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通则立法研究

㈠ 商法怎么学

你好，首先你要明确，目前我国商法存在着这样一个现状：商法的内涵是朦胧的。外延是含糊的。
对于我国立法界目前并没有所谓的商法典。甚至连商法通则（这是目前学界趋势）也没有。而是一些单行法规，法则（比如公司法，破产法）。
商法的学习主要围绕着商法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商主体，商行为。这也将是以后通则虽规定的主要内容。另外就是结合公司法，破产法等。学习具体内容。祝你成功！

㈡ 杨继的发表的法学论文、著作

论文目录：
⒈杨继：商法通则统一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法学，2006⑷
⒉杨继，中国票据法对票据行为无因性规定之得失，比较法研究，2005⑹
⒊杨继，中国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存废，现代法学，2004⑹
⒋杨继，股份公司监事会制度研究，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5
⒌杨继，公司董事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辨，比较法研究，2003⑶
⒍杨继，中国不必创立无限公司制度 – 考查德国商法的启示，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2
⒎杨继，德国法学高等教育的几个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清华教育研究，2002⑵
⒏王保树、杨继，论股份公司控制股东的义务与责任，法学，2002⑵
⒐杨继，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究竟有何区别，社会科学研究，2001⑹
⒑杨继，自由工商营业的宪章 – 德国工商管理法简介，企业与法，2001⑸
10． 从欧洲视角考查德国公司法的发展－基本原则、基本结构、基本规范和基本类型，译著，【德】科尔著，现代法学，2003⑹
著作：
股份公司代表人制度研究 (Das Vertretungssystem der Aktiengesellschaft），德国科瓦奇出版社（Verlag Dr. Kovac),2005
译著：
【德】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法律出版社，2006

㈢ 关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关于商法的地位与商事立法问题，学界历来存在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主张。然一种奇怪的现象是，国内的商法学者多主张民商分立而民法学者多主张民商合一，这其中或许多少带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笔者看来，商法是否独立，商事通则制定是否可行，是一个逻辑性、体系性、科学性的论证过程，也是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没有单独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则，也绝不意味着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与独立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试图撇开感情因素，对这个问题做客观全面的分析与考察。

商事规范与“商事通则”

（一）关于商事规范内容的通说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因为对商或商事关系的界定是构建商法的概念、规则、体系的基础，所以研究商事规范需从对商的认识出发。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界定，“商是指货物、生产品或任何种类的货物之交换。”《韦氏新国际辞典》称“商是指商品交换或买卖行为”。笔者认为这些界定主要是针对古典商业时代而言的，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事的范围和种类已越来越广，越来越多，形成 “无业不商”的局面，商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凡属以营利为目的从事交易的行为，在法律上皆可谓之“商”。按学界通说，现代“商”的具体种类包括：其一，买卖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直接进行财货交易的行为；其二，“辅助商”，指以间接媒介财货交易为目的的营业活动，实际上是辅助固有商营业得以实现的商事行为，如货物运输、仓储、代理、居间、行纪等；其三，虽不具有直接或间接媒介货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为性质与固有商和辅助商有密切联系，为其提供商业条件的营业活动，如融资、信托、加工、承揽、出版等，学者称之为“第三种商”。其四，仅与第三种商有牵连关系的营业活动，如广告宣传、人身与财产保险、餐饮娱乐、旅游服务、信息咨询等，即“第四种商”。现代意义上的商事是指一切营利性主体所从事的一切营利性活动或事业的总称。

在世界各国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着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单独制定商法典，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法国、德国、日本、比利时、韩国等40多个国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下，商法仅是民法的特别法，没有形式意义的商法典，仅以商事单行法和散见于民法及其他部门法、判例中的商法规则为表现形式。考察世界各国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国家中，《德国商法典》分为五编：第一编为商人的身份，下设商人、商业登记簿、商号、经理权和代办权，商业辅助人和商业学徒、代理商、商事居间人七章；第二编为公司和隐名合伙，下设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隐名合伙三章；第三编为商业账簿，下设对所有商人的规定，对资合公司的补充规定、对登记合作社的补充规定、对保险企业的补充规定、私人提出账目委员会及提出账目咨询委员会五章；第四编为商行为，下设一般规定、商业买卖、行纪营业、货运营业、运输代理营业、仓库营业六章；第五编为海商，内容另行刊载。它未涉及任何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的内容，对有限公司、合作社、证券等相关内容也未作规定。《法国商法典》的内容涉及商人、商人会计、商品交易所、居间商、质押和行纪商、商行为的证据、汇票和本票、商业时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采用了总则、公司、商行为及海商四编的体系结构，规定了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的内容，又规定了买卖、交互计算、隐名合伙、居间营业、行纪营业、承揽运送、寄托保险等商行为，但未涉及破产法。《澳门商法典》分为四卷，即经营商业企业之一般规则、合营企业之经营及企业经营之合作、企业外部活动及债权证券。从上述各国（地区）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内容极为庞杂，各国法上规定的内容相差较大，商法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界线，在尚无成熟的立法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谈我国商事通则乃至商法典的制订，似乎为时尚早。

