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科层制

① 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至少三次提到了法律的权威问题，其中第二次更把司法权威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目标和特征。年初以来在在开创我省法院工作新局面的活动中，张文显院长曾多次指出，“要密切关注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为目标的司法改革的进程，坚持‘公正与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题，以公正和效率赢得权威，以权威保障公正和效率”深刻阐述了司法权威与法院工作的关系。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某些语言环境当中两者的含义基本相同。针对现阶段的法院工作而言，树立司法权威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提高法院司法公信力来实现的。结合目前法院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们所面临的实现任务是如何在短时期内切实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从而为真正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夯实基础、创造条件。
司法公信力这一概念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信用的维度，即司法机关获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另一个是信任的维度，即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程度”，而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主要是在“公众信任程度”这一语义下使用司法公信力一词的，即“公司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司法主体、司法程序、司法运作过程和司法裁判的尊重和认同，是司法在公众心目中所建立的信服状态”。是我们法院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我们需要面对客观现实，透视司法现状与公众需求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从而找出快速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具体方案。
一、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实状况
事实上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载体中获得关于司法公信力的信息，最初都源自各种评价主体同法院打交道的经历，从当事人而言他们是程序和实体的亲历者，从相关利益方而言他们是公平与否的感知者，从社会舆论方的角度他们是公信力评判的参与者，总之他们都是对于自己同法律、法院、法官的接触交往中形成公信力判断的。也就是说，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高低是于法院的日常工作分不开的，我们需要从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来重新审视公信力问题。目前我们法院的整体司法公信力不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法官的职业形象受到质疑。以四川省为例，四川高院曾就法院公信力问题展开过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当事人受访者对法官的职业形象评价一般，其中作出负面评价的接近两成，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个别法官违法违纪对法官整体形象的影响最为恶劣。这个调查结果对于法院整体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应当看到，目前我们法官队伍在整体结构上仍然是经验型多于知识型，这同我们建立知识型与经验型结合的法院队伍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法官这一职业社会地位还不高，法官自身的职业荣耀感还不强。
（二）裁判的公正性受到质疑。由于法官的司法能力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因而有些裁判还存着认定事实不准、说理论证不清、责任划分不明的现象，困扰法官多年的执行难问题仍然很尖锐，信访问题一直不容忽视。另外，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如说情风、干预风也侵蚀着法官良知，直接导致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不信任。
（三）程序的公信力受到质疑。突出表现在，各级法院中超审限案件仍然存在，严重影响法院的声望；法官驾驭庭审能力不强，庭审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发回重审案件过多，增加当事人诉累；“暗厢操作”依然存在，审判公开仍需进一步加强；法官与律师的交往还很普遍等，这些现象表明我们离程序公正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二、造成法院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原因
（一）法官素质不高是造成法官职业公信力偏低的根本原因。法官是法律的实施者，他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法律的尊严，法官形象在很多场合就是法院形象的具体化。在西方有这样一句法谚：“仅次于上帝完美的人就是法官”，生动地表明了社会公众对于法官这一职业的崇高期待。“打铁先要自身硬”，现阶段造成司法公信力不高的根本原因还是人的问题，因此解决法官素质问题始终成为我们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制度因素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客观原因。在各种现实制度当中，司法行政化倾向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影响最大。这种行政化倾向既有来自法院外部的，如对于法院的行政化功能定位、对于法院人、财、物的行政化管理、以及法官职业的行政化倾向等，还有来自于法院内部的，如法官职能的行政化、干部管理的行政科层制、以及各种内部行政审批制度等。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认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从某种角度上看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由法官代表国家行使的判断权，而缺乏体制独立保障的判断权是很难最终获得公众信服的。
（三）公众认知不够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社会主观原因。漫长的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主要是一种以人治思想为基础的法律文化，无论是“德主刑辅”，还是“礼法并用”，其中蕴含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优位的法律观。现实生活中，当人们出现纠纷后诉讼往往是其最后采取的不得以的手段，即使进入诉讼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托关系、找熟人，而一旦败诉有的人便会四处告状、长年上访，有的则寄希望于找到“大官”为自己鸣不平，这种“清天情结”的背后隐藏着浓厚的官本位思维定式。目前公众对于法院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很多人对于近几年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法院各项工作的进展并不了解，他们只是凭借一些个案的报道或是传闻便产生了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这一点对于我们省法院而言更为突出。
