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信赖利益
第171条 无权代理
【条文】
第一百七十一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法条释义】
一、无权代理的构成
无权代理的构成以代理为前提，这要求无权代理人（行为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作出代理法律行为。无权代理与有权代理的区别仅仅在于行为人有无代理权，其他构成要件两者完全相同。同时，这也是无权代理和无权处分的最大区别，无权处分的前提是无处分权的行为人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分，而无权代理的前提是无代理权的行为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作出代理法律行为。
无权代理的构成还包括行为人无代理权。行为人无代理权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种情形：第一，行为人自始无代理权，包括被代理人没有做出代理授权行为，代理授权行为本身无效或被撤销具有溯及自始的效力、被代理人和行为人之间的基础关系无效或被撤销等具有溯及自始的效力导致代理授权行为无效等情形。第二，行为人享有代理权但超越代理权，即行为人有代理权但超越了代理权限。第三，行为人代理权终止后继续做出代理行为，即行为人之前享有代理权，但代理权依据本法第173条终止且不具有溯及自始的效力，之后行为人依然做出代理行为。
二、被代理人的追认权
（一）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而言的效力瑕疵
本法第5条确立了自愿或意思自治原则，据此，在委托代理中，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中包含代理人做出的代理行为对自己产生效力的效果意思，根据此种意思，基于委托代理权做出的代理行为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这扩大了被代理人意思自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代理人无代理权，这意味着被代理人并无承担代理行为后果的意思表示，因此，代理行为的后果并不能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故原则上而言，应由被代理人予以决定是否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被代理人据此享有追认权，本条第1款即确定了这个一般规则。
但该规则在如下情形中应予以目的性限缩：第一，无权代理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此种情形中，该代理行为原则上对于被代理人确定不发生效力，被代理人不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且不享有追认权，因为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对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没有影响，如果该单方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的效力完全取决于被代理人的追认，且相对人无撤销权予以保护，可能会导致相对人过分的被动不确定。但即使在单方法律行为的情形中，仍然可能例外地由被代理人享有追认权，包括：相对人未对无权代理人所提出的代理权提出异议；相对人同意无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无权代理行为系受领意思表示的消极代理。原因是，在前两种情形相对人自甘冒险，故其无需被特别保护；在最后一种情形中，意思表示由相对人做出，在意思表示到达前相对人有权依据本法第141条予以撤回，因此其无需其他特别保护。
第二，如果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构成无因管理，即无因管理行为是由管理人以被管理人名义做出的法律行为，则作为无因管理的法律后果，被管理人（被代理人）应具有追认义务，作为管理人的无权代理人可请求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
（二）追认的意思表示
被代理人有权通过追认承担无权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追认也是一种意思表示，故适用本法关于意思表示的一般规定。
追认也需要被代理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如果被代理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原则上需要由被代理人的法定代理人予以追认。依据本法第145条第1款的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例外地自己享有追认权，但此时不应当看他是否能够理解追认权的行使本身，而应当看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对他来说属纯获利益或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健康相适应的行为，否则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追认行为作为单方法律行为应为无效。
追认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追认既可以向无权代理人作出，也可以向相对人作出，但是，在相对人进行催告后，如果被代理人的追认意思表示仍可向代理人作出，这可能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故此时追认应认为只能向相对人作出。同时，根据本法第137条的规定，对话意思表示自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非对话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且该意思表示可以根据本法第141条予以撤回。
追认意思表示，依据本法第140条的规定，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默示。《合同法解释二》第12条规定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这即为默示的追认意思表示，默示的意思表示还可以从被代理人请求相对人履行义务、被代理人提供担保等行为中推断出来。依据本法第140条第2款，被代理人单纯的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追认意思表示。在代理行为被做出且相对人行使催告权后，被代理人单纯的沉默按照本条第2款规定，应视为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同时，代理行为作出后，《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3句所规定的被代理人知道他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课予被代理人必须表示明确拒绝追认的义务，并不合理，在此种情形中不应再予以适用。
