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司法责任制

『壹』 有几个法律问题

证明责任，（也有的称为''举证责任”，在《民诉法司法解释》中还称为“举证证明责任”），是指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一方当事人因此而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后果。《民诉法司法解释》对证明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法定期间，又称“不变期间”。是指由法律直接作出规定的诉讼期间。特点：期间的长短在法律条文中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它既不能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约定，也不能由法院予以变更。例如：当事人不服一审民事判决的上诉期限为15日；不服一审刑事判决的上诉期限为10日。对于法定期间，人民法院和当事人都必须遵守，违反了法定期间，就将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如果在法定期间内不能完成应当完成的诉讼行为，就会丧失进行这种行为的权利。例如：当事人超过了15日或10日的期限，就会丧失上诉权。人民法院如果不遵守法定期间，就是违法，可能导致判决无效，引起上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的法定后果。

『贰』 澳门司法制度的简介

论文摘要:澳门特区与香港特区都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司法机关均自成体系,但是两地在司法机关的范围、法院体系、审判原则、法官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澳门特区司法制度与内地司法制度都是有关行使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制度,但从本质上看,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司法制度,后者则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它们在具体制度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别。
在澳门即将回归祖国之际,探讨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我国其他地区司法制度的异同,对于深入理解“一国两制”的方针具有现实意义。
一、澳门特区司法制度与香港特区司法制度的比较
澳门特别行政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都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司法机关均自成体系。但是,由于法制传统的不同,两地在司法制度上存在着不少差异。
(一)司法机关的范围不同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只包括各级法院,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除各级法院外,还包括检察院。香港原有的司法体制是以英国的司法体制为母本的。由于英国历来是将刑事检控职能归于行政系统,不设立独立的检察机构。因此,在原香港,主管刑事检控的机关一直属于港英政府的律政司管辖。这样,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关于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而产生的变化外,予以保留的精神,香港基本法所规定的司法机关就只包括法院,而行使检察职能的律政司仍旧纳入行政系统之列。澳门现行的司法体制则是建立在葡萄牙的司法体制基础之上的。葡萄牙设有独立的检察官公署,检察官公署作为司法机关的组成部分,享有自主权和法律规定的检察职能。秉承葡萄牙司法体制的传统,澳门不但有检察院的设置,而且检察院被列入司法系统。这样,澳门基本法仍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组织中设立检察院,检察院得立于其他机关之外。
(二)法院体系的不同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院体系,一方面是按地区设立的,另一方面又按法院的功能设置。在地区一级,设立有裁判司署法庭和区域法院;在全港范围内设立了一个高等法院,在高等法院之上,设立有一个终审法院。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根据专属管辖原则依法设有独立于其他法院之外,受理某一方面诉讼案件的专门法庭,如土地法庭、劳资审裁处等。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院原则上是按审级设置,即澳门特别行政区只设立初级法院、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在初级法院内可根据需要设立若干专门法庭。此外,澳门特别行政区也按法院功能设立行政法院,管辖行政诉讼和税务诉讼,同时保留了原刑事起诉法庭的制度。
可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层次较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层次多,这是由两地地域、人口的不同状况决定的。而行政法院的设置和刑事起诉法庭制度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的特色,这些制度具有大陆法系司法体制的一贯传统,在澳门已运作多年,为广大居民所熟悉,因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体系中得到了保留。
(三)审判原则的不同
从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看,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奉行的某些审判原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中所不予要求的。
1、遵循先例的原则。长期以来,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的司法制度。普通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成文法只是法官可予适用的法律的一部分,以判例法形式表现出来的普通法、衡平法,也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由于普通法、衡平法都是法官在司法判决中积累起来的司法原则,因此,法官在判案时,就应当遵循过去法官在判决同类案件时所确立的司法原则,这便是普通法系国家和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所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即遵循先例的原则。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在适用法律时仍应坚持这一原则。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属大陆法系,其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主要依据制定法,无须奉行遵循先例原则。
2、陪审制度的原则。香港基本法第86条规定:“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的原则予以保留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时由陪审员参与庭审并认定案件事实的制度。”其原则包括:担任陪审员有资格的限制和要求;原则上,只有最高法院原讼庭受理刑事诉讼案件时才实行陪审;香港居民有应召出任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上述陪审制度的原则作为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到了保留。而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中不实行陪审制度,自然不会遵守陪审制度的有关原则。
(四)法官制度的不同
1、法院院长资格的不同。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者不得具有外国居留权,而对于出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院长者则无此限制。香港基本法的上述规定是针对英国政府单方面搞“居英权”计划而作出的,目的在于限制取得居英权及其他国家居留权的人士,担任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澳门的情况则不同。根据葡萄牙国籍法,凡在澳门出生的居民均有权取得葡萄牙国籍。相当一部分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都具有葡萄牙的居留权。鉴于这是历史形成的问题,澳门基本法没有要求终审法院院长在就职时,不得具有外国居留权。但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双重效忠问题,澳门基本法采取了变通性的措施,即终审法院院长在就职时必须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使得终审法院院长在任职时不得使用或利用外国的居留权,不致产生双重效忠问题。与之不同的是,香港基本法没有规定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应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不得具有外国居留权的限制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

