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理念
在刑事诉讼中，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引领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必须放在重要位置，以切实有效地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但是，在倡导社会关系修复的同时，我们要注重公序良俗原则在刑事案件中的体现，以维护公共利益，发扬善良风俗，弘扬社会公德，从而保障社会肌体健康发展。
我国运用公序良俗原则处理民事纠纷由来已久，1986年《民法通则》将“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等词语载入法条。2017年《民法总则》首次明确公序良俗原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1)恢复性司法理念扩展阅读：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这一原则的精神：废除了人民检察院原来曾长期拥有的以免予起诉为名义的定罪权，使定罪权由法院专门行使；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律称为“犯罪嫌疑人”，而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则改称为“被告人”。
检察机关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合议庭经过开庭审理，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贰』 论述当事人刑事和解案件诉讼程序
刑事和解是指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调停人或其他组织使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直接沟通、共同协商，双方达成民事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从轻减轻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新刑诉法第5编第2章第277至279条对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按照法律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纳入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促使他们互相协商，解决民事赔偿问题的诉讼活动。
『叁』 年轻法官需具备哪些司法职业素养
人民法官所需的职业素养
法官应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所谓法官的“悲天悯人”，是指对国家和社会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对基层人民群众要有深切的同情和关怀。时时刻刻对基层群众抱有同情心，甚至换位思考，把自己处于当事人的位置，才能做到“司法为民”。
法官应具有高尚的人格，坚守职业道德。法官也是人，也有人的弱点，容易受到诸如收入、权力、美色、娱乐、闲暇等的诱惑。但是，法官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品格高尚的人。一个能够拒绝物质诱惑、坚守道德原则的人，才能取信于人，也才能服务于司法。法官应坚持职业道德，做一个勤勉和谨慎的人。
法官应具有良好的文化及人文素养。良好的人文素养，能够使法官做到尊重和理性。法官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熟知文学、哲学、历史、经济等知识，不仅仅给判决文书增加理性思考，也在审判时能够具有足够的广博的知识，从更加宽广的角度审视纠纷的解决途径。
法官应具有良好的司法能力。司法能力主要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庭审驾驭、裁判思维、裁判效率、文书制作等能力。这是一个法官的基本职业技能。在新类型案件越来越多的时代里，司法能力也应当与时俱进。在“调判结合、调解优先”的工作方针下，调解能力也是广义上的司法能力，不过裁判与调解对法官的要求是不同的，在不分裁判法官和调解法官的情形下，一个优秀法官应同时具备良好的裁判能力和调解能力。
法官应具有良好的司法形象。司法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法院的最直观的认识。司法形象是指法官对当事人的态度、言语、举止等。法官的态度应当谦和、耐心，言语应当文明，不一味追求法言法语，举止应当大方得体。司法形象是内心修养的外在体现，是对当事人的尊重和对法律信仰的外在表现。美国司法界将司法裁判中的法官的好脾气称之为“司法涵养”，这一术语反映了好脾气在良好的司法裁判中的重要性。审判可能受种种因素的影响，个人的气质、情感、经验等等将会影响审判，因此良好的司法形象不仅仅构建良好的法院公众形象，也是公平正义的前提性要求。
法官应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丰富的社会阅历，不仅仅有助于与人处事，更有助于案件的裁判。社会阅历有助于法官找到解决纠纷的最佳办法，也能够形成敏锐的洞察力。对案件的洞察力，可以更加有助于发现案件背后的因素和纠纷形成的根本原因。
法官应具有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和勇敢精神，应当是一个孤独的理想者。法官职位并非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而是坚守公平正义的理想。在纷扰与躁动的社会中，坚守公平正义的理想，注定是孤独的。一个法官应当具有坚守公平正义的勇气。法官不畏惧外在的暴力威胁，同时一个具备勇气的法官，将会严格依法办案，而不会为了迎合舆论而牺牲法律的公平正义。因此，法官的勇气首先是对待暴力威胁的勇气，其次是坚持法律信仰的勇气。
职业素养是指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所应具备的素质和修养，是一个人在品德、知识、技能等方面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学习、实践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官的职业素养不仅包括他的司法理念、司法形象和司法能力，也包括他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
司法形象是指法官的仪表、态度、言行等。这是社会公众对法院最直观的认识。在办案过程中，他总是保持文明、谦和、耐心的态度，给当事人以充分的尊重和理解。
司法能力主要是指裁判能力，包括法律学养、裁判思维、庭审驾驭、文书制作、审判效率等，在“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下，也包括调解能力。
法官的工作针对的对象是“人”，使用的手段是“法”，在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十个字：“正人先正己，修业必修身。”他很注重个人修养，坚持堂堂正正做人，淡泊名利，清正廉洁,在内心深处有自己的人格追求。他很爱惜羽毛，坚持无愧于当事人、无愧于亲人和朋友、无愧于身上穿着的法服和胸口佩戴的法徽。
『肆』 民法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中国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有以下五个：
（一） 人权主义
