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刘颂

⑴ 试析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法律观念的更新有哪些表现

：“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司法思想

发布时间: 2005年3月9日 阅读次数:307 默认字体 9pt 10pt 11pt 12pt 13pt 14pt 15pt 16pt 17pt 18pt 20pt 25pt

所谓“西学东渐”，是指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它始于明代中叶（如万历年间利玛窦在华传教），此时的“西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鸦片战争后，“西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方位渗透（此时的“西学”主要是指西方近代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及价值观念等），尤其是来自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进而刺激了政治上的变法运动。本文将主要考察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近代“维新派”（以梁启超和严复为代表）、“法理派”（以沈家本为代表）与革命派（以孙中山和章太炎为代表）的司法改革思想。
一、维新派的司法思想
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要理论家，梁启超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认为中国要建立真正的法治，就必须打破司法权与行政权不分的传统。他提出了“司法独立”的口号，主张在中国建立宪政必须“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1。他强调说：“司法之权若与立法权或与行政权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也有害于国人之自由权。”2为此，他积极呼吁改革中国传统的司法体制。1913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呈请改良司法文》的文章，认为在肯定司法独立的前提下，还应对司法制度作如下改革：第一，法院审级需要改正；第二，审理轻微案件应该省略形式；第三，应当确立审限；第四，应当制定刑律施行法；第五，应该设立法官养成所（培养法官）；第六，必须严格限制律师资格；第七，法院经费应由国税支付；等等。
另一位维新派健将严复（曾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也大力宣扬三权分立理论，鼓吹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独立行使审判只能。他说：“所谓三权分立，而刑权之法庭无上者，法官裁判曲直时，非国中他权所得侵官而已。”3他根据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理论，要求在中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体，认为在这样的政体下，司法独立才有保障，法官可以不受行政机构的干预并依法独立审判，使公民受损的权利得到司法救济。
二、法理派的司法思想
“法理派”是指清末参与修律（自1902年始）的官员（或学者）集团，以沈家本为代表。沈家本不但有丰富的理论素养，而且因其主持了晚清的修律工作，所以也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
沈家本(1840-1913)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物，其司法思想既受中国传统司法思想的影响，也受西方近代司法思想的影响。西方近代学者所提倡的有关"罪刑法定"、"刑罚人道主义"以及"刑罚平等"等司法思想，直接被沈家本吸收，并落实到其修律实践中去了。
西方近代刑事古典学派提倡的罪刑法定原则强调：无法律即无犯罪，无法律即无刑罚。这一原则在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中得到确认，并为后来许多国家的刑法典所继承。沈家本在主持撰修《大清新刑律》时也采纳了这一原则，如该律第十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承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就必须反对比附类推的原则，这是西方刑事古典学派所坚持的观点。沈家本也采纳其说，反对比附断狱的司法传统。他在《历代刑法考·明律考》中指出："凡刑律于正条之行为若许比附援引及类似之解释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己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罚，是非司法官，直为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宜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以机阱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这是说，法律允许比附(即类推)断狱，无异于肯定法官造法，使立法与司法混而不分，这就为法官任意出入人罪打开了方便之门，使百姓无所适从，深受其害。沈家本指出，中国古代本有依律断狱的传统，明代以前虽有比附，但法律予以严格限制，他很赞赏西晋学者刘颂提出的"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的观点，认为这与西方罪刑法定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至明清时期，随着专制皇权的加强，比附断狱之风泛滥，如清律公开主张"若断罪无正条者引律比附"，结果造成大量的司法冤案。例如，康熙时有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漫为比附，株连无辜，骇人听闻。沈家本由此而生感慨："比附之未足为法，即此一狱可推而知矣。"为此，他把"删除比附"作为修改旧刑律、制定新刑律的一个宗旨，这也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司法思想。
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卡里亚(1738-1794)极力提倡刑罚人道主义，认为罪犯的人格尊严应得到尊重，禁止使用酷刑和侮辱人格刑等不人道刑罚手段制裁罪犯，主张废除死刑（只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适用死刑）并尽可能减轻刑罚。这种刑法思想对沈家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从罪名和刑名两方面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刑法，认为"中重而西轻者多"，因此，西方人普遍批评中国刑法不人道，"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为了使中国刑法合乎人道主义原则，他主张删除旧律中凌迟、枭首、戮尸三种不人道的酷刑，而代之以斩决、绞决、监侯三种；反对株连无辜，缘坐除知情者外，余皆宽免；革除刺字（类似于墨刑）之法；禁止刑讯逼供，废除笞杖之刑，并改良监狱等等。
沈家本还从中国历史上考察，认为治平之世均表现出了司法宽和的特点，三代圣王及汉初文景二帝及唐太宗等明君皆反对重刑治民。《唐律》以"宽平"著称，使当时"民乐其安，重于犯法，改治之美，几乎三代之盛时"，而"汉文废肉刑，千古之仁政也"。他批评历史上的暴君皆信奉酷刑主义，实行"非法之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认为，重刑非但不能使天下大治，反而会使天下大乱。许多君主不明白百姓犯罪的根源是"生计穷"和"德不修"，而是一味强调用重刑威吓百姓，相信"重其刑诛可禁奸止暴"，结果"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由此可知重刑无益于治。即使像朱元璋那种喜用重典治世的人，晚年总地教训时也深有感悟："善为国者，惟以生道树德，不以刑杀为威。"沈家本谓此语可以后世治国者借鉴。
沈家本还主张，量刑轻重须有"限断"，"法必有限断，若任意轻重，即属非法。今之人辄曰加重，遇一事而加重矣。设遇一事情更有重乎是者，抑更加乎?抑不加乎?更加则法必有时而穷，不加则无以副人从重之意，并无解于向者之加重也。法无限断，其弊必至于是。"这就是说，量刑必须以法为准，不能任意轻重，若一味加重，而其他犯罪情节重于此者则更应加重，如此必然导致法穷而不止，法律的权威也将受到损害。沈家本认为，任意从重的刑法即为"非法之法"，在真正的法治国家中必须禁止这种"非法之法"。他还主张，司法官应做到"以恕为心"，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断狱量刑，就能"用法而得其平"，使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得以体现出来。
西方近代学者所提倡的"刑罚平等"的司法思想对沈家本也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刑罚平等的思想主张刑罚不能因人而异，即不能根据犯罪人种族、性别及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刑罚。沈家本也明确主张刑罚平等，反对同罪异罚。他猛烈抨击了清律中有关"官员打死奴婢仅予罚俸，旗人故杀奴婢仅予枷号"的规定，认为这"较之宰杀牛马，拟罪反轻，亦殊非重视人命之义"。针对清律对旗人与汉人同罪不同罚的规定，沈家本提出了"一体同科，实行发配，现行律例折枷各条，概行删除，以昭统一而化畛域"。他之所以有此主张，是由于他认识到"法不一则民志疑……故欲安民和众，必立法之先统于一法，一则民志自靖"。沈家本的这种要求法律统一、刑罚平等的主张，无疑是对封建等级特权法的一种否定，尽管这种否定由于历史的局限而不够彻底，但在当时确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兴起的刑事社会学派(代表人物为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提出了刑罚目的在于保卫社会的主张，强调通过教育的手段来改造罪犯，使其适应社会生活并重返社会。这种被后世刑法学界视为 "教育刑"的观点对沈家本颇有影响，他提倡的感化教育说就是明证。他认为"设狱之宗旨，非以苦人辱人，将以感化人也"，监狱是进行感化教育的场所，故必须改良监狱，"无适当之监狱以执行刑罚，则迁善感化犹托空言"。尤其是对青少年犯，沈家本更加强调对其进行教育，通过教育改造而使其重返社会并无害于社会。这也反映了沈家本对司法人道主义的追求。
从司法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沈家本要求法官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因为只有通过道德高尚的法官来从事司法实践，才能使法律的人道价值得以实现。他说：
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
……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此其得失之故，实筦乎宰治者之一心，为仁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则方册俱在，徒虚器耳。4
在他看来，光有善法而执法者不善，则善法也形同虚文。他举例说，《唐律》号称轻重适中，得古今之平，无疑是封建社会的一部“善法”，贞观时期，执法得其人，结果天下一年断死罪仅有数十人，刑轻而犯少，四海升平。而武则天当政时，因任用周兴、来俊臣之徒，大兴酷狱，导致民怨沸腾。开元时期，号称治平，人罕犯法，而至李林甫用事，任罗希奭、吉温之徒，复起大狱，滥杀无辜，结果盗贼群起。沈家本由此得出了“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的结论。
这一主张与梁启超的观点颇为相似，梁启超在1911年发表的《箴立法家》一文中说：“治国非独恃法也，法虽善，非其人亦不行。然使法而不善，则不肖者私便而贤者束手焉。无论得人不得人，皆不足以为治。”5这是说，对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不要以为立了法就万事大吉，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的实施或司法实践更加重要。法律是由人来执行的，法律再好，没有品德高尚的人执行也形同虚设。上引沈家本的言论也反映了他对司法实践问题的重视，在其看来，司法者的道德品质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品行端正者才能使法律在良性的轨道上运作，而品德败坏者执法无异于毁法，法律将成为其徇私舞弊的工具，法律的权威也将随之丧失殆尽。
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一文中指出：“吾独不解，骫法之人，往往即为定法之人。……法立而不守，而辄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守其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6“骫法之人”即枉法之人，枉法之人，往往为立法之人，从而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实施。这揭示了封建法制的一个重大缺陷。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拥有立法、司法、行政三项大权，若皇帝不带头守法和严格执法，法律的权威则很难树立，法律也就很难实施。皇帝带头守法或不守法，与其个人道德修养有密切关系。道德修养高的皇帝不仅能带头守法，严格执法，而且会立善法，这种善法往往以恤刑省刑为宗旨，体现出一种仁者之风。
他批评秦法之严酷，并引《汉书·刑法志》之言：“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他感悟道：“观于斯言，则重刑之往事大可鉴矣。世之用刑者，慎勿若秦之以刑杀为威，而深体唐虞钦恤之意也。”7为此，他主张废除旧律中的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死罪至斩决而止，反对刑讯逼供和株连无辜等等。他又说：“……舍道德而言刑名，其刑名必不得其中，立法者可忽之乎。”8这点明了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应体现出一定的道德精神，立法应遵循一定的道德取向，而只有品德高尚的立法者才能做到这一点。沈家本指出：“清明之世，其法多平。陵夷之世，其法多颇。”9这又说明了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善政有善法，恶政有恶法。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的上书中说：“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10照这种说法，善法是建立在仁政的基础之上的，它以轻刑化为基本特征，体现了一种仁爱的道德精神。
沈家本也提出了司法独立的要求，对中国传统的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体制进行了抨击。他说：“西国司法独立，无论何人皆不能干涉裁判之事，虽以君主之命，总统之权，但有赦免而无改正。中国由州县而道府而司而督抚而部，层层辖制，不能自由。”又说：“政刑丛于一人之身，虽兼人之资，常有不及之势，况乎人各有所能，有所不能。长于政教者，未必能深通法律；长于治狱者，未必为政事之才。一心兼营，转致两无成就。”上述分析，可谓切中肯綮，阐明了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后，沈家本又把司法独立提到了实施宪政的高度来认识，称“司法独立为异日宪政之始基”，反映了其对司法独立的极端重视。
沈家本还提出了改革诉讼与审判制度的主张：第一，区别实体法与程序法；第二，实行公开审判；第三，区别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第四，禁止刑讯，不以口供为必要证据；第五，不许羁押证人；第六，建立律师制度。显然，上述制度来源于西方。
他还把西方的人道主义与中国古代儒家的“仁政”结合起来，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人道化刑法改革的主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这反映了沈家本的人道主义法律观，正是基于这样的法律观，才使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的主张，对后世中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革命派的司法思想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近代中国的进步人士放弃了“和平改良”政治的幻想，而代之以暴力革命的追求。一个新的阶层——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代表人物有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他们主张用暴力革命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
孙中山基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严刑重罚、刑讯逼供，主张司法宽和。他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颁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体罚文》、《大总统令内务部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等法令，严禁使用残酷的肉刑。他说：“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概行焚毁。”11他还提出了“四级三审”的审级体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的诉权。另外，他又主张建立律师制度和公开审判制度，使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司法保障。
孙中山在西方三权分立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五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与监察权）的主张，并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司法为独立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势力的干涉。并要求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法官必须独立审判、法官不得被减俸、转职和解职（法定原因除外）、法官资格必须通过考试来获得，等等12。
章太炎也是司法独立的鼓吹者。他认为，要保证司法独立，须采取如下的措施：第一，立法权不能由官府和豪门来行使，而是应由精通法律、通晓历史、了解民生的人来行使，法律制定后任何人（即使身为总统）都不许违反，否则将受法律制裁；第二，法官不能由政府任意黜陟，也不能从豪门中选任，而应由“明习法令者自相推择为之”，从而使法官不受官府控制与豪门影响，独立行使司法权。13他还指出，“当专以法律为治，而分行政、司法为两途径”，由此而“长吏不奸裁判之权，则无由肆其毒”14。可见，章太炎的司法独立说也反映了一种以司法保护民权的司法人道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的司法思想因受西方保护人权的司法理论的影响，而表现出了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正是基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立场，中国近代许多思想家才提出了诸如司法独立、司法平等、司法公正、司法宽和、审判公开、改良狱政、反对刑讯逼供以及建立律师制度等主张来，从而使其对今天的司法改革也具有了一定的借鉴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一些提倡司法改革的思想家也注意从中国古代的司法思想中寻找人道主义的精神资源（如沈家本就肯定儒家的“仁者司法”的传统），并将其与来自西方的司法人道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系统的司法改革主张。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个思路。

