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法则
❶ 根据材料一回答，如何认识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
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近代化思想。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他们在思想方面有相同点，也有相当大 的差异。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洋务指导思想上都络守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曾国藩主张维护封 建纲常、封建体制的基础与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自强”的目的。虽然曾国藩未曾 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他的洋务思想主旨即为“中体西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 并非如顽固派那样全盘地否定和抛弃西学，他在维护封建皇权、坚持中学为体的原则下还有承认西学、积 极兴治西学的一面。张之洞的思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发展独立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 和主张，这些主张和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肯定地说是比较先进的，成为他从事洋务活动、致力振 兴实业的指导思想。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校庐抗 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 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同治、光绪年间（19 世纪60～90 年代）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 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 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解释为“体”与“用”的关系、“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 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提出了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 同时提出了两者的不同功能，即中学“治心身”，西学“应世事”。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 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又强调这两者是互相补充、不可偏废的。 尽管在这一自相矛盾的思想体系中，企图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来维护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是一种既 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错误论调。在此错误的论调中，我们必须先探究洋务运动的性质， 为研究其性质我们还必须得从其指导思想的作用来看。 此指导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有两个层面的作用： 第一层：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与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中体西用还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 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 II 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们下,中 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应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 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第二层：“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并且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是一 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 开了方便之门，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 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
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积极看待洋务运动的双层作用，洋务运动造就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 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这是洋务运动中举办得最成功、最有远见卓识的一项内容。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工业的过程中，为了培养所需的技术人才，摆脱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人的状况，他们兴办 了一批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 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另外，洋务运动中还培养了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近代数学家华蘅芳、化 学家徐寿和徐建寅父子等人就是在办洋务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此外，洋务派设立的翻译馆，翻译印发了 大量书籍，引进了声、光、电等自然科学知识，这不仅有利于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影响了一 代进步思想家，为戊戌变法准备了条件。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 万名工人中，还锻炼 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毫无疑问，洋务运动 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条件。
❷ 根据材料，严复对于进化论的认识有哪些变化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严复所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特殊历史时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力图在西方寻求到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他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西方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思想介绍到中国,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严复本人受西学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这一点集中地反映在严复的进化论伦理思想中.
一、进化论的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是一部关于进化论思想的代表作.严复根据这本书翻译完成了《天演论》,这是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形成的标志.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赫胥黎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自然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然而赫胥黎却认为这一法则仅适用于自然历史领域,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是人类自身所特有的伦理法则.严复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所遵循的普遍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遵循的普遍规律.这正是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严复的这一思想是同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列强入侵、国家四分五裂、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在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努力寻求一条挽救民族灭亡的救国之路.严复翻译《天演论》绝不是仅仅想对这部书作一般的自然科学介绍,而是希望通过介绍进化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来告诫每一个中国人：如果我们再不奋发图强,改变落后、被动挨打的劣势,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一自然法则的验证者.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发出了令人发聋振聩的声音.因此,要究其翻译这本书的思想本质,乃是出自严复深厚的民族情感、忧患意识和爱国思想.
那么中国到底“劣”在何处?西方到底“优”在何处?这是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中首先涉及到的问题,其实质是对西方的重新认识和对中国自身的沉重反思,尤其是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在这方面,他接受了斯宾塞的思想.1861年,斯宾塞出版了《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所决定的,其主要包括“血气体力”、“聪明智慧”、“德行仁义”,即力、智、德三个方面.严复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关键在于力、智、德之不如人,而这三个方面的强胜劣败,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说：“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1]18“人欲图存,必用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2]1351-1352严复由此提出了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重塑国民人格和提高国民素质的“三民”主张,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样严复有机地将进化论的自然法则运用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领域,并形成了其独特的以“三民”主张为核心,以倡导西学、道德重建、人格重塑为实质内容,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进化论伦理思想.
二、剖析国民人格,批判封建道德
严复在剖析国民人格时,对中国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反思,对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进行了尖锐批判.