所谓人权主义， 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 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 将私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人权主义是21 世纪的人文主义。人权主义的民法典， 实际上就是私权神圣的民法典， 它是民法权利法性质的必然要求， 即民法典全面确认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权利， 确保民事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剥夺。具体而言， 民法典首先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民事权利体系， 坚持除物权、知识产权实行权利法定主义外， 其他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 严格实行任意主义， 摒弃权利必为法律明文确认的僵化观念； 其次， 对不同主体的民事权利给予同等的保护， 确认私力救济制度， 完善公力救济制度， 实行彻底的全部赔偿规则； 再次， 明确规定类推适用在民法上的价值及其司法适用； 最后， 确认法院（法官） 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拒绝审判。
（二） 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 即私法自治， 是指民法范畴内， 民事主体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 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预。换言之，民事主体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断， 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己负责， 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围内， 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种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在因彼此间的权益发生纠纷时可以选择纠纷的解决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实质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 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识， 自主地进行民事活动，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享受自己行为带来的利益， 承担自己行为的风险。意思自治能确保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意思自由， 使之既不受其他当事人的非法干预， 也能抵御不当或者越位的国家权力的干扰， 从而使市场的各种资源配置趋向优化， 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贯彻这一理念， 民法典应当将协议、合同、契约三个概念统一， 恢复《民法通则》中的合同概念， 使一切民事法律行为皆受意思自治规则的调整， 全面落实契约（合同、协议） 自由； 在调整契约（合同） 关系方面， 尽可能多地设置任意性规范， 使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优于任意性规范和法律推定条款。当然， 这里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 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三） 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指当事人之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利益衡平是古今中外立法、司法的一个根本规则， 是民法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舍却利益衡平， 民法将不成其为民法。基于利益衡平理念， 民法典一是应确认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情势变更原则； 二是要保障交易安全特别是强化对善意的当事人的保护， 建立善意当事人保护的一般规则； 三是确立自然人债务的法定免除制度， 规定一定期限内（如15 年） 债务人确实无力偿付债务的， 债务人可以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主张免除债务； 四是在体现利益衡平理念的同时， 注重效率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意义， 注重鼓励交易、物尽其用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即制定所谓的“绿色民法典”。
（四） 规范科学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法律对现实的迁就、法律规范的通俗性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困扰我国民事立法的突出问题。不顾法的自身的科学性而一味地迁就现实的立法观显然是不足取的。长期以来“法律越通俗越好”的所谓流行观点也必须加以改变。在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通俗性发生矛盾时， 我们应当舍弃法的通俗性而保全法的科学性。因为，法律再通俗， 它仍然是相当专业的， 其中最通俗的法律概念比如合同、所有权、保证、继承、收养等， 对一般的人来说， 都难以准确理解。众所周知， 英美法是专家法， 其法律规范主要存在浩如烟海的判例文献中， 普通老百姓是难以知晓的， 但在英美等法治国家里， 普通人是如何行为的呢？ 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 文本法并不等于生活法（实际在民众中起作用的法） .文本法再通俗， 永远也达不到生活法的通俗程度。基于此， 民法典应当采取区别作法， 将涉及民众基本私权利的规范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表达， 而对除此之外的其他规范则以科学性为唯一目标。坚持规范科学的理念， 民法典还必须以我国本土的活的法律规范为基础并吸收国际上的通行规范， 既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实际， 更要着眼于将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法域”统一， 即应在未来四法域统一的框架下来设计民法典的基本结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
（五） 民商合一
民商合一抑或民商分立， 这是当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重大问题。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思维偏好、世界法律的发展趋势看， 我国民法典应当以民商合一为一基本理念。坚持民商合一， 并非轻视或者否认实质意义的商法存在， 而是基于法的自身的规律性和逻辑性的考虑， 反映的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特殊地位的覆灭、民法与商法的融合。贯彻这一理念， 民法典应当： ①将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交易安全、交易迅捷、严格责任主义确定为基本规则； ②确认非法人组织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 专章规定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非法人组织的主体法规则， 甚至可以赋予合伙企业以法人资格； ③不区分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民事权利与商事权利、民事时效与商事时效， 不设商事法院或者商事法庭； ④明确国际商事惯例在民法渊源体系中的地位， 适当吸取国际商事惯例的可行规则， 将之直接规定在民法典中； ⑤不制定商法典， 也不必制定商事通则， 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海商法、破产法、企业登记法、会计法等仍作为民事单行法存在。
