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刑法

❶ 古代流放的犯人可以偷偷逃跑吗

这都不用说，在流放过程中偷偷逃跑肯定是不行的呀。

一般情况下来说，被发往边疆或是被流放的囚犯们，大多都是自己或者因为自己的家人犯了大事，所以才被流放。

而就算这个人成功逃跑，这个消息一旦被传回京城，那么他的全家人都将受到连坐惩罚，或许当他侥幸回到京城的时候，家族中也恐怕只剩下他一人了吧。

这样想想，与其尝试逃跑，不如安安心心地表现乖巧，说不定哪天家人就打通了上下，亦或是遇上朝廷大赦，被流放的犯人们，也终能得到解脱。

❷ 古代辽国的刑罚到底有多么残暴，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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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惧死

董仲舒曾云：“阳为德，阴为刑。阳常居大夏，而生养育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於虚空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可见严酷的刑法并不能达到“畏则不敢而德以成”的效果。

辽国到了景宗和圣宗一代，刑法已经做了人性化的修改，恢复钟院、慎用重刑、提倡平等、审决冤滞，刑法的温和没有造成犯罪率的飙升

，相反“圣宗时，国无幸民、纲纪修举、吏多奉职、人重犯法”。到了道宗和天祚帝时期，贵族的荒淫、皇帝的无常、用刑的残暴带来的是秩序的崩溃，饶是天祚帝又是杀、又是剐、又是枭，也未能改变帝国江河日下的结局。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救患无策，流于残忍，这一切不过是加快王朝末日的降临罢了。

1125年天祚帝在应州被俘，历经二百零九年的辽国终究画下了句号。

❸ 辽朝的刑法是怎样规定弓箭刑罚的

弓箭是古代战争中常用的武器。如果在非战争时用箭射的方法把人处死，弓箭就成为刑具了。辽代把弓箭作为一种刑具写入法律条文。辽代刑法规定，有一种处死人的方式叫“射鬼箭”，就是乱箭把人射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七年（913）六月，养子涅里思参与叛乱，太祖下令用鬼箭把他射杀。天赞二年（923），太祖讨平叛贼奚胡损，将他擒获，也以射鬼箭处死。天显十二年（937），辽太宗耶律德光在云州北将唐大同军节度判官吴峦射了鬼箭。乾亨二年（980），辽景宗耶律贤驾幸南京（今北京市），将擒获的敌方俘虏也射了鬼箭。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四年（986）五月，辽国俘获了一批宋朝的官吏和百姓；同年十二月，俘虏一批宋朝士兵；统和二十二年（1044）闰九月，辽主亲自南征，俘获了数名宋朝间谍；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十三年（1044）俘获党项族的斥侯，等等，统统以射鬼箭处死。还有，辽穆宗应历七年（957）四月，女巫肖占进献益寿延年的药方，并说煎药时必须用男人的胆汁作配剂，穆宗耶律璟按方服药，几年间为取胆汁杀死许多人。后来，穆宗发觉这是骗人的把戏，就命令逮捕女巫，把她乱箭射死。辽代统治者是游牧出身的少数民族，擅长骑射，因而爱用射箭的方法将人处死，这不奇怪，但在汉民族统治的朝代，乱箭射人的做法依然被采用，如各代在军队出征时取一名死囚犯来“射鬼箭”，作为祭旗的仪式，显然是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

❹ 隐姓埋名娶辽国公主的杨四郎，在现代等于什么罪

有一出很有名的京剧叫《四郎探母》，这出戏本是取自河北梆子剧种，后来移植到了京剧里，京剧里唱老生这个行当的，如果说你不会唱这出《四郎探母》，特别是那个叫小藩的那个高腔的唱段，那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图：罗氏女

