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民法典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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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找到瑞士民法典部分英文版http://www.admin.ch/ch/e/rs/2/210.en.pdf

和瑞士民法典(德文)：http://wenku..com/view/36081a60783e0912a2162a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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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论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回、等价有偿、诚实信答用的原则。” 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其具体要求就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诚实、守信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其内容具体体现为(1)任何当事人要对他人和广大消费者诚实不欺，恪守诺言，讲究信用;
(2)当事人应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滥用权利加害他人。
1、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的法律，它主要规范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变更、转让、终止、违反合同的责任及各类有名合同等问题。在我国，合同法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只是我国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2、合同法在为经济交易关系提供准则，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一部好的合同法能够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

C. 台湾民法188条为什么适用连带责任

您好，这是关于法人承担其侵权责任方式的规定。

法人对其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自不待言。但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对此,各国立法之规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

此为德国所采。德国虽采“法人拟制说”,但对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明文规定由法人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31条）。

（二）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然后法人得追究有过错的行为人的个人责任。

此为瑞士民法所规定。《瑞士民法典》第55条第2项规定:“法人对其机关的法律行为及其他行为承担责任。”第3项规定:“行为人有过错时,行为人另负个人责任。”对前述规定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台湾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就损害后果,法人应与有过错的行为人对受害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13]；另一种理解是我国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应对法人承担责任,并将之称为“两罚制”[14]（前述理解之差异源于海峡两岸所翻译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对同一条文之不同表述:依台湾译本,前述条文第3项为“行为人就其过错,个人亦负责任”）。

（三）法人原则上应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但董事等人有过错的,应与法人一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条首先在其第1项规定法人对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在其第2项规定“因法人目的范围外的行为,有损害于他人时,与表决该事项时表示赞成的社员、理事及实施该行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负连带赔偿责任”。此外,于1974年修订《日本公司法》时补充的两个条文,也作了类似规定。其第266（3）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人也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第266（1）条则就公司董事违法分配盈余、向其他董事贷款、违反竟业禁止义务、违反董事与公司进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规定了董事对公司承担连带偿还或连带赔偿责任。这些规定,显示出加重董事责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国家如韩国,也大致采用此种模式。

（四）法人应与代表人对加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所采。台湾民法典第28条明文规定了此种连带责任,甚至不考虑代表人有无过错（此处的过错当然不是指加害行为之过错,而是指决定实施加害行为的过错）。此外,台湾公司法第23条也规定:“公司负责任对于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对于何为公司负责人,该法第8条规定“在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为执行业务或代表公司之股东；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为董事。公司之经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监察人、检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监督人,在执行业务范围内,亦为公司负责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湾学者认为,如按法理,法人机关之行为为法人行为,故构成法人机关成员的个人不应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但就保护交易安全立论,则又以规定法人与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为妥,其有利于促进法人机关之注意,藉以保护交易安全[18]。

至于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或与代表人等行为人连带承担责任之后,法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一般认为得适用民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因代表人处理法人事务时,对于法人负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如因其过失而致法人以损失,法人对之享有追偿权。同时,在实行连带责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无过失之行为而使法人应负无过失责任,因而代表人也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时,代表人在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后,反过来对法人享有追偿权。

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采用的是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但对于法人是否得对有过错的代表人享有追偿权,未作直接规定。比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点主要在是否规定法人代表人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下列因素可值考虑:第一,从理论上讲,如果承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法人自身的行为,在执行职务的活动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个人人格,则难以认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行为“一方面为法人之行为,他方面为自己之行为”。故责令法定代表人对受害人负直接责任无法理上的说服力；第二,法人侵权行为通常发生在交易之外（否则应为合同责任）,故规定连带责任并不能有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第三,代表人之赔偿能力与法人之赔偿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语,规定连带责任,固然可为受害人增加选择机会,但实际意义不大；第四,即令发生因法人机关之恶意或重大过失从事目的外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严重损害,而法人之全部财产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情形,也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责令有过错的股东（尤其是担任代表人的股东）承担个人赔偿责任。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应规定法人对其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致害行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责任。至于法人承担责任后对有过错的代表人的追偿或者处罚,得根据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D. 台湾民法典第188条为什么规定了连带责任

法人承担其侵权责任的方式

法人对其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自不待言。但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对此,各国立法之规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

此为德国所采。德国虽采“法人拟制说”,但对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明文规定由法人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31条）。

