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讲刑法

『壹』 刑法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合理吗

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或授权的组织的有行使行政权的特定人群,银行普通人不在其中,所以不受刑事处分.

『贰』 翔睿科技是不是传销

百分百传销，以新还旧，早晚资金断裂，也就是几个金字塔顶端的人能逃脱，如果真的有这好事，谁傻吧吧唧的去做实体，都是一些心存幻想的人梦想一步登天，还是醒醒吧

『叁』 5年级学习拒绝校园欺凌的感受400字作文

学习拒绝校园欺凌的感受

校园是我们增长知识、接受教育的地方，本不该为欺凌事件的阴影笼罩，可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增多，有些地区年增幅在30%以上，作案者和受害者绝大多数为像我们这样的在校学生。

从80年代末到现在已出现了一个未成年人犯罪高峰，我国出现的校园欺凌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由于影视业的商业化，欺凌恐怖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充斥我们的视野，许多作品中对于犯罪过程细节的描述，成了不少青少年模仿的根源，而校园又成了他们“付诸实践“的理想场所。

校园欺凌事件的存在，受影响的绝非个别学生，我们全体青少年都会受此不良影响。校园本应是我们学习的净土，但屡见不鲜的校园欺凌却打破了校园应有的宁静。花季少年身上的欺凌倾向十分令人担忧。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冤冤相报何时了？“

校园欺凌同时也体现出人际交往问题，人际交往需要风度，风度就是用温柔去对待倔强的人，用宽容去冰冻苛刻的人，用热情去融化冷酷的人。

儒家学说认为，人心固然有善端，但它一开始只是一个萌芽，而且它随时会遭到私心杂念和外界诱惑的摧残。这萌芽要成熟、长大，就需要特别的守护和滋养。提高德性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修养过程。游戏人生，看起来固然潇洒，可如此泛泛而过又能找到什么样的人生感觉？生命是单程线，没有回头的机会。

我们青少年共同生活在一起，就应当互相帮助、互相谅解、互相包容，反对校园欺凌从我们做起。

『肆』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要好好的学，具体如下看看我学习的心得
读书是读完一本再读另一本，后来我发现按照主题来阅读，更高效，更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尤其在写作论文时，我会有选择地阅读，这时眼中看到的不是一本一本的书，而是一个个章节，一个个的问题。针对我的论文主题，我会频繁地从一本书跳到另一本书，从一处资料跳到另一处资料，从而来获得多个不同的学者对同一个主题不同角度的认识和阐述，

法条与原理

坦率地讲，上学时，除了复习准备司法考试会强化记忆一些法条应付考试外，没有在课堂或者图书馆翻阅法条，更没有刻意记忆法条，现在做律师也不会专门记忆法条，但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迅速查找调动出来。上课时，导师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章节顺序授课，其自成一派，从不照本宣科，授课范围是刑事诉讼前沿问题，授课方式是专题式讲授。

作为习法之人，掌握一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要比学习、记忆某个知识更为重要。正如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切空，学习和熟练掌握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要比背诵法条和概念更为重要。

刑事诉讼原理是总结刑事诉讼实践而提炼出来的体现刑事诉讼基本规律的理论。刑事诉讼的原理包括了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刑事诉讼的若干基本原则、基本要素、构造、程序等，这些原理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是刑事诉讼立法、司法实务的指导性准则，所以只有熟练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才能够触及刑事诉讼的真谛，有助于理解刑事诉讼规则背后的东西，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培养法律人的思维方式

法律人区别于非法律人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法律人拥有一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运用法律的理念、原则、规则、概念进行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陈瑞华教授曾精辟指出，法律人的思维方式，犹如一束光线，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照耀着我们的心灵，影响着我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并帮助我们获取了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和新理论，也使得我们在看待同一问题时，与一般的非法律人有了更多的不同视角和见解。

如何培养塑造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呢？只要通过严格的法学训练，诸如大量的阅读，听讲座，完成知识的积累，学会研究问题的方法，写作论文过程中，可以使你养成科学的研究习惯和工作习惯，使你拥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素养，以上的训练过程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这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便水到渠成塑造成功，逐渐成为法律人的思维工具。

学习法律，一定要经常思考和写作，这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写作是为了更好的思考，思考促使你勤奋地写作。学习刑事诉讼法，还应当密切关注社会发生的热点案件，结合案件涉及刑事诉讼或者证据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书写出来，这个过程可以培养写作、思考刑事程序问题的能力。