⑵ 中国法系的特色

简论中华法系的特色与价值

摘 要 中华法系作为制度形态的法文化、政治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它 具有两重性,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中华法系的特色在于:一是具有重法治、修法典的传统。表 现在法律公开化,即让官民知法和公开进行宣教,律条简明、因时制宜、相对稳定;二是诉讼法 制审慎肃重;三是严肃护法,严格执法。研究中华法系遗产,我们既反对全盘吸收的“颂古 ”,也不赞成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应从“历史镜鉴”的角度,加以批判地吸收。

关 键词 中华法系 法治 法典 诉讼制度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华法系亦然。中华法系是世 界史上著名法系之一,在立法思想、理论、法典编制 以及司法执行方面,显具民族特色。它作为一种法 文化形态、形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一部分,且为世 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历代“官著为令”的律,以及法 理家们“私议其理”的著述,积累的经验(包括反面的 教训),具有历史镜鉴价值,可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服务。本文概叙其要,就教于学界同仁 及读者。

一 、重法治,修法典我 国有史以来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不断发展壮 大,如无一套治国理政、固邦安民的法制,难以想像 。法律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表现。它作为 一种政治措施、一种政策,是治理国家的客观依据和 准则。对此,从李悝著制《法经》到秦律的规模宏阔 ,显可验证,中国人对法律功能的认识,领人类政治 文明之先,且于实践上历代相因,孜孜以求。商鞅明 确主张“垂法而治”①。孔子虽然主张“为政以德 ”,但他也认为“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②,主张 法治与德治结合,期望“禁于未然”,标榜“刑期于无 刑”。孟子继承孔子的主导思想,对法律的作用有进 一步的认识:“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 ,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③如不以法为治,则“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治 国理政,如凭一时的主观意向甚至喜怒哀乐,无一定 的准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历史上历代统治 者均强调法律的功能,重视法典的编制,以求运用法 制来维护和发展经济,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提高政 府机构的职能,乃至社会稳定、国家有序治理、长治 久安,为此,就不能不制订一些合乎实际情况的规定 。至迟到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立法活动,已结束了 往昔“设法以待刑,临时而议罪”的局面,而魏相李悝 集诸国刑典作《法经》六篇和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 地出土的秦律竹简足以表明,我国封建法律的基本 原则和体系已初步确立。汉武帝以后,儒法趋至合 流,宽猛相济,刑罚与教化结合成为立法与司法指针 ,也是中华法系的主导精神。返观历史,历代王朝不 仅把制定法律作为取得政权后的重要任务,治国理 政的重要政治决策,而且因时而易,定期地修订法典 、编纂法典。据文献著录的不完全统计,以《九章律 》为上限,《大清律例》为下限,即有法典160种之多 。中 华法系重法治、修法典传统,表现在两方面:

