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法通义

A. 宋英辉翻译的译.日本刑事诉讼法没有程序即无实体在哪一页

论刑事害诉讼权利配置保障 摘要:与告权利保护相比犯罪害权利却逐渐萎缩,诉讼受保护较少加强害权利保障,并害告权利加合理适平衡,各刑事诉讼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害进行界定并析其特征接着析外刑事害权利配置状况基础析我刑事害诉讼权利配置状况及存足结合存问题提进步完善措施希望能加强我刑事诉讼害保护 关键词： 刑事害 权利配置 问题 保障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the victims of the crime has the right to decline, in the proceral law on the protection les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victims and the rights of victims and the accused a proper balance to be reasonable, become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re. The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victims and to analyz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analyzes the allocation of the rights of foreign criminal status of victims, on this basis, analysis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ral rights of victims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lack of problems in the final combined proposed measures to further improve in order to want to strengthen our protection of victim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Keywords: Crime victims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configuration issues 引 言 由于制观念演进权思想发展,原刑事诉讼居于客体位告跃刑事司,告权利保护益完备,刑事诉讼科文明表现与相反,犯罪害权利却逐渐萎缩,诉讼受保护较少些候,害告诉位,甚至诉讼程序证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告及辩护质问,存使害再度受害能何保护害重视害权利问题,产重新探讨必要加强害权利保障,并害告权利加合理适平衡,各刑事诉讼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立规划目前我刑事诉讼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家重要基本律依治与构建谐社背景刑事诉讼再修改必须加强诉讼民主、强化权保障、促进社谐目标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关注则要秉持定问题意识坚持切实际发着重解决现行立司实践突存问题本文关刑事诉讼犯罪害诉讼权利配置保障作番探讨希望能加强我刑事诉讼害保护 、刑事害界定及其诉讼位 犯罪害犯罪直接侵害象历史曾经刑罚发起者实施者直至犯罪起诉者害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命运 ()刑事害界定 刑事害亦称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与加害相应称呼害概念同视角界同定义 我著名者康树华认害即指犯罪行使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相于犯罪言 者汤啸则认害指权益遭受犯罪侵害自、家 综所述害指合权益遭受犯罪行直接侵害确理解害概念内涵应三面着手：(一)必须合权益遭受侵害认定否刑事害应首先看其侵犯权益否合权益即其权利利益否受律保护;(二)必须直接遭受犯罪行侵害直接则受犯罪行间接侵害排除外害近亲属其犯罪行灵受创伤打击同能伴随着害医药费等物质损失真意义害;(三)必须受犯罪行侵害般民事侵权行、自灾害等造损失并刑事意义害 范围看刑事害仅包括自害包括受犯罪行侵害、其组织即单位害 (二)刑事害诉讼位 纵观世界各害保护思想制度发展史体三阶段即私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阶段 害刑事诉讼事位两种情况种自诉案件事另种公诉案件事首先家社利益与利益平衡角度讲公诉力或能害能按照自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愿望维护自合权益要求其程序义角度讲赋予害事诉讼位利于让害通亲眼目睹审判公缓解害激报复理消解犯罪矛盾源所带冲突主体间理抗及其制司程信任害实质权利保护角度讲刑事司目要尽能恢复害受损权益赋予害事位害才能透刑事程序运作维护自合权利效避免事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程再受伤害刑事害权利保护应意 一9漆9《刑事诉讼》害属于般诉讼参与律没赋予其事位一99陆修订《刑事诉讼》定程度加强害权利保护明确害界定事同赋予害项诉讼权利确立害刑事诉讼重要位我权保障刑事改革重进步刑事害拥事位具性害作刑事犯罪受害者犯罪所造损害深刻受解决其利益遭受侵害刑事犯罪冲突权益能受刑事裁判直接影响主体与案件处理结着直接利害关系仅具获经济赔偿或补偿欲望且更着使其实施侵害犯罪受律惩罚要求 二、外刑事害权利保障立状况 西流传着句谚：犯罪必害害必救济害权利保护救济并没应重视期刑事研究基本告角度着手少关注已经受伤害害害仅受犯罪行害诉讼程乃至能受二害或者更 随着刑事害研究深入及权保障发展刑事害权利逐渐受重视加强害保护各刑事诉讼立乃至际公约发展趋势家民主、制化进程表现保障权重要内容 世纪陆0代始西家关于保护犯罪害权利政策措施主要呈现三阶段发展:第阶段建立害金钱资助制度第二阶段加强犯罪害间接直接帮助具体表现非营利性组织英害支助、美害支援全组织等始向害提供间接直接援助第三阶段根据原则些家纷纷制定或改进律确立害权利目前随着际范围内害权利保护加强世界各刑事害权利保护问题已形诸共识 权利保护看害权利主要：(一)控诉权论陆系家英美系家害定条件通定途径启公诉程序(二)诉讼参加权使司程序满足害需要应让害涉及其利益适诉讼阶段庭陈述其观点关事项供考虑各立害诉讼参加权都同规定(三)知悉权世纪陆0代起,英美澳及欧洲各纷纷制定关保护害律规定害刑事司享知悉权(四)援助权联合《罪行与滥用权力行受害者取公理基本原则宣言》律援助间、途径、内容特殊害适照顾几面详细确立害律援助权英美系家传统害律援助权所忽视代害运影响些家纷纷改变做(5)隐私权刑事诉讼加强害隐私保护其旨意能效避免刑事诉讼第二害化各刑事诉讼立及关害保护特别立都体现保护害隐私权内容(陆)处选择权外害刑事自诉领域由于没家公诉机关干涉害享相完备实体处权利比与告达调解、解协议或放弃部权利(漆)赔偿家补偿权害给予同形式经济赔偿或补偿各已经形普遍立潮流 总体说外刑事害权利保护加强前刑事诉讼立重要趋势理论说刑事律关系应由家、犯罪、害三主体构三元结构模式非定位于犯罪与家间二元结构体系害刑事司应具真独立律位应强化害权利保护加强刑事律权保障实现刑事司全面义需要 三、我刑事害诉讼权利保护现状及其制约素 期维护刑事告权利直刑事司主要向告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家刑事司领域核 随着刑事害权利保护研究意义认识深入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害权利保护发展趋势我刑事立面做些努力取些 ()我刑事害诉讼权利配置现状 我《刑事诉讼》害权利作规定具体概括几种权利(一)报案、控告权害侵犯其身、财产权利犯罪事实权向公安机关、民检察院报案或者民院报案或者控告公安机关、民检察院或者民院应接受;公安机关、民检察院或者民院应保障控告安全报案、控告权及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负保护害安全责任规定利于保护害身、财产受侵犯利于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二)委托诉讼中国参加诉讼权利由于原刑事诉讼没规定害项权利实践否允许害委托中国做修改刑事诉讼第三二条、第四0条规定公诉案件害及其定中国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起权委托诉讼中国委托中国律师、害监护、亲友及民团体或者害所单位推荐刑事诉讼明确规定害委托中国维护自合权益提供律依据(三)申请避权害审判员、检察员、审查员及书记员、翻译员鉴定认具符合定避理由权申请其避诉讼权利害位立承认增加诉讼权利案件公处理重要意义(四)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利害由于告犯罪行遭受物质损失刑事诉讼程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5)参加庭审理权害权庭审理起诉书指控犯罪进行陈述;向关证、鉴定发问;庭示物证、未庭证证言笔录、鉴定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其作证据文书发表意见;申请通新证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勘验;证据案件情况发表意见;权与告互相辩论(陆)异议或申诉权害及其定中国服各级民院审判决权请求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害及其定中国于已经发律效力判决、裁定权向院提申诉 