『伍』 社区矫正的双重价值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蕴涵着刑罚的惩罚性和恢复性双重价值。
首先，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是一种刑事制裁措施，而刑罚的制裁性决定了社区矫正措施的惩罚性。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活动，自然要严格落实具体的惩罚性措施，以实现刑罚的惩罚性。社区矫正对象作为罪犯，应当就其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承担惩罚性后果，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惩罚社区矫正对象也是国家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正的客观要求。现代刑事法出于保护社会和改造罪犯的双重目的，即使是在惩罚罪犯的过程中，也必须同时将如何促使罪犯重新回归社会列为目标之一。
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使服刑人员得到有效监管，使人们改变对服刑人员的“标签”式看法，让社会变得更加公正、和谐：另一方面，社区矫正通过弱化监狱的封闭性、放宽罪犯自由度、增加罪犯与社会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摆脱犯罪“标签”的影响，使他(她)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可见，社区矫正不仅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满足了罪犯再社会化和实现自我发展的需求。
在社区矫正蕴涵的惩罚性和恢复性二元功能中，如果选择不当，就可能导致刑罚和社区矫正的失衡，进而损害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如何发挥社区矫正的二元性价值，以及如何平衡二元性价值之间的冲突，是社区矫正发展与完善的重要环节。刑罚理念及其制度、刑罚执行方式的变革与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社区利益、被害人利益和罪犯利益的过程。在这个平衡的过程中，司法的价值也在不断地自我平衡着,法律价值的选择也随之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从宏观上看，社会的秩序、正义、安全的建构，是靠“严厉的惩罚”还是“轻缓的矫正”，这是从各国、各地区社会法制状况、监狱运行机制、人权保障力度等多方面来考察的，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适合“本土化”的发展实际。随着世界社会生活交流的日益加强，刑事执法的理念也逐渐由低级走向高级，由野蛮走向文明，人权保障思想是法治社会、法治世界最高的目的：从微观上看，社区矫正的惩罚性和刑罚的社会化孰轻孰重，也在考验着社会的人道主义和法治建设。虽然社区矫正有一定的刑法惩罚性，但它毕竟和一般的刑罚不一样，而是一种恢复性司法指导下的刑罚理念，注重的是罪犯的再社会化。因此，从社区矫正的法律价值和正义的取向来看，它是以惩罚为基础，以矫正(恢复)为主的刑罚制度，应当以平衡上述利益冲突，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公平正义，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价值目标。和谐意味着合理地界定利益关系，合理地分配利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切实保障各个利益主体合理的利益，平衡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社区矫正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兼顾罪犯、被害人、社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满足上述各个主体各自的利益需求。
『陆』 如何“”理解罪犯是可以改造的这一矫正教育的基础性命题
恢复性矫正模式
1.基本涵义。恢复性矫正模式（restorative correction model）是指矫正系统运用恢复性司法的精神、原则、方法和程序对罪犯实施管理、处遇和教育的矫正模式。其中，恢复性司法是指与犯罪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各方（政府、犯罪人、被害人以及社区等）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不同，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是对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破坏而不仅仅只是对法律的触犯，因此主张对犯罪最适当的反应就是去修复这一错误行为所带来的各种破坏，包括鼓励被害人与犯罪人以及社区之间的协商，重视恢复各方所遭受的损害与和谐的关系，重视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和解，把犯罪人的悔恨、忏悔和被害人的宽恕作为重要关注点，重视犯罪人对被害人的赔偿、社区的积极参与以及着眼于社会长远利益的考虑等。在恢复性司法看来，刑事司法的任务主要不是去单纯惩罚犯罪人，而是要全面恢复犯罪人、被害人和社区因犯罪而造成的损失，以最终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恢复性矫正便是上述恢复性司法的原则和方法在矫正实践中的运用。具体来说，通过监狱的精心设计、组织和安排，在公正中立的调解人（如监狱、社团协会、慈善组织等）帮助下，罪犯、被害人及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个人或社区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采用协商、和解、道歉、赔偿等方式，使各当事方因犯罪受到的伤害得到修复或改善，具体包括使罪犯能够深刻认识其行为的原因和后果并切实承担责任，修复羞耻心和自尊心并得到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使被害人获得补偿、增强安全感和得到满意结果，使受到犯罪损害的被害人、罪犯和社区三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得到修复、愈合和改善，使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并防止其重新犯罪，等等。从中可见，通过恢复性矫正，监狱能够较好地实现了由报复、报应、惩罚的目的向恢复、挽救、改善的目的转变。
