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李翔

1. 你对李翔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对他的评价

出色的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

2. 查询，李翔，教授

不是。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的他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
在这个案例中，男方是有预谋的实施具体行为，并不是没有预见到。
男方预见到女方会因为双方吵架而下车，也预见到女方会被老虎伤害。
同时在女方被老虎侵害的时候，没有采取措施进行营救，最终造成女方的死亡。
这应该属于间接故意杀人罪。

客体要件
故意杀人罪: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法律上的生命是指能够独立呼吸并能进行新陈代谢的活的有机体，是人赖以存在的前提。

客观要件
1、必须有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作为、不作为均可构成。以不作为行为实施的杀人罪，只有那些对防止他人死亡结果发生负有特定义务的人才能构成。杀人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以借助一定的凶器，也可以是徒手杀人。
2、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必须是非法的，既违反了国家的法律。
3、间接故意杀人罪以被害人死亡为要件，但是，只有查明行为人的危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才能断定行为人负罪责。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上须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即为故意。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间接故意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所谓放任，是指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没有希望、积极地追求，但也没有阻止、反对，而是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任凭、同意它的发生。间接故意包括三种情况：（1）为了追求一个合法的目的而放任一个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2）为了追求一个非法的目的而放任另一个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3）在突发性案件中不计后果，动辄捅刀子的情形。

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区别

（1）认识因素有所不同，直接故意包括明知可能和明知必然两种情况，间接故意只有明知可能一种情形；

（2）对危害结果发生的意志因素明显不同。间接故意是放任结果发生，即听之任之、满不在乎，容认、同意危害结果的发生；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是希望结果发生或明知道必然发生的情况下放任结果发生。

（3）特定危害结果发生与否，对两种故意及其支配之下的行为定罪的意义也不同；

（4）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于间接故意。 故意杀人的动机是多种多样和错综复杂的。常见的如报复、图财、奸情、拒捕、义愤、气愤、失恋、流氓动机等。动机可以反映杀人者主观恶性的不同程度，对正确量刑有重要意义。

《刑法》对触犯本罪的有相应的规定: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 相关专家如何谈上海“杀妻藏尸案”自首问题

“自首并非‘免死金牌’！”8月25日，上海交通大学刑法学教授张绍谦和华东政法大学比较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教授李翔分别接受专访，并就“杀妻冰柜藏尸案”诸多网络质疑发表看法。

华东政法大学比较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教授李翔表示，在逻辑表达上，自首是“可以”从轻处罚，但这个“可以”应理解为“没有特殊情况就应当”的意思。

同时他还表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认定被告人自首后，如果对被告人采取了从轻或减轻处罚，一般不需要说明理由，但是在认定自首却没有采取从轻处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就应当专门说明理由。

他进一步解释说，本案中，二中院在判决时已明确说明了理由：朱晓东在作案到自首期间“长时间藏匿被害人尸体”，且用被害人钱财“肆意挥霍享乐，无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故依法不予从轻处罚。因此，该案的死刑判决合理合法，也不会影响后来者的自首积极性。

同时李翔教授还认为，在家庭纠纷杀人案件中，自首情节和死刑判决没有必然联系，量刑是一个综合性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基于某个情节。我国对死刑适用采取了“立法上保留死刑，司法上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态度，但严格限制及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并不意味着死刑在案件中不适用。

4. 李翔的研究领域

目前正在主持司法部、教育部、上海市哲学社科等省部级课题《反腐败国际刑事合作机制研究》、《刑事立法与刑法解释关系问题研究》、《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价值冲突及裁判平衡问题研究》、《刑法解释的利益平衡问题研究》、《单位犯罪司法实证研究——我国单位犯罪制度的检视与重构》等多项课题研究。

5. 刑法的形式是什么

个人推荐你去看看张明楷的（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陈兴良著的（教义刑法学）、李翔的（刑法案例与图表）

上面就有刑法的形式定义··很详细

6. 李翔的个人著作

在《法学家》、《法学》、《法商研究》、《刑法论丛》等法学类核心期刊上独立发表专业论文9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独著《情节犯研究》、《国际刑法中国化问题研究》、《国际反腐败公约与国内法协调问题研究》、《反腐败法律体系构建的中国路径研究》，合著《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际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基石》、《权力制约与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制度研究》、《当代新型犯罪比较研究》、《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翻译《美国联邦刑事法典及其规则》、主编《商业领域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其防范》、《经济犯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刑事疑案探究》、《刑法：案例与图表》、《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等著作、教材十多部。