一 是法律公开化,即让官民知法和公开进行宣教。我 国法律公开化始于郑国子产铸刑书。法律公开化的理论(主张)创始于孔子。他率先反对“不教而诛 ”,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知者不为过,不知法应 予“宽宥”。商鞅则更具体地宣称:“法令者,民之命 也,为治之本也。”“圣人为力,必使之明白易知 ”④。他同时要求并规定主管法令的官吏做好宣教 工作,每有问必答,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 知民知法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⑤,秦律竹简中 《法律答问》计187条,就律文术语和意图作出明晰 而微的解释,又是对官吏和百姓的法律宣传教育材 料,无疑商鞅的法律公开化主张,在当时是付诸实施 了的。法 律公开化,要求法律既布之,又宣之,使吏民知 法,从而守法,官善执法。法典既定,就要以为国家 惩恶导善、赏功罚过、判断是非的准绳、准则,就得发 挥它应有的功能、作用,经由官府(国家)公布,进行 宣传教育,使吏民知法,守法,不敢以身试法,才有利 于社会稳定与发展,有利于安定统治与管理秩序,同 时多少能防止官吏操纵法令,因缘为奸。个中之理 ,历代统治者大略是知晓的。《大清律》中明文规定 ,凡国家律令,“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 事务”,并且以此作为官吏年终考绩的标准和条件之 一。当 然,中国历代统治者重视法律公开化和法律的 宣教,主要目的在威吓人民,使之俯首就范,并防患 于未然。然而,从中国古代法律公开化的理论与实 践中,我们应历史地审慎地选择其有益于今的东西 。如:法律公开,对官民都是一种威慑力量;使官民 的行为“应为”、“不得为”就之于规范化;抑遏产生犯 意,预防犯罪;特别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官员,有利于 他们廉洁自律、秉公执法,广置一种社会约束、监督 机制;有利于官民法律意识的培育、法律知识的传播 ,从而有利于民族法文化精神的孕育、弘扬。对此 ,本着历史主义原则,我们要吸取其精华,继承、利用 ,并赋予现时代精神。中 华法系传统的另一表征是律条简明、因时制宜 、相对稳定。古代法律的本质特征,固然是为了维系 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镇压人民的反抗,但是,如果 法令刑狱滋繁,“法密则国无全民”,吏民动辄得咎 ,反而不利于自己的统治,甚至激化社会矛盾,置自 己于矛盾的焦点之上。汉初,贾谊等总结经验,指出 秦法繁苛、刑罚峻重、“赭衣载道”正是秦王朝速亡的 原因之一。晋代史学家、法学家杜预由此而提出:法 律应“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 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措”⑥。要之,法 律以简明为当。所以,历代统治者、立法者在司法实 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法律条文逐渐由繁复趋于简 明。中 国古代历代统治者立法者,尤注意于法律之权 威性、相对稳定性。他们一定程度地认识到,法典的 制定和颁行,不仅仅关乎自身的安危,乃国家与社会 的严肃“至事”,如无权威性和相对稳定性,有法不守 不执等于无法,而朝令夕改、迭更屡变,必自乱其法 ,为害尤剧。商鞅“徙木立信”,令出必从,致秦国富 强;王莽自乱其法,终于崩溃倾覆。唐太宗以隋末法 令多废、自乱其套为鉴,提出“国家法令唯须简约,不 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不能尽记,更生奸诈 ,若欲出罪,即引轻条;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 ,实不益道理,宜令细审,勿使互文”⑦。从历代修律 的史实中看出,立法审慎、律条简明、相对稳定,构成 封建法典制订工作的三条基本原则和准绳,至今仍 有历史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 、诉讼法制,审慎肃重法 律一般由实体法(内容)和程序法(形式)两部分 构成。历代统治者为准确、有效地执行司法职能,都 制订诉讼法规,建立和健全诉讼制度。中华法系虽 然“诸法合体”,没有单行诉讼法规,但各律均有诉讼 法的部分,或从本条附例。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 《法律答问》和《封诊式》里的某些条文可见,秦朝开 始,诉讼制度已初具规制。从地方到中央的诉讼程 序,厘然清晰。自汉至唐,大体建立健全了三级三审 制,从宋到清末,大致健全了四级四审制。总的说来 ,中国古代诉讼法制审慎肃重,其可供参考和借鉴者 ,至少可作今人的研究资料,值得汲取的历史经验亦 堪注目。犯 罪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既关乎社会成员的个人 命运,更关乎国家的命运。司法不当就会造成冤、假 、错案,直接影响法律的严肃性,间接影响社会和国 家的安定。历代统治者为实现长治久安,一般都致 力于规定严格的审讯判决程序,持比较慎重的态度 。法律固有其鲜明的阶级性,然而亦有其广泛的社 会关系和社会管理的关联性。法律又是一个有系统 、有条理、有其自身逻辑的学科。它要求在审讯判决 过程中,明晰“缘情”、“合理”、“依法”三者的关系,于 审理案件时注重搜集材料,调查情况,厘清事实, 条分缕析,耙梳整理,所以,中国古代法官称作“理”,最 高审判机关称作“大理寺”,取“理其正也”之意也。审 讯判决要求达到使“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 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⑧,即为天下大治表现的一 端。中 国古代,秦律已创诉讼程序制度,到隋唐时即已 比较完善。中央司法机关建构了由大理寺、刑部、御 史台既有各自分管分工,又有相互制约、监督的组织 体系和体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一个司法机关的独 擅,减少了冤滥。从一般诉讼程序看,县是最低层次 审判机关,县的上审级有州和府,要冲之地有都督府 ,边远地方有都护府。县的上审级各种审判机关,对 县而言处在同一审级水平,各种审判机关之间则并 非都处同一水平线上。如州与府之间,有直隶州与 非直隶州同府之间的不同相互关系。但从总体制看 ,一般是县———州———府的三级三审制。大理寺作 为全国最高级审判机关,负责审讯朝廷百官犯罪和 京城徒刑以上的案件,对徒刑、流刑罪犯的判决,须 经刑部复核生效,对死刑判决,须经皇帝的批准。刑 部作为全国司法行政机关,除负责司法政令外,负责 复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和全国各地徒刑以上的犯罪案 件,发现疑案、错案及属于徒刑、流刑以下的案件,驳 令原州、县重审复判,流刑、死刑案件则移送大理寺 复审重判。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掌管纠察弹 劾之事,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每 当遇有重大案件和冤情严重案件,为审慎理案,由刑 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织“三司推事”(三司 会审)。三司会审采取集议制,三司集议后,上报皇 帝最后裁决。同时,又设“异议请裁”制度,即在合议 审判中,对律令及事理有疑争,各审官见解不一,可 “议律论情,各申异见”,由上级最后决定。这是对司 法争议采取行政救济之法。此外,值得称道的是确 立和基本执行了审判回避制度。凡是主持审判的官 员与诉讼当事人有亲戚及其他关系关连的,均须移 文回避。这对于加强打击犯罪,阻遏对审判工作的 干扰,防止官吏的徇情偏袒,达致审慎公正的判决 ,是有积极意义的。总 之,历代统治者,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积累 和总结经验,深知在诉讼行为上玩忽不慎、草率判决 ,造成冤假错案,孳生枉法曲理,首先是不利于统治 的,也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所以才不厌其烦 地制定并实行一套相互制约、慎肃审理与判决的制 度。这方面的历史借鉴价值犹有现实的批判继承意 义。死 刑执行谨慎是诉讼法制审慎肃重的重要表现 。从北魏时起确立了对死刑的判决须经复奏获准才 能执行的法制,一直沿用至清末。地方上的死刑案 件,必须呈报中央复核,地方司法机关无权随意处决 。隋开皇十五年(595),曾立死刑须“三奏而后决 ”⑨之制。唐承隋制,亦行“三复奏”和“五复奏”制 。唐代还首创过对死刑判决“九卿议刑”⑩的制度 。宋代基本沿袭唐代的“三复奏”的制度,但未严格 执行。明清两代,复继唐制,并基本上严格执行。死 刑执行谨慎还表现在设了不少“禁例”,建立了“秋审 ”与“朝审”制。这种“禁制”草创于汉代,至明代日臻 完善。秋审、朝审审核后,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可 疑及留养承祀各类,分别处理。其中,除“情实”( 罪行属实)奏请执外行,其余四类人就有可能免于死 矣。综 上可见,古代中国法制的主要目的在于“禁暴惩 奸”,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是,应当承认,统治者的 所谓“慎刑”,也是为缓和社会矛盾,通过司法限制和 约束,巩固国家政权,以利于发展生产。上述某些诉 讼法制建制的成果,也是人民大众迫使统治者作出 的司法政策上的“让步”,从而争得的权利。此外,也 包含着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客观总结。这些法制 ,毕竟不能成为一纸具文,其中所具有的“合理”建制 ,毕竟较之严刑峻法多少能够减少一些冤滥,减轻人 民大众的一些疾苦。因此,不能对之轻下所谓“伪善 ”的简单肤浅的判词。应该承认中国古代诉讼法制 的某些经验具有可供借鉴的参考价值。

