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陪审制

㈠ 陪审制度的特点

陪审制度的出现，使普通公民能够参与司法过程，可以防止法官徇私枉法、独断专行，纠正其不周之处。同时陪审团的裁决更能反映社会一般人的观念，因而陪审制度是使司法走向民主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是英国法对世界法制的一大贡献。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陪审制度在法律上正式得以确立，并逐渐向全世界推广。独立后的美国通过宪法及其修正案，牢牢确立了陪审制度的独特地位。英国的许多殖民地国也采用了陪审制度，就连司法制度迥异的法国和德国也借鉴了英国的陪审模式。

㈡ 什么叫陪审制

陪审制是指从一般市民中随机选出若干名陪审员，委派其参与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的审理，并独立于法官作出事实认定以及决定法律适用的司法制裁。
陪审团通常有6至12名陪审员。陪审团在刑事案件中会就被告人有罪或无罪做出判断，而在民事诉讼中则会就被告有无责任或损害赔偿金额等做出判断。

㈢ 陪审制度名词解释

陪审制度，是指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判的一项司法制度。在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中，由人民陪审员代表人民参与案件的审理，是司法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

㈣ 陪审制度源于希腊还是罗马

古希腊和古罗马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就司法制度而言，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曾采用过奴隶主或自由民集体裁决的模式。例如，在古希腊的众多城邦国家中，斯巴达和雅典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其中，前者采用贵族政体，后者采用民主政体，但是二者在其司法活动中都适用“集体负责制”。斯巴达当时的司法审判权属于长老会议即贵族代表会议。长老会议由28人组成。成员从年满60岁的贵族中选举产生。当城邦中发生重大案件的时候，长老会议就要进行“审判”，听取当事人和有关证人的陈述，并做出裁决。由此可见，那些贵族代表实际上都是共同裁决诉讼的法官 [1].雅典当时的司法审判权属于由全体自由民组成的民众大会。当地居民发生诉讼纠纷的时候就要召开民众大会来进行裁决。这等于说全体自由民都是法官。公元前6世纪，雅典时期著名政治家梭伦领导了一系列改革，其措施之一是设立了陪审法院。陪审法官从年满30岁的雅典公民中选举产生，然后按照一定顺序轮流参加案件的审判。每次参加审判的陪审法官人数大概是法院陪审法官总数的十分之一。审判结果由陪审法官投票表决。投票方法是往票箱内投放石子[2].这大概是西方国家最早出现的陪审制度。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及陪审制，和现代民主政治及陪审团殊为不同，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个体一面从属于群体，一面却享有作为个体独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腊民主政治中，个体是完全从属于群体的。古罗马的司法审判权最初也属于民众大会。虽然那些暴动、叛乱和杀害奴隶主等重大刑事案件由临时设立的专门机构（类似于后来英美法系国家中的大陪审团）负责调查案情，但是最终的裁判权仍然归民众大会。公元2世纪，罗马共和国设立刑事法院，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分离。不过，这种刑事法院仍具有民众集体负责的性质，因为法官都从公民中选举产生（一般为贵族或富人），每年改选一次，而且每个案件都要由30至40名法官共同审理。[3]这种集体裁决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西方国家奴隶主民主制度的特点，而且其中蕴含了陪审制度的思想文化渊源。但罗马帝国的消亡使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陪审制度没能生长起来。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陪审”还不具备现代陪审制度的涵义，但它是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国家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直接民主的体现。正是这个文明的源头为欧洲的法律文化种植下民主的种子，形成了欧洲法律文化中由外行参与司法程序的传统，对后来欧洲法律和文化的影响意义深远，并通过欧洲对世界地区产生影响。后来，西方陪审制度的发展中心也就从欧洲大陆转移到了英国。论文天下 http://www.lunwentianxia.com/

㈤ 请详细介绍国外司法体系中的陪审团制度。

中国是不太可能引进的

㈥ 陪审制是不是司法参与的一种方式

公民司法参与权的形式

综合各种法律的具体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情形来看，公民司法参与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所涉及的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不同的标准就会有不同的类别。这里，我们以公民在司法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为标准对之进行分类，具体包括如下形式：

