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司法研究

『壹』 对仲裁员缺少法律及行政制裁导致大量枉法裁决出现

一、 问题的由来：设立“枉法仲裁罪”的必要性
“诉讼不如仲裁，仲裁不如调解，调解又不如预先防止发生法律纠纷，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①]施米托夫这句对民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上作出的概括性断言，为许多法律人士谙熟。仲裁[②]以其具有的自主性、效率性、意思自治和及时性的特点,已经成为各国国内普遍采用的民商事纠纷方式。仲裁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司法外纠纷解决方式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影响仲裁公正性基础的问题：个别仲裁人员徇私情、徇私利或者接受当事人的贿赂，违反公正的职责，对纠纷做违背事实和法律的仲裁。

在民商事纠纷、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以及海商海事纠纷解决方面，仲裁与司法发挥着相近似的作用。仲裁活动作为国家司法活动的必要补充和变通，具有一种准司法的性质。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员始终处于组织者和决定者的地位，他决定着仲裁的进程和仲裁的结果，实际承担着“准法官”的职责，仲裁裁决与法院裁判一样，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将对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发生重大的影响。在仲裁活动中，仲裁员理应小心谨慎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以维护仲裁裁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仲裁裁决一旦失去公正性，将可能给当事人造成损害。仲裁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它的正常运作离不开国家的恰当而有效的干预，国家有必要对仲裁活动运用司法方式进行监督和制约。

《仲裁法》、《民事诉讼法》中对枉法的仲裁裁决进行的监督方式有两种：一种监督方式是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另一种监督方式法院不与执行仲裁裁决。这两种监督方式的范围仅仅是仲裁程序和仲裁后果，很少触及仲裁人的个人切身利益；这种监督机制的性质属于事后监督，防范于未然的效果不明显。不难看出这种监督机制有一定的局限性：监督方式上的缺位导致不能实现预期的监督效果。实践证明，不触及仲裁人的个人切身利益，仅仅通过法院撤销不当裁决和不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方法不可能有效的杜绝枉法裁决的产生。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立法应当在仲裁裁决的监督机制里确立一种新的监督方式：通过追究枉法仲裁人个人责任，有效的预防违法仲裁的情况出现。

笔者认为，仲裁人对枉法裁决应当承担的责任形式除了民事责任、道义责任以外，还应当包括有限的刑事责任。如前所述，枉法裁决和枉法裁判一样，都是对法律的歪曲和破坏以及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害，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于严重的枉法仲裁行为，仲裁人理应承担刑事责任。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因为害怕承担个人责任视仲裁活动为畏途而拒绝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从而导致纠纷不能顺利解决，立法应当恰当的确定仲裁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应当在追究严重枉法仲裁行为刑事责任和豁免普通过失仲裁责任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既向仲裁人施加一定的责任，促使其谨慎的行使仲裁权，保障仲裁的公正性；同时又不能过分干预，要确保仲裁人独立行使职权，不必担心自己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和攻击，保障仲裁的有效性。

二、解读《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枉法仲裁罪的构成要件

仲裁员的刑事责任是一个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议近几年一直不断。2005年12月下旬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规定了“枉法仲裁罪”的内容：“依法承担仲裁责任的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前款规定人员收受贿赂，有前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个征求意见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在删去了后半句以后通过了这条修正案，并把它归入《刑法》第399条。

根据《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规定的内容，可以归纳枉法仲裁罪的罪质：枉法仲裁罪是指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反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行为。

根据枉法仲裁罪的罪状，可以分析出该罪的构成要件：

1、犯罪主体

本罪是身份犯，只有具备仲裁员身份并且在具体案件中承担仲裁责任的人才能构成枉法仲裁罪。换言之，本罪的犯罪主体属于特殊主体，只有通过仲裁委员会聘任以后，又被选定或者指定作为某一具体案件仲裁庭成员的个人，才可能成为枉法仲裁罪的实行犯。“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不仅包括《仲裁法》中规定的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还包括其他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我国《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著作权法》、《劳动法》、《公务员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都有关于仲裁机构和仲裁人员的规定，依据这些法律法规从事仲裁活动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无疑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③]对于收受、索取贿赂或者徇私情、循私利的“黑哨”体育裁判，就可以按照枉法仲裁罪的罪名定罪处罚，这样就解决了对于性质严重的“黑哨”行为进行定罪处罚于法无据的难题。

