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司法制度

⑴ 古希腊雅典的政治制度

公元前8～前4世纪时期希腊地区以城市为中心的诸多奴隶制小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和统治方法。 概况 公元前8～前6世纪，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业的发展，奴隶制关系和自由民内部的阶级日益分化，希腊各地建立了许多城邦。城邦一般由一个城市和附近的若干村落组成,面积不过百里,人口不过数万，最多的也只有数十万。城邦之间通常以结盟的方式保持政治、军事方面的联系，但原则上是独立自主的。城邦的居民一般分为三个等级：①拥有公民权能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②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③没有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广大奴隶。公民是城邦的统治集团，集体剥削和统治自由民和奴隶。由于希腊城邦是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最早国家形态，城邦政治制度在形式上往往带有氏族制残余，如一般各城邦都有的贵族会议、公民大会等政权机构，便是从氏族长老会议、氏族部落全体成员大会演化而来的。刚建立的城邦政权往往掌握在氏族贵族奴隶主手中，实行氏族贵族专政，采用贵族共和、贵族寡头等政体。在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邦，工商业奴隶主领导和依靠自由民进行反对氏族贵族的斗争，他们通过政变推翻氏族贵族的统治，以具有个人独裁色彩的僭主政治取代氏族贵族的统治。当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后，就以寡头政治或较为广泛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来代替僭主政治。如农业城邦斯巴达实行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工商业城邦雅典奉行奴隶主民主政治。斯巴达和雅典为了争夺在希腊的霸权，进行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结果雅典失败，奴隶主民主政治遭到削弱。与此同时，位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崛起，国王腓力二世出兵打败雅典、底比斯等组成的希腊联军，确立了在希腊的霸权。质继者亚历山大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帝国，沿袭波斯帝国的统治机构和制度，希腊城邦政治制度告终。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 斯巴达实行奴隶主贵族寡头政体，由国王、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和监察官组成国家机构。①国王有 2个，分别由2个家族世袭。2个国王权力平等，往往互相牵制。国王平时主持国家祭祀，处理有关家族法案件；战时，一个国王坐镇国内，一个国王领兵外出作战。②公民大会的实际权力不大，只是一个表决机关。几年满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选举长老会议成员和监察官，通过长老会议的提案。③长老会议实际上是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大事，然后交公民大会通过，如不能通过，长老会议有权宣布公民大会休会。长老会议成员有30人，除 2个国王为当然成员外，其余28人都是年逾六旬的贵族，任职终身，如有缺额仍须从年过60的贵族中补选。④监察官有 5人，由公民大会从贵族中选出。他们有监督和审理国王的不法行为、监督公民生活和镇压希洛人（即被斯巴达征服的部落居民）的反抗等权力。由于监察宫的权力不断扩大，后来竟能代替国王主持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成为国家的中枢机关。镇压希洛人是斯巴达首要和经常的任务，监察官上任时要举行“宣战”仪式，进行集体搜捕和屠杀，并由此形成一套军事训练制度。男童 7岁起就集中训练，18～20岁的男青年须受军事教育并参加屠杀希洛人的活动，20岁起成为正式军人，直到60岁退伍。斯巴达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于公元前 6世纪中叶组成了伯罗奔尼撒同盟,控制了半岛上的各邦,成为维护希腊贵族政治的堡垒。 雅典的政治制度 雅典以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著称。这种政治是经过平民与氏族贵族的长期斗争而逐步形成的。相传公元前 8世纪氏族贵族执掌政权，公民分成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个等级，唯有贵族才能担任官职。此后，设立执政官、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等机构。执政官初为1人，后改为3人（公元前7世纪中叶扩大到9人），由公民大会从贵族中选举产生,一年一任,分掌内政、宗教、司法和军事。贵族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其成员均出身于贵族，任职终身，决定国家大事，推荐和制裁执政官，审判刑事案件。 公元前 6世纪初，平民与氏族贵族矛盾尖锐。公元前594年,首席执政官梭伦实行改革，除颁布“解负令”，取消债务抵押制度外，还规定：①按财产多寡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二等级的公民有资格当选为执政官，第三等级的公民可担任普通官吏，第四等级的公民无权担任官职，只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②设立四百人会议和陪审会，由4个部落各选举100人组成四百人会议，为公民大会准备和提出议案并贯彻决议。陪审会的成员从四个等级的公民中选举产生，享有监督权和表决权，遂成为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③按四个等级组织军队。第一、二等级提供骑兵,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第四等级提供轻装步兵或在海军服役。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僭主政治。公元前 527年，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继位，因骄奢和暴政被驱逐,从而结束僭主政治。公元前508年，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首席执政官克利斯提尼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又一次改革：①用地籍代替族籍，取消原有四个血缘部落，把雅典划分为10个地区部落（选区）和 100个村庄；②用五百人会议代替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由10个选区各推50名代表组成，负责管理国家日常行政事务，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和执行决议，后来成为雅典最重要的行政机关；③创立十将军会，由10个选区各选1人组成,一年一任,轮流统率军队（其中1人为首席将军）；④实行贝壳放逐法（也称陶片放逐法），规定公民大会可以通过投票决定放逐危害国家的人，以防僭主再起。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了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希波战争（公元前500～前449）以后，伯里克利连任首席将军15年（公元前443～前429），再次实行改革：①将执政官及其他所有官职对每个等级的公民开放，用抽签的办法产生执政官；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均可出席享有最高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公民大会，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选举和罢免国家官吏，大会每隔 9～10天召开一次；③将陪审员扩大到6000人，提高陪审会的地位和作用，使之成为雅典的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④制订“公职津贴”制，为贫困公民担任公职提供条件，发给公民“观剧津贴”，以吸引他们参加社会活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政治臻于极盛，获得高度的发展。