严复认为,中国国民劣根性首先表现在国民的“奴性”上.中国人奴性之缘由,出自于中国封建千百年来的宗法等级观念.“中国自秦以来,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然而,可悲的是不仅统治者“以奴待民”,而且“民亦以奴虏自待”[1]931.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中国人“奴性”形成的罪魁祸首.
劣根之二在于“民愚”.民愚的根源在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整个都奉行愚民政策.严复认为中国当前之急,在于“治贫、治弱、治愚”,而三者之中尤以治愚为最急.1902年,严复在《外交报》撰文指出：“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父祖之辈,君师之严,犹将弃之.”[3]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
劣根之三在于“德败”.严复沉重地指出,中国之道德风气,已堕落到足以亡国灭种的地步.最突出地表现在“顾私而忘公”.他写道：“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也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1]94严复直接将“德败”的原因归结于封建宗法制度,他指出：“民所恤私之恤者,法制教化使之然也.”[4]994对于当时社会道德沦丧,严复忧心忡忡地指出：“夫社会之所以社会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持有人伦耳!天理亡,人伦堕,则社会将散,教则他族得以压御之,虽有健者,不能自脱也.”[1]168
劣根之四在于“尚权”.严复认为中国封建统治所奉行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腐朽制度.他说：“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已耳!一夫使一国之民,二千余年,非志功名则不必学,而学者不过词章,词章极功,不逾中式,揣摩迎合以得为二则何怪学成之后,尽成妇隶之才.”[5]281-282因而在中国求学不是为了获取知识和真理,而在于入仕为官.为了做官可以不择手段,如在考场上“通关节、顶替、请枪、联号诸寡廉鲜耻之尤”.一旦做官之后,便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1]41.因此,严复认为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不仅导致了整个社会道德堕落,而且也是中国科学不兴、国弱民衰的直接原因.
劣根之五在于“崇古”.中华民族生息繁衍数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具有强大的内聚力.然而千百年的历史沉积,也使中国人养成了因循守旧,喜好“以古为宗”,普遍恪守“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的传统”.尤其是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观念在中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使得中国长期以来妄自尊大、因循守旧、盲目排外,这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直接原因.严复尖锐地指出,封建统治者所极力维护的“礼”和他们大肆宣扬的“纲纪”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道德学说；孔孟的“诗书礼乐之教”是使中国不能自存的“亡国之教”.因而严复主张弃古从今,以西方的新学代替封建旧学,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彻底的改造.
三、“倡导西学、道德重建,人格重塑”的提高国民素质计划
严复认为,中国要避免亡国灭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来摈除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进行道德重建和人格重塑.
首先要摈除中国人“奴性”之劣根,倡导“自由、平等”之精神.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旧观念下,百姓不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他们也就没有国家责任心,民族责任感,这正是中国人“恤私忘公”德性之由来.自由、平等观念的确定,其意义在于对个人独立人格的承认,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之主人,只有去掉了“奴性”才能“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而赴公战如私仇者”[1]31.
其次是要为中国人治愚疗愚,而治愚疗愚之良方就在于要“倡西学、开民智”.封建传统的礼教旧学、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使得中国人变得愚昧无知,使得今日之中国“力、智、德”均不如人,故国之衰可知也.严复认为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一个办法：“有一道于此,是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3]148也即是说要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严复认为西学是开启民智的钥匙,是国强民富的关键,他于是发出了当前教育当务之急是发展物理科学的呼声.严复称：“举凡水火工虞之事,要皆民智之见端,必智进而后事进也”,“农工商之民,据其理以善术,而物产之出也,以之益多,非民智日开,能为是乎?”[2]1351在严复看来,抛弃封建旧学,以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武装中国人民的头脑乃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
再次就是要在“开民智”的基础上“新民德”,即进行道德重建.严复认为道德在维系人心,固国强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旦“道德扫地,人心窳坏”,社会就将失去维系,心散国乱,民族必衰.因而严复称：力、智、德三者中,尤以新民德为最难.他主张用新的道德观念代替旧的封建道德,其主要内容有：(1)用平等、自由观念代替三纲五常的宗法等级观念,严复认为自由乃是道德之前提；(2)改造旧的封建习俗,倡导新的社会风尚.严复专门就婚姻家庭道德作了中西对比来说明封建陈规陋习对人性的压抑,比如妇女缠足等礼俗就是“贻害民力”之行为；(3)树立全新的义利观.严复明确指出追求合理利益对强国富民的重要意义.他说：“大抵古今教育不同,古之为教也,以从义为利人苦己之事,必其身有所牺牲而后为之.今之为教,则明不义之必无利,其见利而忘义者,正坐其人脑力不强而眼光短平,此德育教授新法之大略也.”[5]285
最后就是要“鼓民力”.即要增强国人体质.
