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法民诉

Ⅰ 日本民法典的介绍

《日本民法典》是世界上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日本于1890年制定了旧民法典；1898年制定新民法典。其基本内容：①总则；②物权；③债权。日本民法典属于大陆法系，注重结果而忽视判例法和程序法，而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罗马法，并且是以1800年《法国民法典》和1907年《德国民法典》为主要渊源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日本民法典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

Ⅱ 日本民法典的评价

日本移植外国法律的方式，今天看来，有的过于简单和草率。例如把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几乎逐条译过来，在旧民法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但这些都是限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得已的做法。就像本文中说过的，江藤新平急于翻译法国民法典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不应加以苛责。
在继受（移植）外国法的过程中，发现外国法与本国原有的国情有不合或冲突的地方发生争论甚至冲突，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日本的“法典论争”是一个典型例子。问题是如何判断所谓“国情”，对那种国情应持何种态度。在日本制定民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可说直到今天）维护固有的“淳风美俗”的说法。究竟什么是淳风美俗，一夫多妻（蓄妾)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风美俗”，正如中国在清末变法中，女人缠足、男人蓄长辫，三跪九叩首，这些是不是好的风俗习惯，都必须首先澄清。在日本，民法中的家制（包括家督继承）长期是激烈斗争的焦点，绝非偶然。日本明治民法的起草人之一穗积陈重认为日本的家制是日本优越于“万国”的所在， 二次大战后修改民法时，牧野英一（贵族院议员）坚决反对完全废除家制。 这些例子给人的教训都是重要的。
不论那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的。因而在继受外国法时，辨别自己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机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国的法律，当然不一定好；强调、甚至借口自己的特点，而拒绝接受先进的外国法律，也是不对的。
要敢于接受，善于研究，不断修改，这是继受外国法律很重要的原则。日本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在民法中，日本仿照西方规定了收养制度，抛弃了东方原有的一种收养制度，直到1987年，又在民法中增订了一种“特别收养”，实际上是又恢复了东方式的一种收养。又如在民事诉讼法中，起初照搬了德国的证书诉讼与票据诉讼程序，1926年认为这种程序在日本没有必要，将之删除；到1964年，又将之恢复。 如果接受时犹豫不决，接受后发现缺点又不敢修改，是很不好的。……
日本在接受了外国法律后，很注意对之进行研究。在继受法律之后，日本接着就从事理论研究。不仅继受法律条文，也要继受法律条文后面的理论。日本学者（如北川善太郎）把日本法学界在20世纪对德国法学理论的研究称为“理论继受”。只有从理论上继受了外国法，外国法才能在日本扎下根来，日本又可在理论继受过程中，发现哪些东西适合于日本对日本有利，哪些不是的，这样又可以修改继受来的法律，使外国法律“日本化”。 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Ⅲ 高分求日本民法

大哥你也太有才了，日本民法典完全不具备做成电子书的的条件。
学者研究日本民法，根本也不可能在网上找资料，全都去买书。需求量太低了，根本不会有人花时间传到网上的。要是写论文去图书馆借吧，要想长期看，买一本日本民法典吧，不贵，30元左右。

