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转向

① 法律体系转向法制体系有何意义

近日发布的中国社科院2011年法治蓝皮书总结了中国提出和形成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历史过程，分析了形成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对于中国法治发展的重大意义。蓝皮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三大历史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国社科院2011年法治蓝皮书指出，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有法可依，是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新时期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功经验和胜利成果，纳入到宪法法律确认和保障的范围，最大限度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记载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的主要历程，指明了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以民主立法方式与时俱进地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从而不断确认和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合法性基础，确认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合法性、权威性，维护和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尊重保障人权，极大地保障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法律化的重大成果

中国社科院2011年法治蓝皮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对30多年来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基本经验的法律总结，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成果的法律肯定，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确认，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法律化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方向不可改变，意味着中国走具有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可逆转，意味着中国人民奔小康求幸福的决心不可动摇，意味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必将实现。

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标志

中国社科院2011年法治蓝皮书指出：实行法治，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和前提是要做到有法可依，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推动了有法可依的实现，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既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立法机关民主立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建设公平正义司法体制、全体公民学法守法用法取得明显进步的充分肯定，是举国上下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对未来坚定不移地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的一个良好平台，是坚定不移地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新起点。

中国社科院2011年法治蓝皮书指出：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应当实现几个转变

中国社科院2011年法治蓝皮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仅仅是基本解决了无法可依的问题，未来还需要着力实现几个转变。

向加强宪法法律实施为中心转变

有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基本任务应当是实现依法办事，法治建设的关键应当从以立法为中心向切实实施宪法法律为中心转变，应当更加重视和加强宪法法律的实施，实现宪法法律实施与法律体系构建的全面协调发展。

向加强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建设转变

中国的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需要向纵深发展和推进，应当从以立法为中心加强法律制度规范建设，向以法治文化为重点加强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建设转变，努力使法治成为人们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实现法治文化与法律体系的全面协调发展。

从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转变

立法工作应当从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转变，不仅要考察立法数量的GDP，更要关注立法的质量和实效；不仅要有不计其数的纸面上的法律规范，更要有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现实中的法治功能。

向立法的统筹协调发展转变

立法工作应当从以创制法律为主，向统筹创制法律与清理法律、编纂法典、解释法律、修改法律、补充法律、废止法律的协调发展转变，使法律体系的清理、完善和自我更新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使法律体系更加具有科学性、稳定性、权威性和生命力。立法工作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成为在“矛盾的焦点上”划出的杠杠。

② 解释学转向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德里达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政治、宗教和伦理问题的著作，其中《马克思的幽灵》（1993）、《友爱政治学》（1994）、《赐人以死》（1995）和《宗教行动》（2001）尤其令人瞩目。这位一度淡出人们视野的哲学家，重新成为欧美学术界的焦点人物，他所代表的解构主义理论似乎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少学者将这一变化称为德里达的“政治学转向”。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向？德里达的“转向”在多大程度上背叛或者延续了自己早年的思想？早期德里达和晚期德里达之间是什么关系？解构主义是否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简要分析第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将着重讨论后面几个问题。