7. 哈哈，来玩一玩 分析：王某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我认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王某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客观上谋划利用其妻与其吵架会下车步行的习惯以及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致死等客观因素，把其妻带到野生动物园，故意将其激怒，让其下车处于一种危险境地。在其妻被老虎叼走时，不实施任何救助行为，反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王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既遂。至于马某在野生动物园看到“禁止下车”的警示牌后仍一意孤行，对本案的发生其存在一定的过错，对王某量刑时可以考虑在内

以下是网络上搜出的出题人自己的答案：
本栏目联系了李翔教授，李翔教授给出了答案，但同时他称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据悉这道题目是李翔老师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想到的司法考试题目，能和近期王宝强离婚事件撞车纯属巧合。确切的出题时间李老师都记不太清楚了，但很早就在筹备这个复习的提纲。

案例来源：2016年华政司考法条串讲阶段讲义（刑法）

主讲人：李翔（上海市曙光学者，华东政法大学“韬奋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博士后出站，曾任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工作特别助理，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比较刑法与国家刑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刑事实务公众号”专家俱乐部成员。
案例：【思考题】王某因妻子与经纪人出轨，对妻子怀恨在心并打算杀掉她。王某上网搜索杀人方法大全，突然想到不久前某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致死的事件，再想到此前其与妻子数次在车上吵架，其妻子都有不愿与其同步下车步行的习惯，且很晚回家（其实是去找经纪人去了），于是，王某经过深思熟虑，好言相邀其妻子共同去野生动物园游玩。当车子在野生动物园行进过程中，王某看到“禁止下车”的标牌时，停下车故意用语言刺激其妻子，其妻大怒，欲下车步行，但同时也看到了“禁止下车”的标牌，但是王某的妻子认为“禁止下车”和原来读书时教室写着“禁止玩手机”和商场里写着“禁止吸烟”以及社会上标语“禁止乱扔垃圾”一样，于是下车步行，刚走两步，就被正在散步的一对雌雄老虎叼走了。王某看着老虎远去的背影，心中窃喜，胸中压抑多年的恶气总算出掉了。好爽啊。

分析：王某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李翔教授：

一、定罪的逻辑。从客观到主观，即首先要根据题目设计的事实，从客观行为出发，判断是否存在刑法的行为。刑法上的行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类型。就试题设计的案件事实，行为人开车将被害人带到有凶猛动物出没的地方，语言刺激被害人等，这些都不具有刑法行为（作为）的属性，行为人的行为并未制造或者增加刑法上危险。不能评价为是刑法上的杀人行为。

二、不作为。刑法上的不作为和不作为犯罪系不同概念。在不作为的义务发生根据上，本案中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并没有使被害人法益处于危险状态。不能根据先行行为进行判断。至于夫妻之间是否存在救助义务，则不需要重点讨论。从作为的可能性上来说，缺乏结果回避可能性。故，不作为也难以成立。

三、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刑法上的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认为，当某种损害结果与其行为相关联时，就必须追问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行为是否是该人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而实施的，如果能够得到肯定回答的话，他就应该对该损害结果负责。本案中，被害人是具有自由意志且心智正常的人，在看到“禁止下车”的标识时候，应当认识到客观危险的存在（不是行为人制造的危险），虽然行为人有语言刺激行为，但是，被害人仍然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下车，而被害人选择下车可以评价为是一种自陷风险的行为。此外，无论自我答责是否要求被害人认识到危险，都不影响本案的评价。

综上所述，尽管行为人主观上有杀人故意，但因为缺乏刑法上的杀人行为，并根据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对行为人难以评价为故意杀人罪。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刑法中设计的案情即案件事实都是假定为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所以，不需要考虑证据问题的。而我所说的题目答案，也不是意味着就是完全正确的或者唯一的。更不是真理。这里仍有很多讨论的空间。这个题目确实引发了一些刑法理论上的思考和讨论。此外案例中的类比“禁止乱扔垃圾”等，是想以此强化人的规范意识。当然，这不是命题的主要目的。”

8. 有谁知道董旭阳和李翔是谁

有很多人都叫董旭阳和李翔，这里给出比较出名的几位。

董旭阳，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分管：财政局（含虹阳国有资产投资营运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局。

