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水刑法

① 外国刑法中新旧两派的争议（观点，内容）

伦理价值评价与社会秩序价值评价、道义非难与防卫观念的对立,由于这些对立,以致新旧两派刑法理论长期争论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旧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与此相关的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变革亦时不我待。《钦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标志性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论新旧两派激烈争论的时期。东邻日本，刑法学界也掀起了新旧学派理论争论的热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深受传统律学影响的中国法学界，当时还无力形成刑法学派，更谈不上参与新旧两派刑法理论的争论，但这并不说明晚清刑律的变革未受到新旧刑法学派理论争论的影响。事实是，清末的修律者们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学派的理论差异，在起草刑律时是有取舍的。很难说模范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陆法系刑法制度的《钦定大清刑律》是在那个刑法学派影响下制定的，但通过日本刑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传入中国的新旧刑法学派理论烙印的确打在了《钦定大清刑律》上。探讨西方新旧两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既可以探明中国刑法近代化迈出第一时的理论高度，又有助于理清民国刑法变化的理论脉络。

一、刑法基本原则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则对《钦定大清刑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原则均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是构成近现代刑法的柱石。旧派理论视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则的采用上倾向于古典的旧派理论，特别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规定，删除比附，禁止类推较集中地体现了旧派的理论。基于三权分立和心理强制理论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首次引入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古典刑法学派的强大生命力。同时，立法者们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论关于刑法基本原则含义的诠释，比如，《钦定大清刑律》在吸纳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时，除了旧派的报应论的思想基础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论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价值，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证。

（一）《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其一，明确宣告罪刑法定原则，否定比附类推。《钦定大清刑律》第10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②]这是我国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沈家本在奏进呈刑法草案折中详细陈述了立法理由：“本条所以示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准比附援引之大原则也。凡刑律于无正条之行为，若许比附援引及类似之解释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已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应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于以机阱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国视习惯法与成文法为有同等效力。此外欧美及日本各国无不以比附援引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义，不复袭用旧例。”[③]冈田朝太郎认为《钦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谓中国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严格刑法解释。《钦定大清刑律》虽然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否定了比附类推，但并不排斥对刑法的自然解释，若需要对刑法进行解释，必须符合严格解释的原则。民国初年刑法学者在解释这一条款时作了补笺；“本例虽不许比附援引，究许自然解释。自然解释者，即所犯之罪与法律正条同类或加甚之时，则依正条解释而通用之也。同类者，例如，修筑马路正条只禁止牛马经过，则象与骆驼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条禁止钩鱼，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网，而投网较垂钩加甚，自可援钩鱼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钦定大清刑律》第1条规定：“本律于凡犯罪在本律颁行以后者适用之；其颁行以前未经确定审判者亦同，但颁行以前之法律不以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阐述了立法理由：“本条定刑法效力之关于时者。第一项规定本于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与第十条规定采用律无正条不处罚之原则相辅而行，不宜偏废也。第二项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审判在施行后，定新旧二律之中，孰当引用也。关于本题之立法例有二：一为比较新旧二法，从其轻者处断之主义。法国刑法第四条，比国刑法第二条，德国刑法第二条，匈牙利刑法第二条，和兰刑法第一条第二项，纽约刑法第二条，日本现行刑法第三条第二项，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条第二项，那威刑法第三条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旧二法，概从新法处断之主义，英国用之。我国明律亦主此义。本朝虽有第一主义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并依新律拟断之规定。议者谓被告犯罪之时，已得有受当时法律所定之刑之权利。诚如此说，应一概科以旧律之刑，不应复分新旧二律之轻重也。况人民对于国家并无所谓有受刑权利之法理也。或又谓若使新律重于旧律，而旧律时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则与旧律时代受旧律轻刑之同种犯人相较，似失其平。诚如此说，则使新律施行之后，仅此旧律时代之同犯犯人科以旧律之轻刑，彼新律时代之犯人据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较，则又失其平矣。或又谓刑失之严不如失之宽。从新律之轻者，所以为宽大也。然刑不得为沾恩之具，非可严亦非可宽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国民之程度以为损益。既经裁可颁布，即垂为一代之宪章，不宜复区别轻重宽严也。欧美及日本各国多数之立法例，所以采用第一主义者，盖受法国刑法之影响。而法国刑法之规定则其时代之反动耳，于今日固无可甄择者。我国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义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与多数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义也。第二项后来颁行以前之律例不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与前微异，盖一则新旧二律俱属不应为之罪恶，不过轻重之差。一则新律虽为有罪，而旧律实认许其行为，因判决在后，遽予惩罚，有伤期刻也。”进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语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项既采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为，在新刑律虽酷似有罪之行为，不得据新律之规定而罚之。第二项指未经确定裁判者，虽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诉而变更之。凡案件具此情节，检察官即得上诉而请求引用新律。其上诉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诉讼法为据。”[⑥]

其四，《钦定大清刑律》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在总则罪行法定原则的精神指导下，在分则中对各种犯罪作了明文规定。分则中共规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类罪名，从而为司法实践的定罪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标准。

其五，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钦定大清刑律》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一定的刑种、幅度，并确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体现了相对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国交罪”中的第120条规定：“对外国君主或大统领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罚金。”分则中类似规定，比比皆是。这样，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种和幅度内根据案情做出正确宣判。同时也避免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过于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钦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并将其精神体现在众多的具体条文中，大体看来，以下方面较集中地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第一，法律适用的主体平等。法律适用上的主体平等是罪刑相适应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种种特权，便谈不上罪刑相适应了。为此，《钦定大清刑律》第2条至第8条规定了刑律对人的效力。其中第2条规定：“本律于凡在帝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其在帝国外之帝国船舰内犯罪者，亦同。”从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导致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国封建法律中长期存在的议、请、减、赎、当、免等特权。为平等的适用法律，在立法上创造了条件。

第二，确立了近代刑罚体系。罪刑相适应需要有科学的刑罚体系相配套，《钦定大清刑律》第37条规定：“刑分为主刑及从刑。主刑之种类及重轻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无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满、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满，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满，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满，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满，一日以上；第五，罚金；一元以上。从刑之种类如左：第一，褫夺公权；第二，没收。”《钦定大清刑律》所确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响，1907年日本刑法废除了重罪、轻罪、违警罪的划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称。将主刑分为死刑、惩役、禁锢、罚金、拘留、科料六种，没收为附加刑。剥夺公权由特别法加以规定，未列入刑法典中。《钦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罚体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简洁、更概括、更清晰。虽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总体上看，这个刑罚体系按照各种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相关刑种互相衔接，结构严密，主附配合。这样，既能根据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予以适用，具有给犯罪人带来一定痛苦的惩罚性，从而体现报应的意蕴；又能根据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适用，例如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剥夺财产等刑罚，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从而达到功利的目的。科学的近代刑罚体系的确立，为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奠定了基础。

第三，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钦定大清刑律》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其一，防卫过当，紧急避险减轻处罚。第15条规定：“对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条规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难、强制而出于不得已之行为，不为罪；但加过当之损害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项之规定，于公务上有特别义务者，不适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减免处罚。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犯之为罪，于分则各条定之。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论。得免除或减轻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规定从犯减轻处罚。第31条规定：“于实施犯罪行为以前帮助正犯者，为从犯。得减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帮助从犯者，准从犯论。”其四，数罪并罚。第五章为俱发罪，分别情况，对俱发罪进行了详细地规定。以上种种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都体现了《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则。

第四，规定了近代刑罚制度。《钦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们洞察世界刑法理论发展态势，借鉴了新派刑法理论规定了一系列刑罚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执行，复再犯罪，此其人习于为恶，实为社会之大憝。若仍绳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无刑之义，故本章特设规定。”[⑧]所谓特设规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规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为“自首制度”，第51条做了一般规定：“犯罪未发觉而自首于官受审判者，得减本刑一等。犯亲告罪向有告诉权之人首服，受官之审判者，亦同。”沈家本阐述了自首减轻的理由“自首减刑为奖励犯罪者悔过投诚而设。各国多数之例，惟认特别自首者，著之于分则。其有规定于总则者，盖缘于中国法系也。自首必须备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于觉前，若于发觉后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于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于官署就审判。四者不备即不得将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条件者可减轻处罚。其三，酌减制度。第十章为“酌减”，第54条规定：“审按犯人之心术及犯罪之事实，其情轻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为裁抑犯罪，制定分则以下各条。然同一犯罪，情节互异，若株守一致，则法律之范围过狭，反致有伤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权，临时酌量犯人之心术与犯罪之事实，减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缓刑制度。冈田朝太郎不仅把西方的缓刑制度首次引进日本刑法，而且又把这一制度引入中国。第十二章为“缓刑制度”，第63条规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审判确定之日起，得宣告缓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七年，或前受拘役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职业者；(四)有亲属或故旧监督缓刑内之品行者。”其五，假释制度。第十三章为“假释”，第66条规定：“受徒刑之执行而有悛悔实据者，无期徒刑逾十年后，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后，由监狱官申达法部，得许假释出狱；但有期徒刑之执行未满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时效制度。第十五章规定时效，第69条规定了追诉时效：“提起公诉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罚金者，六月。前项期限，自犯罪行为完毕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诉者，其起诉权消灭。”第74条规定了行刑时效：“行刑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无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罚金，一年。前项期限，自宣告确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权消灭。”

第六，按刑罚阶梯理论设置了分则的顺序。《钦定大清刑律》分则共三十六章，各章顺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从重到轻依次排列。

（三） 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针对西方封建中世纪的刑罚残酷性、暴虐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人类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罚的严厉性在长期的演变中缓慢但坚定地日趋缓和，刑罚体系从以死刑为中心，到以肉刑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罚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犯罪之实施者的一种宽容的态度，其实质是将犯罪人作为伦理主体对待，而不是物体处理。刑罚人道主义意味着对于人的自主性的承认。可见，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含义实际上是人道主义形而上学原则的直接套用。只有将这一原则展开为一系列人道主义刑罚规则，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这些规则包括否定性规则和肯定性规则两个基本方面。否定性规则是人不能被作为手段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肯定性规则是人应当作为目的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应当……”“尽量……”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这两个方面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规则体系，确保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且，否定性规则是刑罚人道主义的基础，肯定性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

经过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们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得以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确立。主要表现为：

第一，删除重法，设置近代刑种。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后，对中西刑律进行了比较研究，“综而论之，中重而西轻者为多。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惨酷，近百数十年来，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现行律例款目极繁，而最重之法，亟应先议删除者，约有三事。”“一日凌迟、枭首、戮尸”，“一日缘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参诸前人之论说，既多议其残苛，而考诸今日环球之国，又皆废而不用，且外人訾议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数端为最甚。”[11]

