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定位

Ⅰ 民法总则133条的规定是怎样的

民法总则第133条是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定性或定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Ⅱ 民法典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什么地位

民法典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我国的基本法之一。中国民法的专现代属化作为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促成的产物。

具有其深刻依据，且不可逆转。实现法律的现代化，以现代化的法律促成并维护社会的现代转型，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不归选择。

(2)民法典定位扩展阅读：

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Ⅲ 民法典581条如何理解

《民法典》将“保证合同”放入合同编中，作为有名合同独立成节，从六百八十一条至七百零二条，共二十二个条文。以下我们将从《民法典》与我国现行有效的保证规则比较的视角，对其中变化较大的条文进行梳理与解读。

保证合同从属性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二条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关于担保合同的从属性，新旧条文在明确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方面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但书条款。旧条文规定的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而新条文中删去了这一当事人可意思自治的范围，直接明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结合2019年《九民会纪要》的法律精神，担保合同的从属性可以理解为：

1.除了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开立的独立保函外，其他主体开具的独立保函一律不具有独立性。

2.从属性表现在——从债权的产生、效力、范围与强度都不能超出主债权。如担保合同中约定的担保债权范围、违约责任、履行期间等，均应严格按照主债务范围进行界定，超出主债务的任何约定都是无效的；据此，一直争议的主债务人破产时，根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在破产受理日债权人对主债务人的债务停止计息，而对保证人是否仍应计息的争议，即应盖棺定论。根据上述从属性担保与独立保函的区分理论，我们认为如果非独立保证，应当停止计息。而如果是独立保函，则不应受主债务范围的影响，其担保的债务范围可能会超出主债务。

由此可见，《民法典》与《九民会纪要》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将担保的根本属性定位为从属性，从而有效规范民商事活动中部分担保权人利用主体优势地位随意约定独立担保形式、扩大担保责任范围等违背立法本意的行为。

Ⅳ 请结合社会生活实际谈谈对民法典的认识

民法典对人的看法，发生了相当重大的改变。

民法典总则编第二条，“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就跟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不同。《民法通则》的相应规定，是把财产关系放在人身关系的前边。当时对人的定位，主要是期待人能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而当我们来到21世纪第二和第三个十年的交汇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内容，已经从吃饱穿暖变成了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我们首先是把人定位为推动实现自身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主体，然后才是实现其他发展目标的主体。
与此相呼应，民法典在编排体例上一个重大的创新，那就是我们有了独立成编的人格权编。这就是在集中表达民法典对人的看法，只有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人才有可能成为推动实现自身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主体。包括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间，还有自甘风险的规定，这就是鼓励人们去进行探索创新，甚至合理范围内的冒险。民法典希望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生机勃勃的生命，这就是民法典对人的看法。