长期以来，解构主义一直面临着双重误解，处境尴尬。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德里达过于保守。在六十年代的“五月风暴”前后，在许多左倾知识分子或者走上街头，以行动与体制抗争，或者在著作中将批判的火力对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时，德里达给人的形象却是一位安坐书斋、专心拆解文本的学究，因而受到同辈的指责。后来，由于美国耶鲁学派影响巨大，解构主义更日渐成为一种与政治和社会现实无关的、游戏式的文本批评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将德里达视为一位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理想为敌的危险分子，认为他缺乏正面的社会关怀，只会通过文字游戏破坏欧美精神大厦的根基。因此从诞生之日起，解构主义就承受着来自不同方向的敌意，围绕保罗·迪·曼的争辩1和1992年的剑桥风波2都是这种敌意的集中体现。德里达曾在各种场合为自己辩护，努力澄清人们的误解，但他避免正面立论的策略却让自己陷入了困境。因此，在不放弃解构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直接介入思想界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促使德里达拓宽研究领域的另外一个目的，或许是为了保持解构主义理论的生命力。美国耶鲁学派的文学批评实践在传播解构主义的同时，也遮蔽了解构主义的真实面目。从哲学生涯的最开始，德里达就抱有宏大的关怀，文字和文本仅仅是解构主义分析的切入点，而非其主要旨趣所在。当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纷纷从解构主义中汲取营养、自立门户的时候，解构主义本身却被当作过时的文本理论被人淡忘了。自新历史主义流派兴起以来，对孤立文本、孤立学科的研究日渐失去了影响力，将文本视为文本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场，已经成为人文学术的趋势。德里达将解构批评的触角伸至政治、宗教、伦理等领域，正好顺应了这一潮流，解构主义的建构意义和人文关怀，也得以具体地呈现。所以，德里达的政治学转向对于解构主义而言，是一件幸事，透过他对各种具体问题的阐释，我们对于他早期的思想，也能获得更明晰的理解。一、 德里达早期著作的政治学内涵

六十年代晚期，德里达以《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与《论文字学》三部著作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虽然他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语音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但他真正关注的还是困扰欧洲近一个世纪的问题：如何面对形而上学的遗产。在这一点上，他与尼采和海德格尔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德里达的犹太裔背景和边缘身份3对其政治立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犹太文化的因子赋予了他强烈的先知情结。J·D·卡普托在《德里达的祈祷与泪水：无宗教的宗教》一书中，细致地描绘了犹太教对德里达的深刻影响。德里达自己也说，虽然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上帝在自己的生活中依然以其他名字存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有一种预言式的先知口吻，1966年那篇著名的研讨会发言《人文学科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4已经让人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并非为解构而解构，某种朝向未来的乌托邦情结始终萦绕在他的著作周围。双重的边缘身份则让他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抱有天然的反感，他相信，政治上的强权、对异己因素的压制和迫害都可以追溯到哲学的观念上。因此，即使在他分析表面上与政治不相干的问题时，他的文本也充满了政治的潜台词。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主义的所有立场都是政治立场。

批驳绝对中心观念是解构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立场。德里达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超验的、永恒的、实体化的中心，认为中心只是一种功能，中心的替换永远不会停止。他意识到，绝对中心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它符合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欲望，一种将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欲望，一种对一切可能威胁到这种控制的因素的畏惧。因此中心的观念与权力的欲望是密不可分的，暂时居于中心的力量往往会借用真理的名义，竭力使自己的优越位置永久化。回顾历史，君权至上、教会统治、宗教迫害、种族歧视、极端民族主义等种种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观念无一不是源于绝对中心的神学式崇拜。由于对中心的迷信没有改变，由于一直缺乏对中心观念的深刻反思，人类往往是在打破一个中心之后又马上确立新的中心，中心虽在不断替换，危机的根源却没有消除。早期德里达之所以将语音中心主义作为批判的重点，是因为他相信，语音中心主义、逻格斯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同构关系，西方哲学一直将自己塑造成“理性和光明的独白”，是一种排他性的“暴力的哲学”5。用广义书写的概念揭示语音中心论的虚妄，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消解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意识，促进世界文明多元化秩序的生长。