追认意思表示也会出现效力瑕疵。如果追认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做出，或者基于相对人欺诈做出，或者基于相对人或无权代理人胁迫做出，被代理人自然享有撤销权。如果被代理人基于无权代理人欺诈而为追认时，为保护相对人利益，应适用本法第149条第三人欺诈的规定，认为只有在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无权代理人欺诈行为的，被代理人才享有撤销权。
被代理人可否追认代理行为的部分，可考虑区分下列情况分别处理：其一、如果无权代理行为是可以分割的，则被代理人可以追认其中的一项或数项，除非不同部分相互连接产生了价格等方面对被代理人的优惠；其二、如果无权代理行为是不可分割的，则原则上不可部分追认，除非相对人同意；其三、无论被代理人是追认全部或部分代理行为，都必须是概括的追认，而不能只追认其中的有利内容，拒绝其中的不利内容。
（三）追认期限
被代理人享有追认权，但其是否予以追认和何时追认，对相对人而言并不清楚，此种状态的长期存在不利于相对人，使得相对人可能丧失良好的商业机会，且被代理人能够以相对人的成本为代价进行投机。因此，本法对被代理人的追认予以期限限制。
在相对人催告时，本条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相对人催告时是否有权确定一个并非一个月的其他追认期限，对此观点不一。基于利益衡量的考虑，如果被代理人和相对人有约定或法律存在特别规定，自然约定或特别规定优先，并无理由排除双方的意思自治；如果相对人催告时自行确定追认期限，则法定的一个月期限应为最短期限，避免损害被代理人利益。
同时，本条并未规定相对人没有催告情形中的追认期限。如果被代理人和相对人有约定，自然约定优先；如果不存在明确约定，也不存在特别规定，未经催告时的追认期限应当自被代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无权代理行为之日起的合理期限，交由法官结合交易习惯、交易性质、标的数额等因素予以确定。
（四）追认效果
本条第1款后段规定“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这意味着被代理人予以追认的，代理行为就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但追认是对特定无权代理行为的事后同意，而不能将其视为授予了将来的代理权。追认具有溯及效力，溯及至代理行为实施时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合同法解释二》第11条后段的规定即如此。但该溯及力不能侵犯到第三人利益，例如，乙无权代理甲将甲的电脑卖给丙，之后不知情的甲与丁签订了另一个买卖合同，但因为前一个合同价格更优，甲对此予以追认，此时追认具有溯及力即侵犯了丁的利益。
被代理人追认无权代理后，若被代理人行为超出基础关系之限制，被代理人有权依据其与无权代理人的内部关系或侵权关系请求无权代理人赔偿。
三、相对人的催告权和撤销权
为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被代理人享有追认权，同时为体现被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保护相对人利益，本条同时规定了相对人的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
（一）催告权
相对人无论善意抑或恶意，都享有催告被代理人追认的权利，旨在尽快结束不确定的状态。在解释上可认为如果被代理人已经向相对人表示追认或拒绝追认，或者虽然被代理人向无权代理人表示追认或拒绝追认且相对人知情的，则由于行为效力已经非常明确，旨在结束不明确状态的催告权就不能再行使。相对人的催告属于准法律行为中的意思通知，其效果是自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算被代理人的追认期限。
本法并未规定催告的其他效果。如果被代理人根本未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或者被代理人向无权代理人做出追认或拒绝追认但相对人不知情的，从利益衡量的合理性角度予以考虑，如前所述，在相对人进行催告后，被代理人的追认应只能向相对人作出；同时，在催告后，可认为被代理人在催告前已经对无权代理人做出的追认或拒绝追认意思表示失效，被代理人可重新对相对人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
（二）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
善意相对人不能决定无权代理行为是否能够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但能够在被代理人追认前撤销自己的意思表示，进而使得无权代理行为对自己不能发生效力，这就是善意相对人所享有的撤销权。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如下：
第一，相对人曾作出意思表示。如果无权代理人做出的代理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相对人不曾作出意思表示，自然就不享有撤销其意思表示的权利。
第二，无权代理行为被追认前。同样，如果撤销的意思表示还没有到达被代理人而被代理人的追认意思表示就到达相对人的情况下，撤销权也不得行使。
第三，相对人为善意。问题是如何理解此处的善意相对人，有观点认为，只有明知行为人无代理权的相对人才不享有撤销权，但是，从本条第2款所采取的“善意相对人”文义中并不能得出如此结论，并且本条第4款规定了“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与第3款规定的“善意相对人”对应，此时本条中的善意相对人应做相同的理解。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理解本条第4款所规定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如下文所述，所谓的善意相对人是指相对人不知道且未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
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应当以通知方式作出，这意味着撤销权的意思表示应是明示的；撤销权可向被代理人为之，也可向无权代理人为之；同时，与追认要求一致，撤销权的客体应及于无权代理行为的全部，不得只撤销不利的部分，但如果无权代理行为是可分割的，则可以就其中的一部分行使撤销权，除非不同部分相互连接产生了价格等方面对相对人的优惠。
四、无权代理人的责任
在被代理人不承担代理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为保护相对人的利益，相对人可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无权代理人所承担的责任，根据本条第3、4款应区分相对人善意抑或恶意予以分别处理。
（一）相对人善意的认定标准
