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司法权

❶ 唐代监察制度有哪些创制

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

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

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

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

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

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属于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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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中国古代监察官员通称为“御史”，这个御史的“御”字，即代表了古代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君主）个人拥有和占有之意。史实也是如此。御史一职早在战国时期出现，其职事主要是掌管国王身边之事务，以后才逐渐地演变为监察官员。

《周礼·春官》载：战国时御史总计172人，其最初之职为掌管图书法令，随国王左右的书记和秘书之官。后来，国王经常通过御史了解各方面与全国各地方的情况，以后国王又依靠御史监督中央与地方官员。

这样，御史便渐次成为君主的耳目之官。古代监察御史的起源便决定了古代监察制度的性质，是皇帝（君主）的耳目和工具。

此外，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自秦代始，就确立了中央集权主义的专制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帝国中，皇帝主要依靠官僚对国家进行统治和治理。但是，在皇帝的眼里，官僚仅是一种统治工具。贵族是靠不住的，官僚也同样靠不住。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历史变迁存在着两种变化，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变化，二是传统与近代之间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并非死水一潭，它充满着种种紧张和冲突，其中如君主与官僚制度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注：（美）列文森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代译序”第8页。）列文森认为：君主需要的是私人的官僚代理人，而官僚曾是秦汉和后来唐朝的君主反封建制的一种工具，它直接与王权相对立。

在帮助王权清除了所有对手之后，官僚自己则成了惟一能与王权相抗衡的力量。中国皇帝既不能一开始就剥夺官僚那可怕的结合，威望和行为功能，也不能在此之后用超出官僚之外的赞赏——授予官僚以真正的贵族头衔——来吸引官僚。

显然，中国历代皇帝在与官僚的紧张与冲突中，充分发展和利用了监察制度。在解释这种监察制度的性质时，《管子·九守》认为：君主设立专职监察的目的是：“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

《荀子·君道》也认为君主设立监察御史之用心在于：“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守司，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元人叶子奇《草木子》一书所载，元世祖忽必烈有一个说法：管行政的中书省是我的左手，管军事的枢密院是我的右手，管监察的御史官是我用来医治这两手的。非常形象地道明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性质。

❷ 举例说明五代宋辽金时期大一统观念的深化

1、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和积极消极影响。

2、正确看待两宋和辽、西夏、金之间的和与战。透过现象看本质。

3、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内容和作用。*正确评价。

4、宋、辽、夏，宋金对峙图，契丹，党项，"蕃汉分治"的政治制度。

5、元朝的历史地位*(大统一，大融合，大制度，)。

6、元朝对西藏和台湾的管辖。

7、三大发明，沈括、郭守敬及其科学成就，理学，宋词、元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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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军权的集中：解除禁军将领兵权，并调往外地充当节度使。继而削弱节度使实权，使其徒有虚名。接着，将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领军队的将帅却没有调兵权，使其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实行“守内虚外 ”“内外相制”政策。驻军一半京师，一半各地

2、行政权的集中。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

3、财权和司法权的集中。设转运使把地方收入大部分运送中央；在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和核准。

❸ 赵匡胤登基后为控制军权，他都采取什么措施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极具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宋功臣宿将掌控禁军的大权，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任命新的禁军将领，将大宋王朝的禁军军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有效的防范了黄袍加身的重演。其实，杯酒释兵权就是一个信号，表明了赵匡胤在称帝以后，他要在他的大宋王朝实行一种集权统治，他要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的手里。

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就是称霸一方的节度使。

宋太祖——赵匡胤

紧跟着，赵匡胤从财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个方面，采取一系列对应的措施，一步一步将它们从节度使手里剥离开来，最终收归中央所有，让节度使成为了一个空架子，手里再也没有任何实质的权力了。

❹ 宋朝诉讼审判制度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实行鞫谳分司制度

在狱案审判中，宋统治者将审(鞫)与判(谳)分开，审问案情的官员无法断刑，检法断刑的官员也无权过问审讯，使之互相牵制，不易作弊，此即“鞫谳分司”。司法审判机构中，多数都分置“鞫司”与“谳司”。如开封府以左、右军巡院和司录参军为鞫司，法军及知府为谳司。

大理寺则有断司(即鞫司)与议司(即谳司)之分。州郡则以司理参军为鞫司，以司法参军及知州为谳司。审案时，由鞫司负责调查取证认定事实，由谳司负责检法议刑，各司其职，不许越权。