外根据刑事诉讼高民院司解释涉及隐私案件公审理;强奸案害选择否庭;害报案愿意公自姓名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应其保守秘密 (二)我刑事害诉讼权利配置存问题 通观我立关于害诉讼权利规定看我诉讼领域害权利保护范围相广泛其些措施力度否认现行刑事诉讼害权利保护存明显足体现几面：(一)现行刑事诉讼公诉案件害概念范围没予界定现行刑事诉讼赋予害事位由于害位获确立害概念范围显尤重要(二)害诉权限制太保障足我刑事诉讼公诉权制约私诉权给予高度重视私诉权制约公诉权重视够(三)没建立家补偿制度目前我尚关害进行家补偿立司实务犯罪行遭受损失赔偿造极困难害由政府给予适补偿由害单位给予救济由某种援助团体予资助(四)害赔偿范围窄我刑事诉讼害赔偿仅仅种填平式赔偿 加害言没惩罚性赔偿受害言没抚慰性赔偿外未赋予精神损害赔偿权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规定》明确害由于告犯罪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害刑事案件审结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民院予受理(5)害律援助于空泛律援助具体规定要求没害何进行律援助内容至于讲刑事诉讼律援助知道告律援助(陆)民事赔偿权利效保障根据我现行《刑事诉讼》及相关规定害民事赔偿诉讼能刑事诉讼启才能并审判能提前进行防止刑事审判迟延才刑事案件审判由同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陆)家补偿缺位目前我犯罪害补偿制度说片空白尽管各都害实施家补偿做由于律没关于何害进行家补偿明确规定没害纳入社保障体系导致实践各做标准混乱 四、完善诉讼权利配置强化我刑事害权保障策 害及诉讼参与享诉讼权利广泛程度衡量家刑事司文明程度重要标志经发展外立实践积累许熟经验做我建立刑事害权利保护制度提供丰富参考 结合我刑事立现状加强刑事害权利保护保障刑事害诉讼权利完整性实现司公针刑事诉讼害权利保护面存缺陷必要重新构建并完善害权利保护框架主要包括几面： ()加强害援助 许害由于其特殊诉讼位或者某些特殊原能效行使诉讼权利甚至能刑事诉讼处于利位强化我害律援助主要：(一)律援助权予明确规定宪高度害律援助权给予明确同刑事诉讼立规定害享告相应律援助权比经济困难或者其原没委托诉讼中国自参与诉讼能力较差害及其近亲属盲聋、哑或者未没委托诉讼中国院应指定承担律援助义务律师其提供诉讼中国;符合定条件害应缓、减、免诉讼费、鉴定费等(二)司实践要细化援助规定司实践应害律援助纳入律援助制度总体框架考虑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律师应害参与刑事程序提供相应物质便利律帮助提供免费律咨询、设立害误工补偿制度、害身保护制度、害庭期间休假制度、庭害提供与隔离休息室或者设立专门害室等(三)建立害社救济制度主要建立害服务机构建立经济援助体系充尊重害格所我必要设立害权问题研究机构害保护机构些家例美等家早已立家犯罪受害者调查机构若要财力够强我普遍建立种机构许困难我害权却中国需加强保护我能再等待家各级司机关、立机关及监察机关设置信访机构增设窗口承担害免费律咨询援助 (二)确立害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 赋予害独立提起民事诉讼权利十必要毕竟附带民事诉讼种特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同源同质其保护害民事权益面先足民事侵权诉尚且存精神损害赔偿何较社危害性严重许刑事案件强奸、猥亵、侮辱等行害能直接物质损失获赔偿制度显合理确立害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则解决问题 (三)赋予害提起家补偿权利 所谓家补偿指害受犯罪行侵害能告处获实际赔偿家定情形加补偿制度社角度讲犯罪害进行赔偿由家害进行适补偿利于维护社公平避免害激行发维护社稳定际看新西兰、英、德、、美、本等家相继建立家补偿制度确保害经济利益受损害值借鉴二0世纪陆0代始家制定犯罪害保护建立害家补偿制度保障害权重要内容我没制定害家补偿制度鉴于具体情规定：犯罪或其源获物质保障、故意犯罪受重伤害及故意犯罪死亡害遗属权利获家补偿我社主义家政府根本职能民服务责任义务保护公民合权益实现家应尽力量实现犯罪刑事损害赔偿犯罪本没任何赔偿能力家应尽能使赔偿能力与犯罪某种关系合理承担部或者全部赔偿于具前述两类赔偿能力犯罪所造损害家应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费用取自家司机关犯罪判处罚金变卖罚没物品所钱款亦按定比例提取自海关、行政机关、工商管理机关收取罚款、没收非钱款变卖没收非物品所钱款随着我市场经济逐步发展治建设断推进我建立刑事害家补偿制度机已基本熟 (四)完善害赔偿制度 刑事诉讼解决害赔偿问题效使害害获恢复平复害理消除缓解害告间冲突提高害及其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积极性增强公民律意识进于实现诉讼目维护社安全 借鉴外立与司经验完善害赔偿制度主要：(一)犯罪赔偿损失轻处罚作项基本规定考虑赔偿与刑事责任关系要考虑赔偿损失数额且要考虑犯罪赔偿损失态度所做努力(二)赔偿损失与缓刑、减刑假释结合起(三)进步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某些没收犯罪工具用优先赔偿害损失仅仅拘泥于犯罪没收财产限度保证犯罪经济赔偿能力(四)加犯罪逃避赔偿责任惩罚力度 (5)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定赔偿范围 (五)尊重害格避免其再度受害 加强害权保障利于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利于保证刑诉公能切实保障害合权益要求促进刑事诉讼立趋完善害作犯罪行受害者由于受犯罪行侵害其财产已经蒙受损失身已遭受巨痛苦尊重害格避免害身格造进步损害仅保证刑事司顺利进行确处理案件前提缓解害痛苦防止其产社敌理必要条件害部尤其容易诉讼程序本身再受伤害比性犯罪性害、未害等本二000《刑事诉讼》修改规定：证(包括)害能看显著安或紧张允许陪同陪伴作证;证与告间设置屏风等物使相互看;让证待庭外其房间通连接设置该房间庭录像装置进行作证我刑事司要面给予改进律层面赋予刑事害足够尊重尊严比受害者应抱轻蔑指责态度涉及害隐私案情应避免传播、限制公报道;性犯罪害侦查、调查应由经专门训练员进行询问询问应进行适安抚并其隐私进行保密另外我借鉴本规定审判程序加强易受伤害害保护防止其再度受伤害促进害格尊严恢复使其重归社 结 语 改革放我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害权利保护发展趋势我刑事立面做些努力尤其一99陆刑诉明确害诉讼主体位并害诉讼权利作规定现行刑事诉讼害权利保护存着些明显足加强害权利保护势必行 何待害反映社文明程度重要标志建立并完善刑事害权利保护制度社发展必要求与进步标志笔者相信随着刑事立司断完善经济发展刑事害权利保护各项制度必趋完善 参考文献 [一]许永强著：《刑事治视野害》检察版社二00三版 [二]华民共高民检察院外事局编：《与欧盟刑事司制度比较研究》检察版社二005版 [三]徐静村主持：《刑事诉讼(第二修案)者拟制稿及立理由》律版社二005版 [5]宋英辉、孙永、刘新魁等著：《外刑事诉讼》律版社二00陆版 [陆]陈光主编：《华民共刑事诉讼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制版社二00陆版 [漆]肖建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内冲突与协调》载《研究》二00一第陆期 [吧]王文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立缺陷与完善》载《河北》二00四第5一期 [9]蔡芹:《论犯罪害家补偿制度构建》载《江西社科》二00二第5期 [一0]周建华:《论我犯罪害家补偿制度构建》载《华东政员报》二00四第四期 [一一]刘振:《论我刑事害权利缺失救济》载《山东审判》二005第三期 [一二]孙春、陈淑智:《犯罪害家补偿制度性与合性》载《福建行政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院报》二00陆第一