只能说楼上的爷们太强悍了

Ⅳ 日本民法典的编制内容

日本的新民法明治民法在编制上改依德国民法典，分为5编。第l编《总则》，分为人、法人、物、法律行为、期间、时效6章。第2编《物权》，分为总则、占有权、所有权、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留置权、先取特权、质权、抵押权10章。第3编《债权》，分为总则（债权的标的、债权的效力、多数当事人的债权、债权的让与、债权的消灭）、契约(又分为总则与赠与、买实等14节）、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4章。第4编《亲属》，分为总则、户主及家属、婚姻、父母子女、亲权、监护、亲属会议、扶养的义务8章。第5编《继承》，分为家督继承、遗产继承、继承的承认及抛弃、财产的分离、继承人的旷缺、遗嘱、特留分7章。
总则
总则编是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的。物权编和债权编的顺序没有依照德国民法典（巴伐利亚民法草案的顺序），而依撒克逊民法，物权在债权之前。“占有”被规定为“占有权”。永佃权是日本特有的。先取特权来自法国民法。
亲属编显然与旧民法的规定有所不同。把“户主及家属”放在开头，回到“以家统率个人”的封建原则。继承编里也是家督继承和遗产继承分开。编制上的这些地方已看得出“新民法”的“新”之所在。 日本民法（不再称“新民法”）的各部分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就民法的全部说，其中的两大部分即财产法和身份法（亲属编和继承编）是矛盾的。财产法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的基础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权不可侵犯、契约自由、个人责任的三大原则为指导的，符合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近代法律。身份法则是建立在封建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不承认家族成员（包括家属、妻、子女）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法律。表面上，似乎这两部分互不相关，两部分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不同的原则上，互不影响。实际上，经济关系和身份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身份上的支配关系与经济上的平等关系是互不相容的。在中世纪的农奴制之上不可能存在自由平等的身份关系，就是这个道理。
亲属法
日本亲属法的基本在家制。家的核心是户主（家长），户主为进行其对全家族的支配（统治），拥有强大的户主权。在日本旧民法中，稍稍受到削弱的户主权，在新民法中得到加强。户主权的内容主要有：⑴对家属的居所指定权（明治民法第749条）；⑵对家属入家去家的同意权（第735、737、738、743条）；⑶对家属的婚姻、收养的同意权（第750、776、848条）；⑷对不服从统治的家属进行制裁的离籍权与复籍拒绝权（第741、749Ⅲ、750条）；⑸对家属的婚姻、收养的撤销权（第780条）等。明治民法中规定的户主权，较之明治维新前封建社会家族制度中的强大的户主权当然略有不同，但仍足以对家族进行统治，加上旧日习惯力量的影响，户主事实上具有较民法规定的更强大的统治力。户主的这种地位，又因家督继承中的全部财产独占继承而得到加强。
在这种家族制度之下，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从属于维持“家”这—最终目的。在法律上必然表现为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等等。法国民法典中原来也有许多限制妻的能力的规定，例如要夫经夫的许可不得进行诉讼（第215条），妻未经夫同意，不得为某些法律行为（第217条)，但法律同时规定了补救办法（如审判员得许可妻进行诉讼，法院得经妻的请求许可其实施法律行为，第218、219条）。但日本民法硬性规定妻的能力是受限制的。因而在日本民法里，妻与未成年人、禁治产人并列为无能力人。
日本民法里的家制自始至终是新旧思潮的斗争焦点。这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民法中的问题，而且联系到宪法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在明治宪法的整体体制之下，家为国之本，家长（户主）制与天皇制是一脉相承的。忠孝一本，否定对家长的孝，也是否定对天皇的忠。“民法出而忠孝亡”，当然是绝对不可以的。
财产法
在财产法的内部，也存在着矛盾。日本民法物构权编里的永佃权就是从封建的地主佃农关系沿袭下来的封建的不平等关系。永佃权（永久耕作权）称为“永”，而民法规定不得超过50年（第278条），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德川时代还允许农民对自己开垦的土地有永久耕作权）。在永佃权里，有许多不利于农民或对农民极其苛酷的规定，如永佃权人只要继续两年怠付佃租或受破产宣告时，地主就可请求消灭永佃权（第276条），又如永佃权人即使因不可抗力而减少收益受到损失，仍不得请求减免佃租（第274条），第275条规定，永佃权人因不可抗力连续3年全无收益，或在5年以上期内收益少于佃租时，可以抛弃其权利。这一条表面上是授与永佃权人一种“权利”（抛弃），实际上是将土地交给地主。第272条又规定，地主可以约定禁止永佃权人将永佃权让与他人或将土地出租。总之，永佃权人完全是—个无权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违反近代民法的精神的，只能说它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关系。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封建气息的民法典，仍然不能见容于日本的一些卫道士。原来，在个人主义的财产法之下，承认家属个人享有财产而且准许其积累财产，家属在经济上有了地位和实力就会发生“独立”思想，他们对户主的“恭顺意识”和孝心就减弱了，这当然是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冲击。大正8年（1919年），日本政府根据临时教育会议的建议，设置临时法制审议会，着手对民法的亲属继承两编进行修改，主要是要恢复日本自古以来的“淳风美俗”。法制审议会于大正14年（1925年）和昭和2年（1927年）先后提出对两编的“改正要纲”。日本政府设立民法改正调查委员会对民法进行修改。正在要进行修改时，日本战败，这个工作被搁置了。如果不是这样，真正不知这个“新民法”又会改成什么样。

