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刑法的

『壹』 什么是刑法的保障功能

《刑法》
第一条复【制立法目的】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第二条【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贰』 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有哪些

造成重大损失的黑客行为、传播淫秽色情、散播破坏力大的病毒、利用网络诈骗等~~！！

『叁』 维护信息网络安全是刑法中的第几条

刑法中的第385条

『肆』 刑法和刑罚的区别

1.刑法是中国法律的一种名称:刑法（刑事法律）
2.刑罚是违法犯罪的一种处理手段也是对犯罪份子的一种威慑

『伍』 刑法怎么保障人权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人权保障的关系
------------------------------------------------------------------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合理借鉴中外法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个理念的提出为当前和今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南。本文拟就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系和人权保障关系进行探讨和论述。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是保障人权的政治基础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人权入宪开创了用宪法保障人权的新时代。继而，中共中央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共五个内容，前四个理念是对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权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为尊重和保障人权奠定了法律基础和政治基础。
人权入宪是人民民主宪政和人权法律保障的重大发展。第一，确立了人权原则，完善了民主宪政。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颁布实施的《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都没有使用“人权”概念，而只使用“公民的基本权利”概念。虽然从实际内容来看公民权利与“人权”概念并无二致，但是，由于宪法中没有“人权”概念和原则，使得我国的人权法律保障和人民民主宪政建设显得不够完整。此次修宪引入“人权”概念，完善了人民民主宪政的内涵。
第二，突出了人权价值和理念，为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注入了新的意义。此次修宪在写入“人权”概念的同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原则性规定的条款之一，既赋予人权概念以确定的内涵，又从原则上提升了公民权利概念的实质含义和价值，实现了两者的统一。
第三，完善了公民权利保障的原则规定，强化了宪法的人权精神。人权作为一项原则写入宪法，不仅使《宪法》第33条关于公民权利的原则规定更加完整，对第二章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对整部宪法有关人权的内容起到统率作用，对宪法的基本精神和未来发展将产生导向性影响。从宪法上宣告和确认人权，仅仅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要变宪法原则为实际行动，在现实中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
切实遵行宪法的人权原则，就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和执政、行政各个环节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要进一步突出人权主题，突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将宪法规定的人权原则和各项公民权利具体化到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去，建立健全以宪法为基础的行之有效的人权法律保障体系，使公民各项人权的保障做到了有法可依。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具体法律保护人权的科学指针

人权的改善和进步需要法制作保障。法制则需要科学的理念作为指南。刑法作为我国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涉公民基本人权的保护。从目前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具体法律保护人权的法治理论 依据，顺应时代要求，进一步从制度上强化了对公民人权全面而有效的保障。

其一是确立三大刑法基本原则，为人权保障提供坚实基础

首先是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现行刑法第3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一规定以具体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了罪刑法定这一现代刑法的首要原则。它表明，当代中国刑法由偏重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与保障个人权利并重的价值取向转变，体现了民主思想和法治精神，因而在中国刑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使公民能够清楚地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同时，罪刑法定还能够使公民预测到他人的行为性质和后果，避免因担心自己的利益受他人侵犯的恐惧和不安。

其次是确立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治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化，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现行刑法第4条：“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其实质是：任何犯罪人均应当平等地承担刑事义务，并平等地享有刑法所规定的刑事权利，不允许犯罪人因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财产、性别、种族等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刑罚。

再次是确立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罪、责、刑相适应，亦可称为罪刑相当、罪刑均衡、罪刑相称，其基本意义是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现行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对犯罪分子量刑的轻重，应当与其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人权保障的实质是：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必须公正，从而使犯罪人的权利得到法律合理的剥夺、限制与保护，同时被害人的权利也得到合理的刑法保护。

其二是强化和突出了对特殊群体人权的保护

对社会特殊群体的特殊保护是人权保护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就刑法的人权保护而言，强化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的人权保护，无疑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1.关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尚不成熟、责任能力不完备且易于教化等特点，成为现代各国刑事政策和刑事法律上普遍予以从宽处理的特殊对象。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特殊待遇，表现在：（1）明确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2）明确规定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即一律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得判处死刑，即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判处死刑，包括不得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此外，为了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现行刑法进一步强化了对侵害未成年人之犯罪的刑法惩治，明确规定了一些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新罪名，如猥亵儿童罪、拐卖儿童罪、嫖宿幼女罪等。对于一些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刑法也明确规定要从重处罚。

2.对精神病人、盲人、又聋又哑人的特殊保护。现行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考虑到了精神病人由于存在精神障碍，其责任能力减弱甚至不具备的特殊情况，有助于维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盲人、又聋又哑的人由于重要的生理功能丧失而影响其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和开发智力，进而影响到其刑法意义上的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不完备。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对生理功能缺陷者的特殊保护。