B. 日本刑法中的贿赂罪

（一）单纯受贿罪
所谓单纯受贿罪，包含受贿罪和受托受贿罪，为日本刑法197条1项所规定，即“公务员或仲裁人就其职务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处5年以下惩役。其中，接受请托的，处7年以下惩役。”犯罪主体是公务员或仲裁人。公务员包括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职员以及依照法令从事公务的议员、委员和其他职员。所称职员，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的事务管理人员，不包括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仲裁员是指依法行使仲裁职权的人，不包括其他在仲裁进行前后起斡旋作用的人。所谓收受，是指愿意接受并取得贿赂。贿赂为财物时，表现为对财物的占有；贿赂为利益时，表现为实际上已能享受这一利益。收受时间在行使职务以前还是以后，不影响受贿的性质。所谓要求，只要一方提出即可，提出要求的时间为既遂成立之时，即使没有答应要求，本罪亦成立。所谓约定，是指双方就收受贿赂的意思已达成一致。约定一经达成，即使后来一方提出解除约定的意思表示，亦不影响本罪成立。由于本罪是故意犯，主观上的贿赂性认识是必要条件，因而如果确信是“正当的要求而非贿赂”而加以收受，本罪不能成立。但是，如依普通人的理解肯定存在贿赂性认识的，则成立本罪。
还有必要讨论的问题是当公务员利用职务，通过恐吓、欺诈手段取得财物和贿赂之时，该如何定罪？因日本刑法中关于恐吓罪和欺诈罪的规定，易与本条混淆。从判例和一些著述来看，对于取得贿赂一方的定罪和对于提供贿赂一方的处理各有两种见解。首先，对于通过恐吓、欺诈方式取得财物的公务员，曾有判例认为这种情况下的恐吓、欺诈是违背对方意愿的行为，应当以恐吓罪或欺诈罪论处，但理论界有不同看法，多认为这是受贿罪与恐吓罪或欺诈罪观念上的竞合，也就是我国许多学者所理解的异种罪的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对于提供“贿赂”的一方，大冢仁等学者认为，由于恐吓欺诈与强盗（抢劫）罪不同，交出财物等利益的一方仍是基于本人意愿交出财物，仍可构成行贿。但多数认为恐吓的“被害者”不具有作为行贿罪处罚的必要性。
197条后段是受托受贿罪的规定，即在接受请托实施单纯受贿罪的场合，加重其刑。所谓请托，是指提出就其职务实施一定行为的请求，这里的“实施一定行为”，可以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即使是关于实施正当职务的请求，本罪亦成立。请托并不要求必须在接受贿赂之前明示，在接受贿赂行为中能明确领会所请求事项的也是请托。所谓接受请先，是对请求的事项作出承诺。
（二）事前受贿罪
事前受贿罪是日本刑法中很有特色的一个罪名。刑法197条II项的规定：“将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就其应担任的职务接受清托，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而后又担任了公务员或仲裁人的，处5年以下惩役。”根据本规定，只有在行为人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情况下才能处罚。这是日本刑法犯（或者称行政犯）中，处罚条件与犯罪构成条件不一致的一个典型。1993年，日本也曾有过议员候选人受贿，担任议员后被判处刑罚的案例。
对行为人判处刑罚的条件，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主张犯罪构成符合性、可罚的刑事违法性、责任等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处以刑罚。涉及事前受贿罪其违法性和责任问题在学理上有以下认识：学理解释认为，是否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不是行为人直接左右得了的事，因而该事实与行为人的违法性评价无关，但是，行为后的外部情况的变化必将导致法益侵害性和危险性程度的变化，行为人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场合，其行为妨碍公众对公共职务信赖这一危害程度加重，使行为具备了可罚的违法性。同样道理，与事前受贿罪相对应的行贿罪，也是以受贿一方就任公务员或仲裁人为必要条件。因为如果受贿者没有就任为公务员或仲裁人，行贿行为同样没达到妨碍国民对公正性信赖的危害程度，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关于责任问题，日本的通说认为，预见可能性是构成责任的前提，因此，如果行为人对于他以后将成为公务员或仲裁员，因而其行为将妨碍公众对公共职务信赖的可能性不能预见，则责任不能成立，不能以本罪定罪处刑。
（三）第三者供贿罪
第三者供贿罪为刑法197条之2所规定，即“公务员或仲裁人就其职务接受请托，让人将贿赂交付第三者，或者要求或约定如此交付的，处5年以下惩役。”本罪的主体依然是公务员或仲裁人，但他们不是自己获取贿赂，而是让第三者收受贿赂，为了防止这种行为逃避制裁，1947年修改刑法时特作此规定。这里的“接受请托”，意指本罪须以就其职务对某种请求给予承诺为必要要件。让人交付第三者的利益，必须存在与公务员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性。所谓第三者，是指该公务员或仲裁人以外的人，也包括本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
关于本罪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一是第三者是否认识贿赂性质的问题，这里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如果第三者对该利益的贿赂的性质没有认识，本罪照样成立，但第三者不构成贿赂罪。第二种情况是指，如果第三者对该利益属于贿赂的性质明知，则可能构成本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以共同犯罪论处。二是关于本罪的实行行为，多数学者理解它应该是让人交付或要求、约定交付的行为。
（四）枉法受贿罪
枉法受贿罪被规定在刑法197条之3之1项规定之中，即“公务员或仲裁人犯前2条之罪，因而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的，处 1年以上有期徒刑。” Ⅱ项规定：“公务员或仲裁人就其所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或者要求或约定交付贿赂于第三者，与前项同。”本罪亦称加重受贿罪。I项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犯单纯受贿罪、受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及第三者供贿罪，且以作为的形式实施不正行为，或以不作为形式不履行当为义务，构成枉法状态，故处以比单纯受贿罪更重的刑罚。Ⅱ项的职务履行状态同样枉法，故处罚同前项。枉法受贿罪（加重受贿罪）的主体也包括事前受贿罪中“将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其实施违背职务行为的时点，以正式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时候开始。
关于本罪的作为与不作为两种行为形式，在日本已有不少判例。“为不正行为”的有：1914年，大理院确认主持投标的公务员向特定投标人透露其他投标人的投标价格的行为构成本罪；1959年，东京高等法院判定，税务署一办事员指使纳税人提出减额不当的所得税申报表，并予以受理后呈报上级，构成本罪。“不为当为行为”的有：1954年，最高法院判定，一警察署长不将有犯罪嫌疑的案件向检察厅移送，构成本罪；一巡警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要求不履行扣押物证的义务，亦构成本罪。日本立法上并未赋予判例以法律上的效力，但判例对下级法院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并对后来判决具有深远影响。这些判例说明了日本司法界的相关观点。
（五）事后受贿罪
事后受贿罪是日本刑法为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的一个重要体现。这在197条之3之Ⅲ项中有规定，即“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就其任职时接受请托所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而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的，处5年以下惩役。”本条是对凭借任职时的违背职务行为而在退职后受贿的情况所作的规定。
这里需研究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本罪的主体是否包括改任职务、但未失去公务员或仲裁人身份的人？二是就贿赂所作的要求、约定是否可在原担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时候进行？对于第一问题，刑法学家大冢仁持肯定态度，认为改任以后即不是原来的公务员和仲裁人，尽管仍有抽象的职务权限，但职务的具体内容已经变更，与条文含义相符，即成立事后受贿罪；但前田雅英等人认为在主体仍担任公务员或仲裁人，只是更改了具体职务的场合，只能构成单纯受贿罪。笔者接受后一种意见，因为既称“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就意味着公务员和仲裁人的职务已成过去，现在的时点必须不再担任公务员或仲裁人，方构成本罪，许多判例也是这么解释的，而改任职务并未失去公务员或仲裁人身份的不符合事后受贿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第二问题，多数意见作否定的回答。因为担任公务员或仲裁人期间要求、约定，并在离任后取得贿赂的行为，在其作出要求、约定行为时，即已构成单纯受贿罪，其后取得贿赂的行为，应为构成单纯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行为所吸收，而不属于事后受贿罪。
（六）斡旋受贿罪
这是1958年在刑法197条之4中新设的规定，即“公务员接受请托，斡旋或已经促成别的公务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作为报酬的，处5年以下惩役。”由于公务员除了利用自己职务收受贿赂之外，还将出现利用其地位对别的公务员施加影响的行为，这种行为同样损害公众对公务活动公正性的信赖，故增设此条。但本罪的构成要件是相当严格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必须是公务员接受请托。理论上认为，如果从可罚性的角度考察，斡旋受贿的主体即使不是公务员，有些人也能凭借其事实上的影响力促使他人的职权行使陷于枉法状态，但立法上仅将本罪主体限于公务员，且不包括仲裁人，可见，本罪在公众对公务活动公正性的信赖之外，还将公务员的廉洁性作为保护法益。另有学说主张，实施斡旋行为的时候，利用公务员的地位是本罪的必要条件，但是，尽管公务员以私人身份进行斡旋的不构成本罪，但并不要求必须积极利用公务员的地位进行斡旋，才能构成本罪。
第二，必须是斡旋或已经促成别的公务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但是，上级官员在本职范围内，指挥有服从义务的下级官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则不属本罪。斡旋行为的违法性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还须具备收受、要求、约定贿赂的行为。作为行为对象的贿赂，不是职务的对价，而是斡旋行为的对价，它包括就将来的斡旋行为而约定、要求、收受的贿赂。
（七）行贿罪
刑法198条规定了行贿罪，即“交付、要求接受或约定197条至197条之4所规定的贿赂的，处3年以下惩役或25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这是对单纯受贿罪、受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第三者供贿罪、枉法受贿罪、事后受贿罪、斡旋受贿罪的另一方行为的处罚规定。它与受贿罪不同的是，受贿罪的主体是纯正身份犯，而本罪的主体不受任何限制，不是身份犯。行贿的方式各种各样，但交付、要求接受或约定的行为必须针对公务员、仲裁人的职务进行。事前受贿、第三者供贿、枉法受贿、事后受贿、斡旋受贿等罪所对应的行贿罪，还必须有请托这一必要条件。
贿赂的交付是指使对方实际收受贿赂的行为，如果对方不予收受，则属要求接受。交付与收受是必要的共同犯罪，属对向犯。所谓要求接受，是指提出对方接受本人提供利益请求的意向表明行为，其成立犯罪的条件则与对方收受的意向无关，可以一厢情愿。根据判例，向公务员的配偶作此意向表明行为的，也构成本罪。所谓约定，是指就贿赂的交付与受贿人达成合意。其与受贿也是必要的共同犯罪。
对于被胁迫向公务员交付贿赂的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1964年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由于行为人此时仍属根据自己自由意志而决定行为，因而仍然具备可罚性。但通说认为，就公务员来说，是把职务行为作为利益的对价，在胁迫基础上取得贿赂，既侵害国家法益，又侵害了国民的私人法益，系敲诈勒索罪与受贿罪的观念的竞合，实质上为一罪；就交付贿赂的人来说，同时也是勒索行为的“被害人”，一则造成国民对公务信赖损害的原因力较小，二则责任非难程度较低，因而缺乏作为行贿罪处罚的必要性。