《钦定大清刑律》确定近代刑种为主刑和从刑两类。其中主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为褫夺公权和没收。沈家本认为旧律应变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杨鸿烈先生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将中国法律最落后不合时宜的部分真能恺切披陈，可算是对中国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减死罪，确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条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对死刑的立法极为重视，虽说废除死刑的条件不成熟，但减少死刑的适用，也是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死罪之增损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时简绞刑之属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称之。宋用《刑统》而历朝编敕丽于大辟之属者，更仆难数，颇伤繁细。元之刑政废弛，问拟死罪者，大率永系狱中。《明律》斩、绞始分立决、监候，死刑阶级自兹益密。欧美刑法，备及单简，除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废止死刑外，其余若法、德、英、比等国，死刑仅限于大逆、内乱、外患、谋杀、放火、溢水等项。日本承用中国刑法最久，亦止二十余条。中国死刑条目较繁，然以实际论之，历年实决人犯以命盗为最多，况秋审制度详核实缓，倍形慎重，每年实予勾决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无死罪之实。持较东西各国，亦累黍之差尔。兹拟准《唐律》及国初并各国通例，酌减死罪；其有因囿于中国之风俗，一时难予骤减者，如强盗、抢夺、发冢之类，别辑暂行章程，以存其旧，视人民程途进步，一体改从新律。顾或有谓罪重法轻，适足召乱者。不知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格免之判，基于道齐。有虞画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诛及偶语，何能禁胜、广之徒起于草泽；明洪武时所颁大诰，至为峻酷，乃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诸载籍，历历不爽。况举行警察为之防范，普设监狱为之教养，此弊可无顾虑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减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批评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执行方法上同样能反映刑罚的残酷与人道；沈家本主张“死刑惟一”。“旧律死刑以斩、绞分重轻，斩则有断脰之惨故重，绞则身首相属故轻，然二者俱属绝人生命之极刑，谓有轻重者，乃据炯戒之意义言之尔。查各国刑法，德、法、瑞典用斩，奥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绞，俱系一种，惟德之斩刑通常用斧，亚鲁沙斯、卢连二州用机械，盖二州前属于法而割畀德国者，犹存旧习也。惟军律所科死刑俱用铳杀，然其取义不同，亦非谓有轻重之别。兹拟死刑仅用绞刑一种，仍于特定之行刑场所密行之。如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条，俱属罪大恶极，仍用斩刑，则别辑专例通行。至开战之地颁布戒严之命令，亦可听临时处分，但此均属例外。”[15]《钦定大清刑律》第38条规定：“死刑用绞，于狱内执行之。”

第三，对未成人犯罪的惩治教育。

《钦定大清刑律》第11条规定：“凡未十二岁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对此解释为“夫刑者，乃出于不得已而为最后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罚，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者，使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义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动者，其年龄依各国学校及感化场之实验，以十六七岁之间为限。故本案拾辨别心之旧说，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龄为主。同十六岁以下无责任之主义。诚世界中最进步之说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后又提出了注意事项“因其情节而命以感化教育。盖以未满十六岁者，虽有触罪行为，不应置诸监狱，而应置诸特别之学校。至感化场规则，当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内。所谓情节者，非指罪状轻重而言，乃指无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国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宪政编查馆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十五岁太宽，主张改为十二岁。最后由皇帝钦定为十二岁，但同时在第50条宥减中加上未满十六岁人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惩治教育视为《钦定大清刑律》的重大变化之一，特别看重。“犯罪之有无责任，俱以年龄为衡。各国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随其习俗而定。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则刑事丁年为十六岁以上可知。夫刑罚为最后之制裁，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法之主体。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薰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如责付家族，恐生性桀骜，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贫窭无力教育者，则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按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各国仿之，而英尤励行不怠，颇著成绩。兹拟采用其法，通饬各直省设立惩治场，凡幼年犯罪，改为惩治处分拘置场中，视情节之重轻，定年跟之长短，以冀渐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盖不外是矣。”[18]

第四，对精神病人、喑哑人行为的特别规定。

关于精神病人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12条规定：“精神病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前项之规定，于酗酒或精神病间断时之行为，不适用之。”草案案语说明了立法理由：“本条系规定痴与疯狂等精神病人，虽有触罪行为全无责任。精神病人之行为非其人行为，乃疾病之作为，故不应加刑，而应投以药石。若于必要之时，可命以监禁。各国之规定皆与本条同。”[19]

关于喑哑人的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处罚。沈家本认为“聋哑精神不完备者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聋哑有生而聋哑者，有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生而聋哑乃自来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国等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不过肢体不具，其精神、知识与普通无异，则不能适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对老者的宥减规定。

《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八十岁以上精神渐昏眊自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论

（一）未遂犯

“旧派与新派之争在未遂论方面的分歧至为明显，可以认为，客观未遂论与主观未遂论是两派争论的缩影。”[22]旧派注重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为犯罪行为之本质，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因此，犯罪行为仅于既遂时，才有处罚之必要。对于重大犯罪，为防止犯罪的发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险性给予处罚。如果仅存犯罪的意思，没有发生法益侵害的客观危险性，也不能作为未遂犯予以处罚。对于未遂犯“理应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23]新派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显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险性的、与法相敌对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种行为已将这种犯罪意思表现在外部，则未遂犯的意思与既遂犯的意思没有差异。行为的既遂及其结果，并非重要，犯罪意图的显示就是犯罪本质的表现，因此，未遂与既遂本质上相同，两者均应同等予以处罚。虽可根据情节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但不是必须如此。《钦定大清刑律》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条关于未遂犯的规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罚为前提，对其刑罚的适用是较既遂罪之刑“得减”一等或二等。“得减”不是“必减”，也不是“应减”，而是“可以减”。不难看出，《钦定大清刑律》关于未遂罪的规定，明显地倾向新派理论。关于这一点，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语中有详细说明：“现行律所载，有谋杀已行未伤及伤而未死，强、窃盗未得财，强奸未成 等，皆属未遂罪之规定，惟散见各门，并不到诸名例。隋唐以降，后先一轨。然此固不应仅属二三种犯罪，实 系通乎全体之规则，本案故列于总则之中。欧美各国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则皆在应罚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义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结果，损益尚属轻微，于法律必减轻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碍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会与既遂犯无异，故刑不必减。惟各按其情节亦或可以减轻。此二主义，前者谓之客观主义，后者谓之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已属陈腐，为世所非，近时学说及立法例大都偏于主观主义。本案亦即采此主义。”[24]

（二）不能犯

行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实行一定之行为，在客体与行为性质上，从一开始就不能实现犯罪之结果者，称为不能犯，也称不能未遂。旧派学说认为，不能犯的行为未侵害法益，也未对法益构成威胁，这种既不能发生犯罪结果又无危害性的行为，没有处罚的必要。新派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已于外部明显表现出来，其性格的危险性暴露无遗，对不能犯进行惩罚，实属当然。《钦定大清刑律》采纳新派学说，把不能犯视同未遂犯，同样规定在第17条中。沈家本解释说：“未遂罪者，即分则所定之犯罪行为着手而未完结，或已完结而未生既遂之结果者是也。……第一项后半，在于不能生结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于死，及探囊而未得财物之类。在学术上谓之不能犯，其为罪与否颇属疑问，学者之所争论而未决之问题也。然此实应与一般未遂罪同论，故特设此规定。”[25]

（三）共犯

共犯理论是新旧两派争论

② 荷兰王国宪法的第五章　立法和行政

第八十一条议会法令应由政府和议会共同通过。
第八十二条
（1）法案可由国王或其代表，或议院第二院提出。
（2）凡依据第二章有关条款，需提交议会联席会议审议的法案应由国王或其代表，或由议院联席会议提出。
（3）应由第二院或议会联席会议提出的法案，由一名或一名以上议员分别在第二院或联席会议上提出。
第八十三条国王或其代表提出的法案应送交第二院，如需由议会联席会议审议者，则送交议会联席会议。
第八十四条
（1）国王或其代表提幽的议案在未被第二院或议会联席会议通过以前，如应一名或一名以上议员或政府之提议，第二院或议会联席会议得对该法案提出修正案。
（2）在第二院或议会联席会议上提出的任何法案在未被通过以前，应一名或一名以上议员，或提出该法案的议员的提议，第二院或议会联席会议得对该法案提出修正案。
第八十五条第二院通过一项法案或议决提出一项法案后，应将该议案立即送交第一院审议。第二院有权委派一名或数名本院议员至第一院为其所送交审议的法案辩护。
第八十六条
（1）任何法案在未被议院通过以前，提案人或其代表有权撤回提案。
（2）第二院或议会联席会议提出的任何法案在未被通过以前，负责介绍该法案的议员有权撤回提案。
第八十七条
（1）任何法案，经议会通过并由国王批准后，即成为议会法令。
（2）国王和议会应相互通报各自对法案的决定。
第八十八条一切议会法令的公布与生效均由议会法令规定。未经公布的议会法令概不生效。
第八十九条
（1）一般行政法规均以敷令制定。
（2）上述法规须依据议会法令规定方可包括惩处条款。处罚由议会法令规定。
（3）一般行政法规的公布与生效由议会法令规定。未经公布的行政法规概不生效。
（4）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同样适用于由国家制订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其他法规。 第九十条政府应促进国际法律秩序的发展。
第九十一条
（1）非事先获得议会同意，荷兰王国不受任何条约的约束，也不得宣布废除条约。但议会法令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2）议会表示同意或默认的方式由议会法令规定。
（3）任何违反宪法或导致这一结果的条约条款须获得议会两院2/3多数赞成始得通过。
第九十二条在遵守第九十一条第（2）款规定的条件下，可以授予根据条约设置的国际机构以立法、执行及司法权。
第九十三条条约条款及国际机构决定中就其内容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的规定，均在公布之后生效。
第九十四条王国的现行法令法规，如果与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条约规定，或国际机构决定相抵触，不得施行。
第九十五条有关公布条约和国际机构决定的规则应由议会法令规定。
第九十六条
（1）非事先征得议会同意，王国不得宣布处于战争状态。
（2）如因实际战争状态业已存在，无法与议会举行磋商，则无须征得议会同意。
（3）议会两院应举行联席会议对这一事态予以讨论并作出决定。
（4）本条第（1）款及第（3）款规定同样适用于宣布结束战争状态。
第九十七条
（1）每一个有能力的荷兰国民均有同心协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保卫国家领土的义务。
（2）在荷兰境内居住的非荷兰籍国民也得承担上述义务。
第九十八条
（1）为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应保持由志愿兵和义务兵组成的武装力量。
（2）政府对武装力量有最高权力。
（3）武装部队的义务兵役制由议会法令规定。并于非军事人员的保卫国家义务由议会法令规定。
第九十九条出于宗教等原因拒服兵役者得准其免服兵役，其条件由议会法令规定。
第一百条非依据议会法令不得雇用外国军队。
第一百零一条在战争、战争威胁，或其他非常时期，得以敷令征召全部或部分非现役之义务兵入伍服役；并应立即向议会提出法案，以规定此等应征人员在需要期间继续留在部队服役。
第一百零二条
（1）国家军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央政府基金支付。
（2）非依照议会法令规定的一般规则并给予补偿，国家不得要求居民或各市为军队或国防提供军队宿舍、日常给养、军需运输或任何类似的援助。
（3）在战争、战争威胁，或其他非常时期适用的非常措施由议会法令规定。
第一百零三条
（1）在议会法令规定的情况下，得以敷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维护对内及对外之安全。宣布紧急状态后的措施由议会法令规定。
（2）宣布紧急状态后，宪法中有关省、市行政机构及水事管理委员会的权力的规定，第六条关于在室外和公共场所行使基本权利的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2）款、第十三条有关基本权利的规定，以及第一百一十三条第（1）款和第（3）款的规定，均得变通执行。
（3）在宣布紧急状态后，议会在它认为有必要时，应在教令宣布结束紧急状态以前，决定紧急状态的期限。议会两院应举行联席会议审议此事并作出决定。
第一百零四条非依据议会法令规定国家不得征课任何捐税。应由国家征收的其他捐税由议会法令规定。
第一百零五条
（1）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由议会法令制定。
（2）总预算法案由国王或其代表每年在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日期提出。
（3）关于国家收支的财务报告书应根据有关的议会法令规定提交议会。审计院批准的资产负债表应提交议会。
（4）有关国家财政管理的规则由议会法令制定。
第一百零六条货币制度由议会法令制定。
第一百零七条
（1）民法、刑法及民事、刑事诉讼程序均应在普通法典中以议会法令规定。但议会有权就某些事项制定单独的法律。
（2）一般行政法规由议会法令制定。
第一百零八条
（1）负责调查对政府机构行为的指控的独立机构的组成、权限和受理程序由议会法令规定。
（2）凡涉及对中央政府机构的行为进行调查的独立机构，应由议会第二院任命。非依据议会法令规定，不得免除上述机构成员的职务。
第一百零九条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由议会法令规定。有关公职人员职业保护及共同决定权的规则由议会法令规定。
第一百一十条政府机构在行使其职责时，应尊重议会法令赋予的公众了解情况的权利。
第一百一十一条荣衔尊号由议会法令规定。