Ⅳ 民法典与我国宪法的关系

宪法是母法，民法典应该是子法。

Ⅵ 民法典在边疆地区的实施可能存在哪些特殊问题

（一）存在较多的制度缺失
“作为法典起草的基本方针，是制定一部简明的法典还是一部详细的法典，一部抽象的法典还是一部具体的法典，这是困扰法典起草者的大问题。”就此问题，在我国民法典编纂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定位为民事基本法，总体上比较抽象原则，具体的问题留给司法解释和学说。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法典编纂应当强调法典中心主义，尽可能发挥其规范作用，避免失去其私法一般法的地位。虽然哪一种观点更有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但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民法典编纂的最初目的就是要实现法典中心主义，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注重民法典作为私法一般法的地位，其应当规定民法的基本内容。如果《民法典》过多地依赖司法解释和民事特别法，就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法典中心主义的要求。
从法典中心主义和民事立法体系化的要求出发，我们的民法典应当“最大范围内尽可能地就所有的民事事项作出规范”，就私法关系“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比较遗憾的是，我国《民法典》在诸多问题上并没有做出规定，从而导致较多的制度缺失。当然，就制度和规则的缺失与否的确定，学者之间也难以取得共识。笔者依据自己对于《民法典》制度和社会生活实践的理解，认为，目前的《民法典》存在如下制度缺失，必须强调的是，这一认识也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具体来说，笔者所认为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
1、第一章“基本规定”。本章第10条就民法的法源作出了规定，改变了《民法通则》第6条以“政策”作为法源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仅规定了法律和习惯（实际上应为习惯法）是民法的法源，但是，没有明确如果没有习惯，法官依据何种法律渊源（如法理）进行裁判。另外，本章对于法律解释规则没有做出规定，这就无法有效地指引和规范法官的裁判行为。
2、第二章“自然人”。本章对于自然人的规定，存在若干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一是没有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不同意或不追认时的救济措施（参见台湾地区“民法”第 15-2 条第4款），法律上应当确立申请法院的同意或追认以代替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认的制度，否则，无法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二是本章也没有规定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这会给实践带来困扰。三是没有明确遗嘱监护中父母双方指定的人不同时，如何遗嘱监护人的确定规则（如以后死亡的父母一方的指定为准，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776条第2款）。四是没有规定委托监护制度，无法有效回应我国存在大量留守儿童等社会现实。四是没有规定监护人有正当理由时的辞任制度（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889条、《瑞士民法典》第383条、《日本民法典》第844条），这不利于平衡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利益。五是缺失了监护监督人制度（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792条和第1799条、《日本民法典》第848条和第849条、《法国民法典》第420条），这就无法回应现实中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滥用监护权的现象。六是缺失了财产代管人制作财产清册的规则（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48条、《韩国民法典》第24条），这可能不利于预防纠纷的发生，也不利于防止财产代管人滥用权利的行为。
3、第三章“法人”。本章的制度缺失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没有规定社团罚的规则。社团罚,是指针对违反社团章程或做出其他违背社团利益行为的成员的纪律措施。目前我国法律缺乏对社团罚的规范，造成了法律空白。二是没有对捐助法人章程记载事项的要求。章程对于捐助法人具有特殊的意义。比较法上往往都对章程应记载的事项作出了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81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6条、《日本民法典》第37条和第39条）。法律上应当特别强调章程的记载事项（如捐助法人的名称、特定目的、财产和符合法律要求的组织机构设置）。三是业主团体的地位不明确。随着我国民众居住方式的改变，业主团体（而非业主委员会）成为社会中重要的组织，法律应当对其民事主体作出回应。四是公法财团法人制度的缺失。公法人的重要类型是公法财团（如社保基金），如果“特别法人”基本上就是公法人，应当在此一节中规定公法财团。
4、第五章“民事权利”。本章的制度缺失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虽然《民法典》第185条就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保护作出了规定，但是，普通人死亡后其人格利益如何保护还是一个制度上的空白。二是没有规定人格权商品化的规则。在现代商业社会，人格权商品化（包括死者人格要素的商品化）是重要的民事关系，如果民法典不设置人格权法编，就应当在总则中的人格权制度中予以规定。三是缺失了无因管理制度的具体规则。无因管理制度是比较复杂的制度，如果未来民法典分则编不再规范无因管理，而总则部分仅设一条（第121条）对其进行规范，是远远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的。四是缺失了不当得利制度的具体规则。与无因管理制度类似，不当得利制度也包含了诸多的具体规则，如果未来民法典分则编不再规范不当得利制度，仅靠目前总则中的一个条文（第122条），无法有效规范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实现本法第1条确立的“调整民事关系”的立法目的。
5、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本章的制度缺失主要表现为：一是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对于准民事法律行为的准用规则。二是没有明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无效的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台湾地区“民法”第 75条）。三是缺失了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所实施的单方行为无效的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11条、台湾地区“民法”第78条）。四是没有规定真意保留的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16条、《日本民法典》第93条、《韩国民法典》第107条、台湾地区“民法”第86条）。五是没有规定戏谑表示的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18条）。六是缺失了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40条、台湾地区“民法”第112条）。七是没有规定民事法律行为附不法条件、附不能条件、附既成条件的规则（参见《日本民法典》第131条至133条、《韩国民法典》第151条）。八是欠缺附条件和附期限法律行为中当事人应当取得的权益的保护和处分的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60条、《日本民法典》第128条和第129条、《韩国民法典》第148和第149条）。
