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茶馆

❶ 关于自卫的问题.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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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正当防卫的本质在于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它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一)正义合法性。正当防卫是在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同不法侵害作斗争的行为。他既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又是公民在道义上应尽的义务，是一种正义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二)目的合法性。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防卫人主观上既没有危害社会的目的，也没有危害社会的犯罪意图，因而正当防卫即使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也不负刑事责任。相反，应得到社会的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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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要件

侵害现实存在
正当防卫的起因必须是具有客观存在的不法侵害。“不法”指法令所不允许的，其侵害行为构成犯罪为条件。对于精神病人所为的侵害行为，一般认为可实施正当防卫。但是并非针对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例如贪污罪、渎职罪等等不具有紧迫性和攻击性的犯罪，一般不适用正当防卫制度。不法侵害应是由人实施的，对于动物的加害动作予以反击，原则上系紧急避险而非正当防卫。不法侵害必须现实存在。如果防卫人误以为存在不法侵害，那么就构成假想防卫。假想防卫不属于正当防卫，如果其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刑法上对此行为规定了过失罪的，那么就构成犯罪，否则就是意外事件。
侵害正在进行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才能对合法权益造成威胁性和紧迫性，因此才可以使防卫行为具有合法性。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一般认为以不法侵害人开始着手实施侵害行为时开始，但是在不法侵害的现实威胁十分明显紧迫，且待其实施后将造成不可弥补的危害时，可以认为侵害行为已经开始。例如恐怖分子在放置炸弹后，即使尚未引爆炸弹，但也构成不法侵害；为了杀人而侵入他人住宅的，即使尚未着手杀害行为，但也被视为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开始。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当合法权益不再处于紧迫现实的侵害威胁的时候，视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具体表现在：不法侵害人被制服，丧失了侵害能力，主动中止侵害，已经逃离现场，已经无法造成危害结果且不可能继续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在财产性犯罪中，即使侵害行为已经构成既遂，但如果尚能及时挽回损失的，可以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例如：抢劫犯夺走他人财物，虽然抢劫罪已经完成，但是防卫人仍然可以当场施以暴力夺回财物，这也被视为正当防卫。在上述开始时间之前或者结束时间之后进行的防卫，属于防卫不适时。具体分为：事前防卫（事前加害）或者事后防卫（事后加害）。前者被俗称为“先下手为强”。防卫不适时不属于正当防卫，有可能还会构成犯罪行为。
正在进行或者诸多迹象表明将要实施危害的行为都可进行正当防卫。
具有防卫意识
正当防卫要求防卫人具有防卫认识和防卫意志。前者是指防卫人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后者是指防卫人出于保护合法权益的动机。防卫挑拨、相互斗殴、偶然防卫等都是不具有防卫意识的行为。防卫挑拨——为了侵害对方，故意引起对方对自己先行侵害，然后以正当防卫为由，对对方施以侵害。这被俗称为“激将法”。因行为人主观上早已具有犯罪意识，自不可能实施正当防卫。但仍为不法加害行为。相互斗殴——双方都有侵害对方身体的意图。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没有防卫意识，因此不属于正当防卫，而有可能构成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等罪名。但是，在斗殴结束后，如果一方求饶或者逃走，另一方继续侵害，则有可能构成正当防卫。偶然防卫——一方故意侵害他人的行为，偶然符合了防卫的其他条件。例如，甲正欲开车撞死乙，恰好乙正准备对丙实施抢劫，而且甲对乙的犯罪行为并不知情。这种情况下，甲不具有保护权益的主观意图，因此也不构成正当防卫。
针对侵害人防卫
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侵害人本人防卫。由于侵害是由侵害人本人造成的，因此只有针对其本身进行防卫，才能保护合法权益。即使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也只能对正在进行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而不能对其没有实行侵害行为的同伙进行防卫。如针对第三人进行防卫，则有可能构成故意犯罪或者假想防卫亦或是紧急避难。
也可以是对侵害人所带协助其伤害的对象实施。
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防卫行为必须在必要合理的限度内进行，否则就构成防卫过当。例如，甲欲对乙进行猥亵，乙的同伴丙见状将甲打倒在地，之后又用重物将甲打死。这就明显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必须注意的是，并非超过必要限度的，都构成防卫过当，只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损害的，才是防卫过当。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进行的防卫，不会构成防卫过当。例如，甲欲对乙实施强奸，乙即使在防卫中将甲打死，也仍然属于正当防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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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条件