三 、严肃护法,严格执法立 法与执法是法制建设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在现代法制特别是社会主 义法制中才能逐步实现。中国古代封建法制,法自 君出,赏罚随皇帝之喜怒为转移,又规定了一套封建 等级和特权,总体说来,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但 是,历史主义地审视,它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严肃护 法、严格执法的表现、因素。

首 先,维护法律尊严与依法办事。法律是社会公 共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表 现,而不单是个人的恣意横行。中华法系的开创及 其历史演化,也大体如此。法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阶 级意志,表现为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就得发挥它的作用,维护它的权威性和尊严。中国古代立法者和法 学家,似亦感知到这一点,有的还作过理性的阐明与 诠释。商鞅就曾指出:“国家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 曰信,三曰权,……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 不以私害法则治。” 古 代中国法是特权法,其集中表现是“八议”之制 。但是“八议”的特权法制也有两个重要前提:

第一 ,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认定属“八议”请、减之刑的皇 亲国戚、权官贵宦是犯法有罪的。第二,犯了危害国 家和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严重罪行,不适用“八议”。如 :“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受财枉法的 应请、减的人,不用此律。可以说,“八议”特权,虽由 皇帝批准,但它是维护国家法律权威和尊严前提下 的特权。罪 行法定主义是刑法理论和刑罚执行的重要原则 之一,依法办事是其具体体现。中国古代各派思想 家在治国方针上有一个共识之点,是治国以“信”,其 中就包括是否依法办事,依法办事谓之“信”,否则即 是“失信”。《管子·任法》早就提出“一切唯断于法 ”,主张“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慎子·明法》也主张“ 事断于法”,告诫统治者、司法官员“有法度者不巧以 诈伪”。这些思想、理论、主张,自《秦律》始都有所体 现。如秦律《法律答问》“犯令”、“废令”条中规定:“ 律所谓者,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 ,弗为,是谓‘废令’也。廷行事皆以‘犯令’论。”此即 明确指示官吏必须依法办事,不要做的事做了即按 “犯令”论处。《唐律·断狱》更明确规定:“诸断罪皆 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诸制敕断罪 ,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 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对于断罪律无正条,《唐律 疏议·名例》规定:“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 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明律规定:“有司辄引比律 ,致罪有轻重者以故入论。罪无正条,则引律比附拟 定罪名,达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 故失论。” 可见,古代中国法强调、注重依法办事 ,显具罪行法定主义倾向和特点。这对于从主观上 防止司法官员的“自由心证”、徇私舞弊、滥用刑罚 ,客观上减少冤狱滥刑,还是起到相当的法律限制作 用,从而给民众带来一些好处。而从法文化发展而 言,以往把“罪刑法定主义”视为资产阶级法理学的 “专利”,既非“信史”,亦非“信实”。实际上,罪刑法 定主义在中国创始较早,2000多年间源远流长。在 比较法学上,中国这份遗产未必比欧洲逊色,勿宁说 比之稍胜一筹。

其 次,守法与执法。法不能自行,法制建立与健全 的标志与衡准,在于严格守法、认真执法。否则,徒 具空文,等于无法。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大多在迫使 平民守法的同时,也约束、强制官员们奉地主阶级国 家之“公”、天下之“公”,谨自严守封建国家之法。因 为,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 无法仪” ,上能守法、执法,下才能顺其正风而随 ,才能“下平讼理”,不致于无法无天境地,国家乃安 。而官员守法,关键在于执权柄、居显要者是否能守 法不移,执法不阿。“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 反之,“吏安职业,民 无怨尤,而天下已平矣。” 有些头脑清醒、比较明 智、较有远见的皇帝(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也深知 :“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所以,他 们也多少能自我控制权力而守法,虚心纳谏“且为 杆式仪表” 。历史上,皇帝因守法不够、执法不 严而出现错失,自动或被动下“罪己诏”的事例 ,也非仅见。汉、唐之所以在世界史上占重要一页 ,之所以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不能不说 与其守法、执法有相当的关系。要 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中国古代的司法机关和 司法官员,同时就是行政机关、行政官员,封建法 制的本质和“行政国家”形态与体制决定了大小官 员、胥吏作威作福、贪赃枉法、营私舞弊、逢迎权 贵、无视法纪、官官相护,草菅民命。但是,从全 部历史看,也有不少彪炳史册、载迹口碑的“循吏 ”、“良吏”,以及敢于与皇帝犄触、不惜以身殉职 的“强项令”、清官廉吏,像张释之、于定国、郅 都、董宣、陈宠、刘颂、戴胄、魏征、包拯、王安 石、况钟、海瑞、于成龙,……等等,在“执法如 山”、“执法不阿”意识这个意义上,上述先人不愧 为中华法系精神的活的化身,乃至至今活化在现代 中国人的心中。公正地说,他们之所以执法如山 ,因为他们以执法为业,就要维护法律的信用和尊 严,也从理性上深知人民与政权命运的“舟水”关 系。民心不可侮,国信不可失。在当时的社会历史 条件下,他们在谋求社会、国家的安定和生产与社 会的发展的同时,至少要使劳动人民活下去,纵然 达不到安居乐业也要使他们的生存权利不致被任意 侵夺。所以,他们敢于为民请命,敢于犯死上谏 ,敢于同恶势力斗。千百年来,执法刚正的清官之 所以为人民所称赞,并蕴育于民族法文化心理之中世代传承,其因盖在于此。历史经验,古今一道 。今天,我们有了完善的法制、良好的适用的法律 ,还必须有好的执法人,有一支依法办事、执法必 严、公正无私、清廉刚强的执法队伍。

再 次,整饬吏治与法官责任制。官吏是国家主要 成分之一,是执行国家职能和政策、法令的工具 。中国封建社会是宗法封建等级制社会,人有尊卑 、贵贱的区分,处在不同社会地位,有不同的身分 。其中,贵贱之分指官人(品)和庶民(良民)的 不同。重视吏治,官的责任重大,社会地位高,法 律对他们的要求也高。对于违制、枉法、贪渎、侵 害百姓的官吏的惩处也严厉。唐太宗李世民就曾把 州都督、州刺史的姓名书于屏风,“在官如有善事 ,亦具列于名下”,若有恶迹,即予依法惩罚。他 认为,从官吏走进国家机关的入口言,择人任官要 始于慎选,“国以民为本”是其大前提,否则,“ 比见吏部择人,唯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 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 ” 。中 国古代法制自始即讲求整饬吏治。秦律竹简《 为吏之道》,规定了官吏职责、行为规范、奖惩办法 ;《置吏律》、《内史杂》、《尉杂》、《效律》,类如现 代国家的行政法规,一一有所规制。汉代《上计律 》承秦制而有所增益。魏晋南北朝时,有每年一度 的官吏考察之法。依考察结果,定其升降免罚。隋 代,建构成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国家机构体系 ,减少了地方政权层次,并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 律由中央吏部任免,每年考核和“朝集”(到中央 汇报)各一次。刺史、县令任期三年,不得连任 ,地方官不允本地人充当,以防止徇私包庇和与地 方豪强勾结。这些法制、政制举措,为后代王朝张 本,带来积极影响。历 代立法制律,均较为重视法官审判责任,凡是 法官违法失职、故入人罪、放纵罪犯、对事实认定 和对法律理解有误而拖累冤抑当事人者,律有惩治 明文,且亦规定完整的法官责任制。一旦发现冤假 错案,则主办该案的官员即受依法制裁。秦律《 语书》载,对“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的 恶吏,予以惩罚。司法官员对于其所辖地区不能发 现纠举犯罪行为者为“不胜任”;明知而不敢治罪 者,为“不廉医殳(不正直)”。凡是“不直”(故意 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纵囚(应判刑而不判或减 轻情节),都要受严办。汉代,有“监临部主,见 知故纵”及法官“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 ” 的律条,直至可判死刑。《唐律·断狱上》规定 更为详尽,要求法官必须依法定罪,“诸鞫狱者,皆 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 故入人罪论。”《唐律·断狱下》“官司入人罪”条 ,对法官执法责任从多方面作了规定。其基本意思 是:当事人原本无罪,法官故意虚构事实,或枉法 徇私枉人全罪的,即负全罪全责。宋、明、清代 ,也有类如《唐律》的规定。总之,有制总比无制 好,有制且缜密,办案人员总得考虑行为后果,工 作就会克尽职守,多少减少些畸轻畸重的判决,阻 遏、防止冤狱的出现。

中华法系作为制度形态的法文化、政治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系统的构成部分。和中国古代文化整体具有两重性一样,中华法系也有其两重性,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对此遗产,我们既反对全盘吸收的 “颂古”,也不赞成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本文着重从“历史镜鉴”的角度,侧重司法制度和实 践上积极因素的挖掘和试图给以总结,加以批判地吸收,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或有助益。

