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刑法

1. 北魏的改革顺应历史潮流,当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是什么

当时我国正处于南北大分裂时期，其时，南方的汉族权贵在南中国的东晋士大夫乐园里腐朽堕落，已经失去了光复北方的雄心壮志。而北方在永嘉南度以后，蒙古高原和西北高原的游牧民族开始大规模的进入中原，经历了五胡乱华，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北魏帝国建立起来，广大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族，羌族，氐族等同没有南下的汉人杂处，处于民族大融合时期。北魏王朝的文明程度很低，经济还停留在奴隶制阶段，他们接触到高度发达的汉文明之后，开始了汉化过程，北魏的孝文帝顺应历史潮流，提倡鲜卑贵族说汉语，穿汉服，说汉化，同汉族通婚，自上而下的开始了学习汉文明的潮流。

2. 北魏的统治者是谁他采取了哪些措施导致了胡人汉食,汉人胡服在线等，拜托了，要详细点

概括来讲，就是从北方内迁的鲜卑族拓跋氏，后改姓元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
1禁胡服、胡语;
2改变度量衡;
3推广教育;
4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
这是西北方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对提高鲜卑人的文化水准,促进民族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
辽、夏、金、元、清的统治者采用汉制，本意或者说实质上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并不是民族融合，但是实际上却起到了民族融合的作用。至于封建化，那是历史的必然进程，是谁都无法阻止的。
大量的南迁民众，带去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南方经济发展。
北魏孝文帝。主要内容：迁都洛阳、学习汉人语言，学习汉人风俗，学习汉人服饰。实行均田制。比如，我们吃烤羊肉串。就是吸收少数民族饮食习惯。

3. 你是鲜卑人,你认同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吗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他崇尚中国文化，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是西北方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对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汉族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时代，这其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掀起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北魏的前身为北方少数游牧民族鲜卑族，该民族自东汉以来，经常与汉人接触，不仅占据匈奴故地，而且据有东起辽东，西至陇西大遍土地，由于拓跋氏的掘起，统一了北方，建立了由少数民族为主人的北魏政权。那么，为何统一北方后的北魏政权要实行汉化过程呢？这还得从其鲜卑族历史起源和历史背景说起。
鲜卑起源于北方的游牧民族。1980年7月，我国考古学家在内蒙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大兴安岭北部内麓，发现了鲜卑拓跋氏原始居住的石室，由此证明鲜卑起源于此。最初拓跋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自拓跋圭后的强大，原始社会解体，步入了奴隶社会时期，又由于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在奴隶制没有充分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很快就过渡到封建社会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事物变化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依据”。拓跋氏本系游牧为生，由北向南推进中，接触到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从游牧业转向农业的同时，亦必然弃逐水草而居转向汉人的定居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于是乎，为进一步改变落后统治制度，吸纳接受汉人先进的文明，向汉人学习，在孝文帝时代掀起汉化运动的高潮，亦就成顺理成章之事了。
北魏的汉化运动主要倡导实施者为孝文帝，他登上位之后励精图治，在统一的北方大胆的实行汉化运动，其主要的内容有迁都、改革官制、禁止胡语、胡服、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同族通婚、礼乐刑法等六方面进行汉化改革。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孝文帝迁都的目的和意义，自拓跋圭定都平阳以来，这里一直是北魏的首都，但是平阳地位偏北，很难控制整个北方，加之北方柔然的骚扰，在军事战略上对北魏政权的巩固很不利，再者常年发生自然灾害，水旱疾病肆虐，公元487年，皇帝下诏言道|：“春旱至今，野无青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卖儿卖女，流浪逃亡者甚多，可谓民不聊生也！加之北方均为少数民族贵族居多，保守势力强大，不迁都不改革将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发展。于是乎孝文帝于公元493年借口南伐迁都至洛阳。孝文帝在对任城王元澄说道：“国家兴自北土，从居于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由此可见孝文帝的宏图大志之心。
再次进行官制的改革，孝文帝依照魏晋设置三师、三公、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和九卿等中央的文武官吏；地方上设刺史、郡设太守，且设县令，杜绝了官姓家族的发展，是一项惩制官吏腐败的良好措施，另外，取消王宫贵族世袭所设假爵位。
在孝文帝实施汉化运动过程中，最重要莫过于禁止胡语胡服的宣导民从说汉语，穿汉服了！
作为一国之君的为了强国富民，他带头讲汉语，穿汉服，这可从孝文帝对胞弟咸阳王禧谈到汉化重要记载中可见一斑，“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穷，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吾……。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于是定于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诏令，制定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的制度。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说汉语，才能更好学习汉人的经典著作。
在改制胡服方面，孝文帝改制汉人的衣冠，经能工巧匠六年完成，无论男女均需改为穿汉装。一次，孝文帝至邺城考察，他看见一位妇女在车上没有穿汉服，他责令返，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才犹少，帝曰：任城欲令著乎？”可见孝文帝对于禁胡服，穿汉装之重视程度。
孝文帝在改鲜卑姓氏和通婚方面实施了重大举措，孝文帝率先将拓跋姓氏改为元姓，加速北魏政权的汉化过程。公元496年，孝文帝改帝室拓跋氏为元氏，北魏太祖以来的作大著姓，皆改为汉姓；在通婚方面，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同姓内部通婚的陋俗，并且孝文帝自己带头积极倡导和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他自己即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以充后宫，又以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孝文帝众多兄弟和一些鲜卑贵族亦娶汉家女为妻为妾，这样通过异族间的通婚关系，进一步融合了鲜卑族与汉民间的关系，也使鲜卑贵族和汉人名望士族紧密的结合起来了，不仅消除了双方存在的民族予盾，而且使二者血统达到融合，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的统治。
孝文帝在上述汉化改革的基础上对刑法亦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斩刑之前的男女皆除衣裸体之法，北魏刑律制订上承汉晋，并且由国君亲自制定律令，据《魏书.李冲传》所载：“及义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也由此可见孝文帝重视礼法制度的程度，呕心沥血，潜心汉化用力之勤也。
孝文帝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很快。
孝文帝对北魏宗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另外，驰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修建的。也是在孝文帝时期，五台山的佛教的以兴盛。