在严复看来,要提高国民素质就应当“力、智、德”三者并重,互相促进.严复通过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中国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提高国民素质的计划,在当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特征——功利主义道德观
在中国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时刻,严复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一方面源于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影响下的国民劣根性；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经济落后,国贫民困.因此,中国要想免于灭顶之灾需从两个方面入手.除了道德重建,改造国民性之外,还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强民富.在他的译著中,严复介绍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主张在中国实行“开明自营”,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介绍西学的过程中,严复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首先,严复阐明了“利”对于今日之中国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士大夫,以言利为讳,又太习于重农抑商之说,于是生财之途常隘,用财之数常多,而财之出于天地之间,往往遗弃而不理.”所以中国若“不痛改讳言利之习,不力破重农抑商之故见”,就不可能强国富民[2]1552-1553.他对孟子、董仲舒等人重义轻利的道德观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理论“几率天下而祸仁义矣”[4]858”.
其次,严复认为“义”与“利”二者关系并不是矛盾的,相反二者是相统一的.他斥责传统思想“分义利为二涂”的理论是阻碍社会进步,祸害天下的“浅薄之道”；认为那种言利必致“天理亡”的观点是对“功利”的误解.在《译事例言》中,严复对斯密的“义利合一”思想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义利合一”乃是符合“天演之道”,合乎人类利益的伟大思想.那么“义利”统一于何处呢?严复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功利主义道德观中最重要的思想：“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主张群己利益并重.既反对完全舍群体、他人利益只顾个人利益,也反对不顾个人利益而只顾群体利益.严复认为：“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2]1349“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此人道极大公例也.”[4]892-893因此,严复提出了“民盼利进、盖为常道”,“母财生利、为义自确”,“自由贸易、公平为竞”等重要思想,主张“开明自营”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严复看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2]1395,而且是富国利民之本.
严复的功利主义思想,是对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和利用群体主义否认个人利益以维护封建统治的否定,是对传统“义”“利”观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富强.功利主义道德观成了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五、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中几个重要的道德命题及评价
严复的进化论伦理思想除以上介绍的主要方面外,还涉及到几个重要的道德命题.这些命题能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加全面了解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全貌.
首先,关于道德的起源问题.严复对道德起源的认识,完全是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来加以理解的.他不同意赫胥黎认为自然进化与社会发展所遵循的是不同的发展规律,他认为进化论不仅是自然界演变所遵循的规律,同样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规律.赫胥黎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是人类自身所特有的伦理法则,严复则认为,赫胥黎把本末倒置了,人类道德的产生仍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早期的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由散入群”以增强自己抵御灾祸和生存的能力,而人类伦理道德观念的产生正是人类群体化的结果.因此,严复提出了道德“乃是天择以后之事”[2]1347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揭示了人类生存除自然属性之外的社会属性特征,说明道德的起源乃是源于人类自身的一种本质需要,其观点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向.
其次,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严复从第一个命题“道德乃是天择之后事”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他的第二个道德命题,即既然道德是人类为了生存合群的结果,那么,道德中的善、恶观念就不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乃是后天社会化的结果.人性之初除了拥有与动物一样的各种本能以外,人性本无善恶.因而,严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分别予以了批判.在批判“性善论”时,他说：“被谓,善者,人性也.其好善恶不本然,固无所待于报应之居何等.借令其人歆天堂之极乐而后为善,畏地狱之苦趣而后不为恶,此其人因己为喻利之小人,而所行不足贵矣.”[4]1013这个评论不仅揭示了“性善论”的虚伪性,同时也说明了人类的善恶观念是后天产生的.对于荀子的“性恶论”,因而克服了人性道德善恶观上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说明了人类善恶观念形成的后天决定性.
