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法律现象

1. 法律的特征是什么

法律行为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法律性。法律行为是法的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专，是由法律规定属的、具有法律意义、可以用法律进行评价的人的行为，由此区别于一般的社会行为。第二，社会性。法律行为作为人的活动，具有社会性的特征，法律行为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而是其他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或一个方面。第三，法律行为是能够为人的意志所支配的行为，具有意志性。法律行为是人所实施的行为，受人的意志所支配。反应了人们对一定的社会价值的认同，一定利益和行为结果的追求以及一定的活动方式的选择。

2. 作为公民,我们对法律应有怎样的立场和态度

作为公民，文明应该学法知法守法护法。因为社会主义法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体现基本的道德，和道德一样对人产生约束力。法律约束人的行为，道德约束人的内心。道德约束的范围要比法律要广，即法律约束的一定是道德约束的，道德约束的未必全部是法律约束的。所以，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法律分析
我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具体的态度体现在：法律是我们生活的卫士，我们需要法律的保护。并且学法、用法、护法是我们应尽的责任；爱法，是我们应采取的态度，以守法为荣，以违法为耻，是我们应树立价值标准。法律鼓励我们做的，我们积极去做；法律要求我们做的，我们必须去做；法律禁止做的，我们坚决不做；总之，我们在正确行使权利同时，要忠实履行义务，做一个具有高度法律观念和高尚道德观念的合格公民。我们遵守的法是良法，良法善治是现代法治基本原则的核心，善治的基础是良法的制定，依法治国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如何保证良法的制定，制定良法背后的是教育的支撑，教育的结果是优秀的法律制定者，同时也是善治的基础。
此外，社会主义接班人要不仅仅把视角放在遵守法律上面，更多的是要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当社会的整体修养都提升上去了，遵纪守法自然是不在话下。
【个人建议】
以上是我的建议，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的咨询，祝您生活愉快。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二条，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3. 公民为什么遵守法律

1、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民利益的社会规范，遵守法律符合社会大多数公民的利益；

2、法律具有强制性，不遵守法律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3、遵纪守法符合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的普遍共识，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的选择；

4、只有遵守法律，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3)公民法律现象扩展阅读

1、法律的最终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群众的人身安全与利益。

2、法的指引功能（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为人们提供某种行为模式，指引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必须这样行为或不得这样行为，从而对行为者本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法的指引功能（作用）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的，它涉及的对象主要是指本人的行为。

3、法的评价功能（作用）是指法律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或违法及其程度，具有判断、衡量的作用，也就是说，法的评价作用涉及的是法的律他作用，即对他人的行为的评价，这是区别指引作用（涉本人的行为）和评价作用（涉他人的行为）的关键所在。

4、法的预测作用是指人们可以根据法律规范的规定事先估计到当事人双方将如何行为及行为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预测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这里的人们应作广义的理解，即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

5、法的强制作用是指法为保障自己得以充分实现，运用国家强制力制裁、惩罚违法行为的作用，也就是说，法的强制作用只能针对违法犯罪人的行为，如果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那么法的强制作用就不能显现。

6、法的教育作用是指通过法律的实施，法律规范对人们今后的行为发生的直接或间接的诱导影响，也就是说，法的教育作用针对的是一般人的行为，例如，通过对违法行为实施法律制裁不仅对违法者本人起到警示、警戒的作用，而且也对一般人产生了教育性影响。

4. 任何公民的行为都受法律的保护对吗

不对。任何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我国，公民的合法利益包括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政治权利、民主权利、人身权利、经济权利、教育权利等。

权利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也就是法定的权利，还包括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因为，根据权利本位的思想，公民的权利是既有的，不必有法律规定才有，法律规定只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陈述申明罢了。

(4)公民法律现象扩展阅读

《宪法》规定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2）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3）宗教信仰自由；

（4）人身与人格权，包括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5）监督权，包括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并依法取得赔偿的权利；

（6）社会经济权利，包括劳动权利，劳动者休息权利，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利，因年老、疾病、残疾或丧失劳动能力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社会保障与物质帮助的权利；

（7）社会文化权利和自由，包括受教育权利，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8）妇女保护权，包括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同等的权利；