（一）诉讼参与人的司法参与权

1.当事人的司法参与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对当事人进行了解释：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民事、行政诉讼法虽未以条文的形式直接划定当事人的范围，但通常认为其广义的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共同诉讼人以及诉讼代表人。以当事人的身份参与到诉讼活动中去是公民司法参与权中的一种举足轻重的表现形式。当事人——无论是刑事案件的自诉人，还是民事、行政案件的原告——的起诉行为拉开了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序幕。因为按照“不告不理”原则，没有当事人的起诉，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无法启动。在案件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相对方的当事人也随之参与到诉讼中来。各方当事人司法参与权的具体内容就此次第展开。当事人的司法参与权以诉权为基础，在诉讼过程中表现为各方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诉讼义务。当事人的司法参与权受到诉讼阶段的制约且因当事人地位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2.诉讼代理人

辩护人的司法参与权

诉讼代理人及辩护人是经权利主体的委托或依法律的规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而参加到诉讼中来的。他们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与当事人会见、通信，调查取证，参加庭审，依被代理人的授权而为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反驳和答辩，进行举证、质证，展开法庭辩论等等。在诉讼过程中，“法官的目标首先是找出真实情况，然后再根据法律进行公正审判。而在追求这个目标的日常工作中，律师发挥着可敬和必要的作用。”[6]作为拥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诉讼参与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对司法活动的参与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3.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司法参与权

诉讼中除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以外，为了处理和解决各类争议，还需要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与。其他诉讼参与人包括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其他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证人的参与在司法活动中不可或缺。时间的不可逆性使得争议的案件事实一去不复返。案件事实又不同于自然科学规律的发现，人们无法经由重复的科学实验再现历史，只能依靠有限的证据去回溯、复原已往的事件，以此来了解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其法律意义何在。无论何种类型的诉讼活动，对于争议的最终解决而言，证据都必不可少。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民事诉讼法》第70条亦强调：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据此，出庭作证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公民的一项义务。所以，以证人的身份参与司法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公民参与方式。鉴定人、翻译人员在相应的诉讼中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即司法参与权亦应得到必要的保障。

（二）纠纷解决者的司法参与权

1.人民陪审员的司法参与权

人民陪审员不同于职业法官，他是公民参与纠纷解决的重要角色。陪审制度的设置符合人民主权及司法民主的理念。它“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应当把它看成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当人民的主权被推翻时，就要把陪审制度丢到九霄云外；而当人民主权存在时，就使得陪审制度与建立这个主权的各项法律协调一致。”[7]陪审制度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的阐发，对于社会公众了解和认识司法精神，树立民众对司法的信心以及完善司法制度皆具有重要作用[8].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条、《民事诉讼法》第40条均对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陪审制给予了规定。人民陪审员由此也成为司法参与权的享有者。

2.协助调解者的司法参与权
我国立法针对民事案件的特点确立了法院调解原则，《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进一步指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尽管立法强调协助调解是一种义务，但是公民一旦参加到法院的调解工作中，也就成为了司法活动的参与者，故而享有司法参与权。

