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林钰雄

① 简述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内容

分权制衡
定义
区别
作用
探索
目录
1摘要
2基本信息
3定义
4区别
5作用
6探索
重庆江北区
重庆南川区
重庆永川区
分权制衡是被西方国家普遍运用在政治体制和其他国家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法理。在民主革命后，由分权制衡学说引申而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被西方各个国家所广泛采用，并以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

基本信息

中文名
分权制衡
术语类别
政治术语
出处
溯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运用领域
政治体制和国家管理活动
定义
分权制衡是被西方国家普遍运用在政治体制和其他国家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法理。制衡学说源于分权思想，分权思想可以溯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这位古希腊的先哲在阐释他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思想时，主张把政府的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个要素，而权力活动又应当普遍地、严格地遵守制定得完好的法律。在分权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衡学说，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当时尚未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主分享统治权并反对封建主的专横，便提出了分权制衡学说，主张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应当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去行使，形成三项权力间的相互牵制和相互约束的格局，以保持国家权力间的平衡状态．防止某个机关或某个人的独断专行。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论述法和政体以及自由的关系时，强调了专制政体与法律的水火不容，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权力被滥用，保障人民的自由，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认为，如果国家的权力全部或部分地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的手里，那么人民的自由便不复存在。在民主革命后，由分权制衡学说引申而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被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广泛采用，并以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

区别
应当指出，不能把制衡学说等同于‘三权分立’。前者是由一种政治、法律思想发展而成的理论学说，后者则是运用这一理论学说所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理论符合事物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的基本原理，符合法治精神。因此，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考察检察制度产生及其演变的历史，可以得出结论，检察权的出现就是分权制衡论的具体体现。在这种分权制衡理论的指引下，各国检察权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法律监督的色彩。

首先，从检察权的起源看，检察权就具有明的分权制衡和法律监督的色彩。“创设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过诉讼分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创设检察官制度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在于以一受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约束之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德国当代刑事法大师骆克信(Rokin)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初构想出检察官的目的， 自始乃责令其作为“法治国之栋梁”及“政治自由的支柱”。战后，联邦德国著名的检察官华格纳、亦指出：“检察官制之创设，乃催生法治国并克服警察国之明显指标。”林钰雄先生在考察检察官史时特别指出：“欧陆德国法系设置检察官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法治国功能：守护法律，使客观的法意旨贯通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而所谓的客观的法意旨，除了追诉犯罪之外，更重要的是保护民权。特重检察官保障民权的功能，乃政治大革命及思想大启蒙的时代产物，准此，检察官乃一剑两刃的客观官署；不单单要追诉犯罪，更要嵬集有利被告的事体，并注意被告诉讼上应有的程序权利。简言之，检察官不是、也不该是片面追求打击罪犯的追诉狂，而是依法言法，客观公正的守护人，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德国20世纪的刑事诉讼法著名学者史密特(Eb． Schmidt)也曾一语道破：检察官乃国家法意志的代表人，而非政府的传声筒。尽管在19世纪初不乏将检察官设想为“君王的耳目”的议论，但定稿的检察官制完全背离了“君王的耳目”的构想，被设定为彻底的“法律守护人”。与之相适应，在德国法上认为检察官是单纯的行政官的主张却少有响应，而司法官说则最获认同，且鲜有标新立异者。由上可见，法律监督在西方国家也是被公认的检察权的基本属性。

其次，从中国检察权的职能看，法律监督权体现着分权制衡的思想，是检察权的基本属性。我国检察机关肩负着监督侦查、公诉犯罪和监督司法(审判)的重要职能，是遵循分权制衡理论专门设置的法律监督机关。将分权制衡理论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联系起来加以探讨，对于充实我国检察制度的基础理论，对于正确界定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分权制衡的理论基石上认真思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理应被看做是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自我调节功能，均衡国家机器运行的国家监督制约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作用
表面上看，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有可能使权力分散，降低效率。但实际上，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可以杜绝胡乱决策，避免错误决策；即使发生决策错误，制约和监督机制也可以作为一种纠错机制而起作用这样一来，从长期看，在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情况下决策效率更高。另一方面，制约和监督权力使权力循着合理合法的轨迹行使，避免在非法的轨道上浪费能量，从而保证政府职能实现，保证办正事的效率高和反方向的效率低。另外，对权力进行监督还能及时发现权力行使和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或取得的绩效，从而在正确事实的基础上奖优罚劣，激励权力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之，无论是为了发挥权力的能动作用还是防止权力的破坏性，都有必要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