2、法官任免的不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的同意,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无类似做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免职,由行政长官根据其任命的不少于5名当地法官组成的审议庭的建议,并征得立法会同意后,予以决定。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免职,也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的同意。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院长和法官的任命无需取得立法会的同意,其免职由行政长官根据立法会议员组成的审议委员会的建议决定,也不必征得立法会的同意。3、法官任用的不同。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在香港任职的法官均可留用。而澳门基本法无类似规定,因为中葡联合声明并未规定原有法官可以留用,澳门现在的法官也基本上都属葡萄牙编制。
二、澳门特区司法制度与内地司法制度的比较
从性质上看,澳门特区司法制度与内地司法制度都是有关行使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制度。从本质上看,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司法制度,后者则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它们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别。
(一)审判制度
1、法院的法律地位。我国内地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院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法院与政府、检察院具有平行的宪法地位,但处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权力机关之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则与政府、立法会、检察院均处于平等地位,不对其他任何机关负责或受其他机关监督。
2、法院体系。内地法院体系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含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在特定区域还设立了农垦法院、林区法院及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等)和专门人民法院(含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可见,我国内地法院审级完备,建制完整。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仅包括初级法院(另在一审层次设有行政法院和刑事起诉法庭)、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三个层次,且均为单一设置。
3、法院职权。就法律解释权而言,在内地,仅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对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其解释对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但这种解释不是指法官个人在个案审判中对所适用法律的解释,而是指最高法院就审判实践中所遇到了法律适用问题所作出的指示性解释,并且这种解释通常产生于对基层法院或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个别请示的批复。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均依法享有法律解释权,这种司法解释实际上是法官个人在具体判案时对法律条文所进行的解释,但它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此外,内地法院享有的司法建议权(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若发现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不法行为,有权向相应的机关提出建议,要求其处理)和基层人民法院享有的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职权都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所不具有的职权。
4、审判原则。内地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均遵循独立审判的原则,但其含义有所不同。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干涉。显然,法院行使审判权须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此外,在法院内部,独立审判并不表现为法官个人在行使职权上的完全独立,并且下级法院要受上级法院监督,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要统一受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对审判委员会就具体案件作出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立审判不仅意味着法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且意味着法官在依法进行审判时,不听从任何命令或指示,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就是在法院内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也无权过问,只有在上诉时才能对该案发表意见。可见,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行使职权时的独立性是绝对的。
5、审级制度。内地法院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即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审程序对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当事人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抗诉。上一级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审理后的判决和裁定除法律规定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外,都是终审的判定和裁定,不得上诉。但如果在上诉期限内不上诉或者不抗诉,那么第一审的判决和裁定就是终审的判决和裁定。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二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和裁定。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实行三级三审终审制。即当事人不服初级法院和行政法院的裁判,可以向中级法院上诉;如果不服中级法院对上诉所作的裁判,还可向终审法院上诉。当然,终审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和第二审案件的裁判都是终审的裁判。
6、法官条件。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都将担任法官的条件法定化,由法律保障实施,以保证法官的素质。但在具体要求上存在差别。内地法官的任职条件包括政治条件和专业条件,前者要求具备纯正的政治品质,后者要求相当程度的法律知识,具备一定的业务水平。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官的选用则以其专业资格为首要标准,在学历及经历方面均比内地要求高。在国籍要求方面,内地法官必须由中国公民担任,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官除终审法院院长必须由中国公民担任外,其他法官无严格限制。