高宗时曾下令：“诸州法司吏人，只许检出事状不得辄言予夺。”对案件的判决得由长官、副长官共同决定，如太宗至道元年(995年)正月诏“杖罪以下，长吏与通判量罪区分。”

鞫谳分司是宋代法政体制渐趋完善之重要标志，在狱案审判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鞫谳分司”之制，在审判中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并立法禁止二司在结案前的商议。

“鞫谳分司”之制不仅使审理与判决之权分离，使之互相牵制和监督，而且还规定法司在检断时，有驳正的责任;谳司检断时，不得只据鞫司之审理定罪，也不许“傅会牵合，稍有文饰”，必须据法检断，力求对鞫司审理之误予以驳正。

谳司检断中如有违戾，由监司按治施行;若审理有误未予驳正，则要依法治罪。“鞠谳分司之制”的推行主要是加强对审判中执法官的约束，防止官吏作弊，减少刑狱冤滥。

2、实行录问与翻异别勘制度

“录问”，即徒刑以上的案件经过初审后，必须由没有参加审讯的、依法不合回避的其他官员再次提审案犯，核实供词，案犯如无异词，则可检法议刑;如有异词，则须由另一机构重审。

录问制起源于五代，宋代加以继承和发展。

宋律规定，县级机关的录问，一般由县令、佐集体进行，“其徒罪以上囚，令佐聚问无异，方得结解赴州。”州级机关的录问，严禁所部僚属录问，而必须于“邻州选官”录问。京师地区一般选差御史台官充录问官，而御史台审理的案件，须由门下省和谏院差官录问。

录问是宋代狱案判决前的例行程序，也是赋予犯人的第一个申诉机会，如错过这个机会，到最后行刑前的“过堂”和行刑时，仍然可以称冤，只要罪犯翻供或称冤，案件就必须重审，称“翻异别勘”。

该制度起源于五代，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诏：“诸州决死刑，有号呼不服及亲属称冤者，即以白长吏移司推鞫。”狱案的第一次翻异，则由同级机关异司复审，称“移司别勘”。

宋代在各级司法机关内部都设有并列的审判部门，如大理寺下设左断刑和右治狱，左断刑下设左右推，负责鞫勘诸处送下狱案;开封府下设左右厅和左右军巡院，左右厅协助长官“日视推鞠”。假如“移司别勘”后，犯人再翻异，则由上级机关“差官别推”。

宋代对翻异别勘制有严格规定，对那些必须依法别勘而不依法别勘者，则依情节轻重而治罪。

史载：“诸勘鞠公事，妄作缘故，陈乞移推，及州县未结绝，非冤抑不公，而监司辄移者，各杖八十”。“诸罪人翻异或家属称冤，应申提点刑狱司差官别推而辄移屑县者，徒二年，若无出入减三等”。

3、越诉

中国封建诉讼制度中的诉讼程序，一般是按诉讼管辖和审级自上而下逐级进行的。越级诉讼是诉讼中的特别诉讼程序，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越诉都是严格禁止的。但北宋末至时期，统治者却增立越诉之法，大开越诉之禁，这在中国封建诉讼制度历史上是一个突出的变化。

即位后，吏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敛，民不堪命。因此，在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对赵宋王朝统治形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宋徽宗为了标榜“革弊恤民之意”，限制官吏的横征暴敛，加强中央集权，始开越诉禁门。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针对州县官司“辄置柜坊，收禁罪人，乞取钱物，害及无辜”的情况，御笔行下，凡“官司辄紊常宪，置杖不如法，决罚多过数，伤肌肤，害钦恤之政”者，“许赴越诉”。

宣和三年(1121年)，朝廷又针对“诸路州军公吏人，违条顾觅私身发放文字及勾追百姓”，而“监司守令坐视漫不省察”的情况，亦许“民户诣监司越诉”。

宣和六年(1124年)，因在外现任官私置机杼，“令机户织造匹帛”，又令尚书省立法严行禁止，如有违犯者，“各徒二年，计利赃重者，以自盗论，并许越诉”。

统治者试图通过百姓的越诉来钳制官吏的违法行为，达到稳定统治，加强皇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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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司法制度具有显著特色。

一、司法机关体系

（一）中央司法体制

宋朝沿袭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为三大司法机关，各机构职责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为加强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朝廷于宫禁中增设审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详议官六人。