再次,关于善恶的标准问题.在善恶的标准问题上,严复根据人们“趋乐避苦”的心理,提出了“人道以苦乐为究竟”的判断善恶标准的道德命题.这一思想源于西方快乐主义伦理思潮,是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禁欲主义思想的反映.严复主张在以“苦、乐”判断善恶的问题上,要“论人道务通其全而观之,不得以一曲论也”.有些事情虽“苦吾身”而令“天下乐者”是至善的行为.比若母亲对于子女不辞辛劳,然则是“母苦而子乐也”,“母即苦以为乐”.严复认为在世道不昌的情况下,“必彼苦而后此乐,抑己苦而后人乐”,他十分推崇苦己而“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人”[2]1359.可见严复的“人道以苦乐为究竟”的判断善恶标准,虽是建立在感觉论的基础上的,然而在苦与乐的关系上却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思想与其功利主义伦理观主张“义利合一”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关于道德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严复在倡导自由、平等观念时,提出了“欲善必须自由”的道德命题,即认为自由乃是个人道德行为之前提.然而人之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须以“他人之自由为界”[1]132,也就是说以不能妨碍损害他人自由权利为界.严复这一思想在当时具有深远意义,其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对民众自由权利的剥夺,同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它说明了个人在道德行为选择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一是主体性,任何道德行为在本质上都是个体主体性的行为；二是自由性,所谓为善与为恶都是行为主体自觉自愿选择的结果；三是责任性,既然个人的道德行为是主体在意志自由的基础上自觉选择的结果,那么行为主体就应该对其行为承担道德责任.正如严复引用斯宾塞《论公》中的话所说的那样：“言人道所以必得自由者,盖不自由则善恶功罪,皆非己出.”[1]133因此,自由乃是个人道德行为之前提.
❸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解决了什么问题陈独秀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后来孙中山还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三民主义的根本标志和革命灵魂。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根据需要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大肆地歪曲。蒋介石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反共抗俄”，自由、平等、博爱等；蒋经国则认为三民主义就是要缔造一个均富、安和、乐利的社会；有的人还把它解释为：“自由、民主、均富”等。这些解释的实质与孙中山先生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编辑部迁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休刊半年。1919年10月前后编辑部迁返上海，陈独秀复任主撰。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刊物，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2号后休刊。 1923年6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出刊4期后休刊。1925年4月复刊，出5期，此年7月停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 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 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 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 “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 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 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 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❹ 孙中山在新旧三民主义思想中关于农业
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
变革封建的土地制度，以解决农民与土地分离的历史问题，从而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促进农业发展。要用法律对农民的权利有一种鼓励、有一种保障，让农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农业的管理体制上，需要设立农官，就是说政府要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管理农业，以解决诸如水利、天灾、垦荒，以及改良品种与耕作等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改变农业生产放任自流的状况，把自发性的个体农业生产导向社会化的自觉性生产。
推行增产“七法”。
推行机械化生产——用先进的机器代替人力、可以达到力量投入少但是收益多的结果。
推广优质的化肥——可使种植的农作物快速生长并且提高产量，而制造化学肥料的原料在中国处处都有，成本比较便宜。
培育优良的种子——通过轮种和更换种子的办法，使土壤在交替使用，作物的新种强壮，从而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力和产量的目的。
积极消除农灾害——用科学方法研究和消除农害。
搞好农产品加工——学习西方国家的企业制造罐头的办法，把农作物加工后分配全国或出口。
搞好农产品运输——通过用“运河”、“铁路”、“车路”、“挑夫”这些方式解决农产品的运输问题，使农业生产不仅可以增产，而且能经过运输而进入流通领域进行销售。
积极的预防天害——包括水灾和旱灾,防治办法有“治标”和“治本”两种,治标之法是用机器来抽水和建筑高堤与浚深河道，治本之法则是“种植森林”。
借鉴西方“急兴农学”。
办农学会，建农学院，培养农业建设人才，编撰农业科学书籍，普及科学种田方法，创设支持农业发展的银行以解决农业建设的资金问题等。
❺ 初一上册考点
什么考点不考点，努力就考得好，加油，相信自己
❻ 有认识韩尚权的吗，他现在干嘛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严复所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特殊历史时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力图在西方寻求到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他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西方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文化等思想介绍到中国，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严复本人受西学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这一点集中地反映在严复的进化论伦理思想中。