⑶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主要是承前启后的那种，最好结合汉朝的。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一、法制指导思想：引礼入律的深化中，突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正统法律思想，又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规律。

二、立法概况：

(一)《魏律》：又名《曹魏律》——就〈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

(二)《晋律》：与张、杜注律。〈晋律〉又名泰始律，增加了法例律。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为律作注，与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

(三)《北魏律》：孝文帝年间，律学博士常景等人撰成《北魏律》。

(四)《北齐律》：武成帝河清年间由封述等人制定了《北齐律》。《北齐律》在中国封建法典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隋唐时期的法典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重罪十条就是最先规定在《北齐律》中。

三、刑事立法

(一)准五服以制罪：《晋律》首先规定准五服以制罪。在刑法适用上，凡制服愈近，以尊犯卑，处罚越轻，而以卑犯尊，处罚越重。制服愈远，正好相反。

(二)官当：正式规定于《北魏律》与《陈律》中，是指官贵可以官爵折抵徒罪的一种特权制度。

(三)八议入律：源于西周的“八辟之议”，曹魏时期正式入律。是指“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制度表现出封建特权思想的鲜明特色。

(四)重罪十条：具体是指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

(五)封建五刑：规定绞、斩死刑；规定流刑；规定鞭刑、杖刑；废除宫刑制度。

四、司法制度

(一)中央司法机关的变化：北齐正式设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

(二)登闻鼓直诉制度：允许击鼓鸣冤，加强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检查监督。

(三)死刑复奏制度：为减少错杀无辜，将死刑权收归中央。

(四)刑讯制度化：刑讯残酷野蛮，反映当时司法的腐败和黑暗。

⑷ 刘颂的主要成就

刘颂强调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判案，断罪应以法律条文为依据，没有法律条文，就应根据刑名和法例，法律和名例都用不上，就不能定罪。他极力反对司法官吏迎合君主意志，迁就社会舆论，借口具体情况，“看人设教”、 “随时之宜”，以致撇开法律条文不用，量刑畸轻畸重。他说，如果认为法律条文不尽妥当，可以修改；如果认为法律条文完善，就必须严格执行，不许枉法。但刘颂只主张司法官吏要严格按照法律判案；而地位比他们高的“大臣”，却有权解释有疑滞的条文，并且可以根据这种解释判决“事无正据，名例不及”的案子。刘颂特别强调“人主”超越法律之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凭个人意志决定赏罚。这些就给君主大臣践踏法律、专横武断、草菅人命开了方便之门。刘颂认为御史等监司纠举非法行为，只应追究严重危害封建统治和秩序的大罪，至于“贤人君子”的“小过”，则应放过不纠，因为这是人情之常；如果大小犯罪行为都要追究，朝野就没有完人，会造成“欲理而反乱”，引起动乱。刘颂这种主张，又是为贵族、官僚欺压平民开脱罪责。
刘颂的最大成就在于他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封建法制的罪刑关系原则。他提出：“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 法史学家何勤华就认为“刘颂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封建的‘罪刑法定’原则”。张晋藩评价刘颂说：“晋代以刘颂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援法定罪，是铸刑书以来的重大成就，标志着中国刑法理论与制度达到的当时世界最高水平。虽然它与近代西方的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在性质上、程度上、规定上还不能同日而语，但就基本原则即断罪以法律规定为准，则是一致的。中国在三世纪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援法定罪的观点与律文，早于西方提出的罪刑法定一千余年。” 刘颂主张恢复肉刑，理由是西晋废除肉刑后，除了死刑，就是徒刑，死刑太重，罪犯死的太多；徒刑太轻，又禁止不了犯罪行为，只有肉刑是有效手段。逃跑的人砍掉他的脚，就没法再逃跑；偷盗的人砍掉他的手，就没法再偷盗；奸淫妇女的人，割掉他的生殖器，也就没法再干这种坏事。别人看到罪犯受肉刑的痛苦，也可引以为戒，不敢犯罪。同时，除了宫刑，受其他肉刑的人，可以照常生育后代。所以刘颂说，杜绝犯罪行为，没有比肉刑更好的了。西晋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刘颂的主张，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一个矛盾：一方面，为了巩固统治，要求加重惩罚；另一方面，为了增加剥削收入，又希望少杀人，以便繁殖人口，增加劳动力。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⑸ 论沈家本的人权思想对清末修律的影响

沈家本从修订法律的需要出发，比较重视研究法理学。他说：“法之修也不可不审，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审、法之明，不可不穷其理。”他从中外法学的比较中,发现“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强调经验与学理应该并重,互相结合，并由此而对一系列涉及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①法律的概念、作用以及和政治的关系。他说，法是“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是在“学校衰微，世道凌夷，巧伪变诈，无所不为之习日渐溃焉”的情况下出现的。法的作用，一者治民，一者治国，所谓“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无无法之国而能长久者”。他认为法律是“政之辅也”，“律学明而刑罚中，于政治关系甚大”。因此他在取法西方、制订新律时，首先“深究其政治之得失”。 ②法须统一。沈家本认为,首先,立法宗旨必须统一，即坚持以法为“国家惩戒之具”，而非“私人报复之端”，如果借刑泄忿，使立法宗旨两歧，将会发生法重刑滥之弊；其次，断罪之律必须统一，如果新旧参差，势必使法律丧失信用；最后，适用法律必须统一，不因犯罪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恶而已,乌得士族匹庶之分”。 ③法乃道德教化之辅。沈家本继承了“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传统法律思想，并结合世界的发展潮流，阐明了法只是“辅教之不足”的一种必要手段;即使在三代盛世,也不能“废刑而不用”。由于犯罪的根源之一是“歉于教化”,因此，他反对用严刑峻法束缚民之手足,提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犯，要“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习，使为善良之民”。 ④用法在人。沈家本认为立法善固然重要，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视。他反复阐明“法贵得人”、“用法在人”的道理，说：“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他建议仿古制设立律博士教习法律，使国家的中枢以至地方官吏皆能知法。同时，积极筹设法律学堂，为执行新律培养人才。由于他强调用法在人，因此主张以严刑惩罚贪利、曲断、骫法、坏法的司法官吏。 修律应“参考古今，博稽中外”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仅表现为对法理学的探讨，也贯彻于修律的实践当中。他全面阐明了修订法律的根据，指出： 法律应该伴随今昔形势的不同，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特别是他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范围以内，进行考察，借以说明海禁大开以后的中国，万难固守祖宗成法而不变。否则“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优劣之势，不言自明。为了贯彻“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针，他“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比中国封建旧律文明、进步，中国必须“取人之长,以补吾之短”，“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 沈家本引进西方法律时，反对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法律，他说：中国“礼教风俗不与欧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于彼”，将会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会而能之，以推行于世”。为了实现“会通中外”的修律方针，他积极组织力量，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作为修律的蓝本。同时，奏请设立法律学堂，培养专门司法人才，聘请外国法学家充当法律顾问和派员赴外国考察。 民主主义法律思想 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应以制定新刑律为整个修律工作的起点。鉴于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轻者为多”，遂以刑法“当改重为轻”为首要步骤。为此，奏请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绞，只有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斩刑；将戏杀、误杀、擅杀3项虚拟死罪改为流徙，以重名实而讲实际。 沈家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制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旗汉各族人民犯遣军流徙各罪，应一体同科，不应在法律上规定“重轻悬绝”的不平等权利。他说：“法不一，则民志疑……法一，则民志自靖”。只有化除满汉畛域，才能建立起“至公至允之法律”秩序。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夫为妻纲的封建名教,提出夫妻间侵犯罪的处刑,也应平允。沈家本还在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影响下，奏请“永行禁止”清律所允许的买卖人口和蓄养奴婢。谴责公开买卖人口“殊非重视人命之义”。奴婢“亦人也，岂容任意残害。生命固应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习,等人类于畜产也”。他认为如不革除，显然与颁行宪法的宗旨违背。沈家本的这些法律思想，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彩。 沈家本赞赏西晋刘颂根据律法断罪的思想，反对律外苛求。他奏请废除清朝实行已久的比附断案，揭露比附断案使民无所适从，只便于官吏肆意出入人罪。在他主持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中，确认资产阶级罪刑法定的原则和内容。在司法体制上，沈家本仿效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主张司法独立，视为“宪政之始基”。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他考古今之沿革，订中外之异同，制订《法院编制法》，明确规定行政长官及检察官不得干涉法官的审判活动。
这个是资料，请作者好好参考，毕竟总从网上抄袭不利于今后的发展。