否定二元对立、主张二元互补是德里达的另外一条基本原则。二元对立思维是绝对中心观念的必然伴生物。形而上学传统将世界划分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其中一项因为代表了“真理”，而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另外一项则被视为不相容的对立面，被贬斥、被放逐，比如真理/谬误，灵魂/肉体，自然/文化，文明/野蛮，语音/书写，等等。当这种思维与种族意识、社会进化论结合起来时，危害尤其明显。按照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观念对世界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进行粗暴定位，使得“文明”、“先进”的群体在对待他们所认为的“野蛮”、“落后”的群体时能够心安理得地使用暴力。德里达以补替（supplement）概念为武器，巧妙地颠覆了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核心意义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然而，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回过头来以原来处于弱势的一方取代并压倒强势的一方，而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充满对抗和压迫的结构。从弱势一方着手，只是一种历史策略。在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浪潮汹涌全球的六十年代，德里达的二元关系理论从哲学的角度为政治实践提供了依据。 尊重差异、推崇多元化也是解构主义的重要宗旨。德里达杜撰的术语迪菲昂斯（differance）既指代差异（difference）的总体运动，也指代以差异的方式创造和推动宇宙的那种力量。在德里达看来，所有的差异中最核心的差异就是事物与内在的异质成分之间的差异，一切事物（包括迪菲昂斯这个非物之“物”）的变化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这种内在的差异。差异是事物活力和多样性的来源，是变化和变革的动力。不能容纳异质成分是走向僵死的开始。正因为如此，差异的观念与政治实践关系密切。无论是国家内部对多元性的包容，还是全球范围内对多元化的保护，都是确保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早期的著作中，德里达没有展开这方面的论述，但他近十年来反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的呼吁，完全可以追溯到解构主义的这条核心原则。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只是借用了德里达的某些策略，在精神主旨方面其实有相当大的差距。政治关怀在早期的德里达著作中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但他避免正面理论的策略和迂回繁复的文风使得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忽视了解构主义的政治学内涵。二、 德里达晚期的主要政治学命题

十多年来，德里达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论文和访谈录，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涉及面之广，令人惊叹，与他早期专注于哲学和文学文本的做法大相径庭。这些著作一方面坚守了解构主义反对绝对中心、反对二元对抗、推崇差异与多样性的立场，一方面从政治学和伦理神学的具体需要出发，提出了弥赛亚精神（messianicity）、公正（justice）、宽恕（forgiveness）与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等纲领性的命题，全面展示了解构主义的政治观。

弥赛亚精神与弥赛亚体系（messianism）是德里达提出的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一对概念。弥赛亚体系指建立在圣经的弥赛亚信仰和特殊启示之上的具体的宗教体系（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都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憧憬，然而由于狭隘的“选民”意识和宗教信条的束缚，这些体系不足以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基石。但另一方面，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结构：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心态、一种对公正社会的期待和信仰。这就是德里达所称的弥赛亚精神，它构成了解构过时制度、解决历史困局、设计未来社会的强大心理动力。对弥赛亚精神的肯定表明，德里达并非像解构主义的批评者那样，全盘否定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相反，解构主义并不缺乏正面建构的理想，只是在打破绝对中心概念之后，德里达已经不可能将任何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预先认定为真理。在他看来，真理如同地平线，永远在远方，永远是他者，永远不在场。这种矛盾一方面是悲剧性的，使得人类永远无法获得全面的幸福，但在另一方面，却肯定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对“进步”和“理想”的有条件肯定，划分了德里达与福柯等人的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宣称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

与弥赛亚精神密切相关的一个命题是公正，因为弥赛亚精神就是对普遍的公正的一种期待。在德里达的著作里，公正是与法律相对照而言的。法律是以公正的名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具体的计算体系，但法律永远不等于公正本身（justice as such）。这是因为，公正作为一种理想，一种信仰，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而且法律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各种复杂的权力角逐、利益算计纠结在一起。在人们对公正的要求下，法律必须不断修改。因此，公正对于法律而言，是一种既建构又解构的力量，而公正本身却永远不能被解构，因为它并非任何在场的、具体的东西。德里达的公正概念一方面提醒人们，不应将法律等同于公正本身，借公正的名义让法律成为维护现存秩序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抵制了放弃公正诉求，将法律技术化、实用化的政治行为。