简介
中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巴黎“红灯笼”茶馆血案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上，必须同时具备起因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对象条件、限度条件等五个条件。
起因条件
指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第一，对合法行为不能实施防卫。第二，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假想的。没有不法侵害，行为人误以为有不法侵害发生而实施所谓的防卫，称为假想防卫。假想防卫，根据行为人主观上有无罪过而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不法侵害的含义，刑法中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一般认为应具有三方面的特征：
1．侵害性。侵害是一种具有积极攻击性，并有可能会造成损害的行为。首先，不法侵害必须是一种行为，可以是自然人的行为，也可以是单位的行为。其次，这种行为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这是正当防卫的本质特征，亦即它是对法律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攻击，或者会产生一种使合法权益感受危害的状态，并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否则谈不上进行防卫的问题。
2．违法性。中国《刑法》第二十条中的“不法侵害”一词并不只限指触犯了刑事法律而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应当包括尚未触犯刑法的一般违法行为或虽然触犯刑法，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法律没有规定无责任能力人具有侵害他人的权力，只是规定了无责任能力人不承担法律责任，法律的这一规定也说明无责任能力人可能会产生侵害他人的行为。
3．可制止性。可制止性就是致使不法侵害得以停止，或者有效的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减少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不法侵害的行为虽然可以是不作为的行为，但通常都是以积极作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这种积极作为的行为往往带有暴力的或侵袭的性质，肯定带有一定的强度。如果一个不法侵害的行为一经发生，危害后果随之造成，即使实行正当防卫，也不能阻止危害后果的发生或者挽回损失。这样的不法侵害没有可制止性，因而不能进行正当防卫。
时间条件
指正当防卫只能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实行。所谓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正处于已经开始并且尚未结束的进行状态。对不法侵害的“开始”，一般应以着手实施为开始，但在不法侵害的现实威胁已十分明显，不实行正当防卫就会立即发生危害本人人身安全的结果时，也应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对不法侵害“尚未结
相关知识宣传(学生答辩)束”，应在实践中作具体分析，可以是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中，也可以是行为已经结束而其导致的危险状态尚在继续中，但是有些情况下，虽不法侵害所导致的危险状态尚在继续中，但正当防卫行为并不能将其排除，则应视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如果防卫不符合上述时间条件，称为防卫不适时。防卫不适时，有两种：不法侵害尚未开始就实施防卫，叫事前防卫；不法侵害行为已经结束实施的防卫，叫事后防卫。防卫不适时，属于故意犯罪。
主观条件
指具有防卫意图。所谓防卫意图，是指防卫人意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为了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而决意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心理状态。因此，防卫意图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认识，即正当防卫的认识因素。二是对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意识，即正当防卫的意志因素。某些行为从形式上似乎符合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但由于主观上不具备防卫意图，因此，其行为不能视为正当防卫。这种情况可以包括以下两种：1、防卫挑拨。即是故意地挑拨对方进行侵害而借机加害于对方的行为。它虽然存在着一定的不法侵害，挑拨人也实行了所谓正当防卫，形式上符合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但由于该不法侵害是在挑拨人的挑拨下故意诱发的，其主观上具有犯罪意图而没有防卫意图，客观上实施了犯罪行为，因而是故意犯罪，依法应该承担刑事责任。2、互相斗殴。是指参与者主观上在不法侵害意识的支配下，客观上实施的连续的互相侵害的行为。在互相斗殴的情况下，由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防卫意图，其行为也不得视为正当防卫。
对象条件
指正当防卫只能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而不能及于与侵害行为无关的第三人。如果对第三者实施，属于故意犯罪。如果针对不法侵犯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其亲友进行防卫，不仅不能达到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反而可能产生新的不法侵害。
限度条件
指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我们每一位公民在运用正当防卫这 正当防卫个法律武器的同时，也必须要把握住正当防卫的界限，防止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造成防卫过当。根据中国《刑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在原则上应以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为标准，同时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在手段、强度等方面，不存在过于悬殊的差异。“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实质是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一体两面。“造成重大损害”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具体表现；“超过必要限度”是“造成重大损害”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换言之，只是在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存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不存在所谓的“手段过当”而“结果不过当”或者相反的现象。对正当防卫加以限度条件是否会使防卫人在防卫时考虑到自身行为是否过度而影响其权利，中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了对某些不法侵害可实行无限防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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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