⑹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的思想自古有之，早期代表人物有韩非子、李斯、商鞅、吴起等。
但实际执行时又会有偏离，首先君高于法，其次刑不上大夫。

⑺ 刘颂的介绍

刘颂（？―300年），字子雅。广陵（治今江苏淮阴县）人。1西晋时期律法学家、官员，西汉广陵厉王刘胥之后。年少时明辨事理，被时人称颂。被察举为孝廉、秀才，都不就任。历任司马昭相府掾、尚书三公郎、中书侍郎、议郎等职，后代理廷尉，在职六年，号称详察公平，被时人比作西汉张释之。西晋灭吴后，王浑、王濬二人争功，武帝命刘颂考核此事，刘颂定王浑为上功、王濬为中功，武帝认为刘颂持法失理，将他贬为京兆太守，还没就任，又改任河内太守。后任淮南国相，在职期间颇有政绩，又公平分利，受百姓称赞。元康元年（291年）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历任三公尚书、吏部尚书。张华死后，刘颂为之痛哭，又反对加掌权的赵王司马伦九锡，因而被司马伦党羽张林、孙秀所忌恨。改任为光禄大夫，不久后即逝世，追谥贞，此后又被追封为梁邹县侯。有文集三卷。刘颂在刑法方面颇有成就，他坚持恢复肉刑，并在刑法方面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封建法制的罪刑关系原则。法史学家何勤华认为“刘颂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封建的‘罪刑法定’原则”。

⑻ 此王朝刚刚开国，为什么大臣便说快亡国了

王朝的兴替，总有从盛到衰的过程，但是历史有一个王朝，占据中原大地，准备在历史的轨迹上飞驰一番，内在却是破烂不堪的老爷车，没跑两步就崩溃了，这便是西晋。西晋建国不久，开国皇帝正经了没几天，就开始沉迷酒色，于是王朝上行下效，人人沉浸于歌舞升平，有一个大臣却看到了其中的凶险，直接跟皇帝指出，王朝已经处于末世。

所以刘颂做的，就是向当时的门阀世家开炮，跟那些盘踞在西晋王朝中的蛀虫开战。其实自大汉王朝以来，门第和出身越来越重要，寒门很难出头，尤其是九品官人法施行之后，为国选才者互相照应，如何选取官员？今天我选你的学生，明日你选我的弟子，总之，中正也好，大中正也罢，都是不再为国选材，而是为自己的门阀宗族选材。如此情况，西晋就算刚刚建立，也正危如累卵，若同末时。

刘颂设立的奖罚升迁考核机制，提出刑罚建议，因为西晋的外戚门阀横行，都没有得到采纳。他因反对皇族的乱政，被残忍杀害，不久后，就出现了“八王之乱”，接着又是“五胡乱华”，中原大地陷入无尽黑，西晋这个刚刚建立的王朝迅速崩塌，只留残余，偏安江左。纵观历史，汉、唐、宋、元、明，那个开国不是朝气蓬勃，唯有晋时，开国即灭，可怜可惜。

黑夜之前，虽有萤火微光，可惜稍纵即逝。

⑼ 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局限性和对中国后世的影响

沈家本从修订法律的需要出发，比较重视研究法理学。他说：“法之修也不可不审，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审、法之明，不可不穷其理。”他从中外法学的比较中,发现“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强调经验与学理应该并重,互相结合，并由此而对一系列涉及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①法律的概念、作用以及和政治的关系。他说，法是“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是在“学校衰微，世道凌夷，巧伪变诈，无所不为之习日渐溃焉”的情况下出现的。法的作用，一者治民，一者治国，所谓“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无无法之国而能长久者”。他认为法律是“政之辅也”,“律学明而刑罚中,于政治关系甚大”。因此他在取法西方、制订新律时，首先“深究其政治之得失”。②法须统一。沈家本认为,首先,立法宗旨必须统一，即坚持以法为“国家惩戒之具”，而非“私人报复之端”，如果借刑泄忿，使立法宗旨两歧，将会发生法重刑滥之弊；其次，断罪之律必须统一，如果新旧参差，势必使法律丧失信用；最后，适用法律必须统一，不因犯罪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恶而已,乌得士族匹庶之分”。③法乃道德教化之辅。沈家本继承了“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传统法律思想，并结合世界的发展潮流，阐明了法只是“辅教之不足”的一种必要手段;即使在三代盛世,也不能“废刑而不用”。由于犯罪的根源之一是“歉于教化”,因此，他反对用严刑峻法束缚民之手足,提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犯，要“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习，使为善良之民”。④用法在人。沈家本认为立法善固然重要，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视。他反复阐明“法贵得人”、“用法在人”的道理，说：“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他建议仿古制设立律博士教习法律，使国家的中枢以至地方官吏皆能知法。同时，积极筹设法律学堂，为执行新律培养人才。由于他强调用法在人，因此主张以严刑惩罚贪利、曲断、骫法、坏法的司法官吏。
修律应“参考古今，博稽中外”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仅表现为对法理学的探讨，也贯彻于修律的实践当中。他全面阐明了修订法律的根据，指出：法律应该伴随今昔形势的不同，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特别是他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范围以内，进行考察，借以说明海禁大开以后的中国，万难固守祖宗成法而不变。否则“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优劣之势，不言自明。为了贯彻“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针，他“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比中国封建旧律文明、进步,中国必须“取人之长,以补吾之短”，“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
沈家本引进西方法律时，反对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法律，他说：中国“礼教风俗不与欧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于彼”，将会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会而能之，以推行于世”。为了实现“会通中外”的修律方针，他积极组织力量，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作为修律的蓝本。同时，奏请设立法律学堂，培养专门司法人才，聘请外国法学家充当法律顾问和派员赴外国考察。
民主主义法律思想 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应以制定新刑律为整个修律工作的起点。鉴于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轻者为多”，遂以刑法“当改重为轻”为首要步骤。为此，奏请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绞，只有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斩刑；将戏杀、误杀、擅杀3项虚拟死罪改为流徙，以重名实而讲实际。
沈家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制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旗汉各族人民犯遣军流徙各罪，应一体同科，不应在法律上规定“重轻悬绝”的不平等权利。他说：“法不一,则民志疑……法一,则民志自靖”。只有化除满汉畛域，才能建立起“至公至允之法律”秩序。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夫为妻纲的封建名教,提出夫妻间侵犯罪的处刑,也应平允。沈家本还在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影响下，奏请“永行禁止”清律所允许的买卖人口和蓄养奴婢。谴责公开买卖人口“殊非重视人命之义”。奴婢“亦人也，岂容任意残害。生命固应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习,等人类于畜产也”。他认为如不革除，显然与颁行宪法的宗旨违背。沈家本的这些法律思想，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彩。
沈家本赞赏西晋刘颂根据律法断罪的思想，反对律外苛求。他奏请废除清朝实行已久的比附断案，揭露比附断案使民无所适从，只便于官吏肆意出入人罪。在他主持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中，确认资产阶级罪刑法定的原则和内容。在司法体制上，沈家本仿效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主张司法独立，视为“宪政之始基”。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他考古今之沿革，订中外之异同，制订《法院编制法》，明确规定行政长官及检察官不得干涉法官的审判活动。
与守旧派的论争 沈家本的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法律思想，遭到守旧派的诋毁和非难。他遵循最新之学说，改革中国封建时代诸法合体的立法体系，在制订新刑律的同时着手编纂独立的诉讼法。他说:“大致以刑法为体，以诉讼法为用，体不全，无以标立法之宗旨；用不备，无以收行法之实功。二者相因，不容偏废。”在他主持下，1906年编成《刑事、民事诉讼法》，其中规定“罪刑法定”、“审判公开”、“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但遭到以张之洞为首的各省督抚的驳议而作废。1907年，张之洞又攻击沈家本所编新刑律草案蔑弃礼教。1909年附有《暂行章程》5条的《修正刑律草案》，又遭到提学使和宪政编查馆参议劳乃宣的反对，责难新刑律违背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礼教基本原则。对此沈家本著文反驳，形成了礼治派与法治派的激烈辩论，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宣告结束。在辩论中，沈家本虽然赢得了同情，但他经常以制定新律争取帝国主义放弃领事裁判权为理由，企图借此压服守旧派，表现了他思想上的弱点；而且在守旧派的压力面前，步步退让,同意对于加害君主以及内乱、外患罪加重处刑;对于无夫奸处刑；尊亲属有犯不得使用正当防卫等等。这实际是用封建法律中维护伦常的传统规定，否定新刑律中的资产阶级刑法原则。因此，新刑律草案既反映了资本主义法律思想与封建法律思想的冲突，又表现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这正是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具体表征。在他的思想言论中，经常是进步的倾向和保守的成分同时俱在，互相冲突。他虽然引进资本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改变固有的封建法系作出了贡献，但是他对封建旧律中礼教纲常的突破是有限的，对于封建法制的改革也是不彻底的。
沈家本故居在宣武区上斜街金井胡同1号。为宣武区重点保护文物。 故居是一座三进四层的院落，进门第一层为一座两层小楼。沈家本于1900年入京至1913年逝世一直住在这里，其许多著作都在这里完成。院中的前排小楼是沈家本于1905年筹资建成，题名为“枕碧搂”楼中曾藏书5万余卷。《枕碧楼偶存稿》《枕碧楼丛书》均是由此得名，他的书稿《沈寄先生遗书》为现代研究我国古代法律之必读文献。“枕碧楼”下有会客厅。

