对工人是有好处的。第五,救济穷人。密尔认为,人类是应该相互帮助的,穷人更需要帮助,所以应通过社会组织救济亟待救济的穷人,制定济贫法,进行社会救济。第六,政府应主动承担起那些没有私人去做但又是关系到社会利益的公用事业的建设重任,如道路、码头、港口、运河、灌溉设施、医院、大中小学等,因个人无力承担,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做。

总之,密尔对利己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进行修正的目的在于如何协调社会转型后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寻找一个能够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效协调起来的契合点,以最终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17]。他的这一思想和努力具体应用于其自由理论及国家的性质与功能理论中,就是在坚持自由放任原则的基础上,适应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适当运用政府干预来解决自由主义带来的破坏作用和弊端,以实现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动态的平衡。所以他的理论处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阶段,为形成新自由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促进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样基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大量使用妇女和童工、广大工人劳动条件恶劣、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社会道德沦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等社会现实,诞生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当时英国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希尔·格林( 1836 ～1882 年) 、霍布豪斯( 1864 ～1929年)和霍布森( 1858～1940年) 。格林是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他论证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并力图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他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人所追求的道德上的善,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善。任何个人的道德发展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成员的道德发展相一致。个人与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人与人之间都应该互相帮助,离开他人和社会,个人不可能得到幸福。进而,格林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实现共同的善,实现共同的利益,因此国家不应该是消极的、放任的国家,而应该是积极的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为实现个人利益、为个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此基础上,他论证了国家应该干预土地买卖,强迫实行教育,规定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作时间, 为工人提供必要的住房等措施的合理性。”[18]格林和其他几位思想家的自由主义主要是重新解释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提出并且论证了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的主张。这些主张对20世纪初英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工业社会的到来意味着社会转型,严酷的社会现实导致了社会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为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向新自由主义转变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新自由主义的逐步确立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方式要由自由放任型向政府积极干预型转变,消极政府向集权政府转变。也就是说,繁多复杂的经济社会事务增添了国家的社会职能,由过去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经济社会事务的积极调控者和管理者。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前提下,政府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弊端主动进行纠正和干预,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社会、司法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

三、英国政府实行干预政策和立法改革

在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下,受变化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制度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进行了议会选举法改革。通过两次议会选举法的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争得了选举权,资产阶级逐渐控制了议会议席,议会里土地贵族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这样工业资产阶级和大商人就能通过自己在议会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法律。为了保护工人的人身权利,从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就开始通过一系列社会立法。几次颁布《工厂法》,严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9小时; 1847年通过了(成年男工) 10小时工作日法案;通过一个《煤矿法》,规定了井下作业应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这些法案旨在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对劳动争议的处理, 1896年议会通过的《调解法》规定,由政府成立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各地委员会不能处理的劳动争议问题。这些都反映了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要求。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不断制定社会立法,进一步加强国家干预的力度。在20世纪初,英国政府颁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 1908年的养老金法, 1909年的劳工介绍法, 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 1918年的教育法, 1922年的住房法。这些立法奠定了现代英国福利法的基础[19]。“随着19世纪的前进,社会立法不断增加,据有资格的观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后,议会实际上抛弃了个人主义作为它的指导原则,转而接受了集体主义。人们以往理解的那种自由主义处于劣势,立法机构破天荒地通过了合乎社会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20]

英国政府颁布多种法律,积极干预经济活动。针对无限责任公司阻碍投资增长的问题, 1855年,英国颁布《有限责任法》,规定股东仅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个法律激发了社会投资热潮,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针对金融业经营不规范的问题,政府出台了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管和调控。针对19世纪中后期债务人恶意宣告破产以逃避债务的现象,法院通过几个判例完善破产法,从法律上防范了欺诈行为。针对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现象,到19世纪末,普通法开始对竞争自由采取一定的灵活态度,它不再机械地把一切限制竞争行为都视为违法,而是综合考虑竞争双方的经济实力、商业地位、限制的特定地域和时间等多方面因素[21]。这些立法和干预措施防止了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弊端和消极影响,保护了投资者和广大民众的利益,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有秩序发展。

“这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抗,是对产业革命的破坏性和对无情地推进工业化政策所带来的破坏作用而无保障措施的一种自发防卫。主要的动机是一种受威胁感,即认为没有节制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带来威胁。⋯⋯彻底修正自由主义理论要求重新研究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研究自由的性质、自由和法律强制之间的关系。那样的重新研究又揭开了个人人性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从伦理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看,潮流是在脱离个人主义,趋于探求某种集体主义的观念”[23]。

