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贺小荣
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现任或曾任巡回法庭主审法官按要求审查后，提请遴选委员会审议入额。
对审判员采取考核方式，择优入额。
对助理审判员采取业绩考核为主、考试为辅的方式择优入额。
『贰』 如何深化审委会制度改革
现行审委会制度缺乏顶层规范设计，特别是在法律层面关于审委会的运行规定过于简单。只有建立符合审判规律，体现责权利协调统一的体制机制，审委会工作才能良性发展
审委会制度是人民法院为了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而设立的一种制度，究其本质应该与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具体案件一样，属于法院一级审判组织，而且是案件所在法院最高一级审判组织。现行审委会的会议规则，由于存在“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裁判错误的责任不清、影响审判效率等问题，为社会以及法院内部诟病不止。改革审委会制度，成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委会的法律依据是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该规定为人民法院总结审判经验，审判重大、疑难等案件，在审判工作中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法院行政化管理倾向和法官“恐惧”办案心理加剧，审委会制度的运行发生不少问题，主要表现是：（一）审委会职责范围不明确，除最高人民法院外，总结审判经验的少，研究具体案件的多。有很多法官或合议庭为了推卸责任，将不属于审委会研究的案件报审委会研究讨论；（二）审委会委员任职条件不明确，有些法院将审委会委员作为一种政治待遇，把不懂审判业务的人员提请任命为审委会委员；部分审委会委员滥竽充数，不负责任；（三）审委会委员责任追究不清，存在权力滥用问题；审委会研究结论即使出现错误，但因为是集体研究结果而无法追究；（四）缺乏完整科学的审委会委员管理制度，有些委员长期不参加审委会，或想参加就参加、不愿参加就不参加，等等。
归纳上述问题，反映了现行审委会制度或模式缺乏顶层制度规范设计，所以，要深化审委会制度改革，笔者认为就应当在顶层设计方面充分吸收各地法院成功经验，尽早制定一套适应各级法院实际，符合审判规律，且便于管理和便于操作的审委会制度，真正实现“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运行模式。
建议明确审委会委员任职资格和条件。审委会作为法院最高一级审判组织，审委会委员在任职资格方面必须高于一般法官的任职资格，即不仅具有法官资格，而且应当具有在审判岗位工作的年限限制。法官职业不仅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而且也是一项实务性很强的工作。没有或缺乏审判专业知识和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比如一直从事法院行政工作的法官或根本没有从事审判工作经历的同志被任命为审委会委员，是胜任不了审委会工作的。审委会委员如果在任职前再附加一次任职考试，那必将对审委会委员整体素质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
建议明确审委会职责范围。审委会设立及职责范围的法律渊源主要见现于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该条规定审委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和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由于该规定过于笼统，不同级别法院的审委会面对的审判经验、重大和疑难案件以及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显然不同，除重大的和疑难的案件比较好掌握外，其他两项职责，基层法院现在几乎没有履行。因此，在健全完善审委会职责范围时，应当根据不同级别的法院赋予不同的职责，且能够予以细化的尽可能的细化。
建议允许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不同专业的审委会，如民事审判委员会、刑事审判委员会、行政审判委员会以及执行工作委员会。实际中，每个审委会委员都会形成某一审判领域的优势，不同审判领域都有自己的专业要求和思维习惯，要求法官或审委会委员事事精通，不仅不符合客观规律，同样与法官队伍专业化建设要求背道而驰。所以，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在大审委会下分设不同审判领域的小审委会，不仅有利于法院专业化建设，而且能够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和效率，同时也能够解决现行有些审委会委员对不太熟悉的审判专业在表态时的随声附和的尴尬现象。
建议完善提交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现行审委会讨论案件往往是审委会会议前主审法官将书面审理报告发给与会委员，主审法官宣读审理报告，然后由各委员发表意见，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形成结论。尽管审委会委员都是一些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但在该模式下，主审法官经过好几个月的审理可能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案件，让审委会委员在短短几分钟内形成成熟意见是相当困难的。所以，该运行模式应当改革，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主任贺小荣提出的“压缩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建立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过滤和分流机制，加大审委会委员担任审判长审理重大疑难案件的比例”，此外还需明确审委会委员提前介入案件指导规定。
建议建立审委会委员在裁判文书上署名制度。审委会讨论案件记录和合议庭研究案件记录一样，目前是作为内部保密资料装订于卷宗里的，对外界不公开。随着裁判文书的公开，应当建立审委会委员在裁判文书上署名的制度，明确凡是经过审委会讨论研究的案件，应当在裁判文书后附参加讨论的审委会委员名单，甚至公布其意见和理由。如此，也有利于错误裁判的责任追究。
建议完善审委会委员待遇制度。除专职审委会委员外，审委会委员一般还肩负其他工作职责，在新的审委会制度模式下，由于加重了审委会委员的责任，所以不能缺失对审委会委员待遇方面的考虑，不仅包括政治方面，同时也应当兼顾经济方面。只有实现责权利的协调统一，才能形成审委会工作的良性发展。
『叁』 怎样打造亲历性办案模式