这涉及到与本法第172条表见代理中相对人善意的协调，表见代理和狭义无权代理的构成要件中都包括相对人善意，无权代理人赔偿责任中相对人善意的确定，其实就是和表见代理中相对人善意进行比较，分析其是否应当相同以及如何不同。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既然表见代理是比无权代理人赔偿责任更充分和更强大的保护方式，相对人要主张表见代理的难度应该更高，相对人也应承担更高的调查义务，付出更多的调查成本。这一价值判断结论除了反映于表见代理构成中还需要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之外，也应反映于相对人善意的判断标准上。据此，可以认为，在表见代理中，相对人的善意以没有抽象轻过失为标准；无权代理人的赔偿责任中，相对人的善意只要没有重大过失即可。
这从本条和第172条所使用的不同语词中可以看出来，本条第4款规定“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应的，善意相对人即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而172条所规定的善意相对人是“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两相比较，第172条所要求的善意程度显然更高。据此，本条中善意相对人应被解释为不知道且未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如果相对人具有抽象轻过失，虽然不能构成本法第172条的表见代理，但应能构成本条中的善意相对人。相应的，本条第4款中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应解释为“相对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
（二）善意相对人的请求权
1、选择权
不知道且未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善意相对人信赖的是无权代理人有权代理，在不能依据本法第172条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中，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此种信赖，虽然被代理人不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但应由无权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如同代理行为对无权代理人发生了效力。因此，善意相对人有权选择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如果善意相对人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则在相对人和无权代理人之间形成法定的债之关系，无权代理人自然应负有其有权代理时被代理人所应负有的履行债务义务，但其也具有相应的权利，例如享有对相对人的瑕疵担保责任请求权和合同所产生的抗辩权等。
如果善意相对人选择请求无权代理人赔偿，那么赔偿范围究竟是信赖利益抑或履行利益？如果承认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相对应的，其就当然有权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履行利益的赔偿，代理行为中所约定的违约金、定金等约定条款也应同样予以适用，如同代理行为对无权代理人发生了效力。
但是，对善意相对人信赖的保护不能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或者行为人有权代理人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因此履行利益的赔偿应等于而不能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或行为人有权代理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这意味着如果代理人可以证明被代理人根本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无财产能力时，则代理人也不需要承担履行债务或损害赔偿的责任。
2、无权代理人不知其无权代理且无过错时
即使相对人为善意，但无权代理人也可能不知其无权代理且无过错。此种情形较为少见，但并非没有，例如被代理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授权，如果授权行为最终无效导致代理人无代理权，但代理人未因过失地将被代理人误认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此时，让无权代理人承担履行债务责任或履行利益的赔偿责任，在利益判断上较为失衡，但如果无权代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则对相对人有失公允，毕竟善意相对人较之作出无权代理行为的无权代理人而言更值得保护。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此时本条第3款的前半句应进行目的性限缩，相对人不可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但该款后句仍予以适用，即相对人仍有权请求赔偿，但此时仅为信赖利益而非履行利益的赔偿，且无论如何不得超过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或行为人有权代理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这是一种法定的风险合理分担规则。
（三）相对人恶意
如果相对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其为恶意相对人，在价值判断上，较之善意相对人，此时对恶意相对人的保护程度应当较弱，故此时应由相对人和无权代理人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无权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具有对被代理人的追偿权，则依据他们的内部基础关系或侵权关系予以解决。
有观点认为，相对人明知行为人无权代理时，不可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原因在于相对人自甘冒险，无需保护。但是，在无权代理人对无权代理的发生有过错的前提下，无权代理的发生毕竟是因为无权代理人的原因，如果由相对人承担全部信赖损失，未免在利益衡量上有失公允。因此，此种情形下，仍应依据本条规定，相对人和无权代理人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如恶意相对人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则应适用过错相抵；如果无权代理人对其无权代理不知且无过错，则自然无需向相对人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民法通则》第66条第4款规定“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该款规定偏离了规范重心，未解决代被代理人是否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和相对人是否对无权代理人享有请求权的问题。因此，本条的适用范围仅能是，在被代理人拒绝追认，且被代理人存在其他损失的情况下，被代理人有权在相对人和无权代理人存在共同侵权时依据共同侵权请求他们承担连带的侵权赔偿责任，但此时已经无需在代理中作出特别规定，适用侵权规则即可。