（一）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础。从长远角度看，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也是司法回应民众信任和期待从而提高司法共信力的核心内容。首先，通过严格的法官选任制度，让优秀的法律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目前许多基层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法官老龄化、年龄断层等现象，人才外流则是各个法院都要面对的问题。只有把法官队伍塑造成一支高素质的团队，法官职业的荣耀感才有可能随之产生。其次，通过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队伍的健康有序发展。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不仅要让优秀的法官能够脱颖而出，而且要激发法官团队的整体合力。再次，要以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为重点，树立公正廉洁的良好公众形象。提高司法公信力不仅是法院的工作目标，更是每个法官的职责所在。霍姆斯在《普通法》一书中的格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更是在强调由法官经验积累而成的一个个判例对于整个普通法系的重要性。对当事人而言，“张法官”、“李法官”都代表着全体法官、代表着法院甚至是法律，因而我们每位法官都应树立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团队意识，把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实到日常工作当中。从这一点上看，法官的队伍建设不仅应是自上而下的，也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创建学习型法院、培养研究型法官”活动，为每位法官实现“内增实力，外树形象”的目标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平台。
（二）提高司法能力水平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目前我们主要是通过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来实现司法能力水平的提高的，其中这样几项制度建设直接关系到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建设。第一，强化审判公开。在支撑司法权公正高效运行的各项制度中公开审判无疑具有核心的地位。“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伸张。”事实上公开审判制度中的每一小步改革，往往都能成为推进法治进程的强大动力。我们在诸如提高开庭率、证据认证公开、审委会参与公开审理、案件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等许多方面还可以进行许多大胆的探索性工作。第二、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从权力运行的角度，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以其主体、制度、组织、结构、功能、程序、公正结果承载的获得公众信任的资格和能力。”从这一点分析司法公信力的高低取决于我们是否为公众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司法产品。评价审判质量效率的标准有很多，但有两个标准是核心的：一个是结果公正标准，另一个是程序合法标准。为此我们应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法院工作的生命线，全面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司法需求。第三、建立科学的审判管理机制。目前将法院的管理细分为审判管理与司法行政管理已基本成为共识，强化审判管理已成为各级法院提高审判质量的有力手段。借助于审判质量与效率评估体系的管理功能，使我们能够建立起法院内部的案件流程管理体系、上下级法院间质量评查体系，通过科学的管理促进司法能力的提高。
（三）把司法改革作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动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目前我们民主法制建设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司法活动是依照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宣示法律公正的过程，公众主要是通过司法制度的整体设计和具体运作来感知和认识司法的，因此司法改革能够起到提升司法权威、提高公司公信力的作用。首先，健全审判独立制度，探索符合审判规律和法官思维规律的审判运行体制，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审委会的各项职能，调动全体法官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又能实现权力行使与监督制约的统一，建立责权明晰的审判责任制度也能够成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深层动力。其次，通过增强司法权威的相关改革，例如适当扩大法院对于行政行为审查的范围、建立严格和庄严的法庭仪式、加强对法庭秩序的维护等，达到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客观效果。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对概念。司法权威又称为司法尊严，一般被理解为“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权威及公信力，它是司法能够有效运行，并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基础和前提”。与司法公信力所强调的公众信任和信用这两个实然意义的维度不同，司法权威往往更强调司法机关在国家机构运行体制中的地位，它与司法公信力的最大区别是其所具有的应然意义的维度，我们更多是把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目标指示性词语来使用的。应当说，没有司法公信力的实现就没有司法权威的实现，司法公信力建设是实现司法权威的主要途径，司法公信力的强弱是司法权威是否实现的主要参数。
（四）通过优化司法环境来保障司法公信力建设。从表面上看，个别司法不公现象无疑是我们法院面临的司法公信力建设中的最大障碍。而从法院外部的司法环境来看，如何提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理顺法院与党委、人大、政府等的关系。无论从党的先进性还是代议制的角度，党委和人大的意见都属于广义的公众信任的范畴，他们有权代表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信力做出直接评价，因此“党管司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我们也要尽量争取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对于法院工作独立性、专业性的理解，以赢得他们对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尊重，共同维护法律的权威。其次，规范法院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在西方国家中，媒体一般被认为是继国家、政府、法院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我们要在坚持客观真实和维护法律权威的媒体监督原则的同时，畅通各种新闻监督渠道，防止不当报道造成法院工作的被动。我们还要充分利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强法制宣传工作，把媒体作为外树形象的窗口。再次，营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氛围。从增强公众对司法的认知入手，使他们能够了解诉讼程序的基本要求及风险、尊重司法裁判的既判力，从而降低社会纠纷解决的成本，减少影响社会和谐的对抗性因素，最终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信任司法，自觉维护司法权威，为司法公信力建设夯实群众基础。
总之，我们应始牢记我们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我们的法官是人民的法官，我们提高司法公信力就是为了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也是为了实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论从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角度，还是从树立全社会对法律的共同信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角度，我们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的法治理想和目标都是一致的。从权力到权威、从信任到信仰，为此我们都任重而道远。（作者单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1页共1页