当你在阅读的时候，总是有种将书籍赋予你的知识和灵感书写出来的冲动。在读研期间，我有那么一段很规律的时间，上午图书馆看书，下午在宿舍写作，晚上图书馆接着看书、思考、写作，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

据我所知，很多人也有写作的冲动，但是在开始书写之前，又发现写不出来，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文笔与想法不同步，这是一个怪圈，这时更要逼着自己写出来，你越是不开始书写，总是拿有限的思维缓存去默想一个问题，就越是没有内容可以写

『伍』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生导师都有哪些

曲新久还招，一届好几个学生。

董淑君 潘 勤 曲新久

李芳晓 王 平 薛瑞麟

阮齐林 张 凌 田宏杰

于志刚内 赖修容桂 王 扬

徐久生 刘丽娜 邬名安

刘艳敏 王桂萍 赵天红

刘 晨 罗 翔 方 鹏

侯国云

『陆』 西北政法大怎么样呀西北政法大最好的专业是什么在法学领域。谁知道它的刑法专业在全国排名怎么样

刑法 ，法制史这两个专业最好。国际法还行，民商差不多。法理原来很不错，走了一位同志，现在也就拿会事了。

刑法是最好的师资力量！！经济法是金强力，银黄河。民法教学车辉老师最认真，而且理论功底不错！！但刑法研女生难就业，最近民商，经济太火了，但最好的是刑法，法理，法史！！

因为校长贾宇就是刑法的，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懂了不

全国肯定是北师大人大刑法第一，其次北大武大政法啊，再其次就是西法大西政等等这些了

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所以西法大没落了，就像西政一样，但是国家现在已经重视起西法大了，所以前途很光明啊，学校很不错，师资力量很强，很多老师在北京上海武汉都是兼任博导的，但因为本校没有博士点（不过也快有了，呵呵）所以人才纷纷出走，而且几乎走到哪就成为哪的博导，比如葛洪义，现在华南理工的法学院院长，刘作翔，社科院的博导，等等，唉，地理原因，经济不发达，连西安交大的比不过上海交大了