（四）相对人对无权代理人无请求权的其他情形
如果无权代理人做出代理行为时受欺诈或胁迫，被代理人不予追认，此时无权代理人应有权撤销代理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无权代理人是有权代理，相对人也不可请求被代理人承担有效代理行为的后果，故此时相对人不享有本法第3款所规定的对无权代理人的请求权。
在承认无权代理人可以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前提下，如果其未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则基于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保护优先于交易安全的价值判断，限制行为能力人不承担任何责任，相对人只能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2条请求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承担责任。
如果善意相对人行使本法第2款所规定的撤销权，有观点认为，此时被代理人无法行使追认权，因此相对人无权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但此时似乎对相对人保护不周，因为撤销权本来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目的仅在于消除不确定关系状态，但却因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反而对善意相对人不利。此时，善意相对人要在两难中予以选择，要么不行使撤销权请求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要么只能行使催告权但仍要忍受一定期间的不确定这种不利益，这在利益判断上存在问题。因此，即使善意第三人行使了撤销权，善意第三人仍可依据本条第3款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
❷ 信赖利益的目的
利益界定的目的
信赖，就是有信任并依赖的意思。信赖，它是人们对于某人某事的主观心理状态的描述。由于信赖利益的主观性，决定了它从根本上无法用客观的尺度衡量。信赖本身并非一个严谨的词语，与法律用语的严谨清晰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在追求严谨的大陆法系，它并非一个严格的法律用语。
但是，在法律界却长期使用着一个与信赖有密切联系的词语——信赖利益。作为一个外来词语，它是日本及我国学者对英语Reliance Interest以及德语Oversensitiveness或Negatives Inter esse的直译。它表达的是当事人之间基于某种信赖关系而引发的利益，因此，它也是要解决当事人基于信赖关系发生的利益上的冲突。但是，“信赖”这个包含太多伦理道德色彩的词语使得在法律上为其界定成为了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目前，虽然有很多的人在研究信赖利益，但是基本上是从损害赔偿的角度入手，讨论在哪些情况下有必要确认信赖利益损害，如何对受害人进行救济，其救济程度应该如何确定等等。但是时至今日，人们还是没有正面讨论究竟什么是“信赖利益”，因此导致信赖利益仍然是一个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的概念。
如前所述，信赖利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利益，立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术界尚无定见。因此，从整体上给信赖利益进行明确的界定，是我们研究信赖利益的出发点。怎么界定信赖利益，也将直接影响到它的立法目的和价值能否有效实现。人们只是从朴素的诚实信用的观念出发来认识信赖利益，并没有深入阐释清楚信赖利益引发民商法体系的根本目的。所谓概念之争，实为目的之争。界定信赖利益，必须遵守的首要规则，乃是必须明确民商法律和法律领域引入信赖利益概念的目的，即在整个民商法体系和法学体系中间，我们构建的信赖利益及其保护理论即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并且它将对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发生作用。
信赖利益界定的诸种学说
1936年美国学者富勒在其发表的《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中，提出“基于被告之允诺的信赖，原告改变了他的处境。例如，依据土地买卖合同，买房在调查卖方的所有权上支付了费用、或者错过了订立其他合同的机会。我们可判给原告损害赔偿以消除他因信赖被告之允诺而遭受的损害。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他恢复到与允诺作出前一样的处境。在这种场合受保护的利益可叫做信赖利益（the reliance interest）。”
自从美国学者富勒教授明确提出“信赖利益”概念之后，引发了许多学者对信赖利益概念的讨论，但是对信赖利益仍没能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形成了几种学说：
（一）损失说。该学说认为：“信赖利益者，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因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不成立或无效而生之损失，又称消极利益之损害”。大陆法系学者一般在缔约过失责任的背景下探讨“信赖利益”，因而多数学者赞同损失说。如台湾学者林诚二先生就认为：“信赖利益赔偿者，乃法律行为外形上成立但实质上无效，当事人之一方因善意无过失信其有效所受损害之赔偿也”。台湾学者曾世雄先生同样认为：“信赖利益，又名消极利益，谓法律行为为无效或可得撤销，相对人信赖其为有效不能撤销，因无效、撤销之结果所蒙受之不利益”。王利明教授也持此说：“在大陆法中，信赖利益又称为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契约利益。例如信赖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有效的相对人，因表意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撤销意思表示所受的损害”。
信赖利益的损失说，其大体是站在“信赖利益损害赔偿”的角度来研究信赖利益，其基本立场是：（1）信赖利益是一种损害；（2）这种损害发生在法律行为特别是契约行为中；（3）它只发生在法律行为失效的状态下，并且这里的失效，多指法律行为不成立或无效而言。