③ 在荷兰留学是怎样的感受

在荷兰留学的感受：
一、地理位置很好：荷兰靠近北欧，去游玩非常方便，最重要的是夏天不会像南欧那么热。你感受过法国和意大利人民过夏天的心情就懂了，他们已经热到跳河游泳。
二、语言环境很正宗：荷兰人的英语，比起申根国那些可怕的口音，真的是不能再好了，而且大部分荷兰人英语水平都不错。上课教授的口音也是超级棒的。不用担心听不懂。

三、在荷兰的中国人少：这里是指跟英国比，因为英国大部分学校都是被中国人包围了。甚至一个班90%人说中文，那留学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四、其他方面：荷兰是很朴实的国家，人性格是，长相也是。 自然环境当然杠杠的，人文也不错呀，像莱顿就是伦勃朗的故乡。

④ 出国学法律哪个国家最合适

1.【荷兰法学专业介绍】
荷兰的风景优美，是郁金香王国、风车王国。荷兰这个优美的国家给大多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商业贸易较为繁荣的国家。但荷兰还有大家不了解的一面，那就是荷兰还是一个法律体系健全的国家。例如：国际法庭设在荷兰，欧洲的第一部法典诞生于荷兰的莱顿大学。因此，从这些方面都可以体现出荷兰高质量的法律体系。

荷兰是一个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国家，政府制定的全部法案都必须以议会的法案为根据。荷兰宪法规定：“民法、刑事、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必须依据议会制定的统一的法典，但也不妨碍根据议会的单独法案规范其他领域。”因此，荷兰法是由议会法案、法典、条约及案例法组成的法律制度。荷兰法律不像美国或英国法律那样以传统共同法为基础，而是基于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法典和刑法典的法国法律。国际法庭设在荷兰，荷兰健全和高质量的法律体系为荷兰的法律教育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荷兰高校提供的法律英语课程体现了荷兰的法律传统。许多法律专业课程与国际法有关，常常涉及法律制度的比较。因此学生可以学到更全面、更透彻的法学知识。
学生在教学中可以充分体验生动的法律教学，接触到丰富的历史和广泛的专业知识以及可以感受到国际化氛围和国际视野。更值得注意的是，荷兰的法律体系和我们的大陆体系的法律极为相似，对学生学习很有帮助。因此，荷兰可谓是一个学习法律专业的优选的国家。

荷兰在法律专业方面具有优势的大学是莱顿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和H类的海牙大学。其中莱顿大学成立于1575年，是荷兰最古老的大学，也是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学。学校的法律专业世界排名第五，商法和国际法是荷兰最好的法律专业。这些院校在法律专业方面都是很有实力的院校，想申请荷兰法律专业的学生，可以考虑一下。一般申请法律专业的要求较高，雅思一般要求6.5分以上，有的还要求7.0分以上。
以下是荷兰法学比较好的大学的介绍：
【申请注意】：申请材料的严格之处不再只体现在GPA上，更大程度上要求申请者提供更合理的动机、高质量的推荐信及标准的申请表填写。看来硕士条件要求的严格所以我们的材料要求更严申请要提早。只有早申请，才有更多的机会申请到国际商业管理、金融管理、法学、建筑学等荷兰招牌专业;才有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奖学金。在学生条件并不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只有早申请，才能体现优势。由于每年申请者太多，评审人员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看每一份文件，所以申请材料一定要经过富有经验的专业制作，才可以在众多的材料中脱颖而出，吸引评审人员的注意。
【德国的法律专业介绍】

德国作为欧洲强国，因其大学免收学费及承认中国的学位而成为近年留学的热门国家，不少学子赴德留学。

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法典是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制定法典的参考依据。我国也是大陆法系国家，所以在国内学习法学的学生，去德国进修是十分有好处的。

在Manager Magazin对法学专业的排名中列第1位的是明斯特大学弗赖堡大学以法律著称，列第10位，波恩大学列第11位，为外国学生所设比较法学硕士（在欧洲法学论坛范围内）政治法博士
曼海姆大学列第12位，法学主要研究有公法、刑法、民法、劳工法、国际私法、犯罪学与法哲学等，不莱梅大学在Manager Magazin对法学专业的排名中列第32位，硕士学位有欧洲及国际法律，科隆大学的法学系是德国最大的法学系之一奥格斯堡大学的法学系包括刑法、民法、公法、私法、国际法、欧洲法、罗马法等。海德堡大学法学系有法学、外国和国际私法与经济法、法学史、社会经济法、刑事法、财政税和德国与欧洲管理法等专业。法学系的经济法专业闻名全国。
德国大学专业排名：德国大学法学专业排名

1. Uni Heidelberg（海德堡大学）
2. Bucerius Law School Hamburg（汉堡法律学院）
3. Uni Bonn (波恩大学)
4. LMU Muenchen（慕尼黑大学）
5. Uni Freiburg（弗莱堡大学）
6. Uni Muenster（明斯特大学）
7. HU Berlin (柏林洪堡大学)
8. Uni Passau (帕绍大学)
9. Uni zu Koeln（科隆大学）
10. Uni Tuebingen（蒂宾根大学）
以下是德国法学院的按专业的分类排名。
民法(Zivilrecht)
1 Munster
2 Tubingen
3 Passau
4 Munchen
5 Koln
6 Heidelberg
7 Regensburg
8 Bayreuth
9 Augsburg
10 Freiburg

商业法(Wirtschaftrecht)
1 Munster
2 Tubingen
3 Koln
4 Kiel
5 Mu

【美国的法律】
一、美国的法学院及ABA、AALS、AALL三大协会

由于美国政体是联邦制结构，并且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度，所以美国办教育的主体主要是各州（县、市）政府或个人的事情，美国根本不存在联邦政府举办的大学的法学院。中央政府控制的微弱与私人捐赠大学法学院这两方面的结合，导致了各个法学院在诸如课程设置及教学等方面的差异。为确保法律职业者道德和业务素质的最低标准得以维护，联邦和各州政府对法学院的管理，主要依托非官方的行业协会——全美律师公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简称ABA）、全美法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 简称AALS）和全美法律图书馆馆员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Library, 简称 AALL）。ABA成立于1878年，协会下设有法律教育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n Legal Ecation），它负责发“牌照”给要开办法学院的大学，规定对法学院的各种硬件要求；AALS成立于1900年，1971年被确认为两个全国立案的法律机关（另一个是ABA法律教育和律师资格部）之一，该协会出版的《法律教育季刊》（Journal of Legal Ecation）,长期享有声望；AALL对全国法律图书馆进行行业管理，规定各种标准规格并定期进行评比检查验收。当然，美国的教育已经成了一项产业，市场调节对一个教育机构的生存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美国的法学教育为职业教育

美国法学教育的职业性特征是其他特征的基础，是美国法学教育最本质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美国法学教育以律师为培养目标。所谓职业教育是指这样一种概念：法律教育应与人文教育相分离；学生在开始学习法律之前被假定已获得了必要的人文科学知识；典型的法律学生是恰好成熟，并且为寻求从事法律职业做准备；法学院的任务在于为法律学生提供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方面的问题的各种技术性训练，其宗旨是训练他们“像法律家那样进行思考”。
法律教育的职业性要求法学院以判例教学法为主，多种法律技能训练法为补充。但判例教学太耗费时间，因此，法学院在一年级课程中仍然保持着苏格拉底式讨论法（Socratic method），并采取"专题式教学"(programmed instruction)、"课堂讨论"(seminar)、"现场实习"(clinical program)、"计算机辅助法律教学"(CALL)、"模拟问题法"(simulation problems)等。课堂讲授也没有被彻底取代。
三、美国的法学教育为本科后教育

美国的初级法学教育被置于大学本科教育之后，通常被认为是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这是美国法学教育与世界各国所不同的。从美国法学院的入学条件看，报考法学院的学生要求已获得某个学院或者大学的文学士（B.A.）学位或理学士（B.S.）学位。总结起来，美国把法律教育置于大学本科之后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法律是一门渊深的学科，学生必须具有相当的成熟度才能对其有深刻的理解；第二、律师于国民安定、社会发展有重大关系，因此法律教育应当具有较高起点；第三、把法学教育置于较高的平台上有利于法律职业本身的进步。
四、美国法学教育的几种学位

1．J.D.（Juris Doctor），法律职业博士学位。从历史上看，美国法学院颁发的学位主要是法学士（Bachelor of Laws, 简称LL.B.）学位。自1960年代起，参照医学院的传统，法学院开始以J.D.学位取代法学士学位（LL.B.）。其原因在于大学本科后法律教育制度的确立和3年制严格的初级法律学历教育被认为具有研究生水平。总之，“法律职业博士”（J.D.）学位是美国法律学制中的初级法律学位。
2．LL.M.(Master of Laws),法学硕士学位。该学位学制一年，也就是说拿到J.D.学位后，再攻读一年，合格后就可以取得法学硕士学位。不过，在美国攻读法学硕士的学生很少。该学位有两种：一是为从事法律教育或者法律研究的学术性方向而设置的；另一种是为深化某一专门学科的技能和专长而设置的，其中最普遍的是税法方向。
3．S.J.D.或J.S.D.(Doctor of Jurisprudence或者Doctor of Judicial Science),法律科学博士。从事纯法学理论研究工作，学制2—20年，有的甚至终生拿不到学位。继续攻读这一学位的美国人更是凤毛麟角，对外国人来说，拿到这一学位也许是一个镀金的机会。攻读这一学位，只需在学校读一年。一年后可离校，遍工作遍作论文，论文完成后，回来答辩。
另外，法学院还为在美国从事高级研究的外国法律家授予一种“比较法硕士”（Master of Comparative Law, 简称M.C.L.）学位，以及认为对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颁发一种“荣誉法律博士”（Doctor of Laws,简称LL.D.）学位。
美国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从事律师职业，而若要在某个州执业，就必须通过该州主办的律师考试。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品格考察获得律师执照，就可在州内法庭代理当事人出庭。美国实行严格的法官选拔制度，因此，学生在毕业后立即担任法官职务懂得机会是没有的。不过一些优秀的毕业生可能会有机会担任著名法官的书记员的职务，历时一、二年。有些学生希望将来担任法律教授，教师会鼓励他们先到有关部门工作若干年，然后再回校任教或进一步深造。