C. 《刑法》分为几大类

我国刑法分为十大类犯罪：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专章 破坏社会主属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 渎职罪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D. 中国和日本法律近代化之异同的800字作文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决定了古代中国是一个封闭保守的国家。中国的法律也同整个中国一样，很少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也正是由于中国的这种封闭保守，使得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中国与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日益拉开了距离。直到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列强的治外法权进入中国，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中国人才感到有制订自己的法典和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必要。鸦片战争后，中国主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抵制西方殖民主义践踏中国主权，1898年，清政府开始推行以法律改革为核心的变革运动。1903年修订法律馆成立。于是，以法律移植为基调的变法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纵观中国的法制历史，中国新的法律制度主要移植了以罗马法体系为基础的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这是由中国法律传统对成文法的偏爱以及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近的文化背景、观念形态和相似的思维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又由于文化及地域上的接近，中国法律制度受日本法律影响颇多。
一、中国法制效仿日本法制的原因
鸦片战争后，西方治外法权大量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抵制外来侵越、富强兴国，清政府开始法制改革，大量起草新的法律文件。晚清修律的成果是突出的，方法主要是移植西方的法律，但最后还是效仿了日本法制。自古以来，中日两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主要学习中国的法律，然而，到了晚清，中国却反客为主，在众多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影响下，却偏偏选中了日本法作为主要继受对象，关键何在？对此，很多专家学者已做了很多研究，结合有关专家的出的结论和我自己的观点，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中华法系开始解体，日本采用的大陆法系与中华法系相似。清末在严峻的革命形势及各派政治力量压力下，清廷被迫抛弃“祖宗之法不可改”的主张，宣布预备立宪和变法，终于使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中华法系解体之后，势必要有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来代替它。由于，大陆法系既与中华法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又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选择大陆法系无疑是明智的。又由于日本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屈辱经历，中国直接继受日本经过改革的大陆法系更是明智之举。
2、中国日本文化地域相近，继受方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仿行西法“卒至民风不变，国势日盛，今且为亚东之强国矣。”日本仿行西法的同时，又多有变通，以适应本国国情。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法律文化有过长久的交流”[1]，在明治维新之前，国情民情又极为相似，因此效仿日本的法律可以避免中西社会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阻力。
3、明治维新、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一区区小国，竟然打败了强俄。变法成功的日本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也让清政府看到了变法的希望。当时，清政府朝野力图效法其政治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以得前车之鉴，收事半功倍之效。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曾有“非德国法不是法”的观念，因此，学习日本法律制度就成为中国选择大陆法系为参照的最早动因。大理寺正卿张仁镨在《奏修订法律请派大臣会订折》中说：“日本法律属支那法系，而今则取法于德、法诸国，其国势乃日益强盛。……而成圣朝之法治，故不仅包含德、法，甄陶英、美而已，为日本特为东亚之先趋，为足以被圣明之采择。”[2]
4、日本留学生以及外出考察官员的倡导。中国向日本派遣官费留学生是一1896年，在900年还不满百人，但至1906年已达八千人。日本较为自由的环境和较的法律院校，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法律和政治创造了方便的条件。1902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的一次报告》中指出：学习法律、政治、军事军警一类学生，占一半以上。1904年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开设了法政速成班，在六年中入学的留学生达2862人，毕业生1384人。[3]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积极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和文化，并成为日本法文化的主流，从而为中国学生学习西方法律提供了足够的资料。
1877年黄遵宪被清政府任命为主日参赞，他在任职期间编著《日本国志》，详细介绍了日本历史、政治制度、风土人情，希望清政府能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为此他广泛介绍了日本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情况以及日本各中团体、学会和政党的现状，这对我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末预备立宪活动开展以后，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以载泽为首。他们在考察过程中收集了大量日本、欧美法律资料，还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畅谈，听取英美法学教授讲述英国宪政。五大臣回国后，通过对比分析西方各国的宪法，认为中国立宪，应以德国为鉴，而日本法亦主要效仿德国。沈家本主张仿行西方当以大陆法系为主，特别是要以日本为榜样，1907年，他还聘请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编籑了《大清新刑律》等。后来，袁世凯也聘请了日本法学家为中国编籑法律。[4]
5、日本政府对其法律制度的宣扬。日本政府出于要消弱俄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并最终称霸中国的需要，从明治维新后，特别是从1895年起加强了从外交上对清朝的经营，拼命向中国推销其变法成就，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如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矢野文雄就曾公开向日本政府建议倾全力吸纳清国留学生，这样做的好处是“修习法律、文学的学生等，必会依旧日本的制度来筹划清国将来的发展。事若至此，我国势力在大陆的影响，岂不无可限量！”。[5]日本的劝诱，引起了急于变法的中国人的积极响应，如时任山东监察御使的杨深秀就曾为此专门上奏，建议派遣学生留学日本。
二、中国接受日本法制的方式
1、日本著作翻译的影响。力图快速变法的中国要进行迅速的法制改革，只有大量对西方先进的法律著作进行翻译。近代中国最先传入的是英美法系，如傅兰雅、丁韪良等均为英美传教士，但最终却由大陆法系所取代。日本法的翻译成为主流，这缘于日本与中国相邻，文化相近，翻译起来更为方便快速，再加上日本变法维新的成功给中国以启示作用，故清末立法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也就在所难免。如司法机构不同程度的仿照英美，尤其是仿日本的体制进行了改革。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提倡和努力下，戊戌变法前后，大批译书局相继成立，翻译西方字长阶级法律法学著作。如大同译书、上海新作设、上海南洋公学遗书院、新民译书局等。上海《申报》是这一时期全国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家报纸，“上海各绅士无不按日买阅。”[6]它的信息空间十分广泛，在19世纪70年代，《申报》已经把西方政治时事列为观察评论的第一主题。例如，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展开以后，《申报》立即对效仿西方模式进行法律改革的各种措施作了报道。在1882年7~8月间，《申报》平均每天发表两条日本的消息。而在 1882年6月25日这一天，《申报》便发表了11则日本消息。《申报》所发表的消息和评论文章，表现出了对日本国力崛起的震惊和对明治天皇的赞誉，特彼时突出渲染日本效法西方改革旧制的倾向。[7]戊戌运动失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在继续承担着翻译出版法政书籍的任务。当时上海民间出书机构借助租借这一“自由土壤”，再次掀起了法政译书的高潮，其中以商务印书管为代表，鉴于《东方杂志》广告的法政译著有：《法学通论》（织田万著、刘崇佑译，1907年），《法学经济通论》（石水宽人著），《行政法法论》（清水澄著，金泯澜译），《民法要论》（梅谦次郎著），《法学通论》（山田三良著），《经济原论》（天野为三著），《政法理财讲义》（佚），《日本警察法讲义》，《日本宪法义解》（伊藤博文著），《日本仪令法规》，《公债论》（田中穗积著，陈兴年等译），《刑法通义》（牧野英一著，陈承译译），《自治论》（日本独逸学会著，谢冰译），《民事诉讼法论纲》（高木丰三著），《刑事诉讼法论》（松室致著，陈时夏译）等等。从这些译著中可以看出他们或是日本的法规汇编，或是日本法学家的著作。这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六日中国学生积极主动地把西方法律影响下的日本法律和日本法学家的著作译成中文，传到国内，对我国长生了深远的影响。[8]
2、留日学生和到日本考察的官员归来参与修改法律。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晚清政府推行新政之后，直隶赴日考察和留学的人数开始激增，仅1905年6月起的四个月之内，直隶省就先后分四批派了200多人赴日考察。1904年，留学生多达2862人。留日学生和到日本考察的官员将日本的法制理念和变法方法灵活的运用到了中国的变法中。
3、聘请日本法学家参与编籑清末新律。在受聘担任清朝政府变法修律顾问的外国法律专家中，主要是日本法律专家，著名者有冈田朝太郎（刑法专家）、松冈义正（民法专家）、志田钾太郎（商法专家）、小河滋次郎（监狱法专家）。
三、日本法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方面
1、对宪法的影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国家法律近代化的一把标尺，因此，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开始制宪，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被迫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共23条，由正文《君上大权》14条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9条两部分组成。其内容基本抄自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竟有17个法条完全抄袭《日本帝国宪法》，占全部法条的74％[30]。
2、对民商法、刑法、监狱法的影响。清朝灭亡前最后完成的重要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是在日本法学士松冈义的协助下，参照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民法制成的。1902年，清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为修律大臣，修改法律，此时参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早期工作包括一些欧美日本的留学生，以至从日本聘请来的法学专家，对我国民商法有重要影响。如由志田钾太郎起草《商旅草案》，由冈田朝太郎协助起草《新刑律》等。[9]1908年，沈家本还聘请日本小河滋次郎起草大清监狱律，对中国监狱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3、对法学教育的影响。清末，法学教育主要学习日本法学教育模式。甲午一役，勾人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此时，清朝的法学教育在学校系统和课程设置上基本照抄日本，法学教育老师也基本源于留日回国人士。[10]
总之，中国法律基本继受了日本法，日本法对中国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由于本人掌握的资料有限以及篇幅的有限，所以，这里只作了简单的介绍。

E. 刑法的适用范围都有哪些

刑法的适用范围，又叫刑法的效力范围，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刑法在什么范围、在什么时间它是有效的。刑法的效力范围可以分为刑法的空间效力和刑法的时间效力两个问题。
刑法的溯及力的适用范围：
(一)完全有溯及力，也叫从新原则。认为新刑法全部适用其生效以前的行为。这常见于一个政权建立之初所颁布的刑法，如1922年的苏俄刑法典第23条规定：“本刑法典对于实行前未审判的一切案件，同样适用。”[1]
(二)完全没有溯及力，也叫从旧原则(旧是指旧刑法，即行为时刑法，以下同)。认为新刑法对其生效以前的行为完全不适用，只能依据行为时刑法审理案件，“英美判例采之”。
(三)部分有溯及力。认为新刑法对其生效以前的行为不是完全适用，也不是完全不适用，而是有选择地利用。具体来讲又可以分为从轻原则，部分从轻原则，从新兼从轻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
1.从轻原则，认为新刑法与行为时刑法相比较，哪个法律轻就适用哪个法律来审理案件。如1907年的日本刑法典第6条规定：“犯罪后法律使刑罚有变更的，适用较轻的法律。”
2.部分从新原则，认为新刑法有部分内容对其生效以前的行为可以适用。如泰国刑法典·颁布刑法典令第6条规定：“本刑法典一经实施，不管某一法律已做如何规定，关于任何一部法律中罚金易服徒刑，本法典的规定应当予以适用......”
3从新兼从轻原，认为新刑法对其生效以前的行为有效力，但依行为时刑法对行为人有利时，则适用行为时刑法。如1974年的日本刑法草案第二条第四规定：“保安处分适用新法。但是关于保安处分的要件与收容期，准用第二款的规定。”(第二款规定：“犯罪后，刑罚变更或者其他有关刑罚的法律变更的，适用对行为人最有利的法律。”)
4.从旧兼从轻原则，认为处理案件应当依据行为时刑法，新刑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即往的效力，但新刑法不认为是犯罪或处刑较轻的，则适用新刑法。如我国97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这一原则，如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日本的改正刑法草案也采用了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于美国，有的学者却认为：“宪法禁止追溯既往的规定，通常被理解为‘加重不得追溯，减轻不受此限’。”从旧兼从轻原则，既体现了法不溯及既往往原则，又较好第保护了行为人的权益。

F. 刑法的精神内涵是什么(急用,5555...)

立,以致新旧两派刑法理论长期争论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旧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与此相关的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变革亦时不我待。《钦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标志性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论新旧两派激烈争论的时期。东邻日本，刑法学界也掀起了新旧学派理论争论的热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深受传统律学影响的中国法学界，当时还无力形成刑法学派，更谈不上参与新旧两派刑法理论的争论，但这并不说明晚清刑律的变革未受到新旧刑法学派理论争论的影响。事实是，清末的修律者们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学派的理论差异，在起草刑律时是有取舍的。很难说模范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陆法系刑法制度的《钦定大清刑律》是在那个刑法学派影响下制定的，但通过日本刑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传入中国的新旧刑法学派理论烙印的确打在了《钦定大清刑律》上。探讨西方新旧两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既可以探明中国刑法近代化迈出第一时的理论高度，又有助于理清民国刑法变化的理论脉络。

一、刑法基本原则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则对《钦定大清刑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原则均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是构成近现代刑法的柱石。旧派理论视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则的采用上倾向于古典的旧派理论，特别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规定，删除比附，禁止类推较集中地体现了旧派的理论。基于三权分立和心理强制理论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首次引入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古典刑法学派的强大生命力。同时，立法者们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论关于刑法基本原则含义的诠释，比如，《钦定大清刑律》在吸纳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时，除了旧派的报应论的思想基础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论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价值，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证。