4. 鲜卑族改变姓和商鞅变法的启示

成功的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它摆脱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在战国那个群雄逐鹿，战乱频仍的年代，商鞅变法能够取得成功，不能不让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

首先，改革要等到时机成熟，适时而动，方能取得成功。而要做到水到渠成，还要重视变法以前的准备工作，化劣势为优势。.

商鞅入秦之时，秦国还很落后。秦晚至春秋才立国，又偏处西陲，民众袭用戎狄习俗，“父子无别，同室而居”，贵族身亡，以人殉葬，一人犯罪，诛及三族，中原各国鄙视秦国，不让它参加“会盟”。秦国长期内乱，战备不修，魏国乘虚而入，夺去了肥沃的河西之地。面对如此严峻的内外形势，秦孝公于公元前361年继位伊始，就下令“求贤”，公开承认“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并且诚心表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可见事实而言秦国有变法的需要，秦孝公有变法的想法。否则，秦国有亡于战国其它强势对手之下。

另外，当时形势瞬息万变，楚有吴起变法，魏有李悝改革。当别人大踏步前进时，弱小的秦国也需要短期而有实效的强国之策。所以，商鞅“帝道”“王道”“霸道”三“道”治国之策中的“霸道”，内蕴严厉的发家思想，正合孝公之意，两人“语数日不厌”。经过这次长谈，秦孝公决定重用商鞅，实行变法，以图富强。

商鞅根据李悝的《法经》，调查了秦国的情况，于公元前359年提出了变法的设想，可是遇到的阻力很大。就连孝公也犹豫不决，便召集廷议。当时旧势力的代表甘龙、杜挚反对变法，强调用旧法治国，官吏熟悉，人民习惯，即“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杜挚甚至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编辑：泡菜草堂博客法古无过，循礼无邪。”面对这种情况，商鞅看清形势，针锋相对，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商汤、周武不循古法而兴盛，夏桀、殷纣不改变旧礼而灭亡的历史打动了秦孝公的心，因而商鞅的主张得到他的肯定和支持。商鞅也因这次辩论达到了变法前的级别最高的舆论宣传。

面对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策略，合理利用对手的情况，达到预定的目的。所以，商鞅利用秦国的危急形势和孝公的急切心理，利用了和众反对者的直面交锋，做好了变法前的准备工作。以后变法的发展也是在这些基础之上顺利进行的。