全国上奏案件，须先经审刑院备案，再发交大理寺审理和刑部复核，然后由审刑院详议，并奏请皇帝裁决。这实际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级复审机构，剥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权力，使审判和复核程序复杂化。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审刑院，将其职权归还刑部。此后，凡奉皇帝诏命所立案件，由朝官临时组成制勘院审断；由中书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诸路监司及州军等派官临时组成推勘院审断，从而保证了皇帝对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枢密院有权参与军政案件的审判监督，三司及户部有权参与财政赋税案件的司法审判。

（二）地方司法体制

宋朝地方实行州（府）、县两级制，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各县有权审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将审理意见报送州府判决。各州有权审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须上报提刑司复核，重大疑难案件要上报刑部，由大理寺审议，或经皇帝裁决。在京畿地区，由开封府和临安府负责司法审判活动。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县之上增设路一级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派出机构，主要监督本路司法审判活动，复核州县重大案件，监察劾奏州县长官违法行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

❺ 宋代中央司法机构中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在司法体系运作中各自的职权和作用是怎样的

刑部最早是出自隋朝，其时设有都官尚书，后来改为刑部尚书，为六部之一，长官为刑部尚书。其后由唐至宋，此制历代相沿。御史台是中国古代一种官署名。秦汉以御史负责监察事务。御史所居官署称御史府，又称兰台、宪台。南朝梁陈、北魏魏齐时，称御史台。隋唐五代宋金元历代沿置。是中央行政监察机关，也是中央司法机关之一，负责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大理寺，官署名。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庭，掌刑狱案件审理。秦汉为廷尉，北齐为大理寺，历代因之，清为大理院。 秦、汉时以廷尉主刑狱，审核各地疑狱重案。汉景帝、汉哀帝、东汉末汉献帝、南朝梁武帝四次改为大理，均仍复旧。北齐定制，以大理寺为官署名，大理寺卿为官名。隋以后唐五代宋元明沿用。清改为大理院。唐制（宋元因之）由大理寺卿与刑部尚书、侍郎会同御史中丞会审，称三司使。明、清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会审，称三法司。

❻ 汉、唐时期都曾经出现地方权力过大危及中央集权的现象，分别指出其原因和表现

如果说是地方权力危及中央集权。
汉朝是前期的分封制，突出表现是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统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唐朝是藩镇割据，突出表现是晚唐时期的藩镇混战以及唐灭亡后的五代十国分裂局面。
唐代安史之乱后出现的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强大、互相争战的局面。当时节度使独揽一方军政财权，其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至9世纪初，全国藩镇达四十余个，他们互相攻伐，或联合对抗中央。唐代中央政府屡图削弱藩镇，收效甚微。此局面延续近两个世纪，至北宋初结束。
唐朝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

❼ 中国古代制度中有司法权的是哪个朝代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历代立法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周礼》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内容。《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6篇，即《盗》、《贼》、《囚》、《捕》、《杂》、《具》。《法经》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还颁布了大量法令。秦汉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种》、《法律答问》、《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说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说法是信实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没收孥等，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500条。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
宋代《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诏□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成为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正式出现“典卖”制度的法律规定。
辽代大规模地编纂法典，开始于兴宗时期。重熙五年（1036年），参照唐律修订太祖以来法令，正式编定《新定条例》547条，又称《重熙条制》，颁行全国，成为辽代基本法典。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又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为由，对《重熙条制》进行删修增补，编成《咸雍重定条例》789条，简称《咸雍条制》。这部法典对契丹、汉人同样适用，是辽代法律进一步汉化的标志。
金代初期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后来占有辽及北宋地区后又兼用辽法和宋法。到金熙宗时，“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制》，这是金朝立法之始。后海陵“又多变旧制”，制定《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金世宗即位后曾颁行《军前权宜条》，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复加删定，与前《制书》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条制》颁行，《大定重修条制》是对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综合整理而成，对统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标志着金朝立法的完备。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编□，但改□为“条例”或“条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特点。
明清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明太祖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把“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治乱世用重典”等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封建法律体系结构。《明大诰》共4篇，是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还加强了经济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钞法、钱法、税法、盐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在刑罚和诉讼方面，清律规定满人享有各种法律特权。清朝还颁布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专有特定内容的单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清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也大为增加。
历代行政法规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辽代司法体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设有世袭决狱官，由军事首领夷离堇兼理司法。契丹国建立后，于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置夷离毕院，以夷离毕为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专掌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行政与司法事务。辽太宗以后，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调、车马之事”，专掌汉族地区行政与司法事务。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为两个系统。
辽圣宗时期，开始任用汉人执掌司法，试图缩小契丹与汉人司法制度的差异，消除民族隔阂。
金代初期没有专门司法机构，各级军政长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后，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汉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机构，其官员分别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担任，并设译史充当翻译，以解决断案中语言不通的问题。地方仍沿袭宋制，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设提刑司，作为中央的司法派出机构，执掌司法事务。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主要特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
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③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④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中央虽设有专门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以上答案来自一名高校法学专业本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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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宋朝的司法制度是怎么样的。