⑤ 打算2010考研，犹豫于华政和上大两校的刑法学不知该选哪个

考上当然是上大容易考（正常情况，具体还得视报考人数和分数的影响）。
先来看看上海大学的刑法学概况：
刑法学学科的历史应追溯到原上海大学包括复旦大学分校的法律系，刑法学科原有专门教研室，师资较多，是当时上海高校法律院系刑法学科的主要教学点之一。
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研究、犯罪心理学、犯罪学、青少年犯罪问题等。 目前，学术队伍教授、副教授、讲师及相应的老、中、青结构是齐全的。
刑法学科的教师都是教学兼科研的，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有：《犯罪心理学》、《女性违法犯罪》、《青少年品行障碍及其矫正》、《犯罪与司法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犯罪学》、《刑法典中性犯罪的犯罪学研究》等著作以及在《法学研究》、《犯罪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目前，培养的刑法学硕士研究生有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三个方向。由于学科带头人系我国犯罪心理学界的主要学者之一，又是我国犯罪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因而在犯罪学、犯罪心理学、被害人学等方面有相当的优势和特色。

1.网络“华东政法 刑法”可以找到相关网页约173,000篇，用时；网络“上海大学 刑法”，找到相关网页只有约60,100篇。证明华政的刑法还是比上大热的，知名度也高，品牌也好。
2.上大本专业上大只拥有2名教授，5名副教授为主干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华政本专业拥有一个刑法学研究中心，教授、副教授什么的多得是，而且都很牛。
以下是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中心的简介，你可以稍微看下。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10月（前身为1979年成立的刑法教研室和1985年成立的犯罪学系），是独立设置、涵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综合性法学研究机构。研究中心紧密依托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科。刑法学科是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2003年获批刑法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同年获批刑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刑法学科中的主干课程“刑法学”课程2003年被评为华东政法大学精品课程，2004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及上海市重点建设课程。
研究中心现任主任刘宪权教授，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检察院等数十家司法机关聘为高级咨询专家。中心聘请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上海市法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刑法学研究会总干事苏惠渔先生担任顾问。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中心目前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
其一为经济刑法学。经济刑法学是近年来刑法理论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经济刑法学是以研究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证券、期货、票据等领域）中犯罪、刑罚和刑事责任为主要内容的刑法学分支学科。中心对该类犯罪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令国内外瞩目的研究成果，中心成员承担了许多有关票据、证券、期货犯罪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如刘宪权教授承担并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证券犯罪研究》、《金融犯罪研究》；卢勤忠教授正在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金犯罪的刑事对策研究》等。作为经济刑法方向的研究成果，中心成员在近年来并出版和发表了十余部专著和百余篇论文。其中刘宪权教授于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证券期货犯罪理论与实务》获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科研三等奖、专著《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犯罪惩治》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选题、卢勤忠教授于2005年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中国金融刑法国际法研究》第一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其二为比较刑法学。比较刑法学作为刑法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刑法史研究形成纵横交错的研究网络，它在我国是一门重要的刑法学分支学科。中心在本研究方向上已进行了深入有效的研究。中心主要骨干成员近年来出访了美国、德国、日本、荷兰等国家，许多中心人员还在大陆及英美法系国家取得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这些均为他们系统地研究国外发展的最新成果提供了方便。刘宪权教授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参加工作二年有余，直接参与了香港回归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的研究，并著有《香港法律研究》等专著，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郑伟教授早在1990年即完成了《刑法个罪比较研究》，刘宪权、郑伟等教授参与承担并完成了国家“八五”重点课题《各国刑法比较研究》。此外，刘宪权教授的《证券期货犯罪比较研究》（英文版）、何萍教授的《洗钱犯罪比较研究》（英文版）先后由荷兰艾柔默斯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三为基础刑法学。基础刑法学是刑法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法学研究的根基。中心有一批功底扎实坚持不懈的刑法学者专注于基础理论刑法学的研究，并在犯罪构成、罪数形态等领域形成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杨兴培教授2004年完成的《犯罪构成原论》、郑伟教授的《重罪轻罪研究》、刘宪权教授的《犯罪与刑罚理论专题研究》、《中国刑法理论前沿问题研究》及对罪数形态的诸多创见性论文，均显示出华东政法大学基础理论刑法学研究领域的突出实力。
在计划将刑法学科建设成国内一流，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学科的同时，紧密依托刑法学科的发展，也将使刑法学研究中心成为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具备强大科研实力、兼具研究特色的刑法学研究基地。
3.华东政法学院在2007年03月正式更名为大学之前法学总体排名全国15，A类。（06年的数据），而上大的法学院排名为26名，B+。变为大学后的华政将从教学型高校转为教学研究型高校，在科研方面树立更高的目标。将更加注重质量建设，培养具有学科交叉、知识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今后的实力更是将大大甩开与上大法学院。
4.华东政法大学（原“华东政法学院”） , 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拥有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完整培养体系，已培养各类人才 10 余万人，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1952 年 6 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华东政法学院由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等 9 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等合并组建成立。伴随着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变迁与发展，学校两度撤并又两次恢复。 1979 年经国务院批准复校； 2007 年 3 月，经教育部批准，华东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
再来看看上大的法学院概况
上海大学法学院的历史，最早可追朔到始建于1978年的复旦大学分校法律系和建立于1988年的“上海工业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分校法律系是文革后上海地区最早和国内较早之一恢复和开展法学教学研究的单位。1985年，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五所大学的分校合并组成上海大学，原复旦大学分校成为上海大学文学院，该系遂改称上海大学文学院法律系。1993年，因上海法律专科学校（与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两校一体）加入上海大学，成立上海大学法学院，文学院法律系改称为文学院涉外经济法系。1998年10月，原文学院涉外经济法系与原知识产权学院进一步合并成为新知识产权学院。
从这方面来说作为政法大学的华东政法比起综合性的上海大学，其在政法届的历史、地位、品牌都是上大远不能及的。
当然，以上纯属个人见解！反对声音肯定是有的！不对的地方请您指正啊~~
最新数据：学科评估高校排名：0301法学(2009年)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15日 15:12 教育部学位中心
一级学科代码及名称：0301 法学(2009年)
本一级学科在全国高校中具有“博士一级”授权的单位共11个，本次参评10个；具有“博士点”授权的单位共23个，本次参评14个；还有7个具有“硕士一级”授权和16个具有“硕士点”授权的单位也参加了本次评估。参评高校共47所。
学校代码 名称 整体水平
排名 得分
10002 中国人民大学 1 90
10053 中国政法大学 2 84
10001 北京大学 3 79
10486 武汉大学 3 79
10183 吉林大学 5 73
10003 清华大学 6 72
10276 华东政法大学6 72
10384 厦门大学 8 71
105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8 71
10248 上海交通大学 10 69
10335 浙江大学 10 69
还有一组数据可以参考：华东政法大学设有法学博士后流动站，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覆盖10个法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同时还设有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政治学研究、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产业经济学等6个硕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学校获得了知识产权、司法鉴定2个目录外专业学位授予权，学校可以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和在职研究生等等
接下来是上大法学院的数据，你可以自己看看：
上海大学法学院现有法学硕士授予点4个（法学理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和刑法学），本科法学专业1个（下设三个方向：金融法方向、知识产权法方向和刑事司法方向），法学第二学士学位专业1个，成人教育法学专业专科、本科和专升本教育点各1个。