所以，杨四郎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构成重婚罪。

❺ 简述宋代刑事法律的主要内容

赵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主要法典《宋刑法》是我国第一部刻板印刷的刑事法典。差误较小。本书主要研究《宋刑法》的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兼论宋代的其他刑事法规，同时还介绍了与宋同时期的辽、金和西夏的刑法制度，以便读者对宋代空上特定历史阶段的刑法制度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了解。
一、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 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社会正统法学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宋初统治集团对此也十分重视，并在实际操作时更加注重“刑辅”这一手，而且，比较强调对一般犯罪的宽恕与轻刑，对谋叛、谋反及贼盗等危害到统治阶级之根本利益的犯罪的严惩不贷。宋朝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代的治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取得了诸多成就。然而，如上所述，由于宋朝从太宗时就开始采取“守内虚外”的国策，[1]以及对地主豪强兼并农民土地采取放任的政策，所以，到宋真宗去世、刘太后主政以及宋仁宗亲政时期，北宋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也开始逐渐暴露，表现为外有辽、西夏等强敌压迫，内有京东王伦、京西张海等的暴乱。同时，国家机构的“三冗”（即冗官、冗吏和冗兵），以及因富者无限占田而出现的百姓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的现象也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统治阶级更为重视立法改革，试图进一步加强法律治理国家的力度。与此同时，自宋代开始，“理学”成为统治阶级思想的主流，它将法律视为维护封建社会正常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辅助儒学教化的手段，但有时，为了镇压“犯上作乱”的民众，还必须施以重刑。为了使法律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理学主张振纲纪、厉风俗，使天下人都能各循其“理”。由于理学将维护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而法又是由“理”产生，为“理”服务的工具，因此，理学同时主张在据罪论刑时，必须以三纲五常为断狱听讼的原则。此外，由于理学严格要求“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语）、“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语），作为“理”的派生物的“法”，就是一种“灭人欲”的工具，法中的权利因素被彻底抽空，只剩下了义务性、强制性和镇压性的功能，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进一步受到破坏，其社会地位也进一步降低。 二、宋代重惩贼盗的国策 两宋的刑事法律规范主要是《宋刑统》，其后所附的敕文则加重了对“盗贼”的处罚。同时，制定特别法，继续加重对“盗贼”的处罚，其中包括《窝藏重法》《盗贼重法》和《妻孥编管法》。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1}可见仁宗时即制定了关于划分“重法地”，惩治“盗贼”及其窝藏之家的特别法《窝藏重地》。神宗时制定《盗贼重法》： 立《盗贼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凡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论。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武臣为尉。盗发十人以上，限内捕半不获，劾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1} 《盗贼重法》的特点是：对罪犯家属的刑事处罚及赏告人的规定，与英宗时的《重法》相比，变化不大；但对窝藏之人的处罚则加重，可判至死刑，且非重法地，亦依重法地论；对“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栰之中”的“重法之人”，虽非重法地，亦从重处罚，这便使重法的适用范围更加扩大。 哲宗时制定，对盗贼家属的处罚作了进一步规定。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元丰敕，重法地分，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1} 仁宗时，“重法地”仅限于开封府及附近州县，神宗时扩大到京东、京西、淮南、河北、福建等路和一些州军，但神宗时须“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而哲宗“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又继续加重。 实行“保甲法”，严防“盗贼”。“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阉宦恣横，及闻王渊为枢密，愈不平，乃与王世修谋逆。诏御史捕世脩鞫之，斩于市。七月，韩世忠执苗傅等，磔之建康。”{2}不仅一概处死，而且均使用酷刑。 宋代除了重典惩罚贼盗外，还加重了对其他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犯罪的处罚。比如造祅书祅言罪。“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故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间有为之，随辄报败，其事不足纪也。”{1}也就是说对妖言罪“至宋尤重其禁”，即加重“造祅书祅言罪”的处罚。 三、宋代的刑罚体系 （一）折杖法 宋朝的刑罚制度，基本上是沿袭唐代的五刑，以笞、杖、徒、流、死为基本刑制，但《宋刑统》又有所改动，创制了折杖法，用决杖来代替笞、杖、徒、流四刑。宋初，为改五代之苛，太祖时即定折杖之制。 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1} 对于“折杖之制”，后人大多以为是将刑罚折轻了，是宋初减缓刑法的措施之一。如清人沈家本就认为，折杖之制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但笔者认为，折杖之制比起五代的酷刑滥杀，或许是一种减轻，若同唐代刑罚相比，则仍是加重。因为折杖是折成重杖，特别是折成脊杖，对人体的损害很大。唐代就曾禁止行笞杖刑时击打罪犯的背部。如“（唐）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捶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遂诏罪人无得鞭背”。