（二）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然后法人得追究有过错的行为人的个人责任。

此为瑞士民法所规定。《瑞士民法典》第55条第2项规定:“法人对其机关的法律行为及其他行为承担责任。”第3项规定:“行为人有过错时,行为人另负个人责任。”对前述规定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台湾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就损害后果,法人应与有过错的行为人对受害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13]；另一种理解是我国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应对法人承担责任,并将之称为“两罚制”[14]（前述理解之差异源于海峡两岸所翻译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对同一条文之不同表述:依台湾译本,前述条文第3项为“行为人就其过错,个人亦负责任”[15]）。

（三）法人原则上应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但董事等人有过错的,应与法人一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条首先在其第1项规定法人对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在其第2项规定“因法人目的范围外的行为,有损害于他人时,与表决该事项时表示赞成的社员、理事及实施该行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负连带赔偿责任”。此外,于1974年修订《日本公司法》时补充的两个条文,也作了类似规定。其第266（3）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人也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第266（1）条则就公司董事违法分配盈余、向其他董事贷款、违反竟业禁止义务、违反董事与公司进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规定了董事对公司承担连带偿还或连带赔偿责任。这些规定,显示出加重董事责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国家如韩国,也大致采用此种模式[17]。

（四）法人应与代表人对加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所采。台湾民法典第28条明文规定了此种连带责任,甚至不考虑代表人有无过错（此处的过错当然不是指加害行为之过错,而是指决定实施加害行为的过错）。此外,台湾公司法第23条也规定:“公司负责任对于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对于何为公司负责人,该法第8条规定“在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为执行业务或代表公司之股东；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为董事。公司之经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监察人、检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监督人,在执行业务范围内,亦为公司负责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湾学者认为,如按法理,法人机关之行为为法人行为,故构成法人机关成员的个人不应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但就保护交易安全立论,则又以规定法人与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为妥,其有利于促进法人机关之注意,藉以保护交易安全[18]。

至于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或与代表人等行为人连带承担责任之后,法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一般认为得适用民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因代表人处理法人事务时,对于法人负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如因其过失而致法人以损失,法人对之享有追偿权。同时,在实行连带责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无过失之行为而使法人应负无过失责任,因而代表人也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时,代表人在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后,反过来对法人享有追偿权[19]。

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采用的是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但对于法人是否得对有过错的代表人享有追偿权,未作直接规定。比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点主要在是否规定法人代表人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下列因素可值考虑:第一,从理论上讲,如果承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法人自身的行为,在执行职务的活动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个人人格,则难以认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行为“一方面为法人之行为,他方面为自己之行为”[20]。故责令法定代表人对受害人负直接责任无法理上的说服力；第二,法人侵权行为通常发生在交易之外（否则应为合同责任）,故规定连带责任并不能有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第三,代表人之赔偿能力与法人之赔偿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语,规定连带责任,固然可为受害人增加选择机会,但实际意义不大；第四,即令发生因法人机关之恶意或重大过失从事目的外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严重损害,而法人之全部财产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情形,也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责令有过错的股东（尤其是担任代表人的股东）承担个人赔偿责任[21]。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应规定法人对其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致害行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责任。至于法人承担责任后对有过错的代表人的追偿或者处罚,得根据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

E. 拿破仑的民法典的意义和影响

拿氏对于法国《民法典》之制定既煞费苦心，他对于其推广传播，自亦不遗余力。凡氏武力所至，莫不《法典》随之。一方面，这固且是由于拿氏对于他的《法典》之优美完备有极端之信仰；它方面，他却也想藉法律之统一来保障他武力侵略的胜利。这种由于被动或压迫而采用《拿破仑法典》的国家，可以分为下列三类：

第一类是《拿破仑法典》施行时已属于法国版图者。这里面包括比利时(Belgium)、卢森堡(Luxemburg)、巴纳丁各国(Palatine States)、菜因普鲁士(Rhenish Prussia)、吓茜打姆斯达(Hesse Darmstadt)；以下均在莱因河(Rhine R．)之左岸。此外，尚有日内瓦(Geneva)、沙埃禾(Savoy)、裴德茫(Piedmont)及巴马(Parma)、裴亚缠差(Piacenza)、二伯域(Duchies)。

第二类是由于拿破仑武力之征服而奉行其法典者。这里面包括意大利(1806年3月15日起)、荷兰(1810年10月18日起)、汉西亚诸城(Hanseatic cities，1810年12月13日起)、勃格大伯域（Grand Duchy of Berg，1811年12月17日起）。