（9）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

（10）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受国家保护。

5. 公民为什么遵守法律

核心提示：公元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人诬陷为渎神、腐化和误导青年而被雅典众多法官判为死罪无赦。临刑前，他的朋友克力同借探望之机告诉他可以很容易地从监狱中逃走，并认为遵守这样不公正的审判是迂腐的。但苏格拉底却反问道：越狱就是正当的吗？被不公正地指控并被判决有罪的人逃避法律的制裁就是正当的吗？人有没有一种服从任何法律的义务？ （二）守法精神生成的条件 公民的守法精神是公民的人格因素的一个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天生就有的。相反地，它是通过灌输（即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化）而生成的。守法精神得以生成的条件有两个方面：一是公民主体性意识的具备，二是法律的良法品格。 1．公民的主体性意识 在近代之前，公众是以臣民而非公民的身份存在的。统治者和臣民的关系是一种纵向的主体对客体的主奴关系，而不是近代社会中人们之间横向的主体对主体的平等关系。臣民的身份决定了公众对权力的无条件服从，而无独立的主体性意识。正如梅因所说，在古代，“个人并不为其自己设定任何权利，也不为其自己设定任何义务。他所应遵守的规则，首先来自他所出生的场所，其次来自他作为其中成员的户主所给他的强行命令。”这同时也决定了专制社会下的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实施的后盾，社会公众对法律的遵守主要是出于畏惧国家暴力的制裁。 川岛武宜所强调的主体性意识是建立在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伦理学不断探索的人际交往关系中的“交互主体性”的基础之上的。在近代思想史上，卢梭全面而深刻地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强调了“交互主体性”在近代社会中人们之间交往的核心地位，强调自由与奴役的对立。康德则进一步把“交互主体性”作为近代人类社会关系的原则确立下来。康德说：“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只是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因此，无论人的行为是对自己的或是对其他的有理性者的，在他的一切行为上，总要把人认作目的。”人不只是工具，而应看成是目的，这是康德的一条著名的道德律令。这条道德律令要求人们应该将对方看作是与自己具有同样主体资格的人，从而体现交互主体性。近代法律就是对人们之间的这种“交互主体性”的伦理关系的确认，其要获得有效遵守也必须以“交互主体性”伦理关系的确立为前提，而这种伦理关系得以确立的前提则是社会公众主体性意识（或公民意识）的具备。 公民意识是现代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得以稳定运行的重要文化价值观念。“正是公民意识的合理性意识、合法性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才使法治理念得以确立和发展。因此，法治理念必然以公民意识为归依。”公民意识反映了公民自身的理性特征———以“交互主体性”为原则处理公民之间的关系。它在公民守法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民主体性意识使公民积极遵守符合社会价值观念的法律。现代法律的实施已经不可能依赖国家的强制，而必须以公民对法律的自觉和积极遵守为前提。“无疑，现代法治之所以呈现出一种内在自觉、普遍有效的理性秩序，除了法律制度内在价值与公民意识的合理性、合法性要求相吻合这一因素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它离不开公民积极守法精神的支撑。”这实际上就是川岛武宜所说的作为守法精神基础的主体性意识的一个方面，即对自身权利的积极追求。宪政体制下所要求的法律必须体现公民的普遍意志，公民意识本身就体现了对这种法律的积极维护和积极遵守。反映社会价值的法律内化为社会公众的自身意识，便获得了受到普遍遵守的合法基础。 第二，公民主体性意识使公民认识到并自觉控制自己作为个体的局限性。对自我权利的主张并不意味着个体自身利益的无限膨胀，相反地，个体必须认识到自身权利主张的社会性，认识到他人和自己一样，也是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而存在。这就是川岛武宜所说的主体性意识的另一个方面：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这是特殊即近代的主体意识在法律世界的反映，近代社会中的人，将其他所有的人作为同自己等质的、同等的主体来认识和承认”。这类似于霍布斯提出的自然法则中的第９条：“无论个人声称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权利，他都必须允许别人也同样有权如此。”这条法则禁止人们主张自己拥有的权利比允许别人的要多。关于权利主张的社会性问题，黑格尔曾写道：“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 2．法律的良法品格 如果说公民的主体性意识是生成公民守法精神的主观要件的话，那么法律自身的良法品格则是生成公民守法精神的客观要件。 良法的概念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中就有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其理论核心是如何确立良法的标准。亚里士多德认为，良法的标准可以总结为三点：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某一阶级或个人的利益；应该体现人们所珍爱的道德价值（对古希腊而言就是自由）；必须能够维护合理的城邦制度于久远。亚里士多德将良法的概念与道德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后世的良法理论确立了基本的论调。在西欧中世纪，阿奎那否定恶法的效力，主张“恶法非法”。他说：“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论断为依据，严格地和真正地说来就根本不是法律，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滥用。”