7、法官任免。内地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由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任免(在地方两届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如果该级人大常委会认为有正当理由需要撤换法院院长,须报请上一级法院报经该法院的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法官则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而澳门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的院长和法官均由行政长官任免,终审法院院长和法官的任免还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在任期上,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官一经任命,即为终身制,除非无力履行其职责不能留任,或行为与其所职务不相称不宜继续任用以外,不能被罢免。对内地法官的任期,《法官法》未予明确规定,但各级法院院长是有任期限制的(每届5年),到期必须换届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8、澳门特区终审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澳门特区终审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享有终审权的法院,二者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这并不表明澳门特区终审法院具有与最高人民法院同等的地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不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使审判权,但它仍然是中国的最高审判机关。虽然澳门特区终审法院有权受理当地各级法院的最后一级上诉,但它在全国法院系统中仍处于地方性法院地位。
(二)检察制度
1、检察院的法律地位。在两地,检察院都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关。但在内地的国家机关体系中,检察院居于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与政府、法院互不隶属,相互独立。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制架构中,检察院与政府、立法会和法院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2、检察院的体系。内地检察院的组织系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自治州和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县、市、自治县和市辖区人民检察院;省、县一级人民检察院还可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设置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包括军事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院和其他专门检察院)。可见,内地检察院体系完备,且其设置与各级法院是平行对应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并没有参照法院的组织体系设置,而是采取单一系统的运作形式,只设一间检察院。
3、检察院的领导机制。就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关系而言,内地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受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统一受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不存在检察院对其他机关负责的问题;同时,由于检察院是独一设置,所以也不存在检察院上下级之间的垂直领导关系。就检察院内部领导关系而言,两地均由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此外,为了保证集体领导,内地各级人民检察院还设有检察委员会,在检察长的主持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人大常委会所作出的决定,检察院应当执行。这种领导体制既考虑了检察长在检察院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力图避免一长制的弊端,有利于发挥民主,加强集体监督,保证正确行使权。检察委员会的设置是中国检察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澳门基本法没有明确规定检察院的具体组织形式,但澳门检察制度中没有集体领导的传统,由此可以推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也不会设立类似检察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机构。
4、检察院的职权。(澳门基本法没有具体列举检察院的职权,但笔者有关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职权的推定,是根据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的精神及澳门现行检察院的职权作出的。)两地检察院均具有审判监督权、侦查和侦查监督权、公诉权、参与民事诉讼权等职权。在司法解释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解释在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无权解释法律。在法律咨询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是行政长官的法律顾问,负责向行政长官就有关法律方面的事情提出意见或建议,而内地人民检察院无此项职权。
5、检察院的活动原则。两地检察院均奉行法制原则(依法行使职权)、公益原则(维护国家或社会公益利益)、独立原则(独立行使职权)。但在独立原则的具体体现上不尽一致。在内地,检察院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的,其检察权的行使必须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也就是说,检察院不可能以绝对分立于权力机关的形式而运作。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享有和行使高度自治的检察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的监督,也无须对其他任何机关负责。
6、检察院的组成。内地各级人民检察院均由检察长1人、副检察长和检察员若干人组成。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则由检察长1人和检察官若干人组成。

7、检察人员的任免。内地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而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该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除最高人民检察院之外的各级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均须报所属上一级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长的任免由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行政长官的提名或建议决定。检察官的任免由行政长官决定。在任期上,两地的检察官一经任命,即为终身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降职或辞退。但内地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期是有限制的,即每届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8、澳门特区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澳门特区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是中国的行使检察权的国家机关,但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从本质上看,前者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检察机关,后者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检察机关。从地位上看,前者是地方性的检察机关,后者是全国最高检察机关。在运作上,前者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干涉,后者要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领导。在管辖上,前者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履行职能,后者在内地履行职能,二者互不干涉。

『叁』 宋朝诉讼审判制度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实行鞫谳分司制度

在狱案审判中，宋统治者将审(鞫)与判(谳)分开，审问案情的官员无法断刑，检法断刑的官员也无权过问审讯，使之互相牵制，不易作弊，此即“鞫谳分司”。司法审判机构中，多数都分置“鞫司”与“谳司”。如开封府以左、右军巡院和司录参军为鞫司，法军及知府为谳司。

大理寺则有断司(即鞫司)与议司(即谳司)之分。州郡则以司理参军为鞫司，以司法参军及知州为谳司。审案时，由鞫司负责调查取证认定事实，由谳司负责检法议刑，各司其职，不许越权。

高宗时曾下令：“诸州法司吏人，只许检出事状不得辄言予夺。”对案件的判决得由长官、副长官共同决定，如太宗至道元年(995年)正月诏“杖罪以下，长吏与通判量罪区分。”

鞫谳分司是宋代法政体制渐趋完善之重要标志，在狱案审判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鞫谳分司”之制，在审判中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并立法禁止二司在结案前的商议。

“鞫谳分司”之制不仅使审理与判决之权分离，使之互相牵制和监督，而且还规定法司在检断时，有驳正的责任;谳司检断时，不得只据鞫司之审理定罪，也不许“傅会牵合，稍有文饰”，必须据法检断，力求对鞫司审理之误予以驳正。