限度把握
1．不法侵害的强度。所谓不法侵害的强度，是指行为的性质、行为对客体已经造成的损害结果的轻重以及造成这种损害结果的手段、工具的性质和打击部位等因素的统一。对于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如果用轻于或相当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不足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的，可以采取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当
然，如果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不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那就是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2、不法侵害的缓急。是指侵害的紧迫性，即不法侵害所形成的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的危险程度。不法侵害的缓急对于认定防卫限度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防卫强度大于侵害强度的情况下，确定该行为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是否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更要以不法侵害的缓急等因素为标准。
3．不法侵害的权益。不法侵害的权益，就是正当防卫保护的权益，它是决定必要限度的因素之一。为保护重大的权益而将不法侵害人杀死，可以认为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因而没有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而为了保护轻微的权益，即使是非此不能保护，造成了不法侵害人的重大伤亡，而就可以认为是超过了必要限度。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鼓励公民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震慑犯罪分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可以说正当防卫不仅是免除正当防卫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而且是公民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的法律武器。正确认识正当防卫，了解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有利于公民大胆地运用正当防卫的法律武器同不法侵害作斗争。
防卫过当
中国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防卫过当概念、特征及罪过形式
防卫过当是指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的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防卫过当具有以下特征： 防卫过当1．防卫过当的犯罪客体只能是其所构成的具体犯罪的客体。对于防卫过当，应当依据其罪过形式和客观行为的性质，按照我国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文定罪量刑。
2．防卫过当在客观上表现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最大损害，但其具有防卫前提且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当减轻、免除处罚。
3．防卫过当构成犯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必然有罪过。这种罪过表现为行为人对自己的防卫行为是否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主观心理态度。
关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防卫人明知自己的防卫行为会明显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损害，为了达到正当防卫目的而放任这种重大损害发生的，是间接故意的防卫过当。
（2）防卫人知道自己的防卫行为可能明显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但轻信这种重大损害不会发生，是过于自信过失的防卫过当。
（3）防卫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明显超过了正当防卫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至发生重大损害的，是忽视大意的过失。
（二）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
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防卫过当的定罪；二是防卫过当的处罚。
防卫过当本身不是独立的罪名，对防卫过当应根据防卫人主观上的罪过形式及客观上造成的具体危害结果来确定罪名。从司法实践来看，防卫过当行为触犯的罪名主要有（间接）故意杀人罪、过失致死罪、（间接）故意伤害罪和过失重伤罪。为了表明防卫过当的情况，在制作判决书时，应当注明因防卫过当而构成某种犯罪。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对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为在防卫过当的情形中防卫人主观上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虽然对不法侵害者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但其行为的客观危害性比其他犯罪行为小的多，所以，对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关于防卫过当刑事责任的规定，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因为正当防卫行为是不法侵害引起的，是为了使被不法侵害者所侵害的客体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以“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四）关于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行为不负责任的规定。
本款是对第三款的重要补充。对于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由于这些不法侵害行为性质严重，且强度大，情况紧急，因此，采取正当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所谓“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是指与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类似的暴力犯罪，如在人群中实施的爆炸犯罪等。
特别防卫权
中国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它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特别防卫权的行使，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客观上存在着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是行使特别防卫权的前提条件；第二，严重的暴力犯罪是正在进行中的，这是行使无限防卫权的时间条件；第三，防卫行为只能是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的，这是行使无限防卫权的对象条件。
在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情况下防卫人因防卫行为至不法侵害人伤亡后果的，即使“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仍为正当防卫而不属于防卫过当，应受法律的保护而不负刑事责任。这主要是因为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它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对社会及公民的危害性非常严重，而且制止这些犯罪的难度非常大，新刑法特别如此规定，有利于鼓励公民同那些极端犯罪分子作斗争，使广大公民更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防卫误区
“正当防卫”的误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致有以下10种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
1．打架斗殴中，任何一方对他人实施的暴力侵害行为。两人及多人打架斗殴，一方先动手，后动手的一方实施的所谓反击他人侵害行为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
2．对假想中的不法侵害实施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不法侵害必须是在客观上确实存在，而不是主观想象的或者推测的。
3．对尚未开始不法侵害行为的行为人实施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
4．对自动停止，或者已经实施终了的不法侵害的行为人实施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
5．不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者本人，而是无关的第三者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
6．不法侵害者已被制伏，或者已经丧失继续侵害能力时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
7．防卫挑拨式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即为了侵害对方，故意挑逗他人向自己进攻，然后借口正当防卫加害对方。
8．对精神病人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侵害行为实施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
9．对合法行为采取的所谓“正当防卫”行为。公安人员依法逮捕、拘留犯罪嫌疑人等合法行为，嫌疑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实行所谓的“正当防卫”。对紧急避险行为也不能实行正当防卫。
10．起先是正当防卫，但后来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此种行为，法律称为“防卫过当”，不属正当防卫的范畴（出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况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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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条

[刑法]
第二十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❷ 传播他人照片违反的是什么法律

肖像权。

肖像权是公民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人利用自己肖像的权利。法律规定，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由此可见，构成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通常应具备两个要件：

1、未经本人同意；

2、以营利为目的。

常见的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主要是未经本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做商业广告、商品装潢、书刊封面及印刷挂历等。对于侵犯肖像权行为，受害人可自力制止。

例如请求交出所拍胶卷，除去公开陈列肖像等，也可以依法请求加害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或赔偿损失等。赔偿损失请求权，不以财产损害为要件。

(2)司法茶馆扩展阅读：

我国版权与肖像权冲突的案例：

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肖像权和版权的冲突，较多地体现于演员剧照中的肖像权问题。

2002年，话剧《茶馆》中“秦二爷”的扮演者蓝天野发现其在《茶馆》中的剧照被北京天伦王朝饭店使用在广告展示架和灯箱上，且该剧照是由《茶馆》著作权人北京电影制片厂许可给饭店使用，因此蓝天野将该饭店和制片厂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法院认为，肖像作品上存在着肖像权与肖像作品著作权的双重权利，但两权利仅仅是聚合，不是吸收，肖像作品著作权的行使不能湮灭肖像权。鉴于饭店使用的是集体剧照，且不具有直接的营利目的，二被告的行为没有侵犯肖像权，最终判决二被告因使用《茶馆》集体肖像向原告支付肖像使用费6000元及其他合理支出。

2014年，知名演员吴奇隆发现，羽西化妆品专柜未经其本人授权，在产品包装、宣传册等处使用了他在电视剧《步步惊情》中的剧照，认为羽西侵犯其肖像权，遂将羽西化妆品生产商尚美公司等诉至法院。

尚美公司等则抗辩称，羽西化妆品已与《步步惊情》电视剧著作权人唐人公司签署协议，涉案五组剧照均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本案最终以调解结案。

参考资料来源：

网络-肖像权

人民网-如何化解版权和肖像权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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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我们要有一场辩论会````题目是:讲诚信和善意的谎言