其次，变法或改革都要取信于民，并且还必须以法治为辅助。由于变法或改革的受众是广大的民众，取信于民有利于获得广泛的支持和信任；由于变法或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保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的成果，法制的确保是关键。人治，只会带来人亡政息的后果。

变法之初，恐民不信，商鞅把一根三丈之木立于国都之南门，然后宣布能将此木徙置北门者赐10金。搬动一根木头，何须如此重赏，人们自然不信，于是他又下令，将赏金加至50。有人将信将疑把木头搬到北门，即赏50金，以示不欺。于是商鞅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令出必信，法出必行的印象。毛泽东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移动一根木头并非难事，关键是以此而树立的千金难买的威信。

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由商鞅在秦国付诸实施。他认为：“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因此商鞅变法所以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化法治。他把变法中行之有效的措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强制贯彻，或者通过制定法律改变旧有的经济关系和某些阶层的特权，保证变法有效地进行，并巩固它取得的成果。如果不以法治，而以人治，那么随着统治者的变化，变法就有可能终止或废弃。商鞅虽死，其法未废，改革仍在延续，就是由于法律保障的缘故。

对于商鞅变法在这方面的成功，张居正改革的最终失败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反例。编辑：泡菜草堂博客张居正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而且注意不拘一格大胆使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以均赋役作为改革的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并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张居正生前的改革，搞得是有声有色，很有效果，大有挽狂澜于衰世的情形。但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改革，成功的背后却也隐伏这巨大的危机，那就是没有以法律的形式把改革巩固下来，而导致最后的人亡政息。所以张去世后，被满门查抄，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再次，不论变法或改革，都要有创新的精神。从实际出发的创新能够立足现实，能够突破陈规。

商鞅从小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但他在秦国主持变法时，并不是完全照搬李悝的主张，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的。如耕战政策，当时许多政治家都在各个诸侯国实行过，然而只有秦国的效果特别显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鞅能够从秦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奖励军功等一系列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军功晋级原则取代官禄世袭制度，庸碌无为的世袭奴隶主贵族丧失了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调动了地主阶级和下层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和参军作战的积极性，使土地日渐开垦，物资日渐丰富，秦国从而逐渐富强起来。因此，改革很有成效。编辑：泡菜草堂博客http://www.epaocai.com/blog/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亍私斗，乡邑大治。”

最后，在改革和变法中，主持者要富于斗争精神。因为，无论任何的改革都是对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都会遭到一些即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与阻挠。面对这些，就需要改革者冲破层层迷雾，承担着来自于上级和下级的种种压力与不理解。

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商鞅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的。商鞅变法的实质是消灭旧的制度，发展新的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因此，新法的制定与颁行，必然要遭到旧的习惯势力，特别是旧奴隶主贵族的阻挠和反对，激烈的廷议就是明证。另外，新法颁布不到一年，以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的一批人，唆使太子故意触犯法令，破坏新法的推行。面对上层的阻力，作为国君继承人的太子不可直接施刑，于是就“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他敢于同旧势力作斗争，为维护封建统治毫不动摇。历史上许多改革家之所以失败，并不完全是因为改革的内容不符合实际，有的改革方案甚至很理想，但一触犯权贵的利益和特权，就不敢继续坚持下去，使改革成为纸上谈兵。商鞅却能以极大的勇气推行新法，不畏权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说，改革是有风险的，需要有胆识与魄力。否则，改革是不会成功

尽管商鞅先为变法入秦，后却以殉法死秦，但这始终不能阻止植根深厚的商君之法在秦的延续不该，为弱秦变强秦开辟了一个坚实之途。

5. 北魏孝文帝为了汉化做了哪些事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以“南伐”为名率众臣及20万大军南下，因阴雨连绵不绝遂在洛阳“停驻”，完成了迁都大业。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5月26日，孝文帝提倡说汉语、使用汉字、禁穿胡服、依照《汉书》改革度量衡、鼓励与汉族通婚，还改鲜卑复姓为汉字单姓，如拓跋氏改为元氏、丘目陵氏改为穆氏、尉迟氏改成尉氏、步陆狐氏改成陆氏等等。孝文帝还按照汉朝的典章制度改革体制及律法，尊孔重礼，提倡以孝治国。