实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制度,从制度层面改变一把手权力结构过分集中、权力监督相对弱化的执政现象,通过合理分权,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腐败发生的目的。

探索
重庆江北区

2012年2月,江北区纪委在全区8个单位试点一把手“3+X”不直接分管制度,复盛镇成为唯一试点镇。此后,滕刚从大小事情都要管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只把关方向及监督。

所谓一把手“3+X”不直接分管制度,即将各单位普遍具有的财务、人事、采购等3项“共性权力”及部分单位具有的工程建设、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X”项“差异化权力”实行副职分管和正职监督,从而制约一把手的签字权、话语权、操控权等要害权力,进而从源头上防治和减少一把手腐败的几率。

从管理多项事务到只负责监管,是不是削弱了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复盛镇镇长廖光洪并不这么看,他说,这让自己从分管具体工作中解脱出来,“避免了在人事、财务等敏感领域一把抓、一言堂、一支笔现象,实际上对干部是一种保护。”

江北区国税分局局长周远游在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制度中也尝到了甜头,尤其是在敏感的人事问题上,这项制度的积极效应得到充分体现。“一把手表了态,其他人就不好再提不同意见。”周远游说,不直接分管后,由分管副职推荐,其他副职畅所欲言,自己末位发言,消除了班子成员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猜忌和误会,促进了内部团结和谐,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增强班子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探索的推进,各试点单位的实施举措各具特色,除了该区国税局、复盛镇、五里店街道在“三重一大”决策时坚持主要领导“末位表态制”;该区安监局围绕重点涉及的行政执法、财务审批两方面内容,规范了16项制度;区发改委针对财务、人事、物资采购、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权力,分别成立5个工作小组,部门纪检监察组织全程参与决策、执行的监督,变个人决策为集体决策;区房管局在重大财务开支、重大物资采购方面,实行了“预算申报制”和“领导会签制”……

“我们希望通过不同部门的探索,形成解剖麻雀式的不同经验。”周瑜泉说,下一步,江北区将在充分试点、健全制度、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区范围内推广。

重庆南川区

2010年2月，重庆市南川区“升级”浙江余姚经验，在国内率先施行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等要害权的权力分配“新政”。三个月后，尽管这一原本为反腐而实施的“新政”效果还尚待更长时间检验，但人们也从中看到了“些许的曙光”。

《南川区加强党政主要负责人监督管理暂行规定》通知，“各乡镇街道和区级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实行‘五项’不直接分管制度，财务、人事、工程项目、行政审批、行政执法，明确由班子其他成员分管……”除“五不直接分管”外，这份6章39款的规定，还制定了“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实名推荐干部制”、“行政执法会审制”等详规。这意味着“一把手”不仅有可能“被褫夺”最为核心的五项权力，甚至连“发言权”、“提名权”、“自由裁量权”这样微妙的“权力引导术”，也被一一晒到了阳光之下。

2月28日，分工调整情况即被送往区委办和纪委等部门。这比后来规定的4月前报送的期限，提前了整整一个月。3月5日，“新政”出台后10天，南川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所有乡镇和区级部门“一把手”，以及“四大家”领导悉数出席，总共400余人。会上，“一把手”“五项不直接管”制度全面曝光。有些部门甚至一直捱到3月31日的“大限”之期才报送。

按南川区最初的设想，“新政”本意是预防腐败，规范权力运行。但施行三个月来，南川区发现，意外收获不期而至。 金山镇金狮村的修建4.2公里拦水大坝工作，以及整治修复南山堰工作提前半个月完工。南川区环保史上最大的项目—————城乡污水处理系统建设工程融资招标签约。引资额高达2.96亿元，超过南川环保建设20年投入总和，也顺利实施。

重庆永川区

永川区紧紧围绕一把手权力运行关键环节，建立廉政体检、集中巡察、廉政风险防控、民意监督、离任审计五项监督机制，严把“五关”，健全一把手立体化监督体系，强化一把手监督取得了一定成效。1、严把“廉政体检”关，强化一把手任前监督；2、严把“集中巡察”关，强化一把手履职监督；3、严把“风险防控”关，强化一把手过程监督；4、严把“民意表达”关，强