不具备仲裁员身份没有在具体案件中承担仲裁责任的个人，如果对特定案件的仲裁人实施了教唆、帮助行为，则可以构成枉法仲裁罪的教唆犯和帮助犯。

2、犯罪主观方面

认定本罪的主观方面需要严格界定故意、过失和合法的自由裁量的心理因素，以辨别仲裁行为的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根据《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规定的枉法仲裁罪的叙明罪状，本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是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从认识因素上来看，行为人对于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仲裁的行为和基本的危害结果是明知的；从意志因素上来看，行为人对于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仲裁的行为和基本的危害结果持积极追求的主观倾向；行为人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中的加重后果，既可能是追求也可能是放任。枉法仲裁罪里没有过失犯成立的余地。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不当的过失仲裁行为只可能承担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不构成犯罪。在仲裁活动中，仲裁员具有合法的自由裁量权，即便对仲裁结果有争议，仲裁行为也是合法的。

行为人实施枉法仲裁的行为的通常的动机是徇私利、徇私情，行为人基于何种动机实施了枉法仲裁的行为，不是刑法所关注的对象。考察动机的法律意义仅仅限于量刑方面，并不涉及定罪领域。在枉法仲裁罪中，动机不是必备要件。

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员裁决纠纷的权力来自于当事人的授权。一经当事人选定，仲裁员就根据事实和法律独立的裁决纠纷，仲裁员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仲裁员虽然只有通过仲裁委员会的聘任才能录入仲裁员的名单，但是仲裁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和仲裁员之间并不因为聘任关系产生上下级领导指挥关系，仲裁委员会并不介入纠纷的裁决，仲裁决定也不经过仲裁委员会的批准，仲裁员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独立决定仲裁的活动的进程和结果，仲裁裁决作出以后既发生法律效力，仲裁委员会也无权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从运作程序来看，仲裁活动比司法活动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仲裁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更明显反映出仲裁员的独立意思。因此，仲裁员的枉法仲裁行为比《刑法》第399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司法工作人员具有更强的道义上的可责性，仲裁员应当对于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作出的枉法仲裁裁决承担刑事责任。

3、犯罪客体

需要仲裁的纠纷往往具有财产权的内容，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又以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为前提，因此违法仲裁行为的危害肯定是多方面的。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多重客体，枉法仲裁行为不但扰乱了仲裁秩序、降低了仲裁机构的威信、损害了仲裁活动的中立性、纯洁性和不可收买性，还滥用了当事人的委托、损害了国民对仲裁活动公正性的信赖，往往还损害了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益。在枉法仲裁犯罪侵犯的多种客体中，何种客体是主要的，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有不同的看法。《刑法修正案（六）》把枉法仲裁罪归入《刑法》第399条，明显反映出了把本罪的主要客体确定为仲裁秩序的立法意图。

4、犯罪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必须具备行为人在各种仲裁活动中索取、接受贿赂、徇私情、循私利并且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仲裁的行为，以迫使他人实施无义务实施的事项或者妨害他人行使应当行使的权利。至于是否发生行为人预期的“迫使他人实施无义务实施的事项或者妨害他人行使应当行使的权利”的结果，则在所不问。枉法仲裁可能发生的领域不仅是《仲裁法》规定的民商事活动中，“而且还包括依据《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著作权法》、《劳动法》、《公务员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法律规定从事的仲裁活动中”[④]。

枉法仲裁的行为主要是指索取、接受贿赂、徇私情、循私利并且对案件事实做不符合原来真相的认定或者歪曲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对纠纷做违法裁决的行为。在实践中，这些枉法行为主要表现为索取、接受贿赂、伪造毁灭证据材料、串通当事人制造伪证、指使证人做伪证，篡改仲裁笔录等情况。