6. 自食其果的悲剧人物，是如何自己把自己坑死的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帝王将相，他们为了争夺权力或者实现自己的欲望，经常机关算尽，手段用绝，可最后却落了一个横死的命运。甚至导致他们最终死亡的原因，正是他们亲手种下的，真可谓是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齐桓公：作法自毙

武则天称帝后，她为了维护自己的大周，打击那些心怀李唐的大臣，使用酷吏打击朝臣，大肆屠杀李姓宗室，又鼓励官员们互相揭发举报。朝廷大臣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今天能否活着回来。但这些酷吏，也没有好下场，都是一个兔死狗烹的结局。

酷吏之中，最著名的就是周兴。他网罗罪名，滥杀无辜竟达数千人，创造多种刑法，用刑残酷。太宗的弟弟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李元嘉的儿子黄国公李撰等李氏宗亲都被他陷害致死。酷吏丘神勣被处死后，有人告周兴与丘神勣通谋，武则天命来俊臣审问。来俊臣也是著名的酷吏，他先故意问周兴怎么审问犯人，然后用请君入瓮的方法，逼周兴承认了罪行。武则天还是给周兴留情了，没有处死，而是流放岭南。可是周兴得罪的人太多，半路就死于仇家之手。至于来俊臣，后来也被武则天斩首示众。

7. 将部落首领的位置传给贤德之人叫做禅让制度其实质是民主推荐什么的制

惠头条，马玉，袁泉早站起来，早上吃个包子，吃个馒头就够了

8. 魏书是谁发明的

《魏书》是北齐政权设立史馆修撰的一部史书。它的撰写工作开始于北齐天保二学（551年），完成于天保五年（554年）。整个这部书从体例的制定，史实的采择到史论的撰写，基本上出于魏收一人之手，因此一般都称它的作者是魏收。《魏书》主要记述自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 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北魏和东魏两个政权共160余年的历史。《魏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30卷，80余万字，有十二本纪14卷，列传96卷，十志20卷

在\"二十四史\"中，名声最差的就该算是《魏书》了。这部书刚刚修成，就引得当时朝野大哗，攻之者蜂起，很多人把它说成是\"秽史\"，几经修改，方颁行于世，它的作者魏收甚至在死后被掘墓抛尸。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它和它的作者可议之处实在不少。平心而论，《魏书》取得了一定的史学成就，说它是\"秽史\"有点过甚其词，但是指出它存在着严重的曲笔讳饰缺点，则是十分必要的。
《魏书》是北齐政权设立史馆修撰的一部史书。它的撰写工作开始于北齐天保二学（551年），完成于天保五年（554年）。它的监修人高隆之只是署名而已，其他撰修者如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等人由于缺乏史才，也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

整个这部书从体例的制定，史实的采择到史论的撰写，基本上出于魏收一人之手，因此一般都称它的作者是魏收。

魏收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魏收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他在魏、齐两朝先后任过太学博士、散骑侍郎、著作郎、秘书监、中书令、太子少仆与尚书右仆射等官职。在魏、齐之际，魏收是最有名气的学者。

他所作的《南狩赋》、《庭竹赋》等都得到时人好评。在一次应诏赋诗时，他在诗作中写出\"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之句，意谓不动干戈，就可招降南方的萧梁和北方的西魏，一时传为名句。他的文才得到北齐统治者的赏识，当时朝廷的重要文告、册命、诏书等，大多由他执笔。魏收才华出众，人品却很不好，是个无德无行的封建文人。在政治上，他随时俯仰，唯权贵马首是瞻。在作风上，他贪财、好色、恃才傲物。史学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可他缺少忠于历史的赤诚，却把撰史当成个人手中的工具。在承担了撰写国史的任务之后，他曾经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史·魏收传》）出自他手中的《魏书》颇遭物议，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魏书》主要记述自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

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北魏和东魏两个政权共160余年的历史。《魏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30卷，80余万字，有十二本纪14卷，列传96卷，十志20卷。

北宋初年，《魏书》已经残缺不全，纪缺2卷，传缺22卷，不全者3卷，志缺2卷。后人据魏澹《魏书》、张太素《后魏书》以及《高氏小史》、《北史》等书作了订补工作。近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是目前整理最好的版本。