自然法理论以某些道德原则作为良法的标准。古典自然法理论认为，良法必须符合自然法，法律的效力来自其合乎道德性；新自然法理论如富勒的程序自然法、德沃金的政治道德以及罗尔斯的社会正义，都被视作法律应当遵循的道德标准。实证分析法学虽然承认法律存在道德上的善恶之分，但否认具有客观普遍意义的良法标准的存在，认为任何价值判断都涉及到主体的价值观念和态度，这不能被客观地证实或确定。但是，二战以来，实证分析法学的这种观点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致使其对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态度也发生了某种调整，如哈特在坚持分析法学的传统———主张法律与道德分离的同时，并不否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联系，甚至提出法律应该具备“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 综合西方学者对良法理论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良法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良法在价值上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法律是否体现正义是衡量其是否为良法的关键。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伦理价值，它要求社会公平地分配权利和义务。罗尔斯在其庞大的正义理论中对正义的原则作了经典的阐释：“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良法对公共利益的体现并不意味着对少数人利益的损害，虽然社会的不平等是一种客观现象，但这种不平等应被安排得“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表现了罗尔斯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 第二，良法在内容上必须反映客观规律。法律应该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发生关系的规律，包括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规律；法律运行的规律，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本身的规定性；人的生理、心理成长与发育的自然和社会规律；市场经济规律；自然合理开发和环境保护的规律等等。 第三，良法在形式上要求立法过程的民主化、法律表达的规范化和法律体系的科学化。霍布斯认为，“良法就是为人民利益所需而又清晰明确的法律”。这表明法律的形式对良法的重要性。立法过程注重公民的广泛参与，使公民的意志在法律中得以表达，其本身就体现了对公民自主性的尊重，这是公民自觉守法的基础。法律表达的规范化要求准确运用法律语言，最大限度地减少歧义的产生。法律体系的科学化要求一国的法律体系应根据本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在部门门类上完整；每一部门法的各个法律文件协调统一，避免相互之间出现矛盾。法律只有具备了形式上的这些特点，才可能成为促使公民守法精神生成的良法。三、公民守法的限度———公民不服从在西方学者关于公民的守法理由问题的讨论中，涉及到这样一个话题：公民是否具有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normal obligation）？面对恶法，公民是否可以选择不服从？或者说，公民不服从恶法有无正当性？在本文的“引子”中，我们提到了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安提戈涅的悲剧，它们所揭示的主题即在于此。围绕这一主题，西方政治学界和法学界发展出一套名曰“公民不服从”的理论，它标识着公民守法的限度。 （一）公民不服从的涵义 对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学术考察一般会追溯到美国政治评论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梭罗因抗议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美国南方各州的蓄奴制度和印第安人所遭受的悲惨待遇而公然拒绝向美国政府纳税。他主张人的良心高于政府和法律，个人有权不服从违背其良心的法律和命令。印度圣雄甘地借助梭罗的主张领导印度人民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倡导非暴力、不合作和和平抵抗运动。然而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以及美国因发动越南战争而导致的反战运动爆发时，公民不服从的理念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系统的研究。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对公民不服从进行系统研究的主要有罗尔斯、德沃金等学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各自独特的见解。 罗尔斯认为，在一个接近正义的社会里，公民不服从存在两种形式：非暴力反抗和良心拒绝。他将非暴力反抗定义为“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对抗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而良心拒绝是指公民基于自己的良知而拒绝服从法律。二者的主要区别是：首先，非暴力反抗是一种群体性的抗法行为，它诉诸共同体的信念；而良心拒绝是单个主体的抗法行为，不是一种诉诸多数人的正义感的请愿形式。其次，非暴力反抗的论据是政治性的，而良心拒绝不是必然建立在政治原则上，它可能建立在那些与宪法秩序不符的宗教原则或其他原则之上。不过，在实际情况中，非暴力反抗和良心拒绝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同一行动（或一组行动）可能同时具有这两者的强烈因素。 德沃金将公民不服从称为善良违法。