② 唐代中央机构组成及各自的职责

唐朝沿用隋朝官职制订三省六部制，主要机构有三省、六部、一台、五监、九寺。三省分别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

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古代官署名。掌管机要、发布政令，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户部，中国古代官署名，为掌管户籍财经的机关。礼部考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用；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及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

兵部掌管选用武官及兵籍、军械、军令等。刑部主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工部为掌管营造工程事项的机关。

(2)司法科层制扩展阅读：

三省分权，势必造成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为了三省之间协调行动，三省首长定期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议事。自武德年间开始，中书、门下集议于政事堂，政事堂设于门下省。

唐高宗永淳年间，“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由此，确立了中书省的中心地位。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印也改为中书门下印，且于其后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

③ 官僚制的内容

官僚制是近代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的产物。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较早阐释和分析了官僚制。他认为，任何组织都是以某种权力为基础的，合理—合法的权力是官僚制的基础；它为管理活动、管理人员和领导者行使权力提供了正式的规则。官僚制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体制。现代社会组织的管理就意味着按照正式规则对组织活动进行控制。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任职资格要通过考核和任命。组织成员资格应通过正式考核获得，他们进入组织并占据一定职位的依据，是他们经由教育和训练所获得的专门知识和技能。除最高领导者外，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上级任命产生的，他们是专职的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金。管理人员晋级有统一的标准，其薪金应与责任和工作能力相适应。
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根据组织目标合理地分解了组织权力，提供了组织内各方面有效合作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组织管理中的不稳定因素，有助于提高组织活动的效率。但是，由于官僚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组织成员的个性特征，等级森严，任何行动都受到正式规则的严格束缚，使得组织成员的创造性、主动性受到压抑，容易滋生墨守成规、繁文缛节的官僚主义，组织沟通容易出现障碍，从而导致组织效率的降低。

④ 都说吏治国家根本不算官僚制，这样说有哪些证据

事实上，依据阎步克先生的考证，秦朝和汉初“御史”是“宦皇帝者”，属于皇帝的私臣，根本“无秩”，就是说，并非国家编制内的“吏”，“宦皇帝者”在整个秦朝官僚系统的存在，具有非常大的弹性，可以是一文不值，也可以是权倾一地，因为在官僚组织中，他们什么都不是，但在权力系统中，他们是皇权的代表，并随着皇权干预意志的增加而不断扩充权力。

三解在上文中已经谈到了动态运行中的“秦制”并不符合马克思·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当时并没有解答原因，现在，终于可以揭晓答案了。

但是，到了秦昭襄王中后期，通过六国“客卿”夺回王权的秦昭襄王，发起了一系列扩张战争，旧的以“关中”为中心辐射的内史、邦尉组织，完全不足以为扩张至黄河中下游、汉水下游、长江中游的“大国”服务。

所以，内史、十二郡成为并列的“中”—“郡”权力空间结构的结果，“内史”除了管理“太仓”之外，又承担起外郡属县“仓”的“总会计”；“中尉”除了管理本区域内的爵、官免除之外，还要承担起外郡人事变动的“印把子”。

外郡则成为一个又一个的，担任警备任务的“军分区”，简配版的“内史”——郡守和简配版的“中尉”——郡尉，构成了外郡属县之上的分权主官，只是对县政的干预，非常有限。

约略同时，秦王的“私臣”，也是“文书秘书”——“侍御史”被拣选派出任“郡监”，其角色更近似于《商君书·境内》中代表秦王对出征军队战绩和军法执行情况进行监察的“王御史”，所以，在成文于秦始皇统一前后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基本没有存在感。

紧随其后的相邦吕不韦时代，相邦由“王之私臣”逐步演化成为“国政的首脑”，原本在“集议制”中应该与其对立的“将军”（即位在卿上的原“庶长”）也因为六国血液的加入而不再具备牵制效果，相权开始膨胀。