开头：
“谎言”之所以称为“谎言”，是因为它是虚假的、不真实的、骗人的话语。一个人如果经常有谎言流与口中，从而去哄骗他人，久而久之，他便会失去人们的信任。就如同《撒谎的孩子》文中的那个孩子一样，每天都喊“狼来了”以寻求刺激、开心，而当狼真的来时，他只有一个人独立去面对，自己去承受，再怎么喊叫也无济于事，也不会有人再来帮助他。因为，可能来帮助他的人已经习惯了他的喊叫，以为又是他在“逗你玩”呢，可见，谎言有碍于诚信。但是今天，我们谈到的“谎言”，还有个定语——善意的，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后，谎言的本质也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善意的谎言”是人们对事物寄托的美好愿望，是人们善良心灵的对白，是人们彼此之间相互安慰的一丝暖意，是人们心底里流露出来的一种柔情……谁也不会去追究它的可信程度，即使听到善意谎言的人明知道是谎话，也一样会去努力相信，不会觉得说谎者的虚伪，有时还要从心里感激呢。
说到谎言,我敢说我们从小到大没有人没说过谎的.是的,人人都说过谎,只是有的谎言是善意的,而有的谎言是恶意的!善意的谎言,它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在撒谎的同时达到善意欺骗时,而不得不编造出来的谎言.