一、进化论的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是一部关于进化论思想的代表作。严复根据这本书翻译完成了《天演论》，这是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形成的标志。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赫胥黎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自然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然而赫胥黎却认为这一法则仅适用于自然历史领域，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是人类自身所特有的伦理法则。严复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所遵循的普遍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遵循的普遍规律。这正是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严复的这一思想是同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列强入侵、国家四分五裂、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在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努力寻求一条挽救民族灭亡的救国之路。严复翻译《天演论》绝不是仅仅想对这部书作一般的自然科学介绍，而是希望通过介绍进化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来告诫每一个中国人：如果我们再不奋发图强，改变落后、被动挨打的劣势，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一自然法则的验证者。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发出了令人发聋振聩的声音。因此，要究其翻译这本书的思想本质，乃是出自严复深厚的民族情感、忧患意识和爱国思想。
那么中国到底“劣”在何处？西方到底“优”在何处？这是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中首先涉及到的问题，其实质是对西方的重新认识和对中国自身的沉重反思，尤其是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在这方面，他接受了斯宾塞的思想。1861年，斯宾塞出版了《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所决定的，其主要包括“血气体力”、“聪明智慧”、“德行仁义”，即力、智、德三个方面。严复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关键在于力、智、德之不如人，而这三个方面的强胜劣败，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说：“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1]18“人欲图存，必用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2]1351-1352严复由此提出了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重塑国民人格和提高国民素质的“三民”主张，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样严复有机地将进化论的自然法则运用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领域，并形成了其独特的以“三民”主张为核心，以倡导西学、道德重建、人格重塑为实质内容，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进化论伦理思想。
二、剖析国民人格，批判封建道德
严复在剖析国民人格时，对中国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反思，对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进行了尖锐批判。
严复认为，中国国民劣根性首先表现在国民的“奴性”上。中国人奴性之缘由，出自于中国封建千百年来的宗法等级观念。“中国自秦以来，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然而，可悲的是不仅统治者“以奴待民”，而且“民亦以奴虏自待”[1]931。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中国人“奴性”形成的罪魁祸首。
劣根之二在于“民愚”。民愚的根源在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整个都奉行愚民政策。严复认为中国当前之急，在于“治贫、治弱、治愚”，而三者之中尤以治愚为最急。1902年，严复在《外交报》撰文指出：“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父祖之辈，君师之严，犹将弃之。”[3]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
劣根之三在于“德败”。严复沉重地指出，中国之道德风气，已堕落到足以亡国灭种的地步。最突出地表现在“顾私而忘公”。他写道：“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也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1]94严复直接将“德败”的原因归结于封建宗法制度，他指出：“民所恤私之恤者，法制教化使之然也。”[4]994对于当时社会道德沦丧，严复忧心忡忡地指出：“夫社会之所以社会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持有人伦耳！天理亡，人伦堕，则社会将散，教则他族得以压御之，虽有健者，不能自脱也。”[1]168
劣根之四在于“尚权”。严复认为中国封建统治所奉行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腐朽制度。他说：“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已耳！一夫使一国之民，二千余年，非志功名则不必学，而学者不过词章，词章极功，不逾中式，揣摩迎合以得为二则何怪学成之后，尽成妇隶之才。”[5]281-282因而在中国求学不是为了获取知识和真理，而在于入仕为官。为了做官可以不择手段，如在考场上“通关节、顶替、请枪、联诸寡廉鲜耻之尤”。一旦做官之后，便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1]41。因此，严复认为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不仅导致了整个社会道德堕落，而且也是中国科学不兴、国弱民衰的直接原因。
劣根之五在于“崇古”。中华民族生息繁衍数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具有强大的内聚力。然而千百年的历史沉积，也使中国人养成了因循守旧，喜好“以古为宗”，普遍恪守“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的传统”。尤其是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观念在中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使得中国以来妄自尊大、因循守旧、盲目排外，这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直接原因。严复尖锐地指出，封建统治者所极力维护的“礼”和他们大肆宣扬的“纲纪”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道德学说；孔孟的“诗书礼乐之教”是使中国不能自存的“亡国之教”。因而严复主张弃古从今，以西方的新学代替封建旧学，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彻底的改造。
三、“倡导西学、道德重建，人格重塑”的提高国民素质计划
严复认为，中国要避免亡国灭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来摈除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进行道德重建和人格重塑。
首先要摈除中国人“奴性”之劣根，倡导“、平等”之精神。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旧观念下，百姓不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他们也就没有国家责任心，民族责任感，这正是中国人“恤私忘公”德性之由来。、平等观念的确定，其意义在于对个人人格的承认，真正成为国家之主人，只有去掉了“奴性”才能“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而赴公战如私仇者”[1]31。