善良违法理论是德沃金权利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德沃金认为，不能为了使法律得到实施，就主张对由于良知而违反征兵法和对政府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应给予与其他违法者一样的惩罚。当公民根据自己信仰或良知认为一个法律或法律的一个方面非正义或不道德时，公民是否享有不服从这些法律的权利，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具体的分析。德沃金将“善良违法”分为三种：涉及整体性的善良违法、涉及正义的善良违法和涉及政策的善良违法。根据善良违法的不同种类，应该有不同的对待态度。 在罗尔斯和德沃金关于公民不服从（或善良违法）的论述中，都将良心拒绝即公民基于自己良知而违反法律的情形归入公民不服从的范围。对此，我们不能赞同。因为基于自己良知而抗法的行为者往往是作为单个主体而存在的。良知的标准难以确定，尤其是在近代以来的价值多元化社会里，任何企图确定一个为所有主体所共同认同的善恶标准的努力都已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因此，那些以法律与自己良知相悖为由而不遵守法律的单个主体的行为将无法得到其他主体的认同。“由单个个体实践的公民不服从未必能产生多大的效果。他会被当作一个古怪的家伙，对他进行观察比镇压更为有趣。所以，有意义的公民不服从将由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群体来实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承认公民以自己良知作为是否遵守法律的判断标准，就难以，甚至不可能“避免公民不服从变成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倾向的、个体的……主观哲学，如果这样的话，任何主体，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可以不服从”。所以，必须区分良心拒绝与公民不服从。公民不服从的主体是组织起来的少数，他们因为法律与自己良知的冲突，为改变或废除法律而结合在一起抗拒这些法律。单个主体的良心拒绝仅仅是形成公民不服从的社会基础，其本身并非公民不服从。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民不服从，而梭罗因反对战争和奴隶制度而拒绝纳税的单个抗法行为并不是公民不服从的表现。 至此，我们认为，公民不服从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公民不服从存在于一个接近正义的社会。所谓“接近正义的社会”，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即是一个就大多数情况来看是组织良好的、不过其间确发生了对正义的严重侵犯的社会”。按照笔者的理解，这实际上是指反对专制、确认平等、接受以保护公民权利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社会。在专制社会中，社会公众为争取自身权利、反对压迫而抵抗政府及其法律的行为不属于我们在此所讨论的公民不服从。 第二，公民不服从是非暴力的行为。在罗尔斯和德沃金的论述中都强调了这一点。如果公民将自己对法律的不满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他的行为就等同于一般的违法和犯罪行为。公民不服从否认以野蛮对抗不文明的正当性。既然促使公民不服从的是其内心的良知，使用暴力就会破坏既定的社会关系而伤及无辜，这本身就是对良知的违反。 第三，公民不服从是公开的行为。公民不服从行为必须是公开的、非秘密进行的。它以公众或民意代表为诉求对象，唤醒其内心的正义观念，博取同情，以纠正非正义的现象。 第四，公民不服从是以维护公益、自己良知或信仰为目的，而要求改变某个不正义的法律或政府政策的行为。公民不服从并非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或者全盘否定作为整体的法律。 第五，公民不服从是一种集体性的行为。它否定公民个体基于自身良知而擅自抗法的行为。只有许多人的良知达成了共识，形成一个团体的观念，在公共场所公开地非暴力地抗法才是公民不服从。 总之，公民不服从与一般的违法犯罪是不同的。公民不服从是出于法律与公民自身的良知或信仰相违背，坚持自己良知或信仰的动机超过了守法的动机；并且它是公开的、非暴力的、以改变或废除所反对的法律为目的的群体行为。正是由于公民不服从不同于一般的违法犯罪，所以，国家才应当对它们区别对待。 （二）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及其条件 1．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 从亚里士多德给出的法治的两个要件中可以得知，恶法自古希腊就被宣布为法治的对立面，同时也隐喻着不遵守恶法的正当性。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法制本身为克服不正义的现象提供了多种合法的纠正方式，如言论出版自由、集会游行自由、请愿以及司法救济等等，这为公民表达不满和抗议建立了合法的平台。站在维护法律权威的角度，似乎已经没有理由认为公民以违法的手段表示对法律和政府的不满是正当的。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公民不服从是必要的，国家对其不能像对待一般的违法行为一样予以法定的制裁。论证公民不服从正当性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自然法学说。自然法学派认为，自然法则约束制定法，当制定法违背正义、平等、理性等自然法则时，人们就没有服从制定法的义务。社会契约论在为公民守法提供理论基础的同时，也证明了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理由。政府及其法律的合法性须以公众的同意为前提，当法律的形式或内容与公众普遍奉行的道德明显相悖时，政府就违反了社会契约，如果强制公民服从，那么就破坏了社会契约论关于法律的统治应以公民的同意为基础的预设。 第二，民主学说。近代以来，代议制民主在各国普遍得到确立，但是，其本身的缺陷却是客观存在的。公民选举出的少数代表，根据多数决原则通过的法律并不必然代表大多数公民的意志。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民主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都无法避免以合法的形式出现的不正义。