枉法仲裁的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可能构成犯罪。对于情节一般、危害不大的枉法仲裁行为不应当认为是犯罪。本罪属于情节犯，“情节严重”具有犯罪构成要件意义，是区分枉法仲裁行为罪与非罪的重要事实依据。“刑法分则以及其他各种刑罚法规分别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基本的构成要件。与此相对的修正的构成要件，则是刑法总则就未遂犯、共犯对基本构成要件进行修正而形成的构成要件。”[⑤]犯罪构成可以分为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笔者认为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是基本的犯罪构成要素，不是修正的构成要素。在枉法仲裁罪中，没有情节一般的未遂犯成立的余地。是否情节严重关系到枉法仲裁行为罪与非罪的判断标准，而不是既遂与未遂的判断标准。在本罪中，更强调犯罪成立“量”的要求。法律没有对情节严重的具体内容和判断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需要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把握。枉法仲裁是个新罪名，由于刑法没有对何谓“情节严重”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还没有积累足够经验以供参考，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罪与非罪的困惑。

三、进一步完善：对定位和情节的探讨
《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为规范和制约仲裁秩序并且对性质严重的枉法仲裁行为进行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这条规定还存在着两处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

第一，《刑法修正案（六）》把枉法仲裁罪归入《刑法》第399条似乎与刑法分则的体系不协调。《刑法》第399条属于渎职犯罪的内容，众所周知，渎职罪的本质是国家机关内部成员的腐败行为和侵犯国家作用的行为。渎职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客观方面也是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实施的违法行为；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责活动。枉法仲裁罪的本质是对仲裁活动公正性的歪曲。各种类型的仲裁委员会是民间性的事业单位法人，仲裁员也并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各种仲裁活动体现了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特征，并不属于公务活动的范围；客观方面表现为仲裁员在仲裁活动中的实施的违背事实和法律的裁决行为。对二者加以比较很容易看出仲裁活动渎职犯罪的罪质和构成要件与枉法裁判罪的罪质和构成要件有诸多不同之处，二者难以兼容。现代仲裁制度是市场经济发生、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本质上是市场主体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自主了结争议的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在市场经济里，仲裁是一种法律服务，这就是仲裁活动的基本定位。枉法仲裁行为归根到底损害了市场经济秩序。笔者以为，按照枉法仲裁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把枉法仲裁犯罪纳入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更为恰当。

第二，《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把“情节严重”作为把枉法仲裁行为构成犯罪的法定标准。一方面，这样的规定过于笼统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司法认定中缺乏统一客观的标准。因为不同地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的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会造成类似的枉法仲裁行为的处理结果大相径庭。容易造成理解和适用该罪的分歧。从另一方面来讲，“情节犯自身表述上的模糊性不可避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整个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且无法解决的问题。刑法明确性的要求不能过分，模糊性的法律语言同样具有刑事法治价值内涵。”[⑥]

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把握枉法仲裁罪的情节严重的标准，需要平衡明确性原则和模糊性原则，还需要在调节法律局限性和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之间的矛盾。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枉法仲裁的数额与非法所得、对仲裁秩序的扰乱程度、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是否造成恶劣影响、是否经常违背事实和法律裁断纠纷等内容。同时，司法人员还要根据枉法仲裁行为的动机、目的、手段、形式、对象等因素作出情节是否严重的综合判断。总之，“情节严重”的要求是随着社会变化而被赋予不断变化的内涵，因此，不能就事论事的作出简单判断。情节犯的模糊性要求司法者根据法律的基本精神对枉法仲裁行为情节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和判断，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

[①]施米托夫：《出口贸易——国际贸易的法律与实务》，〔M〕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

[②]本文所指的仲裁，不仅指民商事仲裁，还包括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以及海商海事纠纷仲裁。

[③]刘志红：《略论枉法仲裁罪》，载于《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11期，第18页。

[④]参见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六）的理解与适用（下）》，载于《人民检察》2006年第15期，第25页。

[⑤]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⑥]李翔：《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情节犯研究》，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6期，第26页。

『贰』 司法对于仲裁的监督与支持的具体表现

司法来对仲裁的监督：
仲裁法 第五十八条自 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一）没有仲裁协议的；
（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
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
司法对仲裁的支持，我认为是生效的仲裁裁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叁』 仲裁委员会和法院的区别

仲裁委来员会和法院的区源别：

1.部门性质不同：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仲裁委员会是民间的裁决机构，仲裁委的监督机构是中国仲裁协会，其仲裁员大多是律师和政府机构人员兼职从事。