北朝魏政权重视修史工作，从开国到灭亡，历史记录未尝中断。这一时期，南朝也有多部史书记述了北朝史实。因此《魏书》所依据的材料是丰富的。其中北朝的材料有邓渊受诏所撰编年纪事的《代纪》10卷，崔浩、高允等人陆续受诏写的编年体《国书》（又名《国纪》）30卷，李彪、崔光等人改编《国书》而成的纪传体《国纪》，邢峦、崔鸿等人修撰的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起居注，元晖业写的记载皇室人物事迹的《辨宗室录》30卷，崔鸿《十六国春秋》等。南朝的材料有诸家《晋书》、沈约《宋书》等。

利用丰富的现成史著和史料，魏收在短时期内修成了卷帙可观的《魏书》，对材料的广泛采择，也使《魏书》具备史料价值较高的特点。今天，记述北魏历史的史书大都亡佚，《魏书》已成为介绍北魏历史的最重要著作，对于研究北魏历史来说，它的参考价值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比拟的。

《魏书》记述了鲜卑拓跋部早期的历史。书中特别设《序纪》一卷，追溯北魏建国前的情况。反映了拓跋部与魏晋皇朝发生联系，原始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私有制得到发展，氏族成员发生分化，以及设置百官，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魏书》也记述了拓跋部封建化的漫长途程，记录了它在汉族封建文明影响下逐步改变社会制度的情况，对于冯太后和孝文帝为完成鲜卑族封建化而实行的各项社会改革，书中记述得尤其详尽。书中还记录了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在北魏政权中的合作和矛盾。《魏书》专门记载我国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内容比较丰满。《高句丽传》、《百济传》、《勿吉传》、《契丹传》、《氐传》、《吐谷浑传》、《蛮传》、《僚传》、《西域传》、《蠕蠕传》、《高车传》等，分别记述了夫余、沃沮、勿吉、室韦、契丹、库莫奚、柔然、高车、突厥、伊吾、龟兹、于阗、疏勒、乌孙以及吐谷浑、蛮、僚等少数民族和朝鲜等外国的社会状况和他们与中原皇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书中的这些记载告诉人们，在这一时期，由于各族人民错居杂处和共同进行生产，民族融合日益加深，不仅南迁中原的鲜卑等少数族人民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就是边远地区的许多少数族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魏书》对于北魏社会历史的记述范围比较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书中都有较详尽的交待。书中介绍了魏政权的政治制度建立、发展情况。《魏书·官氏志》记录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姓，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是别具匠心的。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史志》近600年间，《魏书》以外的各纪传体史书中或根本没有书志部分，或虽有书志，但缺少刑法、食货等重要内容。《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对于封建社会治理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北魏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材料。书中对于北魏各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报导。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义达130余次之多。《魏书·食货志》对于北魏的均田制有详细记述，为后人研究北魏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史家有责任把它反映出来，《魏书》特辟专章，记录这方面内容，是有功劳的。

《魏书》在撰写上也有一些独到之处。魏收在本纪前立《序纪》追述北魏建国前的历史情况，把鲜卑拓跋部发展演化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很得体的。书中引文很多，引文与叙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丰富了本书的表现能力。书中还详记了一些君臣对话和外交辞令，生动、得体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实况。另外书中描写人物，也有很见功力之处。

《魏书》的主要缺陷：

一是书中宣传了佛道等宗教迷信思想。《释老志》记崔浩劝太武帝毁佛，寇谦之对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不仅宣扬了非佛之报，还宣扬了道士寇谦之预见的灵验。

二是歪曲史实，为现政权服务。魏收为北魏、东魏、北齐争正统地位而贬低东晋及南方各朝和西魏、北周政权。在述及北魏先世时，书中千方百计掩盖拓跋部被前燕、后赵、前秦等国统治的真相。对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政权，取消其固有的国号，加以谩骂攻击，冠以岛夷等称号。对于西魏、北周政权，书中也尽量贬低，对它们进行丑化和攻击。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述，魏收往往根据他们在世子孙的地位而决定对其的褒贬。书中为此而篡改史实的地方是很多的。它所以被人们称为秽史，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三是为了讨好当时权贵，不惜浓墨重彩地为高门大族树碑立传。在很多传中对他们的谱系姻亲，加以胪列。如陇西李宝传中列举50人，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简直把一部正史写成了士族地主的家谱。

9. 八年级上史地生政复习提纲

主要就是课本，可以看一下胜利一中的首页中的文件共享区，我有份课件你要吗？

10. 帮我发个二十四史，多谢。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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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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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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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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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