（一）《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其一，明确宣告罪刑法定原则，否定比附类推。《钦定大清刑律》第10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②]这是我国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沈家本在奏进呈刑法草案折中详细陈述了立法理由：“本条所以示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准比附援引之大原则也。凡刑律于无正条之行为，若许比附援引及类似之解释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已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应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于以机阱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国视习惯法与成文法为有同等效力。此外欧美及日本各国无不以比附援引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义，不复袭用旧例。”[③]冈田朝太郎认为《钦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谓中国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严格刑法解释。《钦定大清刑律》虽然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否定了比附类推，但并不排斥对刑法的自然解释，若需要对刑法进行解释，必须符合严格解释的原则。民国初年刑法学者在解释这一条款时作了补笺；“本例虽不许比附援引，究许自然解释。自然解释者，即所犯之罪与法律正条同类或加甚之时，则依正条解释而通用之也。同类者，例如，修筑马路正条只禁止牛马经过，则象与骆驼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条禁止钩鱼，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网，而投网较垂钩加甚，自可援钩鱼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钦定大清刑律》第1条规定：“本律于凡犯罪在本律颁行以后者适用之；其颁行以前未经确定审判者亦同，但颁行以前之法律不以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阐述了立法理由：“本条定刑法效力之关于时者。第一项规定本于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与第十条规定采用律无正条不处罚之原则相辅而行，不宜偏废也。第二项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审判在施行后，定新旧二律之中，孰当引用也。关于本题之立法例有二：一为比较新旧二法，从其轻者处断之主义。法国刑法第四条，比国刑法第二条，德国刑法第二条，匈牙利刑法第二条，和兰刑法第一条第二项，纽约刑法第二条，日本现行刑法第三条第二项，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条第二项，那威刑法第三条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旧二法，概从新法处断之主义，英国用之。我国明律亦主此义。本朝虽有第一主义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并依新律拟断之规定。议者谓被告犯罪之时，已得有受当时法律所定之刑之权利。诚如此说，应一概科以旧律之刑，不应复分新旧二律之轻重也。况人民对于国家并无所谓有受刑权利之法理也。或又谓若使新律重于旧律，而旧律时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则与旧律时代受旧律轻刑之同种犯人相较，似失其平。诚如此说，则使新律施行之后，仅此旧律时代之同犯犯人科以旧律之轻刑，彼新律时代之犯人据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较，则又失其平矣。或又谓刑失之严不如失之宽。从新律之轻者，所以为宽大也。然刑不得为沾恩之具，非可严亦非可宽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国民之程度以为损益。既经裁可颁布，即垂为一代之宪章，不宜复区别轻重宽严也。欧美及日本各国多数之立法例，所以采用第一主义者，盖受法国刑法之影响。而法国刑法之规定则其时代之反动耳，于今日固无可甄择者。我国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义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与多数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义也。第二项后来颁行以前之律例不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与前微异，盖一则新旧二律俱属不应为之罪恶，不过轻重之差。一则新律虽为有罪，而旧律实认许其行为，因判决在后，遽予惩罚，有伤期刻也。”进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语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项既采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为，在新刑律虽酷似有罪之行为，不得据新律之规定而罚之。第二项指未经确定裁判者，虽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诉而变更之。凡案件具此情节，检察官即得上诉而请求引用新律。其上诉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诉讼法为据。”[⑥]

其四，《钦定大清刑律》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在总则罪行法定原则的精神指导下，在分则中对各种犯罪作了明文规定。分则中共规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类罪名，从而为司法实践的定罪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标准。

其五，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钦定大清刑律》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一定的刑种、幅度，并确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体现了相对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国交罪”中的第120条规定：“对外国君主或大统领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罚金。”分则中类似规定，比比皆是。这样，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种和幅度内根据案情做出正确宣判。同时也避免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过于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钦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并将其精神体现在众多的具体条文中，大体看来，以下方面较集中地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第一，法律适用的主体平等。法律适用上的主体平等是罪刑相适应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种种特权，便谈不上罪刑相适应了。为此，《钦定大清刑律》第2条至第8条规定了刑律对人的效力。其中第2条规定：“本律于凡在帝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其在帝国外之帝国船舰内犯罪者，亦同。”从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导致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国封建法律中长期存在的议、请、减、赎、当、免等特权。为平等的适用法律，在立法上创造了条件。

第二，确立了近代刑罚体系。罪刑相适应需要有科学的刑罚体系相配套，《钦定大清刑律》第37条规定：“刑分为主刑及从刑。主刑之种类及重轻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无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满、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满，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满，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满，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满，一日以上；第五，罚金；一元以上。从刑之种类如左：第一，褫夺公权；第二，没收。”《钦定大清刑律》所确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响，1907年日本刑法废除了重罪、轻罪、违警罪的划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称。将主刑分为死刑、惩役、禁锢、罚金、拘留、科料六种，没收为附加刑。剥夺公权由特别法加以规定，未列入刑法典中。《钦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罚体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简洁、更概括、更清晰。虽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总体上看，这个刑罚体系按照各种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相关刑种互相衔接，结构严密，主附配合。这样，既能根据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予以适用，具有给犯罪人带来一定痛苦的惩罚性，从而体现报应的意蕴；又能根据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适用，例如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剥夺财产等刑罚，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从而达到功利的目的。科学的近代刑罚体系的确立，为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奠定了基础。

第三，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钦定大清刑律》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其一，防卫过当，紧急避险减轻处罚。第15条规定：“对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条规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难、强制而出于不得已之行为，不为罪；但加过当之损害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项之规定，于公务上有特别义务者，不适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减免处罚。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犯之为罪，于分则各条定之。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论。得免除或减轻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规定从犯减轻处罚。第31条规定：“于实施犯罪行为以前帮助正犯者，为从犯。得减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帮助从犯者，准从犯论。”其四，数罪并罚。第五章为俱发罪，分别情况，对俱发罪进行了详细地规定。以上种种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都体现了《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则。

第四，规定了近代刑罚制度。《钦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们洞察世界刑法理论发展态势，借鉴了新派刑法理论规定了一系列刑罚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执行，复再犯罪，此其人习于为恶，实为社会之大憝。若仍绳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无刑之义，故本章特设规定。”[⑧]所谓特设规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规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为“自首制度”，第51条做了一般规定：“犯罪未发觉而自首于官受审判者，得减本刑一等。犯亲告罪向有告诉权之人首服，受官之审判者，亦同。”沈家本阐述了自首减轻的理由“自首减刑为奖励犯罪者悔过投诚而设。各国多数之例，惟认特别自首者，著之于分则。其有规定于总则者，盖缘于中国法系也。自首必须备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于觉前，若于发觉后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于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于官署就审判。四者不备即不得将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条件者可减轻处罚。其三，酌减制度。第十章为“酌减”，第54条规定：“审按犯人之心术及犯罪之事实，其情轻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为裁抑犯罪，制定分则以下各条。然同一犯罪，情节互异，若株守一致，则法律之范围过狭，反致有伤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权，临时酌量犯人之心术与犯罪之事实，减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缓刑制度。冈田朝太郎不仅把西方的缓刑制度首次引进日本刑法，而且又把这一制度引入中国。第十二章为“缓刑制度”，第63条规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审判确定之日起，得宣告缓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七年，或前受拘役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职业者；(四)有亲属或故旧监督缓刑内之品行者。”其五，假释制度。第十三章为“假释”，第66条规定：“受徒刑之执行而有悛悔实据者，无期徒刑逾十年后，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后，由监狱官申达法部，得许假释出狱；但有期徒刑之执行未满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时效制度。第十五章规定时效，第69条规定了追诉时效：“提起公诉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罚金者，六月。前项期限，自犯罪行为完毕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诉者，其起诉权消灭。”第74条规定了行刑时效：“行刑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无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罚金，一年。前项期限，自宣告确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权消灭。”

第六，按刑罚阶梯理论设置了分则的顺序。《钦定大清刑律》分则共三十六章，各章顺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从重到轻依次排列。

（三） 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针对西方封建中世纪的刑罚残酷性、暴虐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人类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罚的严厉性在长期的演变中缓慢但坚定地日趋缓和，刑罚体系从以死刑为中心，到以肉刑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罚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犯罪之实施者的一种宽容的态度，其实质是将犯罪人作为伦理主体对待，而不是物体处理。刑罚人道主义意味着对于人的自主性的承认。可见，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含义实际上是人道主义形而上学原则的直接套用。只有将这一原则展开为一系列人道主义刑罚规则，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这些规则包括否定性规则和肯定性规则两个基本方面。否定性规则是人不能被作为手段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肯定性规则是人应当作为目的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应当……”“尽量……”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这两个方面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规则体系，确保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且，否定性规则是刑罚人道主义的基础，肯定性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

经过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们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得以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确立。主要表现为：

第一，删除重法，设置近代刑种。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后，对中西刑律进行了比较研究，“综而论之，中重而西轻者为多。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惨酷，近百数十年来，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现行律例款目极繁，而最重之法，亟应先议删除者，约有三事。”“一日凌迟、枭首、戮尸”，“一日缘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参诸前人之论说，既多议其残苛，而考诸今日环球之国，又皆废而不用，且外人訾议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数端为最甚。”[11]