损失说对信赖利益的界定，具有两个积极意义：第一是描述了信赖利益存在的场合，划定了信赖利益基本的轮廓；第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述了信赖利益构成的要件，为法律适用提供了参考的依据。但是损失说有其根本性的缺陷，它作为信赖利益的基本定义，不如说是给信赖利益赔偿的定义。它混淆了利益与损害两个不同概念的区别，把信赖利益本身与信赖利益赔偿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混为一谈，颠倒利益这个“因”与赔偿这个“果”的关系，在逻辑上是有矛盾的，正如个别学者评价的那样：“损失说”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语词上的矛盾及理论上的冲突。
（二）利益说。主张利益说的学者认为：“信赖利益是信赖合同有效成立所带来的利益”。其以利益而非损失来定义信赖利益，虽避免了“损失说”所带来的逻辑上的混乱与矛盾，但仍没有揭示信赖利益的真正内涵。首先，“利益说”也将当事人的信赖限定对合同有效成立的信赖，而没有指出是对相对方缔约行为的信赖。其次，“利益说”混淆了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含义。期待利益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当事人希望正常履行合同所代理的利益，是与既存利益相反的将来利益。“利益说”将信赖利益定义为合同有效成立所带来的利益，此利益亦属将来利益。但合同有效成立本身并不会带来什么利益，而是只有正常履行后方可给缔约人带来利益。在此意义上说，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并无实质区别，只是“信赖”与“希望”的用词不同而已。再次，“利益说”模糊了信赖利益与信赖利益损失的概念。依“利益说”，信赖利益是信赖合同有效成立所带来的利益。由此可认为，信赖利益损失是指信赖合同有效成立所带来的利益因合同不成立或无效而使该利益落空所带来的损失。然而，“利益说”所主张的各种信赖利益损失并非因合同不成立或无效而造成的，如缔约费用，包括邮电费用、交通费用、调查费用等等。这些费用都是为了缔约而必须预先支付的交易成本，无论合同成立或生效与否均要实际支出，只是在合同有效成立后相对人正常履行合同，该支出即可以从履行利益中予以弥补。因而合同不成立或无效并不是信赖利益损失产生的原因，而是该损失无法弥补的原因。
（三）处境变更说。富勒教授在论述信赖利益时认为:“基于对被告之允诺的信赖，原告改变了他的处境。例如，依据土地买卖合同，买方在调查卖方的所有权上支付了费用，或者错过了订立其它合同的机会。我们可以判给原告损害赔偿以消除他因信赖被告之允诺而遭受的损害。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他恢复到与允诺作出前一样的处境。在这种场合受保护的利益可叫作信赖利益(the reliance interest)”。(D日本学者内田贵教授持相同观点:“所谓信赖利益是指原告信赖被告的约定使自己产生自我状态的变更。对此状态的保护意味着将原告复原到契约缔结前的状态”。处境变更说立足于英美法系固有的法律分类方法，强调的是信赖利益损害的概念，其缺陷也在于此。
（四）代价说。所谓的代价说则认为，信赖利益是指在当事人合理信赖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有效成立而付出必要的代价中所蕴含的利益，又称消极利益和信任利益。该说指出，信赖利益首先是指一种利益、它必须是基于合理的信赖而产生、它蕴涵于因合理信赖而付出的必要代价中。代价说强调了信赖利益的利益属性和信赖利益发生的特殊场合，即只有在信赖合同有效成立的场合下才有信赖利益的发生，这是值得赞成的。但是，它认为信赖利益是当事人因合理信赖而付出的必要代价，这种代价，指的是当事人的财产上的某种不利益，换种说法便是财产的减少或者获得财产收益机会的丧失。因此，代价说其实是损失说的一种翻版。
（五）信赖利益否定说。贺卫民指出，如果认为信赖利益是将来利益则与期待利益无甚区别；如果认为信赖利益是既存利益，则因没有损失而处于维持现状的状态。所以也谈不上利益。因此，只有信赖损害的说法而不存在信赖利益。因为信赖损害是一方受害而对方不受益。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不存在信赖利益的概念，英美法有的只是“信赖损害赔偿理论”，在大陆法系也指的是信赖利益的损害而引发的一种利害关系，“信赖利益的损失”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不能拆分为信赖利益和损害两部分。由此得出信赖利益的术语应当摒弃的结论。
在其观点中，可以发现其缺陷：
第一，他认为英美法中并不存在单独的信赖利益概念，这是因为他过分的机械地理解信赖利益损害赔偿的概念了。即使英语“reliance interest”是用来表达一个完整的信赖利益损害单一概念，也不能否认德国法上的的确存在的以“信赖利益”为最小词义单元的名词。另外，我国法律用语多引自日本，而日本民法理论和实践上，又实实在在存在着信赖利益的说法。因此，单从文字学上讨论所谓信赖利益是否存在，太过于武断了。
第二，维持现状就没有利益可言的说法没有根据。 在通常意义上讲，利益就是好处。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就是当事人所享有的财产或者是人身上的好处。这些好处是当事人已经获得的，称之为既存利益，或是当事人将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的，称为将来利益。当事人是否享有某种利益，享有何种利益，本身就是对当事人处于某种法律状态的描述，即使当事人既未从其他地方得到好处，也未丧失本已有之的好处，单单这个好处的维持现象就可以说是一种状态。
第三，利益与损害的相互关系不明。没有损失就不等于利益不存在，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法律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当事人的正当利益，损失是当事人利益遭到侵害的状态，法律要预防和制止这种损害现象的发生，才有法律责任的设立。所以，利益是损害的前提，没有利益就谈不上损害，持信赖利益否定论者恰恰是本末倒置，颠倒了利益与损害的逻辑关系。
虽然信赖利益否定轮有很多的缺陷，但是它同样有很多值得汲取的有益成分。例如，它主张法律保护的是合理的信赖关系、信赖利益是一种利害关系、关于信赖利益的看法大陆法系与英法法系有所不同以及英美法系国家尚存在信赖与信赖利益的区分等。
在上述各种学说尽管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对于信赖利益，他们在总体上的认识是一致的：
第一，信赖利益是一种消极性的利益。信赖利益本身并不表现为某种当事人积极追求的可得利益，尤其不表现为因合同交易的成功而可以给当事人当来的预期的财产收益，而仅仅是在缔约合同的过程中当事人因对方的某些不正当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利益，这些受到损害的利益主要表现为财产上的损害，但也并不完全排斥在一定情况下，将丧失的交易机会这样无法客观衡量的与财产利益相关的损失也计算在内。因为受到损害而引发的财产利益上的负增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消极财产利益。
第二，信赖利益是人们在交易过程中内心道德情感即信用观念的法律外化。信赖利益，这种利益的得失变化与信任、依赖有着紧密的相关性，所以，信赖利益掺杂着朴素的道德价值因素，这是我们理解信赖利益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方面。