工业社会讲求成本和收益,提倡快节奏和高效率。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逐步确立必然对英国的司法制度产生影响。到19世纪英国进行司法改革前,作为上层建筑主要内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司法组织混乱,诉讼程序繁琐僵化,审判效率低下,费用高昂,警察组织不完备,监狱制度落后[24]。司法制度中存在的这些弊端,显然与讲求效率、讲求成本和收益的工业社会不相适应。漫长的诉讼过程和高昂的诉讼费用已经成为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寻求司法救济和实现正义的障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从长远来看,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不利的。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实现社会正义已成为工业社会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诉讼哲学由过去的追求实质正义转变为分配正义[25]。迫于社会公众的强大压力,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对不合时宜的司法制度和审判程序主动予以干预,意图以国家的力量促进这些价值的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 19世纪英国政府进行了民事司法改革。

对此,英国的政治法律界予以高度关注,一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对传统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论证了进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其中边沁的政治法律思想对于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动和指导作用。边沁把他的功利主义立法理论用于考察英国的普通法制度,并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 1688年以后的英国法律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斥着封建主义的痕迹,法律原则复杂模糊,司法工作人员因循守旧,就连英国的成文法大多也是“由500年来收集的和无数个别的议会法令、条例组成的,这些法令和条例彼此矛盾,结果让完全不法的状态代替了‘法制状态’”[26] 。他还对当时的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进行了批判,称其已经“腐败透顶”,“充斥着不必要的繁琐程序,对于诉讼当事人来说,这只能导致拖延、筋疲力尽以及更大的开支”[27]。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边沁认为,普通法的传统制度“不是以合理的设计为基础的普通法规则,简直是进行重要社会改革道路上的障碍”[28]。针对上述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改革思想。他指出,英国的法律体系既古老又不完善,既费解又专横,既不安全也不平等,实有批判、改革和重新制定的必要。因此,他主张不但要进行立法原则、立法内容、立法形式的改革,而且要对当时的司法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边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原则。他主张,在司法审理中,法官不能随意解释法律条文,律师不能担任法官,同时,法官不能包揽全部司法审理权,应允许选民推荐自己的代表参与司法。选民代表享有半个司法权,他们不参与裁决,但应参加并监督司法审判的全过程,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法院为贫民免费提供律师与辩护条件,以至要求法官复审案件[29]。边沁的法律改革思想为19世纪英国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其法律改革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想建立适应现实需要的司法制度,必须对旧的法庭组织和诉讼程序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30]。于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议会得以通过一系列司法改革法案。这场世纪改革主要围绕着调整司法管理体系、简化繁琐的诉讼程序、理顺普通法和衡平法两种法律体系的关系这些目标而展开[31]。为了消除令状制度所造成的普通法法庭诉讼程序繁琐僵化的弊端,首先对令状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令状制度的改革主要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完成,这些法令主要是1832年颁布的《统一诉讼程序法》、1833年颁布的《不动产实效法》、1833 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以及1852年、1854年分别颁布的《普通法诉讼程序法》。这些法律实施后,令状制度逐步减少使用,令状制度迅速衰亡[32] ,普通法诉讼程序繁琐而僵化的弊端得到了根本纠正。通过1852年《大法庭诉讼条例》和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条例》,衡平法庭的诉讼程序被大大简化。为了彻底解决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司法体系所造成的司法组织混乱和职权交叉重叠的弊端, 1873年制定了《司法法》,合并了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建立了统一的最高法院;统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原则,当两种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普通法原则应服从衡平法原则。这意味着法官在审判中应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发挥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导作用;允许普通法法庭使用衡平法的诉讼程序,简化了诉讼程序,而且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诉讼效率高。由此重建了整个司法制度,提高了诉讼效率。

可见, 19世纪的民事司法改革充分体现了工业社会的特点和要求,适应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本需要。为了贯彻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弱化普通法法庭对案件的管辖权,逐渐强化衡平法法庭的司法管辖权,这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动干预,反映了国王的集权意志,以此来实现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的转型,这是符合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思潮的。从根本上讲,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以及干预型国家的出现最终导致了这场世纪司法改革。

