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法184
『壹』 台湾民法188条为什么规定连带责任
您好，这是关于法人承担其侵权责任方式的规定。
法人对其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自不待言。但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对此,各国立法之规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
此为德国所采。德国虽采“法人拟制说”,但对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明文规定由法人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31条）。
（二）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然后法人得追究有过错的行为人的个人责任。
此为瑞士民法所规定。《瑞士民法典》第55条第2项规定:“法人对其机关的法律行为及其他行为承担责任。”第3项规定:“行为人有过错时,行为人另负个人责任。”对前述规定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台湾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就损害后果,法人应与有过错的行为人对受害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另一种理解是我国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应对法人承担责任,并将之称为“两罚制”（前述理解之差异源于海峡两岸所翻译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对同一条文之不同表述:依台湾译本,前述条文第3项为“行为人就其过错,个人亦负责任”）。
（三）法人原则上应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但董事等人有过错的,应与法人一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条首先在其第1项规定法人对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在其第2项规定“因法人目的范围外的行为,有损害于他人时,与表决该事项时表示赞成的社员、理事及实施该行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负连带赔偿责任”。此外,于1974年修订《日本公司法》时补充的两个条文,也作了类似规定。其第266（3）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人也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第266（1）条则就公司董事违法分配盈余、向其他董事贷款、违反竟业禁止义务、违反董事与公司进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规定了董事对公司承担连带偿还或连带赔偿责任。这些规定,显示出加重董事责任的立法走向。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国家如韩国,也大致采用此种模式。
（四）法人应与代表人对加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所采。台湾民法典第28条明文规定了此种连带责任,甚至不考虑代表人有无过错（此处的过错当然不是指加害行为之过错,而是指决定实施加害行为的过错）。此外,台湾公司法第23条也规定:“公司负责任对于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对于何为公司负责人,该法第8条规定“在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为执行业务或代表公司之股东；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为董事。公司之经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监察人、检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监督人,在执行业务范围内,亦为公司负责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湾学者认为,如按法理,法人机关之行为为法人行为,故构成法人机关成员的个人不应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但就保护交易安全立论,则又以规定法人与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为妥,其有利于促进法人机关之注意,藉以保护交易安全。
至于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或与代表人等行为人连带承担责任之后,法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一般认为得适用民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因代表人处理法人事务时,对于法人负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如因其过失而致法人以损失,法人对之享有追偿权。同时,在实行连带责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无过失之行为而使法人应负无过失责任,因而代表人也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时,代表人在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后,反过来对法人享有追偿权。
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采用的是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但对于法人是否得对有过错的代表人享有追偿权,未作直接规定。比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点主要在是否规定法人代表人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下列因素可值考虑:第一,从理论上讲,如果承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法人自身的行为,在执行职务的活动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个人人格,则难以认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行为“一方面为法人之行为,他方面为自己之行为”。故责令法定代表人对受害人负直接责任无法理上的说服力；第二,法人侵权行为通常发生在交易之外（否则应为合同责任）,故规定连带责任并不能有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第三,代表人之赔偿能力与法人之赔偿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语,规定连带责任,固然可为受害人增加选择机会,但实际意义不大；第四,即令发生因法人机关之恶意或重大过失从事目的外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严重损害,而法人之全部财产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情形,也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责令有过错的股东（尤其是担任代表人的股东）承担个人赔偿责任。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应规定法人对其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致害行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责任。至于法人承担责任后对有过错的代表人的追偿或者处罚,得根据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贰』 民法通则和台湾民法典区别