李翔：一九六二年十月出生于山东临沂，现任解放军美术创作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员等职，2013年11月27日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就学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和中央美院。

另外比较出名的叫做李翔的还有以下30多位，详见网络。

9. 盗窃罪 刑事案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量刑标准不一样，要看你所在地区，法院量刑会综合考虑犯罪动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是否累犯、有无自首、立功等从轻减轻情节，以及当事人的认罪态度等因素确定。建议及时委托律师，会见当事人，了解案情提供法律帮助，办理取保候审；阅读案卷，调取有利证据，查清案情，尽最大努力争取最低刑期，以免错过最佳时机，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 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盗窃地点无法查证的，盗窃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应当根据受理案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有关数额标准认定。
盗窃毒品等违禁品，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的，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10. 对仲裁员缺少法律及行政制裁导致大量枉法裁决出现

一、 问题的由来：设立“枉法仲裁罪”的必要性
“诉讼不如仲裁，仲裁不如调解，调解又不如预先防止发生法律纠纷，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①]施米托夫这句对民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上作出的概括性断言，为许多法律人士谙熟。仲裁[②]以其具有的自主性、效率性、意思自治和及时性的特点,已经成为各国国内普遍采用的民商事纠纷方式。仲裁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司法外纠纷解决方式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影响仲裁公正性基础的问题：个别仲裁人员徇私情、徇私利或者接受当事人的贿赂，违反公正的职责，对纠纷做违背事实和法律的仲裁。

在民商事纠纷、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以及海商海事纠纷解决方面，仲裁与司法发挥着相近似的作用。仲裁活动作为国家司法活动的必要补充和变通，具有一种准司法的性质。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员始终处于组织者和决定者的地位，他决定着仲裁的进程和仲裁的结果，实际承担着“准法官”的职责，仲裁裁决与法院裁判一样，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将对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发生重大的影响。在仲裁活动中，仲裁员理应小心谨慎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以维护仲裁裁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仲裁裁决一旦失去公正性，将可能给当事人造成损害。仲裁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它的正常运作离不开国家的恰当而有效的干预，国家有必要对仲裁活动运用司法方式进行监督和制约。

《仲裁法》、《民事诉讼法》中对枉法的仲裁裁决进行的监督方式有两种：一种监督方式是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另一种监督方式法院不与执行仲裁裁决。这两种监督方式的范围仅仅是仲裁程序和仲裁后果，很少触及仲裁人的个人切身利益；这种监督机制的性质属于事后监督，防范于未然的效果不明显。不难看出这种监督机制有一定的局限性：监督方式上的缺位导致不能实现预期的监督效果。实践证明，不触及仲裁人的个人切身利益，仅仅通过法院撤销不当裁决和不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方法不可能有效的杜绝枉法裁决的产生。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立法应当在仲裁裁决的监督机制里确立一种新的监督方式：通过追究枉法仲裁人个人责任，有效的预防违法仲裁的情况出现。

笔者认为，仲裁人对枉法裁决应当承担的责任形式除了民事责任、道义责任以外，还应当包括有限的刑事责任。如前所述，枉法裁决和枉法裁判一样，都是对法律的歪曲和破坏以及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害，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于严重的枉法仲裁行为，仲裁人理应承担刑事责任。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因为害怕承担个人责任视仲裁活动为畏途而拒绝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从而导致纠纷不能顺利解决，立法应当恰当的确定仲裁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应当在追究严重枉法仲裁行为刑事责任和豁免普通过失仲裁责任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既向仲裁人施加一定的责任，促使其谨慎的行使仲裁权，保障仲裁的公正性；同时又不能过分干预，要确保仲裁人独立行使职权，不必担心自己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和攻击，保障仲裁的有效性。

二、解读《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枉法仲裁罪的构成要件

仲裁员的刑事责任是一个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议近几年一直不断。2005年12月下旬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规定了“枉法仲裁罪”的内容：“依法承担仲裁责任的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前款规定人员收受贿赂，有前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个征求意见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在删去了后半句以后通过了这条修正案，并把它归入《刑法》第399条。

根据《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规定的内容，可以归纳枉法仲裁罪的罪质：枉法仲裁罪是指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反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行为。