『柒』 楚京有大鸟，栖上在朝堂，历时三年整，不鸣亦不翔。令人好难解，到底为哪桩出自哪里原文是什么

出自成语 一鸣惊人春秋时期，先后有五个国家称霸中原，史称“春秋五霸”。在“五霸”当中，以楚国的地域最大、人口最多，物产最丰，文化最盛。楚庄王称霸中原，不仅使楚国强大，威名远扬，也为华夏的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楚庄王据载生年不祥，卒于公无前591年，又称荆庄王，熊氏，名旅(一作吕，侣)，春秋时楚国最有作为的国君，中原五霸之一。郢都即今江陵纪南城人，楚穆王之子，公元前614年继位。登位三年，不发号令，终日郊游围猎，沉湎声色，并下命:：“有敢谏者，死无赦！”大夫伍参冒死进谏，逢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参请猜谜语“有鸟止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但数月之后，庄王依然依旧，享乐更甚。大夫苏从又进谏。庄王抽出宝剑，要杀苏从。苏从无所畏惧，坚持劝谏。于是，庄王罢淫乐，亲理朝政，并举伍参、苏从担任要职。这就是“一鸣惊人”的来历，后任用孙叔敖为令尹，讲求得失，稳定了政局，发展了生产，从而为楚国的争霸奠定了基础。 庄王三年即公元前611年，国内发生灾荒，戎人骚扰，附属的庸国、麋国勾结百濮叛楚。庄王集中力量伐灭威胁最大的庸国，又吞并了麋国，控制局面，增强了国力。此后，又极力整顿内政，任用贤才，厉行法治，加强兵备，使楚国出现一派国富兵强的景象。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北上，在周的直辖区耀武扬威，并遣使问象征王权的九鼎之轻重，大有取周而代之的气势。 公元前597年，楚军围郑，连攻三个月，破郑都。晋遣兵来救，与楚军大战于邲（河南荥阳东北），结果大败。战后，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隔了两年，楚又借故围攻宋国，迫使其屈服。这时，中原诸小国，又相继依附楚国，楚庄王一时做了中原盟主。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594年冬，楚、鲁、蔡、许、秦、宋、陈、卫、郑、齐、曹、邾、薛、鄫等十四国在蜀（今山东泰安西）开会结盟，正式推举楚国主盟，楚庄王遂成为称雄中原的霸主。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因病逝世，归葬纪南城郊。其儿子审继位，称楚共王。楚王墓、樊妃墓在今江陵城西北。郢城内原有庄王庙，今已废。 战国时代，齐国有一个名叫淳于髡的人。他的口才很好，也很会说话。他常常用一些有趣的隐语，来规劝君主，使君王不但不生气，而且乐于接受。 当时齐国的齐威王，本来是一个很有才智的君主，但是，在他即位以后，却沈迷于酒色，不管国家大事，每日只知饮酒作乐，而把宜切正事都交给大臣去办理，自己则不闻不问。因此，政治不上轨道，官吏们贪污失职，再加上各国的诸侯也都趁机来侵犯，使得齐国濒临灭亡的边缘。 虽然，齐国的一些爱国之人都很担心，但是，却都因为畏惧齐王，所以没有人赶出来劝谏。 其实齐威王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很喜欢说些隐语，来表现自己的智慧，虽然他不喜欢听别人的劝告，但如果劝告得法的话，他还是会接受的。淳于髡知道这点后，便想了一个计策，准备找个机会来劝告齐威王。 有一天，淳于髡见到了齐威王，就对他说：“大王，为臣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一猜：某国有只大鸟，住在大王的宫廷中，已经整整三年了，可是他既不振翅飞翔，也不发生名叫，只是毫无目的的蜷夫着，大王您猜，这是一只什么鸟呢？” 齐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亦听就知道淳于髡是在讽刺自己，像那只大鸟一样，身为一国之尊，却毫无作为，只知道享乐。而他时再也不是一个昏庸的君王，于是沉吟了一会儿之后便毅然的决定要改过，振作起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因此他对淳于髡说： “嗯，这一只大鸟，你不知道，它不飞则已，一飞就会冲到天上去，它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你慢慢等着瞧吧！” 从此齐威王不在沈迷于饮酒作乐，而开始整顿国政。首先他召见全国的官吏，尽忠负责的，就给予奖励；而那些腐败无能的，则加以惩罚。结果全国上下，很快就振作起来，到处充满蓬勃的朝气。 另一方面他也着手整顿军事，强大武力，奠定国家的威望。各国诸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很震惊，不但不敢再来侵犯，甚至还把原先侵占的土地，都归还给齐国。 齐威王的这一番作为，真可谓是“一鸣惊人”呀！ 所以后来的人便把“一鸣惊人”这句成语用来比喻一个人如有不平凡的才能，只要他能好好的运用，一旦发挥出来，往往有惊人的作为。【原文】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 【译文】淳于髡是齐国的一位入赘女婿。身高不足七尺。为人滑稽，能言善辩，屡次出使诸侯国，从未受过屈辱。齐威王在位时喜好说谜语，彻夜陶醉于酒宴，不理政事，将国事委托卿大夫。文武百官也荒淫放纵，各国都来侵犯，国家危在旦夕。身边近臣不敢进谏。淳于髡用隐语劝谏说：“国中有大鸟，落在大王庭院里，三年不飞又不叫，大王猜这是什么鸟？”齐威王说：“这只鸟不飞则已，一飞就直冲云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就诏令全国七十二县长官来朝奏事，奖赏一人，诛杀一人；又发兵御敌，诸侯十分惊恐，都把侵占的土地归还齐国。齐国的声威竟维持三十六年。这些话都记载在《田完世家》里。