⑽ 魏晋北朝律学发展的主要成就

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律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中南朝律学在魏晋律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不仅指导了司法实践，促进法制的创新，还对后世律学和法制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学界对南朝律学的研究极为薄弱，对其评价亦偏低。鉴于此，本文拟对南朝律学的成果进行梳理，对其特点进行归纳，并通过与魏晋及北朝律学的比较对之进行评价。
一、南朝律学的发展
南朝律学在魏晋律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律条注解、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法典体例和重要制度原则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一些成果，现将其主要内容叙述如下：
（一）修订《晋律》律注
南朝律学没有对律典条文进行全面注解的新作，但在律条注解上却有相当的研究，表现在对《晋律》律注进行修订，解决了其所存在的问题。
西晋初年，《晋律》制成后，晋武帝命张斐、杜预为之作注，合称“张杜律”。从张斐《注律表》的内容看，张、杜对律文的注解准确、详尽，概括性强，其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但《晋律》律注有着严重的问题，即张、杜对《晋律》分别作注，内容不一致，而且轻重悬殊，存在“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弊端。张、杜律注的不统一，不仅使司法审判无所适从，而且同罪异罚也对犯罪者造成严重不公，同时还为奸吏舞文弄法大开方便之门。两晋一百余年，对张、杜律注“惟斟酌参用”，未加改变。
南齐武帝时，统治集团意识到律注不统一所带来的问题，遂决意加以解决。先由尚书删定郎王植、廷尉监宋躬等人“取张注七百四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或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又取一百七条；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条；集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条，为二十卷。”后由“公卿八座参议，考正旧注有轻重处”，“其中朝议不能断者，制旨平决”。修订以后的律注与律文合称为《永明律》，廷尉卿孔稚珪奏请公布实施，但不知何故，“竟不施行。”{1}(P.835-836)《永明律》虽未公布实施，但在其制定过程中，南齐君臣对张、杜律注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永明律》这一律学研究的成果为《梁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梁武帝登基后，即下令修订律令，尚书删定郎蔡法度等人在南齐《永明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梁律》20篇,2529条，武帝下诏公布实施{2}(P.700)。《梁律》之篇目绝大多数与《晋律》相同，但内容有大量增加。《晋律》律文620条，《梁律》2529条，增加了1909条，当是将张斐、杜预的律注统一后编入律条。《梁律》的制定，解决了张、杜“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问题，厥功甚伟。统一张、杜律注，并将律注变成律条，《梁律》的制定者对张、杜之律注做选择和改编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乃毋庸置疑。
（二）对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进行探讨
由于对张、杜律注的沿用，南朝在律文不变的情况下，除解决两注不一致的问题外，无须再对律文作新的全面注解。但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法律适用中必然出现新的疑难，南朝律学家对此多有研究，在对一些疑难案件法律适用的探讨中，对律文作出新的阐释，形成一些新的法律解释，限于文章篇幅，择其要者叙述如下：
1．东冶士朱道民立功案。宋武帝初年，东冶士朱道民擒获三名逃犯，属重大立功。主管部门尚书金部提出，朱道民按规定应当免刑释放。对尚书金部的提议，黄门侍郎王韶之坚决反对，指出：
诈列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此四条，实穷乱抵逆，人理必尽。虽复殊刑过制，犹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获全首领，大造已隆，宁可复遂拔徒隶，缓带当年，自同编户，列齿齐民乎？……愚谓此四条不合加赎罪之恩。
意即诈称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该两项后世归于不孝罪）、破义、反逆属重大犯罪，即使重大立功亦不得免刑释放。王韶之的意见，得到侍中褚淡之的支持，最后被武帝采纳{3}(P.1625-1626)。此案的讨论形成“诈称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等重大犯罪，立功不得免刑”的新解释。
2．熊氏自质其身为子偿债案。宋武帝时，尹嘉因欠债无力偿还，母亲熊氏以自身出质之钱为其偿债，司法机关认为尹嘉的行为构成不孝罪，当处死刑。时任南蛮长史的何承天认为：尹嘉之母熊氏自求质钱，为子还债，目的是为了救儿子，而非杀儿子。尹嘉虽对其母敬恭有亏，熊氏并未请官府杀其子。官府认定尹嘉构成不孝罪、熊氏构成和卖罪，适用法律错误。建议免尹嘉死罪，赦熊氏之过错。此事尚未判决，时值大赦，尹嘉母子被赦免{3}(P.1072-1073)。但此案的讨论，形成“母自质其身为子偿债，不构成不孝罪，不应处死”的新解释。
3．薄道举抢劫案。宋文帝时，吴兴余杭县人薄道举犯抢劫罪。法律规定：“（为劫者之）同籍期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薄道举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等都是大功亲，不在补兵范围内，但薄代公的母亲为薄道举之期亲，依法则应补兵，其子宜随母补兵。尚书右丞何承天认为：“劫制：同籍期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妇人三从，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若薄道举之叔活着，叔乃期亲，依“既嫁从夫”之义，则其叔母也属期亲，依法皆应补兵；现道举之叔已死，依“夫死从子”之义，应依叔母之子确定叔母之亲等，而叔母之子乃大功亲，依法不应补兵{3}(P. 1074)。此案的讨论形成“抢劫罪犯之同籍期亲补兵，若叔死则不及叔母、堂弟”的新解释。
4．张江陵夫妇骂母案。宋孝武帝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与妻子吴氏共同骂母亲黄氏叫她去死，黄氏愤而上吊自杀，案发后，遇国家大赦。法律规定：“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妇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会赦免刑补冶”。但江陵夫妇骂母亲致其自杀，较伤害及殴打情节为重，若按故意杀死父母科刑，则偏重；若按伤害及殴打父母科刑则偏轻。司法机关难以处断。尚书比部郎孔渊之指出：“夫题里逆心而仁者不人。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殴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尽，则理无可宥。……江陵虽遇赦恩，故合枭首。……吴（氏）原死补治，有允正法。”意即一个地方的地名恶心，仁者不入该地。对地名尚且如此，何况人的行为。所以对父母殴伤及诅咒，依法不得减罪；骂詈父母致其自杀，依理亦不得免罪。张江陵即使遇大赦，仍应依法枭首，吴氏若免死服劳役，与法意不合。孝武帝“诏如渊之议，吴可弃市。”{3}(P.1534)对张江陵夫妇未予原宥，仍依律惩治处。此案的讨论，形成“骂詈父母情重者，遇赦不原”的新解释。
（三）对律令体例及法律制度进行研究
1．对律典体例的研究。南朝后期的梁、陈均制定了新的律令法典，其篇目虽较多地沿袭晋律令，但仍有一些改作和创新。《梁律》最主要的创新是增设“仓库”一篇，梁以前诸律均无此篇，梁以后的隋唐直至明清的律典都以“仓库”为篇目之一，《梁律》对此有开创之功。其他改作还有删去《晋律》中“诸侯”一篇；将“盗”篇改为“盗劫”，“贼”篇改为“贼叛”，“捕”篇改为“讨捕”，扩大了各该篇目的内容和覆盖面；改“请赇”为“受赇”，强调对官员受赃枉法犯罪的惩处{4}(P.227,309)。
《梁令》篇目结构和内容大量承袭《晋令》，但也有改作和创新，其中最主要的创新是删去《晋令》中的“军法”6篇，“杂法”两篇，“军水战”、“军战”、“俸廪”、“赎”各一篇，共12篇，增设“劫贼水火”、“军赏”两篇，总篇目从40篇减为30篇，篇目较《晋令》简约，并开后世令典30篇（卷）体例之先河。其他改作还有：将《晋令》中的“佃”改为“公田公用仪迎”，新设“劫贼水火”篇{4}(P.271,321)。
梁朝对律令法典体例进行改作时有过怎样的讨论，史书无载，但梁律令篇目的改作有律学依据则是必然的。由此可见，梁朝律学对律令法典体例有相当的研究。
2．对法律制度的研究。南朝律学还对魏晋以来的一些制度进行了探讨，政府按相关律学观点对这些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了改革。这些制度主要有：