（二）关于商事立法的各种主张以及目前的立法实践

国内学界对于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几种主张：

1.主张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学鹿教授。该种主张主要是基于完善商法体系，保障商法统一以及体现商法独立价值等方面的考虑。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张，而这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传统相悖，欠缺对中国现实的回应，已经为大部分学者所不采。

2.主张制定商事通则，江平、王保树等诸多学者持此主张。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发挥其统率作用，以收纲举目张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质的局限，其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实现商法体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统一市场、统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赞成制定商事通则，认为这样简便可行并可以充分体现商法的特征。[2]但对于商事通则的内容，学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张商事通则应包括商事活动原则、商事权利（包括商业名称、商业信用、商业秘密等）、商事主体以及商事企业的基本形式、关连企业、连锁企业、商业帐薄、商事行为、商业代理（包括内部经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种销售代理，如独家代理等）等内容；[3]也有学者提出商事通则应包括基本原则、商事主体、商事行为与代理、商号、商业登记、商事责任的一般规定、附则等七章，[4]此较前说范围缩小；王保树教授认为，商事通则仅仅是一部关于商事主体一般规则的法律。[5]

3.主张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别法的形式存在，此多为民法学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数商法学者持此主张，比如赵万一教授认为“以民法典为基本法，以一系列单行法为特别法，是我国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选择。”[6]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基于我国的立法传统、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以及立法技术等几个方面的理由，而且现行的体制运行良好，没有必要做大的改动。

商法的内容，通说认为包括组织法和行为法两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体、商业登记、商业账簿、商事代理等内容；后者主要包括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等等。在笔者看来，无论商法的具体范围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义上的内容，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破产法等很难找到共同涉及的内容准则，从而抽象出普遍适用的本质特征及共同规则，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议的商法典，将会是一件极为费时费力的事。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并于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以下简称《深圳商事条例》）。该条例分为8章共65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记，第四章商人的名称与营业转让，第五章商业账簿，第六章商业雇员，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则。这实际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则。自其颁布以来，学界虽有一定的争论，但褒奖者甚众，比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是对我国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务部召开的现代市场流通体制法律框架研讨会上又传出了要抓紧制定商事通则的消息。的确，基于深圳特区在我国的突出地位，其第一个制订商事条例不可能没有轰动效应，但若主张以此为契机，制订全国适用的商事通则，则有诸多需商榷之处。而且从其体系和内容上看，它是将商行为法剥离，而仅以商组织法为基础做出的原则性规定，全文仅有65 条，立法的过于粗线条，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笔者认为是否制定商事通则是一个关乎法律体系和立法技术的问题，需要大量的分析论证，以我国目前的立法传统和理论基础，应以舍弃制定商事通则为宜。