谳司检断中如有违戾，由监司按治施行;若审理有误未予驳正，则要依法治罪。“鞠谳分司之制”的推行主要是加强对审判中执法官的约束，防止官吏作弊，减少刑狱冤滥。

2、实行录问与翻异别勘制度

“录问”，即徒刑以上的案件经过初审后，必须由没有参加审讯的、依法不合回避的其他官员再次提审案犯，核实供词，案犯如无异词，则可检法议刑;如有异词，则须由另一机构重审。

录问制起源于五代，宋代加以继承和发展。

宋律规定，县级机关的录问，一般由县令、佐集体进行，“其徒罪以上囚，令佐聚问无异，方得结解赴州。”州级机关的录问，严禁所部僚属录问，而必须于“邻州选官”录问。京师地区一般选差御史台官充录问官，而御史台审理的案件，须由门下省和谏院差官录问。

录问是宋代狱案判决前的例行程序，也是赋予犯人的第一个申诉机会，如错过这个机会，到最后行刑前的“过堂”和行刑时，仍然可以称冤，只要罪犯翻供或称冤，案件就必须重审，称“翻异别勘”。

该制度起源于五代，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诏：“诸州决死刑，有号呼不服及亲属称冤者，即以白长吏移司推鞫。”狱案的第一次翻异，则由同级机关异司复审，称“移司别勘”。

宋代在各级司法机关内部都设有并列的审判部门，如大理寺下设左断刑和右治狱，左断刑下设左右推，负责鞫勘诸处送下狱案;开封府下设左右厅和左右军巡院，左右厅协助长官“日视推鞠”。假如“移司别勘”后，犯人再翻异，则由上级机关“差官别推”。

宋代对翻异别勘制有严格规定，对那些必须依法别勘而不依法别勘者，则依情节轻重而治罪。

史载：“诸勘鞠公事，妄作缘故，陈乞移推，及州县未结绝，非冤抑不公，而监司辄移者，各杖八十”。“诸罪人翻异或家属称冤，应申提点刑狱司差官别推而辄移屑县者，徒二年，若无出入减三等”。

3、越诉

中国封建诉讼制度中的诉讼程序，一般是按诉讼管辖和审级自上而下逐级进行的。越级诉讼是诉讼中的特别诉讼程序，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越诉都是严格禁止的。但北宋末至时期，统治者却增立越诉之法，大开越诉之禁，这在中国封建诉讼制度历史上是一个突出的变化。

即位后，吏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敛，民不堪命。因此，在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对赵宋王朝统治形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宋徽宗为了标榜“革弊恤民之意”，限制官吏的横征暴敛，加强中央集权，始开越诉禁门。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针对州县官司“辄置柜坊，收禁罪人，乞取钱物，害及无辜”的情况，御笔行下，凡“官司辄紊常宪，置杖不如法，决罚多过数，伤肌肤，害钦恤之政”者，“许赴越诉”。

宣和三年(1121年)，朝廷又针对“诸路州军公吏人，违条顾觅私身发放文字及勾追百姓”，而“监司守令坐视漫不省察”的情况，亦许“民户诣监司越诉”。

宣和六年(1124年)，因在外现任官私置机杼，“令机户织造匹帛”，又令尚书省立法严行禁止，如有违犯者，“各徒二年，计利赃重者，以自盗论，并许越诉”。

统治者试图通过百姓的越诉来钳制官吏的违法行为，达到稳定统治，加强皇权的目的。

(3)公诉司法责任制扩展阅读

宋朝的司法制度具有显著特色。

一、司法机关体系

（一）中央司法体制

宋朝沿袭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为三大司法机关，各机构职责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为加强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朝廷于宫禁中增设审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详议官六人。

全国上奏案件，须先经审刑院备案，再发交大理寺审理和刑部复核，然后由审刑院详议，并奏请皇帝裁决。这实际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级复审机构，剥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权力，使审判和复核程序复杂化。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审刑院，将其职权归还刑部。此后，凡奉皇帝诏命所立案件，由朝官临时组成制勘院审断；由中书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诸路监司及州军等派官临时组成推勘院审断，从而保证了皇帝对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枢密院有权参与军政案件的审判监督，三司及户部有权参与财政赋税案件的司法审判。

（二）地方司法体制

宋朝地方实行州（府）、县两级制，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各县有权审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将审理意见报送州府判决。各州有权审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须上报提刑司复核，重大疑难案件要上报刑部，由大理寺审议，或经皇帝裁决。在京畿地区，由开封府和临安府负责司法审判活动。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县之上增设路一级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派出机构，主要监督本路司法审判活动，复核州县重大案件，监察劾奏州县长官违法行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