善意谎言立场出发点：
第一：善意的谎言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以维护他人利益为目的和出发点。众所周知，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特殊性包含与特殊性之中而区别于普遍性。就其善意的谎言本身的性质决定它并非恶益，而是建立在内心之诚，之善的基础上，而恶意的谎言是为说谎者谋取利益，以强烈的利欲，薄弱的理性，把他人仅作为手段，不惜伤害他人的行为。本身善良的人在某种状态下“被逼”说出的谎言是善意的，这种谎言对主体来说是一种友善，一种关心。而心术不正的人，不管如何伪装，如何花言巧语，如何绞尽脑汁为自己恶意的谎言冠上善意的高帽，其所说的谎言都带有恶意目的性。显然，善意的谎言无碍诚信。
第二：善意的谎言是一种处世的方式，是一种替人着想的品质的体现。
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的亲友总是用善意的谎言将他的病情说的很轻，鼓励他配合医生治疗，相信在座各位不会因此而指责他们不诚信吧？！ 相反是恶意的真实，一个俘虏在敌人的利诱下说出了己方的兵力部署，有人认为他诚信吗？对敌人的诚欣就是对国家的背叛啊！
广州脑科医院司法鉴定科主任说：“说谎是人的一种本能，至于是否诚信，关键在与哪种谎言。”
一句在不直接伤害追求者基础上表达拒绝爱意的谎言；一个在盛情男却下而又不愿意使邀请者失望的表达力不从心的谎言在人际交往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使我们更游刃有余的处世不惊，而不象一颗多棱的坚石，划的别人头破血流，自己也遍体鳞伤。
可见，人与人之间需要一层保护色和润滑挤。自打从伊甸园被逐出之时，人们就不在赤裸相间而是围上树皮草叶了不是吗？？？
第三：善意的谎言虽然是谎言的一种，但是不能说谎言就一定有碍诚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诚信之所以得到大家的推崇，是因为它是善意的不欺骗，善意的谎言在表面看来，似乎有碍诚信原则，但从本质上看，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说出真话有碍善良的原则。
善意的谎言与诚信，实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那种所谓的违背恰恰为诚信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并不是有碍，打个比方：规定马路上同一方向的行人只能占有半条马路，并不有碍大家的通行啊！
第四：没有谎言的世界如同没有灰尘的地球。我方同意善意的谎言无碍诚信并不等于我们提倡它，其关键在于度。
陈词：
说谎是什么？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就定义为：不实事求是，说假话，夸大，掩盖，歪曲事实真相。那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谎言，从煽动性极强的广告到情人间的甜言蜜语，无一不充斥着夸张的言辞，就连文学作品本身也成了谎言。人人心中都有谎言的标准，怎样把握这个度，是我们首先思考的。与动机不良的谎言相比，善意的谎言会使人们的感情变的更融洽，和谐，生活变的更有滋有味，它可以巧妙的避免冲突，实现情感沟通和顺利交往，又怎样妨碍诚信了呢？
因此，我们更要学会辨别恶意的谎言，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同时，提高自身修养，思考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于那些温馨的，让生活充满情趣的；至于那些充满仁慈，恻隐之心的谎言，就让它们绽放吧！
相信在善意的天空下，我们的世界会更美好！！
我们教育孩子不可以撒谎 但很多人忘记告诉他们 世界上还有一种善意的谎言 善良的人们想一想 我们长这么大 撒了多少次善意的谎言 为了不让人家尴尬 为了不让人家难受 或者为了不让自己无地自容 我们伪过啊 我们虚过啊 但我们是善良的人!
世界没那么纯真 纯真很稀缺 一切都要求纯真的人是幼稚之人 拿追求纯真来说事的多半是骗人的 太多赤裸裸地说出所谓真话的 恰恰是无耻之徒
善意的谎言。重心是善意，才会有价值。
但不能否定真实。
如果被说破后脑羞成怒，反而失去了善意，漏出了。。。。
事例：
当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被医生判了死刑时，他的父母、爱人、子女以及所有的亲人，都不会直接地告诉他：“生命已无法挽救”，“最多还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多久”之类的话。虽然这些都是实话，但是谁会那样残忍地如同法官宣判犯人死刑一样，向已经在病痛中的亲人以实情相告呢。这时，大家就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线，闭口不谈实情，而以善意的谎言来使病人对治疗充满希望，让病人在一个平和的心态中度过那残年余日。难道这会有碍于诚信吗！
当一个不韵世事的孩子，突然遭遇不幸，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该怎样向他说明自己的亲人到哪里去了呢。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暂时不要告诉他真实情况，只是说到很远的地方出差去了，或者是在国外学习工作之类的。待孩子懂事了，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的时候，再以实情相告，孩子也会理解亲人的做法，不会因为没有早知真情而生气的。难道这样的话也有碍于诚信吗！
当一个正在外地执行任务的军人的母亲病入膏肓，炎炎一息的时候，多么希望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啊，但是，儿子是不能回来的，不能为老母亲尽一点孝心，照顾一下曾经为儿子操碎了心的母亲，他非常歉疚，也很是惦念。而老母亲非常理解儿子，告诉身边的亲人，自己走了以后不要告诉远方的儿子，不能让他分心，要说病情已经稳定，让他安心为国尽忠。难道这样善意的谎言有碍于诚信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与前苏联发生争执,前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背信弃义的行为,使得我们的国家工业一度陷入瘫痪的境地,为了还清欠下前苏联的债务,毛主席当时号召国人大练钢铁,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当时中国老百姓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的国家还欠着别人的一屁股债,以为我们的国家解放了,就会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但是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担起了这副担子,那时国家领导对老百姓说的谎言是善意的,也是无碍于诚信的,当时中国老百姓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工作起来的干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那个年代造就了铁人王进喜,而王进喜率着他的石油钻井队,打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口石油井…..
二,在说说我们个人,我在这里举两个小例子:
看过一篇电视报道,说的是一个老妈妈得了肾病,如果不换肾的话生命就会受到威胁,这时大儿子站了出来要求给妈妈捐肾,这可疼坏了老妈妈,老妈妈强烈反对,说要是这样自己还不如死了算了.没办法只能等待各种条件都比较匹配的肾源,可是要等到这样的肾源真是很不容易,儿子怕耽误了母亲的病情,于是和家人商量后,骗过了母亲.把自己的一个年轻的肾脏捐给了母亲,手术成功后家人还是瞒着这位老妈妈的,最让人感动的是母亲和儿子住在隔壁病房,妈妈是不知道的,当妈妈想见大儿子时,家人只是骗她说儿子去出差了,看完这个报道我被感动的哭了,朋友们,难道这样的谎言有碍于诚信么?
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小女孩,在她生命的后期,当医生问她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时,她说想去天安门看看升旗仪式,对一个生命垂危的女孩的最后心愿,医生和家长哪有不满足的理由呢?但是因为她的家住在遥远的新疆,如果满足她的要求,医生怕女孩经受不住旅途的劳累,于是一个由2000多名志愿者和医生还有女孩的家人组织的集体编造谎言的活动开始了,从上火车到改乘旅游公车,一路上,从报站到服务员端茶倒水,甚至到旅客的交谈,都是大家有意安排的,最后来到了一个学校,在军乐队伴奏的国歌声中,双目失明的女孩以为真的来到了渴望已久的天安门广场,当看到她无力的举起她的小手向国旗的方向敬礼时,在场的人们全都流下了热泪,这次由2000多人组织的集体说谎行动,你能说他们善意的谎言有碍于诚信么?
还有,好多老人身体不舒服也不肯第一时间让子女知道,为的是怕影响了孩子们正常的工作和学习!好多小孩子摔倒了疼了也说不疼,为的是让家长说他们勇敢!有很多成功人事背后默默奉献的女人累了,从来没有怨言,为的是让他们的丈夫能安心的把工作做的更好,为家少操一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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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法官审理案件，有明文规定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可资遵循，只要“按图索骥”，依法审判即可。其实不然，法官本人的素质如何，对是非的评断，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关系极大。法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审判的质量和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或曰公正司法，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广义的司法包括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等司法人员的司法活动，在这里，司法指狭义的司法，即仅指法官和法院的审判活动。公正的含义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不偏不倚等。〔1〕本文讲的司法公正是即是指狭义的司法公正，即法官和法院的审判公正。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众对法制的企望，是执法活动内在的价值追求，是司法机关追求的最高目标，同时，也是依法治国对司法机关提出的必然要求。如果通过法律程序，结果却不是公正的，那法律在人们心中就会一文不值，老百姓有冤屈就没有了说理的地方，这无异于没有法律时的弱肉强食，公众就会丧失对法制的信心，依法治国失去最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样，法治也就无从谈起。可见司法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正象法国著名学者培根所说的：“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法的行为为祸尤烈，因为这次不法的行为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把水源给破坏了”。
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所谓实体公正是指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正确的。对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并对违法犯罪者给予了应有的惩罚和制裁。所谓程序公正又称形式上的公正，指司法程序必须符合公正、公开、民主、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基本保护、切实保障法官的独立公正以及充分体现效率的原则。〔2〕实现司法公正，不仅要有合理的司法体制和完善的司法制度，而且要依靠司法人员主持正义，严格依法办事。《孟子·离娄篇》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马克思曾指出“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4〕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近年来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和调整，大量的法律法规的出台颁布，标志着我国已步入了依法治国的快车道。但如何使法律得到正确实施，除了依法行政外，司法是极其重要的法治手段，而司法裁判又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的执法活动最终保护了人民、惩罚了犯罪，维护了社会正义和秩序。这一环节的执法活动即审判活动如要实现最大限度的公正，就必然要求其实施主体－法官有很高的素质，甚至法官必须是整个社会的最精英人物，否则难以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及整个社会利益平衡。法官必须是一个专门化的特殊的法律职业群体，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对法官的素质要求要比对公务员的要求还要高，未经过长期的法律学习和实践，就是再高级的公务员也是不能胜任做法官的。正如17世纪英国普通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Edewards·Coke）在抨击教会关于国王可以亲审案件的观点时说过一段惊世名言：“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5〕
目前，不论官方正式评论还是学界的主流观念，都认为中国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的确，我国法官目前的素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有较大差距，但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来评价我国法官的素质不高也是不客观的。即便有诸多客观原因造成我国法官的素质不高，但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不对我们的法官素质进行反思和评判。
一、中国法官历史的局限