② 完成“分权制衡”理论是谁

分权制衡是被西方国家普遍运用在政治体制和其他国家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法理。制衡学说源于分权思想，分权思想可以溯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这位古希腊的先哲在阐释他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思想时，主张把政府的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个要素，而权力活动又应当普遍地、严格地遵守制定得完好的法律。在分权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衡学说，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当时尚未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主分享统治权并反对封建主的专横，便提出了分权制衡学说，主张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应当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去行使，形成三项权力间的相互牵制和相互约束的格局，以保持国家权力间的平衡状态．防止某个机关或某个人的独断专行。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论述法和政体以及自由的关系时，强调了专制政体与法律的水火不容，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权力被滥用，保障人民的自由，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认为，如果国家的权力全部或部分地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的手里，那么人民的自由便不复存在。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由分权制衡学说引申而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被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广泛采用，并以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 应当指出，不能把制衡学说等同于‘三权分立’。前者是由一种政治、法律思想发展而成的理论学说，后者则是运用这一理论学说所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事物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的基本原理，符合法治精神。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考察检察制度产生及其演变的历史，可以得出结论，检察权的出现就是分权制衡论的具体体现。在这种分权制衡理论的指引下，各国检察权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法律监督的色彩。 首先，从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权的起源看，检察权就具有明的分权制衡和法律监督的色彩。“创设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过诉讼分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创设检察官制度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在于以一受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约束之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德国当代刑事法大师骆克信(Rokin)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初构想出检察官的目的， 自始乃责令其作为“法治国之栋梁”及“政治自由的支柱”。战后，联邦德国著名的检察官华格纳、亦指出：“检察官制之创设，乃催生法治国并克服警察国之明显指标。”林钰雄先生在考察检察官史时特别指出：“欧陆德国法系设置检察官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法治国功能：守护法律，使客观的法意旨贯通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而所谓的客观的法意旨，除了追诉犯罪之外，更重要的是保护民权。特重检察官保障民权的功能，乃政治大革命及思想大启蒙的时代产物，准此，检察官乃一剑两刃的客观官署；不单单要追诉犯罪，更要嵬集有利被告的事体，并注意被告诉讼上应有的程序权利。简言之，检察官不是、也不该是片面追求打击罪犯的追诉狂，而是依法言法，客观公正的守护人，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德国20世纪的刑事诉讼法著名学者史密特(Eb． Schmidt)也曾一语道破：检察官乃国家法意志的代表人，而非政府的传声筒。尽管在19世纪初不乏将检察官设想为“君王的耳目”的议论，但定稿的检察官制完全背离了“君王的耳目”的构想，被设定为彻底的“法律守护人”。与之相适应，在德国法上认为检察官是单纯的行政官的主张却少有响应，而司法官说则最获认同，且鲜有标新立异者。由上可见，法律监督在西方国家也是被公认的检察权的基本属性。 其次，从社会主义中国检察权的职能看，法律监督权体现着分权制衡的思想，是检察权的基本属性。我国检察机关肩负着监督侦查、公诉犯罪和监督司法(审判)的重要职能，是遵循分权制衡理论专门设置的法律监督机关。将分权制衡理论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联系起来加以探讨，对于充实我国检察制度的基础理论，对于正确界定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分权制衡的理论基石上认真思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理应被看做是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自我调节功能，均衡国家机器运行的国家监督制约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来源网络