『肆』 中国的法院审级制度是什么

制度是：两审终审制度。

我国的审级制度：就审判程序而言是两审终审制；就人民法院体系而言是四级两审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由它审判的第一审案件作出判决或裁定以后，若当事人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一级人民法院对上诉或抗诉案件，经过审理所作出的判决或裁定，就是第二审的判决或裁定。根据两审终审制度，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判决或裁定，就是终审的判决或裁定，当事人不得再行上诉。

(4)公诉司法责任制扩展阅读：

采用此制度的原因：

1、符合我国国情。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的国家。县、地区、省三级法院相距甚远，不宜把过多的案件集中到省级法院终审。如果实行三审终审，一个案件从县、地区、再到省里，势必使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出席法庭，来往奔走，长途跋涉，影响生产和工作。

2、便利群众。

实行两审终审制，使大多数案件可以在县、地区两级法院得到解决。一般来说，县与地区比较靠近，办案人员依靠群众进行调查核实案情，传唤当事人和证人接受询问，出席法庭都比较方便，也有利于审判公开，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和接受群众监督。

3、有利于及时惩罚犯罪，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实行两审终审制的上诉制度，既保障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又简化了诉讼程序，减少了重复审理。

当事人的上诉，不论是认定事实还是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通过全面审查，包括对一审判决中可能存在的其他一些法律问题，都能一起得到正确解决。案件的及时处理，对惩罚犯罪，纠正错误都有利。

『伍』 结合司法体制改革谈一谈行政诉讼审判体制改革的认识

这啥

『陆』 当两个事件发生时间上有差异形式上相似的经济指标,可借用先行同类相似事件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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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要目
【法治中国】