（三）司法监督者的司法参与权
1.人民监督员的司法参与权
人民监督员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民主推荐，在征得本人同意并经考察后确认，其主要职责在于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拟撤销案件的或拟不起诉的案件实施监督。除此之外，人民监督员发现人民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超期羁押的；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的皆可以提出监督意见。人民监督员还可以应邀参加人民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其他执法检查活动，并对于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可以提出处理建议和意见。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司法改革过程中加强对人民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的外部监督的重要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权继续由检察机关行使的前提和背景下，通过拓展外部监督来解决监督者也要接受监督的问题
2.庭审旁听者的司法参与权
诉讼法所确立的公开审判制度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外，一律公开进行。公开审判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对群众公开和对社会公开。前者要求公开审判的案件允许群众对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和判决的宣告进行旁听；后者要求公开审判的案件允许新闻媒介采访报道，将案情公诸于众。普通公民旁听庭审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不得扰乱法庭秩序。在庭审的当下，庭审旁听者司法参与权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听审监督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增强司法的透明度，并减少司法专断的可能性。
（四）其他参与协助司法活动者的司法参与权
在司法活动的各个阶段，除了上述主体之外，还有不少其他辅助司法机关实施司法行为的协助者，他们同样是享有司法参与权的主体。如，刑事案件的控告人、检举人、侦查活动的见证人、协助和见证人民法院进行现场勘验的人、协助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及先予执行措施的人等等。这些主体参与司法活动的时间和阶段相对于前述各类主体而言，或许较为短暂、单一，却并非可以忽略不计。既然协助者出现在司法过程中，其理当享有司法参与权。我们不能只注意其协助司法行为的义务而忽视其权利。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陪审制是司法参与的一种方式。

㈦ 美国的陪审团司法制度

美国的陪审团是在公民里随即抽选12位公民组成的，权力相当于我们这里的法官。在英美法系的审判程序里，法官的权力没有大陆法系大，最终裁决结果要靠陪审团内部投票决定。

以上是我的理解和简单的陈述，下面是载自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卫平老师的详细解析：

在美国，刑事案件的审理和部分民事案件（主要是民事侵权案件）都有可能使用陪审团。而在英国及英联邦国家，民事案件基本不再使用陪审团。众所周知，陪审团的基本作用是认定案件事实。在有陪审团的诉讼中，法官不认定事实，法官的基本作用是控制诉讼程序，根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

对于需要陪审团审理的案件，第一步就是挑选陪审员，组成陪审团。陪审员的产生往往十分复杂，陪审员的挑选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陪审员的挑选是在审理法官的主持下进行的。法官的助手从当地的选民登记手册中随机抽出候选人名单。法官根据案件的情况确定最初陪审员候选人数，有时候选人数可多达二三百人。

陪审员的挑选是公开进行的。挑选时，法官和双方的律师都应在法庭现场。法官在开始筛选候选人时，要向候选人简单介绍案情。经法官同意，其他人可以在法庭内旁听。陪审的候选人通过抽签确定在法庭中的座位编号。陪审的候选人的编号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挑选陪审员时是按照编号顺序进行的。确定编号，候选人按照编号坐定后，就要按照法官助手的指示，在法官助手的帮助下填写调查表。具体案件不同，调查表所要调查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在关于环境诉讼的案件中，调查表上就可能有“你对环境保护与工业发展如何看”、“你是否受到环境污染的侵害”等；在关于烟草诉讼的案件中，调查表上也许会有“你吸烟吗”、“你的好友中有无患与吸烟有关的疾病”等；在有关艾滋病的诉讼中，调查表上可能就有“你对同性恋如何看”这样的问题。调查表还会涉及候选人与本案律师的关系问题，例如是否认识其中哪位律师，是否委托其中哪位律师等等。候选人与证人的关系也是所要调查的重要问题。调查表将列出以后诉讼中将出庭的证人名单。法官和双方律师将根据这些调查内容对候选人进行筛选。法官也可以直接询问候选人，例如询问候选人是否有什么因素会影响他（她）作出公正的裁决等等。

法官会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人从陪审员候选人中剔除。例如：非美国公民、有犯罪前科、没有选举权等等。列入候选的人也可向法官提出不适合担任本案陪审员的理由，请求不担任陪审员，例如身患疾病等等。对这些理由都要求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经法官同意可以退出。由于担任陪审员是公民一项应尽的义务，所以法官不同意时，候选人不得擅自退出。根据调查，多数美国人是不愿意担任陪审员的，耽误时间、影响工作、生活是主要原因。尽管作为陪审员也有补贴，但数额很少，一般在8至15美元左右。

