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民法

Ⅰ 中国的《民法》都包括哪些内容

一、法学理论上的体系

（一）小民法

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权（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内得利、侵权行容为）、亲属（婚姻、继承）。

（二）大民法

小民法+知识产权法（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

如果算上商法部分，还有公司法、海商法等等。

二、立法体系

总则：民法通则

物权：物权法

债权：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亲属：婚姻法、继承法

知产：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

其他：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海商法、担保法，等等。

Ⅱ 民法的问题。

阁下的问题太麻烦了，都可以做论述题了，又没给分，我只回答要点。具体的江平老师（中国政法大学版本，应该知道吧）的民法学教科书上有，可以自己找。P数字那是页数。后面两个问题江老师的书没有，自己发挥吧
1、民法调整对象的本质属性？ P29-32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民事关系。民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因民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1）民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生活关系；2）民事关系是人与人因民事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关系3）民事关系是具有平等性的社会关系
2、民法调整对象人身关系的特点？P36
人身关系以主体的人身为其发生和存在的基础；具有非财产性；体现的人身利益具有专属性
3、民法调整方法的具体表现？P42-43
确认和维护民事主体的平等地位；尊重民事主体的自主意志，以任意性规范为其调整民事生活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民法允许民事主体选择不同的方式解决相互间发生的民事纠纷；民法规定的民事责任同时具有权利救济的性质。
4、如何理解民法本位为权利法的实质？P48-50
民法是一部权利宣言书；民法是以权利为中心的规范体系；在处理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上，民法以权利为本位。
5、意思自治原则与民法调整对象的逻辑关系？
民法调整对象是人身关系、财产关系，都是平等的社会关系，平等关系是意思自治的前提。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意思自治。（联系非平等的关系来讲）
6、意思自治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的关系？
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意思自治必须在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基础上进行的。
然而，另一方面来讲，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的存在，更好地保证了意思自治的实现。只有建立在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意思自治。