《钦定大清刑律》确定近代刑种为主刑和从刑两类。其中主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为褫夺公权和没收。沈家本认为旧律应变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杨鸿烈先生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将中国法律最落后不合时宜的部分真能恺切披陈，可算是对中国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减死罪，确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条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对死刑的立法极为重视，虽说废除死刑的条件不成熟，但减少死刑的适用，也是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死罪之增损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时简绞刑之属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称之。宋用《刑统》而历朝编敕丽于大辟之属者，更仆难数，颇伤繁细。元之刑政废弛，问拟死罪者，大率永系狱中。《明律》斩、绞始分立决、监候，死刑阶级自兹益密。欧美刑法，备及单简，除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废止死刑外，其余若法、德、英、比等国，死刑仅限于大逆、内乱、外患、谋杀、放火、溢水等项。日本承用中国刑法最久，亦止二十余条。中国死刑条目较繁，然以实际论之，历年实决人犯以命盗为最多，况秋审制度详核实缓，倍形慎重，每年实予勾决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无死罪之实。持较东西各国，亦累黍之差尔。兹拟准《唐律》及国初并各国通例，酌减死罪；其有因囿于中国之风俗，一时难予骤减者，如强盗、抢夺、发冢之类，别辑暂行章程，以存其旧，视人民程途进步，一体改从新律。顾或有谓罪重法轻，适足召乱者。不知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格免之判，基于道齐。有虞画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诛及偶语，何能禁胜、广之徒起于草泽；明洪武时所颁大诰，至为峻酷，乃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诸载籍，历历不爽。况举行警察为之防范，普设监狱为之教养，此弊可无顾虑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减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批评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执行方法上同样能反映刑罚的残酷与人道；沈家本主张“死刑惟一”。“旧律死刑以斩、绞分重轻，斩则有断脰之惨故重，绞则身首相属故轻，然二者俱属绝人生命之极刑，谓有轻重者，乃据炯戒之意义言之尔。查各国刑法，德、法、瑞典用斩，奥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绞，俱系一种，惟德之斩刑通常用斧，亚鲁沙斯、卢连二州用机械，盖二州前属于法而割畀德国者，犹存旧习也。惟军律所科死刑俱用铳杀，然其取义不同，亦非谓有轻重之别。兹拟死刑仅用绞刑一种，仍于特定之行刑场所密行之。如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条，俱属罪大恶极，仍用斩刑，则别辑专例通行。至开战之地颁布戒严之命令，亦可听临时处分，但此均属例外。”[15]《钦定大清刑律》第38条规定：“死刑用绞，于狱内执行之。”

第三，对未成人犯罪的惩治教育。

《钦定大清刑律》第11条规定：“凡未十二岁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对此解释为“夫刑者，乃出于不得已而为最后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罚，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者，使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义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动者，其年龄依各国学校及感化场之实验，以十六七岁之间为限。故本案拾辨别心之旧说，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龄为主。同十六岁以下无责任之主义。诚世界中最进步之说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后又提出了注意事项“因其情节而命以感化教育。盖以未满十六岁者，虽有触罪行为，不应置诸监狱，而应置诸特别之学校。至感化场规则，当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内。所谓情节者，非指罪状轻重而言，乃指无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国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宪政编查馆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十五岁太宽，主张改为十二岁。最后由皇帝钦定为十二岁，但同时在第50条宥减中加上未满十六岁人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惩治教育视为《钦定大清刑律》的重大变化之一，特别看重。“犯罪之有无责任，俱以年龄为衡。各国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随其习俗而定。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则刑事丁年为十六岁以上可知。夫刑罚为最后之制裁，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法之主体。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薰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如责付家族，恐生性桀骜，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贫窭无力教育者，则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按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各国仿之，而英尤励行不怠，颇著成绩。兹拟采用其法，通饬各直省设立惩治场，凡幼年犯罪，改为惩治处分拘置场中，视情节之重轻，定年跟之长短，以冀渐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盖不外是矣。”[18]

第四，对精神病人、喑哑人行为的特别规定。

关于精神病人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12条规定：“精神病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前项之规定，于酗酒或精神病间断时之行为，不适用之。”草案案语说明了立法理由：“本条系规定痴与疯狂等精神病人，虽有触罪行为全无责任。精神病人之行为非其人行为，乃疾病之作为，故不应加刑，而应投以药石。若于必要之时，可命以监禁。各国之规定皆与本条同。”[19]

关于喑哑人的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处罚。沈家本认为“聋哑精神不完备者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聋哑有生而聋哑者，有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生而聋哑乃自来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国等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不过肢体不具，其精神、知识与普通无异，则不能适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对老者的宥减规定。

《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八十岁以上精神渐昏眊自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论

（一）未遂犯

“旧派与新派之争在未遂论方面的分歧至为明显，可以认为，客观未遂论与主观未遂论是两派争论的缩影。”[22]旧派注重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为犯罪行为之本质，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因此，犯罪行为仅于既遂时，才有处罚之必要。对于重大犯罪，为防止犯罪的发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险性给予处罚。如果仅存犯罪的意思，没有发生法益侵害的客观危险性，也不能作为未遂犯予以处罚。对于未遂犯“理应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23]新派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显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险性的、与法相敌对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种行为已将这种犯罪意思表现在外部，则未遂犯的意思与既遂犯的意思没有差异。行为的既遂及其结果，并非重要，犯罪意图的显示就是犯罪本质的表现，因此，未遂与既遂本质上相同，两者均应同等予以处罚。虽可根据情节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但不是必须如此。《钦定大清刑律》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条关于未遂犯的规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罚为前提，对其刑罚的适用是较既遂罪之刑“得减”一等或二等。“得减”不是“必减”，也不是“应减”，而是“可以减”。不难看出，《钦定大清刑律》关于未遂罪的规定，明显地倾向新派理论。关于这一点，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语中有详细说明：“现行律所载，有谋杀已行未伤及伤而未死，强、窃盗未得财，强奸未成 等，皆属未遂罪之规定，惟散见各门，并不到诸名例。隋唐以降，后先一轨。然此固不应仅属二三种犯罪，实 系通乎全体之规则，本案故列于总则之中。欧美各国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则皆在应罚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义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结果，损益尚属轻微，于法律必减轻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碍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会与既遂犯无异，故刑不必减。惟各按其情节亦或可以减轻。此二主义，前者谓之客观主义，后者谓之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已属陈腐，为世所非，近时学说及立法例大都偏于主观主义。本案亦即采此主义。”[24]

（二）不能犯

行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实行一定之行为，在客体与行为性质上，从一开始就不能实现犯罪之结果者，称为不能犯，也称不能未遂。旧派学说认为，不能犯的行为未侵害法益，也未对法益构成威胁，这种既不能发生犯罪结果又无危害性的行为，没有处罚的必要。新派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已于外部明显表现出来，其性格的危险性暴露无遗，对不能犯进行惩罚，实属当然。《钦定大清刑律》采纳新派学说，把不能犯视同未遂犯，同样规定在第17条中。沈家本解释说：“未遂罪者，即分则所定之犯罪行为着手而未完结，或已完结而未生既遂之结果者是也。……第一项后半，在于不能生结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于死，及探囊而未得财物之类。在学术上谓之不能犯，其为罪与否颇属疑问，学者之所争论而未决之问题也。然此实应与一般未遂罪同论，故特设此规定。”[25]

（三）共犯

G. 蒋劲夫被捕，日本警方给中国人上了“防家暴课”，为什么中国对于家暴这么冷漠

蒋劲夫在日本打女友的事件可以说已经愈演愈烈了，这显然不是娱乐圈的事儿，已经上升为社会行为了，而在蒋劲夫家暴女友之后，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的确是给中国深深的上了一课。

我们看新闻可以了解到家暴在日本刑法上是有两个罪名的，一个是暴行罪，一个是伤害罪，暴行罪就是你实施的暴力行为，但是没有造成你对方的伤害而伤害罪，就是你不仅实施了暴力，而且对对方造成了伤害，这个是要坐牢还要被罚款的。反观我们中国，对于这种家暴就有点过于冷漠了，在我国众多人看来，家暴是属于家事，警察根本无需管，如果关于家暴你报警的话，警察也会最后一好好的回家，商量商量，要尽量私下解决来给你玩，是根本不会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这就是差距，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好好的对家暴提取合理的法律措施了，虽然我国也有《反家庭暴力法》，从目前来看，效果不明显，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也就是在于这个刑法门槛上的问题。

H. 中国刑法和日本刑法有什么异同

中国刑法与日本刑法相比，至少在传统上是大不相同的。但是，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体系地进行了重新编纂，分为第一编总则与第二编分则，总则又包括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第二章“犯罪”、第三章“刑罚”、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在刑法的基本原则方面，还规定了罪刑法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这些近代刑法的根本原则，这一点又与日本刑法典的体系以及日本刑法学的发展方向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同时，中国刑法还把诸如单位犯罪、犯罪集团、量刑标准等写入了刑法典，日本刑法对此也一直在努力但始终未能实现。中国终于制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大刑法典。以上这些就是我的直观印象。
尤其是，中国刑法典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正面肯定了罪刑法定主义，我认为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如何把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与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联系起来，也就是如何使有关犯罪成立的第1编第2章“犯罪”体系化，还是一个问题。在日本，对于如何在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刑法体系，也展开了实质性的辩论，这一点在后面还将谈到。在此想就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第1编第2章第3节“共同犯罪”这一点，就日本学界对于数人参与犯罪这种情况所研究的几个有关罪刑法定主义的问题作些介绍，进而从正犯与共犯的区别这一角度来做些探讨。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一样，在正面确定罪刑法定主义之后，首要的问题就是犯罪论，也就是如何使得犯罪的成立要件体系化的问题。首先，想就这一点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例如，中国刑法典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认为该规定还有这样一层含义，即“只要不是故意杀人，法官就不得适用杀人罪”，以及法官不得就杀人罪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其他刑罚，在此层面上，就可以理解为该条也规定了裁判规范，即对法官作了命令•禁止性的规定。把握这一点，进而认为刑法具有作为裁判规范的特性的观点在日本很有影响。
然而，在作为裁判规范发挥效用之前，刑法首先具有行为规范的功能，也就是对于一般国民而言，刑法是规定“不得杀人”的命令•禁止性规范，这也是我在犯罪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至于犯罪是否成立，首先应该从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的命令•禁止性行为模式，即根据是否符合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来认定。我认为，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对其进行是否应予以处罚这一实质性判断之前，首先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形式性判断，即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所预先规定的命令•禁止性行为模式，只有在确定该行为是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之后，才能再作实质性判断。否则，就有可能对即便不是刑法所预先规定的行为，但仍以该行为性质恶劣、应予以处罚为由而认定为犯罪。只要是以罪刑法定主义为原则，就应以构成要件该当性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性的要件。对于构成要件该当行为，还应再作该行为是真正应予以处罚的有害性违法行为，亦或是刑法上有必要追究责任的有资性行为这种实质性判断。这就是我的犯罪论观点，我把它命名为“形式性犯罪论”。
与此相反，还有一种观点在日本也很有影响，我称其为“实质性犯罪论”。该观点把刑法首先作为裁判规范来把握，认为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成立要件并不一定重要，充其量也仅仅是法官选择值得处罚的行为时的一个标准而已。形式性犯罪论与实质性犯罪论之间的对立在日本一直存在，尤其是近10年，围绕罪刑法定主义的争论益发尖锐，就如同以前的新派与旧派之间的对立一样。具体而言，我与东京都立大学的前田雅英教授就进行了广泛的辩论。我从赴日留学的研究人员处了解到，中国似乎也存在这种对立。
以构成要件为中心的犯罪论，用“三分法”对犯罪的一般成立要件进行了系统化，即将其分为构成要件、违法性以及责任这三个部分。按照其理论，某种行为要构成犯罪，首先必须是该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实施该行为，通常有发生有害结果的危险，构成要件正是把这种性质恶劣的行为予以归类成型。例如，中国刑法典第232条就对“故意杀人的”这种行为，以法条的形式作了明文规定，违法且有责之行为一旦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就应该认定为犯罪。因此，在诉讼程序上，检察官只要对是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这一点作出立证，原则上即已足够。然而，具有第20条的正当防卫与第21条的紧急避险的事由时，则例外地认定其得以阻却违法性，不构成犯罪。还有，对于未满14周岁或有精神障碍的无责任能力人，即便能够认定其存在故意，也作为例外情况，认定其得以阻却责任，不构成犯罪。这种肯定犯罪成立要件的观点就是所谓“三分说”体系。
形式性犯罪论认为，对于判定是否构成犯罪，确定构成要件至关重要。正如前述，构成要件把存在形式多种多样的具有有害性、违法性、有责性的行为予以类型化，并以刑法条文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法律条文的内容可以通过解释而加以明确，形式性犯罪论的作法就是避开该行为是否有害而应予以处罚这一点，而首先从构成要件的用语本身去推导其内容。当然，用语本身的含义也并不一定是单一的。例如，对“脑死亡是否意味着人的死亡”这一点，在日本就见解不一。我认为，即便“脑死体”作为人的生命体还存在保存的价值，但也不能因此就认定“脑死体”不是“死体”。总之，对此应该按照社会一般观念或社会常识去判断。
形式性犯罪论还认为，由于刑法在规定构成要件之时，是使用社会一般人的语言而使之条文化的，因此，即便是对于条文的解释，也只能以当时的社会一般观念或社会常识为标准。这也就要求刑事审判人员应该加强自身修养，经常了解、并力图发现何为行为当时以及现在的社会常识、社会一般观念。以上述内容作为本文的基础，下面进入探讨的问题。