③ 偷盗天然保护林应付怎样的法律责任

违法所得没收对象的认定
存在多种理论的根源主要在于各国判断违法所得时基于不同的立场，采用了不同标准，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正确界定违法所得范围，必须在评定标准上统一认识。
首先，应当以现行相关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一个事实总是具有法律上的多重性，而一个国家的法律应当是连贯、一致的。因此，对法律中词语的解释，不能抛开本国法律体系独立地研究其含义，而必须将其放到相关法律中分析。在民法理论中，原物的衍生利益包括孳息和其他收益。孳息是指由原物自然且应然产生的利益。而其他收益通常指的是原物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所获取的价值，具有不确定性、主观性的特点。以违法所得举例，行为人通过违法犯罪行为获得了财物，假设所获得的财物是金钱，违法行为人因占有这笔金钱所获得的银行利息便是孳息。如果违法行为人将这笔钱用于投资或其他营利性活动，进而获得的收益便是违法所得的其他利益。依据民法不当得利理论，违法行为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造成了国家或他人损失，实质上是一种“一方没有合法的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方受到损失的事实”，那么所取得的财物和孳息是对于国家或他人来说即是一种不当得利。依据《民通意见》第131条的规定，对于所得原物和孳息应当予以收缴或返还。
至于因对违法所得占有、使用所取得的利益，有观点认为，这部分收益由于其中混杂了行为人的劳动，没有劳动就没有收入，不应属于不当得利，所以不应该被没收范围所包括，否则就有悖于常理。5依据我国民法理论，权利人对物的权利是以原因关系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当作为原因的违法消灭，那么所取得的衍生利益的所有权便欠缺正当性，应视为自始即不存在。另外，虽然违法行为人在获取收益过程中付出了一定的劳务，但因其在原因行为即违法所得中没有劳务付出，而没有违法成本就没有非法所得，所以不应享有该收益，应由国家予以追缴没收。对于违法行为人占有、使用的劳务和管理，则可以参照《民通意见》第131条的规定：“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
其次，应符合正义法规范的目的。正确理解设立判决前没收程序所要保护的法益，对该违法所得的对象认定问题就会比较清楚。贪污贿赂等严重危害社会案件严重侵害了本国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尤其在一些数额巨大的贪污贿赂案件中，被侵害的公共财产和利益占国家资源很大比例。国家资源的损失不仅严重影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经济的增长，而且阻碍社会发展动力，导致难以计算的社会福利损失。由于法律对违法所得规定尚不明晰具体，司法实践中收缴没收仅限于直接违法所得及孳息，对衍生利益则未采取得力的收缴措施，未能作到除恶务尽，以致出现“坐牢一阵子，幸福一辈子”的法律尴尬。
任何法律创设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正义和谐的法律秩序，而法律的正义在于鼓励守法，杜绝违法。虽然行为人利用违法所得通过劳务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产生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要远大于财富。因此，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的情况下，为实现资产追回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斩断违法犯罪行为人的“利益驱动”使其无利可图，追缴违法犯罪行为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利益确有必要。
再次，应考虑程序可能被滥用的风险。程序设计存在瑕疵是一种客观存在现象。“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判决没收程序也存在滥用的风险。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由于法律对没收财物范围缺乏明确规定，另一方面由于有些地方的办案部门实行办案经费与案件罚没财物挂钩，判决前没收程序则有可能被滥用沦为“创收”的根据，程序的正当性就大打折扣。
虽然立足刑法的功利价值，“国家工作人员财产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而不能说明来源的，就是一种犯罪事实。” 6出于严密法网、从严治吏考虑，对来源不明资产适用判决前没收程序符合特定的社会形势需要。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判决前没收程序的适用是建立在违法行为人不能到案的前提上，对财产来源合法性的认定主要依靠事实推定产生，缺乏财产所有人的证实和说明。而事实推定的依据则是根据经验法则、逻辑法则，通过归纳推理方法获得。因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个人认识的有限性，事实推理终究无法穷尽所有情况，难以得出排他性结论。这就可能出现，用事实推定方式认定的来源不明财产与客观事实不一致。如果司法执行人员放松对事实推定的判断、把握，或者降低对来源不法性的证明要求，随意扩大来源不明财产范围，都将导致出现错误认定的几率大大增加，这不仅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损害法律的正当性。因此，考虑程序被滥用的风险，没收范围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将其规制在直接、间接衍生利益内。
基于以上分析和比较，笔者认为，判决前违法所得的没收对象应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直接或间接获得的财物。也就是说，违法所得的构成以违法犯罪行为和获得的财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要件。
三、违法所得没收范围的认定
对于违法行为人占有、支配下的违法所得国家应追缴没收。然而，并非所有的违法所得都由违法行为人占有支配。在司法实践中，因违法所得与他物结合、混合，违法行为人与第三人共同占有混合财物的情况并不鲜见，因被盗、出售、赠与等行为，违法所得被转移第三人占有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为实现法律均衡利益和修复社会关系的目的，应将第三人占有违法所得的情况纳入认定考察范围。同时，基于法律评价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应考虑第三人善意和恶意的不同，在没收方式上区分没收原物和没收等价额。
（一）善意第三人占有下没收范围的认定
违法所得获得方式和途径较为隐蔽，一般第三人也难以辨析财物是否属于违法所得。如果因为对象非法性就认定善意第三人取得无效，并将其受领的利益没收，则可能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商品交换的安全和良好的经济秩序，法律强调对善意第三人通过合理行为所取得的合法收益予以保护。据此，善意第三人参与情况下，对违法所得没收范围的认定应区分违法行为人和第三人的所有权。
1.违法行为人和善意第三人共同占有。如果违法所得是金钱，违法行为人与善意第三人共同经营而获利，没收范围不仅应包括投入经营的违法本金，还应包括违法行为人根据股权分配个人所获得的利益；如果违法所得是物，违法行为人将物作价与善意第三人共同经营获利，因为物的特定性，以及善意第三人对物的信赖，不宜没收原物。这种情况下可以确认其他共同经营人对该物的优先购买权，并将物的购买款和违法行为人股权分配收益予以没收。如果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则可以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将拍卖款和违法行为人股权分配收益予以没收。
善意第三人因经营所得合法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同理，基于公平原则，如果因为经营不善出现亏损，善意第三人应当自行承担风险责任。但就违法行为人来说，并不能因为亏损就否定违法所得的非法性，在违法所得毁损、灭失情况下，应依照案发时市场基准价格将直接违法所得折算成金钱附加利息价值折价没收，
2.善意第三人排他性占有。这种情况下，无论违法所得是金钱还是物，没收范围应当为违法行为人和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利益。如果交易利益大于违法所得，应当以交易利益为准；如果交易利益小于违法所得，则应当以违法所得利益为准。
（二）恶意第三人占有下的没收范围
第三人明知或应知违法行为人的财物来源系非法所得而接受并取得利益，即违反了其作为一个善良合法公民的诚实信用原则，应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作为调整利益的工具，其功能在于平衡受益方和受损方的利益，体现社会中不损人利己的公平观念。因此，对于违法行为人和恶意第三人通过违法行为取得的利益应追缴没收。鉴于司法实践中存在恶意第三人对财物非法性认知的时间差异，没收范围也应区分对待。
1.自始恶意第三人占有下的没收范围。第三人自始明知所接受的财物系违法所得时，没收范围不仅包括违法所得成本，还应包括违法行为人和第三人基于违法所得所取得的物质性利益。无论第三人该利益是否存在，也无论该利益不存在是基于何种事由，均应予以没收。如果直接违法所得是物，且原物存在的情况下，出于对物的客观性和市场价格的不稳定性考虑，不宜折算为金钱，而应没收原物以及所获利益。如果违法行为人和恶意第三人造成直接违法所得毁损或灭失，无论毁灭原因和归责，应依照案发时市场基准价格将该物折算成金钱附加利息，与所获利益一并纳入没收范围。
2.嗣后恶意第三人占有下的没收范围。第三人接受违法行为人财物时不知其非法性，此时第三人为善意第三人，其所获得的利益应排除在没收范围之外，按照上述区分违法行为人和善意第三人所有权的方式，仅对违法行为人的直接违法所得和间接利益进行没收。但是如果第三人在事后明知或应知从违法行为人处受领财物系违法所得，此时第三人为恶意第三人，除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成本和间接利益应予以没收之外，对第三人则应按照自始恶意第三人的处理方式，对直接违法所得以及自第三人自明知或应知财物的非法性之日起所获的利益予以追缴没收。