这种由法律意志与公众意志之间的落差所导致的不正义是产生公民不服从的一个根源。我们不能为了维护法律惩罚不法行为的一贯权威而拒绝承认公民不服从的合理性。 第三，功利主义学说。功利主义以衡量行为的可能结果作为行为人行为选择的标准，其终极目标是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果公民不服从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所作的贡献明显大于其所带来的社会危害，那么公民不服从就存在正当性。但是，功利主义学说的问题在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内涵是难以确定的，而且公民不服从往往并不是为了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公民不服从所反抗的某个法律或政府政策往往只侵害了作为少数的群体的利益，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当然，公民不服从行为的发起者可以是利益受到侵害的作为少数的群体，也可以是基于自身良知或信仰而反对这种侵害的多数群体。 除了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自然法学说、民主学说和功利主义学说外，有些德国学者还认为宪法的基本权利规定也可以证明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如德国前联邦宪法法院法官Willi Geiger诉诸宪法的“人权维护条款”；反核与环保运动者诉诸“良心自由条款”；哥廷根大学法理学教授Ralf Dreier诉诸“意见发表与集会游行自由”等。我们认为，这种试图以诉诸实在法为公民不服从寻找合法渊源的论证方式本身就是违反公民不服从的特征的。公民不服从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即于法（实证法）无据的行为。这一特征决定了公民不服从不能在法律上证明是正当的。 有学者认为，公民不服从不能正当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会鼓励人们拒绝遵守其他的法律。对此，拉兹给予了反驳。他认为，一个人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法律制裁虽然会对他人产生不良影响，使他人增加相信违法不会被惩罚的信心，但这种影响不应被过分夸大。反之，一个人服从法律的态度确实会影响着他人，但也很难说这种影响就足以确立个人负有服从法律的义务。就是说，一个人的违法行为没有受到惩罚，并不必然会鼓励他人违法；同样，一个人的守法行为也不必然会成为他人行为的模范。 2．公民不服从正当性的条件 主张公民不服从具有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只要法律或政府政策与社会正义或公民良知相冲突，公民就可以做出不服从的行为。罗尔斯认为，只有在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公民不服从才具有正当性。 第一，公民所抗议的法律本身是实质性的、明显的不正义。判断一项法律是否如此不正义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判断一项法律是否破坏了公民的基本自由。例如，“当某些少数被剥夺了选举权、参政权、财产权和迁徙权时，或者当某些宗教团体受压制且另一些宗教团体被否认有各种机会时，这些不正义对所有人都是很明显的。” 第二，不服从行为必须被证明是为达到目的所必需的手段。即通常的、由民主制度所提供的合法救济手段如陈情、示威、起诉等已被诚意地使用过并被证明无效时，才能选择公民不服从。当然，这些合法手段可以重复使用，但只要对其使用的经验证明这些合法的抗议途径已经无法促使政府或改变或废除被抗议的法律或政府政策时，就可以认为公民不服从的手段是必需的。 第三，行为者必须能确保不服从所导致的后果不会严重危害整个社会的法律秩序。罗尔斯担心数个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团体或数目过多的公民同时以不服从的行为抗议法律将会因为规模过大而引起无法估计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他建议不同团体或大多数公民通过协商，由一个领导中心来制约不服从行为，限制不服从行为对社会秩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后，罗尔斯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即便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公民也不能行使不服从行为。“我们可能只是在我们的权利范围内行动，但如果我们的行动仅仅有助于引起与多数的紧张关系的话，那么这一行动就是不明智的。” 有人认为，只有在公民不服从的参加者自愿接受惩罚的前提下，才能赋予公民不服从以正当性。如美国参议员Philip A. Hart曾说过：“我对于不服从者的任何容忍，都要看他是否自愿接受法律加之于他的一切惩罚。”但我们认为，政府区分一般违法犯罪与公民不服从的表现，就是惩罚与不惩罚的不同。在承认公民不服从具有正当性的情形下又给予其法律制裁，就意味着人为地增加正义事业的代价，这本身就是不正义的。是否自愿接受惩罚并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尊重法律的标准，公民不服从的参加者拒绝接受法律的制裁也不意味着其对法律的蔑视。正如Marshall Cohen所说，接受惩罚以证明违法行为的正当性的观念，不是来自于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在刑事法领域中，这一原则是如此的荒谬。它不加思量地相信，只要一个人自愿接受惩罚，谋杀、强奸、纵火都可以被证明为合法。 研究公民不服从正当性的条件是为了限制对公民不服从的滥用，以引导公民理性地对待一项坏的法律。毕竟，公民不服从是会产生一定的负作用的。这正如潘恩所说：“对于一项坏的法律，我一贯主张（也是我身体力行的）遵守，同时使用一切论据证明其错误，力求把它废除，这样做比强行违反这条法律来得好；因为违反坏的法律此风一开，也许会削弱法律的力量，并导致对那些好的法律的肆意违犯。”分别摘自《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2004年第1期 （原文共有71个注释，转载时省略。）