Ⅳ 亚洲第一部民法典是日本民法典吗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都是整个国家。”民法总是充满平等包容的精神，前所未有地关注着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一项权利，闪耀着人本主义的法思想。而民法典的出生更是一场法律的成人礼，它彰显了一个国家光明而宽广的未来。下面，请跟着仙检君来学习民法典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诞生简史以更深刻地理解民法典的重要意义。

世界第一部民法典是公元前1792年古巴比伦王国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等制度作出规定。

世界第一部大陆法系民法典是1804年法国颁布的《法国民法典》，又名《法兰西人的民法典》、《拿破仑法典》。

大陆法系国家第二部民法典是1896年颁布，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

亚洲第一部民法典是1898年颁布的《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修订时参考了《德国民法典》。

中国第一部民法典是1931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修订时参考了《日本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民事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于1950年5月1日公布实施。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婚姻法》，它倡导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是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的先锋。

这些法条将女性从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推动了中国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并在促进我国民法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民事法律，是我国民事法律发展的起点，也是国家改革婚姻家庭制度，倡导一夫一妻制、反对封建婚姻的重大立法举措，为今后中国婚姻法制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于1986年颁布，1987年1月1日实施。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经济变革较为激荡的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也经历了由雏形到壮大再到确立的过程。

市场经济从逐渐发展到确立、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不断变化，都需要大量的法律来加以规范、调整和保护。

无论是发展市场经济保障公民的权利还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都离不开民法。

在这种环境下，大量的民事单行法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合同法》、《外资企业法》、《公司法》、《继承法》、《保险法》等。

在此基础上，对于民事立法中一些不宜由单行法分别规定的宏观基本原则和制度及条款，被整合制定成《民法通则》。

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通过，2017年10月1日实施。《民法总则》的颁布让人们对民法典的成典之日充满了期待，《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开篇之作，其内容较《民法通则》有一定的修改调整，较之以前有许多进步之处和亮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将于2021年1月1日实施。民法典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其颁布实施具有里程牌式的重大意义。

整部法典内容涵盖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拼图，它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对依法维护人民利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重要作用，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保障。

法律是国之重器，而法典则是重中之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必将成为呵护所有人的国之重器，在她慈母般的眼神下，中国人民将生活得更加舒心、自由。

Ⅵ 日本民法典的结语

一个抄落后的国家（社会）为了摆脱落后状态，或者赶上先进国家，甚至避免因自己落后而挨打或受人欺凌，必然要“变法图强”。这种先例，历史上极多。在变法图强中，继受先进的政治法律（以及其他）制度，因而接受（移植）外国的法律，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移植外国法律，必然有内在的和外在的各种原因（完全被迫的，如被征服，不能算是移植，那完全是征服者强制推行自己的法律到被征服地，如香港）。纯粹的“被迫”或纯粹的“自觉”都是极少的。不过在有的情形，被迫的成分大一些；有的情形，自觉的成分多一些。日本继受外国法，可说属于前者。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二次战败后更是这样。明治年间的那一次，固然是迫于外界的压力（条约改革的必要），但日本民族为此而下的决心与所作的努力，仍是难得的，艰巨的，是值得赞许与令人敬佩的。