注释：
①朱孝清：《侦查监督、公诉工作如何实施修改后刑诉法》，载《人民检察》2012年第13期。
②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45页。
③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2002年修订》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9页。
④陈忠林著：《意大利刑法刚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⑤高志山： 《未经定罪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浅析》，2011年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第24页。
⑥王汉斌：《关于惩治走私罪和惩治贪污罪贿赂罪两个补充规定

④ 台湾林钰雄《新刑法总则》怎么样

阶层论扛顶之作，与黑白圣经并列第一☝️

⑤ 张明楷刑法学教学参考用书怎么样内容怎么样

1、张明楷的书来很好，对于思路的拓展自，以及解释论证技巧的学习有很大帮助
2、但学习过程中，不能只闻一家之言，要兼取百家之长
3、所以你可以同时看看周光权，陈兴良，黎宏、赵秉志等人的书
4、光看国内学者的还远不够，法官的书也要看，境外学者的书，林山田，林钰雄，罗克辛，山口厚，野村稔，大谷实，高桥则夫等人的书也需要阅读
5、读各类专著型的教材只是第一步，之后还要阅读CLSCI以及SSCI上的文献才行，而且要理论结合实践。

⑥ 林钰雄的介绍

林钰雄，台北县人，1964年生。台湾大学法律系、法研所毕业，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著有多部法律相关书籍。主要从事刑法、刑事诉讼法讲授。