根据枉法仲裁罪的罪状，可以分析出该罪的构成要件：

1、犯罪主体

本罪是身份犯，只有具备仲裁员身份并且在具体案件中承担仲裁责任的人才能构成枉法仲裁罪。换言之，本罪的犯罪主体属于特殊主体，只有通过仲裁委员会聘任以后，又被选定或者指定作为某一具体案件仲裁庭成员的个人，才可能成为枉法仲裁罪的实行犯。“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不仅包括《仲裁法》中规定的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还包括其他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我国《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著作权法》、《劳动法》、《公务员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都有关于仲裁机构和仲裁人员的规定，依据这些法律法规从事仲裁活动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无疑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③]对于收受、索取贿赂或者徇私情、循私利的“黑哨”体育裁判，就可以按照枉法仲裁罪的罪名定罪处罚，这样就解决了对于性质严重的“黑哨”行为进行定罪处罚于法无据的难题。

不具备仲裁员身份没有在具体案件中承担仲裁责任的个人，如果对特定案件的仲裁人实施了教唆、帮助行为，则可以构成枉法仲裁罪的教唆犯和帮助犯。

2、犯罪主观方面

认定本罪的主观方面需要严格界定故意、过失和合法的自由裁量的心理因素，以辨别仲裁行为的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根据《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规定的枉法仲裁罪的叙明罪状，本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是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从认识因素上来看，行为人对于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仲裁的行为和基本的危害结果是明知的；从意志因素上来看，行为人对于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仲裁的行为和基本的危害结果持积极追求的主观倾向；行为人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中的加重后果，既可能是追求也可能是放任。枉法仲裁罪里没有过失犯成立的余地。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不当的过失仲裁行为只可能承担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不构成犯罪。在仲裁活动中，仲裁员具有合法的自由裁量权，即便对仲裁结果有争议，仲裁行为也是合法的。

行为人实施枉法仲裁的行为的通常的动机是徇私利、徇私情，行为人基于何种动机实施了枉法仲裁的行为，不是刑法所关注的对象。考察动机的法律意义仅仅限于量刑方面，并不涉及定罪领域。在枉法仲裁罪中，动机不是必备要件。

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员裁决纠纷的权力来自于当事人的授权。一经当事人选定，仲裁员就根据事实和法律独立的裁决纠纷，仲裁员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仲裁员虽然只有通过仲裁委员会的聘任才能录入仲裁员的名单，但是仲裁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和仲裁员之间并不因为聘任关系产生上下级领导指挥关系，仲裁委员会并不介入纠纷的裁决，仲裁决定也不经过仲裁委员会的批准，仲裁员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独立决定仲裁的活动的进程和结果，仲裁裁决作出以后既发生法律效力，仲裁委员会也无权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从运作程序来看，仲裁活动比司法活动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仲裁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更明显反映出仲裁员的独立意思。因此，仲裁员的枉法仲裁行为比《刑法》第399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司法工作人员具有更强的道义上的可责性，仲裁员应当对于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作出的枉法仲裁裁决承担刑事责任。

3、犯罪客体

需要仲裁的纠纷往往具有财产权的内容，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又以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为前提，因此违法仲裁行为的危害肯定是多方面的。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多重客体，枉法仲裁行为不但扰乱了仲裁秩序、降低了仲裁机构的威信、损害了仲裁活动的中立性、纯洁性和不可收买性，还滥用了当事人的委托、损害了国民对仲裁活动公正性的信赖，往往还损害了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益。在枉法仲裁犯罪侵犯的多种客体中，何种客体是主要的，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有不同的看法。《刑法修正案（六）》把枉法仲裁罪归入《刑法》第399条，明显反映出了把本罪的主要客体确定为仲裁秩序的立法意图。

4、犯罪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必须具备行为人在各种仲裁活动中索取、接受贿赂、徇私情、循私利并且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仲裁的行为，以迫使他人实施无义务实施的事项或者妨害他人行使应当行使的权利。至于是否发生行为人预期的“迫使他人实施无义务实施的事项或者妨害他人行使应当行使的权利”的结果，则在所不问。枉法仲裁可能发生的领域不仅是《仲裁法》规定的民商事活动中，“而且还包括依据《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著作权法》、《劳动法》、《公务员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法律规定从事的仲裁活动中”[④]。