由于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原因，特别是中国几千年崇尚“无讼”观念、“和为贵”文化的影响和在人们心中的潜移默化，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在中国延续数千年，行政官员兼司法官员，而行政官员并未经专门的法律训练，一但讼案发生，父母官们更多的是依据情理等自然理性和经验断案。政府历来不太重视对法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直至清政府终结而未有实质性改变。中国自清末（1904年）才出现专门的法学教育机构－直隶法政学堂，法政学堂仅限于在职官员的补课式法律培训，这一使命与造就专门法律人才的旨趣相去甚远。民国早期，法学教育受到重视，从1912年至1925年的14年间，法政学校年平均数占全国院校年平均数的40％左右，且有相当部分是私立学校，著名的私立朝阳法学院和私立东吴法学院就是这时期创办的。这时期法学教育的兴旺培养了大批司法人员。但当时政府认为法政教育的急剧膨胀会导致教育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从30年代始，政府开始限制法学教育，至1940年，设有法学院的大学和独立法学院锐减为27所。法学教育刚刚兴旺又转入低谷。新中国成立，由于废除旧法而致所有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被撤销，原有的推事、检察官、书记官长一律停止原来的职务。1952年，一场司法改革运动全面开展。这是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批判旧法观点、旧司法作风和改革司法机关的运动，目的是划清新旧法律的界限，从政治、组织、思想作风上整顿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并逐步建立、健全人民的司法制度，肃清旧法观点在法律教育工作中的影响，改革大学的法学课程，以适应培养新中国政法干部的迫切需要。司法改革运动历时 9个月，从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作风上纯洁了司法干部队伍，标志着新中国初步完成了司法干部队伍建设。但是，这次运动也出现一些问题，大量未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人员被补充到司法队伍中来，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大为下降，过分强调司法活动直接为运动和政治服务，结果往往酿成错案。一些不懂法的人单纯以过分的阶级感情和政治办案，出现刑讯逼供的违法现象，从而破坏了民主法制原则。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当年的 “院系调整”，设立法律系的大学从34所减少为6所，在校学生由7338人减少到3830人。而且开设的课程几乎都是学习前苏联的法律，这时的“政法教育”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法学教育。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一度被停止工作。1954年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被彻底打乱，十多年所建立的法律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而到1971年，所有政法学院全部被解散，文革期间的法学教育在政治运动中消失了，大批法律人才包括法学教师和司法人员也消失了，政府断案更多的是依据政治因素而非法律规定。1978年－1995年间，法学教育开始恢复并不断扩大，到1995年，已有140所大学设有法律系（法学院），在校生约8万人,教师约6000人。虽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局面并未有实质性改善。〔6〕但国人对法学教育的重视已可见一斑。
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地司法机关的陆续恢复设置，由于法学教育的停滞，法律人才的缺乏和荒废，司法机关面临大量的人员缺口，不得已采取吸收军转干部、社会考干和调干的形式招录了大量的不懂法的法院干部，虽然此后逐渐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不断充实到法院来，但吸收非法律人才进行法院的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后才逐渐消失。大量的非法律专业人员在审判岗位上边学边干，由于未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和审判技能训练，大多 “摸着石头过河”，凭自然理性和社会经验办案，而所谓的自然理性和社会经验由于与法律有一定的差距，及所谓的“合理不合法”，案件的裁判程序与结果与法律时有偏差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官的低素质问题越来越突出，法官面临着再教育的窘境。由此产生了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法院业大对11万在职法官进行了培训，虽然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并从根本上解决法官素质问题，但亦是对历史的不足进行了部分补漏，其对提高法官素质所起的作用还是应加以肯定的。
由于历史原因，造成法官群体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合理和理论水平的参差不齐，整体素质不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成教型人才多于普教型人才
由于法官的来源主要是军转干部、社会考干和调干，进入法院后明显不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不得已要参加在职学习，主要是参加成人高校的各种形式的学习。这种教育是一种拾遗补缺的技能型、工匠型性质的教育，注重的是实践而非理论。而审判工作是一项技术性、理论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它不仅要求法官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判断，正确适用法律，而且还要对所适用的法律的立法意图、法律原则和精神及理论基础有深刻的领悟，并能对自己的判断作出合乎法理的解释。而成人教育显然不能使这些法官在短时效内具备扎实、系统的法学理论功底。〔7〕法官法理功底的差异可从裁判文书中表现出来，法理功底差的法官在进行裁判文书说理时大多说的是空话、套话，或者有骨无肉，干巴乏味。如遇法条规定模糊、原则时，不懂得从立法本意和精神、法理原则来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适用，而是强硬地“硬判”。