{3}之所以要改行折杖法，是宋太祖认为五代时期刑罚过于苛重，而折杖法具有“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的好处，体现了省刑从轻的精神。但是折杖法不适用于死刑及反逆、强盗等犯罪。宋初采行折杖法，对于纠正刑罚越来越严酷的趋势、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其中的刑种和刑等设置并不科学合理，轻重悬殊，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4}194（二）刺配刑 为了弥补折杖法轻重悬殊的缺陷，宋开始使用刺配刑。刺配，是将杖刑、刺面、配役三刑同时施加于一人，即处脊杖、刺面后发配到远恶州、军终身傅军籍，服苦役的刑罚。“凡应配役者傅军籍，用重曲者黥其面。会赦，则有司上其罪状，情轻者纵之，重者终身不释。”{5}比唐代的加役流更为严酷。始创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原为宽恕死罪之刑。至宋初逐渐突破宽贷死罪的使用的范围，后逐步用于重罪犯人和累犯之人，有关法律条文也日益增多。“诸配隶，《祥符编敕》止四十六条，庆历中，增至百七十余条。至于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条，则四倍于庆历矣。配法既多，犯者日众，黥配之人，所至充斥。”{5}刺配遂成为宋代用之最多的刑种。配隶之刑特别是刺配刑的广泛适用，使宋代刑罚趋于残酷。 刺面因情节轻重而有大小、部位之不同。神宗时规定：“凡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方；杖，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过五分。”{5}刺字的部位、形状，因犯罪之性质和情节之轻重而不同。南宋时臣僚载论及刺配刑时，也提到：“如入情重，则仿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5} 配隶者根据犯罪情节之轻重决定远近和地点，情节严重者刺配远恶州军，无复地里之限。对性质、情节严重的犯罪及累犯，则刺配远恶州军或登州沙门岛。宋初，只将死罪减轻处罚者刺配远恶州军或沙门岛，即“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州市。太平兴国五年，始令分隶盐亭役之，而沙门如故”。{5}仁宗时规定：“配隶重者沙门岛砦，其次岭表，其次三千里至邻州，其次羁管，其次迁乡。断讫，不以寒暑，即时上道。”{5}配隶的地里增至3000里以上。女犯则配役于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宋初，妇人有罪至流，亦执针配役。太平兴国五年，诏罢免之。“妇人应配，则以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著为法。”{5} 对配隶者，罪轻者会赦可释放；次轻者会赦可迁移近（家）州军；罪重者不放不移。南宋时期，有不少大臣认为刺配之刑过重过滥，建议进行改革。如，孝宗淳熙十一年: 校书郎罗点言其太重，乃诏刑、寺集议奏闻。至十四年，未有定论。其后臣僚议，以为“若止居役，不离乡井，则几惠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坏，谁复顾藉？强民适长威力，有过无由自新。检照《元丰刑部格》，诸编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条限；《政和编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轻、稍轻四等。若依仿旧格，稍加参订，如入情重，则仿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轻，则与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满放还之格；其次最轻，则降为居役，别立年限纵免之格。傥有从坐编管，则置之本城，减其放限。如此，则于见行条法并无牴牾，且使刺面之法，专处情犯凶蠹，而其他偶丽于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顾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销奸党，诚天下之切务。”即诏有司裁定，其后迄如旧制。{5} 可惜最终还是未改成，仍沿用旧制。 宁宗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隶之人，盖有两等。其乡民一时斗殴杀伤，及胥吏犯赃贷命流配等，设使逃逸，未必能为大过，止欲从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满给据，复为良民。至于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并配屯驻军，立为年限，限满改刺从正军。’从之。”{5}对一般犯罪，限满后可予释放；对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虽改刺从正军，但仍须服苦役。 对刺配之刑，后人多有评价。这些评价，均指出了刺配刑的残酷性，但对刺配的残酷性又都言之未尽。“刺配集肉刑、劳役多种刑罚于一身，刑罚苛重，而且使用过滥，引起了一系列的恶果。”{4}194-195笔者认为：刺配沙门岛，实等于死刑。沙门岛上所配隶之人数，神宗以前定为200人，以后增为300人。如熙宁六年，“审刑院言：‘登州沙门砦配隶，以二百人为额，余则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诏以三百人为额。”{5}“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至者多死。”{5}刺配远恶州军，也与死刑无异。如熙宁六年，“广南转运司言：‘春州瘴疠之地，配隶至者十死八九，愿停配罪人。’诏：‘应配沙门岛者，许配春州，余勿配。’”只要刺配春州，幸存者不多。此外，刺配刑是“断讫，不以寒暑，即时上道”。虽然臣僚吴充建请：“‘流人冬寒被创，上道多冻死。请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听留役本处，至春月遣之。’诏可”。但被处刺配刑者绝大多数都是“情理巨蠹”，仍须“不以寒暑，即时上道”，故路上冻死者仍很多。{5} （三）死刑 宋代死刑有多种法定执行方法，分斩首、绞杀、凌迟、杖杀、腰斩。《宋史·刑法志》提到了凌迟这种刑罚。“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即以利刃碎割受刑人的肢体和肌肤，使之在痛苦重缓慢死去。凌迟是封建社会后期最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凌迟刑产生于五代，大辽国率先袭用之。如《辽史·刑法志》称：“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宋初未用，真宗景德四年，“御史台尝鞫杀人贼，狱具，知杂王随请脔剐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为惨毒也。’入内供奉官杨守珍使陕西，督捕盗贼，因请‘擒获强盗至死者，望以付臣凌迟，用戒凶恶’。诏：‘捕贼送所属，依法论决，毋用凌迟。’”{1}提出使用凌迟刑者，均受到皇帝的斥责，故至迟在真宗时，宋代尚不允许使用凌迟刑。但在仁宗明道以后，凌迟刑已经开始使用。北宋仁宗时荆湖地区出现杀人祭鬼的恶性，仁宗敕令：“有首谋若加功者，处以凌迟刑”，首开凌迟先例。凌迟的广泛适用，是宋代刑罚走向残酷的重要标志。以后，元、明、清三代凌迟之刑沿袭不变。