基层法官检察官感到压力大、保障差、晋升慢、职业尊荣感不强“一会儿座谈会开完了，我们还要上街开展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宣传。”2014年5月，记者跟随中央某考察团调研司法体制改革时，一位基层法官说。长期以来，中国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相同的管理模式，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常常把法院、检察院等同于普通党政机关对待。“招商引资、拆迁、创卫等党政机关的任务常常被分配到法院检察院，不仅牵扯了案精力，分散了案力量，还常常给当事人造成法院、检察院与政府是一家的错觉，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法官检察官也更看重其行政级别的晋升，而非专业等级的提升。“工作17年了，我还是一名普通科员。如果能当上副庭长，评为副科，工资能上调不少。但中国法官等级提高一级，工资也就涨几十块钱。”一名西部省份基层法官说。根据2007年人事部、财政部确定的法官津贴标准，首席大法官340元，五级法官180元，最高与最低的津贴也只差160元。但行政职数毕竟有限，导致法官检察官晋升缓慢，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2008年至2012年间，广东省各级人民法院调离或者辞职的法官超过1600人，其中不乏拥有多年审判经验的法官。压力大、保障差、晋升慢、职业尊荣感不强被归结为主要原因。由于历史遗留原因，法院检察院内部，许多行政、后勤人员未通过司法考试，也从不案，却有法官检察官的头衔，而一些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年轻干警常常连续两三年干着打字、装订、收发的活儿。“在许多法院、检察院，行政、后勤部门数和人员数远远超过了业务部门数和人员数，投入一线案的人数严重不足，案多人少压力不断增大。”受行政化的影响，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承担了大量行政事务，很难再亲自审理案件，于是形成了“提拔一位庭室领导，就少一名好法官”的怪现象。留在审判一线的法官，审判资历稚嫩。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真正案的法官审判资历平均才8年，其中有41.6%的法官任命不满5年。这对于靠大量审判经验才能作出科学、缜密判决的法院而言，并非好事。在检察系统，行政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检察权以“处、科、组”为基本单位运转，案件三级审批模式广泛适用，弱化了检察官的主导地位，影响案独立性，也有违司法的“亲历性”。还经验丰富、能力突出、专业精深的法官以“应有位置”“由于没有建立科学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导致法官人数庞大，而辅助人员稀少，大量与行使判断权无关的辅助事务也需要法官去，造成司法效率低下，最终形成案多人少与忙闲不均现象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司改主任贺小荣说。为改变现有司法人员管理模式的弊端，近年来，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尝试。2013年12月20日，一场特别的选拔考试在广东佛山中院拉开帷幕——从全市法官中挑选出35名审判长。“只有还经验丰富、能力突出、专业精深的法官以‘应有位置’，让他们重掌法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公信力不强、权威性不够等问题。”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陟云说。在这次选拔中，有25名原来各庭室、部门的正副职胜出，与其他10名始终奋战在一线的优秀资深法官一同，按照“1名审判长+2至3名合议法官+2至3名书记员”的模式组建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独立行使审判权。为了让院长、庭长们心无旁骛地专司审判，佛山中院还专门为3名管理审判事务的副院长分别配置1名助理，集中管理副院长所管庭室的党务工作、队伍建设、廉政建设、联络会务等行政性事务。“做个纯粹的法官是我的职业目标。以前当民一庭庭长要管50多号人和几千宗案件，而且行政性会议又多，确实不易。相较而言，现在更轻松更专业”，竞选成功的佛山中院民一庭庭长吴健南说。改革后，在一线真正案的法官平均审判资历大幅提升，审判质量迅速改观：仅今年第一季度，群众来信来访同比下降10.5%。除佛山外，深圳、珠海横琴新区也进行了探索。根据《深圳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法官直接作为第四类别公务人员，单独按照法官职务序列进行管理，以法官等级定待遇。珠海横琴新区检察院将检察人员分成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检察行政人员三类进行管理，实行主任检察官案责任制。
『肆』 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上限调整是什么原因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20日表示，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版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主权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是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的客观需要；
三是确保民间借贷平稳健康发展的需要；
四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五是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的现实需求。
(4)司法改革贺小荣扩展阅读
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较原规定大幅度下降：
长期以来，关于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民间借贷问题时关注的焦点。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改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较原规定大幅度下降。
当天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宣布，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当前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伍』 最高法院“四五改革纲要”有哪些亮点
