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民法典

⑴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是什么

《法国民法典》

法律是现代社会维系文明的重要制度基础，其中，民法专既是每一个现代人不可须臾离属开的生活准则，又是关系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秩序有效建构的关键。

谈到民法的历史，必然要提到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直译为《全体法国人的民法典》，也称《拿破仑法典》）。作为世界第一部成文民法典，它自签署颁布后，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着持续的影响。

(1)现存民法典扩展阅读：

《法国民法典》分为序言和三编。序言有6个条文，规定了法律及其适用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一编为“人”法，主要涉及民事主体权利，包括关于个人和亲属法的规定；第二编是物法，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编是债法，是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即民事权利客体转移的方法。

在这些内容之外，这部法典还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商品经济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即所有公民民事权利一律平等原则、财产所有权神圣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民事、商事法律的基础。

⑵ 诉讼时效民法典

法律分析：民事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经过法定期限不行使自己的权利，依法律规定其胜诉权便归于消灭的制度。权利的行使应受时效的限制，所谓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一定期间，而产生一定法律上效果的法律事实。保护债务人，为避免因时日久远，举证困难，致遭受不利益。尊重现存秩序，维护法律平和。权利上睡眠者，不值保护。简化法律关系，减轻法院负担，降低交易成本。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遗留在民法典中的表现

民法典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这与传统法律中的“两相和同”理念有着文化上的继承性。古代社会的契约称作“和同”，又称“两和”。如《唐律疏议·名例四》谓“和同相卖者，谓两相和同”。“和”即“和调也”，将不同的主体通过和调的方式，使之达到两相情愿、彼此同意的境界，便是“和同”。用今天的民法术语表达，就是“意思自治”，即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按自己的意愿缔结民事法律关系而不受外力干涉。

“两相和同”是契约有效成立的前提条件。形成于西周中期的“格伯簋”铭文便是显例：格伯自愿售良马四匹与倗生，倗生给价三十田，写下契券从中分开，两人各执一半，格伯返回后铸造青铜簋记录此事。又如，现存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的一份土地买卖契约，记录了马隐等人将土地卖与石进充作坟地一事。全文百余字，三次使用“情愿”一词。反之，在民事活动中违反和同原则，不但会导致民事行为无效，当事人还会受到法律制裁。

公平原则与“法平如水”观念

民法典第六条规定的公平原则，在历史上更是由来已久。“法”字的篆书为“灋”，其字义释为“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廌”即独角兽，遇有纠纷，用独角将不直的一方触而去之，从而使社会秩序达到像水一样的公平状态。

在古代社会，法平如水的观念不仅深入人心，也得到了历朝律令典章一以贯之的维护。《张家山汉简》载：“其失火延燔之，罚金四两，债所燔。”失火行为造成他人损失，不但要罚金四两，还需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资治通鉴》记载，唐高宗永徽元年，中书令禇遂良压低价格购买他人房宅被揭发，大理寺判其以铜赎罪。依据《唐律》，该判决明显处罚过轻，大失公正，后禇遂良和大理寺少卿均被降职迁官。明弘治《问刑条例》中规定：“典当田地器物等项，不许违律起利。”诸如此类的立法规定和司法案例表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从来不缺乏公正平等的精神价值，亦是推进今日法治建设永不枯竭的文化遗产。

诚信原则与“朋友有信”观念

民法典第七条所定诚信原则，在传统社会有着丰厚的文化土壤。孟子曰：“朋友有信”。这里的“朋友”概念，不是特指那些与自己关系亲近、感情深厚的人，而是泛指普通的社会关系，凡是与自己打交道的人，皆当以朋友的态度待之，最为紧要的就是一个“信”字。在汉字中，“信”和“诚”可以互训。诚信不但是古代中国重要的道德概念，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八德中排在第四位，更是人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信条，故有“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等民谚。

传统法律制度维护诚信的力度很大。《周礼·秋官·司约》载：“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其不信者服墨刑。”重要契约须刻载于宗庙彝器上，一般契约则书写在红色竹帛上。违背诚信破坏契约的，要处以墨刑，让人一望而知其是不守诚信的“老赖”。《汉书·刑法志》谓之“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及至隋唐，在民事活动中违反诚信原则的，则处以笞、杖之刑，同时还需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唐律疏议·杂律》中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宋元明清基本沿袭这一规定，无有大改。