1.“感受公平正义”命题的两个面向
徐亚文、黄峰（1）
2.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理论构造与制度完善
黄锡生、尚睿（8）
3.“三权分置”背景下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的确定
刘梦（17）
【民生法学】
4.《民法典》背景下代位权客体廓清
赵晶（27）
5.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的衍变及启示
施婧葳（37）
【部门法学】
6.环境犯罪刑罚法规的适正性研究
刘德法、白雅楠（44）
7.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中的规范化适用研究
王光明、武景磊（52）
8.网络共犯体系下帮助行为的类型化及其归责路径
李明见（68）
9.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杨安琪、杨署东（75）
10.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的争论及评述
陈圣利（85）
11.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法治障碍及对策研究
李璐玮（94）
【司法制度研究】
12.论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的张力及其消解
许少波、张昂（106）
13.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与可行简单性之均衡
陈锦波（114）
14.侦察思维的故事模型理论：经验事实的故事重建与构件证明
巩寒冰（125）
15.司法区块链视域下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
孙梦龙（138）
【法治文化】
16.法政视角下的近代财政
——以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为中心
杨同宇（146）
17.基于家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反思
周剑威（157）
【法治中国】
1.“感受公平正义”命题的两个面向
作者：徐亚文、黄峰（武汉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命题的提出，既体现了由“看得见的公平正义”向“感受公平正义”的法治转向，更是法治思维和法治实践奔向更高追求的一次飞跃。主观程序正义论为诠释“感受公平正义”命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心理面向来说，主观程序正义论揭示了满足程序参与者感受公平正义的三个核心要素：信任感、尊严感以及控制感。从司法面向来说，主观程序正义论通过杜绝领导干部干预司法以提升司法程序的信任感、完善争议焦点整理以及心证公开机制以强化司法程序的尊严感、强化指导性案例运用和逐步实现副卷公开以增强司法过程的控制感，最终实现“感受公平正义”。
关键词：主观程序；公平正义；司法干预；心证公开；指导案例
2.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理论构造与制度完善
作者：黄锡生、尚睿（重庆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是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法治保障。目前，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面临着协作范围不全面、协作形式不统一、协作主体不明确、协作规则不健全等多重困境。从流域的整体性、关联性及特殊性出发，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需要打破现有行政区划分块管理的现状，以生态整体主义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长江“全流域”环境司法“大协作”体系。具体方式包括明确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法律内涵、完善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内部协作制度、强化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外部协作制度等方式，实现长江流域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生态整体主义；协同治理
3.“三权分置”背景下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的确定
作者：刘梦（吉林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耕地具有重要的生态资源价值。生态增益是进行耕地生态保护补偿的正当性依据，对产生生态增益做出实质性贡献是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确定的标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耕地用途限制的直接经济利益受损者，应当是补偿的对象；土地经营权人履行耕地使用方式的限制，承担耕地整体性保护义务，对产生生态增益做出了实质贡献，亦应当是补偿对象。地方政府对耕地的使用环境进行宏观治理，对耕地产生生态增益具有支持作用，但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履行职能不能要求获得补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使用产生生态增益只起辅助作用，不是直接的生态增益贡献者， 亦不应当作为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
关键词：“三权分置”；耕地生态保护补偿；生态增益
【民生法学】
4.《民法典》背景下代位权客体廓清
作者：赵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内容提要：立法与理论上关于代位权客体的争议一直存在，此种分歧在《民法典》颁布实施后依然持续，有损于《民法典》的实施与法治的统一。在确定代位权客体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确代位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债权人利益保护”，且“不过分侵夺债务人私法自治”， 因此，在“秉持谦抑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可将代位权客体界定为“一般债权”“债权之从权利”“增加责任财产之必要权利”“确定性的特殊金融债权”等。
关键词：民法典；代位权客体；债权人利益保护；一般债权；从权利；特殊金融债权
5.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的衍变及启示
作者：施婧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在劳动环境变革的背景下，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本将劳动压力所引发的精神疾患界定为劳灾，纳入劳灾（工伤）保险的救济范围。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以工作原因量化理论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为核心标准，构建了以行政认定为前置程序、以司法认定为救济补充的制度结构。我国可以借鉴其一定经验，逐步将精神疾患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并以“工作原因”为中心设定具体的认定标准体系，构建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互动型认定制度。
关键词：日本劳灾认定；精神疾患；行政认定；司法认定
【部门法学】
6.环境犯罪刑罚法规的适正性研究
作者：刘德法、白雅楠（郑州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新近立法对污染环境罪内容的改动集中体现了伦理层面价值观的演变历程、犯罪论层面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的动态调整，以及刑罚论层面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分配理念。三个层面存在的三组二律背反又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与发展联系，均可归结为刑法积极立法趋势下存在的法益保护早期化与刑法谦抑性的矛盾问题。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的发展道路应当坚守刑罚法规的适正性，以罚则内容明确、处罚范围适中、罪行轻重均衡为具体标准，在刑罚配置上贯彻落实比例原则、细化罚金刑适用幅度甚至扩展保安处分措施。
关键词：环境刑法；环境犯罪；刑罚观念；法规适正
7.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中的规范化适用研究
作者：王光明、武景磊（烟台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酌定量刑情节是我国目前控制暴力犯罪死刑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因其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不利于严格控制死刑。实践中，犯罪后果的严重程度、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以及犯罪动机卑劣情况，都无统一认定标准；被害人过错和民间矛盾的内涵不清导致认定混乱。为规范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犯罪后果严重程度应严格按照具体死亡人数和其他侵害后果来认定。手段残忍程度的界定应综合实质意义和形式标准来把握。只有随意选择作案对象，滥杀无辜，以达到反社会、反人类犯罪目的而产生的动机才可以认定为卑劣犯罪动机。被害人过错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在于其使被告人的可谴责性降低。民间矛盾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是被告人的预防必要性小。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酌定量刑情节的规范意义和法理依据来认定，并综合全案量刑情节慎重考虑是否有必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关键词：酌定量刑情节；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
8.网络共犯体系下帮助行为的类型化及其归责路径
作者：李明见（武汉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网络共犯体系异化，使得传统共犯理论和司法实践面临诸多挑战。帮助行为在网络空间的表现类型多样化，中立的帮助行为、片面的帮助行为在网络共同犯罪形态中广泛存在。我国已通过刑事立法、司法解释逐步构建了网络帮助犯的刑事责任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面对网络帮助行为的归责障碍，应坚持刑法总则下的共犯立法模式，肯定片面共犯的适用以及完善明知的判断规则，以更好地解决网络共同犯罪帮助行为的归责问题。
关键词：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共犯正犯化；归责体系
9.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作者：杨安琪、杨署东（重庆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是国际贸易多边合作重要的国际法保障，也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法律执行力和国际流动性显著提升的标志。为实现国内商事调解机制与公约的对接，中国应在国际商事调解立法、和解协议配套执行机制、调解机构与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协调和完善，同时利用我国自贸区（港）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深耕商事调解试验田，构建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法律体系和运行体制。
关键词：《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中国商事调解制度