“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制度。晋朝有令子孙证父祖之罪的规定，东晋大理卿卫展在有关奏章中就曾提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4}(P.262)，这严重违反儒家“父子相隐”主张。刘宋初年对此制度进行讨论，侍中蔡廓指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经皇帝批准，废除鞫狱“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制度{3}(P.1570)，确立鞫狱“不须责家人下辞’，之制，即子孙不作证原则。
民杀长吏之科。宋孝武帝时曾改定律令，有人提出：民杀长官“值赦宜加徙送”，即仍应远徙。尚书右仆射刘秀之认为：“律文虽不显民杀官长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民敬官长，比之父母，行害之身，虽遇赦，谓宜长付尚方，穷其天命，家口令补兵。”意即律文对民杀长官规定的处罚过轻，建议民杀长官罪的处罚为：本人终身服役，家人充军。皇帝同意刘秀之的意见，并按此意见对民杀长官遇赦条进行改革{3}(P.2078)。
测立制度。梁朝创立了讯囚的“测囚之法”，陈朝沿用。但陈朝范泉删定律令时认为，梁朝测囚的时间自晡鼓（下午三点）起至二更（晚上九点）结束，测立过久，非人所堪，遂于律令中规定分其刻数再上。廷尉卿认为范泉所定新制过轻，请召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沈洙及舍人会同尚书省详加讨论。众议以为宜依范泉前制。行事沈洙提出：
夜中测立，缓急易欺，兼用昼漏，于事为允。但漏刻赊促，今古不同，……愚意愿去夜之昧，从昼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间，参会二漏之义，舍秋冬之少刻，从夏日之长晷，不问寒暑，并依今日之夏至，朝夕上测，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则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则冬至至多五刻。虽冬至之时，数刻侵夜，正是少日，于是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为捍，狱囚无以在夜而致诬，求之鄙意，窃谓允合。
左丞宗元饶也赞同沈洙之议，指出：“窃寻沈议，非顿异范，正是欲使四时均其刻数，兼斟酌其佳，以会优剧”，并“牒请写还删定曹详议改前制”。当时担任录尚书事并主持讨论的陈顼（即后来的陈宣帝）认为：“沈长史议得中”，并根据沈洙的意见对“测立之制”进行改革，完善了该制度{4}(P.325)。
宋文帝时，八座丞郎等还就“同伍犯法，士人是否同科”问题及“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是否“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的立法建议进行了讨论。参与讨论者有尚书左丞江奥、尚书右丞孔默之、尚书王淮之、殿中郎谢元、尚书郎何尚之及卫将军王弘。议者都提出不同的观点，或进行了不同的论证，争论异常激烈。王弘主张维持旧制，并对各方意见进行了驳论，言之甚详。宋文帝赞同王弘之议，未作改革{3}(P.1312-1321)。因讨论的内容较多，限于篇幅，本文于此对原文不作引述。
受律学影响，南朝还创立了常赦所不免原则、缘坐妇女免死制度、测囚制度、官当制度、死刑行刑制度、会审制度、公罪轻罚原则，完善了赎刑制度、直诉制度。此外，梁朝律学家蔡法度编纂了《晋宋齐梁律》20卷{2}(P.972)，由于史料所限，后人对此书的性质及内容无从得知。清末律学家沈家本认为：“《隋志》别有《梁律》20卷，此四代之律为20卷，疑系比较之书。”{5}(P.900)
二、南朝律学的特点
与秦汉及魏晋律学相比，南朝律学具有以下特点：
（一）研究领域更为宽泛
南朝律学继承秦汉及魏晋律学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又有重要发展，其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
中国古代律学产生于秦，其标志是官方编制的法律解释和律学著作《法律答问》的问世。《法律答问》通过“问”和“答”的形式，对秦律中的一些条文、术语、罪名及对具体行为如何定罪量刑进行解释，并在解释中对法律条文加以补充。比如对“不直”和“纵囚”这两个罪名，《法律答问》解释曰：“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不论，及偒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6}(P.191)。意即司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故意罚不当罪，如罪重故意轻判或罪轻故意重判，均为“不直”；应当对行为人论罪而故意不论罪，使其逃脱法律的制裁，则构成“纵囚”。又如，《法律答问》曰：“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阑亡，相夫妻，甲弗告请（情），居二岁，生子，乃告请（情），乙即弗弃，而得，论可（何）也？当黥城旦春”。这是对一女子“去夫亡”并与他人“相夫妻”行为如何处罚的解释，即：女子甲私自逃离丈夫，与一亦是逃亡的男子乙结为夫妻，当时甲未告知实情，两人共同生活两年并生下儿子后，甲才告知乙实情，乙亦未抛弃甲，后甲被抓获，对甲该如何论罪？《法律答问》解释为：当处黥为城旦春之刑。《法律答问》中解释法律概念有70余个，解释法律条文187条，目的是指导司法实践，使法律得以正确适用。由此可见，秦律学是以法律正确适用为目的的应用律学。
汉朝因文化环境宽松，加之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律学有长足的发展。按研究内容的不同，汉代律学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律令的正确适用为主旨的应用律学，一支以经注律文、阐明律意为要务的理论律学。应用律学是对秦律学的继承。自武帝时起，汉朝出现了聚徒授律的传律世家，如南阳杜氏、颖川郭氏、沛国陈氏等。史载：杜周任廷尉，撰《大杜律》，其子杜延年亦任廷尉，撰《小杜律》；郭弘习《小杜律》，其子郭躬“少传父业”，造诣极深，曾聚徒讲律，徒众常数百人，朝廷有法律疑难问题，亦常召郭躬应对。《后汉书·郭躬传》载：东汉永平年间，有兄弟两人共同杀人，明帝认为兄不训弟，故应处兄死刑。中常侍孙章误传诏书，说兄弟均处死刑。尚书认为孙章犯了“矫诏杀人”罪，主张处以腰斩刑。章帝召郭躬问之，郭躬认为，孙章应处以罚金，理由是“法令有故误之分，孙章传命之谬，于是为误，误者，其事则轻。”明帝采纳了郭躬的意见。郭躬以后，其“中子晊亦明法律”，弟子镇亦“少修家业”，镇次子祯“以能法律至廷尉”。“郭氏自弘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甚众”。另外，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在司法中“引经折狱”，以儒家经典对法律进行解释，也是应用律学的一部分。
理论律学兴起于东汉，儒学大师叔孙通、郭令卿、马融、郑玄等人，以训诂等经学研究方法，对儒家经典及史籍中的法律概念进行解释。如郑玄对《周礼》的“过失”这一概念有过三次解释：“过，无本意也。”{7}(P.1024)“过失，若举刀欲斫伐，而轶中人。”{7}(P.2084)“过失，亦由邪恶酗（酒）、好讼，若抽拔兵器，误以行伤害人而丽于罪者。”{7}(P.1021）文颖对《汉书·文帝纪》所载“联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中的“酺”字解释曰：酺，“音步。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也。”应劭对《汉书·惠帝纪》所载“（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中的“挟”字解释曰：“挟，藏也”。从上述内容看，他们对法律概念、术语的解释基本上是准确的，但理论律学只对法律概念等进行解释，不涉及刑罚，是典型的注释律学。理论律学是汉代律学的主流。
魏晋律学继承秦汉律学的内容，继续对律条进行注解外，其研究领域又有重大扩张，增加了对法典编纂体例、律令等法律形式的区分、重要法律原则和制度进行研究的内容。魏晋时期律令法典的编纂有长足的进步，法律制度多有创新，便是在其时律学的指导下取得的，如《晋律》20篇始于“刑名”而终于“诸侯”的顺序安排及“刑名”篇的性质、作用，其律学依据为：
律始于‘刑名’，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于此，作役、水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舌，捕系为之手足，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也{8}(P.928)。
对于法律的适用，律学家刘颂则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8}(P. 928)的罪刑法定原则。律学家杜预则对律、令作了区分：“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9}(P.2859)。故而，魏晋时期的律学已超出两汉注释律学的范围，不仅研究律文的含义，而且注重研究各种形式的法律，内容涉及律令法典编纂体例、各种法律形式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法律的原则和制度设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