二、问题之所在

1．区别正犯与共犯的意义
上面谈到了我本人的犯罪论观点，它要求必须是以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基轴去认定犯罪。无论行为如何有害且性质恶劣，只要其事实不符合构成要件，就不能作为刑法意义上的对象来认定。换言之，只要没有出现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或行为，就不会产生犯罪的问题。在日本，把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称为“实行行为”，把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者称为“正犯”。“正犯”这一用语由德国的“行为者性”演变而来，“正犯”是与教唆犯、从犯，也就是与共犯相对应的概念，它被作为刑法条文用语而用在日本刑法典的第60条、第61条、第62条中。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与中国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有很大不同。在我看来，中国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主要分为主犯与从犯，只要能确定某种犯罪是在二人以上参与之下所实施，就可认定为是共同犯罪。并且，按照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参与者又分为主犯与从犯。主犯对全部犯罪行为承担罪责；而对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从犯，则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所成立之罪的法定刑。
使本无犯意者产生犯意并实施犯罪的，也构成共同犯罪；按照其所起作用，分别作为主犯或者从犯来处罚。中国刑法典第29条第2款规定了独立教唆罪，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中国刑法典在规定对共同犯罪的处罚时，按照行为人在其所参与的共同犯罪中所起的实质性作用，而分别作为主犯或者从犯来处罚，因此，中国刑法中的主犯与从犯可能分别相当于日本刑法中的正犯与从犯。但中国刑法按照“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分为主犯与从犯，并且还规定了独立教唆罪，因此，尽管与日本刑法中的“教唆”名称相同，但其实质内容却是大相径庭。
日本刑法典在第60条规定了相当于中国刑法中的主犯的共同正犯，即“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即只要不是“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就不能成立正犯。这是基于“犯罪只是在自己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即实行行为时下才成立”这一观点而形成的。因此，由是否在共同犯罪中起重要作用这一实质性要素所引导出的中国刑法中的“主犯”，在犯罪成立方面并不重要，这是因为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能否认定其共同实施了实行行为。如此，只要不存在正犯即实行行为，就不成立犯罪。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正犯”在日本刑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实行行为比其他任何要件都要重要得多”，甚至认为日本刑法是以此为前提而构建，亦不为过。
上面这种观点也贯穿于教唆犯和从犯。刑法第61条把教唆犯规定为“教唆他人并使之实行犯罪的”，因此，没有“实行行为”则教唆犯不成立；第62条把从犯规定为“帮助正犯者”，因此，从犯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这些立法都是以罪刑法定主义的构成要件观念为基础，对此，毋庸赘述。
今天所要探讨的正犯与共犯的区别问题也与此相关。正如前述，我拜读了中国刑法典中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但从中未找到正犯与共犯的观念，因而只能认为主犯、从犯的区别就在于各自在共同犯罪所起的作用的不同。换言之，区别主犯、从犯及教唆犯，并不是以是否共同实施了实行行为为标准，而是根据其对于完成共同犯罪所起的实质性作用。这与其说是犯罪成立上的区别，倒不如说仅仅是处罚上的区别而已，想必作如此认识也未尝不可。
日本刑法把共犯分为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从犯），这是从犯罪的成立这一角度出发所作的规定。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的区别，以及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时至今日，激烈的争论也未停止。究其原因，无外乎是以罪刑法定主义的观点为基础而产生，也就是，只要首先存在实施了实行行为的正犯，才会构成犯罪，对行为人予以处罚也是以实行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只有对该实行行为施加了影响才会构成犯罪。
2．学说的展开
下面就迄今为止日本学者如何区别正犯与共犯这一点，扼要地作些介绍。
以前，主观说占据主导地位。主观说认为，以意欲完成自己的犯罪而实施行为的为正犯，以意欲加担他人的犯罪而实施行为的为共犯。其后相继出现了其他学说。客观说认为，对结果施以原因者为正犯，对结果仅仅施以条件者为共犯。限制性正犯概念说认为，以自己之手实施实行行为者为正犯，其他即便是把他人作为工具而利用的，也只是共犯。与限制性正犯概念说相对应，扩张性正犯概念说主张，凡对构成要件的实现施以条件者，均为正犯。行为支配说也很有影响，该学说认为，由于正犯的本质就在于按照自己的意思完成犯罪，因此，利用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而完成了犯罪的，亦为正犯。
3．形式说
形式性犯罪论以构成要件为基轴来构建自己的犯罪论体系，这一点通过上面的讨论已很清楚。按照形式性犯罪论的观点，认为“自己实施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为正犯。”的形式说要更为妥当。所谓自己实施，也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实施，因此，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自己的手去实施，因此，凡用自己的手去实施者为直接正犯，凡把他人作为工具加以利用而实施者，则为间接正犯。
与此相反，共犯则是自己不亲手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而是通过教唆正犯、帮助正犯来参与，也就是，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而参与完成犯罪。从此意义上说，要构成作为共犯的教唆犯、帮助犯，就必须存在自己实施实行行为者，即必须有正犯存在。从共犯以正犯的实行行为为前提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共犯从属于正犯。这一点与中国刑法典第29条第2款规定的独立教唆罪，也就是与处罚教唆的未遂的规定是不一致的。
中国刑法典第27条第1款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第2款还规定了刑罚的必要性减轻，这与日本对帮助犯的处理是相同的。对此，当然可以想见中国刑法中的从犯也是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基于此，我认为中国刑法也有不处罚从犯的未遂这一立法价值取向，各位以为如何呢？如确实如此，把教唆犯从正犯之中独立出来进行处罚，而把从犯隶属于正犯进行处罚的作法，难免不让人感到有欠连贯性。
三、共犯的处罚根据

1．学说的展开
想必已经清楚，中国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就相当于日本刑法典总则第11章的“共犯”。在以“二人以上参与，其中至少一人实施实行行为而实现了犯罪”作为要件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刑法典第29条第2款规定处罚教唆的未遂即规定了独立教唆罪。在日本，为了解释现行法律，共犯独立说也曾影响甚广，该学说就主张对于教唆、帮助等共犯的处罚，应当独立于正犯。
就为何有必要处罚共犯即共犯的处罚根据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当前以“惹起说”影响最广。“惹起说”认为，根据就在于共犯对他人的行为实施了加担行为，进而惹起了法益受侵害这一结果的发生。由于刑法是以防止法益受侵害为目的，因此，把共犯所实施的对他人的法益侵害行为的加担行为本身作为处罚的根据，也就理所当然了。
2．共犯的处罚根据
问题就在于，某些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仅仅是施加了原因，对此行为进行处罚是否妥当。例如，教唆杀人的行为，尽管可以成为杀害他人的原因，但仅有教唆行为，还不太可能出现让他人现实死亡的危险。对此，倒不如说应该以让对方实施了刑法所预先规定的杀人的实行行为为必要。也就是，从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出发，只要没有现实地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就不得处罚幕后人。
我认为，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而产生了法益受侵害的结果，这才是共犯的处罚根据。