6. 在生活中有哪些现象体现了公民法律意识淡薄

1.首先从自身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另外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现象告诉我们加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刻不容缓。
2.国家宣传的力度和广度。现在的媒介途径很多，也很快速。借助于媒介和公众的力量，法律意识的提高更加的切实可行。
3，相关组织，领导和法律职业者的自身榜样作用。只有以身作则，加强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作风建设，才能给公众树立更好的形象。
以上算是建议中的一点点的吧，希望能启发你的思维。

7.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表现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实施的一条基本原则。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意味着，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任何公民都不允许因其民族、种族、性别、出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职务高低等的不同而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法治社会，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由法律来调整的，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体现为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无论是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还是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最终都体现为法律上的权利，没有法律面前的平等，其他的权利就无从谈起。因此，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公民实现其权利的基础，是公民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和条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也可以说是法治国家必须坚持的一项宪法原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以下内容：(1)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也就是说，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不允许一部分人只享有权利，不履行义务；也不允许一部分人只履行义务，而不享有权利。国家平等地保护公民的法定权利，同时平等地要求公民履行法定义务。(2)任何公民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任何特权，任何人违反了法律都要受到追究。(3)所有公民在法律实施上一律平等，即遵守法律和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8. 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普及法律常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过去相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对如何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有关的法律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有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觉悟，人们的法制观念初步形成。但是，这些成绩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仍有相当的差距，公民的法律意识仍然处在较低水平。因此，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仍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一、我国现阶段公民意识欠缺的原因 公民意识在建构法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公民的公民意识还不是很强，还存在一些影响公民意识形成的消极因素，究其根源主要有： （一）臣民意识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的基本政体形态是君主专制，维护皇帝的权力、地位和尊严，树立皇帝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乃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法律制度的出发点。而且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也被皇权的绝对神圣所代替，皇帝一言可以立法，一言也可以废法，使古代中国形成了系统严密的官僚体制，这种封建专制制度培育出的是适应封建政治文化发展的臣民意识。近代以来，中国曾经有过几次思想启蒙运动，但由于各种原因，大都是昙花一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人权观念、自由与平等、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念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抛弃，而许多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臣民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较大的解放，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公民教育和法制教育，家长制、特权思想、臣民意识在一部分人的大脑中仍然根深蒂固。 （二）权利意识的淡薄 权利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但在古代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这主要是由于：1.客观上由于自然经济、宗法家族和集权专制三位一体的社会存在形式，导致商品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与之相联系的权利、自由、平等等观念无法正常发育与成长。这是传统社会民众缺乏权利意识的客观原因。2.主观上由于儒家思想一向推崇重义轻利。受其影响，时至今日部分公民依然羞于言利，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居然会因打官司有贪利嫌而不愿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这就不是现代公民应有的意识和行为。 （三）公民教育的滞后 市场经济的发展证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实践要求有现代法治观念和伦理精神的支撑，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思想教育理念和运作体系。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一套教育模式，而没有及时转变思路。转变到提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的法治意识和道德水平上来。这也是导致公民意识缺失的重要原因。 （四）社会转型期制度的不完善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这主要表现为：1.存在着制度空场和制度冲突。所谓制度空场，就是制度的供给滞后、不到位，人们有了新的活动却无相应的活动规则。所谓制度冲突，就是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比如在法律、法规方面，有些人钻法律的空子，干着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勾当。2.现存制度的效率不高或无效。制度的效率是指制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的大小。如果制度对人们行为没有约束力，则是无效。如制度对公款吃喝、公款消费等行为的规定，基本上是无效的。如果制度对人们行为有一定约束力，但没有达到制定制度时的预期效果，则是效率不高。如制度对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行为的规定。现阶段，社会制度失效或效率不高的现象大量存在，甚至出现了诸如打假者被打、索赔者索不到赔、纳税人竞争不过高逃税等现象。制度的不完善影响了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转，对公民意识的形成起着抑制作用。 二、提高法律意识的途径及方法 培养和提高我国公民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责任，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笔者结合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实际状况，认为主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必须创造适宜于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所谓外部环境，主要是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为现代法律意识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政治环境方面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民主体、政治活动程序和政治观念的科学化。因为法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律意识是在民主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环境方面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精神文明组成部分的法律意识必然要受到精神文明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公民法律意识的完善和提高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完善和发展。所谓内部环境，主要是指法制自身状况。包括两方面，一是建立和制定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针；二是努力形成知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二）深入持久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社会主义法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识的体现。其创制和实施都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法律知识的掌握、法制观念的增强、正确法律观点的确立，都需要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来完成。从1985年开始，经过几次普及法律常识的活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对进一步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坚定不移地实行依法治国、严格执法 认识来源于实践。社会上日常的法制实践活动对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和提高具有巨大的、现实的影响作用。如果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能严格地依法行政，依法办案，就能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和力量。显示出法制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并得到他们的信任。经过长期的重复实践，就会形成固定的习惯和观念，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四）重视法学教育，开展法学研究 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发达与否，与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是否繁荣有直接的关系。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而法律人才又是宣传、传播、深化法律意识的使者，法学研究是培养健全的法律意识的重要条件。社会在不断发展，法律也需要发展，人们在运用法律来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仍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在法律实践中，一些新经验、新思想也需要及时总结、推广，这些都离不开法学研究。而研究的成果，又通过法学教育使一部分人先行接受，然后又通过这些受教育者用各种方式向社会传播、推广并付诸实践，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不断更新和提高。 （五）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 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是一种涉及面最广、运用最多、影响最大的途径。所谓大众传播就是通过某种媒介(如广播、电视、报刊等)向众多对象传递思想和观点的过程。大众传播具有信息来源的普遍性、强烈的时效性和敏感性、广泛的普及性以及公众教育机能等特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率已大大提高。只要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就能产生迅速广泛的影响，同时极容易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和氛围，使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深入人心。 （六）强化或树立具体的法律观念 1.权利观念。树立公民的权利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义务本质”反思的结果，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需要。强化权利观念，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原则得以真正体现，在广泛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充分地适用权利，发挥其创造性，同时尊重维护他人的权利。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应当包括对权利概念、性质、来源的正确认识；行使权利的自主意识和自觉性；权利行使时的求实态度与自律观念；建立和完善权利行使机制的使命感和创造精神等。这种权利观首先是公民的，与以往只重视国家权力(利)是不同的，它是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在法律上的具体表现。2.契约观念。商品经济的交换活动是通过契约的形式连接起来的。而契约具有平等、自主、自愿、互利、互相制约等特点。树立契约观念能够减少交换过程中的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其法律含义在于通过明确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担任的法律角色，从而有效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契约观念的普遍化，是指这种观念延伸到更广泛的政治社会领域，使整个社会活动既充满活力，又有必要的约束，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的有序状态。3.正确的诉讼观念。程序法是对实体法的保护手段。诉讼是适用法律的必要方式，是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正当途径。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人们群众对诉讼抱有一种深深的偏见。不管有理与否，都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并往往把诉讼与受惩罚联系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不是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而是寻求法律以外的方式，这样就不能运用法律对其权利和利益进行有力保护。社会秩序是一种法律秩序，社会矛盾和纠纷如果只通过非正当途径解决，往往造成对正常法律秩序的破坏。因此，树立正确的诉讼观念，既是维护个人权益的需要，也是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需要。 三、结语 人们的法律意识状态是受其物质生活条件和其他社会意识制约和影响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引起法律意识的变化。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人们的法律意识尤其显得复杂。