Ⅲ 民法总则：民法总则将给百姓带来哪些影响

您好， 尊重民事主体的自主判断
民法总则在第一章基本规定里明确，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民事权利和合法民事利益的核心就是自由，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就是保护民事主体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民法总则基本规定一章所确立的不得侵犯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和合法民事利益，以及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彼此印证，相互呼应。”王轶说,“民法总则所确立的法律规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自始至终都坚持着一项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只有出于对公共利益进行确认、保障和维护的需要，才能够动用国家公权力去干涉私人生活、介入市场交易、剥夺和限制私人合法财产。除此以外，别无理由。”
王轶指出，在民法总则的条文中，还可以看到凡是涉及民事主体私人利益的事项都要尊重民事主体的自主判断，这就是自愿原则的体现。这一点会对每一个民众的生活都产生影响，给了我们更多自主判断、自由探索与创新的空间，也让我们知道，有自由就有责任，自己要对自己的自主决定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
“相较于现行民事法律的规定，民法总则在人们价值共识改变、调整的基础上，对具体法律规则进行了修改、补充、完善和发展，这些变动都会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产生更为具体和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一定是综合性的、体系化的。”王轶说。
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
王轶认为，民法总则在重视和贯彻人文关怀理念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很多条文都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民法是人永远走不出的网，可以说一个人从“进入摇篮”之前到“进入坟墓”之后，都会受到民法总则的关注。
例如，关于胎儿利益的保护，在现行民事法律中，仅仅在继承遗产的场合要求给胎儿特留份，但在民法总则中，只要胎儿娩出时是活体，则被更为广泛地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样胎儿除了继承遗产，在接受赠予等方面也受到保护。这就意味着，母体中的胎儿，如果因为母亲遭受侵害，自己也受到了损害，那么母亲对加害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胎儿在娩出时是活体的前提下，也对加害人享有独立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另外，民法总则还重视对逝者的关怀。如果侵害包括英雄烈士在内的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王轶说，此外民法总则还有相当多的法律条文都渗透着人文关怀的理念。无论在监护制度上，还是在自然人人身自由的享有、人格尊严的维护中，对各项具体类型的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的确认和保障中，都能够看出这一特点。
王轶指出，民法总则在民事权利部分开篇的四个条文是关于人格权益、身份权益的，秉持人文关怀理念，对人身关系的法律调整给予了更高水平、更广范围的关注，这是民法总则具有21世纪特征，反映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认为，在新时期，我们不会仅仅看重民法总则，包括未来的民法典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也会更加看重民法典所体现的人文关怀。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法总则，包括未来的民法典不是仅仅将人定位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更是将人定位为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主体。”王轶说。
体现了对家的重视
王轶介绍，民法总则草案在审议过程中，曾规定了子女对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父母要尽到赡养、保护、照顾的义务。当时有意见提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父母，子女就不需要赡养、保护吗？所以最终表决通过的民法总则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王轶认为，这个变化体现了民法总则对民族性要求的回应。他说：“家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中具有异乎寻常的价值和意义。一些社会学家说，西方一些国家所讲的家，是从两个成年人为共同生活目的走到一起开始的，家就是家庭；中国人的家，就不太一样，人是一出生就被‘抛’到家里的，人在这里出生、成长，慢慢走向社会，长期和家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人的家，既是家庭，更是家族。因此，无论是家还是家庭成员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讲，都非常重要。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则体现了对家的重视。如今，在各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家的认识也有变化，但家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依然不容置疑。”
对21世纪人们的社会生活作出回应
王轶认为，作为21世纪的民法典要对21世纪人们的社会生活作出回应。在民法总则里，比较典型的体现就是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以及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作出的回应。
民法总则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王轶说：“日常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个人信息被侵犯的情形，尤其是在20世纪后期、21世纪更为广泛。民法总则对此作出规定体现了民法典的时代性特征。”他说。
至于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问题，王轶认为，不但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传统代表性法典制定时不会遇到、甚至不会想象到，我国民法通则制定时也不会想到回应这样的问题。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等作为新的财产类型的代表，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未来随着高端芯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以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将会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某种意义上，哪个国家率先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等做出周到妥帖的法律回应，哪个国家就会在新一轮的巨大变革中占据先机，处于引领地位。我国编纂的民法典，能够超越以往民法典的，是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上适应时代需求的调整和改变。站在人类社会经济变革的又一个关键性时刻，中国人能不能把握住新的历史机遇，能不能从容应对新技术的挑战，事关国家繁荣富强以及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对此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Ⅳ 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及特点

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

1、协商解决。主要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在经过充分的交流和沟通之后，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协商解决纠纷和分歧。

2、调解解决。在有关组织，公安局，司法局或者某个中间人的主持下，双方都能够平心静气，互相理解，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促使纠纷的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完成纠纷的解决。

3、诉讼解决。是指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的总和。这里面就涉及诉讼双方，律师，法官，法院的司法评判，双方各自的举证，证据，法官最后的判决。

民事纠纷的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分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特点和内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内容：

1、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

2、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4)尊民法扩展阅读：

在现实生活中，民事法律关系纷繁复杂、变动不居，而民事法律规范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这导致有些民事纠纷在处理过程中可能找不到特别合适的民事法律规范作为依据。

但一些民事行为不符合社会公德，有违善良风俗，如果因为没有民事法律规范作为依据而不处理，就可能在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带来“破窗效应”。

处理这些民事纠纷，应运用好公序良俗原则，即民事行为不得违反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科学运用公序良俗原则处理民事纠纷，对于惩恶扬善、维护正义、保证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但意思自治必须以公序良俗原则为基础，即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如果违背公序良俗，其民事法律行为理应无效。

Ⅳ 民法总则会给百姓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尊重民事主体的来自主判断
民法自总则在第一章基本规定里明确，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民事权利和合法民事利益的核心就是自由，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就是保护民事主体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民法总则基本规定一章所确立的不得侵犯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和合法民事利益，以及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彼此印证，相互呼应。”

Ⅵ 求一篇5000字左右的法学专业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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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
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
（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
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
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
（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
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
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
（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
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
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个人信息”的含义
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
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
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
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

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

《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

图表 2
《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
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
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
1.可识别性
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
2.客观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
3.价值性
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
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
“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类别