㈣ 民商合一的立法现状及问题

在我国，至今没有颁布民法典，更谈不上商法典。但我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坚定不移地走民法法典化之路，本着制定一部完整、完善的民法典的目标，并且该目标已经被坚持了几十年，目前为止民法典仍在积极的起草过程中。在80年代的时候，国家经济性质还不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实行民法法典化的确是困难重重，因此将制作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的计划作了改变，改为分别制定民法典中的各个部分，那时将这种做法称为“批发零售”，因此1986年只是制定了民法通则。到目前为止我国不仅颁布有民法通则，还颁布有继承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具有提高效率和维护交易安全特点的单行法。这是我国民法和商法获得发展的重要事实。我国的民法和商法虽然均是以单行的形式出现的，但民法的理念原则和基本制度早已融通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制定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法典，已经成为我国民法理论和实务界的共同呼声。
对于我国要不要单独制定商法，现有几种意见：有人主张制定一个独立专门的商法典；有人则主张制定一个类似《民法通则》的《商法通则》，在深圳市便制定了一个《深圳市商事条例》。大多数学者则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必单独制定商法典，他们认为，尽管商事活动有其特殊性，但仍无法回避对民法一般规则的适用，而且另外制定商法典或商法总则，即便不出现与民法典内容重复的现象，也无法避免两者间的矛盾冲突。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建立私法制度时起，民法和商法的界限就是不清楚的(这个时期长期存在的是民法和经济法之争，商法被人们所忽视)。有学者对我国商法制度的状况进行过这样的描述“中国从有大清商律开始，商法的历史至今将近一个世纪。但人们对商法的研究却没有这么长时间。以商法制度支撑的商法研究，由于商法历史在中国的中断，也不得不留下历史的空白。”我国自1980年就开始了所谓的事实交易规则的创制，不过这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商法在我国的存在。我国1980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规定有买卖、仓储、保险等多种交易制度，若视其为商事交易的法律一点也不过分；民法固有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几乎包括了我国民商事立法的所有内容。
在我国，商事领域有三个基本问题仍然是我国立法中相当薄弱的环节：
商事企业制度
我国在商事企业应如何分类，商事企业种类要不要采取法定主义，以及如何确定有限合伙、无限公司、法人独资公司、连锁店等企业新形态的法律地位等问题上存在较多争议。
商事代理制度
经理的权限问题非常重要，对各类企业组织形式中作为全权代理人的经理的权限的确定；对经理的越权行为的效力的认定，以及能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等问题的规定还有待完善。
商事人格权问题
在我国，商业信用的价值认定及其保护机制、商业秘密的界定与保护商业注册问题等问题，在立法上均缺乏行之有效的规范。

㈤ 近代民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包括哪些跪求！！！

当前民事立法过程中涉及的指导思想 现在我国民事立法涉及到的指导思想的混乱表现在以下五 个方面：
1、英美法体系与大陆法体系的冲突问题。我国属大陆法 体系，近似于德国，但有我们的特点。一些单行法如证券、金融、 信托、期货等采英美法特别是美国模式。这样，存在一个两大法 系适当融合的问题。比如合同法，合同法属英美法模式，但在 《合同法》草案中却规定了只有大陆法系中才有的分则(有名合 同)。再如信托法，英美法上存在双重所有权制度，在大陆法系 不承认双重所有权，因此制定《信托法》必须解决这一问题。现 采用把受益人的权利定义为撤销权而不是追索权，很好地解决 了这个问题。还有《经纪人法》也存在英美法中的经纪人相当于 大陆法中的什么人的问题，大陆法中存在代理、居间、行纪，现在 没有在理论上解决好就急于立法，必然造成混乱。
2，管理本位还是权利本位的问题。民事立法调整平等主 —体之间的关系，主要部分应是权利——意思自治，当然也存在一 些行政管理成份。《合同法》(草案)将工商行政机关对合同的管 理去掉，适应了世界潮流，将两者结合的比较好。我们制定《土 地法》而不是《土地管理法》就在于强调调整平等关系、保护土地 权利人利益为主。《城镇房地产交易管理法》则偏重于管理。现 在存在一种各部委争相立法，使平等交易关系变成纵向关系控 制下的横向关系是很危险的。比如内贸部《工业产品生产资料 管理条例》。当然，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行政管理，比如体改委正 在草拟的《国家订货管理条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3．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问题。《民法通则》存在任 意性规范，如所有权的转移自交付时起算，但当事人有约定的除 外。但在民事立法中不见得完全是任意性。现在遇到的一个问 题是“法律没有禁止的是否是合法的”。我认为，主体立法应区 别与行为(合同等)立法，在主体立法中，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就 不能设立，比如《公司法》没有规定法人独资公司、无限责任公司 等就不能设立；在行为立法中，一般法律没有规定的，只有当事 人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成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在合同法领 域，并不见得越细越好，太细，当事人没有意思自治的空间，完全 变成了国家意思。合同应该既体现个人意思，又体现国家意思。
4．民法和商法的关系问题。权且不谈在理论上的争执，在 法律文体和实践中已出现了民商法的概念。法律出版社有关文 选，已有了商法的划分。应当承认民法和商法存在一定的差别， 关键在立法中怎样体现。现在不必争论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 立，或者是否要制定一部商法通则，而是解决诸如商品、商誉、商 业秘密、账簿、商事代理、连锁店等一些基本问题怎么样规定。 要不要搞一个总则性的商法规则，还是都搞单行立法。如果不 思考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就会出现立法空隙。《民法通则》规范 的主要不是经营性主体，作为经营性主体怎么办?需要通过进 一步的立法来弥补和完善。
5.主体法与行为法的关系问题。单行立法可分为主体立 法和行为立法(并不绝对)。立法中存在一个问题，有的作为主 体立法，有的作为行为立法，但有的既有行为又有主体，怎么样 处理。如合伙，《民法通则》最初相将合伙作为主体单列一章，但 理论准备不足，后来个人合伙并入公民一章中，法人合伙(联营) 放入法人一章中。现在制订的《合伙企业法》也存在主体与行为 的冲突问题。《经纪人法》、《证券法》、《期货法》、《信托法》也存 在这个问题。
参考内容