四、共犯的本质及其从属性

1．是犯罪的共同还是行为的共同？
在共犯或者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应以何种共同内容为必要这一问题，其结论是不言自明的。日本刑法界曾一度认为应该以共同实现了诸如杀人或盗窃等特定的犯罪为必要，这就是所谓的“犯罪共同说”。但考虑到犯罪的本质部分是实行行为，相较共同实现特定的犯罪，我认为实行行为更为重要。例如一方是杀人罪，另一方是伤害罪，尽管分别是以实现不同的犯罪为目的，但二者的实行行为都是以对他人的身体施以危害行为为内容，二者在这一点上存在重合部分。我认为，在此重合限度之内把二者作为共同正犯处理也未尝不可。我称其为“部分性犯罪共同说”。这也适合于中国刑法典第25条所规定的“共同犯罪”。例如，在主犯以伤害为目的，结果却成立杀人罪的情况下，我认为，就主犯而言，应以伤害罪为限而作为共同犯罪来处罚。
2．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从属性说
在共同实施不同犯罪的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就每个犯罪而言，分别构成共同正犯或者共同犯罪。例如，教唆实施中国刑法典第264条规定的盗窃行为，但被教唆者却实施了第263条规定的抢劫行为，那么，作为共同犯罪成立抢劫罪，而教唆行为则构成盗窃罪的教唆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盗窃罪与抢劫罪是不同的犯罪，但在把他人的财物不法占为己有这一点上，二者的实行行为存在重合。教唆犯因重合行为，也就是从属于盗窃的实行行为而成立。在此情况下，共犯并不从属于正犯的罪名，而是从属于实行行为，这称为共犯的实行从属性。
只要没有现实地实施违反刑法所预先规定的禁止•命令的行为，就不应出现刑法处罚的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要没有现实地实施实行行为，就不得对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本身进行处罚。总之，共犯独立性说并不妥当。

五、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

1．共同正犯是否是共犯
日本刑法典第6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由于正犯是自己实施实行行为者，所以，共同正犯当然也是正犯。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实行行为的，则都已经是正犯，那么，第60条并不一定再有必要去作所谓“都是正犯”的规定。也就是说，第60条很清楚地包含有这样一个立法趣旨，即尽管本来不能称之为正犯，但仍与“正犯”作相同的处理。因此，在甲乙二人均抱有杀害丙的目的，且各带凶器并摆开了架势的情况下，即便丙只是因甲的一击行为而死亡，二者也都应该对此负杀人罪罪责。虽然乙本来只是共犯，但如果二人以上的行为人结为一体实施行为，则使得结果的实现变得更为容易，也便产生了与正犯同等程度的危险性。在此意义上，其与利用他人的实行行为而完成犯罪的正犯即教唆犯、帮助犯有所不同。共同正犯处于正犯与共犯中间的位置，因而法律作了“都是正犯”这一规定。
2．实行共同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
二人以上结为一体，相互利用相互帮助而实现犯罪的，都是共同正犯。如此，则存在即便行为人不在犯罪现场也可以构成正犯的共谋共同正犯。所谓共谋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相互谋议实施犯罪，并由其中一部分人实现了谋议所决定的计划，从而认定全体共谋者成立共同正犯的情况。反对共谋共同正犯的观点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但判例很早便肯定了共谋共同正犯的存在，学界现在也基本上不再存在异议。
尽管如此，对于二人以上的行为人在现场结为一体实施行为的情况，以及虽经相互谋议却只有一部分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在要件上仍有必要加以区别。对此，我主张应该区分为实行共同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也有判例支持这种观点。在实行共同正犯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对共同实施犯罪这一点有理解即已足够，并无把共谋的事实作为要件的必要；而共谋共同正犯则是基于共谋的事实而产生相互利用相互补充进而实施行为的关系，因此，“共谋的事实”便尤为重要。
对于中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当然也可以认为包含着共谋共同正犯。第26条第1款所规定的犯罪集团与主犯、第2款所规定的犯罪组织以及第3款所规定的首要分子都是日本刑法中所没有的概念。但实际上如果有了这些概念，既可以对各个共谋者的性质及其作用予以细分，更可以对量刑予以定型，因而对于解释日本刑法也是大有裨益的。但要区分犯罪成立意义上的主犯与从犯，实际上却非常困难，因而也就容易使得二者的区别随意化，这也便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之嫌。
3．共谋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
由于中国刑法采取的是“凡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参与犯罪，均认定为共同犯罪”这一原则，所以我感觉中国并没有对共同正犯与教唆犯•从犯的区别问题展开特别深入的研究。确实，对于从犯、教唆犯，都是按照它们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加以处罚，这也容易让人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特别的研究。但第27条又规定可以减免从犯的刑罚，因此，界定作为其要件的“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含义就尤显重要；再者，主犯与从犯的区别既然在量刑上也有体现，因此就很有必要对此确定一个明确的标准。
在日本刑法中，由于教唆犯与帮助犯并不是正犯，所以，情节方面暂且不论，至少对于其行为本身是按照轻于正犯的犯罪来处罚的。与中国刑法一样，日本刑法规定对教唆犯处正犯之法定刑，因而也有观点认为区别教唆犯与正犯并无实质性意义。如上所述，按照通常的理解，教唆犯与帮助犯都是共犯，都是轻于正犯的犯罪，对它们的处罚都具有例外处罚的性质。在教唆犯的情况下，行为人使本无犯意者产生犯意，但仍然要以按照被教唆者自己的意思实施犯罪为必要；与此相对，区别共谋共同正犯与帮助犯则要困难得多。认为应该以犯罪所产生的利益为谁所有这一实质性观念去区别二者的见解，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判例的作法也近似如此。但我认为，仍然应该以是否可以认定存在相互利用、相互帮助这种关系为标准来进行判断。

六、正犯与共犯的区别

1．正犯的形态
至此，以构成要件在刑法体系中最为重要这一点作为前提，并以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实行行为、自己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者为正犯这一点作为基轴，探讨了几个与正犯和共犯相关连的问题，作为以上内容的归纳，再次想就正犯与共犯的区别作些整理。
所谓正犯，是指亲自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也就是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者。在通常情况下，实行行为都是用自己的手，借助工具而实施，这称为直接正犯。毫无疑问，不借助工具而利用他人实现犯罪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种情况是把他人作为工具来利用，从而完成犯罪。对此，在有“他人介入”这一意义上，可称之为间接正犯。
教唆犯的情况与间接正犯非常相似，在利用他人而完成犯罪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教唆犯的特征体现在使被教唆者产生犯罪意思即故意这一点上，因此，利用者是以被教唆者的犯罪意思或者故意为媒介而得以利用他人的。正因为是以被教唆者的意思为媒介，就不能完全按照行为者的意思来利用。从此意义上看，教唆行为虽然也是危险行为，但其程度并未达到实行行为所具有的可以使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因此，对教唆行为予以独立处罚，并无必要。
2．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
在利用他人完成犯罪的情况下，问题点往往是如何区别教唆犯与间接正犯。间接正犯是利用被利用者，并使其按照利用者的意思去完成犯罪；而教唆犯则是使得他人产生犯意，并利用他人的犯意来完成犯罪。二者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是否以他人的犯罪意思为媒介。因此，即便被利用者有自己本身的犯罪故意，但只要能够认定是按照利用者的意思完成了犯罪，就构成间接正犯。
3．共谋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
所谓共谋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通过共谋，建立一种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从而完成犯罪的情况。在共谋者中，当然包括具有主犯格的行为者。但对犯罪的成立而言，是否是二人以上结为一体而实施实行行为则尤显重要。是否是主犯，这在犯罪情节方面是重要的要素，在犯罪的成立方面则并不重要。
即便不在犯罪现场也可以成立共谋共同正犯，如何把它与不用实施实行行为就可成立的教唆犯、从犯加以区别，常常是研究中的难点。我认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社会一般观念，看根据社会一般观念，是否能够认定为是二人以上结为一体实施了实行行为。

七、结 语

以上走马观花似地探讨了正犯与共犯的区别问题。作为上述内容的结论，我认为，中国的“共同犯罪”的概念就相当于日本的“共犯”。对于相当于主犯的正犯，以及从犯、教唆犯，中日二国刑法均分别作了规定，从中也可以找出它们的共通之处，因而，二国间开展共同研究也完全可行。但二者之间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
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中并没有实行行为即“正犯”这一概念。我个人认为，为了更能在共犯理论中体现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很有必要引入正犯的概念，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该文是大谷实教授于2002年6月10日至13日访问武汉大学时，在法学院所作演讲的内容，本文在发表时做了适当的删改。
日本国学校法人同志社总长、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
【作者介绍】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
在此作者对两国规定的比较认识有误，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理论上认为“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实施的是实行行为，只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是次要的，所以，也包括在日本刑法规定“正犯”的概念之中，并不完全等同于其刑法规定实施帮助行为（非实行行为）“从犯”的概念（编者注）。

I. 刑法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内期徒刑。

刑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容强制猥亵、侮辱罪、猥亵儿童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J. 日本刑法历次修改时间与条文

从1907年到1986年，近80年日本刑法典只被修改了8次。从1987年至今，其刑法典已被修改了9次，其中2001年修改了3次，2003和2005年修改了2次。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严格限制入罪行为，一方面是合理配置罪名种类。1.严格限制入罪行为，在于秉承谦抑理念，防止刑罚依赖症，避免怠于社会治理，勤于刑罚规制的行为。凡是能够通过行政、民事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没必要以刑事手段解决，防止刑法的“泛道德化”倾向。在考虑是否增加新罪时，得观察是否已穷尽了刑法既有规定，是否可以通过灵活解释条文解决相关问题。尤其是经济犯罪，更应综合刑事政策与经济规律作全盘考量，切忌将所有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都赋予刑罚效果，导致经济刑罚范围过度扩张。2.合理配置罪名种类，是指即便增加罪名，条文设置也宜追求具体和细化。过度的具体与细化，会让刑法分则的适应性与稳定性大打折扣。而且，如果只是简单复制社会现实，必然会令刑法条文数量日益庞杂，刑法典也会变得极其臃肿。比如，既然已经有了诈骗罪，再设置合同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就显得意义不大。另外，与其对挪用型犯罪、掏空上市公司犯罪进行频繁修改，还不如直接设立公司、企业人员背信罪，以保持立法的稳定性、概括性。 你要的内容太多太长 又不给分 这些概括的你基本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