法官将不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剔除后，接下来的程序就是由双方的律师对候选人进行筛选。一方律师可以对按编号提出的候选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否决或保留。一般的案件，一方律师行使否决权的次数不能超过四五次，但对于特殊的案件，也可能6次、7次，多的可达10次，否决权行使的多少由法官决定。陪审团的组成往往就决定了案件的胜败。在著名的罗德尼金诉洛杉矶警察一案中，初审时就由于组成了有利于被告的陪审团，而导致控诉方败诉。但筛选的原则很简单，即将不利于自己当事人一方的候选人剔除。对提出来的候选人，双方律师都要对该候选人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双方律师可以对候选人提出问题，根据候选人回答的内容来判断是否行使否决权。律师设计什么样的问题，是一门技术性相当强的学问。但律师不得直接提出“候选人如何看待本案”这样的问题。法官对律师提出的问题要把关，问题不妥时，可以加以否决。如果双方的否决权都使用完，仍没有达到陪审团的数量要求——12名陪审员时，就只能按编号由法官确定。陪审团确定之后，为了防止意外，还需要有几名候补的陪审员。一旦陪审员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行使陪审权时，就可以由候补陪审员代替。陪审员将佩戴特制的陪审员徽章。各州的陪审员徽章各有不同，大多是圆形的，只是颜色有差异，有的州是黄色的，有的州是红白二色的。

在正式开庭审理之前，法官将注意事项详细地以书面形式告知陪审员。告知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例如：不得与任何人讨论参加陪审的案件（包括其他陪审员）、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法庭、未经同意不得使用电话、其他人与陪审员非法接触的要及时报告法官、不能阅读关于本案的报纸等等。一般情况下，陪审员也不能单独与法官会面交谈。如果要与法官会谈，也必须有双方当事人的律师在场。法官要求陪审员注意的事项有时多达几十项。每个陪审员在阅读完这些文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这些注意事项。陪审团有一个协调和组织者，此人也可称为陪审团的“团长”。陪审团的团长由全体陪审员选举产生。

在某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法官可以根据情况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离开来，以避免陪审员受到外界的干扰。将陪审团隔离的情形是很少发生的。被隔离的陪审员通常住在指定的酒店，有警卫看守，未经法官许可，陪审员不得擅自离开住处。在隔离期间，陪审员不能看报、看电视等，以防受外界影响。著名的辛普森案件的审理，其陪审团就是与外界隔离的。国外开庭审理案件一般都是连续审判，从开庭起一直到作出裁决，除法定休息以外，不得中断。

在开庭审理中，法官会不断地给陪审团发出各种指示。例如：指出哪些证据属于违法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指示陪审团在认定事实不能采用该证据，如果陪审团采纳了该证据，则该陪审团作出的裁决就是无效的。

为了使陪审团能公正地作出裁决，任何贿赂陪审员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陪审员也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规定，严重者将受到刑事制裁。

美国的法庭审理实行交叉询问制，即法官和陪审团都不能直接询问案件的证人，只能由双方当事人的律师询问。律师对自己一方提出的证人的询问叫做主询问，对对方的证人的询问称之为反询问。陪审团是通过双方律师对证人的询问来了解案件事实的，法官则控制着双方律师的交叉询问。法官与律师讨论案件中的程序事项时，陪审员也不能参与，因为陪审团不能裁决程序事项。