不说具抄体条款，那么袭比较太难。
简单说，两部法律适用范围不同，民法通则在空间上适用于中国大陆地区，台湾民法典适用于中国台湾省地区。
其实大体上二者是基本一致的，因为大陆的民法通则也借鉴了很多台湾的民法，而且二者都有的国民法典的影子。只是在某些观点上有出入。
『叁』 债权的构成要件
理论上说来，债权既然为民法上权利的一种类型，根据债权侵权行为三要件说，债权侵权行为的要件包括损害、因果关系与过错。上述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当然也应适用于对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认定。只是由于债权相对性带来的非公示性以及第三人侵害债权的非直接性，学者们在讨论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构成要件时，标准比侵害物权时要严格得多。这主要体现在对行为人过错的认定方面。
过错按其形式，可分为故意和过失。但对于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而言，行为人的过错是否包括过失，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如日本学者林良平等认为，侵害债权的归属，第三人具备故意或过失，均可成立侵权行为责任。但这种观点被多数学者反对，理由主要是债权本
身不具备“社会公开性”，第三人有时很难知道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的债权，如果一旦第三人的行为客观上妨碍了债务的履行，要求其承担根本不应承担的责任，尤其是，如果以过失作为侵害债权的责任构成要件，第三人实施了任何妨碍债务履行的行为，都可能构成侵权，这将会严重限制人们的行为自由，妨碍自由竞争的展开。因此，将侵害债权的责任构成要件中的过错限于故意或恶意，无疑是合理的。故意是侵权行为成立的主观要件，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行为的结果，仍然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在侵害债权中，故意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行为人明知或应当知道他人债权的存在。只有明知他人债权的存在，行为人才能预见到行为的结果，行为人明知他人债权的存在是侵害他人债权责任成立的前提；第二，行为人意欲侵害债权人的债权。行为人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认识到其行为将发生损害他人债权的后果，同时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追求此种后果的发生，这就意味着行为人在实施侵害行为时，其行为具有明确的指向。
将学者以上对侵害债权行为过错的界定与一般侵权行为过错理论进行比较，可清楚地发现，侵害债权的过错不仅不能包括过错的过失形态，甚至也不能包括故意形态中的放任，因此其构成是最为严格的。在此前提下，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成立侵权责任，当无疑义。但在有些情况下，第三人的行为往往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行为人也明知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对债权人债权的损害，但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对此听之任之，视而不见。在此种情形下，对债权的损害乃是第三人行为必然或自然的结果，但是第三人事实上并无积极追求损害结果的主观意欲，此时是否一定不能构成对债权侵害的过错，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肯定的判例如在EihornV.WestmountInvestmentLtd.案中，控制Westmount投资公司的三被告，将公司唯一有价值的资产转让给新成立的关联公司，致使Westmount公司对原告的金钱债务履行困难。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法院不予认定，因为法院认定被告是在公司授权范围内忠实行使职权，被告转让资产所追求的效果并不是逃避对原告的债务。但即使如此，法院仍判决被告承担侵害债权的侵权责任。该案中，被告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显然是放任自己的行为对原告造成侵害，但从公平正义角度考量，被告的行为具有可非难性，因此让其承担侵害债权的侵权责任是合理的判决，这一判决也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成。
与此相反的是一物二卖的情形。例如，甲卖乙买，其合同订立在先，丙明知该合同的存在，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高价抢购，丙的行为客观上损害了乙的债权，主观上是放任这种损害。但我们不能判定丙构成对乙的侵权责任。因为债权不具有排他性和优先性，数个债权可以同时并存，并不会因产生的时间先后而有优劣之分，这是由债权本质所延伸的基本理念。债权的这种特性导致行为人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债权，并不必然构成侵权，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同时有违市场规则和公序良俗时，也即行为人行为具有可非难性时，才可认定。《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也承认双重买卖，其66条就规定，故意与债务人订约，致使债务人不能同时履行两个合同而对前合同违约，并不构成引诱违约。但《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并非官方颁布的成文法典，它只是由学者起草，供各州参考的范本，因此在美国实际判例中也存在着对立的观点。
所以，如果将侵害债权的过错仅限于故意中希望的情形，则会使相当多的侵权行为得不到规范，不利于对债权人的保护；而如果我们将侵害债权的过错界定为包括故意中的希望与放任两种情形，则会使第三人相当多的正当行为受到限制，从而限制了第三人的行为自由。由此看来，大陆法系习惯上的对构成要件的抽象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点力所不逮了。反观英美法系，虽在从判例归纳出一般原则时意见未能一致，但在审判实践中，他们使用类比技术与区别技术，从法官自身的“良心”出发进行审判，具体个案的判决结果倒是大多符合社会的一般公平观念。这就为我们对侵害债权的认定提供了另外一条思路：既然无法找到一条区分第三人侵害债权是否成立的明晰而固定的标准，我们是否可以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在个案判决中引入习惯、善良风俗等抽象标准，然后以司法实践指导立法，进行具体侵害债权行为的类型化呢？