在千呼万唤之后，让人眼前一亮的好消息终于来了。新年伊始，一个有关未来五年司法改革走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简称“四五改革纲要”）终于出台了。
2014年7月初，最高法院在济南会议上发布了一个语焉不详的有关“四五改革纲要”的提纲性内容，为此引出了各大媒体的误传报道乃至多种猜测。最高法院领导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些猜测乃至希望的呼声，因而决定进行修订。当时，正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如何吸收四中全会的重要精神，当然也成了修订者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26日正式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法发〔2015〕3号），并将之作为修订后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贯彻实施。我们看到，与去年7月发布的“四五改革纲要”大概内容相比，刚刚发布的《意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最高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过去的“四五改革纲要”是45条，现在已经扩展到了65条。因此，整个《意见》涉及的内容包括7个方面、65项改革举措，约11000字。
毫无疑问，这份涉及法院组织体系、司法管辖制度、法官履职保障、审判权力运行、法院人事管理等各个层面的《意见》，必然是指导未来五年法院改革的重要纲领。也就是说，无论是叫《意见》还是称“改革纲要”，未来五年的司法改革走向均已载入其中。那么，这一份修订过的“改革纲要”与去年7月发布的提纲性内容有什么区别？这份《意见》到底说了什么呢？究竟有哪些亮点呢？
众所周知，近十几年以来，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在以下三个层面进行了不同程度地探索与努力：一是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司法制度宏观架构的改革，即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好国家的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的相互独立性和平衡制约机制即司法权力配置问题；二是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司法系统内部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改革，即如何解决纵向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的领导和监督机制、横向的检察对审判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有关司法人员的内部选任和奖惩机制、有关律师对审判和检察的监督机制等；三是以“司法效率”为核心的具体的司法程序的改革，即如何解决在保证司法公正前提下提高办案效率的问题。
对此，这份“四五改革纲要”既回应了近年来司法改革的探索与努力，又吸收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从而对诸如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推进法院人员职业化建设等与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效率有关的重大改革难题，做出了周密部署与精心规划。同时，还设定了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一是到2015年底，健全完善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形成体系完备、信息齐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立覆盖全面、系统科学、便民利民的司法为民机制。二是到2016年底，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形成定位科学、职能明确、运行有效的法院职权配置模式。三是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四是到2018年底，推动形成信赖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通过阅读与研究，从媒体人的眼光来看，我认为，这份“四五改革纲要”在如何解决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将对以下六大困惑或者难题予以解惑与攻坚，以求实现体制性突破。
一是在管辖体制上解决上下关系。除了散见于七个部分的文字表述，从第1项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立与第4项行政案件管辖制度的改革乃至第19项完善审级制度、第20项强化审级监督的内容来看，司法改革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上下级法院的监督职能定位问题。第一巡回法庭与第二巡回法庭已经开始挂牌办公，其职能是审理跨行政区划的重大民商事、行政等案件，以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并致力于调整跨行政区划重大民商事、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制度，最终实现与最高人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有序衔接。而行政管辖制度的改革则是希望通过提级管辖和指定管辖，逐步解决“去地方化”问题。当然，还要进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科学确定基层人民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逐步改变主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做法。最重要的是，要完善提级管辖制度与审级监督制度的改革，明确一审案件管辖权从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转移的条件、范围和程序，严格规范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的条件和次数，完善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文书的公开释明机制和案件信息反馈机制，从而真正实现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和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的司法改革目标。