⑥ 瑞士联邦刑法典 2003修订主要在哪些方面

瑞士民法典 一、概说 瑞士民法典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法典，对我国的民事立法有很大影响，值得我们专门对之加以研究。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我国的民事立法都是在“民商合一”的大原则之下进行的。民商合一的原则是受瑞士民法的启示而确立的。虽然旧中国的立法院当时采行这个原则的背景与瑞士当时实行民商合一的背景完全不同，但在法国和德国的民商分立原则影响到所有的大陆法国家(包括日本)，也影响到清朝末年的立法者的情形下，瑞士的先例对旧中国的民事立法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国还没有瑞士民法典的全译本，以致研究民法的人不能看到瑞士民法典的全貌，因而影响到我们对瑞士民法的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我们对瑞士这个国家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不如对法国德国那样了解得多。这一点也使我们对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理解不深。 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就是在民法典之外，没有一个商法典，把规定在法国商法典和德国商法典里的一些内容纳入民法典之中。在习惯于民商分立的人看来，没有一个“商法”，好像总少了点什么。所以在旧中国也实行了民商合一之后，仍有人对把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和保险法称为“特别民法”感到不安，而要称之为“商事法”。有的西方法学家对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也不重视。例如著名的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在他们的《私法领域里的比较法导论》中的《瑞士民法典》一章中，就只说了一句：“没有商法典”，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瑞士民法的特点。但是瑞士的这一做法确实开创了民事立法中的一条新路。欧洲也有国家(早一些的如意大利，近一点的如荷兰)走上这条道路。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我国，这几年来，“商法”又为人津津乐道。因此，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作些研究，仍然有其意义。而这种研究则要从研究瑞士民法典开始。 二、“民商合一”模式的形成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属于“民商分立”的模式，就是在民法典之旁，存在一个商法。实际上，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制定这两个法典时，都曾考虑过如何处理当时早已存在的商事法律(在法国是17世纪就公布的《陆上商事条例》和《海事条例》，在德国是《普通商法典》)。结果是相同的：保留了商法典，使之与民法典并存。 其实瑞士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但是结果不一样。这就形成了另一种模式。 瑞士是联邦国家，组成联邦的各个州在15世纪末逐渐从神圣罗马帝国独立出来，集合到一起，在17世纪中叶得到欧洲诸大国的承认，但直到1848年才最终组成为瑞士联邦，制定了联邦宪法。在此之前，各州大多已有了自己的民法，有的是在法国民法典的基础之上制定的，有的是以奥地利民法典为范本制定的。在各州的法典中，伯尔尼法典(1826—1831生效)和苏黎世法典(1853—1855生效)较有特色。因此，在联邦成立后，分权的传统仍很牢固，联邦宪法并不赋予联邦有统一私法之权。到19世纪初，虽然由于各州之间商业往来的需要与各州法律不同带来的不便，统一私法的要求日益迫切，但限于宪法的规定，这种要求无从实现。直到1874年，修改宪法，联邦取得在自然人的能力、婚姻、债法(合同与侵权行为)、汇票、破产等方面的立法权。据此，联邦于1874等制定《婚姻法》，于1881年制定《(自然人)行为能力法》(这两个法后来为民法典所吸收)，又于1881年制定《瑞士债务法典》。后者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法典式法律，包括契约总则、各种契约、公司、商号、商业帐簿、汇票、本票、支票等规定。这个法典既包括了在法德各国属于民法的契约总则和各种契约，也包括了在法德各国属于商法的公司、票据、商号等规定，事实上就是一个民商合一的法典。它本来可以称为“商法典”，但为了与宪法的规定相一致，称为《瑞士债务法典》。 进一步统一私法(民法)的运动并未就此停止。1884年，瑞士法律家协会委托法学家欧根•胡贝尔(Eugen Hubel)研究瑞士各州的私法，为制定统一私法进行理论上的准备。[1]欧根的研究成果就是他著名的四卷本著作《瑞士私法的体系与历史》(前三卷《体系》于1885—1889年发表，后一卷《历史》于1893年发表)。这个著作实际上奠定了瑞士统一私法的理论基础，表述了作者的意见。1892年，瑞士联邦司法与警察部委托欧根起草民法典草案。 1898年，瑞士联邦宪法再次修改，规定联邦有制定全部民法的立法权，欧根受任正式起草民法。欧根于1900年完成了由人、亲属、继承、物权四编组成的民法草案，称为司法部草案。1902年，政府—方面将此草案附以理由书公布，一方面交付由31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讨论。1904年将讨论修改后形成的联邦议会草案提交联邦议会。1907年12月10日联邦议会全体一致通过该案，将《瑞士民法典》公布，于1912年1月1日起施行。 在此之前，联邦政府对原有的债务法典略加修改(只对契约法部分略修改，其余部分未动)于1905年提交议会。议会于1911年5月30日通过，将之改名为《关于补充瑞士民法典的联邦法律(第五编：债务法)》公布，与民法典前四编同日施行。 其后，1930年对契约法部分又作了修改，1936年对其他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由于《债务法》的条文是从第1条编起的(没有接着前四编编条文号数)，又有它自己的施行法(《结束规定与过渡规定》)，债务法在整个民法典中，虽称为第5编，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习惯上人们常常把“瑞士债务法”与《瑞士民法典》并列，也有人把瑞士民法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前者有5编，后者只有4编。但是从官方公布的法律名称来看，我们应该说，瑞士民法典共有5编，其第5编是《债务法》。 一部民商合一的《瑞士民法典》就是这样形成的。不管立法者当初保留债务法的内容(将《债务法典》改为《债务法》)的原因和理由如何，这是一种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不同的模式。 从以上的叙述看来，瑞士民法典的民商合一的模式，与法国德国民法典的民商分立的模式，都是历史的产物，并没有如何深刻的理论存于其间。但是，两种模式一旦形成，就发生了理论上的意义，并引起了理论上的讨论和争论。 三 瑞士民法典的编制 瑞士民法典的开首是一个不列入序列的《导编》，包括第1条至第10条。[2]规定法律的适用、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各州法律的关系等。 接着是第l编《人法》，包括自然人和法人2章。 第2编《亲属法》，包括婚姻法、亲属、监护3章。 第3编《继承法》，包括继承人、继承2章。 第4编《物权法》，包括所有权、限制物权(役权及土地负担、不动产担保、动产担保)、占有及不动产登记簿3章。 下面又是不列入序列的《终编：适用规定与施行规定》。这一编的条文另行编序号。 第5编《债务法》分为5部分： 第l部分《总则》，包括债之发生(契约、侵权行为、不当得利)、债之效力(履行、不履行、对第三人的关系)、债之消灭、特别的债之关系、债权移转与债务承担。 第2部分《各种契约关系》包括买卖与交换、赠与、租赁、借贷、劳动契约、承揽、出版契约、委任、无因管理、行纪、运送契约、经理人与其他代办商、指示、寄托契约、保证、赌博与打赌、终身定期金契约、合伙。 第3部分《公司与合作社》，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社。 第4部分《商业登记、商号与商业帐簿》，包括商业登记、商号与商业帐簿。 第5部分《有价证券》，包括记名证券、无记名证券、汇票(包括本票)、支票、其他指示证券、货物证券(仓单与提单)、债券。 最后又是另编条文序号的《终编与过渡规定》。 以上第1编到第4编共977条(约数，其中有删除的和增订的)，第5编共1186条。 从这种编制可知： (一)瑞士民法第5编《债务法》的第3—5部分在法、德是属于商法典范围的。瑞士另有单行的破产法。这样，瑞士就完全抛开了民商分立的模式而走上另一条道路——民商合一。虽然有的学者在法、德模式的影响下，仍然把债务法的后3个部分称为“商法”，但这究竟只能是一个学术方面的用语。在正式(官方)文件中，谁也不能忽视《关于补充瑞士民法典的联邦法律(第5编：债务法)》这一法定标题所表明的意义。 瑞士民法典这种模式的出现，至少使一直在法、德民商分立模式影响下，认为民商分立是天经地义的人们认识到，民商合一是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模式。由此进一步，人们开始思考，这两种模式各有何种意义，各有什么优缺点。民商究应合一还是分立就由一个历史形成的事实问题发展成为一个理论上的课题，吸引了以后的法学家和立法者去探讨、去研究。终于，在法学中形成了“民商二法统一论”。[3]影响所及，有的国家(如意大利和荷兰)在制定新的法律时，不再在民法典之外另订商法典(或商法)，有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的学者提出废除他们已有的商法典而实行民商合一。[4]这种后果大概不是当初瑞士的立法者所能预料到的。 （二)瑞士民法把“人法”和“亲属法”放在“物权法”之前。这一点沿用了法国民法典的模式，与德国民法典有所不同。特别是瑞士民法没有“总则”。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而出于立法者的精心安排。因为瑞士民法典第4条规定：“债务法中关于契约的成立、履行与解除的一般规定，对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也同样适用。”这种规定方式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方式又形成两种模式。德国民法典把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先放在总则里，而后在亲属编和继承编里规定一些例外的和不适用的情况。我国台湾的民法沿用了这个办法。例如台湾民法总则编规定意思表示系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者无效(第75条后段)，又在亲属编中规定，当事人之一方于结婚时系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者，得于常态回复后6个月内向法院请求撤销之(第996条)。这种办法是以总则编里的规定为原则，原则当然应适用于一切情况，只在有例外规定或不同规定时才不适用。瑞士民法典的办法是把契约法中的规定推广适用到“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中去。既然是推广适用，就与当然适用有点不同，而且也只限于“成立”、“履行”、“解除”3点，“撤销”就不在内，要将契约的撤销的规定适用于其他(契约法所规定的)情形，就需要专门的规定(如第638条)。 (三)关于瑞士民法典的编制，有人从形式上指摘说，债务法作为民法典的一编，可是从量方面说，这一篇的条文数比前面四编的条文总数还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一点确实如此，而且把“公司”、“商业登记”等作为“债务”，也不十分妥当，不过这也是历史形成的，不是理论问题，就也无法去苛求了。 四 瑞士民法典的内容 (一)瑞士民法典包含的内容之丰富，远超过了法国德国的民法典与商法典之和。 瑞士民法典以5编2000余条的容量，除包含了德国民法典与德国商法典规定的事项外，还包含有德国一些单行法所规定的事项，例如法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股份法》、《票据法》、《区分所有权法》、《不动产登记法》等。除此之外，瑞士民法典还包含有关于劳动法的内容(集体劳动合同)、关于户籍法的内容(身份登记)、关于合作社的规定、关于债券的规定等。如此丰富的内容，为其他国家的一个法典内所少有的。 瑞士民法典除了普通的实体法规定外，在许多地方规定了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瑞士民法典没有集中规定时效，而将时效分散规定在有关事项之后。各种登记制度也分别规定在有关事项之后。这样的规定方法在适用时较为方便。 瑞士民法典关于法人的规定比较宽松。以政治、宗教、学术、艺术、慈善、社交为目的的及其他非经济性的社团，自表示成立意思的章程作成时，即取得法人资格(第60条第1款)。 瑞士债务法的内容极为丰富，例如劳动契约中，分别规定了个人劳动契约、集体劳动契约．标准劳动契约、学徒契约、推销员劳动契约、家务劳动契约。 最具特色的是有价证券部分，其中集中了其他国家在民法、商法和一些单行法里规定的各种有价证券，真是一个比较完全的“有价证券法”，在其他国家还少有其例。特别是在这部分的开头，给有价证券规定了定义，即“有价证券是与权利相结合的一种证券，离开证券即不能主张该权利，也不能将之移转于他人”。这个定义在其他国家还没有，现在已成为大陆法国家法律中有价证券的典型定义。 总之，瑞士民法典的条文数少于德国民法典，而其内容，即所规定的范围、事项远远超过了其他民商分立国家的民商法典。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二)瑞士民法典条文数较少而内容含量多，因而就必然要把条文写得比较简单，这就是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说的，瑞士民法典的“条文规定得有意识地不完备”，也就是“有意地不求条款的完备”。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前面4编。他们比较了瑞士民法典前4编与德国民法典在同一事项上所用的条文数，例如关于收养，瑞士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分别有18条和32条；关于夫妻财产制，有74条和145条；继承法有192条和464条。他们得的结论是：“瑞士民法典总共(包括债务法的前两部分，相当德国民法典的债编)约用1600条规定了德国民法典用2385条所规定的事项，而后者的条文一般地还要长些。”[5] 瑞士民法典的这一特点与德国民法典恰巧成为两个正相反对的典型。前者“有意地不求条款的完备”，而后者有力求包罗万象，力求完备无遗。这两种典型的后面存在着两种立法思想，存在着两种国情。德国民法典是有名的“法学家的法典”，立法者刻意要把一切问题予以解决，不给法官以裁量权。瑞士民法典是“大众化的法典”，要让那些由人民选举出来的、非法学家的法官读得懂、会运用。德国民法典要用全帝国(德意志帝国)的法律去统一、去扼制地方的旧法和习惯，达到“定于一尊”的目的。瑞士民法典则要尽量保留和尊重各州的旧法和习惯，只要求“基本一致”。这里表现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的尊严(这种情形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发展到极点)与一个强调地方分权和尊重地方传统的联邦的不同气势。 (三)法典既然简单，就必然要赋予法官以“补充”、“充实”的权力。这是瑞士民法典的另一个特点。 这一点表现在法典的第1条。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条文，包括3款：“(1)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释上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适用本法。(2)如本法没有可以适用的规定，法官应依据习惯法，无习惯法时，应依据他作为立法者所制定的规则裁判之。(3)于此情形，法官应遵循公认的学理与惯例。” 这里最引入注意的是第2款里的“他作为立法者所制定的规则”。 在民事案件的审判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在法律不够用时，法官应如何判案。民事案件是千变万化的，不像刑事案件那样只限于刑法中明文规定的那些种类。法律要把民事案件规定得没有遗漏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民事案件，法官又不能不办。法国民法典第4条明文禁止“法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裁判”，同时又把规定“法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裁判”(第5条)，但是法官究应怎样办，法国民法典未予解决。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条曾经规定：“法律无规定之事项，准用关于类似事项之规定。无类似事项之规定时，适用由法规精神所得之原则。”但以后德国民法典对此仍不作规定。可见这个问题在那个时代不是很好解决的。瑞士民法典直接规定法官可以“作为立法者”而制定规则并据以裁判。这确是一个异平寻常的规定。这个规定不仅在它以前和它当时是没有的，就在它以后也没有，真可谓是“空前绝后”的。 茨威格特和克茨一方面说，瑞士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基本上没有包含任何新意，”但终究不得不承认，这一条仍然是“令人惊异而赞赏的”，因为它“在清晰了然的位置，并以鲜明出色的语言形式表述了这种思想。”[6]把瑞士民法典的这一条规定的价值仅仅归结于其位置和语言，这种显然是不公正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表示对本国法官的信任。瑞士的法官是民选的，他们和议会的议员一样直接来自人民，让他们“作为立法者”也未尚不可。这样也不怕“混淆立法司法”的责备了。 其实，瑞士民法典还是很慎重的。这一条里的第3款就是对法官在“作为立法者”时应如何行事的指示。法官应该“遵循公认的学理与惯例”，而不能任性胡为。 在瑞士民法典以后，很少有采用这一条的。这说明别的国家不具备瑞士所具有的条件，并不是这一条有什么不妥，因为从瑞士近百年的情形看来，这一条规定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流弊。 (四)瑞士民法典较之德国民法典在更高的程度上运用了一般条款。这就是它把诚实与信用原则提高到整个民法的最高原则的地位。 当然这也是它用来供法官补充和充实法律具体规定的一种手段。但意义不仅在此。诚实与信用原则在德国民法典里的适用局限于债法的范围。瑞士民法典突破了这一局限，在第2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这种规定不仅不再限于债法范围中适用，而且也不仅规范义务人的行为，并要规范权利人的行为。这样使诚信原则真正成为全部民法的最高原则。40年后(1947年)，日本把这一规定移植到日本民法的第1条中。 瑞士民法的这一规定，以后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展现出它的理论意义和在实践中的价值。论者认为这是对19世纪个人主义民法的纠正，民法走向社会本位的标志。事实上，德国虽没有修改它的民法中的规定，但它的判例和学说也扩大了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 (五)瑞士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地方的传统立法与制度． 瑞士也是个联邦，不过各州有分权的传统，而各州的制度上的差异也不易统一，所以瑞士民法典很尊重州法的地位，将许多问题交给州法去处理，也保留了某些固有的传统。瑞士民法典在许多条文中，特别在有关物权和监护继承方面，把许多权力交给州、甚至交给更下级的地方。例如在继承的特留分上，就允许各州自行规定而不要求一致(第472条)，在所有权的范围方面，先许按照“地方通常习惯”或“地方通常见解”决定何为物的组成部分或者何为从物，而不要求有一致的标准(第642、644条)。在相邻权(相邻关系)方面，更是多处准许州法自行作出规定(第702、703、705、709条)。 从瑞士民法典对地方法制的态度，可以看出，在一个地方传统习惯甚至连语言都各不相同的国家里，“统一”和“分歧”是如何得到协调的。 五 瑞士民法典的语言与体例 关于瑞士民法典的语言，首先要指出，由于瑞士宪法规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三种语言是正式语言，瑞士民法典以三种文字公布，三种文本有同等效力。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三种文字的文本，都是正式文本，不是翻译文本。 只要见到瑞士民法典的德文本的人，把它和德国民法典一比较，马上就看出，两种法典的文句、文体太不相同了。德国民法典用的是典雅的文体、冗长的文句、谨严的词语，俨然是一位咬文嚼字的法学家在向你说教。瑞士民法典绝然相反，简短的语句，浅显的言词，每个条文都短得只有一行、半行．原来立法者的目的就是要使一个未受过法律专门教育的人能读懂这部法典。讲到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时，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是“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第1条)。瑞士民法典的规定是，“每人有权利能力”(第11条第l款)。前者用名词“权利能力”(Rechtsfahigkeit)，后者用形容词“Rechtsfahig”，这一点不同就显示了不同的语言风格。 德国民法典力求概念的确切谨严，而瑞士民法典常常用一些比较不确定的概念。这样的结果，瑞士民法典在运用时显得灵活多了。 瑞士民法典在体例方面最受批评的是把公司、有价证券等都纳入“债务”的范围。因此，以后旧中国的立法者学习了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却把公司、票据分离出来制定单行法。 六 结论 (一)前面说到，瑞士把民商分立的模式打破了，引起了以后的人从理论上去研究这个问题。主张民商分立的人找出种种理由来从理论上去论证民商分立制度。这种理论当然不完全是从瑞士民法典得到的，但是从瑞士民法典得到启示，则可以肯定。 民商统一论的主要论据不外是下面两点：(1)近代商法典的前身是中世纪欧洲商人团体的习惯，也就是商人的法。但现在所谓商人这个特殊的阶层已不存在，甚至特殊的商行为也失去其纯粹性。像票据制度、保险制度已普及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全社会的人所利用与参与。因此，仅为只规范社会生活中某一特殊方面、或规范社会中某一特殊阶层的商法已失去存在的依据。(2)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划分民事与商事的严格界限也不清楚，有的国家只以民事法庭和商事法庭的管辖来划分，这种划分有很大的任意性[7]，因而两法典并存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甚至混乱。 20世纪以后制定私法法典的国家，差不多都是以瑞士民法典为模式，或对瑞士民法典加以变通的。我国在清末一度采民商分立模式，以后改采民商合一模式。20世纪的一个最新的民法典——荷兰民法典也采取民商合一模式。今后我国也不会走民商分立的道路，大致可以肯定。 (二)瑞士民法典没有总则编，这又是对德国民法典的一个冲击。德国民法典问世以后，赞赏其体例的人对之推崇备至，而瑞士民法典独树一帜、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之外另备一格，令人耳目一新。研究民法的人认识到，大陆法系内部，多样性仍是存在的。法国法系与德国法系并不能将大陆法系瓜分。现在比较法学家在法国和德国之外，不仅注意到瑞士，也注意到北欧诸国和亚洲诸国立法者也不为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所限，各自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开创新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瑞士民法典的启示。 (三)从法国民法典到瑞士民法典，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每一个法典的后面，都存在着一个学派、一个法学家集体、乃至一个或几个著名的法学家。我们一方面应该说，这些法典都是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法学发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同时也可以说，这些法典是某一个或某些法学家的著作。人们对瑞士民法典特别有这种看法，说这是一部个人的作品[8]。这种说法当然不需要去附和，但是应该引起立法者的注意。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法律、法典是学术著作，不是行政文件，不由行政长官依行政程序(下级起草、上级批准)去“核定”。拿破仑在促进法国民法典的加速制定这一点，功不可没；但是根据他的意志而加进法典的少数条文(有关军人身份的、有关外国人地位的)，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过了些年就被删除或改过了。瑞士民法典没有这种情况。