10.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的争论及评述
作者：陈圣利（福建省人文社科基地政法舆情治理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存在形式主义、公司意思主义和当事人意思主义之争。争论的焦点有二：一是股权转让是否以外观公示为生效要件；二是股权转让是否以公司认可为生效要件。《九民会议纪要》采纳了股东名册登记生效说，此即形式主义观点之一 。形式主义和公司意思主义，均超越了现行《公司法》相关规定的文义射程。当事人意思主义契合股权性质，符合比较法解释，切合中国法现况，故而更为可取。当事人意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除法律和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以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归属变动一般以当事人的让与合意为准，出资证明书的交付并非股权转让的要件，股东名册的修改是对抗公司的要件，工商登记的变更是对抗公司外部第三人的要件。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形式主义；公司意思主义；当事人意思主义
11.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法治障碍及对策研究
作者：李璐玮（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内容提要：海外利益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我国整体发展利益与国家安全。面对复杂严峻的海外投资环境，我国海外利益急需我国私营安保企业提供配套的安全保障服务。然而，服务提供国（地）市场准入严苛、依法获取持枪资格受限、服务过程中遭致合规风险高等棘手法律问题，使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频繁受阻。国内相关规则、行业标准未成体系，资质认证、枪支管理等具体规定空白或不灵活，国内相关监管、问责处罚机制不健全，全球性规制尚未深度参与，是我国私营安保企业陷入上述困境的根本制度性障碍。基于法治化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新要求，从国家规制视角，在规则制定、机制构建等多个层面，国内、国际等多个治理角度提出可行性建议，依法保障我国私营安保企业顺利提供境外服务，助企纾困。
关键词：私营安保公司；总体国家安全观；枪支管理制度；安保行业标准
【司法制度研究】
12.论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的张力及其消解
作者：许少波、张昂（华侨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审理者裁判和司法统一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紧张关系，这呈现为当下中国促进审理者裁判的司法改革和以司法统一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审判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司法问责方式的行政化、法官职业群体素质仍待提升、“结果中心主义”的审判评价标准等原因共同导致了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之间的紧张关系。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在原则上应当是兼容的，因为二者都不是绝对化的。审理者裁判与司法负责之间存在权衡，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之间存在博弈，适度的审理者裁判与适度的司法统一可以在不损害对方核心要素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消解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建立外部问责机制、实施温和能动的司法政策、建立“过程与结果双重导向”的法官绩效考核制度。
关键词：审理者裁判；司法统一；司法责任；司法能动；法官豁免
13.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与可行简单性之均衡
作者：陈锦波（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
内容提要：电子诉讼应当同时具备可控复杂性和可行简单性的双重功能特性。增加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的途径在于：在技术上，建立稳定、安全且功能多样的电子诉讼平台，并实现该平台与其他网络平台的互联互通；在法律制度上，确认异步审理的法律效力、建立相应的失权制度、确立电子签名的使用规则并扩大法院对涉网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而要实现电子诉讼的可行简单性，则需要深入挖掘电子诉讼复杂性的来源，进而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在技术方面，彰显电子诉讼平台的交互性；在制度方面，加强对电子诉讼的程序性法律控制；在机构方面，通过网络平台来实现对电子诉讼繁杂事务的有效治理；在人员方面，提升诉判主体各方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法律规则的能力。
关键词：电子诉讼；功能特性；可控复杂性；可行简单性
14.侦察思维的故事模型理论：经验事实的故事重建与构件证明
作者：巩寒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内容提要：侦查语境的特殊性体现在侦查性发现相较“法律发现”的非对抗性，以及侦查性叙事整体性区别于法庭证明的构件拆分过程。对其特殊性的评估，有助于缓解“审判中心”下，集中于案卷笔录上的紧张关系。故事模型跳出了“原子论”的认识过程，代之以“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其描述了侦查性发现中对多种线索信息以及更自由信息形式的拓展，明确了对经验事实的内心重建，理性思维是决定性因素。侦查故事需要统摄在案证据、解释推论链条。其问题是故事构建的“整体性”要求与“分离性”障碍，及推论链条梳理的证据问题。“关于故事构造的知识”是侦查叙事的核心内容。在辅助侦查性叙事的形成过程以及为故事模型提供规范性引导的过程中，准确性构成了评判事实认定理论的重要标准，而对错误风险防控的把握体现在应对“刑事错案种类泛化”理念修正中。
关键词：故事模型；侦查性发现；经验重建；要件事实
15.司法区块链视域下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
作者：孙梦龙（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随着数字技术对物理空间信息存储方式的变革，电子数据的技术性需求与司法实践的转化式适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司法区块链的制度化建构为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提供了“区块链＋司法”的全新发展方向。在存证阶段，司法区块链通过数据稳定存储，建立数据可信载体与全程可追溯机制。在取证、举证阶段，司法区块链可以通过借助参与共识，辅助电子数据真实性认定，并对接公证机关出证。在质证、认证阶段，司法区块链能够有效减少电子数据生成机制、存储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提升司法效率。司法区块链平台下的电子数据证明以法律规则与技术共识耦合的方式开启了电子数据全流程线上化证明的司法证明新高度，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技术证明；参与式；电子证据；线上化证明
【法治文化】
16.法政视角下的近代财政
——以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为中心
作者：杨同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财政是伴随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产物。作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财政预算案——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其编制与议决不仅凸显了近代财政的内在理路，而且折射出法政的诸多面向。度支部颁布多项法令渐次展开财政清理，为预算案编制提供了基本前提。围绕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编制，各部院、地方督抚与度支部形成角力。编制赤字预算案反映度支部陷入“名实不符”的泥淖，呈现出晚清复杂的权力关系。资政院对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的议决是首次由民意机关监督国家财政，资政院成立预决算股员会，劳心尽力，组织议员分科审查预算。经资政院大会议决，度支部原奏的预算赤字被修正为盈余，其间存在的程序问题值得反思。从法政角度观之，权力的名实不符，程序的便宜处分，实为近代财政反思之一端。在转型政治下，通过规则实现权力的自洽，达致良好的法政秩序，效果更佳。
关键词：法政；财政；预算案；度支部；资政院
17.基于家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反思
作者：周剑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契约自由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在破除身份枷锁、带来个体解放与自由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家本源关系的破裂，这种破裂意味着主体间关系的对抗，私人利益的无序扩张演化为社会冲突的焦点；更意味着人与历史关系的断裂，主体间相互依赖的历史共同感不复存在，由此现代社会陷入公共性危机。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形态，透过中国的家文化，利用概念思维，可以重新认识家的规范意义与价值。家本质上是共生共存的载体，从家本性出发可以重新界定主体间关系，建构以“共在论——家伦理——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家原则。家原则不是对契约自由的全面否定，而是对它的改进与充实，其意义主要在于：一方面反思与超越契约自由的个体主义基础，以共在论激活人们的生活意义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则以家伦理为基础重建公共伦理，力图弥合私人自治与公共自治之间的断裂，积极寻求自由得以实现的义务与伦理条件。
关键词：契约自由；个体主义；家原则；关系伦理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是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学类专业学术期刊。1986年创刊，2012年由原《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更名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本刊秉承“格物致知、明礼弘法”的办刊理念，坚持办刊的学术性，追求学术创新，严守学术规范，关注法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前沿问题、热点、难点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次法理研究，注重制度建设；包容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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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吴珊
审核人员 | 梁学曾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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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什么是证明责任在三大诉讼法中,分别由哪一方承担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简单地讲，就是对主张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并予以证明的责任。我国的三类诉讼的举证责任，因案件性质不同，规定了不同的举证责任原则。当然，三类诉讼的举证责任，也分别有特殊情况下的不同举证责任分担。