3.对妇女的特殊保护。我国现行刑法对妇女的特殊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1）保障妇女在犯罪时受到适当的从宽处理。现行刑法第49条规定：“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对孕妇不适用死刑，这既是对妇女作为母亲的尊重，也是对胎儿的保护，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2）在妇女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刑法给予特殊保护。现行刑法强化了对妇女合法权益的特殊保护，关涉妇女合法权益特殊保护的罪名主要包括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妇女罪、拐卖妇女罪、重婚罪、组织卖淫罪等等，这些罪名构架起了我国刑法对妇女的特殊保护机制。

4.对少数民族公民的特殊保护。相对于1979年旧刑法而言，现行刑法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必要的修改，进一步强化了对少数民族公民人权的保护。具体表现为：（1）继续在刑法总则中对民族自治地方如何适用刑法典作出专门规定。（2）完善刑法分则关于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的规定，以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其三是刑罚更加人道化

刑罚人道无疑是用刑法保障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现行刑法也充分体现了刑罚人道主义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保留并更加重视人道性的刑罚种类“管制”。管制是一种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公安机关予以执行的刑罚方法。作为一种开放性的刑罚方法，管制的人道性特征十分明显：首先，它仅仅限制犯罪分子的部分自由而并非剥夺其自由；其次，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未与社会隔离，仍在其工作岗位上；再次，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还可以享受同工同酬的劳动待遇。二是限制和减少了死刑。我国现阶段在死刑问题上一贯坚持的刑事政策是：保留死刑，限制死刑，坚持少杀，防止错杀。这一政策是符合中国现阶段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现行刑法较好地贯彻了这一政策，对死刑进行了严格地限制和削减，主要表现在：（1）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将死刑的适用对象严格限制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2）放宽了死缓减轻为无期徒刑的条件，将1979年旧刑法规定的“确有悔改”修改为“没有故意犯罪”。（3）削减了死刑罪名。比如，将旧刑法规定的流氓罪分解为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妇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淫乱罪，这几种罪均未设置死刑，这等于取消了原流氓罪之死刑。三是刑法分则体现了反对酷刑、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我国政府一贯反对酷刑，在立法和司法上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予以遏制。现行刑法规定了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酷刑范畴之罪名，这是我国政府反对酷刑、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犯罪人人权的法治理念的具体体现。

由此可以看出，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各自反映出对人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我国法治建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陆』 刑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专门法律吗

是的，里面有一些地方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不过很多的还是为了维护人民的。

『柒』 警察是否应维护刑法，如果有人触犯刑法，警察应如何处理

警察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公共财产安全的。刑法是你的行为应受什么处罚的规定。触犯刑法，警察会立案调查，根据你的行为来定什么罪名起诉。从立案到判刑，就开始使用刑事诉讼法了。