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赵光义时，设置有“审刑院”，其长官称知审刑院事，官属有 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宋神宗改革官制，审刑院并入刑部。
宋朝的司法机构 宋朝的司法机构，也是按照中央集权建立起来的。 宋朝把全国分为诸路，每路都设有转运判官，是朝廷特命的路一级常设官员，其主要任务是协助转运使管理刑事和民事审判事官。宋制地方原则上只分两级，一般由各级行政长官即地方政府首脑兼理司法。 县级司法审判事务由县长官知县事全权职掌，并且以亲自参与审判案件为原则。县以下的镇岩官员，无权审理案件；其社首、甲首也只能在州县官员的监督下，处理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可见，县为宋朝司法机构的基层单位。 州级（与州同级的机构还有府、军）司法审判事务由州的长官即知州事、知府事和军监掌管。进行为了控制司法和监督地方官吏，在各州特设通判，作为州的副长官。全州的行政公事都须经过通判，才得施行。同时，朝廷还选派幕职官员，如判官、推官等，以佐理知州，处理全州的行政和司法事务。其掌管检法议罪的，有司法参军；掌管调查审讯的，有司理参军。 因开封府在京师，在司法官员的设置上有些特殊的规定，实际上不同于其他州、府。开封府除设府尹一人外，还设有判官、推官四人，分日轮流审判案件。另设左右军巡使判官二人，分掌京城地方一切案件的审讯；左右厢公事干当官四人，分管检查侦讯和处理轻微事件。此外还设有司录参军一人，处理户口婚姻等纠纷。（原来开封府有这么多官，可怜的包、策、昭三个人要干这么多活，累也累死了！） 宋初，在其中央主要设立刑部和大理寺分别共掌司法。大理寺长官不设专职，以判寺一人为首，兼少卿事一人为副，均由其他官员兼任。下设详断官和法直官等，办理具体司法事务。寺不设监狱，所有人犯都寄禁在开封府狱（怪不得开封府的监狱很拥挤）。真到神宗时改革官制，大理寺正副长官，才开始设置专职官吏，并恢复大理寺狱。（这就是后话了） 此外，宋朝的中央司法机构中，还设有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一人为台长，往往由其他官员兼任；以知杂待御史一人为副，主持台务。下设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检法、主薄等官，办理对违法失职官吏的侦讯，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行使监察职务。与大理寺不同的是，御使台有拘禁犯人的监所，称为台狱，监禁它所主办的案犯。 宋朝的司法制度，实际上是三级三审制。 宋朝的基层司法审判机关设在县一级，由其知县负责。但县级司法机关只能处理杖刑以下的刑事案件；徒以上的，知县搜集证据，并对案件审理明白，然后上送州里，这称叫“结解”。县知事对于刑事案件，原则上应亲自审理。县属镇岩官员，只能处理轻微刑事案件，以笞为限，应处杖以上的案犯，即送县讯办，不得自行决断。杖以下的刑事案件，由县判决执行，知县署名。县狱只羁押未决犯，已决犯笞、杖罪的行刑后即释放，徒以上的犯均要上解州里，故不羁押已决犯。（想起很多单元里的县令，都在法场监斩呢，真可怕！） 州一级司法机构，包括府、军，在宋朝司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埋廷也特别重视。除知州事外还特设有通判作为各州的副长官。全州行政、司法公事都须经过通判签署（当时叫签议连书），方得施行；否则，无效。同时，朝廷又直接选派幕职官，比如判官、推官等佐理知州，处理全州行政、司法事务。 凡属处徒以上的案件，均需送到州里处理，州可以判决执行徒以上直至死刑的案件。 州的审判程序，大致分为推鞫，检断和勘结三个阶段： 所谓推鞫，就是巡检、捕获犯人，或者由县衙解送人犯到州后，先由司理参军审讯，传集人证，搜集证据。（昭的活儿） 所谓检断，即检法议罪的简称，就是由司法参军，根据已经得到和查证落实的犯罪事实，检出适当适用的相应法规，评议确定应当判处的罪名和刑罚。