Ⅶ 德日的民事诉讼模式

一、民事诉讼模式的界定我国学者关于诉讼模式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本质属性说。这种观点认为模式能够反映某一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化样式，是指某一系统的结构状态或过程状态经过简化、抽象所形成的样式，它是对某类事物或行为特征的概括或抽象。二是诉讼地位及法律关系说，并将模式与形式、结构、构造视为具有相同的含义。认为模式是对一定事物的内部各个要素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笔者以为，民事诉讼模式是对特定或某一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特征的揭示。也即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是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诉讼权限的配置关系模式。诉讼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1）主体要素，即当事人与法院。（2）诉讼权限的配置。民事诉讼模式实质上表达的是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诉讼权限的配置关系，不同的配置关系构成不同的诉讼模式。
二、民事诉讼模式研究的理论价值
民事诉讼模式是对特定的民事诉讼制度本质的外在反映，运用民事诉讼模式来分析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民事诉讼的本质内容。具体来讲，研究民事诉讼模式具有以下重要理论价值：
第一，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关系是基本的关系，诉讼始终围绕着这一关系而展开。所以，以当事人与法院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民事诉讼模式，可以把握民事诉讼的基本走向。。尤其是，民事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配置为研究基点，而这一权限配置决定了某一特定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属性，使我们能够认清不同国家民事诉讼制度的本质特征。此外，通过不同国家民事诉讼模式的分析，可以找出相同点与差异点，分析利弊，以不断完善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
第二，研究民事诉讼模式，可以促进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程序不仅仅是作出某决定或得出某一结论所经历的过程或手续，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各主体对形成决定或结论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即他们相互之间的地位、关系。主体的这种程序中的地位、关系，不但是程序权限划分，更重要的是这种角色定位明确了各个主体对形成最终结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各自在其权限范围内对程序结果分担责任。由于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配置为研究内容，所以，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能够促进当事人和法院在诉讼中各自角色的合理定位，并形成合理的归责机制，以达到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结构。
第三、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民事诉讼其他具体制度研究的深化。由于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内容带有根本性，对民事诉讼体制的构件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民事诉讼模式应当属于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范围，它对其他具体制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功能。在一些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好理论中，例如诉讼标的理论、证据理论等，都涉及到当事人与法院的权限配置，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对深化这些具体制度的研究具有基础的理论价值。
三、民事诉讼两大模式——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
（一）民事诉讼中两大模式的含义
从宏观的角度看，民事诉讼理论界对民事诉讼模式的分类，基本上认同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二分法，但对那些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属于当事人主义，哪些国家的属于职权主义，则存在分歧，张卫平还进一步将当事人主义划分为英美型当事人主义与大陆型当事人主义。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大陆型诉讼模式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而确定的。
1、当事人主义
所谓当事人主义，英语的表述为“Adversary system”，是指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的提出和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该原则要求当事人（1）提起诉讼；（2）确定争点；（3）提出证据给法院等。在当事人主义下，当事人甚至对法律的适用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且，由于证据及诉讼资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当事人负责，所以也可以说发现真实的主要责任也在当事人，而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传统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处于顺应性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预。
1、职权主义的含义
职权主义（德语为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主导权。该原则可分为职权进行主义（amtsbetrieb）和职权探知主义（undersuchungsgrundsatz）两个方面的内容。与当事人主义相对，职权主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程序的进行以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为之。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属于职权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欧美各国的民事诉讼普遍贯彻实施的就是职权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后一度改行当事人主义。在19世纪的产业革命浪潮中，以至整个20世纪，各国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又加强了职权主义的色彩。
（二）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成因
1、当事人主义的成因
在民事诉讼法典中首先确立当事人主义的当属1806制定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和1891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等都确立了当事人主义。 作为开山鼻祖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在制定时，当时的诉讼理念认为，民事诉讼是涉及私人利益的纠纷，故运作诉讼和诉讼程序进行的主导权应该由当事人拥有，法院及法官在诉讼中只是严格的中立者，只能就事实问题作出法律上的判断。这种被称为自由主义诉讼观的思想，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制定后，与自然法思想、社会契约说以及经济自由放任思想汇合，在排除国家对市民社会干预的运动过程中形成了纠纷解决的当事人主义优越的浪潮。此外,还有学者论述道：当事人主义的成因还有更深的层次,这就是私权自治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从私法自治原则的角度来说，私法自治与法国民诉法典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诉讼观是相互关联的。由于民事纠纷起因于民事权利义务的争执,便要求贯彻调整私法的原则,国家的干预必然回破坏当事人之间建立在私法基础上的平等关系，不利于纠纷的解决。而从市场经济的关系来说，由于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为只是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并不直接干预社会生活，因此，反映在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的法院只能是居中裁判。