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五十条以上

五百条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

图表 3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
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
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
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
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
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Ⅶ 90后女调解员用民法典讲脱口秀，此行为是否对民法典不尊重

一个名为“民法典脱口秀”的系列短视频“横空出世”，短视频中的表演者是一位来自崇明的90后年轻女孩，她用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高冷”的法言法语，视频一经播出，让人印象深刻，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后，上海市司法局组织各区力量，进行多形式、全方面的宣传，钱易文被区司法局推荐去市里学习培训，完成课程后，她回到单位，即刻开始了“民法典脱口秀”短视频的策划和录制。

90后调解员这一做法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民法典，是通过一种有趣的方式普及法律，而不是不尊重民法典。

Ⅷ 新民法典与村民组织法哪个有权威

Ⅸ 我国《民法》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平等原则
民法上的平等原则，是指在民事活动中，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
平等原则集中反映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尤其是集中表现了作为民法主要调整对象的商品经济关系的客观要求。从民事活动的角度看，平等原则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必须遵循自愿协商的原则。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平等原则要求立法者必须奉行“行为立法”的原则（即以主体的行为为制定法律规范的出发点），而不能采用“主体立法”（即以主体的不同身份为制定法律规范的出发点），亦即一切民事主体，无论其经济能力如何（大公司或小企业），所有制性质如何（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其行为均应遵循同样的准则，其权利在法律上应得到同样的保护。
（二）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指民事主体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创设其权利义务，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均不得非法干涉。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制度中的表现即合同自由原则，其赋予合同当事人以订立合同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以及选择合同形式及合同相对方的自由。
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法律表现，它反映和保护了市场主体人格的独立、财产和责任的独立，是对民事关系（尤其是合同关系）一般法律准则的高度概括。我国民法确立这一原则，有利于清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本位”、“官本位”的法律观念，有利于弥扬尊重民事主体合法权利之风，促进我国具有充分开放度和自由度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意思自治原则表现了民事主体的个人意志在经济活动领域内依法获得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而法律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称“公序良俗”）的规定，则是对这一自由的法律限制。
意思自治排除了他人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不法干预，也排除了不当行使的国家权力对民事权利的侵犯，集中反映了民法之私法的性质。
（三）诚实信用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分别对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作出了规定。
对于“诚实信用”一词，不能仅从其字义去理解，认为它仅指“恪受信用，不搞欺诈、胁迫”。历史上，“诚实信用”作为法律用语，是根据德文翻译的。作为外来语，诚实信用本身的含义是以维持法律秩序（即利益平衡）为目的，以抽象的公平要求为内容的规则。因此，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的目的是维持民事主体双方利益的平衡，维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了民事主体的一般行为标准。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必须“善意”地实施民事行为，在民事活动中应尊重他人利益，不得进行欺诈、胁迫，不得恶意地损害他人利益或者放任他人合法利益遭受损害，以诚实的态度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民法上的“善意”与“无过错”不同。一般情况下，“过错”是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但过错是指当事人实施不法行为（如侵权行为）时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以当事人实施某种违法行为为前提。而“恶意”则与当事人是否实施违法行为无必然联系，其指的是其实施民事行为的动机不正当以及对于影响其民事行为效力的因素知情或应当知情（例如，明知是赃物仍然予以购买）。因此，善意是指行为人行为动机正当以及对于他人利益有可能受损之事实不知情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
（四）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指当事人在行使民事权利时，必须尊重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不得破坏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不得损害他人依法享有的正当利益，否则，当事人的权利将依法被限制、剥夺或承担民事责任。
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派生出来的一项原则，主要用于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失衡，其适用范围主要是对于权利（特别是所有权）不当行使的必要矫正，是对所谓“私权绝对性”的一种必要限制。

Ⅹ 民法是什么

一、法学理论上的体系

（一）小民法

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权（合同、无专因管理、不当得利、侵属权行为）、亲属（婚姻、继承）。

（二）大民法

小民法+知识产权法（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

如果算上商法部分，还有公司法、海商法等等。

二、立法体系

总则：民法通则

物权：物权法

债权：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亲属：婚姻法、继承法

知产：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

其他：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海商法、担保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