6、第七章“代理”。本章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一是没有明确代理的适用范围可以扩大到准法律行为的规则。二是没有规定法定代理中的共同代理规则。三是没有规定代理行为瑕疵的认定规则，即原则上就代理人予以确定（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66条、《日本民法典》第101条、台湾地区“民法”第105条）。四是缺失了法定代理中的复代理规则（参见《日本民法典》第106条、《韩国民法典》第122条）。五是没有规范借名实施的法律行为（即经过出名人的允许）和冒名实施的法律行为（即未经出名人的允许），导致无法对社会问题做出有效回应。
7、第八章“民事责任”。本章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一是没有规定自助的规则（参见《德国民法典》第229条和第230条、《瑞士债务法》第52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51条），这不利于民众的自力救济。二是缺失了请求权竞合的一般性规则，目前仅在第186条规定了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对于其他请求权竞合（如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却没有规范。
8、第九章“诉讼时效”和第十章“期间计算”。这两章的制度缺失主要包括：一是没有明确规定基于身份关系而发生的不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94条、《俄罗斯民法典》第208条）。二是没有明确规定夫妻关系是时效中止的事由（参见《法国民法典》第2236条、《意大利民法典》第2941条），这不利于司法实践的统一。三是没有就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规定较长的诉讼时效期间（如10年，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97条），以强化民法的人文关怀。四是没有就期间的自然计算法作出规定。自然计算法，是指依据时间单位以计算时间的方法。我国《民法通则意见》第198条第1款对此作出了规定，遗憾的是，《民法典》第十章基本上是就历法计算法作出的规定，而缺失了自然计算法的规则。
（二）存在一些法律体系化方面的欠缺
民法典编纂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实现民事立法的体系化。民法典编纂中要实现的体系化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形成外在体系。二是形成内在体系。外在体系，是指以一定的逻辑方式对从各种生活事实层面抽象所得的法的概念、制度加以建构的体系；而内在体系，是指反映民法内在论证关联的根本价值取向体系。简言之，外在体系是制度规则体系，而在体系是价值体系。
就推动民法外在体系的形成方面，《民法典》存在如下问题：
1、民法典总则编与分则各编的协调存在一定的问题。《民法典》应当与民法典的各个分编共同组成有机的整体。但是，《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很好地与分则编协调。例如，本法就物权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第116条），还明确了物权的客体（第115条），但这些内容原本属于民法典物权法编的固有内容，总则中的规定难免与未来民法典的物权法编发生重复。再如，就民事法律行为而言，其是否适用、如何适用于未来婚姻家庭法编中的身份行为，《民法典》也没有予以明确。
2、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贯彻不彻底。在外在体系方面，我国立法机关明确了，民法典编纂要采取提取公因式模式，但是，在《民法典》立法中，有时却没有贯彻这一立法技术。例如，在法人制度中，本法采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分类，这就导致无法就各类法人的组织和运行提取共同的规则，因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中既有社团也有财团。整体上，法人制度的规则比较凌乱，这与其没有贯彻提供公因式模式有关。再如，民事权利章中的诸多规定也基本上是对个别权利的宣示，难谓分则编中的共同性规则。
3、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也不明确。例如，《民法典》第184条规定了自愿实施紧急救助的免责规则，但是，这一规则似乎应当似乎无因管理制度（第121条）的组成部分，但本法并没有予以明确。再如，本法第185条确立的保护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规则，应当是自然人人格权制度的组成部分，置于第110条之后比较妥当。
另外，在推动形成民法的内在体系，《民法典》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1、民法基本原则和规则有时存在冲突。例如，《民法典》在第3条的位置特别强调了私权神圣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却与本法第196条中确立的非登记动产的返还求权适用3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则存在内在冲突。在德国法上，其民法典第197条规定非登记动产的返还请求权适用30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通过比较不难看出，本法第196条的规定无法贯彻私权神圣原则。
2、规则之间有时存在冲突。例如，本法在多处明确了监护制度中应当坚持的被监护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第31条、第35条），但是，在第27条和第28条又明确了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应当“按顺序担任监护人”，这并不符合被监护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比较法上的经验来看，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曾在立法中明确了担任监护人的顺序，后来认为这些规定不利于被监护人利益的保护，都在修法时予以废止。再如，《民法典》就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明确了其不可变更，以尊重私法自治；但是，就撤销权的行使却仍然要求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如第147条、第148条、第150条），这又不当地限制了私法自治。
《民法典》之所以会存在体系化上的问题，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一方面，其从实际问题出发，努力回应实践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从体系出发进行规则的拟定和制度的构建。例如，两户制度是从问题出发、从尊重既存事实出发进行的制度设计，而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制度是从体系出发进行的制度设计。但是，两户是属于自然人、法人还是非法人组织，就不甚明确。再如，见义勇为（第183条）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拟定的条文，而无因管理制度（第121条）则是从债法的体系出发所作的规定，目前的规定使得两个规则存在一定的不一致。
我国新颁布的总的来说使得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都趋于完善，代表着我们在法治道路的探索中又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勇于解决，我国的法制建设才会越来越完善。