❻ 辽朝的刑法是怎样规定黥刺刑罚的

辽代刑法也有黥刺，和北宋的施刑方法基本相同，也是用针刺，但针刺的部位不完全一样。重熙二年（1033），辽兴宗耶律宗真规定，对判为徒刑的犯人，施行黥刺，要刺在颈部。奴婢逃走被抓回，若他（她）盗窃了主人的财物，主人不得黥刺其面，而要刺在他（她）的颈或臂上。犯盗窃罪的，第一次刺右臂，第二次刺左臂，第三次刺脖颈的右侧，第四次刺脖颈的左侧，如果第五次再犯，就要处死。

❼ 辽朝法律汉化的进程开始于

辽代汉化始于萧太后摄政期间。“至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辽史》卷六一《刑法志》】到了辽圣宗统和元年，“枢密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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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太后摄政时期的统和元年（983年）12月敕告有关司法部门：凡是已结案发落而有冤枉者，允许到御史台上诉。统和二年（984年）萧绰亲自审决滞狱等。

自太宗获得幽云十六州后，汉人数量一下子大大增加，加之该地原有的州县建制还在，为巩固其统治，辽朝自然不能再继续原有的作法，这导致了对汉人法律地位的第一次确认：“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在对汉人的管理中援引中原法律，而不再是依契丹之俗随意处置。

有远见卓识的萧太后，毅然抛弃了世代沿袭下来的狭隘的、陈腐的民族偏见，下令明文规定，对上述情况，不再分汉契而“一等科之”，即用同一法律制裁。

又统和十二年（994年）七月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

“定制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至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注：《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辽圣宗统和元年，“枢密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从之”（注：《辽史》卷一○《圣宗纪》。）。辽代的南京，即唐、五代时的幽州，因此，南京律文就是唐、五代时期的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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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的刑法制度，有如下特点： 其一，辽代刑法的番汉分治。这是适应辽境内不同经济区域、不同民族的实际状况，采取“因俗而治”，“因族而治”的方针，在契丹民族中实行番法，在汉人、渤海人中实行汉法，辽代的司法机构也为番汉分治。 其二，辽代刑法，优遇统治的主体民族契丹族，充分体现了法律作为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工具的作用，对维护契丹贵族的利益、巩固其统治地位，起到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的作用。 其三，辽代刑法严酷，刑罚名目繁多，保有契丹民族的习惯法，用法尚严。 其四，随着社会的发展，辽代番汉二律逐渐走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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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论辽代幽云十六州的汉人问题》
http://bbs.xhistory.net/read.php?tid=16692

参考文章：《辽代刑法制度考述》
http://www.cctvt.com/cgi-bin/index.dll?page5?webid=jianwangzhan&userid=174606&columnno=5&articleid=1526

❽ 宋代的四配包括四面流配合什么刑法

宋代律敕兼行、互为补充 ,“配”是由宋代敕文规定适用的刑罚方法。
对于配的刑罚内容 ,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 :配即刺配 ,是决杖、刺面、流配三者并用的一种混合刑。这实际是一种误解 ,决杖并不是配的内容 ,配有刺面、不刺面之分 ,配也非流配。配即配军 ,是强制犯罪者隶属于军籍 ,充当役卒的一种刑罚方法。

❾ 古代的酷刑，数辽国的最恐怖，辽国的刑罚有多残忍

辽国的刑罚美感与残忍兼具，看客们看的高兴，事后回想起来却又非常恶心。刑罚之首，莫过于凌迟，凌迟作为一种刑罚最初始于五代十国，直到辽国的时候才被承认，成为官方用刑标准之一，此后一直高居于十大刑罚之首，从未下来过。凌迟并不想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鲜血淋漓的，相反的是，凌迟是很有专业性的，还需要用专门的道具专门的刽子手，还有一套很严苛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刽子手必须一刀不少地割下犯人的肉，到最后犯人必须是在最后一刀死去的，割下来的肉要摆在案头上，供百姓们数数，要是多一刀少一刀都不行，以前就有一个因为多割了一刀而被处死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