㈥ 关于我国民法通则适用于商法,相当于商法通则

你说的是民来法分自立的情形。但要注意在构建我国的民商立法体系时，我们既没有模仿传统的民商分立体制，也没有一概借鉴传统的民商合一体制。我们的立法思路：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私法体系，应当以民法作为基本私法，以具有部门法性质的单行民法、单行商法作为主干，以众多的民事、商事特别法作为辅助而构建。所以民法通则也适用于商法。

㈦ 近代民法的概念和商法的地位分别是什么

• 近代民法的概念

近代民法，是规定并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间、法人间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民法既包括形式上的民法（即民法典），也包括单行的民事法律和其他法律、法规中的民事法律规范。民法一词既可以指民法典，也可以指民法部门，包括《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婚姻法》等法律。

• 商法的地位：

首先，主张民商分立的。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也是与国际化接轨的必然要求。
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分别各自调整社会关系中平等主体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
首先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众所周之，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意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摸索中前进的。从马克思列宁主意的基本理论来看，市场经济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且也是资本主义典型特征之一。在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中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并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实践证明，虽然现在深度的问题还没有浮现，矛盾也未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确是大有帮助的。因此这一制度势必要长期存在和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势必需要统一成型的法律去规范，例如《商事通则》，以应对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新中国成立至今只有六十几年的时间，立法历史同世界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短暂。以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民法典为例。德国《民法典》从制定到施行经历了百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尚无法建立统一的民法典。
不得不说，我国的商事立法已经与社会经济发展脱节了。意图通过制定民法
典解决商法和商法总则欠缺的问题并不可行。事实上，起草中的民法典不可能囊括商法总则的内容，更不可能包括商法分则中庞杂的全部内容。由于自身性质的局限，民法的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形成“私法一元化”的局面，而司法一元化是我国某些学者所追求的理念，在此我不敢苟同。
民法（尤其是亲属篇等）有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和伦理色彩，而民族和伦理都有着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社会现实，换言之，每个国家的民族和伦理都具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性。如果不顾及民法自身的属性,让民法典涵盖了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那就势必造成民法的异化,使民法典变得不伦不类。据此,解决单行商事法律缺少总则统率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民法,必须靠商法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再次，就我国商事立法的现状分析，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分别管理,加之国内市场的多头管理,导致政出多门，立法多杂，与统一市场、统一规制的市场经济的法制要求极不适应。同时由于商事立法缺少系统性和前瞻性，致使商事法律、法规杂乱无章，缺乏统率，不成体系。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虽然有灵活、务实、简便等优点,但由于缺乏总则的统率,难收纲举目张之效,使单行商事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内在应有的体系,这显然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制,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规则的统一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如果不妥善解决，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是极其不利的。接着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民商分立这一问题。
世界本是分隔的，由于经济的一体化而使世界连在了一起。因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商法内容上的国际化和统一化趋势是当今商法立法的必然走向，法国的童克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一趋势，他指出，商法的国际性“可能带来根本的变革，对此我们应有所准备”。
民法在国家中受到民族习惯和伦理的局限性，当今世界的变更速度比较快，而且所衍生出来的民法和商法范畴的问题也比较多，所以当今民商法立法趋势是越来越细致，而且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商法属于特别法，其中所规定的法律范畴的局限性很强，比较符合立法细致化趋向，如果民商合一，因为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必然导致商法的不健全或者无法健全。
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商务贸易中不仅需要精通国际私法，同时本国内也应当制定统一的，规范国内商事主体的法律，里应外合，才是我国今后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
我国应当制定统一的独立于民法之外的《商法典》。但是，民商分立也是有弊端的。比如究竟哪些主体可以归结为商事主体，在民法和商法冲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还有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等等。
因此，建立类似民法通则的《商法通则》，才是解决商法统一，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立法实践的最佳途径。在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体制下制定《商法通则》，既可矫正追求形式商法主义的偏颇，又可实现商法体系的完善，同时又不根本性地改变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等到时机成熟，再将这些单行法律法规纳入《商法典》之中，达到商法独立统一之目的。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繁荣，国家才能昌盛，法制才能完善，人民才能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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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货币简史(从货币的起源到货币的未来)