⑦ 现在全球有哪些国家妓女是合法化的

法律分析：目前卖淫完全合法的国家是荷兰和德国。其中又以荷兰最具有代表性。由于政府“因势利导”的政策，使得荷兰的色情业以及与毒品相关的情况倍受世人的瞩目。目前卖淫完全合法的国家是荷兰和德国。其中又以荷兰最具有代表性。另外，这种政策也使性犯罪的数量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在荷兰的大城市都有成规模的红灯区，许多外国游客为此特地前往荷兰。其中，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规模相对较大，在欧洲也比较有名气。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五十八条 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⑧ 荷兰留学专业热门专业有哪些

荷兰最受欢迎的专业有哪些呢？
一、物流与供应链


荷兰陆、海、空运输均十分发达。境内河流纵横，水路四通八达。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有大小水道160多条，桥梁1000多座。流经南部注入北海的莱茵河是世界上航运最繁忙的河流之一。其河口的鹿特丹是世界顶级大港，吞吐量曾连续42年居世界第一。荷兰人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发展交通运输业，其陆海空各类运输占欧盟交通市场总额的百分之三十。荷兰交通十分发达，运输总量占欧盟的30%。
推荐院校：


H类：丰蒂师大学，汉恩大学，泽兰德大学 ；
U类：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格罗宁根大学，蒂尔堡大学 。
申请条件：


正规本科在读，有学位，211优先，均分建议80+分，部分78分亦可考虑。非211建议均分82+，且尽早申请。雅思6.5分以上，申请规则为先到先得。


二、法律


荷兰是一个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国家，政府制定的全部法案都必须以议会的法案为根据。荷兰宪法规定：“民法、刑事、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必须依据议会制定的统一的法典，但也不妨碍根据议会的单独法案规范其他领域。”因此，荷兰法是由议会法案、法典、条约及案例法组成的法律制度。
荷兰法律不像美国或英国法律那样以传统共同法为基础，而是基于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法典和刑法典的法国法律。国际法庭设在荷兰，荷兰健全和高质量的法律体系为荷兰的法律教育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荷兰高校提供的法律英语课程体现了荷兰的法律传统。许多法律专业课程与国际法有关，常常涉及法律制度的比较。因此学生可以学到更全面、更透彻的法学知识。
学生在教学中可以充分体验生动的法律教学，接触到丰富的历史和广泛的专业知识以及可以感受到国际化氛围和国际视野。更值得注意的是，荷兰的法律体系和我们的大陆体系的法律极为相似，对学生学习很有帮助。因此，荷兰可谓是一个学习法律专业的优选的国家。
推荐院校：


H类：海牙大学，撒克逊大学
U类：阿姆斯特丹大学，格罗宁根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三、工科


荷兰工业发达，主要工业部门为半成品加工、石油化工、冶金、机械制造、电子、钢铁、造船、印刷、钻石加工等，原料和销售市场主要依靠国外。近20年来重视可持续发展、微电子、生物工程等高技术产业，传统工业主要是造船、冶金等。鹿特丹是欧洲最大的炼油中心。荷兰是世界主要造船国家之一。
荷兰有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如：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由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与英国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于1907年合并而成，是世界最大工业公司之一，雄踞世界500强企业第二名，其成品石油和石化燃料的生产和销售能力居世界第二位，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公司);飞利浦电子公司(成立于1891年，居世界500强企业第277位，在全球电子电器企业中排前十名。其照明设备、彩色显像管、电动剃须刀、X光分析仪及音响设备在同行业居领先地位);联合利华公司(成立于1930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第136名，是全球最大的日用品和食品生产企业之一，分鹿特丹和伦敦两个总部，荷兰负责食品生产，英国负责日用化工品生产);阿克苏·诺贝尔公司(世界著名化工和医药企业，1994年由荷兰阿克苏公司和瑞典诺贝尔公司合并而成，列世界500强企业第479位)。
四、农业


荷兰的农业发达，是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其他三国是;丹麦、澳大利亚、美国)。农业生产现代化，乳、肉产品供应国内有余，是世界主要蛋、乳出口国之一。
荷兰人利用不适于耕种的土地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现已达人均一头牛、一头猪，跻身于世界畜牧业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畜牧业仅次于丹麦。他们在沙质地上种植马铃薯，并发展薯类加工，世界种薯贸易量的一半以上从这里输出。花卉是荷兰的支柱性产业。全国共有1.1亿平方米的温室用于种植鲜花和蔬菜，因而有“欧洲花园”的美称。荷兰把美丽送到世界各个角落，花卉出口占国际花卉市场的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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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类大学：瓦格宁根大学

⑨ 古代有哪几种刑法

什么老师留的作业呀？太病了吧？具体惩罚手段请参考网络百回科。以下是种类：

1。答<剥 皮>
2。<腰 斩>
3。<车 裂>
4。<俱五刑>
5。<凌 迟>
6。<缢 首>
7。<烹 煮>
8。<宫 刑>
9。<刖 刑>
10。<插 针>
11。<活 埋>
12。<鸩 毒>
13。<棍 刑>
14。<锯 割>
15。<断 椎>
16。<灌 铅>
17。<梳 洗>

⑩ 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最厉害的军队的名字

中国历史5000年各个王朝的军事实力保持的时间不等，秦朝，隋朝威风一时，才那么几年就被打兔子一样干掉了。汉朝军事，唐朝军事被大家所乐道，其实也都百年而衰。元朝也就疯了几十年，清朝同样到了康熙以后就基本上谁也打不过了。惟有被轻视的大明军队战斗力保持的最久近300年。
1352年洪武起兵，明军初建，采石矶一战成名。鄱阳湖大破汉王60万水陆大军，平定枭雄张士城。1367年明军北伐蒙元，仅仅10个月就收复北京，从齐化门入城，俘虏监国贴木而不花，太蔚左丞相庆童，右丞相张康伯，中丞相满川，以及宣让，镇南，威顺等王子。缴获玉印，成宗玉玺。明军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将中国拯救出来，推翻了元朝把人分4等的残暴殖民统治，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蒙古统治者推翻的国家.12月明军收复太原，元将扩廓帖木儿不敢抵抗带领18人逃亡北方，其余40000骑兵放下武器向明军投降。

洪武2年6月明军1万骑兵，8万步兵追击元朝末代皇帝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10000人。3000马匹，5000牛羊。元朝末帝早已奔逃到北方几百里外了。