（策的活儿） 所谓勘结，就是由朝廷选派的幕职官，即判官或推官，根据审理所得到的案情事实际和检出备齐的有关法规，进一步分析研究案情，或者视需重新直接审讯犯人，就定罪量刑作成判稿，报请行政长官知州签发。 最后，由知州根据判稿决定判词，并签署判决，对外发布公告周知，有所趋避。（包的活儿） 案件的判决虽然是以知州的名议发布的，但是参与判决的判官或者推官，以及司理、司法各参军，要负边带责任。因此，上述有关官员对判决如果有异议，应当及时申请知州更正；如果知州不采纳此议，可另写反对意见的文书呈送路的提刑司，保留意见，这称作议状。倘若以后发现判决有重大错误时，有议状在先的官员，可以得到免除连事处罚；或者路的提刑司就是因议状而发现原判决的重大错误，并借以得到及时纠正者，而持有议状在先者，还可以得到庆有的奖赏。宋朝最高统治者，以此奖惩办法来提高司法官吏责任心，保证办案质量。（要照这么说，包包每惩办一次贪官污吏、每平一次冤案就要跟着连带一批官员才是呀！看来和包包同一时期做地方官，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死刑案件，事关人命，宋朝在司法制度上的作有特殊规定。因而，知州在审判死刑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认为某案有“法重情轻，情重法轻，事有可疑，理有可悯”等特殊情事时，知州就应将全部案卷送请朝廷裁判，这叫奏谳。凡奏谳的案件，都要由大理寺详断。当然，犯罪事实明白，证据充分，定案准确，适用法律也没有疑义，罪犯本人又已经认罪的，当然就没有奏谳的必要了。（审不清楚的案件没看几件上交大理寺的，倒是有不少上交到包青天这里来呀！）《宋会要》“刑法四”的规定：凡应奏谳而不奏谳，或者不应奏谳而奏谳的，知州都要受一定的处分。这样就可以防止地方官吏在办案上的专断或者推诿。 宋朝对死刑案件还规定有“翻异”制度，即准许呼冤。凡已经判决尚未执行的死刑案件，罪犯本人和他的家属都可以鸣冤，这在当时称作“翻异”。刑律规定，案件一经翻异，司法机关便需再审理一次，这称为“复推”。（这种情况“包青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凡在提刑司录问时，即因复核而审讯时翻异的，提刑司应当差遣原审官以外的法官审理，称叫“别推”。这在宋时叫不干碍官司，类似现代的回避制度。如果案件是在提刑司详复后核准执行时翻异的，则应由该路其他监司审理。假如本路监司都有干碍，比如同犯人有亲友关系等，那就应当由邻路提刑司审理，以免枉法裁判，（想起《狄青》单元里的大理寺官员，他的女儿就是被怀疑被狄青所杀，老人家一点也不避嫌）再审后，仍有鸣冤的，那就要直接请示朝廷，这称为奏裁，由皇帝决定。 宋朝还规定，凡天下大辟罪（即死罪）案件，都要送朝廷刑部复审，同时朝廷也经常派出使臣到各地审理案件。就是说，一切死罪案犯都须先经过刑部详细复核。（那为虾米包包可以在公堂上直接铡人呢？？答：因为包包的铡刀是御铡！）而由各州奏谳的刑事事案件，大理寺复审后，最终还要交到刑部详复，然后自送审刑院详议。由此可见，大理寺的职权是相当有限的。 大理寺的审判事务，具体分工还是严格的，其左部负责断刑，掌管全国官员、将校被检举犯罪的事件，和死罪案件以及其他报请复审的案件；其右部负责治狱，即掌管京师各机关职官的犯罪案件。案件在大理寺经过详断作出定判，经刑部详复后，还须经门下省复核，门下省如果认为案件处理不当，则得依法驳斥，退回大理寺再行详断；刑部还须再行详复，或者由门下省直接予以纠正。门下省通过，中书省仍得评议，如果评议结果认为原判不当，中书省可以直接向皇帝陈述异议。假如皇帝也认为案件有疑义时，则发交两制（即指翰林学士和知制诰的中书舍人）、大臣（即指同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副相）、台谏（即指御史——御史中丞、谏官——知谏院）共同评议（这当时称杂议），再行决定。（麻烦死了，还不如直接交给包包方便些！最可气的是，刑事案件这样层层把关，可还是冤狱丛生。） 总之，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为宋朝的司法机关，分工制约统统对皇帝负责；其司法制度也体现着这一高度中央集权的精神。