2.兴起及原因。恢复性矫正最早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比利时、英国、美国等国出现。导致恢复性矫正出现的原因除了受到恢复性司法蓬勃发展的巨大影响外，还有两个直接因素。一是监狱监禁罪犯的传统做法的弊端日益凸现，一方面传统的监禁经验不仅对罪犯的矫正和恢复帮助不大，反而会使他们受到更进一步的伤害，另一方面，对罪犯的监禁处罚也不能使被害人、邻居和社区完全满意，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对被害人、邻居和社区的损害可能并没有得到修复和愈合。二是监狱中的某些情形（比如部分罪犯希望赔偿受害人或向受害人当面赔罪等）确实需要在监狱中运用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原则。
3.主要措施。恢复性矫正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思路和做法：①树立恢复性矫正的理念与意识。在罪犯和监狱工作人员中大力宣传和倡导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精神，努力让恢复性矫正的理念和精神深入人心，成为共识，逐步在监狱的日常运作、管理以及相应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中形成一个自觉应用恢复性司法原则和程序的精神氛围。②修补与改善罪犯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罪犯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会因犯罪而遭受破坏，而且还会因民事赔偿未能兑现、罪犯受到严厉的监禁刑罚等加以恶化。罪犯与被害人之间这种对立、排斥和敌对的关系在罪犯服刑期间通常不会显现出来，但一旦罪犯刑满释放后，双方面对或接触时就会表露出来，进而对罪犯的顺利回归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隐患。因此监狱在罪犯服刑期间就很有必要采取建立罪犯忏悔教育制度、罪犯－被害人和解制度、劳动赔偿制度等措施来努力化解双方既有的冲突和矛盾，修补和改善彼此之间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③修补与改善罪犯同家庭、社区之间的关系。罪犯同家庭、社区之间的关系常常会因犯罪受到损害，如罪犯与家庭成员之间因犯罪产生隔阂甚至被家庭抛弃，罪犯与社区的关系因犯罪趋于紧张、对抗，罪犯遭受到社区的排斥和敌对等。对此，监狱可以通过开展亲情教育、社会帮教和感恩教育等，积极修补和改善罪犯同家庭、社区的关系。④构建监狱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监狱而言，监狱关押的罪犯全部来自于大墙外的社会，将来还要回到社会中去，与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和配合，同时，修补和改善罪犯因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也是罪犯释放后顺利回归社会、不再重新犯罪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帮助罪犯修补和改善社会关系也应当是监狱的一件“份内之事”。就社会而言，监狱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监狱服刑的罪犯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中来，而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可能将刑释人员排除在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改造罪犯也是社会的职责。综上可见，监狱和社会的关系应当是一种相互支持、协作配合、共同双赢的密切关系，社会要为监狱执法和改造罪犯工作营造一个理解、支持、配合的环境，积极参与罪犯的教育矫正工作，而监狱则要在改造罪犯、改善罪犯与社会之间关系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4.特征与价值。与传统的矫正模式相比，恢复性矫正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①拓宽了监狱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价值。恢复性矫正那种致力于弥补因犯罪而损害的社会关系的理念和做法，显然有助于罪犯获得被害人的宽容和谅解，获得家庭和社区的接纳和支持，为罪犯顺利融入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可见，在恢复性矫正中，除了通过教育改造罪犯来间接为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作用外，还可以通过直接修复和改善罪犯各种因犯罪遭受破坏的社会关系来减少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培育社会亲和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②重视罪犯改造的主体性作用。在传统的矫正模式下，监狱的矫正带有强烈的报应性和明显的强制性，罪犯往往是在非自愿和非发自内心的状态下来接受改造，改造的效果不甚理想。恢复性矫正承认并相信罪犯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能够面对和妥善解决自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问题。恢复性矫正的一项任务就是去创造条件和提供机会，激发罪犯接受改造和参与和解的自主性，唤醒罪犯内心的责任感和义务感，鼓励罪犯真心悔过自新和改恶从善，促使罪犯对自己的过错负起责任并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③强调罪犯心理的恢复和重整。恢复性矫正认为，犯罪行为给罪犯本人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包括失去工作、损失财产以及“犯罪人标签”、“监狱化人格”、烙印化的耻辱等心理上的阴影、打击和破坏，这些损失和破坏不仅会影响到罪犯的服刑生活，而且在罪犯刑满释放以后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使得罪犯丧失基本的羞耻心、自信心和生活的勇气，产生“破罐子破摔”，直至步入再次犯罪的道路。为此，恢复性矫正特别强调重塑羞耻心(reintegrative shaming)，通过积极采取组织罪犯参加公益劳动、慈善利他活动（向弱势和贫困群体献爱心）以及开展心理矫治、忏悔教育、感恩教育等一些系列活动，让罪犯重新树立自我价值感（感到自已并非一无用处）、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不断恢复并增强罪犯的羞耻感、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在最大程度上缓解和消除监狱化的消极影响，促使罪犯以一种正常的、积极的心理状态顺利回归社会。④倡导建立一种以沟通、调解、恢复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纠纷的监狱文化氛围。恢复性矫正认为，对于监狱发生的矛盾纠纷和冲突争端，包括罪犯之间的吵架、打架、斗殴等，罪犯对监狱警察的对抗、敌对等，单纯的责备、惩戒方式有时可能并不能达到最佳效果，因为当事各方因发生矛盾冲突而受到损害的社会关系并不会因为进行了责备、执行了惩戒而自动得到修复和愈合，有时可能会愈加恶化。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冲突，必须在监狱中培植一种以真诚沟通、相互谅解、重塑和谐为基础的争端处理方式的文化氛围，让罪犯学会以一种平和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和化解矛盾。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不仅对维护监狱良好的监管秩序和人际关系十分有利，而且还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不断促使罪犯从心理和行为上做出积极有效的改变。