『捌』 刘作翔的法理学定位读后感

法理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它有其自己的知识体系及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多少年来，法理学被赋予了同它的学科性质不太相符的学科定位，使它遭到很多误解与责难。本文试从以下几层关系来看看法理学应该如何准确定位。
一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关系
多少年来，在法理学的研究以及法理学教科书中，我们给法理学这门学科赋予了一个不恰当的定位，总是认为法理学与部门法学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样的定位使我们陷入了一个认识误区，也是法理学者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套”，使中国的法理学研究一直受到部门法学的责难，成为部门法学经常“攻击”的口实。其中一个最大的且经常性的责难是“法理学无用论”，认为法理学对部门法学乃至法律实践提供不了什么可指导性的理论和学说。其实，这样一种责难根源于对法理学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的认识上。
法理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学科？它有哪些研究特点？在这些问题上至今仍有争议。在总体上，国家教育部学科目录表上将法学学科定位为“应用学科”，也可叫实践性学科。这样的定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及其法律现象，而法律及其法律现象是实践性极强的社会规范和制度体系。但具体到法学学科体系内部，它又有不同的属性和特点，宏观上可以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一分类）。法理学则属于“理论法学”中的牵头性学科。理论法学属于思想性、思维性学科，它相对区别于法学中的直接以具体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的部门法学。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部门法学不需要理论性，而是就其主要特点和功能而言。法理学中的“理”字，本身就标明了这门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学科。这里的“理论性”，主要是指它的“思维性”，说明它是一门思维性学科。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它具有哲学的特点。法理学可能回答的不是法律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案件如何审理，程序如何进行，引用何种法律，适用何种制裁等等，它所关心的是法律的原理性问题，而对这些原理性问题的分析说明，则必然是理论性的和思维性的。
对于法理学的研究特点，我过去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抽象性、概括性、一般性、普遍性，以及概而言之的理论性是这门学科的应有属性和特色”。[1]对于法理学的研究特点，国外一些著名的法理学家也有论述，如在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教授的法理学观点中，就用十分肯定的语气指出：“法律的一般理论肯定是抽象的，因为它们旨在阐释法律实践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结构而不是法律实践的某一具体方面或具体部分。”[2]抽象性是“法律的一般理论”即法理学的显著特点，这种抽象性是同法律实践的具体性相对而言的。法律实践一般而言是具体的，它或者涉及某一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或者涉及某类具体的案件或某一具体的个案。而法理学所关涉的则是对整个法律现象、法律实践的阐释，这种阐释也可能是对制度本身的抽象思考，也可能是对制度之外、制度背后因素的抽象思考。
对法理学抽象性特点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把握法理学这门法学基础学科的一些本质属性或规定性。这些年来，在实用功利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以致用”的深厚积淀，一切都追求“有用性”，而将这种“有用性”又具体地阐释为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具体的实际的功效上面，有时甚至就等同于经济效用。这种思潮不加区别地要求一切学问、学术、学科都要为实践服务，要求产生一种“立竿见影”的直接效用，而忽略了各种学问、学术、学科性质间的差别。比如忽略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在社会科学中又忽略了基础性理论科学和实用性应用科学之间的差别。并且，在“有用性”的追求上，也严重忽略了“直接有用”、“直接效用”和“间接有用”、“间接效用”的区别，用一把尺子来度量所有的学问和学术的价值，自然会导致对理论学科的非难和无端指责。所谓“理论无用论”、“法理学无用论”等正是这种学术思潮影响下的当然产物。似乎一切抽象的、不能为实践带来直接效用的学问、学术和学科都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法理学就其学科本性而言，是理论思维科学，而这种理论思维科学必定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是形而上的而非形而下的。它具有较浓厚的哲学色彩。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法理学有时也被称之为“法哲学”。但法理学的抽象性并非是空想性，它不是空灵之物，而是有其坚实的基础，这个坚实的基础便是丰富的法律实践；法理学正是在对大量丰富的法律实践和法律现象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其带有共同性和规律性的理论来。因此，任何对法理学的指责和非难，要么是对法理学抽象性特点的不甚了解，要么是从实用功利主义思潮角度对法理学的苛刻要求，而这种苛刻要求无助于发展这一具抽象性思维性特征的学科，同时也反映了对法理学学科性质认识上的盲区。
而法理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概括性。法理学的概括性是指它将许许多多个别的、具体的法律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概括出一些带有共性的、普遍性的结论，这种结论对那些具体的、个别的法律现象具有普遍性的阐释作用。概括性在法理学学科和研究中处处体现出来。比如，关于权力学说，法律实践中所呈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个别的权力形态，如立法权力、司法权力、行政权力、监督权力等等；而法理学则在这种多样性的具体的权力形态基础上，概括出、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一般权力理论，而对许多具体权力形态的研究则分属于具体法学。再比如关于权利学说，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权利形态有许多种类，仅公民基本权利形态就自成为一个庞大的权利体系，如财产权利，选举权利和被选举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人身自由权利，人格尊严权利，住宅不受侵犯权利，通信自由权利，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科学研究和创作自由权利，男女平等权利，婚姻家庭自由权利，等等。再比如关于法律关系理论，在法律实践中有宪法法律关系、民法法律关系、刑法法律关系、行政法法律关系等等，而法理学范畴中的法律关系理论，既要建立在这些具体的法律关系理论基础之上，又要从其中抽象出带有共性的，能够说明、阐释各具体法律关系形态的一般法律关系理论，这才真正称得上是法理学的法律关系理论。
不仅仅上述一些具体的法理学问题具有概括性，法理学所使用的概念、命题均具有概括性。如法律、法律的起源、法律的本质、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价值、法律的发展规律等等，这些概念和命题都是一些概括性的概念和命题。比如，法理学在研究“法律的作用”时，并不具体地去阐释刑法的作用、民法的作用、宪法的作用等，而是研究作为整体的法律的作用。法理学在研究法律价值时，也并不研究具体的法律诸如刑法、民法、宪法、商法等法律价值，而是研究作为整体形态的法律价值。