其次是要为中国人治愚疗愚，而治愚疗愚之良方就在于要“倡西学、开民智”。封建传统的礼教旧学、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使得中国人变得愚昧无知，使得今日之中国“力、智、德”均不如人，故国之衰可知也。严复认为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一个办法：“有一道于此，是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3]148也即是说要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严复认为西学是开启民智的钥匙，是国强民富的关键，他于是发出了当前教育当务之急是发展物理科学的呼声。严复称：“举凡水火工虞之事，要皆民智之见端，必智进而后事进也”，“农工商之民，据其理以善术，而物产之出也，以之益多，非民智日开，能为是乎？”[2]1351在严复看来，抛弃封建旧学，以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武装中国的头脑乃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
再次就是要在“开民智”的基础上“新民德”，即进行道德重建。严复认为道德在维系人心，固国强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旦“道德扫地，人心窳坏”，社会就将失去维系，心散国乱，民族必衰。因而严复称：力、智、德三者中，尤以新民德为最难。他主张用新的道德观念代替旧的封建道德，其主要内容有：(1)用平等、观念代替三纲五常的宗法等级观念，严复认为乃是道德之前提；(2)改造旧的封建习俗，倡导新的社会风尚。严复专门就婚姻家庭道德作了中西对比来说明封建陈规陋习对人性的压抑，比如妇女缠足等礼俗就是“贻害民力”之行为；(3)树立全新的义利观。严复明确指出追求合理利益对强国富民的重要意义。他说：“大抵古今教育不同，古之为教也，以从义为利人苦己之事，必其身有所牺牲而后为之。今之为教，则明不义之必无利，其见利而忘义者，正坐其人脑力不强而眼光短平，此德育教授新法之大略也。”[5]285
最后就是要“鼓民力”。即要增强国人体质。
在严复看来，要提高国民素质就应当“力、智、德”三者并重，互相促进。严复通过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中国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提高国民素质的计划，在当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特征——功利主义道德观
在中国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时刻，严复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一方面源于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影响下的国民劣根性；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经济落后，国贫民困。因此，中国要想免于灭顶之灾需从两个方面入手。除了道德重建，改造国民性之外，还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强民富。在他的译著中，严复介绍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主张在中国实行“开明自营”，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介绍西学的过程中，严复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首先，严复阐明了“利”对于今日之中国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士大夫，以言利为讳，又太习于重农抑商之说，于是生财之途常隘，用财之数常多，而财之出于天地之间，往往遗弃而不理。”所以中国若“不痛改讳言利之习，不力破重农抑商之故见”，就不可能强国富民[2]1552-1553。他对孟子、董仲舒等人重义轻利的道德观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理论“几率天下而祸仁义矣”[4]858”。
其次，严复认为“义”与“利”二者关系并不是矛盾的，相反二者是相统一的。他斥责传统思想“分义利为二涂”的理论是阻碍社会进步，祸害天下的“浅薄之道”；认为那种言利必致“天理亡”的观点是对“功利”的误解。在《译事例言》中，严复对斯密的“义利合一”思想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义利合一”乃是符合“天演之道”，合乎人类利益的伟大思想。那么“义利”统一于何处呢？严复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功利主义道德观中最重要的思想：“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主张群己利益并重。既反对完全舍群体、他人利益只顾个人利益，也反对不顾个人利益而只顾群体利益。严复认为：“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2]1349“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此人道极大公例也。”[4]892-893因此，严复提出了“民盼利进、盖为常道”，“母财生利、为义自确”，“贸易、公平为竞”等重要思想，主张“开明自营”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严复看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2]1395，而且是富国利民之本。
严复的功利主义思想，是对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和利用群体主义否认个人利益以维护封建统治的否定，是对传统“义”“利”观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富强。功利主义道德观成了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五、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中几个重要的道德命题及评价
严复的进化论伦理思想除以上介绍的主要方面外，还涉及到几个重要的道德命题。这些命题能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加全面了解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全貌。
首先，关于道德的起源问题。严复对道德起源的认识，完全是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来加以理解的。他不同意赫胥黎认为自然进化与社会发展所遵循的是不同的发展规律，他认为进化论不仅是自然界演变所遵循的规律，同样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规律。赫胥黎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是人类自身所特有的伦理法则，严复则认为，赫胥黎把本末倒置了，人类道德的产生仍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早期的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由散入群”以增强自己抵御灾祸和生存的能力，而人类伦理道德观念的产生正是人类群体化的结果。因此，严复提出了道德“乃是天择以后之事”[2]1347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揭示了人类生存除自然属性之外的社会属性特征，说明道德的起源乃是源于人类自身的一种本质需要，其观点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向。