（一）中央司法体制 宋朝沿袭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为三大司法机关，各机构职责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为加强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朝廷于宫禁中增设审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详议官六人。全国上奏案件，须先经审刑院备案，再发交大理寺审理和刑部复核，然后由审刑院详议，并奏请皇帝裁决。这实际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级复审机构，剥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权力，使审判和复核程序复杂化。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审刑院，将其职权归还刑部。此后，凡奉皇帝诏命所立案件，由朝官临时组成制勘院审断；由中书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诸路监司及州军等派官临时组成推勘院审断，从而保证了皇帝对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枢密院有权参与军政案件的审判监督，三司及户部有权参与财政赋税案件的司法审判。 （二）地方司法体制 宋朝地方实行州（府）、县两级制，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各县有权审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将审理意见报送州府判决。各州有权审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须上报提刑司复核，重大疑难案件要上报刑部，由大理寺审议，或经皇帝裁决。在京畿地区，由开封府和临安府负责司法审判活动。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县之上增设路一级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派出机构，主要监督本路司法审判活动，复核州县重大案件，监察劾奏州县长官违法行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 二、诉讼审判制度 （一）诉讼时效与审判时限 宋朝对民事和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已有明确区分，并分别规定了具体的诉讼时限。 1．民事诉讼时限与时效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宋朝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时限的“务限法”。所谓“务”，即指农务；入务指农忙时期，务开指农闲时期。根据《宋刑统》“婚田入务”条规定，每年农历二月初一至九月卅日为务限期，州县官府不得受理民间田宅、婚姻、债负等民事诉讼案件；如有民事纠纷，应在十月初一至次年正月卅日递交诉状，官府须于三月卅日之前审理结案；逾期不能结案，必须上报原因。为防止有人趁入务之限阻拦业主赎回出典土地，宋朝法律补充规定：侵夺财产案件，虽在入务期限，“亦许官司受理”。 对于判决不服，可逐级上诉，直至中央户部。为防止诉讼久拖不决，宋朝规定了审理民事案件的词诉结绝时限。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规定，州县半年内未结绝者，即可上诉。宁宗庆元年间规定，简单民事诉讼，当日结绝；需要证人证言的，县衙限五日审结，州限十日，监司限半月。[14] 关于民事诉讼时效，太祖时规定，因战乱出走而返回认领田宅者，超过十五年，官府不再受理。《宋刑统》规定，田地房屋纠纷，事后家长、见证人死亡，契书毁乱超过二十年，不再受理；债务纠纷，债务人、保人逃亡过超三十年，不再受理。南宋高宗时规定，买卖田宅满三年后发生纠纷，不得受理。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有利于维护依法形成的民事关系和社会的稳定。 2．刑事案件的听狱之限 对于刑事诉讼案件，宋朝按大、中、小事分三类规定了“听狱之限”，要求司法官在限内结案。如太宗时规定，大理寺分别限二十五日、二十日和十日，审刑院分别限十五日、十日和五日，各州分别限四十日、二十日和十日。哲宗时，按案卷纸张多少，明确划分大、中、小事的三类标准：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同时规定：大理寺、刑部复审案件，大、中、小事分别为十二日、九日和四日；京师及八路地区复审案件，分别为十日、五日和三日。[15] 对一些不能按正常程序审判的特殊案件，两宋规定有特殊的断狱时限，体现了灵活变通的特点。 （二）皇帝躬亲狱讼 宋朝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首先表现为直接介入司法审判活动。太祖、太宗等都曾亲自决断案件，徽宗也常以“御笔手诏”断罪。凡御笔断罪案件，不准向尚书省陈诉冤抑，否则以违御笔罪论处；承受此类案件的官府，也不得以常法“阻拦延误”执行；否则，延误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日以上以大不恭罪论处，罪止流三千里。[16] 其次，皇帝还经常亲自录囚。