第三类是在拿氏威胁之下，自动采用其法典者。这里面包括韦士费利亚(Westphalia)王国(1808年1月1日起，是时Hanover已合并为王国之一部分)、巴登(Baden)、佛兰克佛(Frankfort)、那梭(Nassau)、渥梭(Warsaw)、诸大伯域(Grand-chies)、瑞士之某几省、坦屹(Danzig)自由城、依里利亚(Illyria)王国及奈汨（Naples）王国。

十九世纪是国家主义的时代；国家统一及国家复兴之种种运动，均曾如火如荼，再接再厉，并且都产生了光明灿烂的结果。在欧洲，有德意志、意大利、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希腊六国之勃兴。在南美州，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各殖民地曾得北美合众国之帮助而独立成为十五个自主国。在东方，日本、暹罗、士耳其及埃及四国都竭力摹仿欧化，冀自置于现代国际团体之列。以上二十五个新兴的统一国家，其人种及政体虽多不同，但她们却都曾努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整个的民法典。这种以统一的、整个的法典来划一全国之法律生活或保障国内之政治统一的观念，可说完全是受了《拿破仑法典》的激刺、鼓励或暗示。这是《拿破仑法典》最重要、最根本的贡献。只此一点，它对于那些国家的影响已经是不小了。除此之外，各国民法典在内容上和技术上受了《拿破仑法典》影响的为数也很不少；但是她们的影响之程度深浅却不一致。我们可将她们分为下列三类来讲：

第一类是拉丁民族的国家。这里面包括南美洲的十五个共和国，比利时、罗马尼亚、意大利、西班牙、塞尔维亚（Serbia）等国。这些国家的民法典受《拿破仑法典》的影响最深，有的几乎完全抄袭，连文字都没有多大的改变。例如拿氏法典第七条是："私权能力与公民资格无关。公民资格之取得及保有，须依宪法之规定。"罗马尼亚民法第六条是："私权能力与公民资格无关。公民资格之取得及保有，须依本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巴西民法第三条是："关于私权之取得及享有，外人与公民同等待遇。"又如拿氏法典第八条是："凡法国人均享有私权。"罗马尼亚民法第七条是："凡罗马尼亚人均享有私权。"巴西民法第二条是："凡人均有私权及私义之能力。"其酷似之处，可见一斑。

第二类是日尔曼民族及斯拉夫民族的国家(如德、瑞、奥、荷等)。这些国家对于编纂统一法典之热忱颇不一致；对于拿氏法典之摹仿心，亦较淡薄。这固且是由于民族文化之不同，然而她们对于拿氏和法国感情之恶劣，亦未始不是重要原因。是故她们不编纂统一法典则已，编纂则宁以普、奥两国的《民法典》为样本。所以《拿破仑法典》对于这些国家的影响，可说是微渺而且间接。然而我们决不能说它不存在。即如与《拿破仑法典》"分庭抗礼"的德国《民法典》，它关于"动产所有权之占有取得"和"所有权及占有权之契约转移"两种制度，却都放弃了其本国历来的习惯法而采取《拿破仑法典》上之规定。

第三类是东方各国。这里面，以希腊受《拿破仑法典》影响最深。她的《民法典》摹仿拿氏法典之程度决不在南美各国之下。例如希腊民法第九条是："私权之享有与公民之资格无关。公民资格之取得及保有，须依《宪法》之规定。"第十条是："凡希腊人均得享有一切私权。"我们试把它们同拿氏法典第七、第八两条比较一下，便知其"惟妙惟肖"了。土耳其1869年之旧《民法典》(即所渭Mejelle)原是冶宗教习惯和法律制度于一炉。但1924年5月1日颁布的新《民法典》则曾把宗教成分废除，而竭力摹仿《瑞士民法典》。它受《拿破仑法典》的影响，可说是很小。埃及在1874年设立"混合法院"(Mixed court)的时候，便用的是法国法律。1883年她被英人占领时，法国法仍旧存在。英人虽屡欲更改，然均无甚成效。故今日埃及之私法可说仍是以《法国民法典》为基础。其实，埃及今日一切的文化、制度似乎都和法国最相接近，固不仅法律为然。日本在1870年明治维新的时候，其政府曾正式命人把《拿破仑法典》译为日文。1880年并请法人布赏那德(Boissonade)氏撰拟《民法草案》。布氏的草案多半是根据拿氏法典及其后之修正案。该《草案》在日本实际上几乎生效了十六年，因为它虽非正式的法律，却被当时一般法官当做"法理"或"原则"看待、援引。同时英美法亦为日本学府(尤其是东京帝大)所讲诵，而所谓"英美派"亦应时而生。当布氏《草案》1890年将交国会通过的时候，"英美派"坚持异议，遂酿成所谓"法国派与英美派之争"。然1896年《日本民法典》颁布时，其内容已非法国法，亦非英美法，而为德国法了，但这并非出人意料的事情，因为那时的日本对于德国的文物制度已经是醉心倾慕，竭力效颦了。至于我国民法典的编制，大都是参考日、德及瑞士法典，受《拿破仑法典》的影响似乎很少。