洪武3年4月，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官员贵族1865人，官兵84500人，马匹15280，其他骡子，牛，羊无数。王保保仅几人逃脱。取得了世界上到那时为止与元朝军队作战最辉煌的陆战大捷。洪武20年，明军越过长城，2月明军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6月乘胜追击，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元朝皇帝的次子地保奴，妃子等64人，太子必里秃，妃子，公主等59人，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官员2994人，军士百姓77037人。宝玺，旗牌149个。金印1个。马匹47000，骆驼4804，牛羊102552，车3000。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成鞑靼，瓦刺，兀良哈等3大部。到了永乐皇帝的时候，草原上的鞑靼部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对内地和平的威胁。时代和个人的魅力与魄力使永乐皇帝成为了第一个亲自率领大军深入漠北讨伐胡人的汉族皇帝。他曾经亲自带领2万骑兵带着20天的干粮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冒险突袭位于现在俄国境内鄂嫩河边的 鞑靼大寨。随后又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5万蒙古铁骑彻底击败鞑靼在漠北的势力，鞑靼大汗向明军称臣纳贡，表示屈服，永乐皇帝接受了贡品，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随后大军一直进入到极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风尘，永清沙漠。

在远东，东北，大明的军队建立了努尔干都司控制了黑龙江，乌苏里江，库页岛等广大地区，建立了130个卫所，当地部落全部向大明臣服。

在新疆大明在哈密建立了管理机构，驻扎了军队，行使对新疆的主权。而最为惊世骇俗，名秉青史的还是郑和7下西洋，第一次把中华国威远布四方十万里。莫敢不服。锡兰国国王亚烈苦奈儿冒犯大明使臣，侵凌四周弱小。公然叫嚣，哪个时候的大明和现在的美国一样，那吃这套，咱们可是警察，立马巨船带这水师就向这个相距万里的国家，发起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国王亚烈苦奈儿集结了50000军队企图顽抗，大明军队只500个骑兵，1500个步兵就干掉了他的50000大军，活捉了国王亚烈苦奈儿，和他的妻子，儿女，大臣们。并且把他带回大明王朝的首都接受中国法准的审判。转自打遍了北方，西边，东北，无敌手之后，现在要说说南方了。明军那更是连战连捷。永乐4年，明军进入越南，越南依靠复杂的山地，建立防御要塞，挖掘壕沟，还在壕沟里面安插竹刺。携带毒药弩，火铳，巨石的越军藏在一边。城栅相连达900里不断，尽发军队和所有男子200万参加防御。这可是中国军队史上面对的最复杂，纵深最长，参加防御人数最多的战役了。越南以为是固若金汤了，可这个对于处在鼎盛时期的明军来说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明军势如破竹，无可阻挡。一直冲了下去。双方主力爆发了普赖山会战，明军斩首越军首级达37390颗，其后第一次富良江之战明军歼灭敌军10000人，缴获战船100多只。第二次富良江之战越南战船连绵10多里，在陆地是无数战象配合步兵作战，企图靠大象击败明军。但是那是妄想，明军一下子歼灭了数万越军，杀的富良江被越南军的鲜血所染红，俘虏了越南的吏部尚书范元览，大理寺卿阮飞卿等高级官员，直到最后明军活捉越南黎氏国王，王子。

12年后越南再次爆发战争，明军水师在小黄江大破越南水军。击沉310多只越南战船。永乐19年，明军在农巴林大战中中再次取得大捷击败了越南，老挝联军，先是用火器攻击敌军的大象，接着再攻击人员，斩首10000多人。到了宣德2年，越南8万军队包围了明军的一个屯民点，昌利城。在四周高筑土城，在上面用飞枪射击城里。双方激战9个月。越南终于凭借兵力的绝对优势破城，城里无一个士兵投降，全部战死或者突围。后来明军大军到来平定了越南军队。

西南地区到了万历12年，缅甸出动6万军队侵犯中国边境小城猛淋，明军在著名战将刘挺带领在直入匪穴，活捉敌酋。迅速平息了冲突，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特种兵行动。

明朝300年历史中最大的失败发生在正统年间，就是土木堡之变。但是严格的说和明军战斗力没有什么关系，失败的原因有2个，第1个是这只部队的实际指挥官刘振根本就是个军盲一点军事常识都没有，比纸上谈兵的赵括还烂。而且这次出动也是他想显摆，摆谱而已。一通的瞎指挥。2]由于召集的命令太急，才2天部队来不及准备，所以粮食准备严重不足，刚出发就发生了饥荒，一天才开一顿饭。时间太匆忙实际集结的部队也只有20多万，不过就是北京的京军和周围上班的班军。哪个50万不过是号称而已，有很多傻瓜都把这个50万当作实际的出动人数，自己也不算算。大军到了土木堡发现瓦刺军队早已占据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了。慌忙部署也摆开军阵，准备迎战。瓦刺看明军阵型严密，并没有进攻而是等待时机。时机很快就来了，土木堡明军这里没有水，挖地2丈也没有一滴水。那时正好是炎热的8月，2，3天不吃饭，不喝水，还全副武装的随时准备作战。那人那里受的了？这个时候后面有个挖井队发现了一个水洼，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军。大家纷纷跑过去喝水，队伍逐渐混乱起来，变的无法控制了。瓦刺发现了这个情况，片刻间10万瓦刺骑兵铺天盖地的从四面冲了下来。明军多是步兵，队型又已经乱了，跟本无法阻止骑兵的集团冲锋，很快败下阵来。

但是强手就是强手，只过去了3个月明军就在北京城下打败了企图趁乱占领北京的瓦刺大军。而不是惊慌失色，赶快想着赔多少钱，让多少土地。

明朝中期，发生了倭寇骚乱的严重事件，倭寇都是些什么人呢？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里有记载，江南海警，倭人占30%，中国叛徒占70%。其实他们的大首领也大多是中国人如王直，李光头，许栋，严老山。沈南山。。。。。他们实际上是由中国地方豪强勾结海盗为核心，裹胁沿海贫民。雇佣日本浪人，的集团。而他们又和葡萄牙人，日本走私商人结盟。

那时内地明军应为上百年没有打过仗了，战斗力已经下降。他们按照规定实际上是70到80%，每天种地交纳粮食，20到30%每天疲于繁重的公共工程，修建河堤，大墓，宫殿。也就是班军。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群有管理的农民和民工。哪个时候只有在边境的明军才是正规军。他们只是国家农奴。倭寇在万里沿海地区，神出鬼没，游走不定的游击战术，里应外合的配合和相对好的待遇，武器，经验。使这些民工级别的明军拿他们没有办法。很快明朝就训练了一只专门剿灭倭寇的机动部队，还从西南地区调来了适用于东南沿海山区的山地部队。

但是强者的适应能力总是很好的，很快明军就建立起了有效的预警机制，机动灵活的调动部队，出动水师在海上拦截，攻击。1548年的一次水师突袭行动，一举端掉了双屿的倭寇巢穴，斩杀数百名倭寇。4月大明水师在九山大洋海战中一举歼灭了一只倭寇船队，斩杀首领稽天新四郎等2000人。接着在1549年1月的走马溪战斗，斩杀包括葡萄牙海盗在内的倭寇200人。1553年3月大明水师攻破大首领王直在列表的总部，随后又在表头，北交2次海战中击败倭寇。

经过1555年的王径江，陆径坝战役歼灭2500名倭寇，彻底扫平沿海所有倭寇。

历史逐渐明朝建国的第224年，明军开始抗日援朝的战争，在朝明军以少胜多，充分发挥了中国在火炮上的长处，大败日本丰臣秀吉的20万战国精英。并且在战争结素后，在北京紫禁城下公斩日本战犯。威震日本，大振国威。

走到了明朝末年，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先不提应为进入了罕见的冰冻时期，给这个以农业为主，人口众多的国家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也不提因此造成的连续的干旱，蝗灾，和应为灾害而广泛流行于北方的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给这个国家的实力造成的摧毁性打击。

也放下由于纷乱的党争造成的领导阶层的混乱，税收制度的不能够数目化管理，和第一次全球经济的衰退，给国家在战略领导，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失误。就只说战斗，其实明朝后来是在三线作战，世界上强大如纳粹德国，拿破仑的法国，罗马。。。。。都不能坚持两线作战，更何况三线作战？

先说说南线作战，这个知道的人并不多。天启皇帝元年，四川永宁大土司奢崇明，和另外一个大土司之乱

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从天启元年至崇祯十年，前后持续17年，大规模交战持续9年。先是永宁大土司奢崇明叛乱，进攻重庆，成都，全川大震。后来4000明军在女将秦良玉的带领下夺回成都，重庆，但是叛军主力却安然撤退，2年2月水同大土司安邦彦叛乱，两股叛乱军合并一处，包围贵阳，明军主力当时都在往东??，贵阳守军只能无限期的监守，盼望奇迹的发生。城里守军加上紧急招募的民兵只有7000人，而城外叛军多达100000多人。是明军的15倍。双方竟然反复争夺达10个月之久，明军没有粮食，就吃用死去的人。最后时刻城里军队，百姓只剩200人。却无一兵投降，其壮烈古今无双，震烁古今!

天启3年12月，明军击破安邦彦叛军，斩杀18000人。后明军分兵5路，杀入土司腹地，俘虏元凶伪大梁皇帝奢崇明，和他的宰相菜金贵，妃子，将军等1000多人。土司叛军遭到重创，假意求和，明军急欲北上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就在返回途中，叛军就在山涧伏击了明军。明军震怒立刻回师，在汪家冲，宅吉屯，织金等会战接连大胜。天启5年6月，安邦彦勾结各地土司和越南联合进攻，10倍于当面明军，但是明军忠勇将士以决死之心与叛乱军决战，大破50000叛乱军。其后叛乱军转入利用西南山区的游击战，最终在崇祯2年9月，明军全歼残匪数万人，斩杀安邦彦。平定了西南土司妄图独立的梦想。

中线暴民军：过去以为他们有多神勇，后来才发现和明军的战绩是败多胜少，而且大败，惨败多，明军还通常是以少胜多。要不是明军一再应为北方告急，急需调动部队过去，姑息宽恕他们。他们就是实力再大100%，也不是明军的对手。1627年突然发生的大破坏，如同一个迷，旱灾使帝国的西部，变成了传说中的魔界，大批大批的人们静静的死去了，成为荒漠的世界。日落的余辉下变成荒漠的农田上风沙四起，令人不寒而栗。澄阳县一个叫王二的人带着几百名走投无路的饥民，杀死了知县，后逃入山中，大暴动开始.但是在曹将军带领下不到10000明军一路追着比他们多10倍的100000多暴民军狂打，从陕西到甘肃，从甘肃到陕西到山西。 崇祯5年明军调集京军，川军，河南兵，盐兵，毛葫芦兵，营兵，土兵共30000人把比他们多6，7倍的暴民军包围，里面有闯王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大天王，八大王，八金龙，老回回等几乎所有头面人物十几万造反大军彻底包围在太行山与黄河交界的绳池渡。造反大军无路可退，就以假投降欺骗了明军，走出包围后继续叛乱。暴民所过之处，把骡马裹带一空，连家属妇女也乘骡马。

遇到明军，以小股骑兵引诱到伏击地点，再以大队暴民围攻。用重金广布谍报，监视明军动向，攻城时，先派入内应，内外夹击，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暴民骑乘骡马动辄百里，明军步兵无法追击。

1634年崇祯7年,几经战斗，陈奇榆终于在一个四处绝壁的峡谷，车厢峡把李自成部36000人，死死包围住。只要从绝壁上面往下仍火石，发射弓箭，或者干脆不动困死对方就可以了。可是在这个生死一瞬之间的时刻，李自成主动向陈奇榆提出愿意投降，回家种地。而陈奇榆也就偏听偏信，还就当真了。结果李自成走出险境之后杀掉了押送官，重新造反了。