英国近代著名法学家亨利·梅因在1874年写道:“自边沁时代以来,我不知道哪一项法律改革能不追溯到边沁的影响。”[33]改革派大法官布鲁厄姆在1838年写道:“法律改革时代就是杰里米·边沁时代。他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奠基人⋯⋯他第一个抱有严肃思想来揭露我们英国法律制度的弊病⋯⋯过去20年来,我们法律制度已经取得的全部重大的进步⋯⋯自然使我们想起边沁先生和他的学派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启发性的劳动。”[34]

㈡ 英国司法制度有什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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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英国的司法权哪个机构掌握

在英国的司法体制中，各级各类法院是司法权的行使机构。其中上议院是英国最高回的司法机构答，上议院的议员在理论上都是法官，实际上则只有大法官和常任法官上议院议员（上诉审贵族），构成的不超过11个人有司法审判权。2007年增加了一个司法部，但应该没有上议院权力大。

㈣ 英国司法审查的模式

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国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即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审查并纠正不法行政行为，以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免受国家行政机关侵害并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司法审查，则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最初是英王为了中央集权的需要，通过王座法院来审查下级法院和各级地方机构的行为，后来演变为普通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而使司法审查制度成为一种具有政制活力的司法制度，在于马歇尔大法官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如今司法审查制度已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政制的生命象征与活力符号
美国在历史上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处理法律问题基本上沿用了英国法 ，1776年独立后的美国仍继续沿用和扩充英国法，因此，英美属同一法律体系。然而，由于两国的政治体系不同及美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等原因。英美两国 在司法审查制度方面有异有同。
范围
英国法院在审查时注重实质的法治原则，而不拘泥于成文法的规定。相比之下，美国法院更依赖于成文法。 美国是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司法权能够对行政权进行审查，源于宪法第三条第二项——司法权涉及以合众国为一方的案件，是司法审查的宪法法源。当然，虽然这些规定中并未有为什么应该由司法机关而不是其他机关来进行审查的明确字眼，但实际上由于对英国普通法传统的继承，在美国民众的眼中，司法审查权已经成为法院的一项理所当然的权力。但由于受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美国司法审查中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法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即司法权如何不过多地干涉行政权，并因而影响到行政权的独立性。所以美国的司法审查是相当谨慎的，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上表现为，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严格区分。美国学者认为，事实问题，只能由行政权作出判断，法院的主要职责是解决法律问题，法院对事实裁定,一方面不能不审查,一方面又不能太多地审查。解决的办法就是由联邦程序法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审查的标准分别作出规定。
英国坚持议会主权的原则，议会享有最高的权力，行政机关需要根据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行使的权力，而法院负有对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使职权进行审查的职责，所以一旦行政机关超越职权行使权力，法院即可以宣告它无效或撤销它，因此，越权原则也就成为英国司法审查的根据。由于英国是一个判例法的国家，所以，英国法院对于越权原则的解释都是通过具体的案件作出的。英国法院认为可以审查的越权行为主要有：违反自然公正原则；程序的越权；实质的越权。其中自然公正原则是英国普通法上的一个程序规则，由于普通法并无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所以该原则不仅支配行政机关和法院的活动，而且其它一切行使权力的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时都不得违反这个原则。
程度
在英美司法审查中，都存在排除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从两国有关排除条款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两国对待司法审查的态度的差别。英国在排除司法审查的规定方面，首先强调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即法院在对于是否向当事人提供救济的问题上享有决定权。
与英国强调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不同，美国在排除司法审查时首先强调的却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的趋势是尽量限制排除司法审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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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即加强司法审查的程度，但是由于受到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成文法的规定的限制，注定这种程度比起英国来说要小。同时，美国行政法中完全排除司法审查的行为也较英国为多，主要有外交和国防；军队的内部管理；总统任命高级助手和顾问；国家安全等。
方法
在英国，当公民权力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不法侵害后，实际
上可以有三种救济的手段：一是提起普通法上的一般诉讼，而是向法院上诉，三是请求高等法院司法审查。可见，司法审查在英国并非解决行政行为违法性的唯一手段。
英国相比，美国的司法审查的方法较为统一和规范，主要存在四种形式的司法审查手段，法定的审查；非法定的审查；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 法定的审查主要是指各种制定法中规定的司法审查的方法，如果没有成文法的规定，法院也可以采取非法定审查的手段。这种非法定审查显然是受了英国普通法的影响，其救济手段也主要是各种令状，包括提审状、禁止状、追问权力状、人身保护状和执行状。除此之外，非法定审查中还吸收了英国普通诉讼的手段。
门槛
英国的起诉资格的规定相对简单，高等法院只要认为申请人对于申诉事项具有足够的利益，就可以同意其司法审查的申请。因此，足够的利益就作为法院审查起诉资格的唯一标准。
美国当事人只有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40年代以后，最高法院通过多个案例将起诉资格放宽，当事人不一定非要在权利受到损害时才能起诉，只要有实际的损害，甚至在没有实际的损害时，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也具有起诉资格。当代美国法院主要采用了双层结构标准，即当事人起诉必须同时符合宪法的标准和法律的标准，宪法的标准主要是当事人必须有事实上的损害，法律的标准主要是当事人要求保护的利益必须属于法律或者宪法所保护或调整的利益范围之内。比较美国与英国关于起诉资格的不同规定，显然英国规定得更为宽松，足够的利益标准不仅不要求有事实的损害存在，甚至此处的利益也不仅仅局限于法律和宪法内的利益，从中可以感受到实质法治原则和不成文法精神在英国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
总结
当代英美司法审查制度虽然仍存在差异，但其发展的趋势也是在逐渐的融合，这不仅仅是在具体的规定上，两国都趋向范围更广、限制更少、方法更统一、起诉更灵活的司法审查制度，更大的融合在文化和宪政的领域进行。
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预示着司法审查制度在中国的初步建立，但是，不可否认，无论是就司法审查的具体制度，司法审查制度赖以生存的宪政基础，还是法治的历史，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虽然中国与英美的社会制度不同，但具有通过司法权控制行政权的共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较他国的制度，为本国的法律建设提供有用的制度资源，也是笔者在比较之外的一点现实关照。