（二）经验型人才多于知识型人才
一个没有丰富经验的人可以通过实践，不断积累和丰富自己的经验，而一个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和理念的人是难以仅通过实践就能掌握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及理念的。通过军转干部、调干、招干进来的法官，大多没经过系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只能边干边学，其知识结构是零散的（当然不排除极少数后天经过系统深入学习的高水平专家型法官），在审理个案中积累了一些经验，而这些经验仅能对重复出现的案件重复使用。而由于理论知识的匮乏，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类案件处理的立法意图和法理精神，裁判不能充分、有效说理，当事人不容易服判。同时经验型的法官习惯于凭经验办事，缺乏对新事物的敏感性，难于接受新观念、新知识，不愿改变现状和旧观念，给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造成诸多阻力。〔8〕就目前法院的改革而言，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没有出台之前，部分法院大胆偿试，参照借鉴国外先进模式，在法院内部改革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提高了司法公正度和效率，为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大部分法院则不敢“吃螃蟹”。法院内部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仅是改革的大原则和指南针，大家均是摸索着前进，但可以说大部分法院的条件是允许的，但为什么有的经济条件并不是最好的法院能率先垂范，走在改革的前沿，效果显著，而一些法院却不知道改革的好处和必然趋势，或者在等待观望，无从下手。关键就在于法官的素质问题，更准确一点就是各个法院的首席法官的素质差异问题。知识型法官能不断更新和掌握最新社会及法治信息，知道法院改革的必然趋势和方向，并能学习借鉴其他先进经验为已所用，能很好地把握改革原则与尺度。而单纯的经验型法官则埋头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看不到法治进程对司法的要求与法院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谈改革纲要未出台就要求其“吃螃蟹”，连最高法院在改革纲要出台后要求各级法院具体实施，相当部分法院和法官仍有情绪和不理解，不愿行动或不敢行动。

二、改善法官素质是提高司法公正度的内因
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有内因和外因。外因主要是司法体制和法官制度的不完善性，内因主要是法官的素质尚不达到最大限度公正的要求。本文主要探讨内因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法律教育起步较晚，又因文革的中断，造成了我国法律不发达，法制进程缓慢，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不容回避的事实。而同时又不能因为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就对现任法官一概否定，重新招录素质高的法律人才，这样做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我们只能对现有法官制度进行一些拾遗补缺的补救手续，比如提高法官任职门槛，阻住非法律专业人才流入法官行业的入口，最近的司法统考制度就行使这样的职责；对已有法官进行手续，淘汰素质低下的不称职的法官；创造条件对剩下的素质较高法官进行素质再提高。
那么，法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法官的素质包括职业道德素质、人文素养、专业素质、心理素质等等，本文仅讨论法官的人文素养、专业素质。

（一）法官的应具备宽厚的人文素养。笔者非常赞同李汉昌先生对人文素养的论述，其认为人文素养是人们在广泛的读书学习，汲取各方面的知识，融合贯通，品味升华后而形成的一种人的内在品质。这种内在品质外化为：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功底，看问题时不为情绪所左右，能够较理性的对待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冲突；善于跳出自身的利害得失、有较开阔的视野，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宽厚人道对待他人，摒弃了野蛮粗俗，形成了较好的人生观和历史观等等。而这些品质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和综合素质、能力提高的程度。〔9〕我们在很多资料上都看到对美国法官的形象描述，一般均用了 “温文尔雅” 一词形容其外表。温文尔雅一词的含义是气质彬彬有礼,行为典雅端正。这可说是对一个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人外表的描述。未经过较好的教育和长期的学习培养，是很难形成这种气质的。如果法官缺乏较高的人文素养，也就不具有温文尔雅的气质，那么公众是很难对其给予足够的尊重和信赖的。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法官能达到此种境界的不在多数。

（二）法官应具备深厚的专业素质。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丰富的裁判经验，熟悉法律规范是法官的主要专业素质。〔10〕法官必须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是司法权在社会纠纷中的终局载量性质决定的。众所周知，成文法的制定往往是比较原则的，不可能规制得细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而法律没有明文现制到的就是所谓的“法律漏洞”。要堵住这些“法律漏洞”，非法官莫属。有学者指出：“法律不只是作为一种条文或规范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原则和精神存在。一个合格的法官，并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有无，而在于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以自己的智慧和法律素养，将法律精神融化于案件事实之中，进而发展法律。法律依据不只是法律条文。对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的理解才是法官的生命。”〔11〕法官适用法律不是完全机械的照搬法条，把法条与案件事实工匠式地对号入座，而是根据立法意图、法理原则和精神来正确地解释法律，填补法律的漏洞。所以法官必须具有扎实、系统的法学理论功底，法官必须是法律专家。随着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众多的国际间、区域间纠纷将起诉到法院，这就要求法官必须熟练掌握国际法及WTO规则，并精通英语。法官不仅仅是国内法的专家，还应是国际法的专家。
就我国法官目前的低素质现象理论界已呼吁多年，司法高层亦不同程度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已制定了培训计划，《人民司法》记者孟天曾呼吁“学习，为了司法公正”〔12〕。但从高一级法院到低一级法院越往下重视程度越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法院经费和法官福利得不到保障，诉讼费收缴明里规定是收支两条线，但实际上法院经费和法官福利全靠诉讼费收入，财政拨款少甚至不拨款，办案多则收入高，造成下一级法院只重视办案不重视法官的素质提高。其二，法官去培训或脱产学习要花时间，有些院领导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人为本的长远发展，对法官去培训和学习不是积极支持。其三，读书培训要钱，有的法院不愿出这笔钱。最高人民法院的培训计划对提高法官素质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效果不是很显著，其原因：第一，授课老师一般是上一级法官的法官，水平不是很高，第二，时间短，一般是十天半月，培训内容多，讲授者因时间关系不能详细论述，只是点到为止。第三，由于时间短，教学方式全是“填鸭式”，达不到双向交流“讨论式”的效果。