5.评价。国外近些年的探索经验表明，开展恢复性矫正确实对于促进罪犯的矫正，修复各当事方因犯罪受到的伤害，改善受害人、罪犯和社区三者的关系，建立监狱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等具有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在我国监狱系统，尽管已经有了某些恢复性措施或做法，如邀请受害者到监狱讲述犯罪者带给他及社会的伤害，邀请罪犯家属到监狱进行亲情教育等，但有意识地、系统全面地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程序应用于矫正工作中还从未有过。因此，国外恢复性矫正模式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特别是恢复性矫正那种努力使罪犯、受害者和社会因犯罪受到的伤害和破坏均得到修复或改善的追求，无疑对于实现矫正的根本目标、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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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树立公正司法理念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司法公正包括：即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树立公正司法理念的现实意义在于有助于维护版司法权威的社会影权响，增强法院裁判的有效性。
树立公正司法理念的现实意义在于打击司法领域腐败势力和地方保护主义，重振并维护我国的司法权威，恢复人们对司法的信心。
树立公正司法理念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提高司法人员的司法素质，减少因司法人员个人素质问题而产生的不公正判决结果，可以有效指导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的行为。
树立公正司法理念的现实意义在于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捌』 试述不起诉的种类、适用条件及其制约
不起诉的种类 适用条件及其制约有以下几方面：
A、实施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B、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C、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D、依照刑法规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已告诉又撤回告诉的；
E、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F、其他法律，法令规定的免于刑事处罚
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基于控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目的是通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将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不移交法院审判。
从而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作为检察机关，应该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认真执行刑诉法第140条、第142条的规定，让不起诉制度充分发挥作用。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
(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
(二)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三)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
(四)有无附带民事诉讼;
(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8)恢复性司法理念扩展阅读
审查起诉的步骤和方法：
(一)审阅案件材料
(二)讯问犯罪嫌疑人
(三)听取被害人意见，
(四)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见
(五)补充侦查。
提起公诉的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按照普通程序向人法院提起公诉，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应自行补充)
不起诉的种类和条件：法定不起诉：又称为绝对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自己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作出不将犯罪嫌疑人诉至人民法院审判的一种处理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的三种情况之一。
存疑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
适用条件：
①经过补充侦查；
②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玖』 谁知道有关“我国刑罚的人道主义改革”的资料
建议参考一下关于恢复性司法制度方面的论文。该制度是一种将轻微犯罪行为民事化处理的一种制度，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以下是刘仁文老师关于恢复性司法制度的论文摘要。
“恢复性司法”是近年来西方刑事政策领域推行的一项新制度，对长期以来多数国家奉行国家追诉主义有所突破，那么，究竟这种制度存在的司法理念是什么？有多大的现实合理性？其实践效果如何？等等。为此，就恢复性司法的相关问题，本刊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正在英国牛津大学作客座研究员的刘仁文博士，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
1．恢复性司法是一项怎样的制度，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世界范围内的适用状况如何？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经过专业人士充当的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解，促进当事方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