代表王权的帝太后以近臣嫪毐封侯之尊，仅能与相邦吕不韦分庭抗礼，以至于爆发了有大批卿级官僚参与的反叛。

因此，取得王权的秦王政，大幅提升了“御史”的主官“御史大夫”的地位，最终越过“内史”，成为卿级官僚的魁首，最高级的有秩吏。

在秦王政和秦始皇时代经过调整的“文书国家”制度里，丞相和御史大夫成为并列的角色，两者的地位差异演变成为分工的差别，即前者处理秦律规定的日常事务，也就是按照流程负责“盖印”；而后者则负责皇帝下达制书的封印、签发。

⑤ 需要两个名词解释：1.科层制2.X理论和Y理论

科层制又称理性官僚制或官僚制。他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

科层制的主要特征是：
① 内部分工，且每一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规定。
② 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
③ 组织成员都具备各专业技术资格而被选中。
④ 管理人员是专职的公职人员，而不是该企业的所有者．
⑤ 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
⑥组织内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员间关系只 是工作关系．

X理论：
X 理论认为人是不爱工作的，人性是被动的，人的本性反对改革、对组织漠不关心，人是需要有人管理的。一般人都好逸恶劳，尽可能逃避工作，因此对大多数人来 说，仅用奖赏的办法不足以战胜其厌恶工作的倾向，必须进行强制、监督、指挥，并利用惩罚以进行威胁。一般人都胸无大志，满足于平平稳稳的完成工作，而不喜 欢具有压迫感的创造性的工作。

Y理论：
Y理论认为管理者必须清楚员工个人的特性与环境特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 并非天生好逸恶劳，若在适当激励下，人能激励自己而富有创造力，外界控制不是促使人努力的唯一方法。人在自我承诺与参与决策中，可以自我控制。让员工对他 们的任务有责任感，工作丰富化，便能鼓励人员承担责任。 人并不是懒惰，他们对工作的喜欢和憎恶决定于工作对他来说是一种满足还是一种惩罚；在正常情况下，人愿意承担责任；人热衷于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性。在Y理论中，他认为若建立可核实的目标制度，就可确保分权及授权。