⑵ 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制度

(ecclesia,亦可写作ekklesia) 是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的最高权力机关。
古希腊公民大会起源于公元前11～前9世纪的荷马时代，当时称人民大会。由王或议事会召集，全体成年男子（战时全体战士）参加，讨论、决定部落各项重大问题。通常用举手或喊声表决。城邦建立后，希腊多数城邦都设立此类大会。在雅典称公民大会，20岁以上男性公民均可参加，由500人会议中一专门委员会召集，每年分为10期，每期召开1次(后增为4次)，讨论、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如战争与媾和、城邦粮食供应、选举高级官吏、终审法庭诉讼等。通常用举手表决。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当政时，参加者可获少量津贴。公元前276年马其顿王国的安提柯王朝建立后，公民大会逐渐失去意义。 又译作五百人议事会，是古希腊城邦雅典的民主政制的核心，他的职责是落实公民大会的决策，是一个总司一切事务的行政组织，为西元前6世纪晚期克利斯提尼改革时创立的机构，此机构一直延续到西元前3世纪。
议员组成
克利斯提尼改革中，以十个新的部族取代原有的部族。而五百人会议由五百个年满三十岁的公民组成，每个部落皆平均的派出五十个议员，由于每一个特里提斯（意译作三分部，即 trittys）及德谟人口皆不平均，所以每一个特里提斯及德谟所派出的代表皆并不平均，但每一部落所属的三个特里提斯的议席总数必是五十人。
议员的地理分布大都集中于城郊。克里斯提尼将雅典分配作三个不同地区，包括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以及雅典城及其近郊组成的城市地区，内陆地区的议员人数大致有一百七十四人、而沿海地区则有一百九十六人、城市地区则有一百三十个议员。在城市地区之中，雅典城派出了二十八个议员、雅典城的周边郊野派出了二十九人，故此出身雅典城的议员有五十七固，而比里夫斯港也有十名议员。
和其他行政官员一样，五百人会议的议员任期是一年，而且不得连任，每个公民一生也最多只可以担当议员两次。和四百人会议一样，议员资格是五百 medimnoi阶级pentakosiomedimnoi、骑士阶级hippeis、有轭牲阶级zeugitai的成员才可参选，雇工阶级thetes 是被排除出外的。
运作
五百人会议每日在雅典城中亚哥拉市集中的大会堂内召开会议，除了节日及凶兆日子外，会议皆会举行。会议容许居住在城外僻远地区的议员间歇地的出席会议，不过若太常缺席会受到其他议员非议，而且会为令各代表不论居于城内或僻远地区皆须承担会议责任，会议进一步设制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中各个部族的成员轮流中担任，类似常务委员会般按每个部团期（prytany）输流执掌雅典政务。十个部落担任五十人团的次序由抽签决定。首四个部团期为三十六日，其余六个部团期则是三十五日。整个五十人团在所属部团期内均须住在大会堂旁的建筑中起居，如此便确保每名成员均出席至少十分之一的会议。每一天五十人团均需抽出一人出任主持人，主持人须全日待命以应付突发事件，并主持该日的五百人会议。如果当日举行公民大会，他也必须负责主持公民大会。
职责
五百人会议握有的最重要权力，是安排公民大会的所有议程，包括向公民大会起草议案（称作probouleumata）、及预先审查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他们也负责某些外交事项，如接待外交使节，而会议最重要的责任是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
特权
议员们在担任职务期间拥有一些特权，包括免服兵役，在城邦中的庆典中享有特别坐位，以及可以头戴桃金娘制成的冠冕彰显身份。而在西元前四五零年后，议员也可领取一天两个obol（六个obol等于一个德拉克马，一个工匠的日薪约为一个德拉克马）的薪资。
结论
在议席分配上，反映出整个雅典城邦基本上仍是一个以乡郊为主的社会，因为整个雅典城及比里夫斯港的议席仅占全会议的一小部分。而且反映了雅典城中的非公民比率较之城内其他地区为高，因为估计的古雅典城的人口应占有整个城邦的人口百分之二十，但按人口比例分配的议员数中显示，城邦出身的议员仅有百分之十二，反映城中居住有较他区为多的外籍人口及奴隶。