其次，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严复从第一个命题“道德乃是天择之后事”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他的第二个道德命题，即既然道德是人类为了生存合群的结果，那么，道德中的善、恶观念就不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乃是后天社会化的结果。人性之初除了拥有与动物一样的各种本能以外，人性本无善恶。因而，严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分别予以了批判。在批判“性善论”时，他说：“被谓，善者，人性也。其好善恶不本然，固无所待于报应之居何等。借令其人歆天堂之极乐而后为善，畏地狱之苦趣而后不为恶，此其人因己为喻利之小人，而所行不足贵矣。”[4]1013这个评论不仅揭示了“性善论”的虚伪性，同时也说明了人类的善恶观念是后天产生的。对于荀子的“性恶论”，因而克服了人性道德善恶观上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说明了人类善恶观念形成的后天决定性。
再次，关于善恶的标准问题。在善恶的标准问题上，严复根据人们“趋乐避苦”的心理，提出了“人道以苦乐为究竟”的判断善恶标准的道德命题。这一思想源于西方快乐主义伦理思潮，是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禁欲主义思想的反映。严复主张在以“苦、乐”判断善恶的问题上，要“论人道务通其全而观之，不得以一曲论也”。有些事情虽“苦吾身”而令“天下乐者”是至善的行为。比若母亲对于子女不辞辛劳，然则是“母苦而子乐也”，“母即苦以为乐”。严复认为在世道不昌的情况下，“必彼苦而后此乐，抑己苦而后人乐”，他十分推崇苦己而“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人”[2]1359。可见严复的“人道以苦乐为究竟”的判断善恶标准，虽是建立在感觉论的基础上的，然而在苦与乐的关系上却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思想与其功利主义伦理观主张“义利合一”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关于道德与的关系问题。严复在倡导、平等观念时，提出了“欲善必须”的道德命题，即认为乃是个人道德行为之前提。然而人之并不是为所欲为，须以“他人之为界”[1]132，也就是说以不能妨碍损害他人权利为界。严复这一思想在当时具有深远意义，其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对民众权利的剥夺，同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它说明了个人在道德行为选择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一是主体性，任何道德行为在本质上都是个体主体性的行为；二是性，所谓为善与为恶都是行为主体自觉自愿选择的结果；三是责任性，既然个人的道德行为是主体在意志的基础上自觉选择的结果，那么行为主体就应该对其行为承担道德责任。正如严复引用斯宾塞《论公》中的话所说的那样：“言人道所以必得者，盖不则善恶功罪，皆非己出。”[1]133因此，乃是个人道德行为之前提。
❼ 中国近代“中体西用”思潮内容及评析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在经济上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先后建成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等晚清中国第一批大型国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从事商业活动可是管理人员甚至管理体制依然仿效政府，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亦官亦商，可谓中体西用之缩影。这些企业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史称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积极： 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各思考的主要问题。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同时,也间或渗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内容,这就使向西方学习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不过他们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二,中体西用思想起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义侵略狂潮的冲击下,一个民族倘若不想沦为殖民地,就必须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唯有如此,方可确立一个借以发展与更新的根基。在当时,中体西用原则所包含的中国意识是团结爱国者的旗帜，它号召着人们加强民族团结,抵抗侵略,保卫中华。纵观当时先进人们的有关言论,不难发现:虽然少数人曾对中体西用这一文化原则整体上的正确性有过疑虑,但是从未有人对其中所含的民族性提出过怀疑。相反,每当涉及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时,人们总不免提起中体西用。如康有为等人有关"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就很难说与中体西用没有一点历史联系。没有中体作为纽带,中国文化是难为继的。 第三,中体西用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中体西用的本意没有这个内容,但它的思维逻辑,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得到了启示。洋务运动后,拒绝学习外国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没有市场了,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被多数人所否定。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外国的东西,已经逐渐成人们遵循的法则。维新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同时,也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尽管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是维新派人士和孙中山对怎样学习外国的思路是正确的。总之,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们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应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消极：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些在今天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份量，可置人死地。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我们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这个口号提出之初的进步用意，我们是不能抹煞的。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吴柏均：《中国工业化的发 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韧》）。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
❽ 近代以来中国主要学习了西方哪些内容
从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的思想界经历了从“学器物”到“仿制度”、“走俄国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曲折历程。
一、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地主阶级学“器物”
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