三、“图书馆学习法”是提高法官素质的有效途径
法官入口的门槛已由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给高高抬起，出口由正在进行的机构改革慢慢疏通，各级法院也在重视法官的在职培训工作，这些工作不同程度的理顺了司法体制、提高了法官素质，但笔者认为一种能大大提高法官素质的比较现实的途径应当得到高度重视，法院应当形成一种学习研究理论法学和实用法学的文化氛围，能形成这种文化氛围的途径笔者给其起名为“图书馆学习法”，就是全体法官围绕并利用法院内设的图书馆来进行学习、研究和讨论法学理论和审判实务的一种方法。美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律教育家、前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在四十年代被聘为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顾问时曾对中国法律教育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其中其对法律图书馆对法律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 法律自来是经教师讲述的一种传统，而这一传统的最大库藏是法律图书馆，法学院无充实的法律图书馆，不免有所残缺。好久以前，美国法学院协会决定有最低限度的法律图书馆，为法学院承认注册的要件。”“教授与学生均须随手有参考书，以便参考查阅。其在学生方面须同时自修阅读。惟其如此，才能获得教读的完满结果。”〔13〕象庞德所讲一样，不仅法学院设置图书馆是法学院注册的要件，而学生的知识不全来自于教授，很大程度来自于图书馆。图书馆在法学院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我们的法官知识是否已经足够，不需要图书馆了呢？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官素质不尽如人意，更需要高标准的图书馆。
很早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及以下各级法院均很重视和强调调研工作，要求法官写写文章，搞搞调查研究，这样能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水平，甚而将撰写调研文章作为工作任务来部署。笔者在前两年也接到过这样的调研任务，但冥思苦想就是写不出，原因是理论基础差和手头没有相关资料。写论文搞调研应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巨人还要高，即要收集相关资料进行学习借鉴，分析归纳其各种相关观点，再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和新的看法。当时想收集一些资料来学习参考，可法院没有，有的只是各业务庭几本少得可怜的法条适用书籍，这种书根本无法排上用场，不得已只好草草交差了事，这样的论文质量可想而知。美国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为何那么发达？原因不仅仅是其资本主义发展了两百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从小孩抓起就进行了素质教育，而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研究型教育。这种教育方法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实施，由学生自己进行一些小实验，并把实验过程及实验结果写出来，或者学生自拟小论文题目，并要求从不同的出处（意即从多个图书馆或书店）收集资料，形成小论文。学生从形成论文的过程中翻阅了大量资料，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归纳，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结论和观点。在形成论文的过程中，学生学到了大量知识，并学到了获取知识的方法和形成了创新意识。这种方法是“授人以渔”，而非我国通常的教育模式“授人以鱼”。美国的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进行这样的研究学习,到了初中，其研究水平和论文水平与我国大学四年级学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国大学四年级学生才开始要求写论文）。其大学生的研究水平和论文水平就更高了。〔14〕美国联邦及州法院不但有法院的大图书馆，而且每个法官还有自己的小图书馆，法官能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料进行研究学习和查阅资料，法官形成了继续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观念。〔15〕法院如何提高现有法官素质，笔者认为进行研究型学习是比较现实的和可行的方法和途径。首先，法官个人微薄的薪金不可能用于购买大量的书刊，而绝大部分法院却有能力成立一个小型图书馆或资料室。很多法院领导只重视物质建设，不重视法官素质提高的投资，典型的表现在有的法院买了很多车辆，而这些并不完全用于一线办案，这些车辆多则三、四十万元，少则几万元，但就是不舍得花几万元建一个图书馆或图书资料室。有的法院每年也花了相当部分资金购买了一些法律图书和订购了法学杂志，由于没有集中管理，这些资料流散到各庭和各人手中存放箱底，失去了其使用价值。其二，法官有时间进行研究学习。据笔者了解附近几个法院情况，即便法院办案再忙，也有相当部分法官八小时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泡茶馆、打扑克上，或者无所事事，看电视过日子。若利用图书馆形成了一种图书馆文化，则会吸引法官利用大量的业外时间搞学习和研究活动。其三，法官有能力进行研究型学习。目前，相对公务员而言，在职的法官素质不是很差，而且天天接触案件，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完全有能力进行法学及实务研究。法院应硬性要求法官每年进行一些理论和实务研究，撰写一定数量的论文，对研究成果显著的给予奖励。其四，图书馆学习法的学习方式。图书馆应及时购置社科、法学新书，并订购若干社科、法学杂志，图书馆内设阅览室，法官以图书馆和阅览室为研究学习中心，条件好的可设置学习讨论室，供学习讨论之用。
通过图书馆为法官学习的俱乐部，并辅以专题讨论、学习论坛和研究比赛活动，及一些硬性措施和软性奖励办法，将会在法院形成学习研究理论法学和实用法学的文化氛围，法官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将会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得到不断提高，司法公正将在学习型研究型法官的手中得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