『玖』 看补充说明

司马迁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司马迁生平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因李陵事件，而受到宫刑。宫刑它是中国五大酷刑之一，也是最残酷的刑罚之一。执刑人用刀子剜掉受刑男子的睾丸，如果受刑者是女的，那么，这么女性将永远地失去生育能力。总之，这是一种对人格施以极大侮辱的酷刑。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宫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著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司马迁祠墓
坐落在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的韩奕坡悬崖上，始建于西晋永嘉4年。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
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东北方竖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书“汉太史司马祠”六个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迁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彰耀寺”、“三圣庙”等，现已辟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书“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至为敬仰，从此迤逦而上，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语出《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走完99级台阶登道就进入了祠院，祠院大门上书 “太史祠”寝宫，古柏参天，环境幽静，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临仙境。

司马迁留给后人的启示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拾』 刘作翔的主要成就

1 翟妹华一案之法律反思 刘作翔 检察风云 2006/01
2 标本兼治群体性事件 刘作翔 人民论坛 2005/11
3 宪法关系和宪法性法律关系 刘作翔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4
4 研讨会发言摘要 万鄂湘 团结 2004/06
5 信息公开、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以新闻采访中的“暗拍”为案例而展开分析 刘作翔 学习与探索 2004/04
6 奥斯丁、凯尔森、拉兹的法律体系理论——根据拉兹的《法律体系的概念》一书 刘作翔 金陵法律评论 2004/01
7 法律与“原罪”问题座谈会 吴玉章 环球法律评论 2004/02
8 反恐与个人权利保护——以“9·11”后美国反恐法案和措施为例 刘作翔 法学 2004/03
9 寻求理性下的生活秩序——关于“非典”的一点思考 刘作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3/04
10 具体的“民间法”——一个法律社会学视野的考察 刘作翔 浙江社会科学 2003/04
11 中国法制: 回望方知行渐远 信春鹰 时事报告 2003/03
12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条有效途径 刘作翔 求是 2003/12
13 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 刘作翔 法学研究 2003/01
14 权利冲突:一个值得重视的法律问题——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研究 刘作翔 浙江社会科学 2002/03
15 入世与改变观念 刘作翔 中国供销合作经济 2002/04
16 刑讯逼供·沉默权·实验取证——一起“实验取证”与“刑讯逼供”交锋的案例及其分析和思考 刘作翔 学海 2002/06
17 法理学视野中的法的适用 刘作翔 法律适用 2002/07
18 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 刘作翔 中国法学 2002/02
19 权利冲突:一个应该重视的法律现象 刘作翔 法学 2002/03
20 “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思考 刘作翔 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05
21 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体系的设想 刘作翔 法学杂志 2001/06
22 西部大开发与法制建设(下) 刘瀚 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03
23 西部大开发与法制建设(上) 刘瀚 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02
24 中国法制现代化历史道路 刘作翔 西江大学学报 1999/02
25 法制现代化概念、释义和实现目标 刘作翔 宁夏社会科学 1999/03
26 世纪之交中国法学研究问题前瞻 刘作翔 法学研究 1999/04
27 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 刘作翔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1999/03
28 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再追问和再思考 刘作翔 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8/01
29 作为方法论意义的法律文化——关于“法律文化”的一个释义 刘作翔 法学 1998/06
30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秩序结构及其模式选择——兼对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结构论点的学术介评 刘作翔 法学评论 1998/05
31 作为对象化的法律文化——法律文化的释义之一 刘作翔 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1998/04
32 从文化概念到法律文化概念——“法律文化”:一个新文化概念的取得及其“合法性” 刘作翔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1998/02
33 法治化:中国企业集团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中国企业集团法治化的几点思考 刘作翔 当代经济科学 1998/03
34 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 陈金钊 学习与探索 1997/03
35 法律责任的概念分析 刘作翔 法学 1997/10
36 论法律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刘作翔 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6/02
37 实现法治:我们的理想和追求 刘作翔 政治与法律 1996/05
38 现代化外向型城市法制建设环境要素分析 刘作翔 理论导刊 1996/05
39 法治社会中的权力和权利定位 刘作翔 法学研究 1996/04
40 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应当重视法学学问题的研究——兼论法学学科的功能 刘作翔 法学 1996/04