9. 什么是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

1、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编辑本段概况；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一种现代意识；当代文化学者、诗人张修林在接受《独立》主编发星的；共依的、共存的，在交融中相互促进的关系；编辑本段组成部分；[1]公民意识主要体现在：；1.参与意识；公民的参与意识,主要是指公民作为政治共同体的

1、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它围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等。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
目录

编辑本段概况

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一种现代意识，是在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它表现为人们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又体现为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合理配置国家权力资源的各种理论思想。具体体现为视自己和他人为拥有自由权利、有尊严、有价值的人，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的意识，这种意识还包含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它是公民对自身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应履行权利和应承担义务的自我认识"作为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公民对于社会政治系统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倾向!情感和价值观"。公民意识决定于公民的实践,而公民的实践活动可以是纯粹的公民政治实践活动,也可以是与之相关联的其他活动"由此,公民意识并非可以和公民的其他意识严格区分开来的,它或者直接来自于公民自身的政治实践活动,或者来自于对有关其政治
地位的规定,或者来自于公民对政治现象的关注,也可来源于公民在参与经济或社会其他活动时所带来的思想观念。

当代文化学者、诗人张修林在接受《独立》主编发星的访谈时对公民意识有这样的阐述：现代公民意识，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密切相关。它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得以形成、维护和发展的有力保障。离开了现代公民意识，就不会，至少难以产生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现代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的前提。同时，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无疑地促进着现代公民意识的提升。它们之间，是一种共生的、

共依的、共存的，在交融中相互促进的关系。我认为，现代公民意识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但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维护、争取自身的自由和权利的强烈意识；（2）、对社会中其他每一个个体、其他群体的自由和权利的关注、尊重和维护；（3）、对公共社会的自觉监督，强调、认同、信仰社会公正、社会正义；（4）、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公共责任的主动担当；（5）、追求真相、真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尽力达成这种能力；（6）、正视历史、关注未来，自觉的怀疑倾向和批判精神；（7）、努力强调、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8）、重视、融入、达成良好的社会合作关系；（9）、高度的道德内省，言行一致。现代公民意识的最核心的观念，应该是强调社会个体的主体意识和个体的主体解放，主要表现在维护、争取自身的自由和权利的强烈意识，以及对社会中其他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的关注、尊重与维护。