而且会议的组成全由pentakosiomedimnoi、hippies、zeugitai三个阶级组成，反映了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仍蕴含着某些保守色彩。最后会议及五十人团轮替之频密、特别职务由抽签选出、加上每个部落各来自三个不同地区等无常的特性令任何利益团体皆不能掌控会议，反映会议的组成某程度上是避免了派争斗的恶果。 （board of ten strategi），古希腊雅典的最高军事机构。约创于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首席执政官克利斯提尼改革时期。每年从10个部落中各选1名将军组成，可连选连任。公民大会常以表决方式规定各将军的职权，各将军要向公民大会汇报工作并受其监督。各将军享有参加五百人会议的特权，有时还被指定为国家代表与其他城邦谈判，订立条约，但条约须经公民大会批准。平时各将军权力平等，轮流执掌军事指挥权；战时除统率陆海军外，还掌管国家外交事务及部分财政。
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十将军会在希波战争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取代了原来执政官的权力，成为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重要机构。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伯里克利连续15年当选为首席将军，握有最高军事和行政实权，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陪审法庭是古代雅典最高法庭，由执政官克里斯提尼所创设。它不但审理诉讼案件，还兼管官吏的资格审查、纪律检查和投票表决国家法律废立。这个法庭的审判员叫陪审员，由30岁以上的公民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人数共6000名。 概述古代希腊许多城邦的主要地方行政官(archon)。一人或数人。希腊语原意为领导人、统治者。公元前682年起，雅典年年公布执政官名单。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行政权便掌握在9个执政官手中，由他们分担过去由国王一人独揽的宗教、军事和司法职责。正职执政官是主要的民政和司法官员，可能兼任五百人会议和公民大会主席，并且是名年执政官，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职年份。其次是督军，在战争中担任统帅，在涉及外国人的诉讼案件中担任法官。第三是维系王室的司祭官，是主要的宗教官职，并在贵族会议承审杀人案件时担任首席。最后还有6名民事法官，处理琐细的司法问题。执政官原先只能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而且是终身职。最后任期减为10年，又减为一年，任期结束不再当选，但可以成为贵族会议的终身议员。大约在公元前594年，梭伦规定财产最多和次多的两个阶级均可当选执政官，以前贵族垄断的情况才告中断。根据克利斯提尼宪法，执政官直接由公民大会选出；后来则由500名事先选出的候选人抽签产生。后来被选举权扩大到第三个、第四个阶级。到公元前5世纪，执政官权力大减。受雅典影响，执政官制度广泛传布于爱琴海诸岛，希腊化时期又传到了安纳托利亚。
执政官
古代罗马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也称执政官(consul)，一年选举两名。他们实际上就是国家元首，负责统帅军队，主持元老院(Roman Senate)会议，执行元老院通过的法令，并在外交事务中代表国家。他们的办公室设有“宝座”，他们的身边有12名举着权标的扈从。执政官一般出身富有的贵族家庭。他们为两人,是王权的继承人,均拥有充分的“治权”,而且作为同僚拥有平等支配权,由此,每个执政官都可以充分地实行统治行为,除非他的同僚通过行使否决权阻止他。 一、克里斯提尼改革前执政官的任用方法。
在雅典历史上，执政官的任命方法可追溯到梭伦改革以前，我们的主要依据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书中记载，梭伦以前贵族议会以门第和财富为标准从部落候选人中“钦定”执政官人选，并自行为他们分配职务。在这里他没有指明由贵族议会任命执政官的传统起自何时，可能王政结束后，贵族议会就很自然地获得了这项权力。古风时代，希腊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废除王权的运动，大约公元前8世纪中叶，雅典进入贵族统治时期，贵族议会成为当时城邦的真正权力机构。这个议会的前身大概是王政时期国王召集的由显赫家族首领组成的建议机构，《荷马史诗》称其为长老会议。随着王权衰落，这个机构逐渐获得了独立于国王的地位，并成为新兴的贵族意志的代表。亚里士多德指出，贵族议会享有保护法律、监督官员、管理国内重要事务等权力。这种地位的获得，部分要归功于长期以来长老议会树立的威信，但更多的乃是王权倾覆、贵族权力上升的结果。王政末期，贵族分割了国王的权力，获得担任执政官的特权。