善良风俗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并为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所借鉴，很多国家或地区在判定第三人侵害债权时，援引的正是这类条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184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学者认为，债权应该受到该条后半段的保护。而该后段其实也是关于背俗侵权的规定。背俗侵权条款属“概括条款”，与一般侵权相比，主要特色有二：一是其保护的利益，除“权利”外，尚包括其他利益；二是侵害行为须出于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的方法，主观归责要件较为严格。1997年“台上字”
3760号判决认为：“（184条）规定前后两段为相异之侵权行为的类型。关于保护之法益，前段为权利，后段为一般法益。关于主观责任，前者以故意过失为已足，后者则限制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因此以故意背于善良风俗作为要件，可以对侵权构成加以合理限制，使侵权责任不致过于广泛。对于善良风俗的理解，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德国帝国最高法院对善良风俗的解释为：“所有善良和合理思想的理智感觉”。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善良和合理思想”本身也需要一个定义，以回答人们的追问，即谁是那个有“善良和合理思想”的人呢？拉伦茨认为，善良风俗既包括了法制本身在内的伦理道德价值和原则，也包括了现今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的行为准则。不管怎样，善良风俗系指一般道德观念而言。这种社会道德观念是一种事实上的存在，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因而侵权行为法可籍此而与法律外的社会体相联接，而适应社会的变迁。
由于背俗侵权属“概括条款”，而善良风俗又是一个相当不确定及高度抽象的概念，非常灵活，具有将道德规范引入法律之中的功能，因此在运用中，需要在具体案件中通过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其进行价值补充。事实上对包括背俗侵权在内的一切侵权的认定，很多情形下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是根据所谓的客观事实，而主要根据的是法学家（或者法官）本人内心的公平正义信念，即法学家（或者法官）从自己所理解的“既定”的社会正义分配方案出发，“决定”行为人是否有过错，然后再予以论证的。所以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任何审判活动中都是必须的。只是为了促进法律适用的稳定性，我们有必要在法院适用该概括条款形成案例后，对案件进行比较与类型化，以便在对侵害债权进行认定方面，建立完整的裁判体系。
『肆』 台湾婚姻制度
当然不可以。台湾法律有规定一夫一妻的，但在50、60年代由于旧婚姻制度，遗留问题很多，所以经常会出现小老婆和妾之类的。
参考文章：
大陆和台湾的婚姻立法对结婚实质要件的规定，可分为积极的条件和消极的条件两种。前者是结婚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当事人合意和达到法定婚龄；后者为禁止的条件，是对男女双方结婚的限制，如已有配偶者、男女双方为近亲属。有关两岸结婚实质要件的规定，详述如下：
①须达到法定婚龄。大陆婚姻法第5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民法通则》规定年满18周岁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见，法定婚龄高于成年年龄，因此大陆法律禁止未成年人结婚。台湾关于法定婚龄的规定较大陆低。台湾民法第980条则规定：“男未满十八周岁，女未满十六周岁者，不得结婚。”由于台湾民法规定20周岁为成年，法定婚龄低于成年年龄，因此就会出现未成年人结婚的现象。
②须男女双方自愿。男女双方自愿缔结婚姻是近代婚姻制度的基础，是婚姻自由原则的必然要求。大陆婚姻法第4条明确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允许任何一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与大陆有所不同，台湾民法上无明文规定须男女双方自愿这一要件，一般认为结婚是一种身份契约行为，须男女双方有结婚的合意，这种合意应由本人为之，不得代理，父母不得包办代替，此其一。其二，如前所述，在台湾存在着达到法定婚龄的未成年人结婚的现象，对于未成年人的婚姻，台湾民法认为，仍须男女双方有结婚的合意，但须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③须非重婚。大陆与台湾的婚姻制度以一夫一妻为原则，禁止重婚。
④须非近亲属。关于禁止结婚的近亲属范围，大陆婚姻法只规定直系血亲（解释上包括拟制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即同祖父母的堂兄弟姐妹，同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表兄弟姐妹）禁止结婚。但台湾民法规定的要广得多，它不仅包括直系血亲和同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表兄弟姐妹，而且包括：直系姻亲，如岳母与女婿、公公与媳妇、继父母与继子女；五亲等以内、辈份不同的旁系姻亲。直系姻亲和旁系姻亲结婚的限制，即使在姻亲关系消灭后，仍适用；除六亲等和八亲等的表兄弟姐妹外，八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不论辈份相同或不相同，都不能结婚；因收养而形成的直系血亲及直系姻亲，即使在收养关系终止后，仍不能结婚。
⑤禁止结婚的疾病。大陆婚姻法第6条规定：“患麻疯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禁止结婚。大陆规定上述疾病患者尚未治愈的禁止结婚主要是基于优生的考虑。与大陆不同，在台湾法律上，精神病等恶疾只是配偶一方提出离婚的法定理由，而不是禁止结婚的条件。
⑥此外，台湾民法还规定，监护人在监护关系存续其间，除非经被监护人的父母同意，不得与被监护人结婚；夫妻一方与人通奸，经法院判决离婚或受刑罚处罚的，不得与相奸者结婚；女子在离婚或丧偶致婚姻关系消灭后未超过六个月的，不得再行结婚，以免造成血统混乱，但自婚姻关系消灭后六个月内已分娩的，不在此限。
希望你能满意。
『伍』 台湾民法典第一条是法律规则还是法律原则
中华民国民法第1条（法源）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
法律 >= 规则 >= 原则
中华民国民法第1条写的很清楚，法律游戏是依照此规则来玩的，而规则里面包含了原则
『陆』 台湾民法188条为什么适用连带责任
您好，这是关于法人承担其侵权责任方式的规定。
法人对其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自不待言。但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对此,各国立法之规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
此为德国所采。德国虽采“法人拟制说”,但对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明文规定由法人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31条）。
（二）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然后法人得追究有过错的行为人的个人责任。