智利法学家阿鲁凡勒茨(Alvarez)氏尝说，《拿破仑法典》所引起及代表之法典编纂运动，对于英美法之法典化和国际法之编纂均有影响。诚然，自某种意义言，阿氏之说并非全无真理，但是那种影响未免过于微渺，我们暂不具论。

从上面看来，《拿破仑法典》除了对于十九世纪法典运动有一最根本的贡献之外，它在内容上及技术上曾经直接发生过影响的，不下二十余国。至于间接受过它底影响的，更是不胜枚举。然考其所以能影响如是之大的原因，我们约可举出下列数端：

(一)《拿破仑法典》不但是当时惟一之重要民法典，而且是以整个法典去统一全国民法的首次成功。因此，各国不编纂民法典则已，编纂则几乎必须以《拿破仑法典》为模范。固且，普、奥二国的民法典之产生也还很早，且有相当的完善，然而因为那时的普、奥都是小国，故不能如《拿破仑法典》之易引起国际之注意。

(二)《拿破仑法典》之形式及内容均甚完备，它的编制又是取法当时欧人所习诵的盖氏《法学阶梯》，故易受欢迎。

(三)《拿破仑法典》之文字为法文，而法文在十九世纪几为国际间之普通语言；所以容易为一般人所了解。

(四)《拿破仑法典》是以时代最伟大且最受崇拜之人物(Napoleon)而命名，故易引起人们之景慕、注意。

(五)《拿破仑法典》自命为最合理性，且最富于平等观念及普遍性。因此，它不但能合十九世纪之时代思潮，且易为各国所仿慕、效法。

(六)法国在革命后，教育上有极大的改革，尤其是大学教育方面。由于这种的改革，法国大学之法律教育遂特别发达，几执全欧之牛耳。他国负笈来学者，为数甚多，这点对于《拿破仑法典》之推广，亦不无关系。

F.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是《拿破仑法典》（Napoleonic Code） ，又称《法国民法典》或《民法典》。

《拿破仑法典》总共分为三大部分，2281条法律条文。第一部分是人法，其中都是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第二部分是物法，是有关各类财产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部分是获取各类所有权的方法的规定，具体包括继承、遗嘱、还债、赠予、夫妻共同财产等相关法律条文。

这部法典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法典。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6)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扩展阅读

《拿破仑法典》的起草背景：

1799年11月9日，雾月政变爆发的当天晚上，拿破仑便下令起草民法典。1800年，雾月政变刚刚结束，拿破仑成了法国的最高统治者。随后，他正式命令大理院长特龙谢、罗马法学家马尔维尔、政府司法行政长官普雷阿梅纳和海军法院推事波塔这四位法律专家开始起草民法典。

拿破仑对这部民法典相当重视，曾多次亲自参与一些法律条文的讨论。在具体制定法典的过程中，几位法学家在他授意下，始终坚持资产阶级革命者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提出的相对理性的原则。

法典草案在一年之后完成，拿破仑命人将其送往枢密院和各个法院，这些政府部门为了审核、修改草案，总共召开了102次讨论会，其中有97次是由拿破仑亲自主持参与的。

经过三年半的修改、讨论，于1804年3月15日由立法院通过，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以《法国民法典》的名称正式颁布施行。

G. 关于物权法第107条

《物权法》第107条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权利人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后，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偿。”

遗失物若是货币或者无记名有价证券，遗失人无权向善意取得人请求返还原物，只能向出让人请求返还同种类物或者请求其它赔偿。

(7)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扩展阅读：

遗失物的善意取得是善意取得的特殊问题，善意取得立法对此都要规定。如《瑞士民法典》第934条规定：因动产被窃、丢失或困其它违反本意而丧失占有的，得在丧失的五年内请求返还。