二是在工作机制上解决内外关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三部分“优化人民法院内部职权配置”与第四部分“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规定中。着重通过解决从
『陆』 如何构建和完善员额制改革下的法官选拔和退出机制
实行法官员额制,凸显了司法改革对“人的为33%、52%和15%。在管理上,实行法官单独职因素”的关注,法官员额制度的建立,能够进一步务序列管理;在选任上,法官主要从法官助理中完善以法官为主体、审判为核心的工作机制,真择优选择,上级法院的法官从下级法院中择优遴正凸显法官在法院中的核心地位。正如最高法院选,条件成熟时也可以从优秀的律师、法律学者长期从事司法改革研究的贺小荣主任指出的,实等专业人才中公开提拔和调任;在时间上,准备行法官员额制的目的就是要让优秀的法官留在用3年到5年的过渡期,逐步推行严格的司法人法官队伍中。法官员额制改革势在必行,那么在员分类管理制度。同时,明确权力责任,推行主审试点工作中,如何选任法官和建立法官的退出机法官办案责任制,建立法院办案人员权力清单制制,科学配置审判资源,从而实现法官的整体优度。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柒』 贺小荣的介绍
贺小荣，男，1963年11月8日生，陕西省子洲县人，法学博士，高级法官，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5年11月4日，任命贺小荣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
『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社会反应
胡云腾表示，设立巡回法庭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一个创新。中国现行四级法院体系中，每一级法院都可以进行巡回审判，但并未作为一项制度来实施。
“通过建立巡回法庭制度，最高法院设立相对稳定的巡回法庭机构，实现重大行政案件、跨区域民商事案件就地审理，方便当事人开展诉讼活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胡云腾说。
巡回法庭的法官来自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各业务庭选派，按一定的时间轮流派驻巡回法庭。巡回法庭的判决效力等同于最高法院的判决，均为终审判决。
胡云腾表示，巡回法庭的作用，是方便当事人诉讼，减轻最高法院办案压力，同时也有利于避免案件审理中可能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重大行政案件或跨区域案件放在某一方当事人所在地法院审理，法院有可能受到各种关系影响，不利于公正判决。
“由最高法巡回法庭来审理这些案件，一方面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保证案件审判更加公平公正；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最高法本部更好地行使对中国各地法院的监督指导职能。”胡云腾说。
两个巡回法庭怎样运行
两个巡回法庭的庭长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部级的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兼任。因为这两个巡回法庭兼具民事与行政案件的审理职责，所以架构设置大于最高法内设的民事审判庭和行政审判庭。
程雷介绍说，在中国的四级法院中，只有基层法院设置有派出法庭，组织巡回审判，在田间、地头审理案件，比如“马锡五审判模式”，以及被老百姓概括为“马背法庭”的审案方式，依照法律规定，每一级法院都可以进行巡回审判。
程雷表示，最高法的巡回审判一直存在，只是没有形成制度。“比如2003年年底，最高法在辽宁省沈阳市对刘涌案进行提审，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法首次对刑事案件进行提审，这种情况一般是最高法依法组建一个合议庭。”
《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规定了最高法可以审理的三类案件，即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和它认为应当由自己审判的第一审案件；对高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程雷说，由深圳、沈阳两地最高法巡回法庭受理的案件分为两类：一类是，一审裁判由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当事人提出上诉的民商事和行政、要由最高法作出终审裁判的案件。
第二类是，已经由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判，当事人不服要到最高法申诉的民商事和行政案件，符合最高法启动再审程序的，这种案件多属于申诉和涉诉信访案件，按照最高法的统计，2013年最高法登记来访70298件。
程雷表示，最高法两个巡回法庭根据受理案件范围的不同，设置若干合议庭，巡回法庭的规模不会大，因为按照设定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与行政案件的管辖范围，其案件数量只占最高人民法院案件量的少部分。
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最高法巡回法庭受理案件的要求，巡回法庭受理的案件有两类，一是重大的民商事和行政案件，这本身就是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规定的范围，实践中主要是最高法受理的二审案件以及对全国法院适用法律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
二是跨行政区划的案件，案件的特点是中国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设立巡回法庭的主要目的，即为了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主客场等潜规则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将原告与被告分属两省的案件，如果可能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通过提级管辖的方式由巡回法庭审理。