按照传统的观点，贵族首先获得了担任名年执政官的权力，由他接管国王的行政权，他的名字作为当年的名称；军事执政官是贵族限制王权的第二阶段，国王被剥夺了军事权力；最后，世袭王权结束，国王成为三执政之一，保留宗教特权。执政官退任后，自动进入贵族议会，终身任职，因此两个机构形成一个封闭的堡垒，有效地防止了贵族权力的旁落。贵族议会既是贵族的代言人，又是城邦最高权力机构，选举执政官的权力非它莫属。但希格内特对此种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在从王政向贵族政治过渡的过程中，作为承认这种改变的补偿，公民大会获得了任命执政官的权力，其他的低级官员可能由贵族议会任命。这种推理缺乏有力证据。当王权日趋软弱无力，废除王权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运动的领导者贵族大概无须为这一行为向平民做出任何承诺。王政结束后，贵族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为保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不可能把城邦最高官职的任命权交给公民大会。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末以前，公民大会的职能与荷马时代相比并无太大改变，还没有真正的表决权，这也证实了贵族对城邦权力的垄断。即使能够自备武装的公民在德拉古立法中获得了选举权，这种选举权很可能只是针对低级官员而言，至于它在执政官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大概是在贵族议会任命后，作形式上的表决。
二、公元前487年执政官选举改革。
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的任命又开始采用候选人抽签选举法，但与梭伦时期形同而实异，因为希波战争后，雅典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这次改革的始作俑者，有些学者推测是铁米斯托克利或阿里斯泰德，但并无确凿证据，很可能改革的推行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作用。从当时雅典的政治环境看，改革有两个基本动因∶
(1)扩大执政官的范围，改变贵族议会主要由亲庇西斯特拉图派构成的状况。
(2)提高政治、军事效率，为抵抗波斯做准备。
僭主政治被推翻后，贵族议会中大部分人是僭主的支持者。他们不仅可以网罗亲信影响执政官选举，而且本身也可以担任执政官。公元前510年的执政官斯卡门德里奥斯、公元前509年的执政官里萨哥拉斯、公元前508年的执政官伊萨哥拉斯都与僭主有关系。公元前496年，僭主的亲戚西帕尔库斯当选执政官，此时距克里斯提尼改革已有10年之久，表明亲僭主派仍有一定势力。他们的活动首先与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的民主化趋势相悖，如果他们与逃跑的僭主西庇阿斯勾结，又会影响雅典反波斯的大计。通过抽签的方法提高五百斗级和骑士级中非贵族成员参加选举的积极性，扩大他们入选的几率，从而逐渐改变执政官乃至贵族议会的构成，不失为打击亲僭主派的一个有效方法。为了同样的目的，雅典人在公元前488年还启用了搁置多年的陶片放逐法，双管齐下足以说明当时形势的严峻。另外，马拉松战役使雅典人认识到提高政治、军事效率的重要性。改革前，10名执政官和10名将军都由直接选举产生，两个机构的职能也有交叉，不同的是将军可以连选连任，执政官却只能任职1年。雅典未来面临波斯强敌的入侵，战争将成为城邦生活的主题。有一定军事技能的将军不仅可以提高成功的机会而且可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时势把将军推到了雅典政治的前台，这个结果是以执政官权力的下降为代价的。执政官改为抽签选举后，随着对其能力要求的降低，官职本身的权力、荣誉也降低了，不再是城邦中最有能力的人角逐的目标，这是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与梭伦执政官选举改革的最大区别，因为梭伦利用抽签主要是帮助富人进入一直为贵族垄断的执政官群体，执政官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仍是城邦最高官职。这次改革后，将军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仅接管了执政官的军事权力，以后又逐渐取代了他们在内部事务中的首席地位。因此，公元前487年改革是将军和执政官权力转换的开始，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即以加速度的形式向前发展。