当双方的证人都出庭作证后，法官就可以要求陪审团对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裁决。陪审员根据原告的请求初步形成一项裁决意见，然后交陪审员们投票表决。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要求裁决的投票结果达到9票以上。指控谋杀成立的案件则要求一致通过，全票同意。投票时，要求12名陪审员都要投票。当然历史上也曾有过诉讼中1名陪审员缺席，11名陪审员投票仍然有效的情形。一般的案件如果不能就原告的请求是否成立达到9票以上时，就需要陪审团重新审议，直至形成多数裁决意见。陪审团是如何认定事实以及如何形成裁决的过程都是绝对保密的，即使在案件判决生效后，陪审员将案件的讨论过程透露出去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民事赔偿案件的审理中，陪审团同样只能在原告所要求的数额范围内作出裁决，不能超出原告请求的数额。这一点与大陆法系中的辩论原则的精神相同。在开庭前，法官将告知当事人及双方律师和陪审团将在下次开庭时宣布裁决结果。开庭时，法官将询问陪审团团长是否形成裁决意见。如果形成裁决意见，团长将宣布裁决及投票结果。在陪审团团长宣读裁决结果后，法官还将一一询问各位陪审员的意见，是同意，还是反对。如果这时有陪审员反对，使反对票超过4票时，裁决就将无效，陪审团就要重新审议。
陪审制度是美国法治和美国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反映了美国诉讼制度的特性。陪审制度的国民参与性是美国诉讼制度最具诱惑之处，充分体现了美国法治的民主化。陪审制的存在也就成了其他具有美国特色的制度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如交叉询问制度、律师制度，甚至影响了美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和方法。陪审制的魅力倾倒了许多大陆法国家，加之美国文化的强势，使一些大陆法国家试图移植引进，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在我国，同样有不少人钟情陪审制度，为它的绚丽光彩所折腰。但我们应当注意到，陪审制度是美国特殊历史的产物，有着特殊的一般社会文化和法文化的背景，尤其是陪审制度是一种成本很高的制度。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很难享受的，仅挑选陪审员就要耗去几天的时间。在独特的法意识的背景之下，陪审团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就是上帝，绝不能够质疑陪审团对事实认定的公正性，陪审团的裁决是不容置疑的。基于我国的法意识背景，在这一点上恐怕是很难为社会所接受的。实际上，因陪审员的知识背景、生活背景、认识方法、种族意识等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陪审团就会产生不同的裁决结果。陪审制度更体现了一种规则的游戏性。陪审制的存废改的问题也一直是美国人所议论的问题。我们切不可为陪审制羞花之貌而障眼。正如美国人所言，至少陪审制的问题与它的好处一样多。尽管俄罗斯新宪法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实行陪审制，并将于2003年在俄联邦范围内实施，但在试行中已经面临着诸多问题。况且，俄罗斯引进陪审制也有其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