贺小荣表示，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之后，人们对跨省的民商事案件和省级范围内影响较大的行政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审理存有疑虑，有的建议由第三方管辖，也有人建议提级管辖。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是对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地方法院人财物实行省级统管的深化。
中国某某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顾永忠认为，要真正实现设立巡回法庭防止司法领域地方保护主义，出路在于赋予巡回法庭行使相当于高级法院的一审管辖权，直接面对并“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案件和民商事案件”。
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中，如果被告是省级政府部门或国务院组成部门，一审的受理法院是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在高级人民法院，重大的行政案件一般不由最高法管辖。
顾永忠认为，中国的巡回法庭与最高法的关系应是：在行政关系上，它是最高法的组成部分；在审级关系上，它相当于各省高级法院的一审管辖权，当事人不服它作出的判决可以上诉到最高法；从宪法上讲，最高法与巡回法庭的关系，相当于各直辖市高级法院与中级法院的关系，即两者都产生于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却是独立的两级审判机关；巡回法庭不直接向中国全国人大报告工作，由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一并报告工作。
顾永忠认为，至于巡回法庭与各高级法院在审判管辖权上的关系，在横向上是平级关系；在纵向上是平行关系，即巡回法庭只受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案件和民商事案件”，其他行政案件和民商事案件仍由各高级法院管辖，两者互不影响，独立审判。
程雷认为，如何识别可能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这一潜规则影响的案件，并不容易。不能将所有的原被告分属两省的案件都收归巡回法庭审理，因为案件量过大，巡回法庭无法应对，而地方保护主义又属于潜规则，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当中无从明确、细化，需要巡回法庭在试点的过程中探索具体的、可操作的识别规则。
程雷认为，司法改革既是顶层设计，同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各项改革举措都是板上钉钉，多数改革方案只是指明了应有的方向，具体实施路径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所有改革的效果评价只能是看是否符合诉讼规律并符合人民群众的广泛利益与需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最高法院也曾在各大行政区设置过“六大分院”，但不久即取消。有学者批评，早知今日又设巡回法庭，何必当初裁撤最高法院大区分院。但是，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明显不同于当时的最高法院大区分院。“庭”是一个审判组织，分院则是一个包含完整行政建制的法院机关，巡回法庭恰恰符合司法体制改革的“去行政化”方向。
再者，改革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立法法也将“诉讼和仲裁制度”列入“法律保留”之列。“大区分院”的设置，离不开立法，而巡回法庭的组建，中国最高法院完全可以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自主组建。中国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在人、财、物管理上，可以依托最高法院本身。巡回法庭庭长、副庭长、法官的任免，由中国最高法院对应的中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负责。
『玖』 贺小荣的个人履历
1980年9月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学专业。
1984年7月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论文为《论抢劫致死》）。
1984年9月考入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主攻法理学比较法研究方向。
1986年参加陕西省大学生电视辩论获最佳辩论员奖。
1987年7月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执教（毕业论文为《中国传统法文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主讲比较法学、立法学、司法制度等课程。
1988年9月参加国家律师资格考试后取得律师资格证书，同年在陕西第四律师事务所从事兼职律师。1994年起任山东新世纪律师事务所主任。
1995年取得高级律师资格证书。
199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法理学当代西方法学方向。2000年7月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分配到北京化工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毕业论文为《论司法权力运行的法理基础及其价值取向》）。
2000年7月参加最高人民法院面向全国公开招考高级法官的考试后被录取。
2001年2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先后任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审判长，院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办公厅副主任。
2003年9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民商法研究，
2005年8月出站（出站报告为《民事证据的认定与裁判方法》），同年9月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2年4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任命贺小荣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2012年11月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14年11月4日，任命为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