宽恕是德里达晚期著作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它与西方的宗教、尤其是《新约》所影响的基督教传统有很深的关系，二战期间纳粹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更突出了这个问题的伦理迫切性。德里达一方面从抽象思辨的角度梳理了西方神学和哲学中的宽恕传统，另一方面结合纳粹罪行与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探讨了宽恕的现实意义。与公正的概念相类似，德里达将宽恕视为一种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绝对律令，他认为宽恕的前提就在于存在不可宽恕的罪过。“如果人们只准备去宽恕那些可以宽恕的事，即教会所谓‘轻罪’，那么，宽恕这一思想本身就消失了。”6 宽恕与法律不相干，与算计不相干。德里达对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政治和司法实践尤其感兴趣，认为他们既尊重法律、又超越法律，通过宽恕达到民族和解、避免延续仇恨的做法，对人类极具启示意义。在今天这个宗教仇恨和民族仇恨肆虐的世界，德里达的宽恕思想无疑提供了积极的借鉴价值。

新国际是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提出的构想，它是德里达弥赛亚精神的集中体现。这里所说的“国际”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而是对新型国际组织的一种设想。德里达意识到，当今人类正面临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这些危机必须仰赖国际组织的干预，然而现有的国际组织仍然操控在少数富裕国家手里，因此无法公正地发挥作用。更重要的在于，国际法“所定义的使命、行动和语言仍然是扎根在西方的哲学观念、西方的国家和主权观念之中的”，因而必须解构。解构的目的不在于摧毁国际组织，而是希望在更公正的基础上改进国际组织的效用，这就是新国际的宗旨所在。上述的重要命题是解构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进一步发展，丰富了解构主义的理论资源，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们并未背离早期解构主义所设定的思想框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政治内涵的具体呈现。结论：解构主义的理想与使命

虽然解构主义是对欧洲两千年哲学传统的反思，但它并非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思潮。德里达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清楚地表明，解构主义有着宏大的人文关怀和明晰的现实指向，它在祛除形而上学因素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启蒙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解构主义不再迷信绝对的真理、全能的理性和完美的乌托邦设计，但却并未放弃公正的理想和对更美好社会的期待。

德里达反复强调，解构不是摧毁和瓦解，解构“是对不可能的肯定”（affirmation ofthe impossible）。所谓“对不可能的肯定”，从政治的角度说，就是对永远不能实现的公正本身的追求，就是弥赛亚精神。在2001年的中国之行中，德里达明确概括了解构主义的使命：“解构所质疑的正是这种提前给出的既定理想，它强调的是在我们面临的这些困境之中，在历史复杂矛盾的无限进程中，既非提前也非滞后地创造出解决问题的办法。”7解构主义的政治学意义在于，既充分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局限性，又坚持对公正的深刻信仰，将现实主义的冷静与理想主义的热情结合起来，努力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③ 司法考试先看哪几科 知乎

法考备考八大科目复习顺序：

第一，刑法和民法，先学习刑法然后学习民法，因为刑法相对于民法结构比较完整容易建立知识体系也可以给自己增强学习的信心。

第二，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可以先民事诉讼法后刑事诉讼法，因为先民事诉讼法相比刑事诉讼法要简单一些先易后难符合我们学习的规律。

第三，行政法和商经法，建议先学习行政法，然后学习商经法。

第四，理论法学和三国法，一定要先学理论法毕竟它的分值还是很大的，因为对于其他法学的不错的朋友放弃三国法依旧能过客观，但是放弃理论法就很难了。在考前突击背诵强化记忆，容易得分，最好不要放弃这些学科。

④ 撒贝宁从司法主持人转向娱乐圈，对于他的未来有所帮助吗

撒贝宁从司法主持人转向娱乐圈，对于他未来的帮助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让很多人知道了他本身的潜力所以他就会有更多的资源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了呀。撒贝宁他在《明星大侦探》里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让人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也是因为他在《明星大侦探》里的性格表现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让人们知道撒贝宁不仅专业主持行玩梗也是一套一套的。