由于失信行为要受到刑罚的惩治，违法成本高，所以民事经济交往中的失信行为人，往往愿意接受调解，以免诉至官府遭受皮肉之苦。这正是古代社会民间调解发达的原因所在，而调解又以其及时有效化解民事纠纷的功能，反过来推动诚信观念深入人心。民法典强调民事主体“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既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更能有效应对诚信危机。

公序良俗与“法顺人情”观念

民法典第八条确定的公序良俗原则，与古代“法顺人情”的传统可谓一脉相承。法家代表人物慎到说：“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法乃人定规则，不过是人心情理的条文化，故有“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的说法。只有符合情理的法律制度，才能有助于公正秩序的建立和善良风俗的形成；反之，则可能伤风败俗。例如秦朝“任法而治”，推行《分户令》，强制父子分家别居，割裂了亲属间应有的亲情。汉朝以后奉行儒家思想，提倡同财共居，曹魏时下令“除异子之科”，严禁父子分家。隋唐至明清，法律中形成禁止“别籍异财”的规定，既倡导了孝老爱亲的道德风尚，又妥善解决了养老敬老的社会问题。

清末以来，“父慈子孝”“夫妇有义”等家庭美德受到很多人的无情贬弃。当今社会中，赡养费纠纷逐年增加，离婚纠纷持续飙升；“扶弱济贫”“守望相助”等社会公德遭到漠视，出现帮扶老人反被讹诈、见义勇为反被诬告的现象。针对不良风气，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中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并在协议离婚环节设置“冷静期”，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申请；在总责编的“民事责任”部分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此规定，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常情常理常识，无疑是对“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的法律传统的创新性发展，必将为构建和谐家庭、美化社会风俗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⑷ 民法典物权编与物权法的区别

民法典施行以后，现存的物权法就失效了。

⑸ 合同法第45条在民法典哪一条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本条是对附条件合同效力的规定。

根据本条的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附条件，即附条件的合同。所谓附条件的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某种事实状态，并以其将来发生或者不发生作为合同生效或者不生效的限制条件的合同。

所附条件是指合同当事人自己约定的、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用来限定合同效力的某种合法事实。所附条件有以下特点：

1.所附条件是由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并且作为合同的一个条款列入合同中。其与法定条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由法律规定的，不由当事人的意思取合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条件。因此、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得以法定条件作为所附条件。

2.条件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过去的、现存的事实或者将来必定发生的事实或者必定不能发生的事实不能作为所附条件。此外，法律规定的事实也不能作为附条件，如子女继承父亲遗产要等到父亲死亡，就不能作为条件。

3.所附条件是当事人用来限制合同法律效力的附属意思表示。它同当事人约定的所谓供货条件、付款条件是不同的，后者是合同自身内容的一部分，而附条件合同的所附条件只是合同的附属内容。

4.所附条件必须是合法的事实。违法的事实不能作为条件，如双方当事人不能约定某人杀死某人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

所附条件可分为生效条件和解除条件。生效条件是指使合同的效力发生或者不发生的条件。在此条件出现之前，也即本条所说的条件成就之前，合同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当此条件出现后，即条件成就后，合同生效；当条件没有出现（或成就），合同也就不生效。例如甲与乙签订买卖合同，甲同意把房子卖给乙，但是条件是要在甲调到外地工作过后。这个条件一旦出现后，则卖房的合同即生效。解除条件又称消灭条件，是指对具有效力的合同，当合同约定的条件出现（即成就）时，合同的效力归于消灭；若确定该条件不出现（不成就），则该合同仍确保其效力。

附条件的合同中，所附条件的出现对该合同的法律效力有决定性作用，根据本条的规定，附条件合同在所附条件出现时分为两种情况：生效条件的出现使该合同产生法律效力；附解除条件的合同中，解除条件的出现使该合同失去效力。