[1]公民意识主要体现在：

1. 参与意识

公民的参与意识,主要是指公民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具有积极参与(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公权力运行的主人意识,实质上也是一种践行权利的意识"在参与中,公民才能切身体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逐渐形成理性的参与意识。

2. 监督意识

公民的监督意识正是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思想保障，国家权力受到人民的监督是人民主权原则的核心所在。

3. 责任意识

公民责任是指公民履行与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适应的，公民在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必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而克服个别自我或本集团的利益与人际关系。（纳税）

4. 法律意识——规则意识

由于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意志,所以在民主管理的过程中,公民还必须有规则意识,即依据明确的规则来协调各种相冲突的意志和行为,而不是由某个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决定"这些规则都是公民共同合意的结果,或是通过国家予以确认,或者是通过习俗加以强化"

编辑本段发展重点

公民意识体现了社会成员对自己基本社会身份的认同,也是公民支配自己社会行为的基本价值观 念,广泛表现在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经济、法

律、道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公民意识的内容是基于公民的身份意识而构建的,它也可以基于核心意识而不断拓展如: 1平等意识，独立人格2公共精神3自主、理性
公民意识的实质是强调一个人在社会、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及个人对自己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识。公民意识教育是指以现代公民的本质特征为基本内容和基本目标而实施的各项教育活动的集合体,其核心是要使受教育者正确地认识、积极而负责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以发展国家和社会为己任。
而就公民意识教育的目标而言，教育的目的旨在培养未来公民社会的基本单位，即具有权利意识、义务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法治意识、纳税人意识、道德意识、生态意识、科学理性精神、具有与时代共同进步能力的现代公民。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

法律意识同人们的世界观、伦理道德观等有密切联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不同阶级的法律意识各不相同。在阶级社会中，没有全社会统一的法律意识。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起着支配作用。各阶级法律意识的内容，归根结底由该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各阶层、各集团乃至个人所处的具体地位不同及其他原因，其法律意识也不完全相同，但在基本点上都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直接指导法的制定、执行和遵守。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法律制度，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法规等，都是在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指导下确立和制定的；司法人员在应用法律规范时，他们的法律意识对实施法律规范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具有重要作用。法律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法律意识的增强，有助于他们依凭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更好地履行法律义务，并对法制的健全、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本段未成年人法律意识的树立

具体来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未成年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共规范

实践证明未成年人一旦养成了种种不良习性后要矫正过来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因此，未成年人就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和学习中，处处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公共规范，遵重社会公德，从小养成良好习惯加强自我修养，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觉抵制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如我在99年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入室抢劫案，涉案人员有三人，其中年龄最小的王某年仅14周岁，99年10月的一天晚上，楼某与李某到我市甜梦歌舞厅找到王某，并邀王某去玩，王某就跟随前往来到带湖路一住宅区，

楼某带头敲开被害人陈某家的门，后进屋要陈某拿钱，陈不从，李某便上前抢陈某脖子上的金项链，王某见状退出房外，最后楼某被判8年徒刑，李某被判5年徒刑，王某因年少，不辩是非，又没有实施具体行为，为体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政策，我们对他作不起诉处理，此案中如果王某也积极主动动手帮助实施抢劫，那么王某也将被判刑坐牢。
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的意识
自尊、自律、自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未成年人进行自我防范和赢得社会保护的途径。如果未成年人自甘堕落，外界再怎样帮助，也是无济于事的。
如我办理的舒某抢劫、伤害案，案犯舒某原是我们信州区五中的学生，因从小养成了娇生惯养的不良习惯，一直不好好读书以至成绩越来越差，他的母亲把他转到三中读书后，他认为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还是自暴自弃，成天泡在游戏机房玩游戏，并结识了也是不读书的刘某等人，后与刘某等人一同去打架伤人，抢出租车司机，坠落的无法自拔，最后被关进监牢，被判处七年徒刑。
增强辩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未成年人只有学好知识，丰富社会生活经验，锻炼各种能力，才能对违法犯罪行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分清是非，未成年人还要加强锻炼身体，增强体魄，这样有助于未成年人在遭到暴力侵害的时候，及时逃脱或者进行正当防卫，不至于受犯罪行为的随意侵害。
加强未成年人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未成年儿童对犯罪的自我防范，除以上讲的，还必需懂得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10. 急！！！任何公民的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任何公民的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但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的违专法行为不受或减轻制裁。属

我国法律规定，14岁以下的儿童是为无行为能力人，他们触犯刑法或其他法律不受刑事制裁，只能勒令父母加强教育。

儿童犯法给他人造成损害的，需要由他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比如孩子打碎人家玻璃，父母要赔偿损失，孩子伤了别人，父母要赔医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