撒贝宁也不是从司法主持转入娱乐圈，他自己本人是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他始终还是属于央视的人。撒贝宁他在努力的让大家认识他，让人们认识到一个除去了专业性还有娱乐性的他，像他这样的宝藏会有很多节目的导演喜欢的。

⑤ 行驶中右转弯应该让左转弯还是左让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七项规定：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让左转弯车辆先行。

第一种就是，右道车直行，本道车直行或者转弯的。这种情况要让右道车先行。

第二种则是，右道车转弯，本道车也转弯时，本道车必须让右道车先行。还是以刚才提到的路口为例。如果甲驾驶员在中山街上自南向北行驶到路口后准备转弯时（不论左转或右转），发现右侧城北路上驶来的车辆也是打算转弯的（不论左转或右转），那么驾驶员也必须减速避让。

第三种情况就是，右道车转弯，本道车直行时，右道车则是需要让本道车先行了。陈利锋强调，这种情况是行车至路口时唯一的一种右侧来车让本道先行的情况。

(5)司法转向扩展阅读：

常见误解

误解一：开车有个右侧通行原则：

右转弯对其它车辆的影响不大，转弯半径小，从时间上算，右转弯肯定也比左转弯快，理应右转先行啊。

因为左转弯车辆在路口行驶的时间长于右转弯的车辆，它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时间、它自己受其他车辆影响的时间都长于右转弯的车辆，所以，右转弯的车辆应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如果左转弯车让行的话，就会增加上述不利因素，不利于尽快清空路口车辆造成堵塞。

误解二：任何情况都是右转弯让左转弯：

在交叉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警察指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首先观察是否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如果有，那就应该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如果没有，右转弯的就应该让左转弯的先行。

⑥ 新交规法 直行让左转吗

根据2017年10月7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左转车辆让直行车辆先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规定：

第五十一条 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

第七项 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让左转弯车辆先行。

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第三项 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

(6)司法转向扩展阅读

行车避让规则：

1、变更车道（并线）车辆，应避让原车道直行车；

2、通过路口时，转弯车辆避让直行车；

3、进出环岛时，环岛内的直行车辆，避让出环岛的车；

4、进出环岛时，进入环岛的车辆，避让出环岛和环岛内的执行车；

5、进出主辅路时，辅路机动车避让主路出辅路的车辆；

6、进出主辅路时，进入主路的机动车，避让主路内行驶的车辆；

7、在两辆车相对行驶的时候，如果道路一侧有障碍物，那么有障碍物一侧的车辆，避让无障碍物一侧的车辆。

⑦ 没有过司法考试的人在检察院的前途在哪里

两手准备，一边做好办公室工作，协助检察业务人员做好业务，努力向他人学习，毕竟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更加重要，岗位只是具体业务存在区分，待遇是一样的。
另一方方面积极准备，争取早日通过司法考试，转向业务岗位，在司法机关，操作具体法律业务的专业人员更受尊重。其实司法考试并不难过，只要努力，早晚会顺利通过的。
祝福你工作顺利，心想事成！

⑧ 法律硕士（非法学）选方向

1.最热门的民商法，经济法与国际法中的国际经济法。

无论是去行政机关(不要以为机关就是要行政法，别忘记了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法律也要服务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法治经济”)司法机关，还是企业，或者进律所，需求量都较大，也是法学硕士的热门专业，考取难度大，毕业论文难度也大，尤其是民法。也是基于这个考虑，经济相关专业的考生考取法律硕士之后就业面相对更广;

2.其次是环境法学，刑法，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中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

则主要是去司法机关(检察院主要是刑事法律，而法院下设民庭、刑庭、行政庭和知识产权庭等)与行政机关(行政执法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法制办)，但公务员的位置毕竟有限而且不完全公开公平，如果做律师，这一类的律师案件难度很大，执业环境不好，所以整体就业面也相对较窄。但是有不少法律硕士选择了此类研究方向，因为论文写作与答辩相对简单，理论深度小。