但前款的动产被拍卖或经市场或经专营商人转卖的，对第一位及其后的善意取得人，非经赔偿已支付的价格．不得请求返还。前款以外的返还给付，亦适用有关善意占有人请求权的规定。第935条规定：货币及不记名证券，即使系未经所有人同意而丧失占有的，所有人亦不得向善意取得人请求返还。

《日本民法典》第193条规定：盗赃、遗失物的特则：于前条情形，占有物系盗赃或遗失物时，受害人或遗失人自被盗或遗失之时起二二年间，可以向占有人请求回复其物。第194条规定：盗赃及遗失物，如系占有人由拍卖处、公共市场或出卖同种类物的商人处善意买受者时，受害人或遗失人除非向占有人清偿其支付的代价，不得回复其物。

H. 禁止习惯法是哪一项原则得内容

不适用“习惯法”是由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而非“从旧兼从轻原则”所决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其出发点在于尽可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其原则要求是：如果新刑法规定为犯罪，但旧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从旧原则，不能认定构成犯罪；如果新、旧法均认定是犯罪，但量刑规定不同的，则应该对犯罪嫌疑人适用较轻的刑罚。我国刑法不适用“习惯法”是由刑法的另一个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的。根据该原则，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都必须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依据，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能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而所谓的“习惯法”，一般是指在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制定的明文法律以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习惯法并不是通过国家立法程序制定，也就是不属于我国的法律渊源，所以在刑事处罚中不能适用“习惯法”。

I.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历史地位的比较

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产物，于1804年公布施行。经过多次修订，现仍在法国施行。它最初定名为《法国民法典》 ，1807年改称为《拿破仑法典》 ，1816年又改称为《民法典》，1852年再度改称为《拿破仑法典》，但从1870年以后，在习惯上一直沿用《法国民法典》的名称。

法典内容 《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3月21日通过。法典除总则外，分为3编，《法国民法典》第一版封面共2281条。第一编是人法，包含关于个人和亲属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民事权利主体的规定。第二编是物法，包含关于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在静态中的民事权利客体的规定。第三编称为“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编。内容颇为庞杂：首先规定了继承、赠与、遗嘱和夫妻财产制；其次规定了债法，附以质权和抵押权法；最后还规定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实际上，该编是关于民事权利客体从一个权利主体转移于另一个权利主体的各种可能性的规定。

立法原则 这部法典可以用3项原则予以概括：自由和平等原则、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

①就自由和平等原则来说，该法典包括两条基本的规定。第11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指非政治性权利，包括关于个人的权利、亲属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这就是说，在原则上，每个人从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关于这种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②就所有权原则来说，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充分广泛的权利和保障。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添附于该财产的一切物。这一规定使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该法典还规定了对他人财产的用益物权和地役权，这对小农经济是重要的。

③契约自治，或称契约自由原则，规定在第1134条中：“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除非该契约违反了该法典第6条所说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才不具有法律效力。契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的一致，其目的在于产生某种法律上的效果，或者将所有权从一人移转于他人，或者产生某些债务，或者解除当事人先前缔结的债务，或者只是改变已经存在的一些约定。该法典赋予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于法律的效力，来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产生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法律地位。所以，契约自治，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契约一经合法成立，当事人必须按照约定，善意履行，非经共同同意，不得修改或废除。契约当事人的财产，甚至人身（该法典原来规定了对违约债务人的民事拘留），都作为履行契约的保证。基于这些观念，立法者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契约义务的强制履行、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履行迟延、债务人的破产程序等等。

在《法国民法典》中用1000多条条文来规定契约之债，可见契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契约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义下实行的，并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逻辑结果。对于这个原则，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随着100多年来法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 ，该法典也经过100多次修改，以不断适应新的情况。

法典的影响该法典在不少资产阶级国家里有颇大的影响。首先，在1804年原属法国因而自该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属于它的效力范围的一些国家中适用，比利时和卢森堡现在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法典。该法典在法国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现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该法典为基础，部分以《巴黎习惯法》为基础。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自1825年起采用了该法典，不过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其次，有些国家以该法典为蓝本制定本国的民法典。例如，1838年的《丹麦民法典》是依据该法典制定的，1940年的《希腊民法典》也是以该法典为范本的 。最后，还有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在编纂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该法典的影响，如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