此为瑞士民法所规定。《瑞士民法典》第55条第2项规定:“法人对其机关的法律行为及其他行为承担责任。”第3项规定:“行为人有过错时,行为人另负个人责任。”对前述规定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台湾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就损害后果,法人应与有过错的行为人对受害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13]；另一种理解是我国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应对法人承担责任,并将之称为“两罚制”[14]（前述理解之差异源于海峡两岸所翻译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对同一条文之不同表述:依台湾译本,前述条文第3项为“行为人就其过错,个人亦负责任”）。
（三）法人原则上应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但董事等人有过错的,应与法人一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条首先在其第1项规定法人对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在其第2项规定“因法人目的范围外的行为,有损害于他人时,与表决该事项时表示赞成的社员、理事及实施该行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负连带赔偿责任”。此外,于1974年修订《日本公司法》时补充的两个条文,也作了类似规定。其第266（3）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人也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第266（1）条则就公司董事违法分配盈余、向其他董事贷款、违反竟业禁止义务、违反董事与公司进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规定了董事对公司承担连带偿还或连带赔偿责任。这些规定,显示出加重董事责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国家如韩国,也大致采用此种模式。
（四）法人应与代表人对加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所采。台湾民法典第28条明文规定了此种连带责任,甚至不考虑代表人有无过错（此处的过错当然不是指加害行为之过错,而是指决定实施加害行为的过错）。此外,台湾公司法第23条也规定:“公司负责任对于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对于何为公司负责人,该法第8条规定“在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为执行业务或代表公司之股东；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为董事。公司之经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监察人、检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监督人,在执行业务范围内,亦为公司负责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湾学者认为,如按法理,法人机关之行为为法人行为,故构成法人机关成员的个人不应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但就保护交易安全立论,则又以规定法人与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为妥,其有利于促进法人机关之注意,藉以保护交易安全[18]。
至于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或与代表人等行为人连带承担责任之后,法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一般认为得适用民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因代表人处理法人事务时,对于法人负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如因其过失而致法人以损失,法人对之享有追偿权。同时,在实行连带责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无过失之行为而使法人应负无过失责任,因而代表人也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时,代表人在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后,反过来对法人享有追偿权。
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采用的是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但对于法人是否得对有过错的代表人享有追偿权,未作直接规定。比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点主要在是否规定法人代表人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下列因素可值考虑:第一,从理论上讲,如果承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法人自身的行为,在执行职务的活动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个人人格,则难以认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行为“一方面为法人之行为,他方面为自己之行为”。故责令法定代表人对受害人负直接责任无法理上的说服力；第二,法人侵权行为通常发生在交易之外（否则应为合同责任）,故规定连带责任并不能有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第三,代表人之赔偿能力与法人之赔偿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语,规定连带责任,固然可为受害人增加选择机会,但实际意义不大；第四,即令发生因法人机关之恶意或重大过失从事目的外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严重损害,而法人之全部财产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情形,也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责令有过错的股东（尤其是担任代表人的股东）承担个人赔偿责任。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应规定法人对其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致害行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责任。至于法人承担责任后对有过错的代表人的追偿或者处罚,得根据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柒』 台湾民法典第188条为什么规定了连带责任
法人承担其侵权责任的方式
法人对其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自不待言。但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对此,各国立法之规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
此为德国所采。德国虽采“法人拟制说”,但对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明文规定由法人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31条）。
（二）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然后法人得追究有过错的行为人的个人责任。