众所周知，以国家起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带来许多问题，如监狱人满为患、费用昂贵、罪犯改造效果不理想、被害人被遗忘等。面对这些问题，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人员和刑事司法学者开始探索和思考一种新的刑事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发生在1974年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当时，该市的两个年轻人实施了一系列破坏性的犯罪，他们打破窗户、刺破轮胎、损坏教堂、商店和汽车，共侵犯了22个被害人的财产。在法庭上，他们承认了被指控的罪行，但后来却没有将法院判决的对被害人的赔偿金交到法院。在当地缓刑机关和宗教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这两名犯罪人与22名被害人分别进行了会见，通过会见，两人从被害人的陈述中切实了解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和不便，并意识到赔偿金不是对自己行为的罚金，而是给被害人的补偿，于是6个月后，两人交清了全部赔偿金。这种被害人—犯罪人的和解程序被视为恢复性司法的起源。受此案的鼓舞，从1974年到70年代末，在加拿大和美国共出现了10几个类似项目。1989年，新西兰以立法的方式肯定了当地土著毛利人的明显带有恢复性特征的犯罪处理方式，并要求司法机关对青少年犯罪只能在恢复性司法方式不能适当处理时才可以动用正规刑事司法程序。到20世纪90年代，恢复性司法已在西欧国家、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拉美的巴西、智利、阿根廷，亚洲的新加坡，大洋州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数十个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应用。据估计，截止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也达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则达1000多个。在一些地方，恢复性司法已经进入刑事司法的主流，并被有的学者奉为“现行刑事司法的全功能替代模式和认识犯罪的新‘镜头’”。与此相对应，“恢复性司法”也日益成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的一大“显学”。笔者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曾慕名拜访一些刑法学家和犯罪学家，他们在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兴趣时，都要重点提到恢复性司法。
2．恢复性司法活动是如何操作的？从已经实施的情况来看，其效果如何？
在具体定义和操作上，各地的“恢复性司法”可能有所不同，如由谁来组织和促成和解，在哪个阶段和解，其范围是限于轻微案件还是可以包括严重案件。不过，各种“恢复性司法”都有一个共同意旨，那就是建立一个使犯罪人和受害人进入对话状态的“模式”，这一“模式”通常通过四个步骤把犯罪人和受害人组织到一起：承认错误；分担并理解有害的影响；在补偿方面达成一致；就将来的行为构筑理解。
以牛津大学所处的泰晤士河谷警察局的做法为例：首先，促成受某一犯罪影响的相关方面的人参加圆桌形式的面谈，由组织者介绍每一个参与者及其与该犯罪的关系和他们参加的原因（这里的组织者，以警方为主，有时也包括其他政府机构的代表和一些社会工作者以及非政府组织）。然后，开始询问犯罪人在犯罪当时的想法和感受。接着，又向受害人和在场的受害人的支持者询问类似的问题。最后，询问犯罪者方面的人，如犯罪人的父母。之所以做这样的顺序安排，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能够让受害人在面谈程序的一开始就听到犯罪人承担责任和悔罪，这样就可减轻受害人的气愤情绪；二是让受害人在犯罪人及其亲属面前说出他们所受的伤害，就可以尽量避免由于后者可能想办法降低事情的严重性而激怒受害人。结果，警方发现，实际上犯罪人、受害人以及他们各自的亲人都比想象中的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犯罪人的亲属特别是其父母在犯罪发生之后感觉到的是无助、羞耻、痛苦和气愤；同样，犯罪人也伤害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破坏了亲情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在这种犯罪导致的伤害的多面性被展示之后，事情就变得清楚了：必须针对受害人和犯罪人之间、针对犯罪人和他们的社区以及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做多方面的恢复性工作，鼓励犯罪人从中吸取教训，明确什么是导致他们犯罪的罪魁祸首。而国家也应该提供条件帮助犯罪人克服那些不良因素，促进社会融合。从受害人的角度看，“恢复”的结果有可能是一定的物质补偿，有时甚至只需要对方一个真诚的道歉，重要的是，他们由此重建起了尊严和安全感。
目前，泰晤士河谷警察局的“恢复性司法”仅限于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并且警方组织的面谈所达成的恢复性协议也不具有法律强制意义。但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等地，“恢复性司法”走得更远，在那里，警方也可就一些比较严重的案件组织犯罪人和受害人面谈，一旦双方达成协议，警方将监督协议的执行。 在北美的个别司法区，甚至最严重的刑事案件也可在法庭上使用受害方—犯罪方的调解和对话模式，当然此时并不是完全不对犯罪人判刑,而是视其沟通情况适当减轻处罚或变更处罚。
从恢复性司法实施的情况看，总的来说效果是比较好的，表现在：1、提升了被害人的满意度。在以往的刑事司法模式中，国家“偷走”了被害人和犯罪人的矛盾，被害人几乎处于被遗忘的境地，而恢复性司法对被害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抚慰和补偿，减少了被害人由受害方变为加害方的情形。例如，据美国的一项调查，79%的被害人对这种处理犯罪的模式表示很满意，因为该种程序为他们提供了向犯罪人、社区倾诉自己受到的伤害并接受来自犯罪人的道歉和赔偿以及来自社区的慰籍的机会；83%的被害人认为调解程序很公平，被害人普遍认为他们在调解过程中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并拥有最后发言权，而这些过去都是只有司法机关才能够行使的权力，一些被害人认为他们在调解过程中受到的良好待遇使自己甚至感觉不再有作为被害人的委屈感；参加调解程序前，25%的被害人害怕犯罪人会再次伤害自己，而参加完调解程序后，只有10%的被害人恐惧再次被害，大部分被害人通过与犯罪人的会面与对话，转变了将其视为凶神恶煞的看法；有过参加正规刑事审判体验的被害人大都认为调解程序比审判程序对被害人更公正。2、提升了犯罪人的满意度。许多参加面谈的犯罪人觉得面谈没有让人感觉自己是个坏蛋，而是感觉参与了一个下决心的会议，完成一个经自己同意的任务，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从而诚心向受害人道歉和修补损失。有调查显示，87%的犯罪人认为在恢复性司法中他们受到了更为人道的对待，89%的犯罪人认为自己没有受到歧视和羞辱，还得到了关爱。3、犯罪人承担责任的意识增强。通过调解而达成的赔偿协议，或向被害人、社区提供服务，犯罪人一般都能较好地履行义务，其原因在于：一是通过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讲述犯罪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能够使犯罪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从而使他认识到承担赔偿义务不是对自己的有意惩罚，而是弥补被害人因自己的行为所受到的物质精神损失；二是作为对正规刑事司法的补充程序，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达不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协议的后果是将案件移交正式司法系统进行追诉和审判，这种结果当然不是犯罪人愿意接受的。4、再犯率降低。美国的一份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参加恢复性司法程序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18%，而通过正规刑事司法系统处理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27%。英国的一项对成年犯的调查也显示，通过恢复性司法程序处理的犯罪人的再犯率比正规司法系统处理的犯罪人的再犯率要低10%。而在澳大利亚等地的一些调查中，恢复性司法对降低再犯率的作用更为明显。