㈤ 中英司法制度差异

英国是联邦制国家，分为四个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四个地区都有相当的自治权，各自实行不同的司法制度，其中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同一种司法制度。

#############英国检察机关

英国检察机关历史不长，由于英国奉行当事人主义，对一般刑事案件的起诉不被看做是国家的事情，因此历史上对此类诉讼主要是由警察聘请律师代为起诉，而国家公诉人只负责重罪，如谋杀、叛国等案件的起诉。由于发现警察在起诉案件中有放纵犯罪的问题，1984年，议会制定了《刑事起诉法》，规定刑事案件统一由检察官负责，1985年正式成立了检察机构（简称cps），建立了现代意义的检察制度，这也是英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在此后近20年的司法改革中，检察官的权限不断扩大，检察机构不断健全。

英国的检察官都是在律师中选任，所以检察官也称做“出庭律师”或“控方律师”。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共分成42个司法区，每个司法区中都设有检察机构，每个检察机构都有一个首席检察官，领导司法区刑事起诉工作。皇家检察署（类似我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42个司法区的检察机构工作。

具体的案件上看：情节比较轻微的案件，按中国通常做法不宜起诉，可以作为治安案件，由警察处理。

在英国这种情况就应当起诉，当然起诉也是由地方法院审理，一般不送进监狱。案件处理结果大体相同，但程序不一样，这是中英司法制度的一个区别。

##############英国的法院体系

英国的法院体系与中国差异较大。英国42个司法区都设有地方法院（也称治安法院），审理六个月以下监禁和罚金5000镑以下的刑事案件。这里的法官构成很有意思——大部分是业余法官，由司法区内公共组织任命诚实、有相当法律知识的绅士担任，全国共有3000个；也有全职法官，但数量很少，全国42个司法区只有100个全职法官；另外还有半全职法官150个。全职和半全职法官都是律师。业余法官每两周在法院工作1天，半全职法官每周工作2天到3天。全职法官职责是处理疑难的法律事务或审理复杂、时间长的案件。业余法官在法庭上与全职和半全职法官有同等权力，开庭时有书记官（书记官也是律师）为他提供法律知识服务。法庭审理案件时，检察官（控方律师）和辩护律师出庭抗辩、质证，法官居中审判。

英国审理严重刑事案件的法院是皇家刑事法院。检察官对警察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认为案情严重，不应在地方法院审理的，就直接向皇家刑事法院起诉。地方法院法官审查认为应当处以更重刑罚（超过六个月监禁或5000镑罚金）的案件，也可以移交皇家刑事法院审理。