《德国民法典》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德意志帝国在1896年制定的民法典 。1900 年1 月1日施行，以后为德意志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适用。这是继《法国民法典》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第二部重要的民法典。它继承罗马法的传统，结合日耳曼法的一些习惯，并根据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而制定，因而在内容上超出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律原则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需要。但它在某些地方仍保留了德国容克地主经济的特点。在立法技术上， 它与 《 法国民法典》有所不同，用语明确简练 。全文共 2385条，分为 5 编：总则、债务关系、物权、亲属、继承。另附施行法 218 条 ，多系适用法律的规则。 这部法典的部分条文经过多次修改 ，纳粹统治时期修改较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亲属和继承两编修改较大。其他 3编，也为一些单行法所修改或补充 ，但法典基本内容未变。这部法典对一些国家法律影响很大 。瑞士、奥地利、日本、泰国和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法典 ，都在不同程度上参照了这一民法典，因而西方法学界认为 ，《德国民法典》在大陆法系中是与法国法系并立的德国法系的代表性法典。

J. 台湾民法188条为什么规定连带责任

您好，这是关于法人承担其侵权责任方式的规定。
法人对其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自不待言。但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对此,各国立法之规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
此为德国所采。德国虽采“法人拟制说”,但对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明文规定由法人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31条）。
（二）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然后法人得追究有过错的行为人的个人责任。
此为瑞士民法所规定。《瑞士民法典》第55条第2项规定:“法人对其机关的法律行为及其他行为承担责任。”第3项规定:“行为人有过错时,行为人另负个人责任。”对前述规定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台湾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就损害后果,法人应与有过错的行为人对受害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另一种理解是我国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应对法人承担责任,并将之称为“两罚制”（前述理解之差异源于海峡两岸所翻译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对同一条文之不同表述:依台湾译本,前述条文第3项为“行为人就其过错,个人亦负责任”）。
（三）法人原则上应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但董事等人有过错的,应与法人一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条首先在其第1项规定法人对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在其第2项规定“因法人目的范围外的行为,有损害于他人时,与表决该事项时表示赞成的社员、理事及实施该行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负连带赔偿责任”。此外,于1974年修订《日本公司法》时补充的两个条文,也作了类似规定。其第266（3）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人也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第266（1）条则就公司董事违法分配盈余、向其他董事贷款、违反竟业禁止义务、违反董事与公司进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规定了董事对公司承担连带偿还或连带赔偿责任。这些规定,显示出加重董事责任的立法走向。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国家如韩国,也大致采用此种模式。
（四）法人应与代表人对加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所采。台湾民法典第28条明文规定了此种连带责任,甚至不考虑代表人有无过错（此处的过错当然不是指加害行为之过错,而是指决定实施加害行为的过错）。此外,台湾公司法第23条也规定:“公司负责任对于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对于何为公司负责人,该法第8条规定“在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为执行业务或代表公司之股东；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为董事。公司之经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监察人、检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监督人,在执行业务范围内,亦为公司负责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湾学者认为,如按法理,法人机关之行为为法人行为,故构成法人机关成员的个人不应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但就保护交易安全立论,则又以规定法人与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为妥,其有利于促进法人机关之注意,藉以保护交易安全。
至于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或与代表人等行为人连带承担责任之后,法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一般认为得适用民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因代表人处理法人事务时,对于法人负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如因其过失而致法人以损失,法人对之享有追偿权。同时,在实行连带责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无过失之行为而使法人应负无过失责任,因而代表人也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时,代表人在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后,反过来对法人享有追偿权。
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采用的是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但对于法人是否得对有过错的代表人享有追偿权,未作直接规定。比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点主要在是否规定法人代表人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下列因素可值考虑:第一,从理论上讲,如果承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法人自身的行为,在执行职务的活动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个人人格,则难以认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行为“一方面为法人之行为,他方面为自己之行为”。故责令法定代表人对受害人负直接责任无法理上的说服力；第二,法人侵权行为通常发生在交易之外（否则应为合同责任）,故规定连带责任并不能有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第三,代表人之赔偿能力与法人之赔偿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语,规定连带责任,固然可为受害人增加选择机会,但实际意义不大；第四,即令发生因法人机关之恶意或重大过失从事目的外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严重损害,而法人之全部财产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情形,也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责令有过错的股东（尤其是担任代表人的股东）承担个人赔偿责任。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应规定法人对其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致害行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责任。至于法人承担责任后对有过错的代表人的追偿或者处罚,得根据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