41 神圣的宪法权利与“社会公德”的冲突——对浙江医大一则决定的法律思考 刘作翔 法学 1996/03
42 法理学研究的一般特点及其功能 刘作翔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1996/06
43 论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结构与特征 刘作翔 当代经济科学-陕西财经学院学报 1996/01
44 公平：法律追求的永恒价值──法与公平研究论纲 刘作翔 天津社会科学 1995/05
45 多元化发展是法理学的必由之路 刘作翔 政治与法律 1995/06
46 法律的理想与理想的法律 刘作翔 政治与法律 1995/01
47 关于几个法学问题的思考 刘作翔 中国法学 1995/06
48 跳出“周期率”,要靠民主,更要靠法治——邓小平“民主法治”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刘作翔 中国法学 1995/02
49 试论司法公平的实现 刘作翔 政法论坛 1995/03
50 多元的时代与多元的法学──迈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走向 刘作翔 学习与探索 1995/03
51 法学的意义探究——《法制及其意义》读后 刘作翔 法学 1995/11
52 行政执法公平实现的基本条件 刘作翔 法学 1995/06
53 理想的法律模式建构之形式要件 刘作翔 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1995/02
54 我国法理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 刘作翔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1995/03
55 理想的法律模式建构之内容要件 刘作翔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1995/02
56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几个问题──兼议政府职能的法制化 刘作翔 政法论坛 1994/01
57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律教育 刘作翔 中外法学 1994/05
58 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法制思想 刘作翔 理论导刊 1994/06
59 法律的理想 刘作翔 法学研究 1994/06
60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比较·借鉴·革新 刘作翔 法学 1994/08
61 理想的法律模式之建构原则 刘作翔 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1994/06
62 法律的理想与相关法学概念关系的法理学分析 刘作翔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1994/04
63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动力及其转换机制 刘作翔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1993/03
64 法律文化冲突的原因和形式 刘作翔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1992/04
65 关于建立责任制约机制的思考 刘作翔 人文杂志 1991/02
66 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法制 刘作翔 理论导刊 1991/03
67 怎样认识民主问题 刘作翔 理论导刊 1990/Z1
68 民主乎?集权乎?——理论界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论争 刘作翔 理论导刊 1989/04 1. 法理学是一门关于法的一般理论的思维性科学和学科，法理学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法理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学科特征：抽象性，概括性，一般性，普遍性，理论性。21世纪的中国法理学，应深刻把握法理学的性质和特点，并在此方面作出自身的努力，反对对法理学一味的实用功利之要求，是法理学真正成为一门有独立知识内涵和思维的理性之学。
2. 法律文化是一个宏观的法学新思维，它渗透在人类的法律实践活动之中。法律文化论体现作为隐性的法律意识形态之中，也体现在作为显性的法律秩序结构之中。法律文化既是历史文化的遗留，也是现实的人类创造。过去人们创造了法律文化，今天人们仍在发展着法律文化。法律文化上一种集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观念与制度在内的宏观整体性文化。
3. 20世纪的中国法律文化，体现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也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由封闭向开放，由一元向多元的历史转型和发展时期，正在向现代化迈进。21世纪的中国法律文化将在世界法律文化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成为多元并存的世界法律文化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具有光彩的一支重要文化。
4. 法律作为一种人造物，是有自身的理想的。法律的思想就是指作为人格化了的法律所要追求最终目标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法律的理想不是停留在理念之中，而是体现在人类所创制的实在法体系之中。法律的理想的具体内容有，追求正义的实现，追求秩序的实现，诛求人类生活的幸福，追求法治的实现。法律有自身的理想，法学有自身的理想，法学家更应有自身的理想。理想有多种多样，但追求法治应成为法学家所有的理想中之最高的理想。
5. 法治社会应对公权利和私权利确立两个法治原则，这两个法治原则是：对公权利，法无明文规定（授权），不得行之；对私权利，法无明文禁止（限制），不得恕之。这两个原则应作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重要原则渗入到我国的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法治建设的诸环节中去，并将它们作为判断公权利行为和私权利行为的重要依据。
6. 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既相互适应，相互吻合，又相互冲突，相对保持距离的特性。法律在总体上同道德相适应，但在某些方面它又相对独立于道德要求，在法治领域，道德问题应主要在立法环节加以解决，立法是对公认的社会道德因素的法定化过程。立法一旦确立，司法环节就应以法律为标准，尽量排除道德因素的介入，因为一旦引入道德因素，就会破坏立法中已经确认的道德因素，对法治带来破坏和冲击。这正是司法中坚持法律标准的实质所在。