2.程序不同，仲裁是一裁终局的，当事人不存在上诉的问题，所以为了避免出现错误，又规定了一些补救措施。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仲裁裁决。法院诉讼是两审终审，二审判决是生效的判决，当事人应自觉履行。

3.收费不同，仲裁费用高，而且不能缓交、免交、减交。法院的受理费相比仲裁费用要低，一些情况可以缓交、免交、减交。

4.权力不同：仲裁排除法院管辖，即如果选择了仲裁，就不能到法院诉讼了。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案件，无权采取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这两项措施仍由法院办理。

『肆』 仲裁与诉讼

仲裁对于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甚至对于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说也不是很熟悉。现结合相关的工作经历对两者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
仲裁，是指当事人根据双方的仲裁协议或者有关规定，将纠纷提交约定或者规定的非司法性质的第三者，由其对争议事项所涉权利义务，作出裁决的一种法律制度或解决纠纷的方式。
诉讼，依所涉案件性质和内容的不同，分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从可比性方面研究，就当事人争议和纠纷的性质、受案范围、程序性特点来看，仲裁和民事诉讼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仲裁的受案范围是民事诉讼的一部分，以合同纠纷居多。而民事诉讼除了合同纠纷以外，还受理婚姻、收养、监护、继承等等纠纷。
仲裁与诉讼的主要区别：第一，诉讼实行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仲裁则实行协议管辖，充分体现了仲裁活动的自愿性。第二，诉讼当事人不能选择审判员，也不能超过管辖级别选择法院，而仲裁活动的当事人既可以选择仲裁机构，还可以选择仲裁员。第三，仲裁实行不公开审理，除非当事人要求公开审理，诉讼则不同，一般实行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实行不公开审理。第四，当事人不服法院的判决可以上诉，仲裁不得上诉，实行一裁终局。第五，仲裁机构本身无强制措施，生效的裁决需要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而人民法院可以对干扰诉讼活动的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生效的判决可以强制执行。
从仲裁与诉讼的主要异同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两种程序各有优势和不可替代之处，这也正是确定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的必要性之所在。就当事人而言，可以从自身的情况、纠纷的特点、具体的需求来选择纠纷的解决方式。

『伍』 论仲裁独立与司法监督的关系急！急！急！

毕业几年了，对这些没研究了，建议用你们学校的论文库搜，找找相关论文。一毕业好多文章都没法找了

『陆』 仲裁是什么仲裁有哪些好处

仲裁与调解、诉讼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第一、公正性。仲裁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二、自愿性。仲裁实行当事人自愿原则，主要表现为：1、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仲裁；2、当事人自愿选择仲裁委员会，不受地域限制；3、当事人自愿选择仲裁员；4、当事人自愿决定开庭方式和审理方式。
第三、保密性。仲裁一般不公开审理，可为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维护当事人的形象和声誉。
第四、及时性。仲裁机构原则上在仲裁庭组成之日起四个月内作出裁决，而且一裁终局。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不得再向法院起诉。