第三，信赖利益有着很强的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在各种关于信赖利益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发生需要保护信赖利益的场合，军事在交易的过程中，车与静态的财产关系，尚未见有提出需要保护信赖利益的问题。因此，信赖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于交易安全、流转关系稳定的保障机制。
第四，信赖利益以有效合同关系不存在为前提。大多数学者认为，信赖利益与履行利益以及期待利益是有区别的。在合同有效成立的情况下，信赖利益会被履行利益或者期待利益覆盖因而无需单独提出，但是在合同关系无效、不成立或者被撤销以及解除等场合，即在当事人之间没有严格意义的有效合同关系束缚的情况下，才有信赖利益之说。
信赖利益概念的界定
对信赖利益的界定应以其特性进行。通过对信赖利益的综合分析，信赖利益具有以下的特性：
一是信赖利益的交易性。
信赖利益的承认与保护，目的在于维护交易的安全，保护交易活动正常有序的进行，所以实质性的交易活动是信赖利益得以发生的基本事实依据，没有交易的行为，也就不存在信赖利益保护的必要，交易性是信赖利益的重要属性。
二是信赖利益发生的阶段性。
信赖利益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果不加以限制则必将泛滥而逐渐失去其效用，除在性质上加以限定外，时间上的严格限定也必不可少。在合同有效成立的情况下，信赖利益会被履行利益或者期待利益覆盖因而无需单独提出，但是在合同关系无效、不成立或者被撤销以及解除等场合，即在当事人之间没有严格意义的有效合同关系束缚的情况下，才有信赖利益之说。所以我们界定信赖利益，就要严格的遵循合同外利益的时间限制。具体而言，信赖利益发生于：
第一，为达成交易关系而发生接触时。主要指当事人为吸引相关人员向自己发出实质性要约的要约邀请阶段。
第二，为达成交易关系而磋商之际。即指双方发出邀约、反邀约和为达成最后的合意而谈判与协商的过程。
第三，合同签订开始至完成之时。指双方当事人已经就合同的主要内容完成谈判与磋商，承诺和进入签订文件和确认双方的合意的阶段。特别表现为隔地非对话式要约与承诺的情形。
第四，双方达成合意合同成立至被法律评价为有效的阶段。合同的成立与有效大致上可以认为是同时完成，但是不可因此而混淆成立与有效这两个系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很多情况下它们的发生会存在一个时间差，这段时间差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受合同效力的约束，所以仍属于合同外的关系。
第五，合同被撤销之时。对于可撤销的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是由于存在意思表示上的瑕疵，或者有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发生，使得一方当事人获得对该合同的撤销权，，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而撤销已经存在的合同，当事人已经不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发生的基于信赖的利益状态。
第六，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时。合同被确认无效，当事人进入无合同的特殊对待关系状态。合同无效，包括效力待定合同被确认为无效，也包括因不具备合同有效要件径直认定的合同无效。在进入无合同的特殊对待状态之后，都存在着一种以信赖为纽带的信赖关系，由信赖关系影响的当事人的固有利益，也就是信赖利益。
第七，合同被解除之时。合同因为约定或者法定事由的出现，使得有效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获得解除权，该合同有可能因为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而不再继续存在。在合同解除之后，双方本有的合同纽带不复存在，在此后发生的利益纠葛清算中，信赖利益的确保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第八，合同关系正常终结后的后合同阶段。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履行完毕之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理论上双方将恢复到订约之前的状态，不再有特殊的对待关系，只受一般保护性关系的约束。但是很多时候由于此前的交易，双方当事人在一个相当长的后续时间里无法恢复到订立合同之前的状态，还会发生某种特殊的联系，双方之间还需负担一定的义务，相互享有某些请求权，即后合同关系。后合同关系同样符合前述双方没有合同关系的特征，因而也有信赖利益的产生与保护问题。
三是信赖利益的外部性。
由于信赖利益发生于合同关系尚未被法律作出有效的评价之前，或者是合同关系结束之后，因此也就引发其合同关系的外部性特点。
四是信赖利益的法定性。
首先，信赖利益发生的根据，并非如合同上的履行利益或者期待利益，由当事人之间依据意思自由的原则约定产生，而是由法律直接加以明确规定，在发生根据上具有法定性；其次，信赖利益认定的标准也由法律强制规定，不以当事人的意志而转移；再次，信赖利益损害的救济方法、赔偿的数额均由法律规定，当事人并无约定或者变更相关法律规定的权利。
五是信赖利益的固有性和成本性。
固有性，是指信赖利益是当事人既有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通过某一行为预期可以获得的利益，也就是说，信赖利益仅是当事人因对对方信赖而发生的自己原有利益上的一部分被特定化了的结果。
成本性是指，信赖利益是当事人在商品交易过程中所应付出的必要成本。这种成本，既指有形的物质的支出，也包括无形的与其他民事主体缔结契约的机会的丧失等。
六是信赖利益兼具人身和财产的双重属性。
当事人从事一项交易的缔结或磋商，或因一项交易正常的和不正常的终结而需要善后的过程中，当事人在合同之外对于对方的言行外观投入了信任，并且依据这一信任产生依赖感，那么对这一依赖感的违背，将会产生受害人精神上的损害，所以，在信赖利益之中必然包含着某种程度的人身性质的利益。
❸ 民法中的“善意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是什么意思
您好：
1、首先要了解下什么是“善意相对人”：“善意相对人”主要指的是合同的相对人或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中的第三人，因自身没有过错也不可归责于己的行为，取得一定的财产或利益。
简单的说就是:合同或者其他法律行为中“没有过错的一方”。
2、其次“信赖利益”是指：是指一方基于对另一方将与其订约的合理信赖所产生的利益。
3、所以，“善意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可以简化为：合同或者其他法律行为中“没有过错的一方”基于对另一方将与其订约的合理信赖所产生的利益。
4、比如A与B订立买卖合同，A把本属于C的一件物品卖给B，但B并不知道A不是物品的所有权人（这里的B就是“善意相对人”，而其“基于对B的合理信赖而可以取得本属于C的物品”即是“信赖利益”。