『捌』 刑法的修改在维护谁的权益

刑事立法及修改，应当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充分体现民意，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但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一些罪名的修改及设立，显然出现了偏差，对私权利与公权力的保护，出现了不同的标准，明显向公权力发生了倾斜，过多强调了体制内权力的保护。例如：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虽然在草案中，将现行刑法中不入罪的情况取消，代之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仅仅如此，是否可以对此类犯罪进行遏制?是否充分体现了对私权利的保护?恐怕未必。不久前，“拐卖儿童一律死刑”的呼声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虽然“一律死刑”的要求不具有合理性，法律不能盲从，但其中体现出民众对此类犯罪的痛恨及恐慌是真实的。我们不能因为民众最终的诉求不合理，而忽视民众提出诉求的动因。孩子，作为民众与社会关注的焦点，被拐卖的现象，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具备的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其中，购买市场的存在是产生这一社会问题的驱动力，所以，对收买人加大处罚力度，以阻断市场经济链条，是解决途径之一。当然，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已经将收买人的处罚加重了，按照《草案》的提议，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取消不入刑的情况，而代之以适当从轻或减轻情节。即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但我国刑法对收购赃物的行为，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七年(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收购赃物属于该犯罪的行为之一)。显然，收买赃物比收买妇女、儿童的量刑要重很多。两个罪名进行横向比较时，法律对人的保护竟然低于对赃物的保护，明显出现了罪刑失衡的情况。对收买者量刑过轻显然是对民众私权利的保护不力。可能，有人会说，收买赃物与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不能进行这种横向比较，二者成因不同。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成因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刀切都量以重刑。重刑仅仅是治标，而建立全社会有效防范机制以及加大宣传才是根本。诚然，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我们对任何的社会问题应更切中于解决根本问题，而不能强硬地采用刑法或重刑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医闹”入刑的问题呢?《草案》将“医闹”入刑。明确了刑事处罚是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医闹”的成因比购买妇女、儿童的成因简单么?“医闹”的产生，一方面是一些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为索取高额赔偿，采用极端方式逼迫医院“和解”。另一方面，目前医患之间沟通机制不顺畅，患者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医疗纠纷的难度较大。医患纠纷不断。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正常的医患冲突过多，才催生了“医闹”的现象。惩治“医闹”是必要的，但单靠刑法不能营造出正常的医疗秩序，更不会解决医患矛盾的深层次问题。当医院有此依据后，又会导致多少患者的正当诉求无法保护，会有多少患者锒铛入狱。那么，为什么在“医闹”的问题上，刑法会强硬地将其入刑?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无需考虑复杂成因，进行疏导教化呢?如果医院不是体制内企业(虽然存在民营医院，但体制内医院依然是主流，而且“医闹”现象多发生于体制内医院)，法律是否会以如此强势的态度为其提供支撑呢?还有，《草案》将刑辩律师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明确入刑，作为维护法庭秩序的保障。真有那么大的必要么?当然，《草案》没有单独指向刑辩律师，但是其中含义也是不语自明的。刑辩律师作为私权利的代言人，天然的与公权力的认识会存在差异。在当今思想多元化的时代，一些刑辩律师出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在履行职务及捍卫法律尊严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当，甚至极端的行为对抗公权力，确实令司法公权力不快。虽然有律师个人行为准则因素参杂，但与司法整体失信不无关系，这是一段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可以通过律师执业准则进行调整，也可以通过司法人员行使相应处置权进行调整，完全可以保障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对于《草案》所提及的问题，现存的法律规定中均已存在相应的处罚规定，只不过没有上升到刑事处罚层面。但将之入刑，显然是在滥用立法权力。究竟是律师法庭上的不当言行已经达到了刑事处罚的标准，还是公权力的不满在通过法律进行发泄。现实生活中，被人骂一句，连行政处罚都难涉及，怎么轮到律师就需要判刑呢?当公权力将法律作为一己私器，肆意滥用，使律师屈从于公权力，是否考虑过对私权利的伤害。其实，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人加大处罚力度与“医闹”入罪、刑辩律师入罪，三者间本没有可比性。但仔细品味三者间的立法原由，自然就存在了较大的反差。在保护私权利立法时，必须保持客观、理性、谨慎。一旦涉及对保护公权力立法时，可以大刀阔斧一些。究其根本，可能还是立法者对于公权力受到伤害的认同感更浓重些，更加的感同身受，因为，他们本属一个阶层。法律，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国之公器。一旦成为某阶层实现利益的工具，就是一个国家悲哀的开端。

『玖』 刑法如何保护公民

一、保护功能

刑法的保护功能是指刑法对社会关系的维护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国家、团体、社会、个人均享有各种权利，不同主体根据自己的权利与其他主体发生联系，形成有序的社会关系。这种有序的社会关系又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破坏这种关系的人予以刑法上的制裁，从而保证社会关系的良好运作，便是刑法的一个重要功能。

刑法的保护功能，是通过惩罚犯罪行为予以实现的。犯罪是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国家对此类行为施以刑罚的惩罚，能够对犯罪行为予以打击和压制，使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在被侵犯的社会关系不能得到恢复的情况下，对犯罪人予以非常痛苦的报应性惩罚，使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应当尊重他人的权利；对于哪些对社会关系有最大威胁的人，采取适用死刑的手段，彻底地予以排害，从而保证社会关系的安定。与此同时，通过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进行惩罚，也满足并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正义感，向公众昭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和法律秩序的不可破坏性，从而产生警戒、教育作用，维护社会关系的安定。

刑法的保护功能，是刑法的原始使命决定的。刑法从产生那天开始，就是以惩罚犯罪为其使命的。刑法完全是因为惩罚犯罪而存在，其内容也完全是围绕犯罪而展开。因此可以说，没有惩罚犯罪的需求，就没有刑法存在的必要，通过惩罚犯罪而维护社会安定，是刑法的首要功能，也是最主要的功能。

我国刑法的保护功能，在立法上作出了明确规定。我国刑法典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根据此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刑法是通过惩罚犯罪行为达到保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的。

二、保障功能

（一）保障功能的含义

刑法的保障功能是指刑法所具有的保护没有犯罪的人不受刑法追究以及犯了罪的人不受法外追究，从对国家的刑事追究权力予以适当限制，以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不受国家非法侵犯的作用。

如前所述，刑法以惩罚犯罪为己任，在实践中往往会导致国家刑事追诉权的膨胀和滥用，进而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与此同时，鉴于刑法所使用的是非常严厉手段，一旦滥用，就会对公民的权利产生至巨的伤害。因此，如果国家的刑事追诉权不能予以适当限制，每一个公民均会被刑罚惩罚的阴影所笼罩，生活在不安的环境之中，其生活品质一定会大大下降，本来所向往的快意人生，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再从刑法的目的上看，惩罚犯罪就是为了使公民获得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如果这种惩罚反而使公民产生新的恐惶与不安，也有违于刑法的本意。所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出现，社会公众也强烈要求国家在惩罚犯罪时应当有所节制，不得为了惩罚犯罪而惘视公民的合法权利。