3．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和主张是什么？
首先，恢复性司法在犯罪观上与传统理论有所不同，传统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被害人几乎被排除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对犯罪的处理，被认为是国家的事情。但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是社区中的个人侵害社区中的个人的行为，因此，对犯罪的处理应该充分发挥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作用。再者，由于犯罪是在社区发生的，会对社区成员的安全感、对社区的安宁和成员间的关系造成不良影响，因而社区也应在犯罪的处理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次，恢复性司法认为，正规的刑事司法系统以沉默权、排除规则等规定“鼓励”犯罪人否认有罪指控，逃避刑事责任，有的案件本来被告人产生了悔罪情绪，愿意承认有罪，但律师却“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出发”，极力阻止他这样做，这种鼓励犯罪人逃避罪责的制度扭曲了是非善恶的道德观念，而恢复性司法则从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面对面的交流，使他们切实感受到自己行为给他人带来的恶劣影响，并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道德上的否定，从而下决心不再犯。
第三，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不仅被证明对降低犯罪率的作用非常有限（如果不是完全无效甚至有负作用的话）， 而且也不符合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还伴随司法成本高昂等弊端，因此恢复性司法主张，在犯罪发生后，不能简单地将犯罪人一判了之，而应促成犯罪人、被害人及其双方家庭成员乃至社区成员共同探讨犯罪原因，分清各自的过错和责任，消除误解，这样才能 增加彼此的信任和尊重，创造一个更加紧密的社区关系。
第四，在恢复性司法学者看来，现行的刑事责任是一种抽象责任，犯罪人通过接受刑罚承担了抽象责任，却逃避了现实的、具体的责任，即面对被害人，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向被害人道歉并提供赔偿，恳求社区成员的原谅并提供社区服务。这种抽象责任不但对很多犯罪人来说是无必要的痛苦（如对偶然犯、非暴力犯），而且对被害人和社区成员而言，同样无现实的意义，因为被害人与社区未能从犯罪人的责任中获得权利，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原谅犯罪人，并接受他回归到社区中来。
第五，在对犯罪原因的解释上，恢复性司法不大注重形而上的意志自由和社会决定论的争论，而是从“可以被经验证实的”角度出发，着眼于社区生活和人际交往，并认为犯罪是犯罪人的消极生活态度和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冲动，意志力脆弱造成的。针对这种情况，恢复性司法主张建立专门提高犯罪人的情绪控制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帮助他们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的机构。
第六，现行的刑事司法模式是事后反应型模式，它只是在犯罪发生后才被动地介入，并通过对犯罪人的严厉惩罚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种模式往往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犯罪隐患视而不见，对轻微刑事案件不予重视，它不利于消除犯罪的渊薮。与此相对应，恢复性司法对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乃至尚未构成犯罪的一般性邻里纠纷给予关注，尽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阶段介入，通过化解人际关系、减少社区矛盾来预防犯罪。
第七，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除了将被害人和受害人置于中心位置，双方的家庭成员、亲友以及其他受到犯罪影响的人都被鼓励参加到犯罪的处理过程中来。恢复性司法理论认为，参加到这一程序中的人越多，说明犯罪人和受害人的关心者和支持者越多，也就越能保障和解协议的达成与执行。在澳大利亚，有些企业主在参加了恢复性程序后，主动表示愿意替犯罪人承担对被害人的赔偿责任，从而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迅速而充分的补偿，而犯罪人也为社区成员对自己表示出的宽容和支持深受感动，他们都表示要多为社区做有益的事情。有的犯罪人虽然表面看来冷酷无情，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母亲在程序进行中失声痛哭时，就为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正如有的恢复性司法学者所指出的，一个做了错事的人在陌生人面前可能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当他面对自己熟悉的人、听到自己信任的人的劝告、看到自己的亲人因自己的行为痛心疾首时，他便往往能够真正感受到道德的力量，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从而激发起改恶从善的勇气和决心。而传统的刑事司法系统往往在一个人犯罪后立即将其与自己的亲人隔离开来，同时也不为犯罪人提供与被害人会面的机会，这就使得犯罪人一方面得不到来自其家庭成员的道德教育和感情支持，另一方面也没有机会了解自己行为给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造成的影响。
4．发展到目前阶段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在哪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随着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由谁来促成面谈？目前不少地方的调解程序是由警方来出面组织的，这就在事实上增加了警察的权力和作用，但如何防止警察的权力不被滥用，成为许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一些警察正在使用恢复性司法这一时髦工具来扩大他们的惩罚权限，而且如果他们得到一半的机会，他们就会滥用。”因此，有人建议应成立独立的专门从事恢复性司法工作的机构、由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来进行这项工作，也有人建议警方可继续作为组织者之一参加，但应控制其任意权。
二、律师应否被纳入恢复性司法程序？恢复性司法的倡导者不希望看到律师进入恢复性司法程序，至少是希望看到这个角色被严格地限制，他们担心律师会妨碍犯罪人承担责任，而且他们会垄断这一过程，另一个担心是他们认为职业律师并不总是代表当事方的利益。但不少人认为，律师应该被接纳进大部分的恢复性过程中，因为这是防止出现不公平结果的有效途径，当然，律师应该通过接受培训来改变传统的敌对思想，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用一种能推进恢复价值的行为方式来行事，而不是好斗的方式。