皇家刑事法院的法官都是全职法官，由国家支付薪水。在英国，凡是带皇家字样的机构都与国家有关。因此，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皇家刑事法院与地方法院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是国家的法院，而后者是带有民间性质的地方裁判机构。

皇家法院审判案件时有陪审团参加，陪审团由10名公民组成，法庭上当控辩双方进行抗辩、质证时，陪审团不能发问，陪审团最后根据对证据的判断，做出犯罪事实是否存在的结论。陪审团对案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即心证）过程中，法官可以向陪审团介绍法律关于证据效力的规则。最后，法官根据陪审团认定的犯罪事实存在与否的结论，来决定对被告人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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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英国采取了政府无偿提供律师进行法律指导，这对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任何人都有权申请保释，然后由法官当庭听证决定是否保释，对于我们尝试引进检察机关不捕、不诉案件实行听证制度具有参考意义；英国动用社会人士参与审判活动，这也是一个通过社会各方面介入解决权力监督问题的好思路；英国刑事证据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很有必要将其精神引进到中国，特别是在一些客观证据不足的案件，例如贿赂案件现场是一对一的情况下，吸收自由心证的合理因素认定案件，有利于惩治贿赂犯罪；对被告人认罪案件，通过类似辩诉交易形式处理，可以提高效率，节省资源，简化程序。

二，是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制度在现代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加明确。英国是一个重传统、比较保守的国家，历史上的检察制度并不发达，而在这样一个国度中，独立的检察机关从无到有，到不断壮大、不断强化，标志着检察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法治社会的必然，检察机关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机关，是必不可少的。

三，是英国在司法改革中针对实际问题，着眼于保障人权、控制社会、维护公众利益、追求司法效率的平衡，大胆创新，保持传统，求新求变的务实精神很值得我们在司法改革进程中学习。要理性地借鉴并引进外国先进司法制度，全面了解掌握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判明利弊，为我所用。要从中国的国情和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切忌不顾国情，标新立异，以免把人家已经摒弃的糟粕，当做精华引进。

四，是创造尊重法律、崇尚法律的浓重氛围，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在英国，法律至上精神的体现随处可见。无论从法庭的设置，还是审判活动的程序，无论是法官所戴所穿具有象征意义的发套、法袍，还是社会大众对法律遵从所具有的态度，都处处体现着法律的权威。在英国，检察官的决定，法官的判决成为一种法律，成为全社会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体现着法律的尊严。这来源于长期的法治追求的培养，来源于对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的充分信赖。而司法官的崇高职业操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司法官严格的遴选制度。这启示我们必须营造一种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社会环境，同时大力推进检察官、法官的职业化，严格准入制度和遴选制度，树立司法机关的权威。

㈥ 简述一下英国司法制度···急

英国属英美法系国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逐步对封建司法制度加以调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行的司法制度。它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

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由大贵族、大僧侣等组成的智人会议就已具有司法机关的职能。诺曼王朝时期，英国建立了君主专制制，设立了权威极大的御前会议，以其判例作为普通法适用于全国，并在全国分设由国王任命法官的法院来代替原有的地方法院，从此以判例法为渊源的司法制度开始形成。1215年《大宪章》颁布以后，最高司法机关从御前会议中独立出来,逐步形成了包括由申请法院、王座法院、财产法院和衡平法院等组成的复杂的司法组织系统和适用普通法的封建司法制度。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没有对司法体系和法律形式作重大改革，而是逐步对封建司法制度进行调整，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19世纪末叶司法改革后，司法组织初步简化，衡平法院不再自成体系，普通法院平等地适用衡平法。1971年制定的《法院法》，对法院组织系统又进行了一次改革。但英国的司法制度仍保留许多封建痕迹,除法院体系和诉讼程序十分繁复,封建时代的许多判例至今仍有法律效力外，英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大法官既是全国首要司法官员,又是上院议长,而且是内阁成员，一身兼有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职能；不设最高法院，由上院行使最高上诉级法院的职权。