从改革的内容看，这次改革蕴涵一些新的因素。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平等的思想开始在雅典出现、发展。但以执政官而言，一直是10个部落选举9名执政官，这意味着总要有一个部落甘心扮演陪衬的角色，因此雅典人在这次改革中设立了司法执政官秘书一职，将执政官委员会凑足10人，确保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代表。但问题依然存在。设想某一部落连续担任名年官，而另一部落却连续担任秘书一职，尽管各自都有代表，仍难免产生异议。鉴于此，雅典人在增设官职的同时又将轮流的原则引入了选举机制，在保证每部落都有代表的基础上，规定每年每个执政官要来自不同部落，也就是说，以10年为一周期，同一部落成员不能两次担任同一职务。这个原则的实现大概也是借助抽签的方法。在每个周期的头一年，10个部落进行抽签：第一轮抽取名年官；第二轮，剩下的9个部落抽取王者执政官，然后依次类推。在接下来的8年里，每次抽签决定一个官职，都应排除曾担任过此职的部落，因此第一轮抽签即由9个部落参加。到10年中的最后一年每个部落该担任哪个职务已经不言自明，也就无须抽签。部落代表原则和轮流原则保证了部落间的平等，而抽签又保证了候选人之间机会均等，因此这次改革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理念——平等，它是雅典在民主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公元前487年执政官选举改革并未伴随着任官资格的变化，有资格者仍仅限于前两个等级，但抽签的运用为执政官向更大范围扩展准备了条件。公元前457年，法律规定第三等级也可以担任执政官。这个规定本应是执政官地位降低后的应有之义，但从亚里士多德的话推断，它更可能是雅典的权宜之计。这一年雅典陷于和波斯、斯巴达的两线作战，要求第三等级源源不断地补充步兵，大概是为了提高他们作战的积极性，所以官方不惜置法律规定于不顾，破格允许他们担任执政官。可能到公元前5世纪末，第四等级参选执政官也被默许，这时梭伦的财产资格虽未正式废除，但已不再严格执行了。
与此同时，执政官的任用方法又发生了改变，预先的直接选举也为抽签取代，选举程序变为两次抽签：首先，10个部落通过抽签选出100名候选人；然后，候选人再进行抽签，产生10名执政官。选举仍遵循部落代表制和轮流原则。公元前5世纪，这个过程可能仍借助大豆完成。到公元前4世纪，由于抽签机的广泛使用，执政官的抽签可能也改用抽签机进行。抽签机由一矩形石块雕成，有10排10列凹槽，左边是一个铜制的管子，先将100名候选人的名牌按照每部落一列的规则插入凹槽，然后再将9黑1白10个小球随意放入管子，当白色小球出现时，指明的一排即是执政官，每部落一名。分配职务时，利用两台抽签机，一台放入10个执政官的名牌，另一台放入写有官职名称的小牌子。为保证轮流原则，每次一个抽签机上的白色小球选出一个执政官时，另一台抽签机应先排除他所在部落曾担任的职务，然后再释放小球。至此，执政官选举制度的演变画上句号。这次改变应该说是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自然结果。两次抽签进一步提高了普通公民担任执政官的机会，是民主制下“人民统治”思想的又一次体现。
从直接选举到纯粹抽签，执政官选举制度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3个世纪。这个过程既是执政官权力变化的缩影，也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它不是直线进行的，有曲折往复：最初，执政官是城邦的最高官职，贵族将它的任用权交给了自己的代言人——贵族议会，形成了对执政官的垄断。梭伦首次把抽签法引入执政官选举，扩大了任官资格，打破了贵族的垄断，但没有动摇执政官的地位。僭主为了维护统治，又将抽签选举改为直接选举，执政官受到僭主的控制，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地位得以恢复。公元前487年，抽签选举制复兴，执政官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下降了。公元前5世纪末，双重抽签取代了选举和抽签相结合的办法，执政官也从城邦的最高官职沦落为几乎向所有公民开放的普通官职。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雅典人主要通过改变选举制度的办法实现了执政官的日趋平民化。与之紧密相关的贵族议会，在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改革及几次执政官改革的冲击下，也不再是贵族的代言人了。经过公元前5世纪民主浪潮的洗礼，执政官和贵族议会这个曾经的贵族堡垒，终于被民主化了。