一、民事案件举证责任

1、当事人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3]

2、人民法院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二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3、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法律直接规定的侵权诉讼案件中，由侵权人负责举证，证明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二、刑事案件举证责任

1、公诉案件，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举证责任。

2，自诉案件，由自诉人承担举证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三、行政案件举证责任

被告负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捌』 刑事案件都是公诉案件吗

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公诉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一部刑事案件是自诉案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自诉案件范围有以下几类：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所谓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指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才予以受理的案件。告诉才处理的刑事案件具体包括以下：

1、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诽谤案，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2、刑法第257条第1款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

3、刑法第260条第1款规定的虐待案。

4、刑法第270条规定的侵占案。

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如果被害人等提出的证据不充分，不足以支持其起诉主张的，人民法院将裁定驳回自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具体包括以下：
1、刑法第234条第1款规定的故意伤害案。通常这类案件被称为轻伤案。

2、刑法第24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住宅案。

3、刑法第252条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案。

4、刑法第258条规定的重婚案。

5、刑法第261条规定的遗弃案。

6、刑法分则第3章第1节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7、刑法分则第3章第7节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除外。

8、属于刑法分则第4章、第5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依据有关司法解释，所谓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是指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已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等书面决定。

(8)公诉司法责任制扩展阅读：

公诉案件诉讼特点：

一、案件来源不同。

二、犯罪性质和危害程度不同。

三、审查程序不同。

四、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完全相同。

五、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同。

六、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时间不同。

七、举证责任不同。

八、刑罚处罚的轻重不同。

九、案件的可分性特点不同。

十、审理期限的要求不同。

(8)公诉司法责任制扩展阅读来源：网络—公诉案件

网络—自诉案件

『玖』 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我国最高法院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这些侵权诉讼包括：（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司法解释和国内的学理解释均把这一规定视为举证责任的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