司法组织 根据1971年的《法院法》，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法院主要分民事、刑事和专门法院三个组织系统。民事法院系统包括郡法院、高等法院、民事上诉法院和上院，刑事法院系统由治安法院、皇家刑事法院、刑事上诉法院和上院组成，专门法院系统主要有军事法院、少年法院、劳资关系法院和行政法庭等。苏格兰有自己独特的法院组织系统：郡法院仅管辖民事案件，郡官法院兼管辖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苏格兰高等法院是苏格兰民事、刑事案件的最高审判机关，但民事案件还可上诉到上院。苏格兰还有特设的土地法庭。此外，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是英联邦某些成员国、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受理不服当地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行政诉讼由普通法院管辖，适用一般的法律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政裁判所发展很快，但一般都不具有终审管辖权，不服裁判所裁决的当事人有权向普通法院上诉。

法官一律采用任命制。大法官、法官上院议员、上诉法院法官由首相推荐，英王任命。英国没有司法部，大法官拥有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权。法官必须是“法律协会”的出庭律师，并有一定年限的司法实践。法官一经任命，非经本人同意，一般不能被免职。最高法院法官则为终身职。地方法院法官72岁以后才可以退休。法官薪水很高，待遇优厚。

英国检察系统不如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规模庞大、职权广泛。检察长和副检察长是英王的法律顾问，有权答复议会和内阁对于法律问题的咨询，主持重要案件的起诉，并出席有关英王权利案件的审判。

诉讼程序 民事诉讼分简易程序和庭审程序。大部分民事案件不经庭审而以简易程序裁决，庭审程序很繁复。判决大多委托行政机关执行，包括强制返还、扣押动产或不动产、有价证券和其他收入，截留部分工资以及破产清算等。刑事诉讼分简易程序和起诉程序。简易罪由治安法院以简易程序审决（也可起诉），可诉罪由刑事法院以起诉程序审决(也可用简易程序审决)。由于起诉程序审决必须有陪审团陪审，故又称陪审程序。上诉方式除一般上诉外，可就法律问题以“报核”形式上诉。高等法院王座庭可对审判进行监督。

司法审查制度 高等法院对行政行为、法令和下级法院判决实行审查，但不审查议会的立法。最初主要审查地方行政机关的行为、下级法院和各裁判所的判决，后来逐步开始审查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某些行政行为。

陪审制度 源于诺曼王朝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后被保留了下来。最初适用于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1873年后，大部分民事案件不再采用陪审制度。原有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之分，1933年取消了大陪审团。1939年陪审团人数由12人减至 6人（叛国罪除外）。担任陪审员必须具有一定的财产资格。

律师制度 英国律师分出庭律师和诉状律师两种。出庭律师听取诉状律师的诉讼情况介绍，在刑事法院、高等法院或上诉法院出庭辩护，不与当事人直接接触。出庭律师可申请皇家大律师，享有多种特权。诉状律师主要负责承办当事人的不动产转移、遗嘱书立、契约签订等一般法律业务，以及提供法律咨询、起草法律文件等，也可在地方法院出庭辩护。大部分情况下则负责联系诉讼当事人和充当出庭律师的中间人。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您有所帮助。

㈦ 英国法律

宪法的外延来，从广义和狭义上源来说，包括两种：
狭义上的宪法是指成文的宪法典，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显然是没有宪法的；
广义上的宪法则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带有宪法内容的行政规章制度、习惯法，这样看，英国的宪法精神体现在除成文宪法典外的广义宪法中。

由于英国是最早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宪法所主张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基本精神在公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所以，英国不需要一个成文宪法典的约束，而宪法精神就能够得以很好地实施。

英国的法律体制：法律、行政规章、习惯法为主

㈧ 英国最高司法机关是什么

英国最高司法机关为上院。

英国司法有三种不同的法律体系：英格兰和威尔版士实行普权通法系，苏格兰实行民法法系，北爱尔兰实行与英格兰相似的法律制度。司法机构分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两个系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民事审理机构按级分为郡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院民事庭、上院。刑事审理机构按级分为地方法院、刑事法院、上诉法院刑事庭、上院。英国最高司法机关为上院，它是民、刑案件的最终上诉机关。1986年成立皇家检察院，隶属于国家政府机关，负责受理所有的由英格兰和威尔士警察机关提交的刑事诉讼案。总检察长和副总检察长是英政府的主要法律顾问并在某些国内和国际案件中代表王室。

㈨ 英国司法体制的多元性结构体现哪些方面

英国司法体制的多元性结构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制民主和法治，以及为资本家服务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