7. 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结构形态呈现为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况，我将之概括为由'法治秩?quot;与'礼治秩序'，'道治秩序'，'人治秩序'，'宗法秩序'等组合而成的'多元混合秩序'，这是一种'实质社会秩序'，它同国家所确立的'法治秩序'这一'应然社会秩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何实现由'实质社会秩序'向'应然社会秩序'结构的转变，是中国在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和进程中要面临的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8. 跳出'周期率'，要靠民主，更要靠法治。这是在在分析和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民主思想上的异同之后，所得出的一个结论，这一结论内含了民主和法治之间的难以分割的'孪生'关系，也是在分析了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所得出的一个理论观点。 刘作翔教授先后主持和完成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执政能力建设和依法执政研究》、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课题《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研究》、中国法学会委托项目《群体性事件的防治》等10余项课题。现正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重大课题“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冲突及其立法司法解决机制研究”。
1985年以来，刘作翔教授先后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求是》、《法律科学》、《法学》、《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21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4篇，被《新华文摘》“论点摘要”摘登2篇，目录索引16条。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法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法理学?法史学》、《诉讼法学?司法制度》、《中国政治》、《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研究》等全文复印转载40多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杂志转摘5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1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论点摘要”摘登2篇，被其他报刊转摘10多篇。?
刘作翔教授出版个人学术专著7部，代表著作是：《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法理学视野中的司法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法治的路径——项目研究报告（2001-2006）》（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我之法学观——刘作翔文章选》（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主编学术专著《法与公平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多向度的法理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主编法律硕士教材《法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论丛》（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法理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参编教育部、司法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法理学》统编教材6部，参编其他法学著作、教材、工具书、论文集等60多项。 1992年至2000年2月，刘作翔教授在西北政法学院工作期间，担任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给法理学专业、刑法专业、法律史专业等研究生讲授过法理学、法律文化理论、西方法学原著选读等课程。在导师组共同指导过57位研究生，其中直接负责指导的有8位研究生，至2001年7月，这8位研究生已全部获得硕士学位；1997年至2009年期间，刘作翔教授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中山大学政治学院等院校约100多位法学博士生评议审阅博士论文和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等。受邀参加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吉林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管理学院3名博士后出站答辩。指导访问学者3名。
2002年5月，刘作翔教授被批准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2003年9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至2010年已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8名，正在指导的博士研究生2名。2004年至2010年间，指导9名法律硕士研究生，现已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学位的5名，正在指导的法律硕士研究生4名。 2002年至2009年，刘作翔教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指导12名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现已有8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正在指导的有4名。1992年至2000年2月，刘作翔教授在西北政法学院工作期间，担任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给法理学专业、刑法专业、法律史专业等研究生讲授过法理学、法律文化理论、西方法学原著选读等课程。在导师组共同指导过57位研究生，其中直接负责指导的有8位研究生，至2001年7月，这8位研究生已全部获得硕士学位；1997年至2009年期间，刘作翔教授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中山大学政治学院等院校约100多位法学博士生评议审阅博士论文和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等。受邀参加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吉林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管理学院3名博士后出站答辩。指导访问学者3名。
2002年5月，刘作翔教授被批准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2003年9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至2010年已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8名，正在指导的博士研究生2名。2004年至2010年间，指导9名法律硕士研究生，现已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学位的5名，正在指导的法律硕士研究生4名。2002年至2009年，刘作翔教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指导12名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现已有8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正在指导的有4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