『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的仲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仲裁机构名称约定不明确的仲裁协议的效力的请示的复函
2006年3月13日
[2005]民立他字第55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05]鲁立请字第1号《关于如何确认仲裁机构名称约定不明确的仲裁协议的效力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方当事人认为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未申请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实体纠纷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认为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仲裁协议无效的，应当依法受理。受理后，被告认为约定的仲裁机构明确，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就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
仲裁协议约定由“××市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如“××市”只有一家仲裁委员会，应当认定约定的仲裁机构系指“××仲裁委员会”；如“××市”有多家仲裁委员会，应当认为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
附：
解读《关于如何确认仲裁机构名称约定不明确的仲裁协议的效力的请示的复函》
一、山东高院请示的问题及意见
在受理合同纠纷案中，经常遇到仲裁协议中的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够明确的情况，尤其是当事人约定由“××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山东高院请示认为，应当采取如下方式处理：
1.一方当事人以“××”市仲裁委员会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告知双方当事人该约定存在瑕疵，如双方当事人书面补充约定系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则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双方书面放弃仲裁约定的，则可以直接受理。
2.如一方当事人坚持该仲裁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向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要求法院驳回对方当事人起诉或者直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则根据《仲裁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在仲裁协议效力确认之前，法院不应直接受理。
二、对本复函的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方当事人认为仲裁机构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未申请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实体纠纷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认为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的，仲裁协议无效的，应当依法受理。受理后，被告认为约定的仲裁机构明确，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就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仲裁协议约定由“××市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如“××市”只有一家仲裁委员会，应当认定约定的仲裁机构系指“××仲裁委员会”；如“××市”有多家仲裁委员会，应当认为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答复理由如下：
1.仲裁协议当事人就该协议的有效性发生争议的情况下，认为该仲裁协议有效的一方当事人可能将争议提交相关的仲裁机构解决，而认为仲裁协议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则可能将此项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法院。一方当事人在仲裁程序开始前，无视与另一方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仲裁协议，率先将协议项下的争议提交法院，国际上对这种情况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法院拒绝受理此项争议，因为既然当事双方已经订有通过仲裁解决他们之间争议的协议，则由此协议而产生的争议，当然应当进行仲裁而不是法院解决。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况。第二，当一方当事人将仲裁协议项下的争议提交法院解决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以他们之间订有仲裁协议为由，向法院提出关于管辖权问题的抗辩，法院如果认为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有效的仲裁协议，就应裁定终止诉讼，令当事人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如果审理此类案件的法院所属国为《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法院就应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承认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除非法院认为该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不能实施。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但仲裁条款、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可见，仲裁协议能够阻止人民法院的管辖权，只要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就不受理起诉，即使原告没有主动声明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审查立案时发现有仲裁协议的，也应当不予受理，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但是仲裁协议的阻碍功能是以有效力为前提的，如果人民法院审查时认为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不能阻碍人民法院取得管辖权，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再根据《民诉法意见》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因仲裁条款或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而受理的民事诉讼，如果被告一方对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就管辖权作出裁定。
2.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属于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情形。《仲裁法》第十八条：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一方当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应当推定当事人之间无法就仲裁机构问题达成补充意见。
3.无论从仲裁理论的角度，还是从仲裁实践的角度看，当事人的意愿对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充分尊重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所反映出的仲裁意愿是仲裁协议效力认定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根据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实践，当事人只要表明仲裁意图，仲裁条款就是有效的。法院在解释仲裁条款时，对仲裁条款的内容放宽限制，尽量解释其为有效，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并帮助当事人实现其仲裁意愿，已经成为当今国际仲裁的一大趋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第二条体现了这种尽量使得仲裁协议有效的精神。该条规定：在《仲裁法》实施后依法重新组建仲裁机构前，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了仲裁机构，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经人民法院审查，按照有关规定能够确定新的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有效。对当事人的起诉，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4.从《仲裁法》和《民诉法意见》第一百四十五条、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看，认为仲裁协议无效的一方当事人，有两种选择权：既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经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后，再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将此项争议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由受诉法院判断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法》第二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第三条规定了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依法作出了确认，人民法院不能受理；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5.我院研究室起草的《仲裁法司法解释意见稿》第三条内容是：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明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第六条内容是：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时，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该地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这些内容可以作为答复山东高院请示的参考依据。