⑦ 如何看待法学教材和课件指定为马工程教材

从来不看，写的真的很一般。

法理用我们校长编的书，刑法用张明楷林钰雄，民法用朱庆育王泽鉴，刑诉用陈光中。

不仅学生不看，我们老师也从来不讲。上学期中法史老师一大乐趣就是骂课本（另一大是讲金庸），这学期刑法老师没事干就要吐槽这两本书。

上学期临到期末，复习法理学时看着面前又臭又长满是废话冷不丁插几段马克思原文的教材心里又慌又烦，就干脆没看，看蓝皮书去了，最后照样成绩不错。但凡一个负责的学校，一个负责的老师，都不会让学生去看这两本书的。

反正就是，学历史，突出一个「脉络清晰」。

回忆一下初高中的历史教学，初中历史教学主要任务是厘清事件，义务教育嘛。偶有专题，也主要是考察形成步骤，譬如经典的经济重心南移。高中教学，从课本就可以看出来，必修一是政治史，必修三是思想文化史，就是专题研究，在初中水过地皮湿的基础上，再深入一些。

总结如下：

这种教学法就比较科学，思路清晰、框架明确、领域清楚。

但是马工程这本书，你读完之后，还是混沌。中国古代法制史中最最重要的法律儒家化，从“春秋决狱”到《唐律疏议》这个重要的形成阶段，它讲得啥？还有春秋战国时期，我我我简直了。

相比之下，人大出版社蓝色封皮那本写得不知道有多清楚，比这两本书好多了。

⑧ 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

“坏人”也是公民，也拥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这就是所谓的“天赋人权”。

因此，每个“人”（无论“好人”和“坏人”）都可以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而“抗争”，请律师辩护就是这种“抗争”的最好体现。

《律师法》第2条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里的当事人并未规定和要求区分道德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对律师而言，只要求是委托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未经法院审判之前，相应的当事人也只能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而且第18条也规定了要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利和其他诉讼权利。律师在为委托人提供服务中，还应为当事人保守秘密，甚至是未被发现的过往的犯罪行为，这是律师的职业道德。

《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和解，提起上诉、反诉，申请执行的权利。律师的作用是帮助当事人更好的行使个人权利，维护合法权益。

在法院未做出生效判决前，我们很难辨别事情的对错，到底谁是“好人”和“坏人”。同时，法律也给了每个人公平的、相对等的诉讼权利，以尽量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如果仅凭一己好恶，即让“坏人”闭口，那么如果有一天，你成为别人口中的“坏人”而被打倒、永世不能翻身，你又将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想想聂树斌案吧。

参考法律 《律师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律师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三条律师执业必须遵守xian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刑事诉讼法》

第十二条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第三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

第四十六条 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民事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

当事人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并可以复制本案有关材料和法律文书。查阅、复制本案有关材料的范围和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