Ⅶ 民法高利贷怎么定位

一、民法典对高利贷,套路贷的规定

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里面明确规定，违法发放高利贷，将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民法典》出台后，以法律形式在第六百八十条对高利贷明确说“不”，详细规定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

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

二、民间借贷最高院调整年利率上限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规定：废除之前民间借贷利率最高24%的规定，不再设置自愿支付的自然债务36%年利率，调整为民间借贷利率一律不得超过四倍LPR(以最近一期四倍LPR计算即为15.4%)

最新司法解释规定：

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

Ⅷ 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民法提供了社会活动最普遍、最常用、最活跃的法律规范群体，它们构成我国法律体系的基础，也构成我国社会最一般的法律保障。

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部重要的部门法律，其内容博大精深，是万法之基础。

中国民法的现代化作为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促成的产物，具有其深刻依据，且不可逆转。实现法律的现代化，以现代化的法律促成并维护社会的现代转型，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不归选择。

“在全球现代化甚嚣尘上的今天，无论我们给出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中国人对民法典的想象和渴望，其本质仍然没有逃离现代化编织的普遍主义的功利罗网。”囿于大陆法系的法治传统，中国民法的现代化必然要以现代化、体系化的成文民法典为载体。

但“自从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各个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现代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传统深厚的文明古国”。中国正是如此。中国民法学者在向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行的步伐中，却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来自民法现代性问题的羁绊，斩不断、理还乱，使他们经常产生壮志难酬的感慨。

(8)民法典定位扩展阅读

所谓民法的体系定位，是指人们对民法在国家整体的法律体系中应发挥作用的基本认识。关于民法的体系如何定位，最重要的是国家治理者对民法基本功能的看法，在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制定工作。

关于民法的体系定位这个问题，法学界的认识存在不足。一些人学习的民法知识源于苏联法学，至今也没有更新。苏联法学认为，民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部门法的地位，只能在指定的狭小范围内发挥有限作用。

这种功能定位的原因是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的人、财、物、供、产、销这些领域受计划支配，民事权利主体被当作劳动力资源，主体意思自治的范围受到限制，而且社会主要财产的支配和流通制度也不由民法规范，甚至婚姻法也不被当作民法。

在这种情况下，民法能够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法学把民法定义为部门法。这种做法以及法学理论与市场经济体制法学完全不同，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法学都是把民法定位为基本法。

苏联法学的这个民法观，不但压缩了民法的作用范围，也损害了民法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使得民法应有的基本内容无法充分展现，在社会需要民法的时候，民法也难以顺利成长。关于民法体系定位的错误认识得不到纠正，民法典编纂工作、我国法律制度整体的发展都会受到很大阻碍。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