『捌』 司法或仲裁判例可以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吗

国际私法的渊源是指赋予国际私法规范以
法律
效力的法律文件的表现形式。国际私法的渊源有国内法渊源和国际法渊源，国内法渊源包括国内立法、国内判例和司法解释，国际法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一）国内立法
国际私法规范最早是在国内立法中出现的，国内立法是国际私法最早的渊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国内立法都是国际私最主要的渊源。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和国际民事诉讼以及仲裁程序规范，都可见于国内立法之中。但在这里，我们主要讲冲突规范在国内立法中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1.冲突规范在国内立法中的表现形式（立法方式）。
（1）散见式。即将冲突规范分散规定在民法典或其他法典的有关条款中。在民法典或有关的单行法规中，就某个方面的涉外民商事问题规定有关法律适用的规范，称为“散见式”的立法方式。
（2）专篇式。在民法典或其他法典中列入专篇或专章，比较系统地规定国际私法规范，称为“专篇式”的立法方式。
（3）法典式。以专门法典或单行法规的形式制定系统的冲突规范，称为“法典式”的立法方式。
2.我国的立法。
我国在立法上主要采取第一、第二种方法，《民法通则》设专章（第八章）系统地对几种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规定了冲突规范。虽然并不全面和完备，但已涉及到主要的民商事法律关系。这一部分法规是大家在学习中必须掌握的，不仅要熟记，而且要会用。不仅如此，还要掌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司法解释中有关第八章的内容。此外，我国还采用“散见式”的立法方式，在有些单行法规中规定相应的冲突规范。目前，包含冲突规范内容的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海商法》、《票据法》、《航空法》、《继承法》。这些内容也是大家在复习中不能忽略的，近年的命题中已有这方面的题目出现。
（二）国内判例
所谓判例是指法院可以援引作为审理同类案件依据的判决。一国法院的判例是否可以成为该国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中尚有争议。
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以判例法作为主要法律形式。
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可以作为法的渊源，但在国际私法领域，我们应重视判例的研究和应用。并且，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大量的“司法解释”及“案例批复”出现。总之，这是一个在中国还没有完全解决的理论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大家在题目中遇到国际私法的渊源问题，正确的答案应该包括“国内判例”，不要因为中国是成文法国家而否定它。同时要法律|教育|网注意“司法解释”也是中国国际私法的渊源之一。
（三）司法解释
（四）国际条约
国际私法的主要国际渊源是国际条约。从其内容来说，包括以下四大类公约：
例如1928年在哈瓦那签订的《关于外国人法律地位公约》、1930年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国籍冲突公约》。
1.关于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公约。
例如1928年在哈瓦那签订的《关于外国人法律地位公约》、1930年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国籍冲突公约》。
2.关于统一冲突规范的公约。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主要致力于国际私法统一化的运动，在它的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的统一冲突法的公约，如1985年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1988年的《死亡人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等。我国是会议的参加国，但目前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统一冲突法公约。所以，公约的具体内容不在司法考试的范围之内。但要知道，此类公约在国际上是国际私法的一个重要渊源。
3.关于统一实体规范的公约。
如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58年的《国际动产买卖合同所有权转移公约》、1924年的《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1969年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其中，有的公约同时也含有冲突规范。这些公约有防范法律冲突产生的作用，所以也是国际私法的一个渊源。
4.关于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公约。
主要有：1965年的《关于向外国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1970年的《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公约》和1958年的《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中国参加了这几个公约。
（五）国际惯例
国际惯例是在国际交往中，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逐步形成，具有确定内容，为世人所共知的行为规则。构成国际惯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长期普遍的实践而成为通例；二是必须经国家或当事人接受为法律。国际私法中的国际惯例形成并应用于两个领域，一是冲突法领域；二是实体法领域。
1.冲突法领域。
在冲突法领域，各国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习惯做法，如“不动产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合同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场所支配行为原则”、“程序问题依法院地法原则”等。当一国处理某涉外民事案件而无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的规定可资遵循时，可以遵循这些共同的习惯做法。例如，曾经有过一个考题，其内容是一个内地人在香港立了一份遗嘱，同时处分位于内地与香港两地的财产。本题是关于该遗嘱的效力问题，继承人诉诸内地法院，其中一个问题是，法官应用什么法律来确定遗嘱的形式要件。因为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冲突规范，许多学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其实很简单，中国没有规定，可以适用“场所支配行为”这一国际惯例，该遗嘱的形式要件可适用立遗嘱人的行为地法律，也就是香港法律，如果立遗嘱的形式要件符合香港法律的要求，这份遗嘱在形式上是合法有效的。该题目就是要考“场所支配行为”这一惯例的应用。
所以大家在遇到一个具体案例要确定准据法时，首先要考虑适用中国的冲突规范，如果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冲突规范，可以考虑适用国际上的习惯规则来确定准据法（当然在考虑习惯规则之前，还应考虑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国际条约的适用以一个国家参加该公约为前提，而我国目前对于绝大多数冲突法的公约都没有参加，所以站在中国法官的立场上确定规则时就简单多了，不需要去考虑国际条约）。
2.实体法领域。
在实体法领域，主要是指在国际经济贸易中适用的实体法惯例。如法律|教育|网1932年的《华沙一牛津规则》、2000年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济法中予以掌握。
关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在适用上的相互关系。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即所谓的“国际条约优先原则”。
关于国际惯例在中国的适用。《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了我国法律或者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即所谓的“国际惯例补缺原则”。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作出了同《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同样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