开宝二年（969年），太祖曾下令两京和诸州长吏督促狱掾，每五日一录囚。太宗重申此制，并要求每十日向皇帝奏闻一次，后又将十日一录囚定为常制。太祖、太宗还亲录开封在押囚犯，使数十人获得赦免。南宋孝宗、理宗不仅每年大暑审录决遣，而且实行“大寒虑囚”[17]。 （三）重视勘验证据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宋朝重视使用口供、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尤其注重法医检验和司法鉴定等调查取证。官府设有专门检验官，并制定勘验法规，以规范检验的范围、内容、程序、规则，检验人员的责任及勘验笔录的文书程式等。《宋刑统·诈伪律》有“检验病死伤不实”门，《庆元条法事类》也有“检验”门及“检验格目”、“验尸格目”等敕令格式，具体规定了检查勘验制度。 宋朝法医学的发展达到新的水平。南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湖南提点刑狱宋慈（1186—1249年）总结历代法医检验技术，结合自己的法医实践经验，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获准颁行全国，成为官员司法检验活动的指南。该书选定官府历年颁定的条例格目，吸取民间医药学知识，编成检复总说、验尸、四季尸体变化、自缢、溺死、杀伤、服毒等53项内容。明朝以后，它还被译成朝鲜、日本、法、英、德、荷兰等国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鞫谳分司制度 鞫指审理，谳指判案，鞫谳分司就是将审与判二者分离，由不同官员分别执掌。宋朝中央和地方都实行鞫谳分司制度。中央的大理寺、刑部由详断官（断司）负责审讯，详议官（议司）负责检法用律，最后由主管长官审定决断。各州府设司理院，由司理参军（鞫司）负责审讯及调查事实等，司法参军（谳司）依据事实检法用条，最后由知州、知府亲自决断。鞫谳分司强调两司独立行使职权，不得互通信息或协商办案，有利于互相制约，防止舞弊行为。另一方面，宋朝法律形式复杂多样，条文内容繁多，设立专职官员检详法条，也有利于正确适用法律。但是，鞫谳分司制度并不是解决司法腐败的根本办法，而且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方式，也不符合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五）翻异别勘制度 翻异别勘源于唐末五代，是指犯人在录问或行刑时推翻口供（翻异）提出申诉，案件必须重新审理。宋朝录问是对徒刑以上案件判决前的例行程序，受审者可借此获得申诉机会。在行刑前的“过堂”或行刑时，被执行人也可提出申诉。对于这种申诉称冤案件，官府必须重新审理，称为翻异别勘。 宋朝的翻异别勘制度，分为原审机关内的“移司别勘”和上级机关指定重审的“差官别推”两种形式。前者是在原审机关内将案件移交另一司法部门重审，又称“别推”。宋朝中央及地方司法机构中，都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审判部门，如刑部左、右厅，大理寺狱左、右推；案犯不服判决提出申诉，即移交另一部门重审别推。后者是对移司别推后仍翻异者，由上级机关差派司法官员前往原审机关主持重审，或指定另一司法机构重审。哲宗以后，翻异别勘制度有所变化。凡在录问前或录问时翻异者，应移司别推；在录问后翻异，则要申报上级机关差官别推。 为了防止囚犯反复翻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翻异别推以三次为限，超过三次仍翻异者，便不再别推。南宋以后，将其放宽到五推为限。

❾ 北宋吸取五代潘镇的教训，怎样尽夺潘镇之权的这些措施有何影响

收兵有一个很历史的典故，“杯酒释兵权”①军权的集中。由皇帝直接统辖禁军，收回禁军统帅权，分割兵权；设立枢密院，使“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二者互相牵制，皇帝直接掌握了兵权；利用更戍法，使“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以此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即兵将分离局面；实行“守内虚外 ”“内外相维”政策，使全国军队屯驻两半，一半京师，一半各地，以此均衡京城驻军与外地驻军的兵力配置。
②行政权的集中。在中央，主要是削弱和分割了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打破宰相“事无不统”的局面；在地方，主要是派文臣担任知州，以防武人干政，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从而削减地方权力。
③财权和司法权的集中。主要是将各路所属州县财赋，“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以消除地方对抗中央的物质基础；同时规定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核准，把司法权也收归了中央。

这样虽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权力，使宋朝国祚延长，但却造成两宋的积贫积弱，使财政拮据、地方凋敝、外患深重。朱熹对其评价大致上就是这种策略就是宋朝积弱的原因，地方没有自主性，自然无法御敌。终两宋之世，这种局面一直没有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