⑶ 古希腊审判制度！

五百人会议 又译作五百人议事会，是古希腊城邦雅典的民主政制的核心，他的职责是落实公民大会的决策，是一个总司一切事务的行政组织，为西元前6世纪晚期克利斯提尼改革时创立的机构，此机构一直延续到西元前3世纪。 议员组成 克利斯提尼改革中，以十个新的部族取代原有的部族。而五百人会议由五百个年满三十岁的公民组成，每个部落皆平均的派出五十个议员，由于每一个特里提斯（意译作三分部，即 trittys）及德谟人口皆不平均，所以每一个特里提斯及德谟所派出的代表皆并不平均，但每一部落所属的三个特里提斯的议席总数必是五十人。 议员的地理分布大都集中于城郊。克里斯提尼将雅典分配作三个不同地区，包括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以及雅典城及其近郊组成的城市地区，内陆地区的议员人数大致有一百七十四人、而沿海地区则有一百九十六人、城市地区则有一百三十个议员。在城市地区之中，雅典城派出了二十八个议员、雅典城的周边郊野派出了二十九人，故此出身雅典城的议员有五十七固，而比里夫斯港也有十名议员。 和其他行政官员一样，五百人会议的议员任期是一年，而且不得连任，每个公民一生也最多只可以担当议员两次。和四百人会议一样，议员资格是五百 medimnoi阶级pentakosiomedimnoi、骑士阶级hippies、有轭牲阶级zeugitai的成员才可参选，雇工阶级thetes 是被排除出外的。 运作 五百人会议每日在雅典城中亚哥拉市集中的大会堂内召开会议，除了节日及凶兆日子外，会议皆会举行。会议容许居住在城外僻远地区的议员间歇地的出席会议，不过若太常缺席会受到其他议员非议，而且会为令各代表不论居于城内或僻远地区皆须承担会议责任，会议进一步设制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中各个部族的成员轮流中担任，类似常务委员会般按每个部团期（prytany）输流执掌雅典政务。十个部落担任五十人团的次序由抽签决定。首四个部团期为三十六日，其余六个部团期则是三十五日。整个五十人团在所属部团期内均须住在大会堂旁的建筑中起居，如此便确保每名成员均出席至少十分之一的会议。每一天五十人团均需抽出一人出任主持人，主持人须全日待命以应付突发事件，并主持该日的五百人会议。如果当日举行公民大会，他也必须负责主持公民大会。 职责 五百人会议握有的最重要权力，是安排公民大会的所有议程，包括向公民大会起草议案（称作probouleumata）、及预先审查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他们也负责某些外交事项，如接待外交使节，而会议最重要的责任是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 特权 议员们在担任职务期间拥有一些特权，包括免服兵役，在城邦中的庆典中享有特别坐位，以及可以头戴桃金娘制成的冠冕彰显身份。而在西元前四五零年后，议员也可领取一天两个obol（六个obol等于一个德拉克马，一个工匠的日薪约为一个德拉克马）的薪资。

⑷ 古希腊的政治制度有哪些

这个古代，这个西南的政治性对数比较简单的一种民主政治指为主的症状

⑸ 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政治中有没有出现法律

雅典城邦作为雅典民主法制的摇篮创造了先进的民主政治体制,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雅典的民主政治在选举、审判、监察等制度上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许多瑕疵。我们在解读雅典民主政治之时也少不了去剖析其不足之处，以警现代。

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生及体现。雅典的民主政治起源于氏族社会，到奴隶制时期，实现了由君主体制到九个执政法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转变。后来通过德拉古（Draco）立法、梭伦（Solon）改革、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伯里克利（Pericles）改革终于到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希罗多德（Herodotos）的《历史》一书。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是“人民（Demos）”和“权利（Kratia）”两词合成，即人民的权利、人民的统治之意。意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和俄罗斯文中的“民主”都从其演变而来。尊重人格、保护人权，公民自治是希腊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现。民主政治思想在那个时期达到了最高水平，在选举权、审判权、监察权以及行政权上都有突出的体现。
（一）、选举制度。雅典实现直接民主制，而非代议制，主要体现在公民大会上。凡年满二十岁的雅典公民都要直接参加公民大会，选举出城邦重要的公职人员。其职权是选举和评审政府官员，修改法律、解决财政收支、决定宣战和媾和、缔结和解除盟约、评定军功等。如“执政官和十将军的选举就在公民大会上举行 [1] ”。公民大会是雅典最高权力机关，每月举行两到四次，每个公民在大会中都有选举权。伯里克利说：“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任何提拔，当任工职，这就对他优点的赏赐，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都黯淡[2]”。公民大会用抽签的方式选举出五百人议事会、陪审员和一般行政人员。
（二）、审判制度。梭伦改革后，雅典城邦设立了十个陪审法庭，平均每个有五百人，由公民大会选举，任期一年，不得连任。陪审员由年满三十岁的男性公民通过抽签方式充任，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有权受理公民的“不法申诉”。对案件的受理采用开庭方式，经过原、被告的辩论后，由陪审员秘密投票得票多者胜诉。因陪审判决即是一审判决有是终审判决，故“陪审官的任何投票都应当具有最高效力[3]”。
（三）、监察制度。雅典的监察制度已经相当发达，陪审法庭除是最高司法机关外，还是最高监察机关，有批准或否决五百人议事会的权力。此外公民也可以行使监察权。在雅典，官员的当选必须经过公民的严格监察。
1、在任职前其资格需先经审查，包括：出身、财产、人品、信仰、是否尊重父母、是否服兵役等。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由五百人议事会作初审，如有问题则提交法院判决决定是否任职。
2、官员任职期间也要收到审查。如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中都要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任何一个官员，他便要到陪审法庭受审，如有罪，则判决他的刑罚或罚金，如果无罪，他将复职[3]（p64）。
3．官员在其任职期满后，还要接受审查。在其离任时，会有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财产进行审查，如有贪污或者受贿，即送交法院判决，通常对其课以非法所得的十倍罚金〔4〕。
4、不法申诉。任何雅典公民认为某项法令违法，都有权向陪审法庭提出控诉，在控诉期，该法令暂停实施，如作肯定判决该法令就会被撤消。
5、贝壳放逐法。他是克里斯提尼立法改革最富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针对那些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利益，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员而设置的。每个春季非公民大会，先用口头表决方式提出是否有被放逐的人，如果有就召开第二次会议，每个人都在陶片或者贝壳上写上他认为应被放逐人的名字。
（四）、行政制度。五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政务，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主持大会。雅典的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而且分工明确，主要有六个司法行政官、祖执政官、王者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下面又设有各级大小官员。但他们产生的方式不太相同。六个司法执政官及他们的书记均由抽签选举，而王者执政官、祖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各有两个助理，由他们自己选举。这些人的资格在其任职之前都由陪审法庭审查，卸任时并需作报告。