枉法仲裁的行为主要是指索取、接受贿赂、徇私情、循私利并且对案件事实做不符合原来真相的认定或者歪曲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对纠纷做违法裁决的行为。在实践中，这些枉法行为主要表现为索取、接受贿赂、伪造毁灭证据材料、串通当事人制造伪证、指使证人做伪证，篡改仲裁笔录等情况。

枉法仲裁的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可能构成犯罪。对于情节一般、危害不大的枉法仲裁行为不应当认为是犯罪。本罪属于情节犯，“情节严重”具有犯罪构成要件意义，是区分枉法仲裁行为罪与非罪的重要事实依据。“刑法分则以及其他各种刑罚法规分别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基本的构成要件。与此相对的修正的构成要件，则是刑法总则就未遂犯、共犯对基本构成要件进行修正而形成的构成要件。”[⑤]犯罪构成可以分为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笔者认为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是基本的犯罪构成要素，不是修正的构成要素。在枉法仲裁罪中，没有情节一般的未遂犯成立的余地。是否情节严重关系到枉法仲裁行为罪与非罪的判断标准，而不是既遂与未遂的判断标准。在本罪中，更强调犯罪成立“量”的要求。法律没有对情节严重的具体内容和判断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需要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把握。枉法仲裁是个新罪名，由于刑法没有对何谓“情节严重”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还没有积累足够经验以供参考，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罪与非罪的困惑。

三、进一步完善：对定位和情节的探讨
《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为规范和制约仲裁秩序并且对性质严重的枉法仲裁行为进行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这条规定还存在着两处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

第一，《刑法修正案（六）》把枉法仲裁罪归入《刑法》第399条似乎与刑法分则的体系不协调。《刑法》第399条属于渎职犯罪的内容，众所周知，渎职罪的本质是国家机关内部成员的腐败行为和侵犯国家作用的行为。渎职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客观方面也是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实施的违法行为；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责活动。枉法仲裁罪的本质是对仲裁活动公正性的歪曲。各种类型的仲裁委员会是民间性的事业单位法人，仲裁员也并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各种仲裁活动体现了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特征，并不属于公务活动的范围；客观方面表现为仲裁员在仲裁活动中的实施的违背事实和法律的裁决行为。对二者加以比较很容易看出仲裁活动渎职犯罪的罪质和构成要件与枉法裁判罪的罪质和构成要件有诸多不同之处，二者难以兼容。现代仲裁制度是市场经济发生、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本质上是市场主体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自主了结争议的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在市场经济里，仲裁是一种法律服务，这就是仲裁活动的基本定位。枉法仲裁行为归根到底损害了市场经济秩序。笔者以为，按照枉法仲裁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把枉法仲裁犯罪纳入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更为恰当。

第二，《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把“情节严重”作为把枉法仲裁行为构成犯罪的法定标准。一方面，这样的规定过于笼统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司法认定中缺乏统一客观的标准。因为不同地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的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会造成类似的枉法仲裁行为的处理结果大相径庭。容易造成理解和适用该罪的分歧。从另一方面来讲，“情节犯自身表述上的模糊性不可避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整个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且无法解决的问题。刑法明确性的要求不能过分，模糊性的法律语言同样具有刑事法治价值内涵。”[⑥]

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把握枉法仲裁罪的情节严重的标准，需要平衡明确性原则和模糊性原则，还需要在调节法律局限性和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之间的矛盾。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枉法仲裁的数额与非法所得、对仲裁秩序的扰乱程度、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是否造成恶劣影响、是否经常违背事实和法律裁断纠纷等内容。同时，司法人员还要根据枉法仲裁行为的动机、目的、手段、形式、对象等因素作出情节是否严重的综合判断。总之，“情节严重”的要求是随着社会变化而被赋予不断变化的内涵，因此，不能就事论事的作出简单判断。情节犯的模糊性要求司法者根据法律的基本精神对枉法仲裁行为情节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和判断，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

[①]施米托夫：《出口贸易——国际贸易的法律与实务》，〔M〕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

[②]本文所指的仲裁，不仅指民商事仲裁，还包括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以及海商海事纠纷仲裁。

[③]刘志红：《略论枉法仲裁罪》，载于《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11期，第18页。

[④]参见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六）的理解与适用（下）》，载于《人民检察》2006年第15期，第25页。

[⑤]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⑥]李翔：《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情节犯研究》，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6期，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