2、职权主义的成因
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法典的典型代表是1895年制定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后来，一些原先采当事人主义的国家如法国等也转而采取职权主义。德国1976年民事诉讼简化法也有此倾向。更令人深思的是，1991年美国司法制度改革法和1995-1996年英国沃尔夫勋爵组成的司法改革小组拟订的方案（Access to justice）也对英美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超然地位进行了反省，强调了法官对程序的干预。
为什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期，职权主义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盛行呢？究其根源主要有二：一是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诉讼程序，由于当事人肆意操作诉讼程序，造成了审判迟延、程序复杂以及费用增加等令人不快的后果；二是作为当事人主义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随着19世纪末产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化和大规模化的纠纷解决，以至不能再任由当事人主宰诉讼程序来完成，为了迅速且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各国才开始强化了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职权。不过，尽管在18-20世纪，各国民事诉讼出现了当事人主义向职权主义的过度，但并不意味着各国的历史背景是相同的。由于文化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都会导致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在各自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表现形式和内涵的差异。
四、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趋势
以上只是从理想类型的角度对民事诉讼模式所作的划分，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某种诉讼模式，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两种模式总是交错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权为诉讼模式的构造原则，并伴随着绝对化的倾向。与此相对，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着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漠视，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与诉讼民主与现代化，以及个人利益的要求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存在冲突。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各国民事司法改革方兴未艾，除了具体制度、具体程序的改革以外，各国也不失时机地调整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权限分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各自作用，实现诉讼公正。
在英美法系的民事司法改革中，主要是强化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作用，法官不但在诉讼程序的推进方面拥有一定的权限，甚至在某些实体问题上法院也享有决定性的权限。这在立法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审前准备程序中这一点体现得较为充分：法官积极地介入审判程序，促进诉讼的进程，包括设定证据开示的最后期限、确定审判日期以及促成当事人和解等方面，法官已更多地转向案件的管理。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虽然同属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但是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却存在差别。在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官原本对诉讼程序的进行就享有较大的权力（职权进行主义），特别是在案件的审理中，法官主导庭审程序、主动询问证人，同时法律海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所以在以德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在保证法官的程序管理权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控制。
在民事诉讼构造中，过分强调当事人的作用会导致诉讼的迟延，增加诉讼成本，从而带来诉讼实质上的不公正；而过分强调法官的职权作用，虽然能够克服以上不足，但又会产生法官中立性问题。所以，两大发系在保证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基本构造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着法官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权限分配，因而出现既重视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保障，又强调法官对诉讼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权力，从而形成了当事人与法官相协同的新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特别是在当事人主义固有的当事人主导的理念基础上，导入了法官对诉讼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权思想，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是，西方各国民事诉讼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其诉讼模式的基本内容，而仅仅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调整当事人与法院的权限配置，以使其更符合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要求，并没有改变其诉讼模式的本质内容。

Ⅷ 日本民法典的法源是啥

日本明治维新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变法”，而变法，只是把西方法制移植到日本，用以取代全部旧有的法制。对于外国法的全面的、彻底的“继受”’像日本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是少有的（被动的、强迫的继受，如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被另一国家灭亡或征服、侵占时除外）。

Ⅸ 日本民法学者有哪些

1、中川善之助（中川 善之助，なかがわ ぜんのすけ）
2、星野英一（ほしの えいいち）
3、小口彦太

Ⅹ 日本民法是最早把诚信原则写入民法的吗如果不是，是哪个国家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反正不是日本
日本的诚信原则是在上世界六七十年代才慢慢树立起来的，在此之前日本的诚信做的并不好，比如毒大米毒奶粉地沟油之类最早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