作者：苗延波

出版社：人民日报

出版年份：2018-04-01

页数：377

内容简介：

苗延波著的《货币简史(从货币的起源到货币的未来)》以宽广的视野，流畅、丰富而又饱含激情的文笔，向人们展示了5000年以来人类在使用、发行和管理货币的道路上走过的波澜壮阔、艰难曲折、史诗般的发展历程。整部作品纵横数千年，气势恢宏，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可读性强。内容涉及金融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是一部难得的集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于一体的金融学着作。

作者简介：

苗延波，1963月6月出生于上海市。著名商法学专家。自2001年以来先后出版过《外国民商经济法选粹》(合著)、《刑法学》、《中国商法体系研究》、《商法通则立法研究》、《中国民法体系研究；、《郭沫若的学术人生》、《苗延波法学文集》、《公司的历程》、《华夏商路》、《中国法制史》等多部学术专著。在中外学术期刊和出版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研究方向为民法学、商法学、中外法律文化。

㈨ 商事行为的我国商行为立法模式的理论评价及可行选择

(一)民法现代化与民商合一商行为立法模式
近代民法源于古罗马市民法，而近代商法则滥觞于中世纪商人法。因此，二者产生的时代和场域不同，之间的区别也较为明显。然而，随着民法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种泾渭分明的格局被打破。民法的现代化其实就是民法的商法化，其根源在于民事社会的商事化。为了因应发展了的社会关系，民法从近代开始就逐渐吸收商法的规则，以更好地发挥对发展了的民事交易的规范作用。比如，缔约过失本来起源于商事交易，因为商人在缔约过程中有交易成本的付出和机会利益的期望，而对于民事人而言，这些成本和利益可以忽略不计。但问题是，民法很早将该制度整合进民法典中并加以明确规定，后来的商事交易反过来还要“借用”民法的规定。近代以来民商分立立法模式国家之所以改采民商合一立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民法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民法商法化的主要发生领域就是契约关系，因此，有学者预言，在现代社会，几乎不再有什么规定对商事债与民事债区别对待。各国的债法往往会采用与商事法共同的原理，共同规范交易活动，其有关规定也多体现营利思想。这也就是瑞士将商法的内容统合进债法的主要原因。
民法商法化使得发展后的民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商事交易，而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采行，使得商事交易规则被纳入民法典中进行规范。但民法的商法化并不是在否定民法的独立性，而是说民法受到了商法更多的影响，而显示出与时俱进的状态。日本学者将民法的商法化形象地理解为“民商法在移动其界限的同时也继续共存”。商法规范放入民法典中依然属于商法规范，并不仅因为其所处法典位置而影响其性质。
近代以来，商事行为规则一方面有融入民法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却也有远离民事行为的倾向，比如，商自然人可以适用作为意思表示的法律行为，但到了公司那里，商事交易基本上表现为一种程序化交易，公司与合伙主要由代表人从事活动，那么传统的意思表示是否还能解释公司从事的交易行为也值得反思。
(二)割裂民商关系的民商分立商行为立法模式
关于民商分立立法模式，主要分为绝对意义上的民商分立模式和相对意义上的民商分立模式。前者主要指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后者是指在民法典之外，不制定商法典，但制定单行的调整商事关系的基础性和原则性规则，这个单行规则加上其它如公司法、票据法等单行部门法，共同构筑商事法律体系。
绝对意义上的民商分立国家，商事纠纷依然离不开民事规范的支持。在德国，“商法规范在解决案例中很少单独适用，而往往是和民法规范的所有原则相结合的。”在日本，关于营业转让，商法典几乎没有规定该种合同的内容，而只是规定了转让人的债务承继方面的问题，即受让人继续使用转让人的商号时，即使是该营业发生的债务受让人不继受的情形，受让人也要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这就是一种民法和商法之间通过配合来对商事交易进行规范的表现。因为，关于营业转让的合同订立及其内容等问题，就可以适用民法中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但关于债务继承这个特殊问题，可以在商法中进行规定。所以，即使在有商法典的国家。