⑹ 古希腊法的雅典的法律制度

雅典是古希腊社会的主要国家之一，是西方奴隶制国家的典型代表。
一、雅典“宪法”
雅典“宪法”与雅典民主政治紧密相连，是经历了多次激烈的政治斗争，通过一毓的立法改革，逐步形成的。这些旨在推进民主政治的立法相当于以后的根本法，所以赢得了雅典“宪法”的称号。
雅典“宪法”具有民主性，主要表现在：
（一）形式上承认公民的平等权利。
（二）民众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广泛职权。
（三）国家公职人员均由选举产生，而且集体职务多于个人职务，凡属于重大公务，均由集体决定，集体负责。
（四）由公民通过各种制度和措施直接维护民主制度。
二、财产法
雅典繁盛时期，私有制已相当发达，一切不动产（土地、房屋）和动产（牲畜、奴隶等）均可进行自由买卖。
三、债法
雅典的债法比较发达。债的来源分为两种：因契约而产生之债和因损害而产生之债。
四、婚姻家庭法
雅典的婚姻关系还保留有买卖婚的痕迹。
一夫一妻仅对妻而言，夫可以公开纳妾，丈夫还常常有女奴供他使用，夫与人通奸，法律并不干涉。夫有权离弃其妻，妻若离婚，则必须向执政官提出申请书，由执政官审查批准，手续十分复杂。继承权只给男子，遗产由嫡生子共同分配，长子取得的财产稍多。
五、刑法
在各类犯罪中，国事罪被视为最重的犯罪行为。施行的原则是：奴隶处罚肉体，自由民主要处罚财产或剥夺权利。
六、法院组织与诉讼法
雅典国家设立了许多专门性质的法院。这些法院无明确的审级关系，但有粗略分工。

⑺ 古雅典的法律制度

古希腊法律制度
一、古希腊法的含义和特点
古希腊法泛指存在于古代希腊世界所有法律的总称。其一般特征是：各城邦国家各自制定和适用自己的法律，且大都是系统的成文法规，内容详尽，部门完备；缺乏象罗马法那样的严密法典，审理案件的旨趣不在于法条内容的适用，而在于“公道”的抽象标准，因此在技术上较为灵活；在各城邦法律的冲突中产生了一些古希腊化国家的希腊人普遍接受的法理原则，产生了“普通法”；希腊化的法律由多种邦土法律构成，术语和规则不甚固定和严谨；希腊化法律中冲突法比较发达。
二、雅典“宪法”的产生原因及其历史地位
雅典城邦国家是古希腊世界实行奴隶制民主制的典型。在公元前7——前5世纪，由于平民和贵族的斗争引起雅典政治法律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并由多名商业贵族当选的执政官创立并发展了雅典“宪法”。雅典是个沿海国家，工商业发展较早，对外贸易发达，工商业奴隶主集团势力强大，而靠土地收入的氏族贵族势力相对软弱。两大集团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工商业奴隶主集团得到了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的支持。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军队的核心，又是民主政治的积极要求者。雅典全盛时期自由民总数9万，而男女奴隶多达36.5万。阶级关系状况要求统治者要缓和与自由民之间的矛盾，雅典城邦国家最终采取了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制度。
雅典民主制度及其“宪法”由梭伦改革奠定基础，到公元前5至4世纪进入 最发达时期。其民主性的特点有：形式上允许一切雅典公民参与国家日常活动，公民直接参政、议政和行使司法权；实行公职人员选举制、任期制，并有较严密的监督制度和程序；决定国家重大问题采用集体会议制；这些制度均以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公民可通过各种制度来直接捍卫民主制度。恩格斯评价雅典的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推动了雅典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并对后来的欧洲民主传统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雅典民主实质上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有其深刻的阶级局限性。当时雅典居民中拥有公民权的不足总人口的1／20，民主制度的实施和贯彻局限在狭小范围内；农民、手工业者不可能经常放弃生产去开大会，政治权力实际为少数有产政治家掌握；当选公职人员需要在年龄、财产资格、是否欠国家债务等方面具备一定资格，限制了普通公民的当选；民众大会虽然是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政治生活中起极大作用，但基本是依统治集团意志运转，以此来实现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专政。
三、古希腊邦际关系法和战争与和平法
由于古希腊城邦间相互独立，互不隶属，在社会经济或军事需要情况下城邦之间会暂时结盟，联盟成员一般保持平等地位。这样，逐渐产生了一种类似现代国际私法、国际法性质的邦际关系法和战争与和平法，成为希腊法律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宝贵财富，为近代的国际法和国际私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渊源。