三、如何保证正当程序的贯彻？恢复性司法强调非正式的、以协商和对话为基础的程序对解决犯罪问题的重要性，这就使它的批评者担心：恢复性司法缺乏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关注，因而会不可避免给犯罪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造成损害。例如，恢复性司法程序中没有证明的概念，而是假定只要犯罪人承认自己是行为的实施者，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证明，而是如何确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若被告人缺乏经验，而社区力量又相当强大，很可能导致被告人因恐惧而被迫承认自己是犯罪人。另外，也有的被告人可能因担心在正式的刑事审判中被误判而违心地认罪。
四、被害人的利益。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改变被害人在正规刑事司法中的边缘化地位，在恢复性司法中，不但犯罪人承担责任的形式主要表现为补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且被害人还被赋予部分决定犯罪人责任形式的权利，有的国家在决定是否对犯罪人判处缓刑或进行假释时也将被害人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不过，很多被害人也担心恢复性司法对社区主导刑事司法的强调会导致国家对犯罪手软，而且在恢复性司法中，有的被害人往往会面临必须原谅犯罪人否则就会被视为没有爱心的压力，而赋予被害人对犯罪人是否缓刑、假释的权利，又会使被害人面临来自犯罪人的威胁和收买的危险。
五、关于社区主导。恢复性司法强调在社区中愈合被害人、为犯罪人提供职业训练和文化教育，增强社区能力，增进社区成员间的信任和团结，使对犯罪的处理成为每一个社区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这就要求每一个参与人，包括犯罪人、被害人、亲友、其他社区成员都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但现实中的社区有没有这样的组织能力呢？怀疑者认为，现代社会，高楼大厦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传统社会中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被瓦解，像恢复性司法这种强烈依赖社区的计划，如何确保其高质量地运行，尚须探索。
虽然恢复性司法存在上述问题，但应当看到，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从过去一二十年恢复性司法的发展历程看，证明它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相信这些问题会在前进中逐步得到解决。
5．您认为恢复性司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应该引进这一制度？
从前面对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主张的介绍可以看出，恢复性司法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应当看到，国家“偷走”犯罪人和被害人的矛盾的问题在中国的刑事司法中也同样存在。曾几何时，我们屡屡听到某个案件被私了，后被司法机关发现，于是，被害人及其家属得到的私了钱被退还，重新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对此，我们禁不住要问：如果此种私了是出自双方自愿，为什么不可以呢？国家为什么要去拆散这样的好事，而自作多情地去做于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都不利的事情呢？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新近看到的案例：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及其亲属曾积极诚恳地表示，如能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愿意筹钱补偿死者的年迈父母，对方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了，但我们的司法机关还是“严格依法办事”，将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执法结局是：死者的年迈父母以后生活无着，犯罪人抛下妻儿命归黄泉，而国家，本来可以趁热打铁地抚平犯罪方和被害方的紧张，却以“公正”的名义扼杀了这种可能，而制造出又一个“杀人”的悲剧——仅从限制死刑而言，我也是赞成“恢复性司法”的思路的，也许，经过一定的“面谈”和“调解”，犯罪分子并不是那么的狰狞，受害方的愤怒也并不是那么的不可缓和。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饶有兴趣地就恢复性司法与牛津大学的学者们进行讨论时，他们不无惊讶地对我说：其实中国应当是最熟悉恢复性司法的了。是的，我们有重调解的传统，至今在刑事诉讼法中还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对自诉案件进行调解。但总的看，我们现在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要模式的，这种模式不仅带来监狱压力大、国家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严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具有的本体地位，许多被害人因此陷入生活极度困难或因害怕犯罪人出狱后报复而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因此，如果能由代表国家和社会的有关机构和人员出面，组织犯罪人和被害人面对面的对话，并让双方的亲人和受犯罪影响的社区成员参与其中，共同促成和解，被害人因此得到物质补偿，重新赢得精神上的尊严，犯罪人也免去掉脑袋或牢狱之灾，而通过诚心诚意地赔偿或在一定监督形式下的社区劳动，这样就可保持与其家人在一起，既防止其人格因长期与世隔绝而不能融入社会，也可使其家人特别是子女得到相应的照顾，而社区的安全感也因此得到加强，国家还可节省成本，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如何引进这一制度，我有以下两点初步设想：1、在犯罪类型上，我们可以将犯罪分为三大类，一类是针对具体被害人的犯罪，这占大多数；一类是针对国家的犯罪，如政治犯罪、军事犯罪等；还有一类就是所谓的无被害人的犯罪，如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赌博等。恢复性司法应着重在第一类犯罪上运用。2、在犯罪程度上，由于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劳动教养类似于西方国家刑法中对违警罪和轻罪的处罚，因此首先可以考虑将这两类行为转化为调解模式；然后可以考虑对刑法典中的过失犯罪和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故意犯罪实行调解；最后，即使对严重的犯罪，也可以借鉴此种思路，在取得被害方的谅解后，判处较轻的刑罚。
总之，国家在刑事司法中所扮演的角色决不应是矛盾的激化者和悲剧的制造者，如果能用调解解决，就不要用“暴力”解决；能息事宁人，就不要去挑开伤疤；能皆大欢喜，就不要几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