相对意义上的民商分立是我国学者的独创。其做法就是借鉴《民法通则》的经验，制定调整商事关系的共同性规则，即“商法通则”。但“商法通则”的颁布能否解决商事关系包括商行为的适用问题，值得怀疑。关于商事行为，商法通则的规定肯定会较为原则，缺乏更为具体的操作规则，对某些特定商事行为的适用必然会依赖民法关于相似民事行为的规定。比如我国已有的一般性商事法规文本《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在第5条第3款规定了商行为：“本条例所称商行为，是指商人从事的生产经营、商品批发及零售、科技开发和为他人提供咨询及其它服务的行为。”这种笼统和抽象的立法规定对法院解决商事纠纷可以说没有任何帮助，法官最后还是要比照民法来进行定性，然后寻找其特殊的规定，加以适用。从某种角度而言，由于“商法通则”的原则性立法使得商事行为缺乏适用的前提，同时又要借助于民法关于民事行为的有关规定，反而会助长司法界的“商法无用论”情绪。
纵观各国的立法历史和现状，民商分立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为了立法的简约和技术衔接，商法往往将其与民法之间的交叉规定放在民法里，自己只规定不同于民法的特殊性问题。比如《德国商法典》关于买卖只有寥寥9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民法关于买卖的规定，使得商事买卖关系以适用民事买卖规则为前提。因此，我们不应该关注商法规则放在哪里，而是要关注哪些是商法规则，即使它们被“放进了”民法典里。不仅要知道哪些商法规则被放入民法典之中，而且还要知道有些已经被商法化了的“民法规则”其实也就是商法规则。
(三)“有合有分”的商事行为立法模式是未来的可行选择
基于民法商法化和立法技术等一些现实原因，商事行为和民事行为制度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向，民法和商法之间的对立也逐渐淡化。德国有学者甚至认为商法的内容在本质上和民法没有不同。但是，商事行为要被完全纳入到民法之中似乎也难以实现。日本目前正值民法典修订阶段，有民法学者考虑乘此良机将商事行为纳入到民法典之中。但国内学者的讨论结果是：即使有一些商事行为可以被纳入民法典中，但如批发商、中介商、运输商等作为经营活动的交易类型，还是不可能纳入民法来进行规定。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近十数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基于融资而产生的资本证券化、金融商品交易、连动性债权等现代资本交易行为在商事行为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强，这些行为与传统的民事行为甚至商事行为之间的差异巨大。虽然这些行为的基础依然是买卖契约，但是，与传统买卖契约比较起来，却具有两个与众不同之处：一是这些交易的风险过大，对于其技术要求也甚高；二是投资者众多，远远超越了传统民事交易和商事交易的“一对一”交易方式。这就使得在该领域出现了新的规范观念：一是行政管制的经济法因素进入；二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社会法理念产生。这些交易虽然在本质上与民事买卖契约没有不同，但由于例外规则越来越多，以至于人们已经忽视了它们的买卖契约基础，这时就没有必要将其统合入传统的民事契约规则中来。
对于民商关系不能仅停留在描述性关系之上，既不能简单地认为二者高度同一，也不得简单地认为二者高度不同。交易的本质是相同的，这并不因为民事交易和商事交易而有所差别，只是在本质相同的交易基础上处理方法往往出现差别。关于商法和民法的关系，有学者将其比作寄居蟹与空螺壳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既有共享的空间，相互的利用，看似一体，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个体。”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可以作为我国未来推行“有分有合”即下文所讨论的“多元化立法模式”合理性的一个注脚。在商事行为立法方面实行“有合有分”的民商立法体例，即民法典与单行法并列制，不仅不会消弱商法的独立性，反而能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商法和民法的关系，从实质上而非形式上构建现代商法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