这里主要涉及到“善意取得制度”：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移转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
另外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制度的存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市场交易！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您！
❹ 合同签订时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是怎样的
合同签订时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是指在合同谈判过程中，是缔约一方对对方有效意思表示的信赖，对信赖利益的赔偿应当恢复到假如没有信赖对方时的状态。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❺ 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中信赖利益的范围
（二）缔约中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
第一，赔偿范围应以信赖利益确定。既然是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就只能以信赖利益来衡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缔约上过失赔偿责任中，有人认为应以履行利益作为确定损害赔偿责任的标准，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前文已经提及，缔约上过失的赔偿责任实质上是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而非履行利益之赔偿。以履行利益来确定赔偿标准，不符合这一制度理论基础上的基本要求，也同其所对应的法律基础背道而驰。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发生缔约上过失赔偿的时候，许多合同都尚未成立，已成立的也有不少尚未履行，有的甚至连成就的条件也没有具备，在这种情况下，以履行利益作为损害赔偿标准，显然是不合理的，也常常会导致对于信赖利益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而言不公平的结果。
第二，赔偿的具体数额应由受害人的实际利益损失确定。关于这一点，我国《民法通则》虽未明确规定，但从我国民法对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贯态度及信赖利益的基本内涵分析可以得出此结论。具体而言，赔偿的具体数额一般应当包括以下几项：一是缔约人支付的缔约费用；二是缔约人所遭受的人身、财产利益的直接经济损失；三是工资或其他劳动收入的损失，这主要是指受害人正在从事或即将从事某项工作所能给他带来的劳动收入；四是法定孳息和自然孳息的损失；五是利润损失即经营主体在其现有的条件下从事正常经营所能获得的利润。
第三，赔偿的总额一般不应超过履行利益。对此，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在理论中也存在较大的争议。许多人认为赔偿的数额应根据受害方所受的实际损失来确定，少则少赔，多则多赔，并不应以履行利益为上限，以保证其所受损失能获得充分的赔偿。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亦认为值得商榷。依照实际赔偿的原则，固然应当以实际损失额来确定赔偿数额。但是，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缔约人缔结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取合同生效后的履行利益，这种履行利益实际上也是缔约人所预期获取的最高利益。一般而言，缔约人的信赖利益不能高于其履行利益，否则，就必然违背经济学上“成本低于收益”的一般原理，也势必抹煞缔约人从事商品交易的最初目的。另一方面，法律在保护信赖利益受损方的同时，也应该同样保护缔约过错方的合法利益，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能一概以牺牲后者合法权益为代价换取前者信赖利益的全额赔偿。我们承认缔约一方的信赖利益，也必然应该承认另一方的信赖利益。而另一方的信赖利益就在于，对其相对方的信赖利益保护应限定在其所能合理预见的范围之内；这种合理预见的范围，除人身保护的情形外，一般都不能超过其所能预见的履行利益。因此，笔者认为，除人身损害赔偿外，信赖利益损害的赔偿均不能高于相应的履行利益。
第四，缔约人已经得知相对方存在缔约过失，仍然不采取必要的积极措施和消极措施以避免其信赖利益受到损害，或者致使损害扩大的，则不得就该部分损失请求赔偿。这里存在一个不真正义务的问题。{29}从学理上说，所谓不真正的义务是指权利人负有对自己利益维护照顾的义务，违反此种义务，仅使权利人遭受权利受损和丧失的不利后果，而不发生损害赔偿问题，因为不真正义务虽由相对方的缔约过失所致，但本质上属于权利人对于自己权利或事务的疏忽，因而由此导致的结果不可归责于相对方。另外，双方均存在缔约过失以致互相产生信赖利益损害的，应该根据各自享有的信赖利益及受损害程度来确定各自应获得的损害赔偿额，再分别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来确定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❻ 什么是民法上的信赖利益
民法上的信赖利益是指一方基于对另一方将与其订约的合理信赖所产生的利益。
信赖利益一词源于大陆法的损害赔偿制度和英美法上的违约救济制度。如果是买卖合同，被欺诈方的信赖利益是基于对对方合理的信赖而对履行合同做的必要准备而支持的费用，信赖利益的赔偿原则就是使善意的被欺诈方的地位恢复到订约之前。履行利益则是在合同如期履行后当事人所获得的全部利益。国外的立法一般是信赖利益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原则。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履行利益，如果信赖利益超出履行利益，实际上就超出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的预期，就是不合理的。
传统民法对信赖利益有所保护，主要体现在善意取得制度上。近现代民法对信赖利益有了越来越多的保护。缔约过失责任，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都是信赖利益保护的产物。
信赖利益保护还被视为公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如果该行为无效或被撤销，相对人基于对行政行为信赖的利益损失应得到补偿，但相对人造成的无效或撤销除外。
所谓信赖利益损失，指一方实施某种行为（如订约建议）后，另一方对此产生信赖（如相信对方可能与自己立约），并为此发生了费用，后因前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导致合同未成立或者无效，该费用未得到补偿而受到的损失。
❼ 什么是民法上的履行利益
是合同法的内容.