⑹ 汉莫拉比法典是民法典吗

A 本题考查的是《汉谟拉比法典》。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故选A。

⑺ 民法典制定的现实意义

民法典五大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正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并且试图通过法律编纂方式，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民事立法的全面总结，是对我国立法经验系统梳理，同时也是对我国民事司法工作全面检验。可以这样说，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在民事立法方面已经走出了探索阶段，正准备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系统性法律规范。
过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务院颁布的许多涉及民事方面的司法解释和民事政策有可能会成为历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各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规章制度都必须比照民法典进行彻底的清理，凡是与民法典不一致的地方，都必须立即废除。中国民事法律规范第一次实现了法典化。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立法背景和立法导向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即将进入小康社会，绝对贫困不复存在，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就在眼前。总结过去民事立法成果，通过民事立法开辟新的未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肩负的神圣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阶段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正大踏步地向现代化阔步前进。
民法典是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从此告别贫困，走向现代化的美好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保留了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法律体系框架，同时又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建立了新的法律制度体系，突出了人格保护的内容，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事法律制度。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如何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必先按劳分配，实现劳动平等。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何解决市民社会基本的社会矛盾，这是我国民法典最重要的课题。
民法从本质上来说，应当体现互助精神，强调守望相助，互帮互助。因此，全国人大讨论民法典（草案）的时候，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将我国控制重大疫情的有益经验，纳入民法典，全国人大主席团根据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及时修改民法典草案中的有关内容，并且付诸表决。这充分说明，中国民法典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体现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精神的具体法律规范。民法典所确立的各项原则，有助于弘扬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但是，必须充分意识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强调的是守望相助，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则是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如何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中国民法典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19世纪法国拿破仑制定法国民法典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把民法这个充分体现互助精神的法典和商法这个充分体现营利精神的法典区分开来，民法解决的是民事关系问题，而商法则着重解决商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由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人，已经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规则，因此，法国立法机构只需要把商人的规则加以认可，即可成为国家的法律。
这种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的原则与民事交往遵循原则的矛盾之处。换句话说，西方社会存在着商业化社会和非商业化社会，非商业化社会又可以分为传统的家庭为核心的家庭伦理社会和社会组织为核心的道德伦理社会。
在保护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身份的区别，但同时也要考虑到行为的差异。法国民法典着重解决商业行为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完全采用“外观主义”，强调商人的信用价值。德国则采用双重标准，侧重于关注商人的行为，建立了一套非常独特的商业伦理价值体系。
可以这样说，这种分别立法模式，旨在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价值观念扩张所产生的问题。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之所以采用分别立法的模式，就是要防止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进入到民事领域，从而破坏守望相助和谐的家庭或者邻里关系。
20世纪商业活动日趋发展，许多国家特别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一方面保留传统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法律规则体系。我国在合同法中规定了许多商业合同，这是我国民法典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由于我国民法典采用的是一种民事活动统揽全局的立法模式，因此，如果不了解民法特别法，那么，实施民法典过程中，有可能会顾此失彼，出现错误判断。
可以这样说，我国民法典旨在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落实问题，但是，由于在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基本道德伦理体系关系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精雕细刻，因此，民法典能否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还需要持续观察。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坚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中国抗击重大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全国人大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一个带有隐喻性质的立法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的立法机关在如何保护公民权利方面，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
中国民法典呼应了人民的呼声，对那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民事主体，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并且制定了法律规范。譬如，对于我国长期存在并且在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体工商户，除了民法通则作出详细规定之外，在后来民事立法中往往一笔带过，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民事立法机关认为，随着现代化工业时代的到来，传统民事主体譬如个体工商户即将失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主要市场主体，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民法典专注于“宏大叙事”，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小商小贩，缺乏应有的关注。
重大疫情所带来的失业问题以及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困难问题，已经纳入中央决策体系之中。“中央文明办”明确规定，占道经营、马路市场和流动商贩今后不再列入文明城市考评的内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终于意识到，在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中低收入阶层，他们收入来源于占道经营，来源于马路市场，如果不尊重小商小贩，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那么，中国民事法律规范将会失去应有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民法典适应我国现存社会发展状况，对于过去那些被忽视的民事主体，给予必要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之上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为他们保驾护航。
不仅如此，为了总结我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经验，立法机关在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基础之上，衍生出了土地集体流转和经营权制度。这些制度对于促进我国农村土地的集约经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信随着我国民法典的实施，我国城市和农村的面貌将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市场主体，有可能会挺起腰杆，生存得更加有尊严。农村土地所有权人，会更加充分尊重承包权人的利益，允许他们将承包的土地转让经营，从而使农民过上没有退休金，但是，可以依靠土地出租获取固定收入的幸福生活。
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解决了我国民事审判统一化的问题。如何把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法律规范编纂成为现代化的法典，形成完整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解决我国司法统一化的问题，这是现代法治社会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不少学者反映，由于我国民事立法零打碎敲，以至于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不得不上穷碧落下黄泉，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法律依据，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之上，考察各个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作出司法判断。我国民法典颁布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民法典就是法官审理民事案件的行为指南，法官再也不需要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会议纪要中寻章摘句，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依照民法典所确立的基本法律规范作出判决，如果民法典中没有具体的行为规范，那么，所有判决都必须符合民法典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是中国主流价值观，也是国家价值观。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到我国民法典中，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我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尽可能地融入到每一个法律规范，从而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多争议的案件。譬如，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如何证明是否构成侵权，“南京撞人”案件是否还会出现？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案件，法院是否会自由裁量，不同地区法院是否会作出不同的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充分吸取我国司法经验，并在此基础之上，把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具体的行为规范之中，从而使每一个法官在处理案件的时候，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中国正处在多元化社会转型时期，将国家价值观法律化，面临巨大挑战。立法机关充分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之上，试图使用法律的语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规范，便于普遍实施。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每个人价值观念不同，因此，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法官价值观至关重要。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法学教育中，恰恰忽视了价值观教育。虽然法学教育和其他专业教育一样，都增加了有关意识形态的内容，但是从整体来看，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官的意识形态教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法官拒绝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足够的尊重，那么，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新的分歧和矛盾。我国当前民事审判中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法官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由于一些法官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尊重，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先入为主，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结果导致民事审判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偏差。我国关于合同、公司、婚姻的司法解释中，有许多规范之所以引起广泛争论，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因此，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后，首要任务是，加强对法律企业共同体的价值观教育，让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充分意识到，如果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没有形成良好的意识形态环境，那么，尽管法律条文烂熟于心，在司法实践中仍然会出现不应有的争议。解决我国司法审判中存在的问题，不能从条文到条文，而应该加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教育。