此时号称造反大军第一强的闯王高迎祥从陕西进入河南，在汝宁与张献忠等人会师，30万大军，连军营百余里。卢象升部下大将祖宽亲自带领2万关宁军突然发动突袭，接连于11月15日，20日，26日连续击败30万造反大军。1636年崇祯9年正月，卢象升带领祖宽，祖大乐，罗岱部关宁军救援被闯王高迎祥围攻的安徽潞州，高迎祥，张献忠汇合各路暴民连营百里，昼夜攻城。关宁军赶到后击破暴民大营大获全胜，一路追杀到河南的七顶山。重创第一强的闯王高迎祥精锐骑兵。随后开始追击败退的暴民，向河南与湖北交界的大山赶去。

在陕西的洪承畴带领的2万秦军，川军也把10多万暴民。向这边赶，准备聚歼暴民于山中。就在这个关键时刻6月满清军队突破长城喜峰口杀入北京近郊，崇祯皇帝急忙命令卢象升带领关宁军祖宽，祖大乐，李重镇部，火速开往北京抵御满清军队入侵。8月满清军队退回关外，为了北京的安全崇祯皇帝任命卢象升为宣大总督，保卫长城。

7月从陕西传来了另人振奋的消息，3月刚刚上任的陕西巡抚，文武双全的山西进士孙传庭仅仅带领3000秦军防守西安，而闯王高迎祥率领数十万暴民铺天盖地的前来攻打

孙传庭不仅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周密部署，在闯王高迎祥的毕经之路黑水峪，天才的利用高迎祥的麻毗大意，以少量兵力利用地形设下伏兵。经过4天激战，几乎全歼

闯王高迎祥的中军数万军队，活捉闯王高迎祥及所部高级将领。并且于9月将高迎祥押往北京在紫禁城午门向崇祯皇帝献俘。崇祯皇帝碟杀高迎祥于午门。

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明军几千打败暴民军几万的战斗到处都是，到了1641，42年，明军财政应为上面的原因彻底崩溃，主力在辽东覆没，关内只剩下了新兵，老弱，暴民军才占有上风，可是败仗，惨胜也是很多的。最后就是重要的北线了：这个对手的实力相当不错，他集合了远东各个处于蛮荒时代的民族以及蒙古族，拥有机动，射箭，格斗的优势，应为他拥有天然的优质兵员。但是他最强的还在于头脑，满族是中国少数民族里面头脑最好的，皇太极则是中国少数民族首领中最具有头脑的人物。他们擅长诱降，内奸，联合，分化，重用投降被俘的汉人。

先说诱降这个是很重要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东北第2次大决战，辽沈战役中的沈阳战役中诱使城里的蒙古人打开城门，使他们攻占了这个防御上固若金汤的重镇。

东北第3次大决战，广宁战役，他们买通了明军一个总兵孙得功，在沙岭野战中，后金铁骑无法攻破3万明军组成的军阵，就是这个孙得功在双方正在激战中的时候，带领自己的部下，向后逃跑，敞开了明军侧面放敌军过来，并且大呼打败了，打败了。造成了明军士气动摇，以为前边真的败了，开始后退。被后金铁骑追杀，全军覆没。他逃到广宁城后，关闭了火药库，四处放火捣乱，最后打开城门放后金进城，直接造成了整个战役的失败。

随后的宁远，宁锦战役，明军虽然取胜，但是,这也是由于当时明朝那个军事天才--袁崇焕在指挥着,后来崇焕被杀(当时真不知道崇祯他老人家是怎么想的,至尽仍然没想明白)后的松锦决战中由于统帅的优柔寡断和王扑这个总兵的胆小怕死导致了战役的失败。其实在战斗中清军并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是明军占有优势，但是王扑的不服从命令，擅自逃跑，葬送了整个战役，和明军最后的主力部队。

清军入关后，在和明军的战斗中虽然开始还有优势，到了1647年以后满洲军实际上就已经没有战斗力了，或者说战斗力大幅度下降了。征战的主力是投降，收编的前明军，如汉军8旗，绿军等。所以在满清征服中国的战斗中，更多的是前明军打现明军。

肯定有人不服气，那就看看8旗军在关内战场的糟糕的表现吧。1651年明军取得靖州大捷，重创沈永忠的20000满汉军，桂林大捷，在城外野战中歼灭数千骑兵，冲入城里杀死王爷孔有德。衡阳大捷，杀死包括皇孙尼堪在内的5000名8旗军。年海澄战役大破平南将军的满汉大军。镇江之战，用万余步兵大败7500骑兵[还有7500步兵支援]。厦门战役全歼固山额真，平南将军的30000清军。。。。。。。。而真正打败南明的是前任明军，而不是什么满洲军，如果说满洲8旗军还有战斗力的话，那也是索伦，锡箔，巴而虎，达翰儿等各族加入组成的伊彻满洲。最牛的要属300年明朝的海军

无论内战，还是越南，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全不在话下。

经典之战：与荷兰的料罗湾海战，与日本水鬼大名的露梁海战，与荷兰的彭湖海战，与葡萄牙，日本海盗的九山大洋海战，与越南的小黄江大战，与清朝的厦门海战。这些个经典之作，以后一定会被拍成大片地。(强烈希望中,至少拍出来比那些什么黄金甲之类的要好看多了)到了明朝的最后时刻，明军依然可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败2000荷兰军，跨海收复台湾。以1万只有木棍，长矛，大刀的部队在云南打败拥有战象的10万缅甸军队，在一个遥远的山区大败平西王的满汉大军。那怕明朝最后的皇帝已经去世12年，明军依然可以在1674年收复被清军勾结荷兰一起占领，又要送给荷兰的彭湖。他们一直在保卫着中国。

看看明朝战史，你会发现明军无论多么惨，多么危机，都决不用女人换取和平，决不割地赔款。哪怕如暴民军大军压城，哪怕如瓦刺大军围攻首都，哪怕如皇帝不幸被俘。。。都决不认输。明朝的皇帝有好的，有爱玩的，有荒谬的，但是没有软骨头的。你看如崇祯皇帝天子殉国，你看如正统被俘却决不求饶，你看如隆武战死沙场，你看如绍武被俘，绝食自杀。但从没看见他们和外族签定过一个卖国条约!正气明朝。明朝军队的单个战绩在世界上不是最好的，但是明朝确实古代世界上所有过百年的帝国唯一没有签定任何不平等条约的，唯一从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哪怕是暂时的。明军是世界上在国家基本亡国后，抵抗时间最久的。他们坚持抗战38年。

作者:[东方神龙] 分类:[军事] 时间:[09:23:57] | 评论(1)

中国特种部队的野战生存手册曾让苏联克格勃咂舌不已
2007-05-28
1965年，即将戴上克格勃主席乌纱帽的安德罗波夫随苏共代表团访问北京。在周恩来为苏联客人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们大开眼界：蚕蛹、蛇、乌龟甚至蝗虫都能作为食物。安德罗波夫实在是忍不住了，对一旁的部长会议主席助理悄声细语：“我觉得这像是在警告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者将吞下一切。”
读者或许会哑然失笑。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不经意的手势、随口说出的话，甚至盘中的菜肴，似乎都具有特殊含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流毒，严重影响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苏联分崩离析止，贯穿两国关系的无非是下列问题：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谁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谁会领导全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

由于两国间的矛盾和斗争，苏共中央要求克格勃在中国布下一张无处不在的情报网，加强间谍工作。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更是放出话来，最先成功招募到中国间谍的人将获得勋章。

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刺探并揭露北京反对苏联、“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成为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任务，因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敌视苏联”。

不放过任何情报

遵循苏共中央的指示，上世纪70年代，克格勃发展了苏联情报学说。其中包括：“由于核战争突然爆发的可能性增加，情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预防国家遭遇闪电袭击。因此，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应当完成如下主要任务：在政治军事领域及时刺探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集团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阴谋；秘密将一些熟知敌国重要机密的人士、新式武器模型、先进技术等送回苏联。”谈到最后一条，不禁让人忆起在华情报人员曾采取的一次行动，它得到了莫斯科的嘉许，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竟然与“吃”有关。

参与行动的人员回忆：“曾当过特警的中国人向我们透露，他们有一本野外生存教科书，莫斯科要求我们设法搞到它，我们便派间谍潜入一所军营，趁乱将书偷回。此书是内部出版物，上面还有五角星保密符号。我国特种部队也有类似手册，但主要是写如何在地面觅食，而中国人则偏重于地下。这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地面上很可能一无所有，而地下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书中介绍了不同地形、季节的觅食方法。记得书中有一节专门介绍石髓，它是经过时间和土地综合作用的鸟粪，虽算不上美味，却非常健康。鸟不只生活在深山中，它们随处可见，因此处处都有石髓，此书教人在不同的地方寻找石髓。它是绝好的抗菌物质，能够提高肌体活性。书中还有昆虫篇和草类篇等。蚂蚁一章教人将一根空心木头放在蚁窝旁，点燃一头，蚂蚁们便会倾巢涌入，奔向出口，它们在逃生过程中被烧死，掉入早已备好的杯中，即成美食……”

此书被寄回莫斯科后，据说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一次，为防偷渡者诈降，克格勃调查人员曾在原始森林中步行了15公里，以寻找偷渡者丢弃的烟头。一名特工回忆道：“这比在干草堆里找绣花针还难。我们找到了许多烟头，可是，谁会在边防部队驻扎区抽烟呢？只有边防军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总算找到了那个中国烟头，因为苏联边防军是不抽中国烟的。另有一次，我们让一名中国偷渡者协助训练，我们跟随他步行了近50公里，一路上他什么都吃：刺猬、蛇、小蠹虫、蘑菇、树根、草……有一次，这个中国人当着我们的面咽下了一条软体爬虫，同行的苏军哨所负责人的喉咙发出奇怪的声音。后来他承认，他是在努力抑制呕吐的冲动。”

中国是“主要敌人”

情报学说出台了，工作也展开了，但中苏关系反而日益恶化。于是，围绕是否将中国“升格”为“头号敌人”的问题，苏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此前，这顶帽子一直是戴在美国头上的。最终，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苏共中央决定仍将它排在美国之后，定义为“主要敌人”。同时，中央决定加强对这个“主要敌人”的情报工作，增加了负责中国事务特工的数量。

1976年，米哈伊尔·图尔恰克成为苏联驻华间谍头目，苏联驻华情报机构步入鼎盛时期，他们向国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安德罗波夫本人也非常重视对华情报工作。他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曾亲自接见过图尔恰克。

多年以后，图尔恰克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次会面。他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后者放下手中的公务，迫不及待地问道：“快坐下，讲讲你对中国的印象，你在那里待了半年啊……”

图尔恰克回答说，他害怕占用总书记的宝贵时间。安德罗波夫笑着说：“开始吧，对于中国而言，花这么多时间是值得的……”他们足足谈了4个小时。图尔恰克写道：“安德罗波夫对我在中国的观感、印象以及如何解开中苏矛盾死结的看法非常感兴趣。”

1991年9月，克格勃负责情报事务的舍巴尔申向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巴卡京递交了一份关于中苏关系的分析材料，文中介绍了北京对俄罗斯所发生事件的看法，并分析了两国关系的未来。这份观点明确、论据翔实的报告却被退了回来。批示是：“主席意见：请将文章写得更精炼一些，把中国写得友好些。他认为，中国会支持苏共，要把这点加进去。”舍巴尔申马上开始张罗此事，寻找中国将支持苏共的有关材料，然而，他们一无所获，只好向巴卡京汇报说，情报部门无法用事实佐证他的观点。

舍巴尔申后来写道：“北京对苏联高层内部争斗的看法相当客观、准确。当然，领导们未必会喜欢，他们希望所有人都拥戴自己，包括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