⑻ 古希腊的司法审判程序如何运作

古希腊的司法审判程序其实并非十分规范，因为古希腊法律大多是口头法（例：莱库古），而古希腊的司法审判程序是以大法官、陪审团、和书记员为主。

⑼ 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是什么

1、城邦是希腊的一种国家形态城邦(city-state)一词在古希腊原文中称“polis”原指公民集体、城砦，引申为城市、国家，希腊城邦系专指古代希腊长期存在的一种国家形态。世界各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邦类型的小国。即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一些村落，一城一邦，故称“城市国家”(简称“城邦”)。不同的是，其他民族大都随历史的发展，由小国演变为大国以至帝国，而希腊文明的特点却是，它保留城邦小国纷立的局面较其他文明更为长远，而且是在城邦体制下达到其文明繁荣昌盛的高峰。希腊城邦多具有小国寡民的特点，各邦独立自治，城邦就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各邦公民享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力(妇女除外)。而奴隶及外邦移民则处于受压迫、剥削的地位。所以，古希邦城邦实际上是公民集体联合起来，维护自身利益，压迫奴隶与外邦人的一种国家组织。2、小国寡民前提下的希腊城邦公民政治希腊城邦本身就是公民集体联合的国家组织，所以，尽管其政体有所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地实行公民政治。民主制下每个公民都是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的当然成员，各级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其民主性在古代历史上首屈一指，亦即其公民政治的发展在古代世界史上臻于顶峰。贵族制与民主制是希腊城邦中最流行的政体。贵族制下，尽管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部分公民——贵族手中，但另一方面，由全体自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在形式上仍是最高权力机构，在有些城邦，甚至还拥有相当的权力。即使是在那些希腊城邦中不占主导地位的君主制、寡头制、僭主制下，公民政治也有不同程度地体现。并且在希腊城邦的发展过程中，这几种政体的最终趋势或归宿也还是导向了贵族制或民主制。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总结城邦公民政治说：“(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涵义，就是为了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判别城邦的标准，不是看它的国土、城垣、人口；而是看它是否由公民组成。”“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判，具有最高的权威。”希腊城邦公民政治得以实行的前提是小国寡民。特别像雅典那样的直接民主，这个前提尤其重要。因为直接民主制惟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操作性。在这些国家中，生活在城外农区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领土广阔的国家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可以说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3、雅典民主制的建立是长期斗争的产物雅典民主制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更非强权者的恩赐赏予，而是长期斗争的结果。其中既包含下层平民群众的反抗，也凝聚着杰出人物的智慧。在这一过程中，先是贵族推翻腐朽的君主制，确立起贵族制，从而为向民主制演化准备了条件。随着贵族统治的强化和工商业的发展，公元前7至前6世纪雅典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激化，贵族垄断了国家政权，压迫平民群众，经济上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和债务奴隶制使贫苦的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流离，卖儿卖女，甚至举家沦为奴隶。不满的平民群众准备铤而走险，武装起义一触即发。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出身平民而靠经营工商业致富的工商业奴隶主，他们有钱无势，也对贵族统治不满，政治上站到平民一边。此时的雅典，社会矛盾极端激化，形势极端危险。梭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启了雅典民主化进程。但梭伦改革没有完全满足下层平民的要求，贵族仍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优势，所以平民与贵族之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雅典建立了近半个世纪的僭主统治。后期僭主统治的黑暗引起人民的反抗，群众起义推翻了僭主统治，并进一步打击贵族势力，这又为克里斯提尼改革创造了条件。克里斯提尼改革最终在雅典确立了民主制。此后雅典民主政治进一步向前发展。终于在伯利克里统治时达到极盛时期。由此可见民主制确立的艰难曲折。所以教材说，“雅典民主不是某个天才的瞬间发明，而是雅典志士仁人在平民支持下，经200多年颠簸曲折、不断创新的产物”。

⑽ 古希腊政治制度

僭主制是希腊特有的专制形式。所谓“僭主”是指不依合法程序不经公民授权而僭取国家权力者，也就是僭取了本由公民集体享有的政治权力，所以被视为违背常规和不合法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政体就不像一个政体”，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是城邦正常的组织形式和统治方式。如果勉强把它算作一种政体的话，那它也是“最为恶劣的”。这几乎是希腊政治思想家一致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