⑻ 请简介《汉谟拉比法典》、《查士丁尼法典》、《拿破仑法典》、《十二铜表法》的历史地位！

汉谟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前1792年 - 前1750年在位）颁布的一部法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产生于3800年前。法典全文用楔形文字铭刻，除序言和结语外，共有条文282条。包括诉讼手续、损害赔偿、租佃关系、债权债务、财产继承、对奴隶的处罚等。

1901年在伊朗发现，为一个黑色的玄武岩圆柱，现存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圆柱上端有汉谟拉比从太阳神沙马什手中接过权杖的浮雕。
汉谟拉比法典将人分为三种等级：

有公民权的自由民
无公民权的自由民
奴隶
王室奴隶
自由民所属奴隶
公民私人奴隶
汉摩拉比法典最重要的原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a/CodeOfHammurabi.jpg
汉谟拉比法典的拓片

《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又称《查士丁尼法典》或《国法大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编纂的一部汇编式法典，是罗马法的集大成者。

该法典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以及新律。最后完成于公元530年左右。法典内容为东罗马帝国时期的皇帝敕令，以及权威的法学家对于法律的解释，还有给法律学生当作法学的入门教材等。

在整个编纂工程完成之后，任何对于《民法大全》的评论或者其他立法都被禁止。该法奠定了后世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基础，是法学研究者研究民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

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çais），又称拿破仑法典，是法国民法的法源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曾名为《拿破仑法典》，但1870年以后，人们一直称之为《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的制定
该法典是根据法国政治家拿破仑的命令，由特龙谢(Tronchet)、马尔维尔(Malleville)、普雷阿梅纳(Bigot de Préameneu)、及波塔利斯(Portalis)等四人起草，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为《法国民法典》。又被后人称为《拿破仑法典》。

[编辑] 法国民法典的体系
法国民法典采用了“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结构体系，除序章外，有3编2281条。3编的名称分别为“人”、“财产及所有权的各种形态”及“所有权取得的各种方式”。

[编辑] 法国民法典的特色
该法典基于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是近代民法典的典范。其核心为所有权的绝对化、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等三项原则。但是，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该法典的原理也被判例和学说加以大幅的修正，也进行过部分的改正以及特别法的制定。

[编辑] 法国民法典对其他民法典的影响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是大陆法系的两大支柱和源流。对后世的《日本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等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在约前450年制定的法律，因为据说刻在12块铜牌（也有说是着色的木牌）上，故而得名。

公元前454年，罗马元老院被迫承认人民大会制定法典的决议，设置法典编纂委员10人，并派人赴希腊考察法制，至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第二年又补充二表。这就是著名的《十二表法》。因各表系由青铜铸成，故习惯上称作《十二铜表法》。这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在战火中铜表全部被毁，原文散佚，现在只能从其他古代著作中略见梗概。

十二铜表法的内容分别为：传唤、审判、求偿、家父权、继承及监护、所有权及占有、房屋及土地、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之补充、后五表之补充等十二篇。十二铜表法颁布之后，就成为共和时期罗马法律的主要渊源。该法典对于贵族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