3.最后是宪法，法理学与法律史。

就业量小，应用性弱，要找到好工作主要靠综合实力和运气，就业的主要去向就是高校教师或科研机构(这两类机构法律硕士很难进入)，所以这类专业的很多人最后都读法学博士继续深造，法制史泰斗张晋藩教授的一名学生，最后就是考取公务员进入了中宣部理论局。法律硕士基于实践型应用型的定位，一般很少选择这一类课题作为毕业论文方向。

当然，法律硕士分方向培养(无论是研二实质意义上的分方向还是研三形式意义上的毕业论文定方向)的话，还会在9专业的基础下继续向细分方向划分(如民商法专业下的金融法方向、合同法方向、公司法方向，经济法下的财税法方向等等)，再考虑到法律硕士本科第一专业的复合性，法律硕士的就业，整体来说：在同等条件下，会稍差于第一类，远好于第二类与第三类。

⑨ 交通责任 转弯让直行的 判定标准

此外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2项的规定，车辆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以下讨论中有来车、车辆字眼的，指的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一、同一道路，相对方向行驶，转弯让直行。(为什么说是相对方向的，因为后面有法规和这个冲突。所以常说的转弯让直行只适用于同一道路的相对方向)
1、绿灯时，相对方向转弯让直行
[法律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1项“绿灯亮时，准许车辆通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7项“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
2、无红绿灯时，相对方向转弯让直行
[法律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3项：“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
二、信号灯控制的转弯或直行一方有优先通行权。
1、红灯右转车辆应让绿灯直行车辆通行，此时转弯让直行，其实是信号灯在控制，和在第一种情况中的转弯让直行无关。绿灯时右转车辆只需要让绿灯直行的非机动车。
[法律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3款“红灯亮时，右转弯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行。”
2、上一轮信号放行转弯车优先通行，上轮信号灯黄灯亮时进入路口左转或右转的车，本轮信号灯绿灯直行车应当让行。
[法律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2项“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
三、有标志标线控制的直行车让不受控制的转弯、变更车道车先行。
1、受辅路标志控制的，让有主路标志控制的转弯、变更车道机动车。
2、有让行标志的，直行要让转弯。
[法律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1项：“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
四、同一道路，同方向，同车道：转弯前车比直行后车有优先通行权。
1、无论前车转弯、掉头，都比直行后车更具有优先通行权。
[法律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第1项“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超车：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 ”
2、道路交通安全法，仅规定前车左转、掉头禁止超车，没有规定前车右转不能超车。但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7条中，已经规定了超车必须在左侧，所以理论上右转弯不会和后方来车有冲突。发生事故，自然是违章右侧超车的负责。
五、没有交通信号和标线的路口，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这个稍微复杂些
1、引出来的2种让行情况
(1)通过路口左转车，让右方道路直行和左转车。
(2)通过路口直行车，让右方道路直行和转弯车，包括左转和右转。
[法律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2项“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了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
2、对于该项的详细解释
(1)交叉路口包括所有的路口，比如常见的十字路口，丁字路口，不规则路口等。
(2)通过交叉路口车辆的运行状态，包括直行和转弯。
(3)右方道路的来车运动状态，也包括直行和转弯，因为无论直行和转弯，都要通过交叉路口中心点附近，并且有方是否有车容易判断，但是车辆是转弯还是直行这个很难判断。
(4)非机动车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9条第2项，也规定了在没有信号灯、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让右方道路来车。(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最后总结，让行规定只有在大家都遵守的时候，才能显示出对于交通安全畅通起到的作用以及其科学性，但是交通参与者的驾驶习惯和对法规的理解参差不齐，发生事故后处理事故交警的业务水平也都不同，还有事故的处理和赔偿机制上仍然存在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