很久以来，西方人来华都被称为到天朝上国朝贡。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面临危机，而欧美列强崛起，加紧对外扩张。鸦片战争中，天朝上国被一个西方岛国打得一败涂地，使华夏鄙视远夷的传统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一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开眼看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官署中设立译书馆，还仿制西方战舰，迈出了“师夷长技”的第一步，他提倡的学习西方的“长技”主要指军事科学技术。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此外当时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这些思想的传播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准备，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对近代维新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经济侵略加剧，国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政局岌岌可危。洋务派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改变现状。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19世纪60～9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旗帜，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地主阶级进行道路选择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把西方先进的军事、经济技术（即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强行嫁接到落后的社会制度上来，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注定要失败。
二、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前夕：资产阶级学“制度”
1.维新派：学习君主立宪
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的传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早期维新派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器物层次”，必须上升到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领域，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但是，早期维新思想没有上升到系统完整的理论，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相结合，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施政纲领。他们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他们通过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一些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著名思想家严复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论证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合理性，以便达到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目的。虽然后来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告失败，但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产生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2.革命派：学习民主共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用民主革命思想来改造中国，提出了三民主义，要求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发展资本主义。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展开激烈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结果，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虽然后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3.陈独秀、李大钊：学习“民主”和“科学”
辛亥革命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思想方面，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大搞尊孔复古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而以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都没有彻底批判封建儒家思想。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对封建专制和封建道德思想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陈独秀的“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它既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补课，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曲。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树立，使中国社会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乘着俄国革命胜利之风，在中国广泛传播。
三、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十月革命的发生，李大钊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例如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等在对西方传入的思潮进行分析对比、激烈论战和与中国实践经历进行比较后，坚定地放弃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主张，放弃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1922年中共二大上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探索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1945年的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特征
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呈现以下三大特征：
1.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主题是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学习西方与抵制侵略、启蒙和救亡相连，体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反侵略性质。
2.学西方的历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 不断深化的复杂历程。
3.中国人民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了一个由被动接受（例如林则徐等萌发新思想、洋务运动）到主动选择（例如辛亥革命）的过程，最终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