㈧ 何为陪审制

陪审制，简言概之，就是从公民中挑选符合条件的人选担任陪审员来参与法院对案件的审判。同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陪审制从它诞生伊始就毁誉参半。到了晚近之中国，由于它属“舶来品”，更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持废除意见者有之，持保存意见者亦有之，折衷论者更是有之。笔者认为，作为司法权在现实操作中一种具体形式，它与司法权所追求的理想价值有相当的差距。当然，这只是窃一管之见。
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制度并非什么固有的家传宝刀，它乃法律移植之产物，名称上与英美法系相同，实质内容却为大陆法系尤其是原苏联司法制度的翻版。我国传统人文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一体化，从官方到民间的主流文化一一由殷商至满清到近现代，始终试图追求一种“天人合一”大一统的状态，即在君权庇佑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法者，治之端也；君者，法之原也”。中国人的传统理想人格是“君子”、“子民意识”、“厌讼”心理“清官”崇拜和义务本位屡见不鲜，对公权力和专制充满着无比敬畏与信赖。长期以来，此等市民意识的薄弱就严重影响到了同政治国家权力相抗衡的力量。而西方国家与此却大相径庭，自由和私权至上一直是他们孜孜以求奋斗终身的目标与国家立足之本，“我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宁而受奴役”(卢棱)。任何一种法制的变迁与创新都是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像中华民族这般具有浓重历史与文化底蕴的伟大民族，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就根本不可能无视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完全脱离固有的康庄大道来对自己的法律文化伤筋动骨的改造。陪审制这种司法制度或许是一个研究法律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它最爱被别国采纳，但迄今为止，其移植成功的范例恐怕也仅限于以英语为母语或主流官方语言的国家。我们近邻日本，“大化改新”开始就大量吸取国外先进立法经验，连日本学者自己都不无骄傲的宣称，“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法律全面移植的成功例子”，但即使在这样一个西化较为彻底的国家，《陪审法》也只实施了13年，施行的案件寥寥无几。再退一步说，即使是陪审制的发祥地英国现在也出现衰退废除之势。既然连老主顾都打算抛弃它了，我们又何必死抱不放呢?
我们知道，评价一种法律制度运行是否合理，可以从法律制度运行的效果是否接近于理想模式和是否促进社会文明进化入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抑或1996年修订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中，人民陪审制都早已不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规定。从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47条中可以看出，对人民陪审制适用的用语乃是“或者”，而非“一定”或“必须”。这些模糊的法律文本话语显然就注定了人民陪审制的草根命运。当然绝对精确的语言表述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况且，任何一项程序规定都不须有一整套完善的辅助制度相配合方可得以正常实施。与陪审制相关的不间断原则，庭审集中主义，证据排除规则等等，我们都未具备或真正具备过。故而具体司法事务的处理，还是掌握在那些极少数并非陪审员的社会精英手中。
我国另有学者将现行陪审制的弊端归纳为“陪审的任意性，具体案件的陪审决定权在法院，陪审员的选任比较混乱和陪审范围过于广泛”。笔者认为，这些都应是人民陪审制在法律操作上空洞性的主要表现，它们所反映的本质就是人民陪审制的空泛化。打个不甚贴切的比方，就像《林海雪源》中的杨子荣假扮胡彪骗取座山雕信任并不是靠在脸上贴两撇小胡子就水到渠成一样，他还需要对群匪心理恰到好处的揣摩和过人的胆识。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中国现行一种司法制度，就不具备这种“心理揣摩”和过人的“胆识”———即一种具体实在的法律制度的铺设配套措施和先天性禀赋。
二
实行人民陪审制这种司法制度，带来一系列繁文缛节，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必将导致诉讼成本剧增。诉讼成本增加，同时又引发了司法经济效益极度低下，“高投入低产出”。法学家朱苏力先生告诫我们应遵循效用最大化的标准，需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古人说，“法逾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法网恢恢，讼累不堪，我们总不能把一切事务都赶到法院去解决吧，这样，人民陪审制度首先便失去了司法经济效益。
现在有些学者认为，陪审制度增加了一定开支，但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审判的意识，加快了司法民主化进程，其成本支出同所实现的价值相比是值得的。不错，若真能激发什么群众参与审判意识获得良好司法社会效益倒也确实值得政府不惮繁琐大掏腰包。可多年的事实并非如此，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不止一次革命，但是，只凭空谈而没有实质推进并不足以改造整个社会。“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我国陪审制也推进了几十年，可真正知道中国有陪审制的老百姓恐怕还是凤毛麟角，更别谈推行陪审制激发人民大众的法制意识加快司法民主化进程了，例如，只有在审判技术案件或少年案件时，才会邀请妇联、共青团、工会干部或政务工作担任人民陪审员”(法学家梁志平语)。要推进司法民主进程完善司法制度，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完全没有必要舍本逐末，从而造成实施上的极度无效益。
四