⑥ 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至少三次提到了法律的权威问题，其中第二次更把司法权威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目标和特征。年初以来在在开创我省法院工作新局面的活动中，张文显院长曾多次指出，“要密切关注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为目标的司法改革的进程，坚持‘公正与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题，以公正和效率赢得权威，以权威保障公正和效率”深刻阐述了司法权威与法院工作的关系。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某些语言环境当中两者的含义基本相同。针对现阶段的法院工作而言，树立司法权威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提高法院司法公信力来实现的。结合目前法院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们所面临的实现任务是如何在短时期内切实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从而为真正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夯实基础、创造条件。 司法公信力这一概念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信用的维度，即司法机关获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另一个是信任的维度，即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程度”，而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主要是在“公众信任程度”这一语义下使用司法公信力一词的，即“公司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司法主体、司法程序、司法运作过程和司法裁判的尊重和认同，是司法在公众心目中所建立的信服状态”。是我们法院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我们需要面对客观现实，透视司法现状与公众需求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从而找出快速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具体方案。 一、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实状况 事实上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载体中获得关于司法公信力的信息，最初都源自各种评价主体同法院打交道的经历，从当事人而言他们是程序和实体的亲历者，从相关利益方而言他们是公平与否的感知者，从社会舆论方的角度他们是公信力评判的参与者，总之他们都是对于自己同法律、法院、法官的接触交往中形成公信力判断的。也就是说，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高低是于法院的日常工作分不开的，我们需要从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来重新审视公信力问题。目前我们法院的整体司法公信力不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法官的职业形象受到质疑。以四川省为例，四川高院曾就法院公信力问题展开过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当事人受访者对法官的职业形象评价一般，其中作出负面评价的接近两成，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个别法官违法违纪对法官整体形象的影响最为恶劣。这个调查结果对于法院整体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应当看到，目前我们法官队伍在整体结构上仍然是经验型多于知识型，这同我们建立知识型与经验型结合的法院队伍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法官这一职业社会地位还不高，法官自身的职业荣耀感还不强。 （二）裁判的公正性受到质疑。由于法官的司法能力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因而有些裁判还存着认定事实不准、说理论证不清、责任划分不明的现象，困扰法官多年的执行难问题仍然很尖锐，信访问题一直不容忽视。另外，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如说情风、干预风也侵蚀着法官良知，直接导致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不信任。 （三）程序的公信力受到质疑。突出表现在，各级法院中超审限案件仍然存在，严重影响法院的声望；法官驾驭庭审能力不强，庭审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发回重审案件过多，增加当事人诉累；“暗厢操作”依然存在，审判公开仍需进一步加强；法官与律师的交往还很普遍等，这些现象表明我们离程序公正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二、造成法院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原因 （一）法官素质不高是造成法官职业公信力偏低的根本原因。法官是法律的实施者，他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法律的尊严，法官形象在很多场合就是法院形象的具体化。在西方有这样一句法谚：“仅次于上帝完美的人就是法官”，生动地表明了社会公众对于法官这一职业的崇高期待。“打铁先要自身硬”，现阶段造成司法公信力不高的根本原因还是人的问题，因此解决法官素质问题始终成为我们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制度因素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客观原因。在各种现实制度当中，司法行政化倾向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影响最大。这种行政化倾向既有来自法院外部的，如对于法院的行政化功能定位、对于法院人、财、物的行政化管理、以及法官职业的行政化倾向等，还有来自于法院内部的，如法官职能的行政化、干部管理的行政科层制、以及各种内部行政审批制度等。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认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从某种角度上看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由法官代表国家行使的判断权，而缺乏体制独立保障的判断权是很难最终获得公众信服的。 （三）公众认知不够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社会主观原因。漫长的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主要是一种以人治思想为基础的法律文化，无论是“德主刑辅”，还是“礼法并用”，其中蕴含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优位的法律观。现实生活中，当人们出现纠纷后诉讼往往是其最后采取的不得以的手段，即使进入诉讼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托关系、找熟人，而一旦败诉有的人便会四处告状、长年上访，有的则寄希望于找到“大官”为自己鸣不平，这种“清天情结”的背后隐藏着浓厚的官本位思维定式。目前公众对于法院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很多人对于近几年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法院各项工作的进展并不了解，他们只是凭借一些个案的报道或是传闻便产生了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这一点对于我们省法院而言更为突出。 （一）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础。从长远角度看，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也是司法回应民众信任和期待从而提高司法共信力的核心内容。首先，通过严格的法官选任制度，让优秀的法律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目前许多基层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法官老龄化、年龄断层等现象，人才外流则是各个法院都要面对的问题。只有把法官队伍塑造成一支高素质的团队，法官职业的荣耀感才有可能随之产生。其次，通过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队伍的健康有序发展。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不仅要让优秀的法官能够脱颖而出，而且要激发法官团队的整体合力。再次，要以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为重点，树立公正廉洁的良好公众形象。提高司法公信力不仅是法院的工作目标，更是每个法官的职责所在。霍姆斯在《普通法》一书中的格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更是在强调由法官经验积累而成的一个个判例对于整个普通法系的重要性。对当事人而言，“张法官”、“李法官”都代表着全体法官、代表着法院甚至是法律，因而我们每位法官都应树立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团队意识，把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实到日常工作当中。从这一点上看，法官的队伍建设不仅应是自上而下的，也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创建学习型法院、培养研究型法官”活动，为每位法官实现“内增实力，外树形象”的目标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平台。 （二）提高司法能力水平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目前我们主要是通过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来实现司法能力水平的提高的，其中这样几项制度建设直接关系到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建设。第一，强化审判公开。在支撑司法权公正高效运行的各项制度中公开审判无疑具有核心的地位。“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伸张。”事实上公开审判制度中的每一小步改革，往往都能成为推进法治进程的强大动力。我们在诸如提高开庭率、证据认证公开、审委会参与公开审理、案件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等许多方面还可以进行许多大胆的探索性工作。第二、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从权力运行的角度，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以其主体、制度、组织、结构、功能、程序、公正结果承载的获得公众信任的资格和能力。”从这一点分析司法公信力的高低取决于我们是否为公众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司法产品。评价审判质量效率的标准有很多，但有两个标准是核心的：一个是结果公正标准，另一个是程序合法标准。为此我们应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法院工作的生命线，全面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司法需求。第三、建立科学的审判管理机制。目前将法院的管理细分为审判管理与司法行政管理已基本成为共识，强化审判管理已成为各级法院提高审判质量的有力手段。借助于审判质量与效率评估体系的管理功能，使我们能够建立起法院内部的案件流程管理体系、上下级法院间质量评查体系，通过科学的管理促进司法能力的提高。 （三）把司法改革作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动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目前我们民主法制建设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司法活动是依照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宣示法律公正的过程，公众主要是通过司法制度的整体设计和具体运作来感知和认识司法的，因此司法改革能够起到提升司法权威、提高公司公信力的作用。首先，健全审判独立制度，探索符合审判规律和法官思维规律的审判运行体制，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审委会的各项职能，调动全体法官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又能实现权力行使与监督制约的统一，建立责权明晰的审判责任制度也能够成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深层动力。其次，通过增强司法权威的相关改革，例如适当扩大法院对于行政行为审查的范围、建立严格和庄严的法庭仪式、加强对法庭秩序的维护等，达到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客观效果。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对概念。司法权威又称为司法尊严，一般被理解为“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权威及公信力，它是司法能够有效运行，并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基础和前提”。与司法公信力所强调的公众信任和信用这两个实然意义的维度不同，司法权威往往更强调司法机关在国家机构运行体制中的地位，它与司法公信力的最大区别是其所具有的应然意义的维度，我们更多是把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目标指示性词语来使用的。应当说，没有司法公信力的实现就没有司法权威的实现，司法公信力建设是实现司法权威的主要途径，司法公信力的强弱是司法权威是否实现的主要参数。 （四）通过优化司法环境来保障司法公信力建设。从表面上看，个别司法不公现象无疑是我们法院面临的司法公信力建设中的最大障碍。而从法院外部的司法环境来看，如何提高法院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理顺法院与党委、人大、政府等的关系。无论从党的先进性还是代议制的角度，党委和人大的意见都属于广义的公众信任的范畴，他们有权代表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信力做出直接评价，因此“党管司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我们也要尽量争取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对于法院工作独立性、专业性的理解，以赢得他们对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尊重，共同维护法律的权威。其次，规范法院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在西方国家中，媒体一般被认为是继国家、政府、法院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我们要在坚持客观真实和维护法律权威的媒体监督原则的同时，畅通各种新闻监督渠道，防止不当报道造成法院工作的被动。我们还要充分利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强法制宣传工作，把媒体作为外树形象的窗口。再次，营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氛围。从增强公众对司法的认知入手，使他们能够了解诉讼程序的基本要求及风险、尊重司法裁判的既判力，从而降低社会纠纷解决的成本，减少影响社会和谐的对抗性因素，最终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信任司法，自觉维护司法权威，为司法公信力建设夯实群众基础。 总之，我们应始牢记我们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我们的法官是人民的法官，我们提高司法公信力就是为了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也是为了实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论从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角度，还是从树立全社会对法律的共同信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角度，我们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的法治理想和目标都是一致的。（作者单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1页共1页