合同法保护债权人的期待利益,履行利益和信赖利益.履行利益简单地说,说是债权人从合同的债务人正常履行合同时得到的利益.
代表人物,风行时间不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吧.
❽ 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信赖利益是什么赔偿原则是什么
首先，劳动合同是合同。尽管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但劳动合同作为雇佣双方确定劳动关系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文件，是建立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平等协商、交换意思表示、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要约和承诺的基础上的。所以，劳动合同不可能摆脱债权法上合同的本质属性。而且，从劳动合同的内容来说，除劳动法第19条规定的7项法定条款，其他条款当事人可以协议约定，只要此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即为有效。
其次，劳动合同是债的合同的异化。劳动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转化。由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转化为隶属关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也就决定了劳动合同与民法上崇尚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合同是不一样的。劳动法的任务一方面要实现权利义务的创设自由，另一方面又要矫正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不平等。其矫正手段就是国家通过创设法律规范来对个别意志进行限制。在劳动关系的调整模式中体现为法定权利义务对约定权利义务的限定。而这种法定权利义务应该视为法律赋予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默视责任”。而缔约过失本身即基于合同当事人违反默视责任条款义务而创设法定强制责任，所以在劳动法是社会法的范畴内，仍然可以从理论上推定作为民法归责的缔约过失的可适用性。
但劳动合同毕竟不同于民事合同，不能将《合同法》中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相关规定照搬过来，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有其特殊性。
首先，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地位平等，互负缔约过失责任。而劳动合同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双方当事人是表面平等而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劳动法作为矫正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法律规范，赋予劳动者享有较多的权利承担较少的义务，相反，用人单位承担较多的义务，享有相对少的权利。从而达到保护弱者，实现社会利益的目的。（6）因此，在缔约过失责任的构建上也应该体现这一精神，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应该适用不同的规定。
其次，缔约过失责任是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产生的，但一般的劳动合同都规定有试用期。《劳动法》第21条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该法第25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32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可见，在试用期内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不受诚实信用原则的约束。然而，劳动缔约过失责任设立的价值是使诚实信用原则从履行合同阶段延伸到合同订立阶段，如果在试用期内当事人可以不受诚实信用原则的约束，必然使劳动缔约过失责任的设立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劳动缔约过失责任如何协调试用期这一特殊阶段也是其特殊性之一。
❾ 民法的效力中，有一条规则是“法律不溯及既往”是什么意思能不能举个例子谢谢
法律不溯及既往是一条法律原则.
我国国家立法法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法不内溯及既往容原则，是我国立法法已经明确的问题，就是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外，法律（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不溯及既往，就是说一个法律对于其生效以前发生的事没有法律效力。
“法不溯及既往”有以下两层意思，一是立法上不溯及既往，即立法机关（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等）原则上不得制订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规范；二是适用上不溯及既往，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不得擅自将法律规范溯及适用。
“法不溯及既往”，要求国家应充分保障公民的信赖利益，也就是要求国家不得对已完结的事实重新作出对公民不利的法律评价，这是对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约束，具有宪法原则的性质。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❿ 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与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之比较
行政法上抄的信赖保护原则是指政府对自己做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处于法律上的特殊联系的民事主体应忠诚、守信，做到谨慎维护对方的利益、满足对方的正当期待、给对方提供必要真实信息等。两者的共同点是①都要求忠诚、守信，不反复无常②满足和保护信赖利益是二者的集中体现③诚实信用是信赖保护的基础不同点：①法律性质不同，前者在公法领域，而后者为私法规范；②调整主体关系不同，前者当事人间地位不等，后者在平等主体间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