德国思想家加达默尔认为“前见”乃一种偏见，但没有“偏见”又不能获知客观世界，诚可谓盛哉斯言，人始终没法摆脱前见性影响，它们总是在制约着我们，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偏见”，我们为了克服审判者自身偏见，去到处寻找所谓“同类人”，“一日一文，千日千文”的主观断案窠臼可能避开了，但殊不知这样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偏见”中。而且，在这些人心底，会不会产生“幸运者看待不走运者”的一种近乎怜悯和幸灾乐祸的心情呢？在所有已发生过的陪审案件中，都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大量主观因素。究竟该如何选择法律事实，赋予所选择的案件事实以何种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陪审员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他们的前提假设究竟是什么?而这一切又都是依附于他们所关心的事物展开的。故而带有某种价值倾向的陪审员同样只会去寻找符合其想象的事实，从而将被清洗过滤的场面当着真实情况本身。况且，什么才算是“同类人”，同年龄、同血统、同性别、同民族、同行业、还是别的什么?具体怎么操作绝对化的“同”被告相似之人该去何处寻找?所以司法活动只是一种职业技术判断，它并非哈尔马斯的什么理性对话空间，“由普通人直接来执法或直接操作审判过程像由普通人直接行医或控制治疗过程，由普通人指挥军队，控制军事专门技术一样，都是不大可能的。
此外，现在有些地方还提倡一种“专家办案“。这些专家即所谓的法学者也可算作社会精英吧，他们未参加陪审还不又是一种精英话语?大众话语湮没精英话语固然不好可又有谁给予了专家用精英话语压制大众话语的权力?毕竟没有谁可以代他人作出价值判断。事实证明，白马非马终归过于荒谬，只有大众话语，精英话语和法言法语三足鼎立，这样做出的结论才能保证大多数的正确性。但很明显，决不是实行一个人民陪审制能够一蹴而就的。
五
我国有学者认为，人民陪审制度可以强化对法官的制约从而保证审判质量．那么实行人民陪审制度究竟可否实现对司法的有效监督呢?笔者认为，答案应当是否定的。
虽然学界对中国究竟有无市民社会尚有争议，但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轻私权的社会，具有浓厚传统的子民———臣民性政治文化意识“寸权尺柄，皆属管家”，普通大众对专制与公权力的盲从非一朝一夕即可更改。加之审判制度上中国属强调法官主导地位的职权主义类型，人民陪审员是以个人身份参加案件审理，不存在类似的美国统一陪审团，更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况且除公权力外，近年来随着“公共领域”悄然兴起，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无形权力越来越大，这也严重影响到陪审员自身的判断，向社会压力让步，有着妥协屈从的心态，也即“猫爪子下夜莺唱不出动人的歌”。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此等弱势群体众口一词做出的决定之正确性。
除此之外，由于在选择陪审员上存在着对“外行人”的刻意追求，这便决定了挑选出来的陪审员不大可能具备高超法律素养。而同司法制度相关的一整套知识体系是独立的，不但拥有自己特有法律理念和逻辑思维方式，还拥有其自身的语言结构与对话语境。具体法律又只有在程序、价值和逻辑思维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有意义。故在具体司法程序和法律事实认定上，一般人民陪审员就不可能同专业司法工作者同日而语。耶稣还没完全弄清犹大的真面目就稀里糊涂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这些不谙此道的凡夫俗子又能如何?或许我们可通过改革现行陪审员挑选方式并强化对他们的法律培训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势必又悖离了“外行人”参与审判案件的初衷，从而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怪圈。这样，既然人民陪审制度根本就没法起到监督司法的作用，那保留它也就毫无意义。
“法律是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点，就仿佛莲花，它的根牢牢地植入泥土，而花苞和花瓣向天空伸展。法律是一种把物质利益的摩擦转化为理想物之光的艺术”(吴经熊语）。“司法的真正危险在于对合理改革的胆怯抵制，对法律常规的顽固坚持(宠德语)”。须知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并非为束缚人的手脚，而是为了调动人民大众积极性，使其真正释放出个体的最大能量。由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人民陪审制同中国现代法治理念存在差距。情色泛滥，沉莺处处，腐败不绝都是现今中国社会转型期蜕变之点，司法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之手段在这方面竟显得如此疲软无力。就像法槌、法袍、法杖……不可能带来司法现代化一样，对于人民陪审制，它终归只是一种司法权外的形式和表意符号，绝不能夸大此等符号变化的意义。形变与神变的关系，乃中国司法改革、完善司法制度亟待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它要求我们有恒心有耐性花大力气做长期工作，很显然这不是照搬西方一套样板制度就能改得了的，所以，我们若想定位，建构和完善中国司法制度，现在真正可做的，乃是脚踏实地去追求现代司法的内在精髓与品质的妙谛。

㈨ 陪审制度的意义

梦见我老公死了,他想回来

㈩ 什么是人民陪审制

人民陪审来制是审判工作民源主化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吸引人民群众参加政权管理、监督司法工作的一种组织形式。早见于1925年省港罢工时的《会审处细则》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制定的政府纲领中也规定了人民陪审制。抗日战争时期，人民陪审制度有了更大发展，许多地区制定了陪审条例。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基本上沿用，并有若干补充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