第五十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

第五十一条 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

⑨ 求一篇《检察官论》的读书心得

检察官论》是我国台湾地区著名法学家林钰雄教授于1999年完成的一部关于检察制度研究的专著，后于由法律出版社在大陆地区出版发行。林钰雄教授在德国留学多年，师从著名刑事法学大师罗克辛，对刑事诉讼法、刑法和检察学均有深入研究。
《检察官论》围绕检察官和检察制度的形成历史、检察官在诉讼法上的合法性义务与客观性义务、检察官介于行政官和司法官的双重定位、检察一体制对检察官和检察权的监督制衡等检察官制度的核心问题都做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并提出了自己创造性、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而这些问题正是我国当前检察理论研究亟须深入研究的课题，其阅读价值不言而喻。
当下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各种观点和学说众多，特别是关于检察改革在法学界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议。学术性的批判本身不是目的，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和达成共识，并最终解决问题。学术研究中解决争论时，学者往往喜欢“回归原点”来重新审视和讨论。关于检察制度的讨论，不妨也让我们回归原点，以检察制度的创设为坐标原点，澄清检察制度研究的基本立场，而《检察官论》正是一部回答“我是谁、我在哪儿”的书。
现代检察制度，乃“革命之子”、“启蒙的遗产”，诞生于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期，正式奠立于18“拿破仑治罪法典”。客观的说，检察官制度乃是人类司法史上的一个伟大构想。但自检察官制度创建以来，检察官处于法官与警察两大山谷的“谷间带”，在“两大旗帜鲜明集团的夹杀之下，摸索自我的定位”，此命题暗喻了检察官在国家权力上定位问题的解决方向，而罗克辛更是直言检察机关“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机关”。
创立检察官制度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主导侦查程序。从检察官形成的历史来看，欧陆刑事诉讼程序引入检察官制度是为了废除当时盛行的纠问制度，确立诉讼上的权力分立原则。破除由纠问法官一手包办刑事追诉与审判工作，由检察官担任控方，“无控方之起诉，即无法官之裁判”，自此，法官被局限于被动消极的角色，但也因此保持了其作为裁判官不可或缺的客观性，以检察官与法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
第二，守护法律。作为大革命时代的产物，检察官是“一剑两刃的客观官署”，不单单要打击犯罪，更要注意搜集有利被告的事证，并切实保障被告诉讼上应有的程序权利。正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大师史密特所言“检察官乃国家法意志的代表人，而非政府的传声筒”。作为“法治国之栋梁”，检察官制度的创设，“乃催生法治国并克服警察之国明显指针”。作为受到严格法律训练和法律约束的检察官为守护法律，应监督控制警察侦查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如此一来，“才能在人民眼中获得最好的支持”。
第三，控制司法入口。就司法启动程序而言，检察官乃“刑事程序进展中决定性的过滤器”，具有“筛漏”功能，将不可能为有罪判决的案件先行滤筛，负责第一线的把关工作，控制法官裁判的入口。在诉讼分权原则下，检察官扮演着把关者的角色，有罪判决需要以检察官与法官达成共识为前提，须经两道门槛，足见“求取程序之慎重”。诉讼程序一方面赋予检察官控制入口的大任，另一方面又赋予法官最终裁决本案的权力，各有所司，是诉讼功能分配的一大范例。
检察官是忠实的“法律守护人”，理应严格遵守合法性及客观性义务，“贯彻毋枉毋纵，追求实体真实与实体正义”。刑事诉讼关于检察官义务的规定，是检察官执行职务时的最高准则，更是检察一体化不可逾越的界限。具体来说，检察官在诉讼法上的义务包括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合法性义务。检察官合法性义务也被称为法定义务，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检察官实施侦查、起诉决定权，但为防范检察官的恣意，原则上并不承认检察官有“裁量权”。因而，法定主义包括侦查法定主义和起诉、不起诉法定主义。从立法意图上我们也不难发现法定主义严格控制检察官处分行为的用意相当明显：行政人员也有“依法行政”的义务，但其违背职务时，除了贪污、贿赂、渎职等刑事可罚行为外，多为行政惩戒。而检察官滥用职权起诉或不起诉时，该行为本身就已单独构成犯罪。这样严格的义务，仅有法官枉法裁判才可以与之相比。“检察官所从事者，乃法之贯彻与实现”，行政人员只负一般合法性义务，而检察官却负有严格法定主义的义务，这也点明了检察官与行政人员的区别。
第二，客观性义务。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并非“一造当事人”，因为“一造当事人”立场与对方对立，并无维护对方当事人利益的义务。而检察官则对所有有利与不利被告的证据都要注意，在出现法定事由时更要回避。因为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追诉处罚犯罪并保护被告利益，以实现实体真实与正义”，据此，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最能显现检察官客观性的表征为何？审判程序主张被告无罪也。……在与客观性义务并列观察下，如果检察官依审理期日所得出之心证，认为被告无罪，则检察官应请求法院为无罪判决，不受起诉见解之拘束，这才是一个客观的法律守护人应有之作为。”

《检察官论》是一部回答对检察官角色质疑和诘问的优秀著作。“检察官应仅力求真实与正义，因为他知晓，显露他（片面打击被告）的狂热将减损他的效用和威信，他也知晓，只有公正合宜的刑罚才符合国家的利益”。读罢，让人耳目一新。

⑩ 检察院工作应该看哪些书

检察院工作应该看的书
一、为了增强业务素质首先请认真精读《检察机关执法规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三遍，每个院都会有这两本材料，不难弄到。不要看不起它们，如果你能踏踏实实读上三遍，熟练掌握其中一半的内容，恭喜你，你就能算半个检察业务专家了。
二、等你做好基础工作后，可以读一些法学理论的书，比如陈兴良的《判例刑法学》、山口厚的刑法学著作，罗克辛的著作。推荐林钰雄的《检察官论》，可以读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