⑦ 评价韦伯官僚制理论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

按照韦伯的说法，这种组织的司法是不规则的，组织运行缺乏工具理性。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其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当然，官僚组织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于这种缺陷，韦伯曾毫不客气的指出，家长制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问题更大，人们在管理社会时当然可以选择不同方式，要么是官僚组织，要么是外行治理，别无他途。时至今日，人们对官僚组织的批评已经非常普遍了，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现实中的管理运作，还是在书斋里的理论探索，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我们都无法跳出韦伯的组织模型窠臼。韦伯对组织理论的贡献，有点像如来佛给孙悟空展示出的广阔世界，管理学家们在上面跳跃驰骋，最终却会发现自己依旧在韦伯所画的圈子里。跳出韦伯的圈子似乎是可能的，不过还有待时日。

⑧ 简述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20世纪初提出的理论，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也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韦伯认为组织的合法权威有三种来源：习俗惯例；个人魅力；法规理性。法理权威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是官僚制。

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中，“合法性”与“合理性”是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一切关于韦伯官僚理论的研究都需要从这两个概念出发，才能把握其思想的真谛。“合法性”概念与“合理性”概念是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合理性”经常用于一种学理的解释，倾向于技术化、科学化规范化。而“合法性”则经常用于政治学的解释，倾向于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8)司法科层制扩展阅读

在官僚组织中，由制度规定组织层级、部门划分、职位设置、成员资格，能够形成非人格化的层级节制体系和部门结构，组织成员是否胜任仅仅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他对组织领袖的个人忠诚和个人依赖。传统虽然也有规章体系，但它的典章来自传统习惯，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关系、喜好偏爱、社会特权的基础之上。

所以，传统组织中有法律制度，但不可能有法理权威。按照韦伯的说法，这种组织的司法是不规则的，组织运行缺乏工具理性。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其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

当然，官僚组织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于这种缺陷，韦伯曾毫不客气的指出，家长制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问题更大，人们在管理社会时当然可以选择不同方式，要么是官僚组织，要么是外行治理，别无他途。

⑨ 西方语境下的治理理论是什么

西方影响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应该是比较一个零食，或者是一个当地人研究出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