此为瑞士民法所规定。《瑞士民法典》第55条第2项规定:“法人对其机关的法律行为及其他行为承担责任。”第3项规定:“行为人有过错时,行为人另负个人责任。”对前述规定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台湾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就损害后果,法人应与有过错的行为人对受害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13]；另一种理解是我国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应对法人承担责任,并将之称为“两罚制”[14]（前述理解之差异源于海峡两岸所翻译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对同一条文之不同表述:依台湾译本,前述条文第3项为“行为人就其过错,个人亦负责任”[15]）。
（三）法人原则上应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但董事等人有过错的,应与法人一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条首先在其第1项规定法人对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在其第2项规定“因法人目的范围外的行为,有损害于他人时,与表决该事项时表示赞成的社员、理事及实施该行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负连带赔偿责任”。此外,于1974年修订《日本公司法》时补充的两个条文,也作了类似规定。其第266（3）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人也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第266（1）条则就公司董事违法分配盈余、向其他董事贷款、违反竟业禁止义务、违反董事与公司进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规定了董事对公司承担连带偿还或连带赔偿责任。这些规定,显示出加重董事责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国家如韩国,也大致采用此种模式[17]。
（四）法人应与代表人对加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所采。台湾民法典第28条明文规定了此种连带责任,甚至不考虑代表人有无过错（此处的过错当然不是指加害行为之过错,而是指决定实施加害行为的过错）。此外,台湾公司法第23条也规定:“公司负责任对于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对于何为公司负责人,该法第8条规定“在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为执行业务或代表公司之股东；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为董事。公司之经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监察人、检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监督人,在执行业务范围内,亦为公司负责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湾学者认为,如按法理,法人机关之行为为法人行为,故构成法人机关成员的个人不应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但就保护交易安全立论,则又以规定法人与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为妥,其有利于促进法人机关之注意,藉以保护交易安全[18]。
至于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或与代表人等行为人连带承担责任之后,法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一般认为得适用民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因代表人处理法人事务时,对于法人负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如因其过失而致法人以损失,法人对之享有追偿权。同时,在实行连带责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无过失之行为而使法人应负无过失责任,因而代表人也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时,代表人在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后,反过来对法人享有追偿权[19]。
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采用的是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但对于法人是否得对有过错的代表人享有追偿权,未作直接规定。比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点主要在是否规定法人代表人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下列因素可值考虑:第一,从理论上讲,如果承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法人自身的行为,在执行职务的活动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个人人格,则难以认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行为“一方面为法人之行为,他方面为自己之行为”[20]。故责令法定代表人对受害人负直接责任无法理上的说服力；第二,法人侵权行为通常发生在交易之外（否则应为合同责任）,故规定连带责任并不能有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第三,代表人之赔偿能力与法人之赔偿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语,规定连带责任,固然可为受害人增加选择机会,但实际意义不大；第四,即令发生因法人机关之恶意或重大过失从事目的外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严重损害,而法人之全部财产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情形,也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责令有过错的股东（尤其是担任代表人的股东）承担个人赔偿责任[21]。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应规定法人对其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致害行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责任。至于法人承担责任后对有过错的代表人的追偿或者处罚,得根据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
『捌』 台湾民法典共有几编
台湾民法典，1225条。
『玖』 哪里有台湾民法典全文下载 谢谢
http://www.dffy.com/sifashijian/jj/200512/20051204211220.htm
这就来是台湾民源法典的相关链接，你打开后把它复制保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